第一节 黄札的成书过程

《札记》的成书过程颇为曲折，开始是应北大之聘讲授《文心雕龙》，为授课而编写讲义，其后是《札记》讲义的陆续发表，再接着是黄侃“手自编校”的《神思》以下二十篇札记作为专书的出版；黄侃逝世后，《文艺丛刊》又将《原道》以下十一篇集中刊发，然后则有四川大学将三十一篇札记集中刊印，最后才是海峡两岸通行本《札记》的出版。

一、《札记》讲义撰写

1914年9月，经章太炎介绍，黄侃应北京大学之聘，讲授“词章学”和“中国文学史”，从此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书生涯，《札记》即是其任教北大的授课讲义。由于黄侃此段时间的日记、书信等因战乱而残缺，我们无法明确他如何应邀讲授《文心雕龙》。不过从别人的记叙中，亦可窥见一二。

首先，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深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早年留学日本时，黄侃就曾师从章太炎，并听其讲授《文心雕龙》。《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8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处午餐。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彼走得甚快，余追不上，不知其去向。”[2]而且，1914年黄侃任教北大之际，章太炎恰好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黄侃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随时与太炎师切磋学术。据《一士类稿》载：“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等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3]另外，《札记》的成书也受到经学大师刘师培的影响。1917年，刘师培在拥护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中古文学史，其中也涉及《文心雕龙》，罗常培记录其口义《文心雕龙》二种。

其次，黄侃在北大所授《文心雕龙》课程十分受欢迎，听众甚多，反响强烈。据冯友兰回忆：“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4]黄侃在北大还曾接替被学生赶下台的朱蓬仙所授《文心雕龙》课程，王利器曾讲述傅斯年回忆当年上《文心雕龙》课的情景：“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听朱蓬仙讲《文心雕龙》。大家不满意，有些地方讲错了，有些地方又讲不到。我和罗家伦、顾颉刚等同学商议，准备向蔡孑民校长上书，请求撤换朱蓬仙。于是我们就上书了。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5]

再次，黄侃讲授《文心雕龙》，并不是五十篇都讲，而是有选择地讲授。对此，范文澜说：“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6]其实，“反三之微意”只是范文澜自己的设想，而并非黄侃的本意，他有选择地讲授《文心雕龙》有着时代、课时、课程等多方面原因，当然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原因是其文学观。黄侃对于弟子参与其《文心雕龙》教研活动也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其“手自编校”的《札记》正文之后就附有骆鸿凯撰写的《物色》札记，这是在其指导下完成的读书笔记。另一方面，范文澜在校时，黄侃是在“词章学”课程的名义下讲授《文心雕龙》的，所以主要选择创作论部分的二十余篇。

《札记》是黄侃1914—1919年任教北京大学的讲义，各篇讲义具体写作时间很难确定，全部三十一篇札记至迟完稿于1919年上半年，即黄侃离开北大之前。张之强说：“其实《文心雕龙札记》一书是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时的讲义，当时只是作为讲义印发，并未公开出版。而黄先生做北大教授，则是始于民国二年冬，民国七年即回武昌，由此可知《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13—1918年之间。”[7]此说不甚准确，《黄侃年谱》谓：“黄侃任北京大学教授时间在1914年秋。民国二年（1913）冬北上是为了出任赵秉钧幕僚长，而不是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又谓：“（黄侃1919年9月）离开北京大学，行前有《与友人书》……现正检点家居，拟于日内奉母南下。虽此主者挽留甚切，无以弭弟思乡之情。”[8]不过，张文据钟歆1921年印行的《词言通释》后记所云“仆昔游京师，从黄先生季刚学，略通音训，命纂《词言通释》，于丙辰冬草创初毕”，判断起码是《札记·章句》的写作时间一定在1916年（即丙辰年）以前，则是非常可靠的。因为钟歆的《词言通释》是完全依据《札记·章句》第九节“词言通释”而作，只是为黄侃的结论添补文献例证，其书《叙》《附言》都是一字不易抄录《札记》的。另外，《札记·章句》最迟1916年即在校内流传，《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3日记载：“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马氏文通》分句、读、顿为三之说，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9]《隐秀》补文之作，徐复说：“民国六年间，先生主讲北大文科，始补撰《隐秀》篇全文，同门海宁孙君鹰若云。”孙世扬（字鹰若）肄业北大时亲聆黄侃讲授，而且关系亲密，经常陪同黄师游玩，被称为“黄门侍郎”，其言当属可信。而1919年3月23日《致陈钟凡书》曰：“斠玄足下：兹寄上《文心雕龙札记》一篇，再请检江式《文字源流表》一篇（《经史百家杂抄》中有），可付缮印，备下星期二用。”[10]尽管目前尚难以知道寄给陈钟凡的是哪一篇札记，但大致可以断定是新近撰写一篇，而且是将于下周课堂讲授要用的。可见，截止1919年3月，《札记》还在撰写之中。

二、《札记》文章发表

《札记》讲义在正式出版之前，部分篇目曾先后发表于一些报刊上：

（1）《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北京大学《国故》1919年第1期（后又发表于《华国月刊》1923年4月第1卷第3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9期）；

（2）《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新中国》1919年6月15日第1卷第2期（后又在天津《大公报》1919年6月27—30日连载）；

（3）《文心雕龙附会篇评》，《新中国》1919年7月15日第1卷第3期（后又在天津《大公报》1919年7月24—25日连载）；

（4）《文心雕龙札记·题词及略例·原道》，《华国月刊》1925年3月第2卷第5期（后又在《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4月10、12、13日连载）；

（5）《文心雕龙札记·征圣·宗经·正纬》，《华国月刊》1925年4月第2卷第6期；

（6）《文心雕龙札记·辨骚·明诗》，《华国月刊》1925年10月第2卷第10期；

（7）《文心雕龙札记·乐府》，《华国月刊》1926年4月第3卷第1期；

（8）《文心雕龙札记·诠赋·颂赞》，《华国月刊》1926年6月第3卷第2期。

从《札记》刊发情况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者，黄侃对著述极为严苛，若非他甚为看重《隐秀》补文，则绝不会于报刊一发再发，且其本人任《国故》总编辑，《华国月刊》则由太炎师亲任社长，黄侃将其补文先后刊于此二刊，自得之意不言而喻。二者，黄侃将其《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部分的讲义，集中交由《华国月刊》刊发，明显有支持该刊的用意，1923年9月创刊的《华国月刊》，除了章太炎任社长外，汪东任编辑兼撰述，黄侃亦为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三者，发表的讲义除为创作性质的《隐秀》补文和《附会篇评》外，其余均以“札记”之名冠之，预示后来将以“札记”为书名。四者，“文之枢纽”五篇札记全部发表，而“论文叙笔”的六篇札记只发表了有韵之文的四篇，无韵之文的《议对》《书记》两篇札记则未发表，则可能与其重声韵情采的文学观有关。

从讲义刊发的轨迹来看，基本符合其授课及编写的顺序。1919年刊发的《夸饰》《附会》之评，为据讲义修改润色的文章，属于《文心雕龙》创作论部分讲义，亦即前期“词章学”课堂讲授的部分内容。1925—1926年刊发的五篇，包括八篇讲义和一篇《题词及略例》，属于《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部分讲义，主要为后期“中国文学概论”课堂讲授的内容。问题是前期“词章学”课堂讲授的创作论部分讲义，为何只刊发了两篇呢？因为黄侃特重“析论为文之术”的创作论部分，认为必须详加疏解才能领悟其奥义，故其对《神思》以下创作论部分讲义，不仅精心结撰，而且早有编为专书的设想。

三、二十篇本《札记》

1926年，黄侃“上半年任教于武昌大学。秋，避难北上，授学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11]。在《华国月刊》刊发总论和文体论部分讲义时，他正着手编校《文心雕龙札记》，亦即《神思》以下的二十篇讲义。任教北师大后，便将其“手自编校”的《札记》书稿，交给由北师大同人所办的北京文化学社，于1927年7月正式出版。文化学社本《札记》封面为暗橘色，左上至下有大字“文心雕龙札记”，下有小字“丁卯六月杨庶堪”，断作两行，并有一小章“沧白”[12]，封里署名“黄侃著”，“北京文化学社印行”。内芯为每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六字，共二百五十页，并附录二十四页。“目次”后首页为“题辞及略例”，并将《序志》札记调为第一篇，再接以《神思》札记。此书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再版。

现有两个问题：一是黄侃平生不肯轻易著书，太炎师谓：“（黄侃）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独《三礼通论》《声类》目已写定，他皆凌乱，不及第次。岂天不欲存其学耶！”[13]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将授课讲义整理出版为《札记》的？另外，既然出书，为何不将三十一篇全出，而只选《神思》以下的二十篇呢？其实，这两个问题又是有联系的。第一个问题，虽然《黄侃日记》对《札记》出版一事只字未提，其他著述也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但是其门人兼女婿潘重规在编辑《文心雕龙札记》时说：“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次二十篇畀之。”[14]就是说黄侃本人并不急于出书，在“门人坚请刊布”的情况下，他也会适当顾及弟子所请。对于第二个问题，《札记》本身给出了答案。黄侃说：“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并一再强调：“至于下篇以下，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若非反复疏通，广为引喻，诚恐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故不避骈枝，为之销解。”[15]黄侃虽然同意门人所请，将其《文心雕龙》札记讲章裒为一集正式出版，但是他也是有条件的，没有将《华国月刊》已发和未发的上篇总论和文体论部分十一篇札记收入书中，即没有将三十一篇札记全部出版；而只是将“专有所属”的“专美”之文部分札记，即下篇“析论为文之术”部分的札记，编为一集正式出版。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篇目“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是自己“反复疏通，广为引喻”“不避骈枝，为之销解”的重点难点部分，将其整理出版会有助于门人及士子更好地理解《文心雕龙》析论文术之精义，避免“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这样一来，黄侃既满足了门人所请，又不违背其严谨的著述态度，可谓一举两得。

四、三十一篇本《札记》

1919年9月，黄侃离开北京大学，任教于武昌高等师范、武昌中华大学等学校，亦曾讲授《文心雕龙》。为教学方便，将讲义印出，分发给学生。对于此事，徐复观这样回忆：“在住国学馆的同时，我们约了七八个同学，私自请他教《广韵》和《文心雕龙》。我们为他印了《广韵》的《声类表》（记得不十分清楚），他并把在武高油印的《文心雕龙札记》分送给我们。”[16]黄侃1923年还在武昌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即是《讲文心雕龙大旨》，主要探讨研究文学的材料和方法。

1935年，黄侃逝世于南京，前中央大学所办《文艺丛刊》计划出版纪念专号，乃检箧中所藏武昌高等师范所印讲章，录出《原道》以下十一篇畀之。《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即《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由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编辑，京华印书馆1937年6月出版。太炎师为专号作序曰：“季刚既殁七月，其弟子思慕者为刻其遗著十九通，大率成卷者三四，其余单篇尺札为多，未及编次者不与焉。”[17]十九种遗著包括：《说文略说》《说文说解常用字》《音略》《声韵略说》《声韵通例》《诗音上作平证》《说文声母字重音钞》《广韵声势及对转表》《谈添盍帖分四部说》《反切解释上编》《求本字捷术》《尔雅略说》《春秋名字解诂补谊》《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书目》《蕲春语》《讲尚书条例》《礼学略说》《汉唐玄学论》《文心雕龙札记》，另有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汪东《蕲春黄君墓表》等。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抽出《文心雕龙札记》一种作为单行，1964年又删去《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书目》一种，将余十七种以《黄侃论学杂著》之名出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改正少数刊误，予以再版。

此前，《札记》除在报刊单篇散发外，已有文化学社专书本和《文艺丛刊》辑录本，前者收录《神思》以下二十篇札记，后者辑录《原道》以下十一篇札记，不过没有全部三十一篇札记专书。《札记》首次以足本出现当属四川大学石印本，据当时编订召集人祖保泉回忆：

1943年秋至1946年春，潘重规先生在四川大学主讲《诗经》《文心雕龙》，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46年初，安徽大学宣告复校，聘先生为中文系主任，潘先生于4月下旬离川大，我班的《文心》课中辍。有人提出集资翻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全班赞成，访求《札记》原文，得三十二篇（包括《物色》），疑为尚有逸佚。8月，佘雪曼先生到校，出其所藏《札记》三十二篇，并一再说：“黄先生只写三十一篇。”于是决定付印。稿由成都华英书局排版，错字多，行次密，难于校改，遂加“勘误表”两页。封面由佘先生以瘦金体署《文心雕龙札记》，印二百册，我得一册，“文革”中遗失。[18]

台湾学者黄端阳亦曾撰文述及川大本之由来，可以印证上说：

至于将卅一篇合为一集，独立成书，成为《札记》最早之版本，实始于1947年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所编印之《文心雕龙札记》。是书之编纂缘于时任中文系主任，并讲授《文心雕龙》之潘师重规离蜀欲返安徽之际，由中央大学佘雪曼提供一神州国光本《札记》，由于此本仅收《神思》以下廿篇，故由祖保泉任召集人，中文系十六级毕业生如胡师自逢、李树勋、宋元谊、章子仲等，至书库配得其余十一篇《札记》，共计卅一篇交由成都华英书局出版。然而迭历战火，复因仅印一百二十册，至今尤为罕见。[19]

黄氏之说仅在所印册数上与祖说略有差异，可见作为亲历其事的召集人，祖说是非常可靠的。川大本《札记》封面为黑绿色，书目录之前有一页，题曰“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刊于国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系”，近隶体。书内页为宣纸，除首两页未标页码外，共八十八页。目录首载“题辞及略例”，次为“原道第一”至“总术第四十四”，但其中“议对第二十四”“书记第二十五”于目录俱脱，而其内文则无缺。可能因为只有这两篇文化学社本既无，又未在报刊杂志发表过，目录编排时仅据二十篇本和《华国月刊》所载篇目，故而遗漏。书末亦附骆鸿凯所撰《物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