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黄札的版本系统

黄侃一生辗转任教于多所大学，弟子众多。1949年以后，多数弟子留在大陆，但亦有不少门人迁居港台，潘重规就是其中之一。故《札记》分别在大陆和港台两地流传，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大陆版本系统和港台版本系统。

一、大陆版本系统

1962年，经黄侃哲嗣黄念田授权，中华书局将北京文化学社本和《文艺丛刊》本“都为一集，重加勘校，并断句读，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卷首《出版说明》指出：“《文心雕龙札记》是黄季刚（侃）先生的遗著……可惜这书从未完整出版过，一九二七年北京文化学社曾把《神思》以下二十篇加以印行，但流传不广，现已极为难得；至于《原道》以下十一篇，一九三五年黄先生逝世后，前南京中央大学办的《文艺丛刊》虽曾发表，见到的人很少。一九四七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曾把全书合印一册，但系该校内部刊物，绝少外传。”[20]中华书局版《文心雕龙札记》甫一发行，就成为大陆最通行的版本。此后，大陆各出版社都以此本为依据，另加附录序跋，出现了诸多的《札记》版本，主要有以下一些：

《文心雕龙札记》　1996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国学丛书

《文心雕龙札记》　200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莱阁丛书

《文心雕龙札记》　2004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学基础文库

《文心雕龙札记》　2006年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文库

《文心雕龙札记》　2006年　中华书局　黄侃文集

《文心雕龙札记》　2014年　商务印书馆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以上各版《札记》，以中华书局《黄侃文集》本最重要，也最有特色。其书由黄侃季子黄延祖重辑，虽然亦据1962年版，但增加内容颇多，变化亦较大：一是将门人所记《讲文心雕龙大旨》辑入书中，置于《题辞及略例》之后，《原道》札记之前；二是将原附录骆鸿凯《物色》札记移至原末篇《序志》之后，作为正文部分；三是增加一组附录，《文学记微（标观篇）》《中国文学概谈》《阮籍咏怀诗补注》《李义山诗偶评》，以及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四是强调了《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非对《隐秀》所作札记，故将目录改作“补隐秀第四十并序”，并于篇末注曰：“此篇并非《隐秀》篇之札记，而是补今本之阙。”正文内容部分变化最大的是，“《章句》篇先君引《说文》字，原为篆体，因排版困难，原中华版化篆为楷，时多误解。重辑时，一一附加篆体”[21]。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学丛书》本由陈引驰校订，增加了黄侃《文学记微（标观篇）》《中国文学概谈》两篇作为附录，俾便参读。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由周勋初导读，书前列周氏《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余则全同中华书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基础文库》本由吴方点校，全据中华书局本，无增无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本即原《蓬莱阁丛书》本，系重新包装再版。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由卢盛江导读，书末附简洁的《黄侃先生学术年表》和卢氏《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二、港台版本系统

港台的《札记》版本，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据北京文化学社本影印的两个版本。1971年，台北《学人月刊》杂志社将北京文化学社本影印成三册，录于“五元文库”之中；1979年，台北新文丰出版社亦根据北京文化学社本，另印平装小三十二开本，页次与版式与文化学社本完全相同，收于“零玉碎金集刊”之中，书末附有两页勘误表，纠谬三十四处。另一类是三十一篇的《札记》全本，肇始于1962年香港新亚书院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由潘重规取文化学社本和武昌本合编付印[22]，并据武昌本对比文化学社本之异同，爰作校语[23]。又仿文化学社本移《序志》札记于《题词及略例》之后，附录保留骆鸿凯的《物色》札记，并增补其所撰《读文心雕龙札记》[24]，最后殿以《文心雕龙札记跋》。此书于1973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在台发行，成为台湾地区最通行的《札记》版本。

2002年，黄延祖授权台湾凡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由花神出版社出版新的《札记》。黄延祖说：“此次刊印包括先兄念田重加勘校、并断句读的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版的全部。”可见，花神本乃大陆中华书局1962年本在台湾的授权翻印本。不过，该书的附录是所有版本中最丰富的，花神本实际上也是大陆《黄侃文集》本的前身。篇目内容上，花神本已经“附加篆体”[25]；《讲文心雕龙大旨》也已置于《题辞及略例》后，并强调了《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非所作札记，目录已改作“补隐秀第四十并序”，篇末注：“此篇并非《隐秀》篇之札记，而是补今本之阙。”[26]只是骆鸿凯《物色》札记仍列于附录首篇，相较《黄侃文集》本，附录多了《咏怀诗笺》（金静庵辑）、刘彦和生平（《梁书·文学传·刘勰传》、《南史》本传）、刘彦和简谱（华中麐辑）。附录后依次为黄侃次子黄念田1959年9月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写的《后记》、季子黄延祖为1999年9月新版《札记》写的《后记》。

台湾花神本和大陆《黄侃文集》本都有微瑕，两本在附录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之末，均括号附注曰：“一九四九年后原书改名为《文心雕龙注》，各版均未收此序。”此说明后半句没有问题，前半句则不确。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脱稿于1923年，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刊行，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又分上、中、下三册出版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以七册线装本形式再版《文心雕龙注》。北平文化学社本是以新懋印书局本的材料为基础彻底改造而成的新注，开明书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改编修订而来，至此“范注”基本定型。1958年经作者请人核对和责任编辑又一次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两册重印，这就是现在通行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经过对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和《文心雕龙注》的仔细研究，可以确定这是范文澜早期的两部著作，后来“范注”各版均不收《讲疏》之序，原因即在于此，因为既然是两部独立的著作，后一部著作没有必要收录为前一部著作写的序[27]。

另一问题是，花神本附录《咏怀诗笺》和《阮籍咏怀诗补注》，前者目录标明“金静庵辑”，正文题下也标注“季刚先生讲 金静庵辑”，《延祖后记》亦谓“《咏怀诗笺》（金静庵辑）”；后者则目录、正文题下与《延祖后记》俱无标注，当是黄侃上课讲义，黄焯在《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一文中说：“故自甲寅（1914）秋，即受北京大学教授之聘（时年二十八岁），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讲义有《文心雕龙札记》《诗品疏》《咏怀诗补注》等。”[28]另外，《咏怀诗笺》文末有毓黻案：“往岁就学京师，蕲春黄季刚先生为讲阮嗣宗咏怀诗，复为此笺，以发其蕴。谨手录之，藏于箧中者多年。外间固未之见也。顷者友人董袖石，撰《阮步兵年谱》，采摭甚备，将付手民。爰出此笺，以实其后。或能为读本刊者，瀹启性灵之一助乎。民国十九年三月重校一过，附识此语。”《阮籍咏怀诗补注》文末亦有延祖落款：“柔兆执徐毕皋之月朔日写竟。黄侃季子记。”[29]据此可以判定，《咏怀诗笺》为金毓黻据黄侃课堂讲授所作笺证；而《阮籍咏怀诗补注》则为黄侃课堂讲授阮籍咏怀诗的讲义，黄延祖于1976年五月初一誊抄完毕。花神本无误。然《黄侃文集》本《延祖后记》于《阮籍咏怀诗补注》后括号标识“金静庵记”，而其目录与正文题下俱无标注，且文末延祖落款与花神本同，则《延祖后记》明显有误。致误缘由盖因《黄侃文集》本《延祖后记》，系从花神本移植而来，仅将原《后记》提到的附录之文而《黄侃文集》本未予收录者删除，如《咏怀诗笺》（金静庵辑）、刘彦和生平（《梁书·文学传·刘勰传》、《南史》本传）和刘彦和简谱（华中麐辑）。可能在删除时不小心，将《咏怀诗笺》后的“（金静庵辑）”移至《阮籍咏怀诗补注》后，并改“辑”为“记”。由于《黄侃文集》本附录中实际没有金毓黻之文，故《延祖后记》所谓“金、骆、范诸君为先君入室弟子，所论述自有参考价值”，其中“金”字也就没有着落了。

此外，花神本目录“《文心雕龙讲疏》序（范文澜）”页码为“三三九”，正文实际页码为“三四一”。第二二三页单页书眉“专类第三十八”应为“事类第三十八”。还有目录“补隐秀第四十并序”，正文题目仍作“隐秀第四十”，两者不统一。《黄侃文集》本也存在这一问题。其实，《札记·隐秀》篇末注：“此篇并非《隐秀》篇之札记，而是补今本之阙。”就可以了，目录与正文标题还是应该保持统一。

三、《札记》各版本之异同

统观《札记》的十几个版本，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北京文化学社本为母本，包括台北《学人月刊》杂志社的《五元文库》本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零玉碎金集刊》本，共有《神思》以下二十篇；二是以中华书局1962年本为母本的版本，包括华东师大《国学丛书》本、上海古籍《蓬莱阁丛书》本、人民大学《国学基础文库》本、中华书局《黄侃文集》本以及台湾的花神本；三是以香港新亚书院潘重规校本为母本的台湾地区版本，主要有文史哲本。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非常独特的版本：一是《文艺丛刊》本，收录的是《原道》以下的十一篇；二是川大石印本，是以文化学社本为基础，经多方访求所得三十一篇全璧，并未参考其他任何版本，因印数少，仅在校内流传，故后来的版本，无论是大陆版本还是台湾版本，都鲜有提及川大本，更别说以其为参校本。尽管《札记》版本众多，但若细细比较，仍可发现一些异同之处。

其一，大陆和港台版本系统中各有一个通行本。大陆版本系统中的通行本是中华书局1962年本，港台地区则是潘重规合编本。这两个“母本”之间没有互相参校，也没有参校川大本，但都参考了文化学社本。另外，大陆版本《原道》以下十一篇是从《文艺丛刊》本辑录的，港台版本则是从武昌讲义本辑录的。

其二，大陆和港台两个版本系统都对《札记》文本进行了细致校勘。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札记》时，就由黄念田详细校勘并断句读，其他版本也多由专人校勘，如华东师大本由陈引驰校订，人大本也由吴方对其进行点校。潘重规合编本不仅有编者所作按语，而且在其《读文心雕龙札记》一文中，对黄侃《札记》的相关内容还进行了重校。如《总术》“若笔不言文”条，潘重规曰：“黄君《札记》云：‘不字为为字之误。’规按：不似‘乃’字形近之误。《韩子·内储说下》：‘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不能成也。’顾广圻曰：‘不当作乃。’亦乃误为不也。”[30]尽管诸多学者用心校勘，《札记》仍有一些纰缪之处，主要集中在引文部分。如《札记·明诗》于“暨建安之初至此其所同也”条下，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曹氏基命，三祖陈王。”据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宋书》卷六七，“三”当为“二”，“二祖”指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又如《札记·原道》引《淮南子·原道》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31]检《淮南子》原文，“用”当为“因”。

其三，比较以中华书局1962年本为母本的大陆版本系统和以潘重规合编本为母本的港台版本系统，发现其中相异之处甚多，可资相互校证。现对比中华书局1962年本和潘重规合编本，并参阅文化学社本，略举一二。第一，文字错讹。《神思》“积学以储宝”条下《札记》释文，潘重规合编本为“……纪氏以为彦和练字未稳”[32]，但中华本“练”作“结”[33]。检文化学社本亦作“练”。然“纪评”原作“结”，当以“结”为准。第二，文字互倒。《题辞及略例》，潘本作“若其悟解殊特，术测异方”[34]，中华本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35]，文化学社本同中华本。盖潘本将“术”“持”互倒，且因形近误“持”为“特”。第三，断句不当。《札记·原道》题解，潘本“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36]，中华本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37]。从句意上看，中华本更为通顺，与上下文连贯，且发表于《华国月刊》的《札记·原道》断句与中华本同。

其四，大陆和港台两个版本系统中，各有一个资料非常丰富的版本，大陆为2006年中华书局《黄侃文集》本，港台为花神本。这两个版本所收资料虽然丰富，但也并非没有遗憾。笔者在搜集整理资料时，发现黄侃还有许多关于“龙学”的论述，这些材料亦可收进附录。例如，《黄侃日记》记载其曾据《文心雕龙》唐写本残卷校勘《文心雕龙》：

小石以所过录赵万里校唐写残本《文心雕龙》起《征圣》，讫《杂文》见示。因誊之纪评黄注本上，至《明诗》篇。

仍校《雕龙》……今日内山书店寄来铃木虎雄震旦文学研究。

因属石禅寄银（十四元一角）买内藤还历《支那学论丛》，以其中有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也……校《雕龙》。

校《雕龙》讫。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涉及《文心雕龙》义理校勘的记载，如《黄侃日记》中“《申鉴·杂事下》，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玄，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此义《文心·宗经篇》未及甄述”；再如“《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向于‘菀其鸿裁’句不甚了了。今见唐写本乃是‘苑’字，始悟苑、猎对言。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以为模范；心巧之人亦能于篇中择其艳辞以助文采也”[38]。这些散见的文字亦可附录于《札记》之后。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善本”，亦能窥见黄侃“龙学”研究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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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下编，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年，第2515页。

[2]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0页。

[3] 徐一士著，李吉奎整理：《一士类稿》，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102页。

[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5] 王利器著，敏泽主编：《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6]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自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第3页。

[7] 张之强：《读〈文心雕龙札记·章句〉》，《训诂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8] 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48页。

[9]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7页。

[10] 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0—141页。

[11] 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12] 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晚号邠斋，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孙中山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06年春，中国同盟会重庆支部创立，杨庶堪为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庶堪、张培爵、朱之洪一起领导了重庆辛亥起义。此后参加护国、护法斗争，先后任四川省省长、中国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长、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广东省省长、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等要职。1942年8月6日，杨庶堪在重庆南岸病逝，享年六十一岁。1943年7月19日，国民政府在杨庶堪事业发源之地重庆府中学堂旧址，建立杨沧白先生纪念堂，并将其所在的炮台街改名为沧白路，将其出生地巴县木洞镇改名沧白镇，以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赫赫功臣。

[13] 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九）·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3页。章太炎《题中央大学所刻黄先生纪念册》又谓：“（黄侃）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读之数周。然不欲轻著书，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章太炎全集（九）·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0页）刘赜《师门忆语》亦曰：“（黄侃）其学尤长于声音故训，虽单辞剩义，莫不为有识者所宗，而不轻著述。自谓：修轨不暇，如欲成书，当俟五十以后。”（程千帆、唐文编辑：《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15页）

[1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跋》，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232页。

[15]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91页。

[16] 徐复观：《关于黄季刚先生》，《徐复观全集》之《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37页。另，徐复观回忆，1923年师范毕业后，因不满于做一个小学教员，“当时听说武昌创办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馆，我于是铤而走险，跑到武昌去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三千多学生，我的卷子是黄季刚先生看的，他硬要定我为第一名。他在武昌师大和中华大学上课时对学生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徐复观全集》之《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17] 章太炎：《题中央大学所刻黄先生纪念册》，《章太炎全集（九）·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0页。

[18] 先师祖保泉教授1998年1月20日手书《〈文心雕龙札记〉川大本付印简况》，并复印一份给我。

[19] 黄端阳：《试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刊行——兼论四川大学本〈札记〉》，《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主编：《2007〈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812—813页。

[20]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5、1页。

[21] 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0、342—343页。

[22] 潘重规说：“先师早年著述，多不留稿。殁后，同门刘博平孙鹰若二兄以所藏武昌排印讲义本《札记》见示，颇有出下篇之外者。惟黉舍讲义，取办咄嗟，其间讹衍脱落，断烂俄空，或并下入上，或跳此接彼，几至不可句投。既无原稿可资雠校，乃以意订补，手写副本，什袭藏之。遘乱以来，伏窜山陬，流离海峤，忽忽逾二十年。比以息肩香岛，承乏讲筵，因取北平武昌二本合编付印，虽非完稿，而先师早岁论文大旨略存于是矣。”（潘重规：《文心雕龙札记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232页）

[23] 如《题词及略例》：“……庶以免戾为贤。若夫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是在吾党之有志者矣。（重规案：为贤下数句，文化学社本作“如其弼违纠谬，以俟雅德君子”。）”再如：“《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惟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移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槷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说，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重规案：此条文化学社本无。）”（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5—6页）其实，文化学社本《札记》卷首之“题辞及略例”，较1925年3月《华国月刊》所载有所删改是有原因的，详参本书第九章《范文澜与黄侃及同门的关系》。

[24] 潘重规说：“北平本旧附录同门骆君绍宾《物色》札记一篇，今亦仍之。又往年随侍讲坛，尝为札记一卷，荷师点定。以保存手迹，故未坠失，兹亦取以附刊于后。其所论列，有与范文澜、杨明照诸氏校注暗合者，皆删去之。傥存一得之愚，则胥由师说之所闿示也。”（潘重规：《文心雕龙札记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232页）

[25] 《札记·章句》篇末延祖识：“先君原作《札记》引《说文》字多作篆体，因排版困难，中华版化篆为楷，时多误解。今凡有可能一律加注篆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台北：花神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26]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台北：花神出版社，2002年，第346、234页。

[27] 详参本书第五章《范文澜对黄札的承袭与超越》。

[28] 程千帆、唐文编辑：《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8页。

[29]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台北：花神出版社，2002年，第291、318页。

[30] 潘重规：《读文心雕龙札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230页。

[31]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页。

[32]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95页。

[33]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2页。

[3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5页。

[35]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

[36]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1962年，第12页。

[37]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38] 黄侃：《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