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留别”国民革命的革命文学续写

茅盾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常常受到政治化的解读，当时不乏“经典”的评价，但日后逐渐陷入单一的固化模式，反而遮蔽了许多其他可能性。今天若要重新在政治史视角下透视茅盾的创作活动，自然不能简单地重复既往僵硬的政治化解读，而要从文本细节和具体历史事件中，来发现被既往固化论述所遮蔽的作家精神世界。而在茅盾诸多作品中，《子夜》的解读史尤为固化。不妨就从《子夜》开始，回到从国民革命到中原大战的政治史细节，从具体史实当中寻找茅盾精神演变历程的有效证据。

文学史经典一向认为《子夜》描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1]。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即1927—1937年国共内战期间的土地革命。然而茅盾在谈论《子夜》怎样写成时，却对1930年“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作出过这样的说明：

……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2]

既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那么1930年“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茅盾，究竟如何运用1927年以前的实际革命经验来解答《子夜》面临的这些新“问题”？值得继续追问的是，如果仅从“第二次国内革命”也即国共内战的维度，来理解吴荪甫等1930年“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吻合《子夜》的背景设定？《子夜》是否真如历来的文学史所述，仅限于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中国？“脱党”后却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1930年代初所写的《子夜》又与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有什么样的关系？既往研究未曾充分讨论的这些问题，究竟昭示了茅盾本人怎样的革命记忆与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