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实业家背后的国民党改组派

《子夜》写到吴荪甫与赵伯韬多次在公债投机市场上斗法。这里的公债投机与一般的股票交易不同，背后隐藏着更为尖锐的政治斗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蒋派同冯、阎、桂、张（发奎）等各派新军阀争夺国民党中央统治权的战争。已经占据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蒋派，为了筹集军费发行了巨额公债，即以政府债券的形式向民间借资，并向金融机构强行摊派。与大多数国家政府发行的“国库券”不同的是，一旦蒋派落败，国民党中央若为其他军阀占据，自然不会如期偿还蒋派向民间借资而发行的公债，债券将极有可能变为“废纸”。故而在公债投机市场上，蒋派中央军与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局势，会直接影响公债的价格走向。蒋军胜则购买公债者增多，公债价格上涨，做“多头”者获利；蒋军败则购买者减少，公债价格随之下跌，做“空头”者获利。而当时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公债投机是每月月底交割，逐月结算，每月的具体战争形势会对公债市场产生不同影响。

《子夜》所写的公债交易所斗争，第一次是在1930年5月吴老太爷葬礼后吴赵首次“合作”，联手做“多头”买涨。5月底交割前突然遭遇公债跌潮，吴荪甫怀疑赵伯韬骗了他，但吴荪甫5月的公债投机最终还是成功了。第二次则是6月初吴荪甫开始单独做“空头”买跌。6月4日张桂联军攻占了长沙，蒋军落败的消息导致公债大跌，吴荪甫本可获利。可惜张桂联军占领长沙不久即撤退，蒋军将要夺回长沙的消息会刺激市场上的公债价格大涨，那么吴荪甫必定会蒙受巨大损失，故而6月中旬吴荪甫又转做“多头”，赵伯韬则做“空头”买跌，故意与吴荪甫对立。几经波折，6月底吴荪甫虽然“公债上损失了七八万”[3]，但也第二次“稳渡”“险关”。第三次是7月吴荪甫坚持继续做“空头”，并与做“多头”的赵伯韬在公债交易所决一死战，未到月底，即因杜竹斋的叛变而大败。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最初曾与赵伯韬做“多头”买涨而获利的吴荪甫，本应只从商人的实际利益出发来考虑公债投机的方向选择，但为何后来常常坚持冒险做“空头”，要看跌公债呢？除了黄奋提供的战局内幕消息诱导其投机动向之外，恐怕还与吴荪甫的政治立场不无关系。1930年的中原大战，各派军阀要与蒋派中央军争夺统治权，在军事之外必然还要涉及政治上的争夺，故冯、阎等军阀不仅拉拢了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西山会议派”，更联合当时国民党内最大的反蒋政治力量改组派[4]，以标榜其政治“正统”。事实上早在《子夜》正式成书前，“改组派”之名在茅盾笔下已经出现。1931年茅盾在小说写作过程中“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这份《提要》手稿至今存留，其中列出了小说的主要人物，首先是“两大资产阶级的团体”:“吴荪甫为主要人物之工业资本家团体”和“赵伯韬为主要人物之银行资本家团体”，以及“介于此两大团体间的资产阶级分子”。《提要》介绍了“他们的政治背景”，称“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即汪精卫派）”,“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而在该《提要》手迹上，“即汪精卫派”这五个字是茅盾在原文“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旁用另一支粗笔特别标注的[5]。茅盾对吴荪甫政治立场的这一特别标注，究竟在强调什么？这种政治立场，又对吴荪甫的公债投机动向有何影响？

所谓改组派，正式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7年宁汉合流后一度政局动荡，汪精卫因“清共”不力遭到排挤，当年12月被迫引退，再赴法国[6]。而退出共产党后一直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于1928年3月在孙伏园创办的新刊物《贡献》上，分四期连载《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7]，正式提出了其“改组”主张，4月又出版了他1927年在武汉时撰写成的小册子《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8],5月创办《革命评论》周刊[9]; 6月顾孟余、王乐平创办《前进》杂志，都将海外的汪精卫奉为领袖，强调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国民党改组精神”[10]，标榜回归孙中山三民主义，回归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正统[11]，以此来反对占据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蒋派。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1929年2月发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其时汪精卫尚在法国，陈公博也于1929年1月赴法，改组派实际由王乐平负责。改组派随即办了《夹攻》《民意》《检阅》《急转》《革命道路》等刊物[12]。国民革命时期在武汉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这时也把《贡献》旬刊办成改组派阵地之一[13]。陈公博、王乐平甚至在上海创办大陆大学，宣传改组派思想。改组派影响颇广[14]，尤其在文艺界和青年学生中间一时风行[15]。而王乐平被蒋刺杀，成了1930年政治新闻的焦点[16]。茅盾上述《提要》“总结构之发展”的第三条，就是“夹杂着政治上的与交易所中之种种阴谋，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斗争尖锐化到极点，且表面化，因而发生了暗杀及假借政治力量（赵勾通政治势力将以勾通改组派之罪通缉吴荪甫）等等丑剧”[17]。正与王乐平被刺事件形成对照。而1930年刚刚从日本秘密回到上海的茅盾，初到表叔卢鉴泉家时，身处上海的金融家卢鉴泉却早已听到传闻说是汪精卫叫茅盾回来，以图联合冯、阎讨蒋而东山再起。尽管这一消息立即遭到茅盾否定[18]，但显然在《子夜》创作初期，茅盾就关注到了改组派的反蒋政治主张，并将其纳入创作视野当中。

改组派不仅与南京国民党中央在政治上争夺统治权，更利用此前广州国民政府期间和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为汪派所控制的张发奎、唐生智等军队高级将领，多次组织军事反蒋。直至此次中原大战，作为汪派嫡系部队的张发奎部，又与冯、阎、桂系联合行动，一致反蒋；而汪派政客则在北平联合各派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19]。《子夜》中吴荪甫“也和汪先生的朋友来往”,“盼望‘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拥汪反蒋；而赵伯韬则支持蒋派“他们希望此次战事的结果，中央能够胜利，能够真正统一全国”[20]。在茅盾的最初设定和后来小说的具体描绘当中，吴荪甫的政治立场显然更倾向于改组派而非蒋派。故而在投机中屡屡看跌蒋派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偏要做“空头”，与常常看涨蒋派公债的“多头”大王赵伯韬，在交易所拼得你死我活。

除了写吴荪甫的公债投机受到其改组派政治立场的影响之外，茅盾还将吴荪甫在中共领导的罢工运动与蒋派赵伯韬金融封锁的两面夹攻中悉力奋斗的情形，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来统筹全篇结构。而改组派最著名的口号“夹攻中之奋斗”，正是这种立场的典型表述。这一口号来源于国民革命时期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之前于1927年7月发表的同名文章《夹攻中之奋斗》。在1928年张北海将一系列改组派言论以《夹攻中之奋斗》为题编辑成册，详细阐述了改组派既反共又反蒋的立场，并与第三党、西山会议派等其他派别划清界限，成了改组派的理论宣言书。这本小册子扉页上就题有汪精卫手书的一句话“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21]。而这句话原本是1927年双十节《申报》国庆纪念增刊上的汪精卫题词，秉承了汪派在武汉分共之后既反帝（英美）又不附庸于共产国际（苏联）的“不左不右”路线[22]。自然而然地成为日后改组派反蒋反共的宣言。“夹攻中之奋斗”最终成为汪派的“座右铭”，在国民党改组派刊物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攻势之下，这个本来颇显“艰难”的口号，反倒成了争夺革命正统的有力武器。改组派赵惠谟主编的刊物干脆将刊名叫作《夹攻周刊》，标榜在左右之间备受“夹攻”[23]。自认为处于赤白帝国主义夹攻中的改组派，一再寻求的正是“打破赤白帝国主义者夹攻势力的方法”[24]。其所谓“赤白帝国主义”分别代指英美与苏联，而意在指责与之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国民党蒋派和中共两方，实际上仍是做出备受左右“夹攻”的委屈姿态，以“悲剧英雄”式的形象博取同情。1928年陈公博在《革命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今后的国民党》，提出了国民党的统一与扩大，称“十三年本党改组的精神，一面含唤起本国的民众，一面含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甚至要建立第四国际即所谓“东方国际”[25]。有趣的是，一方面蒋派宣传册将改组派指为“盗窃共党理论”的“苏俄帝国主义的走狗”[26]；另一方面改组派的反蒋“革命”活动，仍被中共方面视为国民党内部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27]。正应和了改组派被右视为左而被左视为右的备受“夹攻”形象。其实改组派“夹攻中之奋斗”的姿态，早在1927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已经显现。汪派把持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是在南京蒋派另立中央和中共方面接到共产国际“五月指示”而工农运动愈加“过火”的情形下，自认为于左右“夹攻”之中努力奋斗。而《子夜》中吴荪甫恰与汪派一贯的口号“夹攻中之奋斗”一样，一面在丝厂里依靠屠维岳对付中共领导的罢工，一面又在金融界与蒋派赵伯韬不断斗法。

那么茅盾为何会给吴荪甫这位实业家设定汪派政治立场，又为何要给赵伯韬这位金融家设定蒋派立场？小说第三章各色人等聚集在吴府葬礼上，陈君宜、朱吟秋、周仲伟等实业家交相诉苦，称工厂资金困难而借贷无门，金融界只管疯狂投机证券却不顾实业的资金周转需求。金融对实业的不支持甚至掣肘，被唐云山解读为蒋汪两派代表不同集团利益而有不同政策：

唐云山立刻利用机会来替他所服务的政派说话了。他一向对于实业界的大小老板都是很注意，很联络的；即使他的大议论早就被人听熟，一碰到有机会，他还是要发表。他还时常加着这样的结论：我们汪先生就是竭力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真心要开发中国的工业；中国不是没有钱办工业，就可惜所有的钱都花在军政费上了。也是在这一点上，唐云山和吴荪甫新近就成了莫逆之交。[28]

作为实业家的吴荪甫，其政治立场必定与自身利益相关。“他虽然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那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29]。之所以会成为汪精卫改组派的追随者，正是由于被称为“实业党”的改组派对工商业的支持。在吴荪甫热烈盼望的“北方扩大会议”上，汪精卫的《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草案》主张严格管控金融，而将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业上[30]，正与唐云山“发公债都是用在振兴工业”的理想高度一致，怎能不令吴府这些被金融界掣肘的实业家们为之倾心。此后实业家联合体益中公司的成立，就是在唐云山这种汪派实业理念支持下促成的。而梦想中的实业王国也恰是吴荪甫筹划已久的大计划，正符合茅盾在小说手稿上曾为《子夜》构想过的一个英文副标题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即“中国实业化的故事”[31]。对比同一时期改组派的民生主义理论——“实业计划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实与民生主义相表里，假使实业计划不克完成，民生主义必无从实现”[32]，显然高度契合。而与汪派发展实业的政策相反，蒋派却在“四一二”前后获取上海金融界及外国资本的支持[33]，不仅滥发公债，其与各派军阀的混战更导致《子夜》里益中公司合伙人孙吉人“江北的长途汽车被征发了，川江轮船却又失踪”[34]，益中八个小厂的产品销路亦受战事影响。难怪吴荪甫这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会持有一种与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都不相同的政治立场。

汪派拉拢工商业者建立革命同盟的做法由来已久，早在1924年广州国民党中央即设立实业部。到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更接连发表汪精卫“切实领导工商业者进一步更密切的加入革命战线”的训令。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汉口《民国日报》配合汪精卫训令撰写社论的，正是作为尚未使用笔名“茅盾”创作革命文学的沈雁冰。若将这些社论与唐云山那段汪派言论对比，即可发现茅盾本人当时对汪派实业政策的认可：

……但是事实上，国民党早就有发展工商业的计划，曾屡次宣言国民党是要“造产”，又发展商农协会，以谋商人团结起来，谋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过国民党对于那些不是真真工商业者的大地主和买办阶级是不帮助的，因为大地主和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代理人，他们就是剥削工商业者的人。[35]

唐云山在吴府的议论几乎是当年茅盾汉口《民国日报》社论的翻版。只不过1927年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代理人”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大地主和买办阶级”，成了《子夜》中1930年的蒋派中央军和“剥削工商业者的”金融家赵伯韬，而当年的武汉国民政府如今变成了“北平扩大会议”中的改组派。

如此看来，《子夜》并不像文学史经典所述仅限于描绘“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与人们所熟知的茅盾早期革命题材小说《蚀》三部曲和《虹》等相较，“《子夜》的问题是大革命时期的矛盾的延长”[36]。《子夜》之所以对汪派从广州至武汉再到北平的一系列实业计划念念不忘，其实还与茅盾本人的革命经历有密切关系，更昭示了作者复杂的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