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设想

故而，具体到茅盾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创作而言，在质疑面前，研究者大可不必执着于“捍卫”茅盾作品的左翼“经典”地位，而应努力还原茅盾创作的复杂进程。从而揭示出茅盾的左翼文学经典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单一的左翼视野，进而突破既有视野，呈现茅盾小说创作中鲜为人知的精神历程。

在民国史视角下研究茅盾1927—1936十年间小说创作的精神历程，关键不在于这段历史是否被冠以民国史之称，而在于如何切实地回归历史视角。那就需要切实地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视角下，甚至综合这些视角，来讨论茅盾如何以小说创作呈现其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复杂精神历程。

在小说作品方面，本书将紧紧围绕《子夜》这一轴心，在重点考察部分作品的同时，综合考察茅盾早期革命文学和“左联”时期的创作，如《云少爷与草帽》《牯岭的臭虫》《幻灭》《动摇》《追求》《创造》《自杀》《色盲》《虹》《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牯岭之秋》和佚作《上牯岭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8月18日）等，并着力呈现这些作品相互之间——尤其是它们与《子夜》之间——复杂的互文本关系。这种研究需要打通革命文学论争前后和“左联”时期，将1927—1936年间能够呈现茅盾精神历程的那些小说创作，互相联系起来考察，而非对这十年间每一部茅盾小说的罗列梳理。重点在于讨论那些与小说创作相关的问题，倒不必刻意追求全面。

除小说外，还涉及革命文学论争文章和茅盾左翼文学评论，及茅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的社论等各类文献。此外，茅盾的早期革命经历，尤其是与汪精卫、毛泽东的工作关系及对二人观念不同程度的接受与反思，茅盾与瞿秋白在左翼文学创作上的“讨价还价”，甚至国民党汪蒋两派从宁汉对立到中原大战的不同经济政策与立场，及中共中央与“托派”对“立三路线”下工人运动的不同态度，等等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细节，也都将成为研究茅盾精神历程的外部材料。

具体而言，首先将从政治史视角来解读茅盾的革命文学创作，还原包括《子夜》等“左联”时期作品在内的茅盾小说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呈现茅盾审视中国社会的革命视角究竟如何形成，带有哪些特征，与后来的土地革命视角有何不同。

继而将政治史视角下的《子夜》写作主题转换呈现出来，揭示茅盾如何从最初为小说设定的汪蒋之争主题，经瞿秋白指导与干预，改写为“回答托派”的主题。从而展现茅盾远比后来固化的左翼视野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

接着在汪蒋之争的主题下，从军事史视角来审视茅盾早期革命文学题材作品《幻灭》与“左联”时期代表作《子夜》，如何共通地书写了国共合作时期“铁军”的革命活动，又如何展现了这支部队在大革命及中原大战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进而揭示茅盾对国民党左派从期许到失望的复杂精神历程。

然后在经济史视角下，通过对三个“记事珠”《棉纱》、《证券》、《标金》和《提要》及小说大纲等文献谱系的系统性考察，来还原茅盾《夕阳》写作过程中，如何经瞿秋白干预而改写为《子夜》，并将实业与金融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的阶级关系。从而还原茅盾原本的经济史视角。并进一步将经济史视角扩展至对《春蚕》《林家铺子》等不同层面作品的解读，突破既往关于《子夜》表现世界经济危机对华经济冲击的固有说法，还原茅盾小说中联通世界经济的中国乡村和受制于本土战事的城镇经济。从而展现茅盾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实际上较之瞿秋白的阶级视角，更为丰富多元。

在此基础上展开经济史视角下的文本细读，不再停留于文本之外的史料，而是回到茅盾小说文本中，考察作品文字如何不同于作者的“夫子自道”及后世对作品主题的想当然的理解，从而追问茅盾“左联”时期一系列社会剖析小说中，资产阶级究竟何以体现其民族资产阶级属性，经济危机又究竟是否完全是世界经济危机使然。

此后，更回归到文化史视角下，通过茅盾作品的翻印问题，来重新审视“左联”与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之争中，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如何将这一时期创作的《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秋收》《残冬》等作品写成左翼的“民族革命文学”，而区别于国民党官方的“民族主义文学”，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再次揭示茅盾小说中“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的问题。

并在文化史的视角下，以文献考据为基础，来重新探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茅盾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艺除了知识分子之外，如何展现小商人等不同群体在革命中的遭遇，把小资产阶级问题扩展到知识分子之外更为广阔的社会群体之中，将大革命期间茅盾在武汉报社工作期间所接触到的一系列工农运动报道材料，与《动摇》中的商民运动书写相对照，探寻茅盾如何呈现国民党左派主导的商民运动的失败，反思国民党左派陈公博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从而突破固化的阶级视角，来呈现社会运动中更为复杂的群体和派别问题，从而探寻茅盾审视中国社会的理论视角与思考维度。

最终回到社会史视角，从茅盾小说中工人运动的分化问题入手，呈现黄色工会对罢工运动领导权的争夺，及其服务于资方而安抚工人的属性，探讨茅盾如何描绘工人运动中的工贼，揭示固化的阶级视角所无法呈现的阶级内部问题。

事实上，所有这些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本就交织在一起，很难决然分开。而研究更多的是针对茅盾小说创作与精神历程的具体问题而做，不过是借助这些历史视角来辅助研究，绝非固化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每一个层面的历史视角出发去寻找问题，那样只会本末倒置。当然，这些回归历史视角的研究固然指向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但实际上还有小说创作者茅盾自身的精神历程融入其中，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价值呈现。研究最终要呈现的，不仅仅是小说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外在世界的简单反映，更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茅盾本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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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雯（瞿秋白、鲁迅）:《〈子夜〉和国货年（续）》,《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3日。

[2]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3]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4]《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先生在副刊座谈会上的讲演》,《新疆日报·绿洲》1939年6月1日（星期四）第4版。

[5]“剩下一个问题不可以不说几句：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个论点：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它是代表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当前革命的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论点。《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派的谬论。在这一点上，《子夜》的写作意图和实践，算是比较接近的。”见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载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76页。

[6]“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见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7]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是否真的就清晰而明确地预设了这一主题与观念？这一主题、观念与《子夜》的文本实际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见梁竞男、张堂会《〈子夜〉“主题先行”问题与吴荪甫形象之矛盾》,《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8]笔者此前在相关学术论文中误将此次演讲的地点写为新疆学院，实应为新疆日报社，只是有新疆学院的学生来听演讲。特此更正，并为该错误致歉。而茅盾1977 年为重印《子夜》所写的《再来补充几句》中，曾说“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新疆乌鲁木齐，曾应新疆学院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演讲。当时的演讲记录，后来登载在《新疆日报》的副刊，加了个题目：《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先生在副刊座谈会上的讲演》”（见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载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73 页）。实际上，当时新疆首府使用汉语旧称“迪化”，并不使用蒙古语音译名称“乌鲁木齐”。可见茅盾的说法或许大体准确，但在细节上仍有进一步实证的必要。

[9]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10]茅盾：《子夜（手迹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11][美]维姆萨特、比尔兹利：《意图谬见》，罗少丹译，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12]葛飞：《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3]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 年第3期。

[14]增田涉：《茅盾印象记》，载庄钟庆《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26页。

[1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86页。夏志清以此评价钱钟书《围城》不仅主题深刻，而且处理适当。

[16]原文见施蒂而《读〈子夜〉》,《中华日报·小贡献》1933 年8 月13 日、14 日；本书引自瞿秋白《读〈子夜〉》，载瞿秋白著，朱正编《论〈子夜〉及其它》，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4页。

[17]王嘉良：《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8]钱杏邨：《茅盾与现实——读了他的〈野蔷薇〉以后》,《新流月报》1929年第4期。阿英也最早将茅盾作品解读为大革命的政治史，参见钱杏邨《〈幻灭〉》,《太阳月刊》1928年第3期；钱杏邨《〈动摇〉》,《太阳月刊》1928 年第7 期停刊号；钱杏邨《〈追求〉——一封信》,《泰东月刊》1928年第2卷第4期；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读了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以后》，载伏志英编《茅盾评传》，现代书局1931 年版，第255—314页。

[19][美]陈幼石：《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另见[美]陈幼石《茅盾小说中政治讽喻的运用：〈牯岭之秋〉的实例研究（节译）》，姜静楠译，杨恩堂校，《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20]例如张立国、孙中田《论〈动摇〉的历史真实》,《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第1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中田《图本茅盾传》，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沈卫威《一位曾给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1991年第3期；李广德《茅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的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丁尔纲《“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重新解读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1]梁竞男：《〈动摇〉中的国民革命叙事之细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4期；张广海：《茅盾与革命文学派的“现实”观之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张广海：《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2]许子东：《重读茅盾的〈创造〉〈动摇〉》,《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1期。

[23]颜同林：《大革命文学的“下半旗”——茅盾〈蚀〉三部曲重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4]殷鹏飞：《“恋爱“的隐喻——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与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情欲叙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年第3期。

[25]张武军：《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检视——以武汉〈中央副刊〉为考察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

[26]苏心：《“牯岭时刻”与作家“茅盾”的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3期。

[27]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还有杨联芬《女性与革命——以1927 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28]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29]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49页。

[30]姜涛：《“重新研究”的方法和意义》,《读书》2015年第8期。

[31]赵璕：《〈从牯岭到东京〉的发表及钱杏邨态度的变化——〈《幻灭》（书评）〉、〈《动摇》（评论）〉和〈茅盾与现实〉对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32]赵璕：《“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政治——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序幕的〈从牯岭到东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

[33]李志毓：《论大革命时期青年的激进意识与历史根源》,《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李志毓：《1928年前后中国文艺界的政治热情》,《粤海风》2010年第1期；李志毓：《国民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长白学刊》2010年第6期；李志毓：《1928年国民党内激进左派的“党治”理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李志毓：《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李志毓：《论新知识青年与国民革命》,《史林》2016年第6期；李志毓：《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再思考（1924—1931）》,《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李志毓：《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困顿与探求（1927—193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李志毓：《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安徽史学》2021年第3期。

[34]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1934年第4卷第1期；吴组缃：《新书介绍——〈子夜〉》,《文艺月报》1933年第1卷第1期；朱佩弦：《〈子夜〉》,《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2期；赵家璧：《子夜》,《现代》1933年第3卷第6期；乐雯：《〈子夜〉和国货年》,《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日、3日；施蒂而：《读〈子夜〉》,《中华日报·小贡献》1933年8月13日、14日。

[35]具体而言，其中对《子夜》的解读，一般都将小说主题解读为“回答托派”，文学史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就认为作者有力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它就要加紧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使之更加殖民地化，决不容许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见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页。

[36]王卫平认为，那种认为茅盾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90年代的“下滑”，到2000年前后“跌入低谷”，新世纪20年依然“相对沉寂”的看法实则似是而非、轻率武断。参见王卫平《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著作评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37]曹万生指出“《子夜》研究，过去只讨论思想论战、不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所以只是一种政治学研究、革命史研究，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更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研究”。见曹万生《茅盾的市民研究与〈子夜〉的思想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此外，曹万生在1996年茅盾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从悲剧与丑看茅盾的产业意识》已经意识到，甚或进一步预言到“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改革已经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与茅盾当年思考的问题、采用的题材、塑造的人物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导致了对《子夜》主题的重新审视”。见曹万生《茅盾在当下中国的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8]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文中还指出“在这里，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世界经济危机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各种经济形态（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买办经济等）的真实运行情况是什么，社会阶层的生存状况与关系究竟怎样，中国现实与知识界思想讨论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家茅盾与思想界、政治界的交往，茅盾的深层心理有哪些，他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复杂过程，接受了什么外来信息和干预，而这些干预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茅盾，茅盾是否完全接受这些干预，或者说在哪一个层次上接受了、又在哪一个层次上抵制了转化了，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在文本中构成怎样的关系等等，这样的‘矛盾综合体’才是《子夜》‘回到民国历史’才能完整呈现《子夜》的复杂意义”。

[39]王中忱：《重读茅盾的〈子夜〉》,《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0][瑞士]冯铁：《由“福特”到“雪铁笼”——关于茅盾小说〈子夜〉（1933年）谱系之思考》，李萍译，载[瑞士]冯铁《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火源、史建国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479页。

[41]李哲：《经济·文学·历史——〈春蚕〉文本的三个维度》,《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相关研究还有钱振纲、赵丹《〈子夜〉所描写的民族工业困境原因的经济视角考察》,《茅盾研究》第1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138页；赵丹《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0期。

[42]张全之：《中国现代长篇工人运动小说的杰作——重评〈子夜〉对工人运动的书写》,《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张全之：《〈子夜〉与1930年上海丝业工人大罢工》,《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43]刘春勇：《大萧条与茅盾的江南书写》,《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5期。

[44]李怡：《民国文学：阐释优先，史著缓行》,《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

[45][日]桑岛由美子：《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袁暌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46]熊权：《“革命加恋爱”：早期普罗文学中的模式化书写及其嬗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熊权：《论大革命与早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发生的考察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熊权：《论“革命加恋爱”概念的历史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熊权：《论时代思潮中的“恋爱与革命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熊权：《〈动摇〉再解读：国民革命中的“左稚病”问题》,《励耘学刊》2017年第1期。

[47]罗维斯：《“绅”的嬗变——〈动摇〉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罗维斯：《〈动摇〉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3期；罗维斯：《躁动的社会阶层与绵延的再造文明之梦——〈子夜〉新论》,《励耘学刊》2019年第1期。

[48]“它们出现和定型于不同的时期，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意义。”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9]“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见李怡《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 ——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江汉学术》2013年第2期。

[50]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民国文学”概念——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文艺争鸣》2017年第2期。

[51]杨丹丹：《代序：新世纪“民国文学”研究述评》，载张福贵《“民国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观的反思》，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52]周维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

[53]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上海群学社1928年版。

[54]张中良：《民国文学历史化的必要与空间》,《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55]宋声泉：《民初作为方法——文学革命新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6]“书名不叫‘中华民国文学史’而叫‘中国民国文学史’——显然反映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禁忌。”见李怡《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

[57]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文学报》1997年11月20日。

[58]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转引自李怡、罗维斯、李俊杰编《民国文学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0页。

[59]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60]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断代谈片》,《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丁帆：《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5期。

[61]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62]其他如汤溢泽、郭彦妮《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3期；汤溢泽、廖广莉《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赵步阳、曹千里、章澄、葛怀东、张维亚《“现代文学”，还是“民国文学”?》,《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张维亚、赵步阳、曹千里、章澄《民国文学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南京民国文学为例》,《商业经济》2008年第9期；杨丹丹《“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63]陈国恩：《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64]秦弓：《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65]张中良指出“民国史若以政府为标志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南京临时政府阶段（1912年1月—1912年3月），二是北洋政府阶段（1912年4月—1928年6月），三是南京政府阶段（1927年4月—1949年9月）”。张中良同时认为“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不能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史的视角，而是应该引进民国史视角，这意味着应该全面解读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应该勇于正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应该还原面对民族危机的民国姿态”。见秦弓《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66]“民国作为一个国家，在政党、政府之外，还有军队、司法机关、民间社团等社会组织，除了政治之外，还有新闻出版、学校教育、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地域文化、文学思潮、百姓生活，等等，民国文学是在多种因素交织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历史化研究的空间无比广阔。”见张中良《民国文学历史化的必要与空间》,《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67]“无论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梳理，还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都应当引入民国史的视角，予以民国文学生态环境、生态结构与生态要素的还原。”秦弓：《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68]“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见李怡《“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69]“不过，‘民国文学史’主要还是一个历史叙述的框架，而不是具体的认知视角和研究范式，或者说他更像是一个宏阔的学科命名，而不是‘进入’问题的角度。”见李怡、周维东《文学的“民国机制”答问》,《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70]李怡：《“人民共和国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71]李怡：《“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72]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73]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74]“相反，我们还应该严肃地剖析这些社会机制之于文学发展的负面意义。”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75]“通过充分返回中国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造机能，实现对文学的‘外部研究’的超越，努力将‘文学之内’与‘文学之外’充分结合起来。”见李怡《“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

[76]与之对应的，“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民国机制’的过程中，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二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前者奠定了文学发展的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础，后者酝酿了坚实的文化结构与精神空间。”见李怡《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77]“恰恰是在新旧困斗、矛盾丛生的民国时代，中国作家发掘了脱离固有文学困境、走向新文学的契机，使千年以降的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见李怡《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8]其他文章还指出，“‘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将使现代文学的研究重新回到中国自己的研究理路上来，提炼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在与世界交流对话的进程中放出自己的异彩”。见李怡、李直飞《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79]曹辛华：《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80]张振国：《民国文言小说的演变轨迹与消亡历程》,《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81]“目前最需要开展的工作还不是撰写一部体大虑深的文学史著，而是努力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勘探、考察，对这一段历史提出新的解释。”李怡：《民国文学：阐释优先，史著缓行》,《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

[82]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83]“将已粘着于这些概念之上的‘意义的斑驳’尽量剔除，与其借助它们继续认定中国文学的‘性质’，不如在尽力排除‘他者’概念干扰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通过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与发展历史情态的细致梳理进行全新的定义。”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84]“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再遥远的文化跨界终究还要返回到文学文本自身，因为文学研究最终需要解释的还是文学作品的独特性。”见李怡《文史对话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