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人不都是中产阶层，那美国梦到底是什么？

如果宣称中产阶层身份不能让美国社会团结起来，至少美国梦可以。那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吗？是的。对于美国梦的含义，美国人的想法几乎是一致的（85%的人）：至少要有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但是大多数人还将更崇高的东西视为美国梦的一部分，比如教育机会和言论自由[17]。美国社会共同的“美国梦”包含了诸如拥有自由和机会、优先考虑孩子的未来等鼓舞人心的价值观，但不一定包含诸如个人变得富有甚至成为中产阶层等物质主义价值观[18]。

金钱并不代表美国梦，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财富和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分化社会。正如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和萨拉·麦克拉纳汉（Sara McLanahan）所指出的[19]，现在的美国社会比过去5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不平等。当前的“镀金时代”，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收入的185倍，而40年前，许多首席执行官还在上高中时，这一数字仅为24。在过去的30年里，超级富豪（前1%的人）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29%，而下层阶层（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的收入只增长了4%。更具体地说，根据人口普查局最新的人口报告，2008年收入处于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家庭获得了全国家庭收入的3%，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获得了整整50%[20]。

为了排除所有这些数字干扰，经济学家开发了一种单一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数字，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许多情况，即基尼指数[21]，数值从0（收入分配完全平等的乌托邦）到100（一个人拥有国家全部收入的完全不平等的反乌托邦）。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基尼指数一直徘徊在47左右；中位数是比较平等的以色列，为39；最平等的是瑞典，为23；最不平等的是纳米比亚，为71。莫桑比克代表了第25百分位（非常不平等），加拿大代表第75百分位（非常平等）。大多数不平等的国家是欠发达国家，而大多数较平等的国家是高度发达国家。不过，排在美国旁边的是乌拉圭和喀麦隆——并非常见的与美国进行对比的典型对象。美国几乎排在最不平等的三分之一国家之列（见图1-3）[2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处于中等水平，但现在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发达国家[23]。

美国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在美国，富人要比其他人富有得多。美国是一片充满发展机会的土地吗？或者说至少还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吗？根据流动性统计数据，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永远不会从其目前所处的阶层实现向上跃升。男性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们父亲的收入[24]。另一项调查也揭示出同样的结果，女性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丈夫，她们倾向于嫁给与父亲收入相当的男性，因此女性的收入在几代人之间也基本稳定[25]。

就业的稳定性情况也类似。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儿子能超过父亲的职业声望，三分之一能保持，三分之一则更低[26]。在收入和职业这两个常见的衡量标准上，美国的职业流动性充其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而美国人实际的劳动收入流动性则要低得多。有悖于美国人的集体错觉，美国社会并没有在发展机会上领先世界。

因此，如果美国梦不像刻板印象中的那样致力于获取物质财富，如果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致富，那么人们显然是被其拥有的资源所划分的。那是什么把美国社会团结在一起呢？让我们回到共同意识形态中令人鼓舞但又难以捉摸的环节：机会。

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地位

美国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这是美国的正统观念。根据詹姆斯·克鲁格尔（James Kluegel）和艾略特·史密斯（Eliot Smith）的一项重要调查，美国人坚定的共识支持了机会三段论：

（a）假设机会均等，那么

（b）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并且

（c）制度是公平的[27]

第一步，将机会均等作为一种共识性假设，无论在1952年、1966年还是1980年[28]，都赢得了70%到88%的人们的一致同意。最近的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对美国机会水平满意的人从2002年的77%的峰值下降到了2009年的57%，但这仍然代表了美国社会中的多数群体[29]。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经济衰退，美国人仍然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机会就唾手可得。总的来说，认为确保机会本身很重要的人（66%）大约是认为减少实际不平等很重要的人（28%）的两倍[30]。几乎每个人（87%）都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31]。机会是美国社会的口头禅。

机会三段论的第二步是：人们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如果机会只给那些努力工作的人，那么努力就决定了经济的命运。我们通常能控制自己努力的程度，当我们可以有所掌控时，我们就不会被动成为环境的无辜受害者了。事实上，关于贫穷和富有的常见解释常常把原因归咎于受害者，而把功劳归于胜利者。大约有一半（47%）的人把贫穷归咎于穷人缺乏努力，而另外一半（48%）的人则把贫穷归咎于穷人无法控制的情境[32]。相对应的，大约一半（54%）的人说，赚很多钱的人只是得到他们应得的，而另一半（45%）的人不同意。我们之后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但现在我们假设至少有一半的人赞同三段论的第二步。

一方面，根据艾米·卡迪、我和我们的国际合作者收集的数据，与人们普遍认为个人的财富与其能力相匹配的观点一致，世界各地的穷人被视为无能，而富人被视为是有能力的。甚至穷人尤其容易受到指责[33]。正如安·玛丽·罗素（Ann Marie Russell）所指出的那样，在职业道德方面，观察者对穷人诟病颇多，但对富人却少有苛责[34]。这种模式就是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可控污名化。与通过输血受到感染相比，通过随意性行为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更容易受到指责。如果你给自己带来不幸，别人会生你的气，同时也不想帮助你。另一方面，根据伯纳德·韦纳（Bernard Weiner）几十年的研究[35]，如果不幸的起因似乎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由环境引起），其他人会同情你并施以援手。事实上，穷人几乎被普遍认为是活该变得贫穷的，因为他们被视为懒惰、不道德且愚蠢的人[36]。我们特别关注人们对坏结果的解释，而穷人尤其会引发这种归因模式。不过，对财富的解释也倾向于归功于富人的地位。简而言之，精英主义使人们看起来像是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命运。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社会对精英主义的信仰是有两面性的。美国人对此能有多信奉，首先取决于领域：美国在经济领域最推崇精英主义，并根据能力允许不平等。在对富人和穷人的采访中，詹妮弗·霍克希尔德（Jennifer Hochs c h i l d）发现，富人和穷人都抵制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不平等，认为在这些领域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却能够容忍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仅仅体现了努力的价值[37]。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对中上阶层的采访也区分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人们在前者上重视能力和抱负，在后者上重视友好和团队合作[38]。因此，美国社会对精英主义持有两种看法，而这取决于领域。

诚然，美国人在经济领域内所持的信念可能是矛盾的。在他们期望穷人为自己承担个人责任的同时，至少一半的人也明白运气不好也会造成贫穷。例如，56%的受访美国人将无家可归者视为无法控制的环境的受害者[39]。然而，另一种流行的观点（38%）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负责。此前，有一半的人会责怪穷人，而另一半人不会。总的来说，美国社会认为引发贫困的个人原因和环境原因都“非常重要”[40]。美国人中的大多数人（85%）拒绝明确地说穷人在某种程度上“活该”贫穷[41]，40%和61%的人认为穷人也会工作[42]，但挣不到足够的钱。在调查中，受访者对个人责任的共识与对社会责任的支持是并存的[43]。

在美国社会的偏好中，人们在有效奖励个人努力（高收入应该作为激励）的经济体系和提供收入平等（收入应该更加平等）的经济体系之间寻求妥协[44]。特别是在美国社会普遍认同的精英主义之下，他们不仅对最贫困的人表现出社会责任，而且还奖励个人努力，让其劳有所得。在回答民意调查时，他们同样重视机会和个人责任，尽管这些价值观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影响。所有这些为美国社会的共识给予了支持，即大多数人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这是机会三段论的第二步。

现在我们到了三段论的最后一步。假设机会均等，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当前的制度是公平的：人们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的内在品质。这一假设与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向上流动处于停滞状态的证据截然不同[45]。然而，根据三段论的精英主义逻辑，这个制度体系是公平的，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得到了他们应得的[46]。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应该钦佩精英，因为他们代表了公众所重视的一切，他们的声望地位当之无愧。但是我们钦佩他们吗？

如果是精英主义统治，我们为什么讨厌精英？

在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精英”是每个人最喜欢的侮辱性词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精英”一词掷向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因为他说，宾夕法尼亚的小镇居民因经济不平等而感到沮丧，“他们变得尖酸刻薄，他们紧紧抓住枪支、宗教或反感情绪不放”[47]。“精英主义者”通常与“脱离群众”一起出现，就像克林顿的批评那样。奥巴马反驳道：“不，我一直与大家同在。”[48]

当Politico网站采访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问到他有多少套房子时，他无法回答；后来估计他的房子数量在4到8套之间[49]。麦凯恩的竞选团队反驳道，奥巴马的豪宅有四个壁炉和一个酒窖。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回应道，他的单亲母亲在他小时候用过救济食品券。当麦凯恩的竞选团队回应说奥巴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400万美元时，奥巴马的支持者们反驳说辛迪·麦凯恩的净资产超过了1亿美元。双方都不想被贴上“富人”的标签，尽管两人目前都享有特权——希拉里·克林顿也是如此。

克林顿的竞选活动提醒代表们，之前的民主党候选人都被视为极度脱离群众。据说约翰·克里（John Kerry）一点儿都不“平易近人”[50]。阿尔·戈尔（Al Gore）只是另一个“特权之子”[51]。在一份很快走红的报道中，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暴露出了他对食品扫描仪工作机制明显的无知[52]。总的来说，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大多数候选人都曾就读于常春藤盟校，这对于许多高级职位来说，似乎是一份相当好的敲门砖。但在美国大选中，这种教育背景却算是一种侮辱。精英让美国人紧张。《纽约时报》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美国人希望有钱人通过在餐车上拉票来降低自己的身份，希望共和党人支持圣经地带的文化民粹主义，民主党人支持工薪阶层的经济民粹主义[53]。

在民意调查中，美国民众的确听起来有些激进：令人震惊的是，同意“不平等持续存在，因为它有利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54]的人数是不同意者的两倍。大多数美国人（71%）认为，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增长是一个严重或非常严重的问题[55]。尽管他们相信机会均等，但其中的一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更平等：大多数美国人（63%）认为，高收入人群获得经济收益的机会最大[56]。

美国人都知道憎恨精英的感受。但他们知道被憎恨是什么感受吗？当常春藤盟校的学生被问到时，他们会含糊地说，他们上的大学“在波士顿附近”“在康涅狄格”或“在城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常春藤身份可能会成为谈话的阻碍。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教授，我更希望在社交场合中，精英身份不是人们了解我的第一件事。教授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转变人们对他们从不为谋生努力工作的想法。常春藤的身份只会让这种刻板印象更加糟糕。大多数精英专业人士为自己的辛勤工作辩护，大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当美国人认为自己反映了“通过寻求机会和努力工作以获得结果”的主流价值观时，他们会抬起头来。如果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就像一位朋友说的那样：“我不想被人嫉妒，但我不介意变得令人嫉妒。”在内心深处，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脚踏实地。

别回头，敌人正是美国自己

尽管美国民众可能怨恨他们社会中的精英，但美国人本身就被认为是世界精英。令美国社会整体沮丧的是，即使自认为是无阶层的美国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在国际社会中脱离现实、享有特权的群体。由于美国的文化信仰是成为一个无阶层的社会，并保护机会，他们应该不会感到骄傲自大，但其他国家却经常认为美国人无知、投机取巧。在过去的十年里，皮尤全球态度项目（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调查了25个国家的人对美国的看法，结果却并不甚好。在12个国家中，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影响是负面的，其余国家中对美国持怀疑态度的人数比例的中位数在39%左右[57]。在大多数国家（68%）中，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没有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不过，与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执政时期相比（当时美国的声誉甚至更为负面），这些最新的观点甚至还是一种进步。

研究显示，美国拥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58]，这种形象迫使其他国家的人尊重美国，但美国并没有赢得其他国家的人的喜爱。根据我的合作者彼得·格利克对11个国家的5000多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59]，美国的能力受到尊重，但美国的意图却不受信任。其他国家的人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但傲慢冷漠。结果就是，他们对美国既钦佩又鄙视。这种美国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富国和强国而被人憎恨的经历，与精英阶层作为本地富人和权贵而被人憎恨的经历相似。虽然美国的高地位有其优势，但在声誉上也有其缺陷。

作为公民，美国人并不比美国政府的声誉好多少；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被认为比美国政府更无知，但更友好。大卫·布鲁克斯夸大了这种动态作用：他称生活在天堂大道上的美国人为“世界上的傻瓜”，并指出美国人被视为舒适但空虚的人[60]。在他的分析中，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反映了其野心，但美国人对乌托邦的想象使其从完全无脑的刻板印象中摆脱出来，使其能够专注于未来。美国人被驱动着，他们的职业道德在世界舆论中同时引起了尊重和怨恨。但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会在意美国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呢？为什么美国人对他们很重要？能力只是故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