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再自然不过的

回报……在这一生是他人的尊重和钦佩；惩罚，是忽视和鄙视……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像饥饿一样，是一种真实的自然需要，而对世人的忽视和蔑视，就像痛风或结石一样，是一种严重的痛苦。

——约翰·亚当斯，《论达维拉》（Discourses on Davila）（1805），341页

全世界的人都被钦佩和忽视、嫉妒和鄙视所困扰。权力（资源）和地位（声望）之间的差异分裂我们彼此[61]。美国国内的精英和世界上的美国人会引起人们的嫉妒，并且冒着被认为鄙视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的风险。

通常来说，位高权重的人容易忽视权力较小的人。相比之下，没有权力的人会密切关注有权力的人，但可能怨恨他们。人类是如何理解那些拥有或多或少权力的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呢？同理心是否能让我们不顾个体、群体和国家权力差异造成的分裂而去理解和欣赏他人？什么时候权力差异会损害同理心，导致我们将彼此去人性化？什么时候人们会鄙视地位低于自己的人，嫉妒高于自己的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在《绿阴山强盗》（The Housebreaker of Shady Hill）一书中，约翰·契弗（John Cheever）描述了威彻斯特居民约翰尼·哈克（Johnny Hake）的现金流问题。刚被解雇，身无分文的他“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渴望金钱”。他既嫉妒又恨他富有的邻居（“有钱……是那种你在学校里不会喜欢的人。他皮肤不好，声音刺耳，思想固执，好色。沃伯顿家的人总是花钱，这就是你和他们谈论的话题”）。在偷了沃伯顿装满钱的钱包后，哈克嘲笑了一个咖啡店的顾客，他把前一个顾客的35美分小费收入囊中（“真是个骗子！”）[62]。虽然我们中很少有人会去偷邻居的东西，更不用说偷女服务员的小费了，但我们每个人都被夹在我们嫉妒的人和我们鄙视的人之间。我们是比较的机器。

即使是狗也知道别的狗什么时候得到了它们应得的东西。弗里德里克·兰奇（Friederike Range）和他的同事们让几对狗伸出爪子来换取食物奖励；圈套在于一只狗在另一只狗得到一大块德式黑面包后却什么也不会得到（这是在维也纳的实验）[63]。在得到奖励的伙伴的陪伴下，受骗的狗很快就拒绝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表演。当两只狗都得到奖励时——如果一只狗得到了狗粮和香肠，而被试狗只得到了面包，或者两只狗都得到了面包——它们就会合作。完全没有得到奖励的、被欺骗的狗会表现出更多的犬类痛苦的迹象：抓挠、打哈欠、舔嘴唇和躲避另一只狗的目光（见图1-4）。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黑猩猩和猴子与人类更接近，它们也会关注同伴的相对奖励并抵制不平等[64]。比较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比较的副作用是什么？嫉妒那些做得比我们好的人，鄙视那些做得比我们差的人？关于社会比较，社会心理学家有很多话要说，但这本书的重点是比较的副产品：嫉妒和鄙视。所以让我们具体一点儿，更好地决定是否比较，如何比较，与谁比较，何时比较，为什么进行比较。

嫉妒：我希望我拥有你所拥有的（而你不应有）

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指出，心理学家一致认为，嫉妒是伤害和愤怒的结合[65]。作为这方面的资深专家，史密斯解释道，感受着嫉妒的人正在经历着对应得的自我的一种不合理的威胁[66]。这种不合理的体验激起了愤怒感，而对自我的威胁则造成了伤害。嫉妒根植于身处的劣势。正如格罗德·帕罗特（Gerrod Parrott）所指出的，嫉妒是看到另一个人拥有你想要的东西，你希望那个人没有它，因为他拥有的东西让你感到自卑[67]。当嫉妒集中于从另一个人身上夺走某些东西，而不仅仅是让自己获得这些东西时，嫉妒可能是恶意的。想要损害有特权的人是嫉妒的本质，因为这些被嫉妒的人造成了你的不利处境。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就是嫉妒的典范。伊阿古因为被奥赛罗占了副手这个令人嫉妒的职位而产生了致命的嫉妒心，促使了他对奥赛罗、他的妻子苔丝狄蒙娜和他的助手凯西奥的报复[68]。在这场浩劫中，伊阿古甚至不希望自己拥有苔丝狄蒙娜，而只是希望使她失去奥赛罗。因此，嫉妒既有被动的一面（渴望），也有潜在的主动的一面（侵略）。

不公平的劣势是令人不快的。嫉妒的人不仅憎恨拥有特权的人，也憎恨赋予这种特权的命运。帕罗特在分析嫉妒的日常报告时，发现我们不仅怨恨造成我们不利处境的人，还怨恨不公平的环境。我们说，嫉妒意味着渴求和受挫的欲望，以及对自卑的痛苦和对失去地位的焦虑[69]。

有时候，嫉妒的人会产生足够的自我意识以至于对嫉妒感到内疚。社会规范不允许嫉妒，所以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种感觉。在对社会外群体的情绪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人们最不愿意报告嫉妒，也许是因为一旦承认自己嫉妒就会暴露出一种自卑感[7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嫉妒之所以普遍存在，正是因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带来不平等。嫉妒的存在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存在。正如莫里哀（Molière）所观察到的，嫉妒者会死，但嫉妒永远不会被扑灭[71]。嫉妒甚至在所谓无阶层的美国社会中也能生存。所有类型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以平等为导向的社会制度，都必须谴责嫉妒以维护社会安宁。而一个明显以阶层为导向的社会，则会通过告诫人们“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是一种谦卑的美德来维持社会稳定。即使在所谓无阶层、流动性驱动的美国社会中，表达嫉妒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为了避免混淆，让我们来探讨嫉妒和其他主题的区别。嫉妒不是妒忌。妒忌的人害怕珍视的个人关系被竞争对手夺走。妒忌比嫉妒更强烈、更尖锐，因为个人依恋的变化比社会系统的变化更快。根据帕罗特的受访者所说，妒忌往往是感到害怕、担心、威胁、拒绝、怀疑或背叛，而嫉妒的人更经常感到自卑、羞愧、惊恐、痛苦或被剥夺[72]。

嫉妒也不是钦佩，至少不是像大多数讲英语的人所使用的词语。荷兰语、波兰语和泰语中都有一个特指良性嫉妒的词（“benijden”“zazdrość”和“ìt-chǎa”），其含义是模仿、激励和改进的动力[73]。如果恶性嫉妒是“我希望你没有你所拥有的”，那么良性嫉妒就是“我希望我有你所拥有的”。[74]有时人们会受到足够的鼓舞，承认别人的卓越，产生欣赏，并努力奋斗去实现自己。良性嫉妒可能会变成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但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恶性嫉妒总是问题的一部分。

鄙视：你不值得我注意（而且我希望你走开）

嫉妒的反面是鄙视，也可称之为不屑、蔑视或不尊重。鄙视很少受到研究关注，可能出于两个原因。当我们嫉妒别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意识到它，并对它进行反思：我们的嫉妒使我们困扰。然而，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对他人的鄙视：正因为鄙视不引发思考，所以它往往不会困扰我们。心理学家最常研究的是困扰他们的东西，而作为人，他们遭受嫉妒的困扰甚于鄙视。

心理学家不研究鄙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往往涉及一个忽视和无视其他人的问题。“沉默是鄙视的最完美表达”，萧伯纳深谙这一点。鄙视是缺乏尊重，缺乏关注，没有顾及[75]。没注意到另一个人，就佐证了鄙视的存在。在一个名为《银色马》（Silver Blaze）的著名故事中，夏洛克·福尔摩斯解决了一个有关“深夜看门狗神秘事件”的案件：当得知看门狗没有对一个入室作案者吠叫时，福尔摩斯推断出罪犯一定是狗的主人。以这种行为的缺失作为非典型证据，轻蔑的狗不仅不会惊慌吠叫，而且甚至不会通过摇尾巴来表示意识到某个人[76]。鄙视是通过它没有做的事情来判定的。

政治制度可以创造鄙视。政治理论家唐·赫尔佐格（Don Herzog）认为：等级制度的中心地位表明，鄙视和冷漠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冷漠处于可悲的弱势地位，所以鄙视也并非要通过冷漠的形式表现出来[77]。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总是敏锐地察觉到（不）尊重，他描述了穷人的羞耻：

他受到忽视和轻蔑。他觉得自己在别人的视线之外，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四处游荡，无人理睬。在人群中……他没有遭受反对、谴责或责备，他只是没有被看到[78]。

可以肯定的是，鄙视并不会止步于被动的忽视。在其更主动的形式中，鄙视是一种驱逐被鄙视者的侵略性愿望。因此，被鄙视的人确实受到了一丁点儿的注意，但这并不是好事。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第一位描述人类鄙视、不屑、蔑视和厌恶的面部表情的科学家：讥笑（露出一边的犬齿），揶揄的、并不有趣的微笑（只用嘴唇，眼角没有皱纹），或转身离开（“噗！”）都表达了鄙视[79]。当鼻子两侧的肌肉（提鼻肌）被抬起来时，就能表达出厌恶：这种表情会使人皱起鼻子，就像闻到了不好的味道。

面部情感编码系统的创始人、美剧《别对我说谎》（Lie to Me）的顾问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声称，鄙视是极少数在所有文化中都能被普遍识别的面部表情之一。他将最常见的鄙视表情描述为单侧抬高嘴唇，也被称为半笑。鄙视的表情稳定地出现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我们遇到一个熟人吹嘘完成了某件并非由他负责的事情。更为普遍的是，当我们感到比另一个消极行事的人更为优越时，我们会表现出鄙视[80]，[81]。

尽管当情况需要时，我们能识别鄙视，但鄙视却是一种备受忽视的情绪，因为在人们报告的所有情绪中，表达和体验到鄙视是最少出现的。鄙视是不礼貌的。它的近亲——蔑视、不屑和不尊重——在社会和行为科学中甚至更少被涉及。然而，当我们看到这些情绪时，我们能识别它们。就像嫉妒——虽然很少被承认——显然是重要的。鄙视也是如此，因为涉及比较，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社会比较，都可能侵害到我们。

比较使人堕落

保持领先地位是很令人精疲力竭的，而把别人落在身后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想要保持领先，意味着要么努力赶上引领者（良性嫉妒），要么，就像之前提到的，拖住他们（恶性嫉妒）。为了延缓别人进步，你必须压制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劣等）地位。然而，所涉及的这两个过程对你的健康毫无益处，更不用说它们对你所瞄准的对象的健康状况了。让我们进一步审视其中蕴含的原因。

鄙视会反噬鄙视者

有权势的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往往缺乏同情心[82]。例如，权力加剧了剥削、戏弄、成见，甚至是性骚扰。权力拥有者像对待工具一样对待他人。在黛博拉·格林菲尔德（Deborah Gruenfeld）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实验条件下的成年参与者被要求回忆他们拥有权力的时刻，而其他在对照条件下的参与者则被要求回忆他们去杂货店的时刻（和与权力相关的体验毫无关系）[83]。在实验组的参与者被安排写一篇文章，叙述他们拥有权力的时刻，从而可靠地启动他们表现出权力：他们会对自我利益更敏感，而不考虑人际关系。例如，通常大多数人都会避开浑蛋（在这项研究中，是指没有对一个残疾人施以援手的人）。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对照条件下的参与者倾向于避开这个浑蛋，即使他们可以通过组成团队来表演并赚钱；但是，当权力启动后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这个极其不仁慈的同伴赚钱时，他们更愿意容忍这个可以使他们受益的浑蛋。不过，当他们无法从中获益的时候，权力启动后的参与者与基线控制条件下的参与者一样，会拒绝这个浑蛋。掌握权力的人似乎完全愿意在符合他们个人需要时去接近这个浑蛋，但除此之外则会拒绝这个人。以这种方式利用某些人是一种鄙视的表现。

数十项研究表明，领导者面对他人的需求，会以自私鄙视的态度行事。例如，在大卫·德·克里莫（David De Cremer）和埃里克·范·戴克（Eric van Dijk）进行的实验性游戏中，领导者为自己拿走了更多利润[84]。虽然大多数玩家都会平分利润，但被指定为领导者的人却更有可能把大部分利润据为己有。领导者会攫取权力，特别是在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去领导时，例如当领导权是由选拔测试决定的时候。即使他们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由实验者随机决定的，同样会出现这种倾向（见图1-5）。

傲慢的掌权者不仅自私，而且故意保持无知。刺激有权有势的人有愚蠢但可怕的效果。试试这个：在你的额头上画一个大写的字母E。（如果你是在公共场合，就想象一下。）E的开口朝向哪边？把E画出来，从你的脑袋里正确地读出来——开口方向指向你自己的右边——这与你没有从其他人的角度出发有关；把E画出来，让开口指向你自己的左边，这与你从脑袋之外的其他人的角度出发有关。这个实验论证和其他的论证来自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室[85]。他们更可怕的研究显示，启动的影响使我们更不善于阅读他人的面部表情。这种“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你”的态度显示出了鄙视。

其他研究权力的学者们在给予人们对他人的实际权力的情况下，同样重复出了加林斯基的启动实验结果[86]。在我们的实验中，我和斯蒂芬妮·古德温（Stephanie Goodwin）及同事们招募了一些学生，他们期望与来自不同专业的其他学生一起工作[87]。在这种情况下，告知参与者们角色将基于他们在哈佛管理能力量表上的得分进行分配，但实际上是随机分配的。一些学生可以成为老板，而另一些学生必须在一项联合任务中成为助手，任务有巨额奖金作为奖励。在一个初步的管理练习中，他们要对一系列仅用大学专业和个性特征描述的其他学生进行评判。（在大学校园里，专业可以充当公认的刻板印象的标签，比如工程师和艺术家的公认形象。）不出所料，在他们的评价中，老板比助手更倾向于依据自己对大学专业的刻板印象进行评判。也就是说，他们做出了更多的肤浅判断。相反，助手比老板更倾向于依据个人性格特征进行评判。在其他的研究中，这些权力掌控者同样对他人的独特个性特征不那么敏感——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鄙视。

可以肯定的是，在适当的情况下，权力拥有者有时可以为他人承担责任。然而，权力和地位总是伴随着一种风险，即对下属产生一种轻蔑的冷漠：权力拥有者掌控着他们，贬低他们，不将他们视作独特的个体，并削弱他们自我的主体性，同时一直表现出自私自利和工具化他人的倾向[88]。最近的研究表明，被启动了权力感的人在理解他人的情绪和想法方面会出现特定的缺陷。他们不能识别他人的表情，不能考虑他人的观点，也不能欣赏他人的知识。这种对人的漠视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权力抑制了我们将他人视为拥有思想的独立人类个体的能力，也就是说，权力可能促使鄙视的产生。

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人们经常将社会外群体视为非人，这是一种充满鄙视的评价。这种情绪化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比他们更富有人性，因为我们有更复杂的内心生活。正如雅克-菲利普·莱恩斯（Jacques-Philippe Levens）和他的合作者所揭示的，我们更容易认为内群体成员能够体验到微妙的、复杂的和独特的人类情绪，诸如爱、希望、悲伤和怨恨[89]。而外群体成员——与我们不同的人——似乎只能体验到类似于动物那样的简单和原始的情绪（如快乐、恐惧、愤怒或悲伤）。例如，把“他们”看成是暂时感到悲伤，但并不是为失去家庭成员而深感悲痛，这使得我们更不容易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幸而担忧。在卡特里娜飓风的灾难中，这种去人性化的机制抑制了人们的同情心。一般来说，白人和黑人观察员报告其他种族的受害者所经历的独特的人类情绪（痛苦、哀悼、悔恨）较少。而在观察员确实察觉到这些情绪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提供帮助[90]。

某些形式的社会权力降低了我们理解他人内心体验（思想和感受）的能力，从而降低了我们的同理心，并导致对下层的鄙视。社会神经科学家拉萨娜·哈里斯（Lasana Harris）和我把这些想法带入了大脑扫描实验室。根据我们实验室以前的工作（其中大部分是与艾米·卡迪合作），我们预测最不让人同情、最底层的外群体将是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再回过头看一下BIAS地图（表1-1）。无家可归者是远离社会中心的异类。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他们在两个负面维度上都与所有其他的社会群体相距甚远，从统计学上讲，他们在人们心目中与所有其他的人群都不同[91]。

大脑扫描的结果恰恰证实了这种预测。大脑运作的模式是如何反映鄙视的呢？人类的大脑已经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生活。当我们遇到其他人时，尤其是当我们在思考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时，大脑的社会认知网络会稳定地受到激活[92]。特别是，在前额之后有一片垂直弯曲的皮质区域（神秘主义者认为这是第三只眼睛的位置，但我这么说可能会被社会神经科学界踢出去）。当我们遇到别人时，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会得到激活，这是我们这个前沿研究领域中最可靠的发现。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我喜欢这个结果，它指出了我们对其他人的神经适应性。

然而，有些人却并不能激活我们的内侧前额叶。在所有的外群体和内群体中，只有引起鄙视和厌恶的社会群体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激活我们的内侧前额叶。哈里斯和我在菲斯克实验室的研究基础上发现，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被其他人厌恶，也就是说，人们鄙视他们。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扫描仪后，我们的志愿者观看了几十张所谓令人厌恶的外群体以及其他不令人厌恶的外群体的照片，如老年人或残疾人（他们被同情）、富人（他们被嫉妒），以及内群体，如全能的美国人和大学生（他们激发了自豪感）。那些所谓令人厌恶的、最极端的外群体未能显著激活内侧前额叶（见图1-6）[93]——这只神经狗绝对没有吠叫。在常规的问卷调查中，参与者报告说这些所谓的令人厌恶的外群体成员看起来不那么有热情或熟悉，不那么有能力，不太能言善辩或不聪明，而且不那么像典型的人类。此外，他们还报告说更难以认为思想为这些外群体成员所具有，正如安静的内侧前额叶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不期望与这些人发生互动。

这种厌恶-轻蔑-鄙视的反应符合一种对其他特定人群的思想的去人性化忽视。诚然，我们不仅鄙视而且还怜悯那些无家可归和吸毒的人，然而这种怜悯并不像对老年人或残疾人那样强烈。而厌恶却是针对这些社会弃儿所独有的。可悲的是，这种不幸的反应却是自然发生的。我们需要避开令人厌恶的人和事，因为它们常常是污秽的，正如史蒂夫·诺伊伯格（Steve Neuberg）和凯西·科特雷尔（Cathy Cottrell）所证明的那样[94]。从适应性意义上而言，我们会避开那些可能危及我们的人。卡迪的调查证实了这种对令人厌恶的外群体的回避倾向：受访者报告说，其他人会忽视和贬低这些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是一种被动形式的伤害[95]。人们还报告说，其他人甚至会攻击他们，而这是一种不幸的主动形式的伤害，在那些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无端暴力事件中经常出现。在BIAS地图空间的左下方的人，被认为是“一无是处”的。

当我们把人去人性化时，我们不仅否认他们典型的人类品质，如热情和熟悉感，而且否认他们独特的人类品质，如微妙的情感、清晰的语言和复杂的思维。正如早期关于否认外群体的微妙情感的研究一样，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将这种形式的去人性化描述为将人比作动物。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无意识地而非故意地将某些类型的外群体与动物联系起来[96]。与之类似的反应是，人们同样也不会去欣赏和同情某些外群体成员[97]。所有这些形式的去人性化都拒绝承认其他群体具备复杂的人类体验。

当我们鄙视他人时，我们不仅是一无所知和无意识的，而且还可能真的使自己生病。根据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一种观点，以干劲十足著称的A型人格有更高的患心脏病的风险；最近的研究发现，这种人格类型所涉及的敌意就是罪魁祸首。健康心理学家现在将其归咎于一种以支配为导向的特定的敌意[98]。这可能就是极端形式的鄙视。正如保罗·艾克曼和他的同事所指出的，心脏病患者的面部鄙视表情（但不是愤怒）与其敌意水平有关，这一发现支持了一种更为聚焦的敌意是健康的风险因素之一的观点。如果得到证实，这就符合这样的观点：鄙视或轻蔑比纯粹的愤怒本身对你的健康更不利[99]。就像积极的情绪能促进健康一样，痛苦的情绪一般会损害健康[100]。尽管目前关于鄙视和健康之间的联系的证据还很薄弱，但一些有进取心的研究人员很快就会证明，鄙视和轻蔑可能是公共健康的一个重要敌人。

根据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所提出的一个激进的理论，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类型的鄙视，对种族主义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健康的风险因素。种族偏见在种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目标对象之间产生影响，从而给社区带来压力，并损害双方的健康[101]。总而言之，鄙视会使身居高位的人变得剥削、自私自利、麻木不仁，同样还有害其健康。也就是说，鄙视会反噬鄙视者自身。

遭受鄙视者受鄙视所害

遭受剥削、忽视、冷落以及去人性化，显然会让我们不高兴，如此显而易见，几乎没有必要对证据进行验证。正如后面的章节所阐述的，遭受排斥和拒绝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糟糕的惩罚之一，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生物。除了伤害和烦扰之外，从长远来看，经历鄙视会伤害到我们吗？

许多间接证据确实暗示种族主义损害了受歧视者的健康。但这些证据常常被认为是间接证据，因为大多数证据只能反映出两者在某一时刻是存在关联的。最有可能的是，你因你的种族而被骚扰，比如在日常的烦扰中，在重大的生活事件中，或在面临生命和躯体的实际风险中，产生了破坏健康的压力。可惜我们无法通过实验来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而且据我所知，这种随着时间推移的影响还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必须允许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压力大或易怒的人更频繁地激发或觉察到种族主义。尽管如此，种族主义对压力有影响似乎也是可能的[102]。

成为任何一种被社会鄙视污名化的对象，都会危及健康[103]。无论是人类还是灵长类动物，对压力的非自主性生理反应都会破坏心脏健康和免疫功能。鄙视可以使其目标对象感到不舒服[104]。去人性化会破坏所有相关方面，所以鄙视似乎几乎不具有适应性。

嫉妒伤害被嫉妒者

那么指向上层的嫉妒呢？虽然嫉妒地位高且被冠之为“剥削者”的人似乎并不重要，但事实上，我们对拥有较高地位的群体和个人的感觉，会促使我们对那些勉强尊重但并不喜欢的人产生不稳定的反应。

在哈斯拉姆的系统中，一种独特的去人性化目标针对的是被嫉妒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典型的人类品质，如温暖和社会性。这些冷漠但有用的外群体被比喻为机器人。由于他们看起来像机器人，所以被视为具有威胁性，以这种方式被去人性化的外群体与其说是令人恶心的，不如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想半机械人。从公文包到西装，商务人士和他们的随身用品在我们的脑海中都与自动机械相关联，从机器人到软件无所不包[105]。从负面因素来看，我们把商人和机器人都与冷漠、保守、无情和肤浅联系起来，尽管我们承认他们很有条理、有礼貌且思维缜密。首席执行官和计算机都不具有典型的人类品质：人类应该富有好奇心、友好、善于交际以及热爱娱乐。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发现，作为企业家成功的少数族裔成员（犹太人、亚裔）和作为专业人士成功的属于外群体的成员（中产阶层黑人、职业女性）陷入了这种矛盾的地位，引发了人们对其的嫉妒和怨恨。社会认为他们为了出人头地而牺牲了自己的人性，这一发现与哈斯拉姆系统中令人胆寒的机器人如出一辙。在调查中，人们报告说，这些群体的成员（通常被视为富人）是冷漠但有能力的[106]。这些特殊的外群体也比其他群体更能引起民众的嫉妒。在BIAS地图右下方的人被认为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但他们的能力使其表现出威胁性（见图1-7）。

我们对被嫉妒的群体的复杂反应的不稳定性是危险的。当我们普遍认为被嫉妒的群体暗中有所图谋时，他们就尤其容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我们常常认为，有权势的人是串通一气来实施他们的危险意图的，他们都具有同一种邪恶的灵魂。就像“犹太人控制着银行业”的说法。在一项研究中，埃里克·德普雷（Eric Dépret）和我模拟了一种情境，即当权者掌握着所有的牌，他们团结在一起，所以人们感到无力影响到他们。一批大学生参加了这项研究，他们可以在通常由其室友造成的注意力分散的情境下通过自己的表现挣钱。这些干扰者的权力或多或少（他们可以稍微进行干扰，或者进行强力干扰），他们要么来自同一个专业（他们是一伙的），要么来自几个不同的专业（他们不太可能合谋）。相对于面对一个由数学、艺术和商务专业组成的混合高权力群体[107]，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在面对一个均来自数学专业的统一高权力群体时感到更不高兴，并感受到更多威胁。他们认为高地位的外群体有头脑，但是冷酷、精于算计、充满威胁和爱耍阴谋。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看法会为消灭一个对“我们”构成威胁的高地位群体提供正当性。

当嫉妒带来愤怒和怨恨的时候，它就会伤害到被嫉妒的人。在社会层面上，对拥有特权的群体既嫉妒又愤怒的人也报告说他们有更强烈的倾向去伤害这些人[108]。在个人层面上，被嫉妒的外群体会容易遭遇幸灾乐祸（对他们的不幸感到有恶意的开心）和攻击行为[109]。

嫉妒反噬嫉妒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指责有权势的人。为了给自己经济困难的处境找原因，低薪工人往往会指责有权力的机构，如政府（74%的人责怪程度为“一些或很多”）和美国公司（64%），至少和他们责怪自己（63%）的程度相差无几，而且远高于指责命运（29%）或歧视（30%）的程度[110]。美国社会中的许多人将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差距归咎于政治制度（63%）[111]。这种不平等感危害了社会信任，而信任的丧失又转而破坏了对当地社区的参与度[112]。指责有权势的群体可以说破坏了我们的掌控感，众所周知，这种破坏会危害到健康。嫉妒会危害到嫉妒者本人[113]。

嫉妒研究领域的专家理查德·史密斯和他的同事，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嫉妒致病的“秘方”[114]。第一，挫折感是嫉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未满足的欲望有关，并充斥着不公平感。沉溺于不满情绪的倾向会破坏我们的幸福感。第二，嫉妒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怨恨、羞耻和敌意会促使我们做出伤害他人的举动，甚至不惜伤害自己。例如，有些人为了能把他们嫉妒的目标拉下水，甚至愿意放弃个人利益。第三，嫉妒破坏了亲密关系，而亲密关系原本可以是一剂治愈痛苦的解药。嫉妒使我们感到自卑，并可能会难以接受帮助或表达感激之情。

除了以上这些心理风险外，嫉妒还会造成非常可怕的低地位综合征。身处较低的社会地位促使人们警惕地关注那些地位较高的人，而这种警惕性会危害到他们自己的健康。原因就在这里。得益于身体的短期应激反应，对暂时性威胁的单次和急性反应通常在危险过去后就会平静下来。然而，如果身体的应激系统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就像那群一直保持着警惕的人那样，那么人们的身心健康就会受到损害[115]。

警惕性使神经系统长期处于警戒状态，并对心血管和免疫系统造成下游风险，人们为它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地位较低的人承担警惕性的代价是有道理的。当人们感到生活失去控制时，他们会长期保持警惕。事实上，这就是在等级制度中处于较低地位并一直仰视那些掌控自己命运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与这一分析相一致的是，男性的社会阶层可以预测他们的心脏病风险：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迈克尔·马莫特（Michael Marmot）和他的同事对英国政府的公务员群体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中缺乏足够控制感的体验会增加患病风险[116]。除了控制感匮乏可以作为风险因素外，负面情绪也与这一发现有关，因为愤怒、敌意、焦虑、绝望和愤世嫉俗（与嫉妒有关的情绪）是控制感匮乏造成伤害的潜在作用机制[117]。

嫉妒可能比其他负面情绪更糟糕，因为控制感匮乏与之如影随形。要想跟上富裕阶层的前进步伐，需要不断地付诸努力和关注。小说家理查德·罗素说明了这一点：

我父亲对我们亲戚的情况（相对于邻居）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马可尼家族获得了什么？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这些进步在多大程度上被另外两个小儿子所抵消？他们仍然在租房，这意味着什么？但也许他们在为房子的首期付款而储蓄。他们是在接近目标还是还需要几年时间？我父亲喜欢刨根问底。

只有表现稍好的同伴才有其价值：

你不认同比你更穷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你和那些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做交易。因为你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更多财富。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理解了美国[118]。

嫉妒所涉及的向上社会比较相对于向下比较，更能给人们带来压力。社会神经学家温迪·贝里·门德斯（Wendy Berry Mendes）和她的同事在一个需要合作的文字游戏中对本科生进行了配对[119]。在面对面交流后，每个参与者都单独完成任务；然后随机抽取一半参与者，告知其表现优于同伴（错误信息），另一半参与者则被告知他们的表现不如同伴。当参与者不得不与排名较高的伙伴合作时，他们的心血管活动显示出一种不可控的威胁性反应，但当参与者与排名较低的伙伴合作时，他们的心血管活动则显示出一种更为可控的挑战性反应。

嫉妒不只是涉及向上的社会比较。嫉妒中所蕴含的愤恨的警惕激发了敌意，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已知的增加心脏病患病概率的风险性因素。正如特定类型的敌意可以解释鄙视对健康的影响一样，敌意的一种亚类型也可能解释嫉妒对健康的危害作用[120]。饱含敌意的屈服刻画了一个人充满愤恨的自卑情绪。这种情况同样会加剧心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

当我们嫉妒别人时，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威胁。在实验室和现实世界的工作团队中，处于较低的地位会让人产生绩效焦虑[121]。较低的权力感会损害大脑的执行控制功能，如更新信息、集中注意力和计划[122]。因此，知道我们处在其他人之下——有利于嫉妒的产生——会危害我们的思维。作为回应，地位较低的群体往往专注于寻求尊重，而不太在乎情感[123]。但是，他们争取尊重的能力恰恰会被其对社会阶层刚好高于自己的人的愤恨所危及。这种情绪动力破坏了可能让他们获得尊重的行为表现。由此，嫉妒反噬了嫉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