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市场及其敌人(1)

第01讲 经济学与它的反对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的不朽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写于2300—2400年前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和《法律篇》（The Laws），不仅讨论了哲学、知识论、认识论，还讨论了社会状况。2000多年来，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一直都是人们探讨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以及探讨国家、政府等所采用的典型方法。

虽然我们熟知这一方法，但在过去100年间，社会发展出了关于哲学、科学、经济学和人的行为学的一种新观点。柏拉图曾说，领袖受到“天意”（Providence）的召唤，或受到其自身卓越才干的召唤，来重构并建设世界，恰如建筑师构造一栋建筑——不用操心其同胞的意愿。柏拉图的哲学认为，大多数人是“工具”或“石子”，被掌权的“超人”用来建造新的社会实体。“臣民”的合作对于计划的成功无足轻重。唯一的条件是，独裁者拥有强制人民的必要权力。柏拉图为他自己分派的特定任务是充当独裁者的谋士，即专家——按照他的计划重建世界的“社会工程师”。今天走进华盛顿的大学教授便类似于柏拉图想要充当的角色。

柏拉图模式历久不变，持续了近2000年。其间所有的图书皆以这种观点立论。每个作者都坚信，民众不过是君王、警察等人手中的小兵。政府只要足够强大，则万事可为。强力被认为是政府最重要的财产。

阅读费内隆主教（Bishop Fénelon）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2)，我们便可看到这种思想获得成功的迹象。费内隆主教与路易十四（Loui ⅪⅤ）是同时代的人，他是一名伟大而杰出的哲学家、政府批评家，也是法国王位继承人伯戈因（Burgoyne）公爵的导师。《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是为教育这位年轻的公爵而写的，而法国的学校直到最近仍在使用该书。书中讲的是周游世界的故事，所至各国，所有善事皆归功于警察，所有要事皆归因于政府。这就是所谓的“警察科学”（science of the police），其德语为“Polizeiwissenschaft”。

18世纪，有了一项新发现——研究社会问题的新方法。这种观点发展得出：社会问题的发生顺序与自然现象的发生顺序一样具有规律性。它认识到，制定与执行法令本身不能消除坏事，必须研究社会现象有规律的发生顺序或联结关系，以揭示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规律性，但在此之前尚未认识到，社会问题的领域中也存在秩序和有规律的发生顺序。

人们曾认为，正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描绘的那样，自然条件下的人生活在乌托邦似的理想国之中，邪恶的人及其邪恶的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并导致了现在的贫困和苦难。人们曾相信，最幸福的人——生活状况最让人满意的人——便是北美的印第安人。当时，欧洲文学作品将北美印第安人理想化，认为他们幸福快乐，因为他们不知现代文明。

然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发现，大自然无法为每个人都提供生存手段。马尔萨斯指出，所有人都普遍受制于生存必需品的稀缺性。所有人都得为谋生、世界财富的份额而竞争。人类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稀缺性，让更多的人得以生存。

竞争导致劳动分工，导致合作的发展。劳动分工比孤立劳动更具有生产性，这一发现是令人欣喜的偶然，使得社会合作、社会制度和文明成为可能。

如果所有的产品一生产出来就立即被消费掉，那么生活状况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善。改善只是因为一些产品被储备下来，用于后续的生产——也是因为有资本的积累。储蓄非常重要！

在所有的改革者（比如柏拉图）看来，离开顶层干预，“政治体”就无法运作。要想采取行动，要想行而有果，国王、政府和警察的介入就必不可少。别忘了这也正是费内隆的理论。他将街道、工厂以及所有进步都归功于警察。

18世纪，有人发现，即使没有警察——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们自然而然的行动方式最后也会出现生产成果。亚当·斯密以鞋匠为例来说明。鞋匠不是因利他的动机而生产鞋子，他为我们提供鞋子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他想用鞋子换取他人的产品。每个人在服务自己时必须服务他人的利益。“国王”不必发号施令。因此，行动是由市场中的人自行产生的。

18世纪社会问题方面的发现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变革紧密相关且不可分割——代议制政府取代了专制政府，自由贸易取代了贸易保护，“国际和平”的趋势取代了侵略，农奴制和奴隶制被废除了，等等。新的政治哲学还导致自由代替了君主与专制。这带来了产业与社会的变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改变习惯上被称为“工业革命”。这一革命的结果是世界整体结构的变化：人口成倍增加，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生活水平提高。

特别要谈到人口，今天（1951年）全球人口是250多年前的四倍。如果不算亚洲和非洲，那么人口增长更是惊人。早在1800年，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就没有了无人定居之地，所有的土地都已被开发；但到了1925年，这里又多容纳了1.07亿人口（与美国相比，这个数据更为突出——美国的面积比这三个国家大了许多倍，但同期美国人口仅增加了1.09亿）。同时，引入大规模生产而发生的工业革命，让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当然，仍有令人不满的地方，仍有需加以改进的状况。对此，新哲学的回答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便是让资本积累比人口增长更快，即增加人均投资资本量。

虽然这种经济学新理论是正确的，但因为诸多问题，它不受特定群体（君主、独裁者和贵族）的欢迎——因为这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反对者针对18世纪的哲学，发展出了若干异议，攻击新哲学基础的认识论，并提出了许多严肃且重要的问题。他们的攻击或多或少属于哲学性的攻击，针对的是这门新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他们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是受政治偏见驱使的，而非由真理的探索者提出。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针对18世纪的各种真理（正统的哲学和经济学）的反对意见，而不管反对者的动机如何。某些反对意见颇有根基。

过去100年间，对抗正统经济学的声音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反对意见已被当作论据，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文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反对意见“荒谬”而置之不理，必须进行研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就政治问题而言，某些支持正统经济学的人这样做是为资产阶级文明正名或辩护。但这些辩护者不通晓事情全貌，而将争论局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在思想斗争中，辩护者的战斗未攻击到对手真正的基础。我们绝不能满足于仅仅对付某种教义的外围装备，而必须攻击其基本的哲学问题。

政治上“左”“右”的区分全无意义。这种区分从最开始就不充分，并已产生了许多误解，不仅是政治，甚至连基本哲学的反对意见也是基于这种观点来分类的。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而且很可能是过去10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就我个人看来，他还是个“疯子”。虽然他阐述的思想甚至不是自创的，但他的影响力很大，特别是他对基督教会充满敌意，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其著作。他创立了自己的教会，并设定了宗教假日。他鼓吹“真正的自由”。他说，真正的自由要比资产阶级提供的自由更多。据他在书中所言，他不需要形而上学、科学自由、新闻自由或思想自由。所有这些自由在过去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让他有机会著书立说，但因他的书已经写成了，未来就再也用不着这些自由了。因此，警察必须压制这些自由。

反对自由，正是那些“左派”或“进步派”的典型特征。人们奇怪地发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赞成自由。“黑格尔左派”和“黑格尔右派”都起源于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纳粹则来自“黑格尔右派”。

关键是研究基础哲学。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程度上，自由的辩护者没有成为这场哲学大战的老手？自由的辩护者未能认识到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便是他们尚未成功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产生分歧的基础，这样做就能得到答案。下面，我们将讨论针对18世纪自由哲学所产生的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