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西昆体的研究已经涉及诸多方面，诸如对其概念的界定，对其流派的发展情况梳理，对其诗歌的注释和内容解读等。前人诸如王仲荦、郑再时、祝尚书、曾枣庄、周益忠、张明华和傅蓉蓉等，已就上述诸多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此不赘述。关于历代对西昆体的接受历程，目前尚无专著进行整体研究。有的是研究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拙著《后期“西昆派”研究》，只研究了后期西昆派对西昆体的接受），还有很多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关于西昆体接受史研究的成果非常少，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现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方面总结如下：

1.西昆体的兴盛

西昆体能够风靡一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西昆体诗人的名位号召。程千帆先生认为，西昆体风靡天下的原因是杨、刘、钱等人有较高的名位。[27]不过田耕宇先生指出，李昉、徐铉、寇准等学习白体或晚唐体的诗人，其名位不比杨、刘、钱等人低。[28]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白体、晚唐体诗人的名位固然高，但这并不能说明杨、刘、钱的名望对西昆体的接受就没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西昆体的流行还有其他因素，若将西昆体风靡天下完全归因于杨、刘、钱等人名位的影响，又嫌片面。

其二是西昆体产生与流行的时代背景。学界多以宋初的右文政策、文化建设、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审美心理作为西昆体产生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西昆体也因顺应此背景而蓬勃发展。田耕宇先生指出，当时以富贵为时尚之人对歌颂帝王的气派生活、描写士大夫雅集、吟唱都市中的繁华生活，趋之若鹜，因此西昆体大行其道。[29]林继中先生说：“同是讲究声病对偶……用于诗，则颇合于北宋诗歌‘雅化’的要求。”[30]

其三是西昆体所处的诗坛背景。西昆体的流行，还有其诗史机遇。西昆体出现的时候，正是诗坛上青黄不接的当口。[31]此外，西昆体的“屈骚情怀”也能让长久浸淫于白体与晚唐体之无聊情思中的诗人耳目一新。周益忠先生即认为，由于杨亿等人“致君尧舜上”理想的受阻，其屈骚情怀深根于心，在当时的唱和氛围中，杨刘等人的唱和属于另类唱和，这种唱和对长期浸淫在白体和晚唐体的诗坛是一种震撼，能够引起共鸣。[32]

其四是科举的促进作用。方智范先生认为太宗、真宗两朝的省试中，实际以首场诗赋决定取舍，西昆体适逢其会。[33]西昆体出现正当宋代科举重视诗赋之时，所以能借势流行。又有人认为科举考试对诗赋的重视不仅促成了西昆体的流行，还促成了西昆体的产生。冯伟认为，宋代科举对学问的重视为“以学为诗”奠定了文化基础，科举文章中重视典故的运用，科举的文体要求带来俪偶之风的盛行，科举的雅颂观念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推崇，这些都影响到西昆体的产生和流行，另外如闻喜宴等科举附属活动也为西昆体的风行提供了广泛的接受基础，还直接影响到西昆体的形成。[34]西昆体因科举而流行，这已是学界较为广泛的认识。吕肖奂先生认为西昆体风靡时，科举考试以西昆体为风尚，所以受西昆体影响的诗人绝不止西昆后进。[35]赫广霖认为，太宗、真宗两朝的省题诗注重艺术水平和强调学问，导致诗赋学问化和诗人学者化，这符合西昆体和西昆体诗人的特征，举子对诗艺的研究导致了西昆体高度繁荣。[36]冯伟认为，西昆体诗人的创作经验对省题诗有指导作用，西昆体富贵典雅和讲求格律的风格符合省题诗要求，西昆体诗人主持科举也推进了西昆体的接受。[37]举子在登第前都要“敛才就法”，训练应试诗的创作。[38]在科举重视诗赋的时代，西昆体作为接近科举诗歌特征的诗风，自然会被大量举子学习。

还有人认为西昆体在诗歌创作技巧方面的优势使其流行。吴小如先生认为，“‘西昆体’也好，江西诗派也好，对于作诗打基础（或者说练基本功）是大有裨益的”[39]。木斋先生认为，昆体诗比白体诗美丽、丰赡，较之艰涩的晚唐体，作西昆体诗显得流畅、畅达，只要有学问，就可作诗，对有学问而无诗情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40]

2.西昆体的衰落

与西昆体的兴盛一样，西昆体的衰落也由多方面原因促成：

其一是西昆体受到朝廷的打压。《西昆酬唱集》编成的第二年，就受到“祥符文诏”的打压。“皇帝因为《西昆酬唱集》中曾提及‘取酒临邛’故事，不大高兴，乃下诏禁止文体浮艳。”[41]之所以有祥符文诏，论者一般认为是针对《西昆酬唱集》中的《宣曲二十二韵》一诗，而周益忠先生则不赞同事情只有这么简单。他提出，如果认为祥符文诏所针对的，只是《宣曲二十二韵》一诗，则太过狭窄。他认为杨亿《受诏修书感怀三十韵》中有讥刺“他人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之意，讽刺佞臣；《南朝》中有“偏安之讥，不敬之论”，暗指宋真宗的荒淫行径；另外与杨亿甚为相得的寇准遭谗罢相，杨亿受到牵连；《馆中新蝉》《鹤》等诗均有所寄托，杨亿身处危疑，故容易遭人罗织罪名；杨亿诸人又常以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自比或相目，皇帝左右碍贤之人就不能忽视此等作品；而且昆体诸人唱和，知音相赏，有朋党嫌疑。至于“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只是奸邪之辈的迂回侧击。[42]但有学者认为祥符文诏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慈波认为真宗下诏另有原因，“初不缘文体发也”，因此并没有起多大作用。[43]曾枣庄先生甚至认为祥符文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而使西昆体更为流行。[44]

其二是西昆体诗风与社会形势的矛盾。程千帆先生认为，西昆体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其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相矛盾。在宋初，文学应当粉饰太平、卫道，西昆体作为“世纪末的唯美的诗歌”无法立足。[45]他在与吴新雷先生共著的《两宋文学史》中指出：“宋代统治者希望文学能明道致用，配合中央集权的措施，更好地宣传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王朝；而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士子参政的要求来说，他们又希望文学能反映现实，以推动政治的改良和社会的发展。但西昆体在这两个方面都无能为力。”[46]程杰先生认为，“从杨亿本人的逻辑思想而言，艺术上的精进为……士人职责所必备”，但是这种思想“又与日益注重士人道德操行的时代倾向有着本质上的乖悖”，因此当西昆唱和“对士风建设构成妨碍时，受到裁阻便成必然”。[47]社会形势的变化带来诗歌风尚的变化。田耕宇先生指出，随着宋诗中理性主义的凸显和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社会人生为宗，以理性为主，以平淡高远为尚的宋诗特征，逐渐取代了以自然为宗，以情感为主，以风神情韵为尚的唐诗风格”[48]。

其三是西昆体与科举的复杂关系。祝尚书先生指出，有成就的作家、学者，在登第前注重举业的学习，登第之后则改弦易辙。[49]周兴禄先生认为，诗人因习举业而打下诗歌基础，登第之后改习，渐渐自成风格。[50]广大举子对于西昆体的学习乃是不得不然，这造成了西昆体的流行，但举子对于西昆体的学习只是暂时的，登第以后往往改变诗风；就算一直遵循西昆体风格走下去，也成为不了有影响的大诗人，真正对西昆体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

其四是西昆体风格受到批判。作为诗歌来讲，西昆体的风格与传统的审美有差距。吕肖奂先生指出，传统的审美以自然为美，西昆体的雕缋满眼最为后人所诟病，另外，西昆体经常为了用典而用典，诗歌的内涵没有增加，诗句反而因此板滞凝重，诗意晦涩，招致更多批评。[51]许总先生也认为堆砌典故是西昆体的显著特点，因此招致饾饤獭祭、挦扯义山之讥。[52]

其五是西昆体受到模仿者的拖累。方智范先生认为，《西昆酬唱集》中意含讽喻的作品，“微婉而讽”，抒情主体不够突出，而西昆学者唯以剿袭堆叠未能，更等而下之。[53]木斋先生认为，作西昆体诗歌的难处不止使事用典，“关节在于萦绕全诗的那种李商隐式的深情绵邈、似是而非”，诗人需要巧妙地剪接、化用典故、篇章、名句或是意境，引导读者的情感走向，但是西昆体诗人尤其是后西昆体诗人流入摘扯撕取、生吞活剥的末流。[54]秦寰明先生认为，杨、刘的追随者舍本逐末、走向极端，是西昆体衰落最主要的原因。[55]

其六是诗词文文体之间的互动。宋代诗词分工，诗歌的抒情功能很大一部分被词所取代。田耕宇先生认为，欧、梅诗文革新以后，宋人对诗、文、词的畛域分别明显，宋词的昌盛以牺牲西昆体似的诗言情为代价。[56]西昆体似的言情，一部分被词所代替，导致西昆体因适用范围变小而衰微。西昆体诗歌还受西昆体骈文的连累而被攻击。周益忠先生认为，后学学习西昆体骈文，过于雕缛而内容不逮，因此先被太学体挤压，而后欧阳修平易畅达的古文一出，四六文日渐式微，西昆体诗也受到波及而成为被革新的对象。[57]

其七是西昆体对学问有较高要求而难以为人所接受。虽然西昆体在诗人掌握典故的前提下较易成诗，但程杰先生认为西昆体博雅典赡，较难学习，使其接受受到影响，“五代以来诗坛最流行的实际上是一种融合温庭筠、韩偓、郑谷等艳情绮丽、才调温婉，白体闲适唱酬平易浅切，姚贾‘苦吟’调清律工等多种艺术因素的凄清雅丽、精切谐婉的风格基调”，这种审美标准较之西昆体对“雄文博学”的要求，更易为人所接受。[58]

另外，许总先生认为，西昆体目标太大，作家非常多，影响太广，其流弊也就大，因此成为革新派作家改革的主要对象。[59]

3.后期西昆派

后期西昆派是西昆体接受史中目前研究得较为深入的一角，论者众多。早在19 世纪30 年代，梁昆《宋诗派别论》就将晏殊与二宋称为西昆“余派”[60]，后来吴小如先生称张咏、晏殊、二宋是“受西昆影响的作家”[61]。这些受西昆体影响的诗人还有众多称呼。如“西昆体‘后进学者’”[62]“后期‘西昆派’”[63]“西昆派的后期作家”[64]等。据学者研究，这一受西昆体影响的诗人群体，其成员除公认的晏殊、二宋外，还包括夏竦、宋绶、王珪、王琪、胡宿、赵抃、文彦博、余靖、蔡襄等人。关于这一诗人群体的组成特点，祝尚书先生认为：“所谓后期‘西昆派’，已不是以某一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或文学主张为核心的文学派别，而仅仅是前期文风的自然延续。这是后期‘西昆派’的特点，也是他们的审美观渐趋多元化的重要条件。”[65]张立荣也说，后期西昆派“既无固定的人员构成，也无共同的诗歌主张”[66]。

目前学者对这些诗人的研究，主要包括其诗学思想、诗歌风貌以及其在西昆体接受史上的地位、作用等。

曾枣庄先生认为，西昆体对晏殊有影响，但他又不等同于西昆派诗人；宋祁有一部分诗近西昆体，但更多的诗接近西昆体中清峭感怆的一格，而且其一些诗已有宋调；宋祁对浮声切响、雕章缛采以及模拟前人不以为然，这与杨、刘诸人明显不同。[67]《两宋文学史》认为西昆派的后期作家虽然出于西昆体，但非西昆体所能包括。[68]《宋代文学通论》认为晏殊诗歌是西昆体中较为清丽者，宋祁最早意识到杨亿对五代诗风的改革，到晚年还不推许梅尧臣等革新派诗人；文彦博等人早年追随西昆体，到晚年诗风恢复白体。[69]吕肖奂先生认为，晏殊修正西昆体的脂腻绮靡，但他并未改变西昆体柔弱无骨的风格；二宋受晏殊诗风影响，他们的诗风在西昆体和晏殊诗风之间，西昆体对二宋的影响较为深远，而且宋祁近体诗将西昆体诗风接续到王安石、苏轼这一代人。[70]程杰先生指出，由于晏殊的创作氛围是诗酒娱情，故对诗歌锻炼不太重视，其诗中表现出灵动的情思；二宋兄弟更进一步，注重诗歌的抒情言志，其诗歌中有鲜明甚至强烈的情绪内容和关于人生的理性思考；宋祁“学杜律法”，而且二宋诗中古体诗的分量加重，打破了西昆体全是近体的局面。[71]

祝尚书先生认为，晏殊用气度高雅、气派非凡的风致和富而不俗、贵而不骄的“富贵气象”来修正前期西昆派镂金错玉的习气；后期西昆派作家对西昆体的变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学问文章”的重视使“藻丽而归于雅正”；讲究诗的情文兴象，不以辞藻的堆垛为能；诗风转向平淡；在诗歌语言上讲究“以俗为雅”，但是，后期西昆派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仍不够重视。[72]周益忠先生认为，西昆体后起之辈的创作环境已不同于杨亿等人，学习西昆体不得要领，只在用典、对偶等方面下工夫，因此为革新派作家所不满，因此日渐衰微。[73]傅蓉蓉《西昆体与宋型诗建构》一书认为，晏殊较之其他西昆体诗人，更重视诗歌中一种内在的雍容，将富贵消融于字面之下，使得初读起来平淡流美的诗歌，细细回味而得其壸奥，这与杨亿主张的“包蕴密致”和“演绎平畅”相结合的论调相吻合，更符合宋人口味；宋祁不说诗坛上有学李商隐诗风的诗人，说明西昆体颓势已不可挽，宋祁与赵抃等人推崇杜甫，说明西昆体后期作家重新寻找诗歌范型。[74]

段莉萍《后期“西昆派”研究》专门对诸后期西昆派诗人的诗学思想和诗歌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书首先对后期西昆派诗人的身份特征进行了概括：后期西昆派成员多是朝廷高官，大多数博学多闻，在政治上不大支持“庆历新政”。接着对后期西昆派所处的复杂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考察，认为在真宗、仁宗两朝，士风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在仁宗朝尤其剧烈，科举亟须改革，盛世中包含着危机，统一夹杂着分裂，是一个变革时代。然后对后期西昆派诗人分组进行考察。最后得出结论：后期西昆派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派，它是前期西昆体的自然延续。它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由“唐音”到“宋调”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承流启变的作用。一个时代具有一个时代的诗歌，由于时代精神的改变，以及诗歌本身的发展，西昆体已走到了尽头。此外，张立荣《北宋前期七言律诗研究》、张明华《西昆体研究》等对于后期西昆派也有研究。

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从“望族心态”的角度对西昆体的发展进行考察，认为西昆体诗人和后期西昆派诗人重视以颂美文字来张扬皇权，西昆体诗文的艺术特点是“望族”文化心理的直接展示。这些“望族”还在对三教兼用的态度上与皇帝保持一致，而与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石介、李觏等非“望族”人物形成鲜明反差。[75]

对后期西昆诗人的研究除了以上所述以外，还有许多专门针对个人的研究成果。[76]

4.革新派对西昆体的接受

曾枣庄先生总结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反对西昆体的概貌：真宗时期和仁宗初年，与西昆体代表作家同时的姚铉、陈从易、穆修从西昆体产生之日起即反对西昆体；仁宗朝的石介、尹洙、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登上文坛时，西昆末流已将西昆体带入末路，石介等人坚决反对西昆体；欧阳修及其门人曾巩、王安石、三苏将北宋诗文革新推向决定性胜利，当时西昆体已退出历史舞台，故他们能客观对待西昆体。[77]

（1）姚铉、穆修、石介

曾枣庄先生认为，姚铉未明确提到西昆体，但其《唐文粹》中不取四六、不取近体，反对声律，提倡古道，他对西昆体的态度也体现在其中。[78]《宋代文学通论》中说，穆修诗文成就不高，但其逆世独立提倡韩柳文章的行为，无疑对二苏兄弟有影响。[79]

不过，姚铉与穆修的实际创作与其文学主张有差距。钱锺书先生说穆修的诗近于西昆。[80]张立荣认为姚铉和穆修的七言律诗创作仍属于西昆体格局。[81]

现代学者对石介抨击西昆体的评价都不甚高。程千帆先生认为《怪说》似泼妇骂街，效力甚微。[82]曾枣庄先生认为石介将西昆体风靡文坛的原因归于杨亿身上的偶然因素，这点难以令人信服。[83]张立荣认为石介对西昆体和宋代新文风建设表现得“‘破’有余而‘立’不足”[84]。另外，马德富先生认为，石介的《怪说》不专针对杨亿，而是针对西昆后学。[85]

（2）欧阳修、梅尧臣对西昆体的继承

“没有西昆派的开创与积累，也就不会有后来诗文革新派的成就业绩。”[86]欧阳修等革新派诗人对西昆体是有所取的。欧阳修早期作品中有模仿西昆体的诗，但是没有西昆体堆砌的弊病。[87]欧阳修诗中“婉丽雄深”的一体与西昆体有相近之处。[88]欧阳修早年诗有西昆体痕迹。[89]欧阳修反对的是西昆体浮艳诗风，对其写诗技巧中有益的部分则有所吸收。[90]欧阳修等革新派诗人在西京幕府中与西昆体诗人的关系较为缓和，能够合理看待西昆体，而非如石介一般激烈。[91]欧阳修对于西昆体“用故事”者的学习主要见于早期，进士及第后，这样的学习逐渐减少，其集中“不用故事”实亦学习西昆技法的作品则非常多，欧阳修以西昆体的技巧为基础，然后变化发展、自成一家。[92]

同样，梅尧臣诗歌也受到西昆体影响。梅尧臣早年受西昆体影响，所以在他独特的平淡诗风中，能够平淡中有情韵而不枯槁。[93]欧、梅诗对立意的重视以及思绪的深邃，更接近西昆体而非白体和晚唐体。[94]如果没有西昆诗人对“以才学为诗”的强化，单凭晚唐体也孕育不出梅尧臣诗歌“平而不俗、淡而不薄、思理兼备、骨肉匀亭”的风格。[95]

有人注意到欧、梅实际上是受后期西昆派诗风的影响。程杰先生认为，欧、梅等人在钱惟演幕下唱和时，其清雅细婉的诗风与真宗、仁宗之际后期西昆派诗人的作品风格相统一。[96]马东瑶先生也认为，梅尧臣西京唱和时期的清丽风格受到后期西昆派诗风影响，他的诗风与钱惟演、晏殊清雅的诗风相近。[97]

实际上不止欧、梅，革新派其他诗人也同样受西昆体影响。马东瑶先生认为，蔡襄律诗有西昆风格，石延年诗体现了由西昆体向宋调新风格的转变痕迹。[98]

（3）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对西昆体的改革

已有人注意到，欧阳修等人对待西昆体诗和西昆体骈文的态度有区别。欧阳修并未指责杨亿、刘筠等人的诗，他只是反对西昆体诗人的时文。[99]欧阳修否定西昆后学为科举考试而作的时文，对杨、刘、钱等西昆体诗人表示尊重和肯定。[100]也有人将欧阳修等人对待西昆体诗人和西昆体模仿者的态度区别开来。程千帆先生认为，欧阳修不同于石介之处，在于欧阳修的攻击只针对西昆体末流，而他相当尊敬西昆体首领。[101]

当然，欧阳修等人还是主要以西昆体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程千帆先生认为，石介的《怪说》根本没有什么效力，梅尧臣、苏舜钦等创作反西昆体的诗篇才最厉害，欧阳修与石介一样尊韩反西昆，其立场都是文以载道的思想。[102]马东瑶先生指出，西昆体在内容和艺术上已露出宋诗的端倪，但革新派诗人意识到了西昆体的不足，所以他们在受西昆体影响时，已在探索和追求新的诗风，庆历年间，革新派诗人各自的诗风和革新派整体的诗风都已形成，初步奠定了宋调基础。[103]

关于欧阳修等人在哪些方面对西昆体进行改革，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主要是在内容上：与晏殊等人未对西昆体的思想内容进行多大改革相反的是，欧阳修等人矫正宋初诗派主要不是形式，而是在内容上；[104]欧、梅反对杨、刘、钱等人在诗歌中反映自己的不幸的行为。[105]有人认为形式与思想内容兼而有之：革新派诗人“针对西昆体词藻华艳、句式凝滞、意象繁密、语意晦涩而思想浮泛、气骨不存的弊病，便在散文化的朴素词语、通畅句式、疏淡意象、清晰语意和议论化的思想深刻、专主气格诸方面下功夫”[106]。有人认为欧、梅对西昆体的改革也是为改变诗学审美风气：傅蓉蓉先生认为，诗歌对于杨、刘等人更多是“羔雁之具”或智力游戏，晏殊则始终认为诗是一种文人清玩，欧、梅则要将诗歌作为体现士人持节和自励的操守的载体；梅尧臣以为宋代以来的晚唐体和西昆体诗人们将诗当作一种游艺，所以以巧取好；欧阳修主张取法韩愈，是要将诗人们从因模仿李商隐而拘束于格律、典故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与宋祁等后期西昆派诗人的观点相合；杨亿和欧阳修都十分重视诗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才情，欧、梅变昆在于改革诗学审美风气，在技巧层面上他们对西昆体多有取法。[107]

有论者从诗歌体裁的角度对欧、梅、苏等人改革西昆体进行研究。苏舜钦和苏舜元以古体诗改变近体诗风靡的格局，稍后的梅、欧等人在西京幕府中唱和，写作古体诗。[108]欧、梅、苏等人的“古歌诗杂文”，对诗坛上的七律创作有冲击作用。[109]苏舜钦和京东士人群的诗以古体诗为主。[110]诗文革新运动在诗歌方面对西昆体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古体诗对近体诗的革命。[111]

还有论者指出，欧、梅的诗风改革，不仅针对西昆体。杨旭辉先生认为，梅尧臣所反对的，是当时流行的歌颂升平、诗酒酬唱，欧、梅所反对的，包括“宋初三体”的弊端，而非只针对西昆体。[112]马德富先生也认为，欧、梅、苏乃是针对晚唐和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意熟词陈”的诗风。[113]

欧、梅、苏等人对于西昆体的改革，有其各自的特点。梅尧臣以平淡浑朴来改革西昆体的险怪雕琢，苏舜钦以雄健豪放来改革西昆体的纤巧妍华。[114]梅尧臣以其平淡诗风来对抗西昆体的藻丽，梅尧臣和苏舜钦以自己新的诗风对抗西昆体，而在文论上建树不大。[115]

有论者注意到，欧、梅等人对西昆体的改革，也受到西昆体诗人群内部的影响。在《西昆酬唱集》被朝廷下诏打压后，前期西昆体诗人钱惟演即对自身审美倾向进行了调整，得益于他兼容并包的风度，欧阳修在以钱惟演为首的文人集团中开始学习古文和作古诗。[116]

5.北宋中后期西昆体的接受

学界对这一阶段西昆体的接受研究，主要着眼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西昆体的使事用典，由后期西昆派流传下来，在王、苏、黄手中发展到纯熟精湛，成为宋调的显著特色。[117]西昆体的互文手法，经过欧、梅、苏舜钦，至苏、黄大行，西昆体最终融入宋诗洪流之中。[118]

（1）王安石、苏轼

王安石在其早期激烈地反对西昆体。[119]但他的诗，大量用典，讲究学问，其晚年诗歌的对仗和文字皆属精工，还有细密的技巧并好用叠字，这样的特点在欧、梅等人诗中不多见，在西昆体中却常见。[120]他早年长于西昆体诗赋，中年以后批判和打击西昆体，不过其晚年创作的“半山体”诗，与其早年学习西昆体、有较高艺术修养有关，“半山体”在工巧的基础上力求复归自然，与西昆体的破碎和生涩有所不同。[121]曾枣庄先生则认为，王安石用昆体功夫来纠正诗文革新中产生的“清囤倒廪，无复余地”之弊。[122]

苏轼、苏辙兄弟对于杨亿都深表仰慕[123]，对西昆大家的人品和诗歌都有所肯定[124]。笔者认为，在创作上苏诗喜使事用典、讲究辞藻、对偶精工、善于咏物、学习李商隐诗等特征，是苏轼受西昆体影响的结果。在诗学思想上，苏轼“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观点是由对西昆体等诗歌遗产的接受和学习而得出的认识，其重视学问积累的诗学思想也与西昆体的影响有关。[125]

（2）黄庭坚和江西诗派

黄庭坚学习西昆体这种观点，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同。“西昆体亦与山谷暗结夤缘，特山谷讳之……考山谷初年，犹得及西昆余势，无意中受其渐染，而终身不能摆脱净尽也。”[126]黄庭坚“不废西昆”，与西昆体有“微妙关系”。[127]黄庭坚“多多少少继承了西昆衣钵”[128],“黄庭坚也同样受到昆体影响”[129],“精严组织开山谷，深婉风神近玉溪。莫道杨刘无影响，西昆一脉到江西”[130],“江西诸公有得于西昆者”[131]，西昆体影响了江西诗派的诸多诗学观念，从西昆体至江西诗是从最具宋调的唐音到成熟的宋调的转变。[132]黄庭坚继承西昆体之互文方法，但又在技巧上追求突破，以期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133]

王镇远先生认为，西昆体与江西诗在效法杜甫和讲究用典、对仗、字句锻炼上相同。[134]木斋先生以杨亿的《夜怀》诗为例，认为其中有江西诗的消息。[135]周益忠先生认为江西诗派“夺胎换骨” “点铁成金”等与西昆体的用事精巧有联系，而又对之有所改进，黄庭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工夫，重在吸收西昆体之包蕴密致、对偶亲切时却不死于句下。[136]傅蓉蓉先生认为，由于李商隐和唐彦谦这两个西昆体和黄庭坚共同的效仿楷式，为黄庭坚接受杨亿的诗学思想打下了心理基础，黄庭坚由学李、唐进而学杜，难免要受到西昆体潜移默化的影响，如重视学问、重视推敲锻炼等，但是黄庭坚又在重视挺特的人格理想、研炼与自然相结合、注重拗体、追求剥落文采等方面，跳脱了西昆体的藩篱。[137]曾枣庄先生甚至指出，以昆体功夫纠正北宋诗文革新的负面效果，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138]张明华先生认为黄庭坚学习西昆体的使事用典而又加以变化，吸收使事用典带来的含蓄蕴藉的优点，又不使之影响诗句的流畅。[139]

不过莫砺锋先生认为黄庭坚在音调的和谐圆熟和无病呻吟等方面反对西昆体，其峭拔的拗体的写作，主要针对西昆体；在黄庭坚的时代，欧、梅等人已经清除了西昆体在思想内容上对诗坛的影响，他面对的是西昆体在艺术方面的不良影响；黄庭坚对西昆体音调上和谐圆熟的矫正，是欧、梅等人领导的诗文革新的继续和补充；另外，他避免了西昆体的无病呻吟，又借鉴西昆体的语言精美。[140]

关于黄庭坚受西昆体影响，张明华先生有独到的分析。他认为黄庭坚一方面受西昆体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其开创的江西诗派又结束了西昆体的影响。[141]

6.南宋和金元时期西昆体的接受

目前对南宋西昆体接受的研究较少。张福勋先生认为陆游批评了西昆体违背作诗宗旨，显得雕琢和生硬，又认为陆游肯定了西昆体诗人作诗讽谏的行为。[142]曾枣庄先生认为陆游以《宣曲》咏刘、杨二妃事的判断靠不住，应是杨亿等人暗讽真宗临幸乐伶丁香。[143]

金代王若虚曾批驳朱弁所谓黄庭坚“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的说法，曾枣庄先生认为王若虚是说用昆体功夫不能达到老杜浑全之地，没有否定黄庭坚用昆体功夫；曾先生根据方回《瀛奎律髓》中所选西昆体诗歌的数量以及对之的肯定，认为方回较为重视西昆体。[144]

7.明清时期西昆体的接受

明清时期对西昆体的接受成果非常少，仅有一篇：傅蓉蓉《从对“西昆体”的接受看清代“唐宋诗之争” 》[145]。该文认为西昆体是唐型诗向宋型诗转化过程中的一个枢纽。清初对于明诗传统的反动使得对中晚唐诗的发现与认同成为诗坛主流，虞山诗派因为爱好李商隐、温庭筠诗而认同西昆体。而清初“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又促使清人重新认识宋诗，吴之振《宋诗钞》代表宋诗在清代的崛起，但大约吴之振以西昆体为唐型诗的余韵，所以《宋诗钞》未选西昆体诗。她认为，清代的宗唐派和宗宋派都将西昆体视为唐诗余脉，因此清代对西昆体的褒贬都建立在批评者宗唐或宗宋的基础之上。清代中叶，唐宋诗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弭，“尊宋祖唐”成为共识，因此批评者能用更理性通达的眼光评判西昆体。从叶燮到薛雪、翁方纲，意在为西昆体于唐宋诗转型的过程中觅得一个关键位置。清人对西昆体的接受，可视为清代诗学观念更迭的缩影。

8.西昆体接受史整体研究及其他

关于西昆体接受史整体研究方面的成果，目前仅有两篇。白贵、高献红《西昆体诗之传播与接受》[146]和管大龙《西昆体诗歌接受研究》[147]。

白贵、高献红《西昆体诗之传播与接受》主要论述了西昆体在宋初诗坛形成气候和广泛传播的原因。该文认为早在西昆唱和之前，杨亿、刘筠、钱惟演即已开始了此种风格的创作。西昆体始于太宗末至道年间，成于真宗朝景德、大中祥符年间。前一阶段西昆体诗的传播范围有限，后一阶段达到高潮。西昆体之所以能广泛传播，一则因为传播者具有政治高位的传播优势，二则由于西昆体扫除了五代以来诗坛上的芜鄙之气，易为人所接受。西昆诸家的唱和，直接导致了群体传播，而这种“群体优势”有力地推动了诗风之变革。从社会需求上讲，以“尤精雅道，雕章丽句”为艺术指向的西昆体，符合宋初形成的以富贵为美的审美风尚和对形式美的追求。另外由于宋初词坛的冷清，以专喜言情的李商隐为学习对象的西昆体的出现，作为文士骋情展意的载体，引发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与仿效。

管大龙《西昆体诗歌接受研究》一文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昆体自宋至清的接受情况。然而，其文中诸多观点和材料，实则早已见于段莉萍《后期“西昆派”研究》、傅蓉蓉《西昆体与宋型诗建构》、张明华《试论欧梅诸人的近体诗对西昆体的继承和改造》等著作论文中，故其学术上的创新性有待商榷。

涉及西昆体其他方面的研究，这里简略提及一下。程千帆先生认为由于西昆体学习李商隐，使得李商隐的遗作在宋代被大量发现。[148]又有论者认为，宋代对西昆体的丽藻、用典的评价有赞扬其丰富藻丽、批判其过于秾丽、称赞西昆诗人博学、批判其堆垛等不同的评价，是文学批评标准的问题，而《珊瑚钩诗话》中“如杨大年西昆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之语，是以传统审美趣味审视西昆体的代表。[149]而张明华先生则认为西昆体诗人好谈论诗歌的风气以及他们的西昆体创作与宋代诗话的产生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150]

综观上述学界对西昆体接受史的已有研究，我们发现西昆体接受史研究有以下值得开拓和改进之处：

第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北宋，南宋和金元时期的研究较少，明清时期就更少了。所以对于西昆体在南宋、金元、明清时期的接受研究，是本课题的重要着力点。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借鉴前人对北宋时期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力求研究得准确完善。

第二，虽然西昆体接受史在北宋的研究比较充分，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对西昆体与科举的关系，还缺乏更深入的考察，关于西昆体对科举诗赋的影响，没有具体的分析，多主观推测之论；再如人们研究西昆体，有时将西昆体诗歌与杨、刘等人的其他诗歌混合起来，这是有问题的，虽然《西昆酬唱集》中的诗歌与杨、刘等人的其他诗歌有共同之处，但西昆体诗歌是专指《西昆酬唱集》中的诗歌，他们有较为统一的艺术特色，与杨、刘等人的其他诗歌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特点都非常鲜明，而且其影响也比杨、刘其他诗歌大得多；另外还有将后人对西昆诗、文的评论混合处理的情况。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第三，目前对西昆体接受的研究，常拘限于单线的文学发展史，或认为西昆体流行时期，诗坛上只有西昆体，或认为欧、梅等人的诗文革新，一定是针对西昆派，而忽视了文学发展史中众多文学现象同时存在的客观情况，文学史的研究，沦为简单的猜测与想当然。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力求结合学界目前的学术成果，分析历史材料，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此基础上处理西昆体接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