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遗产

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中东的中心地带确立统治地位，其后约一个半世纪前后，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开展起来。这些翻译活动至公元10世纪初逐渐式微，而此时，希腊哲学科学的大部分传世文集均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多数的翻译工作是在阿拔斯王朝（Abbasid Empire）新营建的都城巴格达（Baghdad）展开的，特别是在曼苏尔[（伊历136—158年/公元754—774年在位）]、哈伦·拉希德[Hārūn al-Rashīd（伊历170—193年/公元786—809年在位）]和马蒙[al-Ma'mūn（伊历198—218年/公元813—833年在位）]几任哈里发统治期间。积极改编和挪用希腊科学与哲学，对新兴的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为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古典遗产的历史与复兴带来了深远影响。[2]

地图学史学者对世界史上该重大事件的方方面面也同样关心。他们渴望探寻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地图学传统之间连续性或非连续性的蛛丝马迹。在许多方面都容易看出，托勒密（Ptolemy）这位杰出人物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其著作的阿拉伯文译稿（附录1.1）构成了伊斯兰天文学和占星术的支柱，正是在这两个知识领域内，形成并奠定了地图学思想的数学基础。因而很自然地，接下来的章节均很重视对伊斯兰地图学中托勒密遗产的描述。

然而，在探究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方面，围绕历史可行性问题形成我们的判断非常关键。更确切地说，应尽量避免采用目的论的观点来看待传播的历史进程。作为希腊哲学课程的一部分，希腊地图学传统被伊斯兰文明吸收并非历史的必然。需要解释的是翻译运动本身，而不是用机械的眼光看待这一科学知识传播的文化过程时，可能会在此运动产生的地图上出现的那些明显“缺陷”。因此，当研究表明并非托勒密的所有地图学著作都被穆斯林用于实践时，便不能仅仅因为几个世纪后的欧洲，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同样的著作引导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而将其归结于穆斯林在理解这些著作上的不可思议的失败。前现代科学在跨越非常现实的文化屏障时所呈现的连续性，同非连续性一样也需要（如果不是更需要的话）得到历史解释；这样的连续性不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试图研究从古代到伊斯兰文明兴起再到文艺复兴的希腊地图学知识史，无论其自身价值如何，都往往会提升伊斯兰地图学的一种外在论观点。基本上，后一主题的历史学家关注于描述伊斯兰文明的各种地图学传统，并分析它们在这一广大的文化圈内的地位和作用。就这点来看，希腊遗产的问题假定了一个不同的维度。不同于学习希腊地图学跨文化传统的学生，研究伊斯兰地图学的历史学家必须整体 评估希腊知识在伊斯兰制图实践中的地位，着眼于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调查的范围需要扩大。不仅需要辨认前现代伊斯兰文明时期所有可供穆斯林制图者参考的地图学先例，还要确立该文化圈中不同的地图学实践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独特的伊斯兰地图绘制风格。[3]

关于伊斯兰地图学受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波斯、印度——以及晚些时候中国和欧洲——地图学和地理学传统知识影响的问题十分复杂。针对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不同方面，在下文中各有侧重地进行了研究。相关历史记载极不连贯，许多问题难以清晰认知，更遑论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了。尽管如此，对希腊地图学以外的影响因素的认识，至少将伊斯兰地图学的古典传统推向了更为广阔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