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解释性论文

地图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宇宙志和天体制图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图像，1450—1650年[1]

丹尼斯·E.科斯格罗夫（Denis E.Cosgrove）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课题的宇宙志

图形图像是将一种希腊哲学家称作“世界（Kosmõ）”的由天和大地构成的有序创造物的思想可视化的强有力工具[2]。在文艺复兴时期，图像在重新描绘中世纪的自然哲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模式”，或者是决定了呈现实践的一套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和技术关系[3]。围绕一种正在发展的对地球、天体和呈现空间的理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相关的社会和技术关系汇聚为绝对的和有能力的知识技巧[4]。借鉴了中世纪的先例，在1450—1650年间探索这种理解和技巧的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

公元1世纪的庞波尼乌斯·梅拉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宇宙志；或对世界的描述》（Cosmographia；sive，De situ orbis），1471年在米兰印刷，将宇宙志介绍给了西方学术界[5]。当雅各布·安格利在1406年将克劳迪乌斯·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翻译为拉丁语的时候，选择《宇宙志》（Cosmographia）作为书名，即使不是很清晰，但确保了术语的含义[6]。安格利的选择是合理的：托勒密的文本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Aristotelian）宇宙——包括可生灭变化的元素世界（mundus），以及永恒不变的天空中的天堂（caelo）——在数学上是协调的。安格利还回应了托勒密对地理学的定义：包括对地球表面上陆地、海洋和地点的描述，以及对上述内容用数学方式绘制地图。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详细阐述和传播了雅各布·安格利对宇宙志进行重新定位的著作。但是他对地理地图绘制和宇宙志在语言上的融合导致了文艺复兴宇宙志中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紧张，尤其是在其图像呈现方面[7]。

如果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因而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故事的开端的话，那么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则代表了故事的终结，因为其最终消解了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中描述的宇宙系统[8]。在此期间，宇宙志成为人文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航海者和海图绘制者、画家和建筑师、王公和商人的问题。在一个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现代差异产生之前的时代，其作为一个探询和推测的领域而繁荣，同时在其中，图像形象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存在：技术上通过印刷，意识形态上则通过对宗教传统旧习的打破[9]。今天正在软化的学科界限可能鼓励对文艺复兴宇宙志的成就和失败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变化的宇宙志的定义、含义和用法

在他1570年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作的数学序言》（Mathematicall Praeface to the Elements of Geometrie of Euclid）中，英国人约翰·迪伊（John Dee）将宇宙志定义为“对于天空以及世界元素部分的完整和完美的描述，并且它们的和谐应用以及相互对照是必要的”，而该书正撰写于宇宙志之星位于其顶点的时候。其“天空和大地被放置在一个框架中，并且有着恰当的对应”[10]。“和谐应用”，或星体和元素天球（Elemental Spheres）之间形式和结构上的对应，确定了宇宙志学者的基本假设。天球和地球的统一体，是建立在它们主要圆周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几何—数学论题（这就是迪伊将宇宙志包括在他的数学实践列表中的原因）。这一论题支撑了现代词典中对于宇宙志的定义，即“描述和绘制宇宙（包括天体和地球）的普遍特点的科学”。但是“宇宙志、地理学、地方地理学和地形学的含义，在作者之间是变化不定的：它们的变动甚至影响了受人尊崇的托勒密的文本。”[11]因而，宇宙志的次要含义就是“对宇宙或地球的普遍特征的描述或再现”[12]。

在他对西方宇宙哲学传统的详细研究中，布拉格（Brague）将宇宙志定义为“绘制或描述（graphein）某一给定时刻世界的样貌，关于其结构、其可能划分为的层级、区域等。这一描述可能，实际上应当，考虑构成世界的各种元素之间静态或动态的关系：距离、比例等，以及影响、反应等。其意味着试图揭示掌控着那些关系的规则。因而，它是一种广义的地理学，即抛开语源学，其不仅关注地球，而且关注所有可见的宇宙”[13]。这两种用法出现在了彼得·阿皮亚的《宇宙志》（Cosmographicus Liber）中，在该书中，宇宙志指的是对通过球形投影建立关系的宇宙和地球的数学描述，同时涉及构成尘世（sublunary sphere，月下世界）的四种元素。

但是宇宙志同样具体处理通过经纬线按照数学方式理解的地球——文艺复兴早期地图学方面的重要创新——由此允许在一个球形地球上精确地确定位置。阿皮亚的木刻版的宇宙志图示（图3.1）中展示了差异：左侧的图像显示了由一个脱离实体的眼睛看到的地球和宇宙，显示出各种圆周的投影；右侧的图像显示了一个自立的地球仪，其陆地和海洋的地理情况被包括在一个宇宙志的圆周和子午线的网格中。宇宙志的次要含义在印刷世界地图（有时也包括地区一览图）的通用名称“宇宙志”中展现得很明显，这表明它们是根据数学原理构造的。在本章中，我主要集中于宇宙志主要含义的呈现，但是偶尔会提到清晰展现了数学地理学的世界地图[14]。

图3.1 彼得·阿皮亚的《宇宙志》
原图尺寸：约20.3×15.2 厘米。Peter Aprian，Cosmographicus Liber（Landshut，1524），fol.2.由MnU提供照片。

宇宙志的方法将对于天空和地球的异体同形的量化展示与描述结合了起来，使用了数学准确的地图和文本叙述。浑天仪或世界系统的图示在几何方面的优雅，掩盖了已经被长期认识到的在实证方面存在的缺陷，例如天体自转的偏心率以及土和水的不平衡分布[15]。这种紊乱依然是学术争论的主题，且被附加在自然哲学的图示中进行了展示[16]。随着远洋航海、天体观测和标准数据的流行，宇宙志的实证内容增加了，简单的标志符号的不足之处越来越明显。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对自然哲学的“根据自然规律解释自然现象而无须求助于神学论点的权利”的学术辩护提出质疑，模糊了分别作为物质世界和天外世界的独特认识论的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界限[17]。当“哲学论证日益被用来证实宗教教义，尤其是灵魂不朽”时，宇宙志在一个改革时代开始参与了神学争论[18]。迪伊的著作撰写于对于某种期待不断增长的时代，这一期待即是在世界机器装饰的统一性和不可思议的细节中对世界机器的清晰形象以经验性的论证和描绘，而航海使得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对于欧洲人而言变得越来越明显[19]。对于描述和展示、信仰和理性、权威和经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多种多样的需求，在欧洲近代早期对宇宙志提出了挑战，并且最终将其边缘化为一种值得尊敬的工作，并使其被截然不同的地理学和天文学取代。然而，在17世纪，宇宙志的单一创世和一个神谕的原则大部分存留在了装饰性的地球仪和地图中的修辞学方法（dispositio）上，存留在虔诚的出版物和浮雕装饰中，以及在艺术和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中[20]。理解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的哲学、社会和技术关系，有助于我们抓住这些正在变化的呈现习惯。

神学与哲学的关系

通过建立在天文和地球几何学“相互校勘”基础上的经纬度坐标，提升了描述的准确性，与此同时，托勒密的文本将世界地图引入了围绕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展开的哲学争论的领域中，自然哲学是亚里士多德著作预设的“核心要点”。[21]《地理学指南》受到的欢迎同样必须被放置在希腊学术在拉丁西方世界复兴的语境中，这种复兴是1453年之后由佛罗伦萨议会（Council of Florence）和拜占庭（Byzantine）的学者，以及1492年之后犹太人（Hebrew）知识从西班牙扩散的背景所引发的。《地理学指南》在这种人文主义学者的圈子中建立了一个15世纪中期的受众群，例如在纽伦堡（Nuremberg）的乔治·冯波伊尔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或佛罗伦萨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在那里，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基纳（Thomas Aquinas）的信仰与理性的双重性屈服于如下需求，即自然主义哲学要与基督教教义保持一致，以及古典修辞学改变了通俗拉丁语和贫瘠的逻辑学。自大约1200年之后在欧洲可以见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论天》（On the Heavens）、《论生灭》（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和《气象学》（Meteorology），它们依然是宇宙哲学的基础文本。更为常见的是对这一文集的普及性注释，例如阿尔贝特·马格努斯的《关于天体》（De caelo et mundo）和最为重要的约翰尼斯·德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的《球体》（Sphaera），后者在1250年之后超过400年中成为教授自然哲学的主导教材。[22]与《物理学》一致，萨克罗博斯科描述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填充着物质的世界机器：位于直线运动占据主导的月下世界（sublunar sphere）中的元素，以及位于以匀速圆周运动为特点的天体领域（celestial realms）的以太（ethereal）。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宇宙的永恒性质和他在《论灵魂》（On the Soul）中关于灵魂的实体和死亡的观点，长期以来就为基督徒提出了问题。对于这些，柏拉图的《蒂迈欧》提供了一种回应，而《蒂迈欧》已经在1463年至1484年之间由菲奇诺与其他柏拉图哲学的和新柏拉图学派（Neoplatonic）的文本一起进行了全文翻译。柏拉图的起源之说似乎与《创世记》（Genesis）相符，同时新柏拉图学派的灵魂通过天球上升与预言暗示的灵魂不死相一致[23]。柏拉图哲学（Platonism）在16世纪早期的新教徒（Protestant）和天主教改革者中变得流行，并且在前者中长期存在。在16世纪和17世纪，新教徒关注于通过信仰而得到救赎，其重点在于救赎的《圣经》方案的文本解读，以及强调被航海大发现所极大丰富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上帝的意志在自然中显露出来，由此强化了宇宙哲学问题以及宇宙志的理论重要性。

对于亚里士多德宇宙学最为激进的挑战来自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卢克莱提乌斯（Lucretius）。他的《论自然界》（De rerum natura）提出了一个由原子作为物质基本单位的宇宙，没有起源或终结，但是在形式上不断变化。对卢克莱提乌斯兴趣的复兴，自15世纪后期之后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美第奇宫廷中。其为后一个世纪的新斯多葛派（Neostoic）的宇宙学提供了基础，与塞内卡（Seneca）的《自然问题》（Quaestiones Naturales）和西塞罗（Cicero）《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的研究存在密切联系。新斯多葛派反对天球和元素天球之间存在差异，而用一种单一的、延续的，从地球延伸至最遥远星体的媒介取而代之。他们相信，在一个持续的稀释和凝缩的循环中，地球上的水上升到空气中，然后被天空中的火加热，然后凝结返回地表。他们将行星本身看作由炙热的以太（ether）构成的自我运行的智慧体[24]。在17世纪早期关于日心说的争论中，这些思想在伽利略的圈子中被接受，并且在奥特柳斯的《世界地图》（Typus orbis terrarum，1570）出版后的数十年中经常在世界地图上出现来自西塞罗和塞内卡的警句，这可能意味着在地图绘制者中对这一理论的支持。

图3.2 皮埃尔·德阿伊（PIERRE D’AILLY）的宇宙志地图
这一元素天球的图示（包括土元素球与水元素球的偏心关系），清楚地展示了早期印刷文本中宇宙志原则的模式。德阿伊的著作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哥伦布在他准备向西在大西洋中航行时曾参考过这一宇宙志著作 原图尺寸：约23×23厘米。Pierre d’Ailly， Imago mundi et tractatus alii （Louvain：Johann de Paderborn，1483），5.由MnU提供照片。

在行星尺度上以及在圆周运动中被观察到的不规则，会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提出进一步的质疑。哥白尼（Copernicus）重新构造的以地球为中心的激进图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有着竞争性的世界系统的描述，产生了关于维护亚里士多德完美宇宙假说所需的天球的数量和位置的争论。在元素世界，水元素天球完全环绕着土元素天球，这一明显的错误，以及这两种元素不规则的分布同样被仔细思考。这里，同样，中世纪的反应倾向于偏心：土元素天球突出于水元素天球，由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答，皮埃尔·德阿伊的《世界宝鉴》（Imago Mundi）中对此进行了展示[25]，其中土元素天球被显示与水元素天球的圆周相切（图3.2）。这一理论可以说明在15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中展示的单一大陆的环形特征，这些世界地图包括安德烈亚斯·瓦尔施佩格（Andreas Walsperger）（1448）、乔瓦尼·莱亚尔多（Giovanni Leardo）（1452/53）和弗拉·毛罗（Fra Mauro）（1457/59）绘制的那些[26]。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的航行与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的环球航行之间，对海洋的发现应当完全改变了这两种元素的已知分布，揭示了一个比亚里士多德理论化的或托勒密描述的更大的、更为充斥着水的，以及地理分布更为多样化的地球。作为应对措施，宇宙志处理了维持亚里士多德的元素平衡和对称的问题，同时绘制了一个日益不对称的地球。经纬网取代了大陆和海洋简单的几何图形，作为地球仪上和世界地图上秩序的标志。但是，坐标实证的不确定性使它们的呈现与科学具有等量齐观的修辞性，同时之前观念的阴影依然在如“墨瓦腊泥加（Magellanica）”等元素中留下一些痕迹，即在17世纪的地图上，巨大的南方大陆平衡了被扩展的北半球上陆地的规模[27]。

社会关系

宇宙志被嵌入了文艺复兴的社会世界中；按照迪伊的说法，其是“滋养大地、航海（Nauigation）、改变人的身体：生命、整体、疾病、创伤”的需要[28]。除了海航和医药学之外，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宇宙志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空间中定位现象与在时间中定位事件。

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宇宙志在航海中的价值是首要的，同时宇宙志学者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国家背景。应用数学知识对于在大西洋中的航行是至关重要的[29]。在整个16世纪，宇宙志学者绘制了路线、训练航海员并且更新扩展的海图，因为他们成为“与航海和探险有关的绝大多数新知识的管理者”[30]。塞维利亚贸易署的宇宙志学者中包括地图绘制者，如迪奥戈·里贝罗（Diogo Ribeiro），以及宇宙志文本的撰写者：例如阿隆索·德圣克鲁斯的《西班牙查理一世的宇宙学者阿隆索·德圣克鲁斯，世界上所有岛屿的岛屿之书》（Islario general de todas las islas del mundo por Alonso de Santa Cruz，cosmographo mayor de Carlos I de España）（1542）或佩德罗·德梅迪纳的《航海的艺术》（Arte de nauegar，1545）[31]。葡萄牙宇宙志学者包括地图绘制者迪奥戈·奥梅姆和老巴托洛梅乌，以及《埃斯梅拉尔多的对世界的描述》（“Esmeraldo de situ orbis”）（1505—1508）的作者杜阿尔特·帕切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32]。宇宙志地图集较早的范例就是《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1375）[33]。当法兰西和英格兰加入海洋竞争的时候，航海者以及海图和仪器制造者，如纪尧姆·勒泰斯蒂和约翰·迪伊自己将宇宙志提升作为一种帝国的科学。

盖伦派医学（Galenic medicine）强调天体对于作为微观宇宙的人体的重要影响，人体的微观宇宙受到由火和气构成的月下世界的调节；因而，配有潮汐和历法图表的、用于放血的人体形象，被放置在了《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的第一页。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医学实践的预备教育，因此很多宇宙志学者作为内科医生受到训练或者进行实践，他们中有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奥龙斯·菲内（Oronce Fine）和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位于帕多瓦（Padua）和莱顿（Leiden）的解剖学剧场（Anatomy Theaters）被设计为宇宙地图；在分层的按照同心圆组织的多层观察空间的中心对尸体进行展示，这是一种对其微观宇宙特性的建筑学上的表达[34]。在文本和图像中，凯撒·卡萨里诺（Caesare Caesariano）和医生让·博丁（Jean Bodin）、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按照气候带和星座的位置，使用宇宙志来绘制整个国家的健康地图[35]。

在欧洲宫廷中，一名王子的健康体现了王国的情况，而在那里，宇宙志学者如塞巴斯蒂亚诺·莱安德罗（Sebastiano Leandro）、奥龙斯·菲内、贾科莫·加斯塔尔迪、安德烈·泰韦和伊尼亚齐奥·丹蒂描述和绘制了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并且搜集、排序和试图将从地球另一端汇集的新事实与已经接受的假设进行协调。他们构建和操作历表和星历表的技巧使得他们可以计算耶稣诞辰（nativities）以及预言合点（conjunctions）、日月食和彗星[36]。这种表格长期以来对于那些不固定的节庆，如复活节（Easter）的复杂计算以及期待已久的最终在1582年成为现实的历法改革是至关重要的[37]。更为本地化的是，宇宙志学者将《地理学指南》的原则应用于绘制国家和省份的地图，由此将地方志与绘制全球地图联系起来[38]，如同伊尼亚齐奥·丹蒂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宇宙志家具，或安东尼奥·坎皮在他1583年的克雷莫纳地图中使用的阿皮亚的宇宙志图表所展现的。在德意志南部的人文主义者中，宇宙志在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阿尔布雷克特·阿尔特多费（Albrecht Altdorfer）、扬·范艾克（Jan van Eyck）和阿希姆·帕蒂尼尔（Joachim Patinir）等艺术家发展的小型的风景镶嵌板，被描述为宇宙志，并且被认为对于描述宇宙而言，与文本相比是一种更为适当的形式。阿尔布雷克特·丢勒宣称“大地和水域，以及星辰的度量，已经可以开始通过绘画来理解”[39]。

技术关系

印刷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有着重要影响。其使得如《地理学指南》等古代文本以及更多的同时代的著作，如阿尔贝特·马格努斯的《关于天体》或德阿伊的《世界宝鉴》（Imago mundi），以及最为首要的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Sphaera），更容易被获得。由于容易按照一致的形式进行复制，因此这些文本可以更为容易地被评论和更新。天球和地球之间的几何学关系可以用图像展示，以及可以选择之前只是以木版图示形式传播和比较的关于数量和旋转的假说（图3.3）。印刷文本同样可以延长那些过时的呈现的寿命[40]。随着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在1507年介绍了显示了360°的经度和180°的纬度、附带了有着宇宙志文本的地球仪贴面条带（globe gores），宇宙志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对整个地球的一种描述，得到了强化[41]。在书写的宇宙志的数学的和描述的部分之外，又增加了第三个部分：印刷的世界地图。

印刷的托勒密的《星表》（tabulae）或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的星历表不仅仅保证了复制品之间数字数据的一致，使得学者不需要自己去对它们进行重新计算，而且其还在数量上有所保障。这对于绘制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在欧洲大量涌现的关于地球和星体现象的信息以及将它们坐标化是至关重要的。在类似于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编年史之书》（Liber chronicarum，1493）、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的《宇宙志》（Cosmography，1544）或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1570）的百科全书和地图集中展示的巨大和多样化的世界被新技术进行了如此众多的改变，由此“书写时代有墙的图书馆可以与由各代哲学家设想的封闭的宇宙联系起来”[42]。改进的对天空和地球的观察依赖于视觉和呈现技术方面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自大约1600年之后。哥白尼的日心说（heliocentrism）已经成为传统形式的天文推论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新观察的结果。甚至第谷·布拉厄（Tycho Brahe）和约翰内斯·开普勒的更具有吸引力的观察也基于日常的仪器。伽利略使用新发明的望远镜，对亚里士多德的天体空间的完美性提出了激烈挑战，其揭示了月球上的褶皱、环绕木星运动的卫星以及太阳表面的黑子[43]。在元素天球上，宇宙志的一致性，被海员和学者接受和复述，“仍然是一种虔诚的愿望，只要波特兰航海图和世界地图继续平行和一致发展”[44]。托勒密的地图绘制了子午线和独立于天文测量的已居住的世界（oikoumene），从地理层面上挑战了天空和地球的一致性。晚期世界地图（mappaemundi）上的天球、罗盘方位线和网格的呈现，以及瓦尔德泽米勒、弗朗切斯科·罗塞利和其他人出版的托勒密地图与海洋世界地图的结合品，说明了技术发展如何激化了展示宇宙志的一致性的问题[45]。但是，当地图投影和海洋发现彻底改变了欧洲关于大陆和海洋的图像的同时，陆地和海洋的实际测量技术革命性的变化，直到18世纪对地球子午线弧长的测量、在海上准确的确定经度和三角测量的广泛使用时才得以发生。

图3.3 来源于萨克罗博斯科的《论世界之球体》（SPHAERA MUNDI）的三种基本的宇宙志地图。左边三列是来自萨克罗博斯科文本的摇篮本的木版图示；第四栏包含有三幅来自奥龙斯·菲内的《天堂的理论》（La theorique des cielz，1528）的图示，第五栏是来自巴泰勒米·德沙森纽兹（Barthélemy de Chasseneuz）的《荣耀世界的目录》（Catalogus gloriae mundi，1576）的宇宙图示，以及来自乔瓦尼·保罗·加卢奇（Giovanni Paolo Gallucci）的《世界的剧场》（Theatrum mundi，1588）的一架浑天仪的图示，由此展示了对基本图示可以进行何种程度的阐释
第一行：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七大行星、恒星以及原动天（primum mobile）的宇宙。差异在于对环绕在位于中心的用黑色油墨表示的地球周围的元素空间的呈现上。在a中，它们被赋予了名称，在b中出现了传统的符号和分成三部分的地球，在c中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菲内的由水陆构成的球体（d）说明了地图学对陆地和海洋分布的呈现，而这在沙森纽兹（e）中被地球的一幅地带图取代。行星天球或者有着名字，或者用它们通常的天文学符号进行表示。第九重天通常显示了十二宫的符号。菲内用一个环绕恒星的双实线封闭了他的宇宙；同时，通过增加第九层，即在恒星与原动天之间的水晶天球，以及在最外侧增加固定的“仙境（emperium）”，沙森纽兹提供了一个可以囊括最大层数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彼得·阿皮亚的有影响力的宇宙地图同样延伸到了十层，但是他让第十层的最外层的边界是开放的。沙森纽兹将其封闭，并且将图像水平地分为元素领域和天体领域，同时附带有表现了被创造的世界的图景，图景中展现了富饶的地理景观，同时环绕着宇宙的四位天使标志了天体之外的世界。第二行：萨克罗博斯科的浑天仪图示，就它们的内容而言是相对标准的，地球位于中心——可能绘制着由三部分构成的大陆（f）或可居住的世界（g）或没有划分（h）——五个大的环形（地平线、回归线和极圈）、分至圈（colures）、轴（在g中，不同寻常地显示了地轴和天轴）以及黄道带。在与运动有关的图像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在f中，上帝的一只手从未知的云彩（用代表气元素的传统符号表示）中伸了出来握住了“世界之球（sphaera mundi）”的轴；在g中，天使用手使得宇宙环绕其轴进行运动（但是，不常见的是，天使转动的是地球的轴，显然是对关于宇宙运动的亚里士多德法则的挑战），而在h中则是乌拉尼亚（Urania）的形象，一位坐着的“阿斯托诺米亚（Astronomia，译者注：即天文学）”控制着浑天仪和星盘，同时穿着类似于东方圣人的托勒密通过仪器和书籍检查着天球、太阳、月亮和星辰。这一基本图像被后来的宇宙志学者所详细阐释，例如在印刷本的德阿伊的文本中，以及最为著名的奥龙斯·菲内的文本中，在他的文本中，他用自己取代了托勒密（参见图3.12）。菲内为他的“天体观察”使用了最为基本的浑天仪的图像，展示使用地球的经纬度来进行天文观察（i），而加卢奇为一幅根据观测绘制的准确星座地图使用了浑天仪（j）。第三行：世界地图（Mappaemundi）。天球和元素天球之间异体同形的宇宙志的基本规律（一种地心说的可预言的结果），被通过后者相同元素的轴上的文字说明和前者中能看到的大圆所揭示。由此产生了被接受的五个温度带的图像（两个寒带，两个温带和一个热带）。只有温带被认为是适合居住的，而且只有北半球是已知有人居住的。萨克罗博斯科的图示（k，l，m）通过标记和指出北半球可居住带的已知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展示了这点，具体方法或是通过一种可耕地、水体和城市的地理景观的景象，或者运用一幅粗糙的、绘制有三个大陆并用一个十字符号表示的耶路撒冷的托勒密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的地图；m通过列举可居住带的七种气候对此进行了细化。菲内的n中的世界地图，处理元素天球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通过一幅环形的绘制有被环航的非洲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指明了水元素和土元素，同时通过一个传统的居于外层的呈环形的火圈标明了火带，但是通过将气分为三个区域，从而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说，这三个区域即低、中和高，差异是由热和湿的相对混合造成的，因而决定了地带中出现的气候（参见图版1）。a，Johannes de Sacrobosco，Sphaera mundi （Venice：F.Renner，1478）；b和f（Venice：Erhard Ratdolt，1482）；g、l和m（Leipzig：Martin Landsberg，1494）；c和k（Paris：Johannes Higman for Wolfgang Hopyl，1494）；h（Paris：Henrici Stephani，1507）。d、i和n，Oronce Fine，La theorique des cielz（Paris，1528）。e，Barthélemy de Chasseneuz，Catalogus gloriae mundi...（Venice：Vincentij Valgrisij，1576）。j，Giovanni Paolo Gallucci，Theatrum mundi，et temporis...（Venice：I.B.Somascum，1588），7。由MnU（a）；Harvey Cushing/John Hay Whitney Medical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b和f）；Bancroft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c）；BL（d、i和n）提供照片；版权所有Board of Trustees，National Gallery of Art，Washington，D.C.（e）；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 Library Services，Special Collections（g、h、l和m）；Adler（j）；and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Washington，D.C.（k）。

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的历史和地理

哲学、社会和技术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产生了宇宙志的历史和地理。简言之，我将宇宙志的历史以关键文本的出现为标志，组织为六个大的时期。其地理则更为复杂，在地中海、伊比利亚半岛和北欧之间；在重商主义和关注领土之间；以及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都存在重叠的部分。在关注宇宙志等图像之前，我将讨论这些内容以及宇宙志文本和图示之间的关系。

宇宙志的历史

其出现有助于勾勒文艺复兴宇宙志史概要的著作就是弗朗切斯科·贝林吉耶里的《地理学的七日》（1482）、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宇宙志入门》（Cosmographiae introdvctio，1507）、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的《宇宙志》（Cosmographia，1544）、赫拉尔杜斯·墨卡托为在他死后出版的《地图集或宇宙志》（Atlas sive Cosmographica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vndi et fabricati figvra，1595）所作的宇宙志的界定（1569）以及罗伯特·弗拉德的《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Utriusque cosmi maioris scilicet et minoris metaphysica，1617）。

1.1482年之前

通过雅各布·安格利对托勒密著作的翻译而迅即产生的关于宇宙志的新原则，在于认识到了有希望为地理地图的绘制提供数学上安全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直接的。没有一幅绘制于其作者所在时期的地图因为有着托勒密的位置表格而保存下来[46]。实际上，作品不需要配有实际的地图，因为数字坐标系统的价值完全在于其所提供的空间信息的一致性和灵活性。位置本身缺乏相应的现代名字，因此需要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同样，波特兰航海图和航海记录涵盖了一个比古代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更为广大的空间，由此挑战了古代的权威。在他的《世界宝鉴》（“Imago mundi”）（1410）中，德阿伊已经提出了对托勒密的位置和投影的纠正。到15世纪30年代，在德意志修道院和大学中，学者正在使用经过改良的日冕以及新发现的磁偏角来将托勒密的表格绘制在球体的数学投影上[47]。基于几何规律对整个球形地球的展示，由此产生的两维的地球表面的图像被命名为宇宙志。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修道院中的一群宇宙志学家制作了已知最早的对地名表（tabulae）的图形描述，尽管他们的原始作品未能保存下来。《七个气候带的宇宙志》（“cosmographia septem climatum”）是一种半圆形的半球图，同时《新宇宙志》（“nova cosmographia”）是一种对世界的圆形描述。这些进步是由尼古劳斯·日耳曼努斯（Nicolaus Germanus）、乔治·冯波伊尔巴赫和庇护二世[Pius Ⅱ，埃内亚·西尔维奥·德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de’Piccolomini）]传播到纽伦堡、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人文主义中心的。对于古代地点和事件的数学描述以及它们与当代世界的联系，将人文主义者的兴趣吸引到了复兴和展示古希腊“简洁（eusunopton）”的原则——视觉的和谐形式——的现代意义上[48]。

人文主义者对托勒密的关注要超过古物研究者，这点在世纪中期在著作中使用宇宙志作为书名这一现象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著作将托勒密的坐标系统应用于现代的数据，而不是简单得复制原始的地名表（tabulae）。在这方面，波伊尔巴赫的超乎寻常的学生，雷吉奥蒙塔努斯，在校对通过天文方法确定的整个欧洲的各个位置的坐标中是重要的，这对于准确地使用他的《历表》（Ephemerides）是必要的，这一著作计算了1475年至1506年间的天文位置。雷吉奥蒙塔努斯完成了波伊尔巴赫的《天文学大成的节略》（Epitome of the Almagest ，1462），并且精巧地制作了新的天文观测仪器。他印刷了波伊尔巴赫的《关于行星的新理论》（Theoricae novae planetarum，1474），其中有着被广为复制的将观测到的行星运动与亚里士多德的环形天球相调和的图示（图3.4），这一调和在萨克罗博斯科的图示中被过度简化了[49]。雷吉奥蒙塔努斯就雅各布·安格利对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书名的错误翻译进行了批评，对此他规划了他自己的翻译，但是其列印的数学著作清单中为托勒密的著作保留了“宇宙志”的书名。雷吉奥蒙塔努斯于1476年在罗马去世，可能正在从事于历法改革，但是其与天球和元素天球有关的观测方面的、数学领域的以及哲学方面的著作，对宇宙志的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例如在哥白尼的理论和在阿皮亚的彗星图示中[50]。

图3.4 行星运动和天球的图示。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志和作为其基础的物理规律，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中，每一行星在一个以太球中旋转。以太是天球中一种永恒不变的物质，相应的是易衰败天球中的四种元素。充实的原则决定了在这些天球之间没有空间，同时每一天球通常被认为包裹在一个水晶球体中。被观察到的地球到行星之间距离的差异产生了寻找用于支撑一系列规律的精准适合的问题，如圆周、天球宽度等值，以及充实原则，例如就像萨克罗博斯科世界系统图示所展示的那样。克雷莫纳的赫拉德（Gerard of Cremona）的《关于行星的理论》（Theorica planetarum），一部重要的13世纪对于围绕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Sphaera）经常展开争论有所贡献的著作，在乔治·冯波伊尔巴赫的《关于行星的新理论》中进行了讨论，并由雷吉奥蒙塔努斯进行了展示。世界机器的直径通常被接受的数值就是大约4万个地球半径。哥白尼的理论影响就是将这一规模延伸到几乎无穷大或者通过在各天球之间留下了空隙从而打破了充实的原则。虽然他自己的图示没有指出这点，但其由约翰尼斯·普拉托里乌斯（Johannes Prätorius）（左）和迈克尔·梅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的哥白尼的图示所展示[乔治·阿希姆·雷蒂库斯，《尼古劳斯·哥白尼最早讲述的革命之书》（De libris revolutionum Nicolai Copernici narratio prima），1596]，即在同心的行星圆周中留下空隙。开普勒按照哥白尼的尺度绘制的天球之间的比例和间隙的图示（右）揭示了它们之间的重叠，因而它们水晶般的性质或它们的同心都是不可能的
Johannes Prätorius，Compendosia enarratio hypothesium Nicolai Copernici（1594），由Universitätsbibliothek Erlangen-Nürnberg（MS.814，fol.92v）提供照片。Johannes Kepler，Mysterium cosmographicum，2d ed.（Frankfurt：ErasmiKempferi，1621），pl.Ⅳ，由Beinecke提供照片。

在威尼斯，文艺复兴早期最为复杂的意大利宇宙志著作就是1459年为葡萄牙的阿丰索五世（Afonso Ⅴ）撰写的弗拉·毛罗（Fra Mauro）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弗拉·毛罗认识到了托勒密宇宙志在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且在他的地图中评论了宇宙志的进步，但是避免使用投影。托勒密的地名表（tabulae）并没有涵盖弗拉·毛罗掌握了信息但缺乏坐标表格的地理空间。弗拉·毛罗的著作因而是一种描述性的宇宙志——图像和文本的，而不是数学的。其从欧洲首屈一指的重商主义城市的优越地位整理和展示了世界的多样性[51]。在这一著名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中，宇宙志的多种含义结合了起来。地图的文本元素表明弗拉·毛罗使用了最新的资料，同时覆盖在表面上的用蓝色和金色呈现的地理景观赋予地球以一种珠宝般的一致性，这也反映了宇宙志的景象。然而，宇宙志的论据被分置在陆地空间之外占据了地图角落的四个圆形中。这些圆形展示和解释了元素天球和各个天球、元素的划分以及将天球和地球统一为一体的各种大的圆环和轴，还有人间天堂。

2.1482—1507年

《地理学指南》的抄本和根据地名表（tabulae）绘制的地图在意大利宫廷中作为语言学练习以及优美的事物而受到珍视。在佛罗伦萨，宇宙志被纳入柏拉图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弗朗切斯科·贝林吉耶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柏拉图学院的一名成员，将他意大利语的富有诗意的对托勒密的描述命名为《地理学的七日》（Le septe giornate della geographia），同时这一著作收录了原始地名表（tabulae）的精良铜版[52]。贝林吉耶里将这一著作置于继承于希罗多德（Herodotus）和斯特拉博的叙述和描述的地理学传统中[53]。这混淆了与宇宙志的联系，但却适合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对风格和修辞的信仰超越了对学术逻辑的信仰。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当时正在翻译柏拉图的宇宙志文本《蒂迈欧》，为贝林吉耶里撰写了一篇献词性的前言。

不同于克洛斯特新堡和弗拉·毛罗的宇宙志，雷吉奥蒙塔努斯和贝林吉耶里的著作以印刷的形式出现。在1475年之前可能流通有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的75种抄本，作为对比的是，到1500年估计存在1000份印刷本。很多包括了基于雷吉奥蒙塔努斯表格的现代坐标以及传统的地名表（tabulae）的地图学表达[54]。1471年，雷吉奥蒙塔努斯有着出版一个古代天文学和宇宙志的文本汇编的纽伦堡计划，在他去世后，这一计划由埃哈德·拉特多尔特（Erhard Ratdolt）和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在纽伦堡和威尼斯继续进行，两人是数学图示和地图的木版和铜版复制品的先驱。这些大多数复制自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西庇阿之梦》（In somnium Scipionis）和德阿伊的《世界宝鉴》（Imago mundi）中的手绘图示，但是复杂性不断增加[55]。雷吉奥蒙塔努斯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来标出节日和黄金数字。在1493年，一群纽伦堡的学者、数学家和艺术家，由人文主义出版家哈特曼·舍德尔协助出版了《编年史之书》。运用已经确立的用于展示球体的习惯，书籍以描绘《创世记》（Genesis）中每一天的图像作为开始。这些图像构建了一个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延伸至天体之外的是天使的等级。舍德尔的宇宙图像之后则是伊甸园（Eden）的一幅地理景观和一幅托勒密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的木版地图[56]。其“日耳曼（Germania）”和北欧地图，其对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他的地球仪，在同年是为纽伦堡的商人制作的，包含了来源于葡萄牙宇宙志学者和航海员的信息）的文本引用，以及在文本中提到的在洋海（Ocean Sea，一个用来指称大西洋的宇宙志的术语）上发现的岛屿，这一编年史可能确实被认为是一部人文主义的宇宙志。其重点在于描述和叙述，而不是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学。格雷戈尔·赖施（Gregor Reisch）1503年的教学文本，《哲学珍宝》（Margarita philosophica），同样按照《圣经》的权威来历史化了宇宙志的材料[57]。

3.1507—1544年

这种人文主义著作并不是正在萌发的普通地图中的宇宙志，也不是在《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ordesillas）将世界划分为半球之后不断增加的、文本处于从属地位的地球仪或世界地图。开始认识到美洲大陆的大小，以及在1522年麦哲伦（Magellan）剩下的环球航行者返回之后，绘制出了得到识别的地球的真实大小，由此在王公、商人和学者中激发出了对宇宙志的兴趣。宇宙志偏爱的工具变成了球仪，以及一种球形投影的世界地图，它们通常附带有单独出版的或者直接印在地图上的一段解释性的和描述性的文本。用图形和文本的方式绘制新的数据，正在成为宇宙志的一种主要推动力。1508年，阿美利哥·韦思普奇（Amerigo Vespucci）被任命为西班牙（Spain）、印度等地贸易署的首席导航员，这一机构的首席宇宙志学者，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方面有着重要性的职位。宇宙志球仪和坐标表格是16世纪20年代期间关于教皇分界线扩展到东半球的争论的核心。韦思普奇自己关于四次哥伦布航海的描述被收录在1507年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宇宙志入门》中，这一作品被撰写用以附属于一幅“立体，但同样又投影在平面上”（“both in the Solid and Projected on the Plane”）的整个世界的地图：《来源于托勒密传统的通用宇宙志：传统和阿美利哥·韦思普奇的测量等》（Vniversalis cosmographia secvndvm Ptholomai：Traditionem et Americi Vespvcii aliorv qve lvstrationes）[58]。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技术手册以及地理描述，为16世纪的宇宙志建立了一个模式。约翰尼斯·朔纳（Johannes Schöner）在1515年、1523年和1533年的地球仪上附带有相似的文本[59]。单独描述了天球和地球的一对球仪，有时附带有第三个模拟了它们宇宙志关系的浑天仪，制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按照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著名的肖像画《大使们》（The Ambassadors，1533）的记录，拥有这种昂贵物品是宇宙志知识的社会地位的标志[60]。航海正在使得托勒密的地图绘制技术在绘制全球信息方面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而同时又侵蚀了其在陆地和海洋图像方面的权威性。为了阅读正在形成的图景，使用者必须理解几何学规律，正是通过这些规律，天球的大圆、分至圈、轴线、极地和地平线被刻画在地球的表面[61]。实际上，在瓦尔德泽米勒著作的165页中只有62页是关于这种数字宇宙志的；文本中占据主导的则是韦思普奇的报告。然而，无论是数学宇宙志（与光学存在密切联系），还是航海员的报告，都同样强调实地观察、亲眼去观察以及通过技术仪器来确保观察的准确性。这成为宇宙志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标准。球仪的尺度和宇宙志学者作为他人发现的记录者的角色，使其不可能进行实地观察。他依赖于个人报告的真实，以及依赖于他自己通过叙述将这些联系起来的能力，以及通过地图的几何学来确保这些联系的能力。

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在宇宙志教育中所享有的垄断，正在受到新的宇宙志概要的挑战，当时地理学和航海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挑战了天文学的重要性，同时在付出浑天仪的代价的基础上，地球仪和天球仪独特的教育意义获得了重视[62]。彼得·阿皮亚1502年的《宇宙志或世界地图入门》（Isagoge in typum cosmo graphicum seu mappam mundi）和1522年的《声明：宇宙志的典型用途》（Declaratio：Et usus typi cosmographici），与第一次环球航行同时发生，而这两部著作是阿皮亚1524年获得巨大成功的《宇宙志》的先驱。阿皮亚，皇帝查理五世的宇宙志学者，出版了一部关于数学宇宙志的著作，比原版更为流行，而且比瓦尔德泽米勒的著作更为全面。其中包括了关于天体观测的指南和空间测量、描述的实例，意图解释附带的世界地图。文本在1529年由赫马·弗里修斯进行了编辑，截止到1609年已经用5种语言发行了33个版本[63]。尽管它们有书名，但赫马自己的1530年的《天文学和宇宙志的原则》（De principiis astronomiae & cosmographiae）（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再版了10次）和奥龙斯·菲内的《数学原理》（Protomathesis，1532）聚焦于陆地的空间[64]。赫马书名的一部分，“对球仪的使用（usuglobi ab eodem editi）”，意味着宇宙志文本依然作为理解球仪和世界地图上空间图像呈现的辅助工具。这些著作中紧随在数学部分之后的描述性宇宙志被扩展以容纳新的地理知识，而与亚里士多德气候带的几何对称相对的日益增加的不协调性，对著作知识连贯性的基础造成了威胁。

图3.5 1550年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的世界系统。明斯特的《宇宙志》，类似于60年前舍德尔的编年史，包括了汉斯·霍尔拜因在内的很多艺术家创作的图像。其对于理论数学宇宙志的相对简短的讨论用简单的图示进行了展示。明斯特的综合的世界系统出现在这一书名页的插图中，是一幅与众不同的圆形的图像，其本身应当受到舍德尔宇宙志的影响，位于一个方形的框架中，这一框架上部的两角由天使占据，而下面的两角则由拟人的怪兽占据。划分了圆形的弧形给予了一个三维球仪的印象；三个部分展示了元素：土和气一起构成了一个处于中央的景观，位于水和火之间，同时天空由太阳和月亮的图像所表示，背景则是繁星点点的苍穹。造物主则被放置在圣光之源的位置上，位于由未知物质构成的翻滚着巨浪的云朵之中。这一图像无法归于数学的或者理论的宇宙志；其与德意志南部的镶嵌板地理景观宇宙志以及与《圣经》有关的空间呈现及其图案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例如汉斯·卢夫特（Hans Lufft）1534年的耶稣（Pancreator）俯瞰他的宇宙的图像，图案中部有着一个伊甸园的地理景观，这一图案出现在海因里希·施泰纳（Heinrich Steiner）1535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的德文版《圣经》中
原图尺寸：11.2×15.6厘米。Sebastian Münster，Cosmographei；oder，Beschreibungaller Länder...（Basel：Apud Henrichum Petri，1550），书名页。由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提供照片。

宇宙志图像的重点及其试图适应的正在扩大的领域，由流行的镶嵌板宇宙志或世界景观画揭示出来。例如，阿尔布雷克特·阿尔特多费的《伊苏斯战役》（Battle of Issus，1529），是从一个位于大地之上的较高视角绘制的地中海东部、西奈（Sinai）、红海和尼罗河的地图，可以看到无限的距离，以及甚至弯曲的球体的地平线。扬·科内利斯·韦尔梅耶（Jan Cornelisz Vermeyen）为查理五世绘制的征服突尼斯（Tunis）的绘画，1554年由威廉·德帕纳玛科（Willem de Pannemaker）转绘在挂毯上，整合了地中海西部的类似视角[65]。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老彼得·布吕格尔（Peter Bruegel the Elder）应当复苏了这一在珠宝般图像中详细绘制物质世界的富足的传统，这些图像比出版的宇宙志更条理清晰地捕捉到了装饰与和谐的结合，而和谐则是宇宙（cosmos）思想的基础[66]。

4.1544—1569年

1544年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的《宇宙志：对所有国家的描述》（Cosmographia：Beschreibu[n]g aller Lender），作为一部历史叙述著作，结构上类似于舍德尔或赖施的著作，出现的时间是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维萨里（Vesalius）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和尼科洛·塔尔塔利亚（Niccolo Tartaglia）的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原本》（Elements）的第一部本地语言译本之后一年[67]。宇宙（秩序和体系）正在成为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描绘的一个关键方式，而这些科学观察和描绘的范围从人类微观宇宙的尺度到元素球和天球的尺度。明斯特是一位路德教会（Lutheran）的医生、希伯来（Hebrew）学者、活跃的天文学家，并且是《地理学指南》一个拉丁语版本的出版者。《宇宙志》（Cosmography）与其说是一部附属于地球仪或地图的阐释文字，不如说是一部人文主义者的百科全书，其用文字和图片展示了上帝造物的普遍权威，这一点由其书名页的图像以及书中充斥着的奇迹（mirabilia）所暗示（图3.5）。由地图（typus）或者世界机器的图示传达了“简洁（Eusunopton）”，但是明斯特，在著作的开始部分的标准定义中用简单公式表达的数学讲解，很难抵消“内容丰富的包含了对于国家、区域、城镇和岛屿进行了绚烂多彩描述的数千页”[68]。

明斯特对于地理学的强烈关注由伦贝特努斯·多多纳斯（Rembertus Dodonaeus）同时代的但商业上不太成功的著作所分享[69]。印刷的宇宙志正在面对来自第一手的探险和发现描述的汇编，例如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三卷本的《航海和旅行文集》（Navigazioni et viaggi，1550年之后）的竞争。类似于阿皮亚的手册，明斯特的著作被翻译为主要的欧洲语言并出版。第一部用英语编纂的宇宙志著作是1559年的威廉·卡宁哈姆（William Cuningham）的《宇宙志之境》（Cosmographical Glasse），而法语则是出版于1553年的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的《世界奇观之书》（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纪尧姆·勒泰斯蒂（Guillaume Le Testu）未出版的《普通宇宙志》（“Cosmographie universelle”）完成于1556年。然而，从“新世界”返回的材料不断扩充，将对它们概要性的介绍与全球的多样性和异域的差异性进行调和，越来越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从而这对欧洲的宇宙志学者形成了挑战。如同波斯特尔的书名“世界奇观（Des merveilles du monde）”所暗示的，对从普林尼那里继承来的对奇怪和奇妙事物的迷恋而言，这类报道凸显了描述性宇宙志的吸引力。他1578年的装饰华丽的世界地图（来自1621年的版本），完美地传达了宇宙志将奇妙事物与数学结合起来的尝试[70]。

日心说（Heliocentricity），这被哥白尼看成是维持圆周运动一致性的宇宙哲学法则的一种方式，提供了对托勒密宇宙最为激进的挑战。哥白尼的文本由一幅有着九层天球的简单图示所展示，中心是太阳，而地球以及围绕其旋转的月亮则位于第三圈层。在《天体运行论》出版之前10年，数学宇宙志学者中对他思想的熟悉，在1532年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撰写的《普通宇宙志图》（Typvs cosmographicvs vniversalis）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书中，通常旋转着天球的天使转动着地球仪[71]。但是哥白尼系统的复杂性提供了少量超越托勒密的改进，因此日心说的证据只说服了数量有限的16世纪的思想家，大多数思想者则遵从1572年出现的超新星[72]。

5.1569—1620年

到16世纪末，宇宙志出版物追求综合的野心以及观测带来的与此相反的压力，正在逐渐破坏掉事业的一致性。神学的分化同样也对宇宙志产生了影响。特伦托（Tridentine）天主教偏好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同时将谨慎调查的地位提高到基于推测的自然哲学之上。仅仅如此，就可能使在新教思想家中柏拉图哲学变得更具有吸引力。两个阵营早已放弃了信仰和理性之间学术上的割裂，并且需要让自然哲学臣属于宗教教义。[73]因而，神意安排与和谐的宇宙机械的宇宙志概念，尤其是当与新斯多葛学派（Neostoicism）或者灵魂上升朝向上帝仁爱的新柏拉图学派思想联系起来的时候，提供了逃避宗教纷争的一种方法，以及提供了一种教义解决方案的可能点。[74]但是如果虔诚主义（pietism）摆脱了教义各方的极端，分裂为更偏好和谐图景的更为私人的信仰的话，那么从航海和系统的天体观测得来的观测数据冷酷无情地流入宇宙志学者的研究中，由此逐渐破坏了综合性。1569年，在1544年被指控为异端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以及数学家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勾勒了他的一个多卷本的宇宙志的计划：这是试图调和观察科学与《圣经》知识的一种知识综合体。这一著作将包含《创世记》（totius mundi fabrica）、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国家的历史（geneologicon）。他试图融合基督教教义的福音书[《福音史的四部分》（Evangelicae historiae quadriparta Monas）]在1592年出版，是墨卡托体量巨大但未完成的宇宙志项目中《地图集或宇宙志》（Atlas sive Cosmographicœ）中的一个组成要素[75]。如同墨卡托的著作所阐释的，宇宙志的一致性是一种逃避，如果存在的话，那么也只有通过使其各个部分分离开来才有可能。亚伯拉罕·奥特柳斯1570年的《寰宇概观》已经显示了一个可以选择的路线：没有涉及天球的大量地理地图的一部汇编，而天球则被看成是天文学的领域。传统的宇宙志著作继续在制作，例如乌尔巴诺·蒙特（Urbano Monte）的《论迄今为止所谓土地和位置的普遍描述》（“Trattato universale descrittione et sito de tutte le terre sin qui conosciuto”，1590），尽管保守性可能是仅有手稿而未能付诸印刷的原因[76]。

面对奥特柳斯《寰宇概观》（1570）出版的成功，以及如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航海全书》（Principall Navigations，1589）或特奥多尔·德布里（Theodor de Bry）的《美洲》（America，1596）等发现报告的汇集，传统的宇宙志正在日益变得容易受到攻击。通过对天体和地球空间的实际观察所揭示的矛盾日益增加，以及宇宙志所宣称的领域，都使得宇宙志的一致性不可能只是通过一个如墨卡托的详细文本说明而加以维持。因而，1575年安德烈·泰韦的《普通宇宙志》（Cosmographie Vniverselle）声称，现象的目击者的诚实超出了该书作者的旅行范围，因而他试图通过为每一现象分配通常完全是任意确定的地理坐标来确保他的宣称[77]。这种行为使得宇宙志学者如下的宣称变得无效，即造物的多样性可以被在由数学确保的世界机器的网格中捕捉到。在学术层面，宇宙志正在开始剥离。在1580年至1620年间的英国大学，对于地球的地理描述正在与作为“研究地球及其与作为整体的各个天体之间关系”的宇宙志区分开来[78]。

16世纪晚期对于世界机器自身的争论日益增长。1573年，瓦伦提努斯·奈博达（Valentinus Naiboda）的一系列相互比较的系统，将哥白尼的图像、托勒密的宇宙以及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的绘制有水星和金星环绕太阳旋转的地心说地图并置在一起[79]。在他1576年的世界系统中，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扩大了地球所在天球的宽度，将元素和月亮的轨迹都容纳在内。迪格斯的符号，即使不是他绘制的，通过将固定的恒星与最高天结合在一起，包含了日心说的全部含义[80]。为了在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中容纳行星公转的距离和速度，世界机器的规模必须延伸至几乎无限大，并且在行星与恒星之间存在巨大的虚无空间，由此逐渐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充实原则，因为在这一原则中不允许存在虚无空间。日心说，同样打破了托勒密的各天球的连续性和最终极的存在，如16世纪90年代的两幅图示和约翰内斯·开普勒的《宇宙的奥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1596），其中宣称显示了天球和它们之间间隔的真实尺寸，由此使上述现象非常明显。开普勒反映了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偏离了适合于一个固定的和有限宇宙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开始朝向适合于研究无限空间中星体的运动及其之间相互吸引的阿基米德（Archimedian）数学迁移。

1588年，第谷·布拉厄的可供选择的世界系统图示，通过环绕太阳旋转的内行星，维持着地心说，而同年尼古劳斯·莱默斯（Nicolaus Reimers）在他的《天文学基础》（Fundamentum Astronomicum）中出版了相似的图示。在以利沙·罗斯兰（Helisaeus Röslin）的《关于造物的作品》（De opere Dei creationis...，1597）中，展示了五个系统，允许进行直接的视觉比较。到1600年，托勒密、哥白尼和第谷的模型对于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是促进对世界机器的广泛和强烈兴趣的熟悉且可选择的宇宙图像，其在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神圣和世俗的——以及在绘画、戏剧和化装舞会中作为艺术和文学场景的流行说明了这一点（图3.6）[81]。由于在科学上，天文学从地理学中独立出来，宇宙志的主张应当以图像或者宗教文本的形式持续，而宗教对于科学的关注从属于对教义的关注。

图3.6 相互竞争的世界系统。到17世纪第三个十年，托勒密的、哥白尼的和第谷的宇宙图像（从左至右）被经常性地加以对比。很多文本用简单的“科学”风格展示了这三种系统，其特点就是简洁的罗盘线、点和天文符号的图形节俭，以及缺乏装饰性的图形图像。这有助于系统之间直接的视觉对比
Helisaeus Röslin，De opere Dei creationis...（Frankfurt：Andra Wecheli，Claudium Marnium，and Joannem Aubrium，1597），51 and 55.由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Washington，D.C.提供照片。

6.1620年之后

到1620年，新的光学设备，例如望远镜和显微镜，正在产生数量巨大的新的天文观察，并且正在揭示之前无法看到的物质元素内部的结构。实际检验的宣称（Autopsy’s claims）超越于其他形式的权威和那些经验之上，或者试验超越于修辞之上，这些被越来越强有力的证实。这些进步强化而不是消除了宇宙志一直面对着的检验观察的问题。经度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同时由光学仪器发现的现象只可以通过图形图像的方法而被公开。视觉的问题和图像的真实性成为开普勒和罗伯特·弗拉德之间围绕后者撰写的宏观和微观宇宙历史的《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Utriusque cosmi maioris，1617—1626）中的形而上地图展开的争论的基础（图3.7）[82]。天体现象，例如由伽利略绘制的月球环形山的地图和由他观测到的木星的卫星，可能会进一步挑战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宇宙的完美与和谐的信仰，但是他们绝不会将其一扫而空。耶稣会士的天文学家，例如克里斯托夫·沙伊纳（Christoph Scheiner）、克里斯托夫·克拉维斯（Christoph Clavius）和乔瓦尼·巴蒂斯塔·里乔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使用新的仪器在传统的托勒密的框架中绘制天体现象，同时月球上皱褶的披露燃起了关于圣母玛利亚纯洁概念的争论（图3.8）[83]。1613年的伽利略的太阳黑子的图像，是通过镜头直接绘制在纸上的，支持了图像的机械化可能可以保证其真实性的思想[84]。因而，在各方面，依然在社会地位上被贬斥为是机械师工作的图像制作，现在被认为在自然哲学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85]。

图3.7 罗伯特·弗拉德的宇宙志
原图尺寸：约33.7×30.5 厘米。Robert Fludd，Utriusque cosmi maioris scilicet et minoris metaphysica，physica atqve technica historia，in duo volumina secundum cosmi differentiam diuisa（Oppenheim：Johann Theodor de Bry，1617）.由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Kelvin Smith Library，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leveland提供照片。

图3.8 耶稣会士的宇宙志图像。图像是对17世纪相互竞争的世界系统之间的争论的贡献，然而支持圣里特和德圣柯提思1488年为萨克罗博斯科所做的标题页（参见图3.3h的一个较晚的复制品）和菲内对其的修订（参见图3.12）。这里，阿斯特莱亚（Astraea），用星辰作为其装饰，在她的左手握着浑仪，同时用她的右手向百眼的阿格斯（Argus）展示着一个天平，后者握着一个望远镜，而这一望远镜朝向太阳射出的光芒，而太阳则由一个位于环绕太阳的行星之中的小天使支撑着。天平衡量着哥白尼和里乔利系统的重量，由此表达了对后者的偏爱，同时坐着的托勒密，他自己的系统现在被弃置在阿斯特莱亚的脚边，宣称“我受到赞美，同时被改进”。在四字圣名（tetragrammaton）之下，上帝之手标识着“数量、尺度和重量”，同时最近通过使用望远镜而从科学的蒙昧之中浮现出来的各种宇宙现象，由天使高举：土星的光环、木星的卫星和颜色，月亮的环形山以及一颗彗星。图像是耶稣会士宇宙志图景的代表，在严格的观测和服从神学管理之间延伸
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Almagestum novum astronomiam veterem novamque complectens，2 vols.（Bologna：Victorij Benatij，1651），标题页。由Adler提供照片。

在17世纪的这一背景下，宇宙志依然被用来作为表明地球和天体空间结构一致性的著作的书名，同时作为一种科学方案，宇宙志让位给在技术方面存在基本差异的地理学和天文学。

宇宙志依然作为球仪、世界地图和地图集的一种常用的名称，在约道库斯·洪迪厄斯、约安·布劳（Joan Blaeu）和温琴佐·科罗内利（Vincenzo Coronelli）为独裁君主制作的详尽著作中达到了顶峰，这些独裁君主通常将他们自己认定为两个领域的主人。这些著作，经常包含对数学宇宙志的简要归纳，装饰有球仪的图像以及源自文艺复兴宇宙志全部内容的寓意画，将它们转化为巴洛克（Baroque）珍宝馆（Wunderkammern）的图像对应物（图3.9）。路易十四（Louis ⅩⅣ）的一生及其统治，通过宇宙志的论说而被撰写了下来，并在凡尔赛（Versailles）的建筑、花园和装饰中加以实现。N.加宗（N.Jaugeon）的《包含天国和尘世诸世界的全图》（Carte generale contenante les mondes coeleste terrestre et civile，1688），在他精心绘制的地图的正中央，使用王室的面孔来绘制季节旋涡饰纹中的太阳[86]。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之城》（City of the Sun）是宇宙哲学文本乌托邦类型的一个例子，计算了路易出生时的星象。

持续存在的对以新柏拉图学派为基础的宇宙志原则的信仰，试图按照亚里士多德地心系统中基督教化的宇宙哲学对知识进行综合。新教医生罗伯特·弗拉德和耶稣会士的博学者阿萨内修斯·基尔舍（Athanasius Kircher）都出版了关于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的关系、穿越天球的旅行、地下世界和行星对地球地理的影响的有着丰富图示的著作[87]。这些著作的规模和图像的复杂性，反映了在单一概念框架中包含关于这两个世界可用的经验材料的体量和范围所带来的挑战。尽管这些著作没有使用宇宙志作为标题，但是其中对于地图和图示的纯理论的使用直接来源于文艺复兴早期的方案[88]。

图3.9 绘制为地图的宇宙志：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的世界地图，1626 [1632]年。斯皮德的地图展示了整合进一幅双半球世界地图的宇宙志的碎片。空间由地球的两个半球所主导，在其上的大圆环、黄道线和大的南方大陆墨瓦腊泥加（Magellanica）保留了宇宙志的印迹。周围环绕的是熟悉的宇宙志元素，但没有文本。两个眼球状的地图绘制了北部和南部天体天空。上部的左侧是元素的世界机械和10层天球，其外侧的圆环是空白的。上部右侧有一只握住了浑仪的手，还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像，此外还有一幅通过观察一艘船穿过地平线从而展示了地球的圆形的图示。下部左侧和右侧是月食和日食的图式，使用了熟悉的相交角锥的视角。背景空间由4种元素的拟人图像所占据。宇宙志有着国家和皇室的背景：斯皮德将他的图像与英国探险家的肖像放在了一起
原图尺寸：约38.9×51.5 厘米。John Speed，A New and Accvrat Map of the World，in A Prospect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1632）.由BL（Maps C.7.c.6）提供照片。

支持着意图展示上帝神圣计划的虔诚手册的是一种相似的对于宇宙志的信仰，其结合了一种简单的传统托勒密宇宙哲学的概要和一种对于地球的地理概述。朱塞佩·罗塞西奥的《苍穹和大地的舞台》（Teatro del cielo e della terra，1598）和弗朗切斯科·罗巴西奥利（Francesco Robacioli）1602年用同一书名出版的著作，或者威廉·霍德森（William Hodson）的《神圣的宇宙志学者》（Divine Cosmographer，1640）和彼得·黑林（Peter Heylyn）的《宇宙志》（Cosmographie，1652），代表了存在于天主教和新教区域中的这类著作[89]。在后者中，印刷的《圣经》，其自身被认为是赎罪首要的媒介，为宇宙志地图的绘制提供了充足的机会[90]。类似的展示被发现于徽章和道德工具中。如果保守是文艺复兴晚期宇宙志的特点，那么附属于神学——在法庭、在珍宝柜，或在虔诚小册子中——是始终如一的。威廉·霍德森，书写于1640年，尽管讲述了一段使人厌烦的陈词滥调，但巧妙地概括了其请求，“大幅的世界地图、天体和地球的地球仪，是沉思造物主的最为令人愉悦的地理学的种类；由此我们能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莫过于我们每日从他手中得到的最好的恩惠和福音”[91]。

宇宙志和宇宙志学者的地理学

这一对欧洲宇宙志的分析隐藏了复杂的地理模式：存在联系的学者和著作的群体，他们被按照各自宇宙志所服务的目的、北部与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差异而被区分开来。同时，由于欧洲海外存在的发展，所以球仪科学本身也变得全球化了。西班牙宇宙志学家胡安·洛佩斯·德韦拉斯科（Juan López de Velasco）和安德烈斯·加西亚·德塞斯佩德斯（Andrés García de Céspedes）的《地理录》（Relaciones geográficas）是对西班牙美洲的详细描述和目录；在亚洲和美洲的耶稣会士在每年向罗马的汇报中都搜集了天文和地理信息，并且在当地出版了宇宙志著作，如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的世界地图（1602）[92]。

在北欧存在更为开放和商业化的宇宙志，尤其是在德意志和弗兰德斯（Flanders），与在南部存在的一个更为神秘和宫廷化的宇宙志，尤其是在伊比利亚（Iberia）和意大利半岛的宇宙志之间，产生了地理上的差异。在一条沿着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穿过德意志南部城市直至威尼斯的轴线上，一种城市—重商主义的宇宙志，与从英格兰至西班牙的大西洋（Atlantic）王国的领土国家的宇宙志之间，则存在着另外一种差异。雷吉奥蒙塔努斯、阿皮亚和赫马·弗里修斯手册的商业成功，以及广泛翻译；带有插图的舍德尔、明斯特、墨卡托绘制的宇宙志地图和地图集；以及来自如纽伦堡、威尼斯和安特卫普（Antwerp）等独立商业城市的出版家—人文主义者的，如德布里的航海资料的汇编。在这些城市中，宇宙志的材料通过商业合同自由传播，以及在独立的大学中自由传播，尤其是在路德教会改革之后，以及出版商看到了地图、教育手册、附有图示的百科全书以及航海故事中存在的利益之后。这些出版物散布在整个大陆。例如，在瓦伦西亚（Valencia）、萨拉曼卡（Salamanca）、阿尔卡拉（Alcalá）和科英布拉（Coimbra）的伊比利亚大学中推荐的文本，是阿皮亚和赫马的文本，那些萨克罗博斯科和欧几里得的文本，以及雷吉奥蒙塔努斯的托勒密的《概要》，在这些大学中，宇宙志与神判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 and perspective）一起被研究[93]。宫廷宇宙志学者工作于一个不太商业化的世界中。塞巴斯蒂亚诺·莱安德罗、伊尼亚齐奥·丹蒂、贾科莫·加斯塔尔迪和奥龙斯·菲内或伽利略·加利莱伊和约翰内斯·开普勒撰写的著作，代表了主要满足于赞助者的预测、技术或政治需要的职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圣迪耶（St.Die），围绕瓦尔德泽米勒周围的群体是商业的和宫廷的[94]。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宇宙志学者在一种不同的背景下工作。自15世纪末之后，大多数宇宙志学者被雇用从事于国家控制下的航海和地缘政治的事务，在西班牙是在贸易署、皇家印度事务委员会和菲利普二世的数学学院（Academia de Matemáticas）。他们教育和考察领航者，检查和批准设备，研究经度问题，维护“国王标准图（padron real）”，并且检查水手和管理者的记录（relaciones）。很多由此产生的信息是秘密的，尽管秘密经常被泄露，同时伊比利亚的宇宙志也被撰写出来，例如帕切科·佩雷拉（Pacheco Pereira）的《埃斯梅拉尔多的对世界的描述》（1505-1508）、佩德罗·德梅迪纳（Pedro de Medina）的《宇宙志之书》（Libro de cosmographia，1519）以及阿隆索·德圣克鲁斯（Alonso de Santa Cruz）的《全史》（“Historia universal”）（1536）和《岛屿概览》（“Isolario general”）[95]。绝大多数这类著作一直没有出版，未能为欧洲宇宙志的主流提供养分[96]。胡安·马努阿莱·纳瓦拉（Juan Manual Navara）的《时间的艺术》（“Art del Tiempo”）是一个较晚的例子，一部1611年日课经的抄本，安东尼诺·萨利巴（Antonino Saliba）著名的《所有事物的新形象》（Nvova figvra di tvtte le cose）（图版1）被纳入其中[97]。

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大学的宇宙志使用了来自德意志的标准的学术文本和概述。宇宙志学者与他们意大利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同行们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可能更多的与个人的创业联系起来，如迪伊或勒泰斯蒂，他基于商业利益正在制作仪器和教育航海者，同时在宫廷中将推进航海事业作为他们各自国家帝国野心必不可少的内容。

梵蒂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特例。教皇对于拥有全球的精神主导权的宣称，和长期以来认为的历法改革的需要，产生了对宇宙志的强烈兴趣。出版的天文表格，改良的子午线和太阳日冕仪，以及更为精确的观测和数学支持了历法的改革[98]。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在梵蒂冈都是重要的：雷吉奥蒙塔努斯在罗马度过了他的余生，而伊尼亚齐奥·丹蒂是格列高利十三世为1582年改革招收的唯一的最为著名的宇宙志学家，同时从其建立直至17世纪晚期，耶稣学院（Jesuit College）是宇宙志最为重要的学术中心。

这些地理学的群体不应当掩盖宇宙志者高度的流动性。在极端情况下，瓦尔德泽米勒停留在阿尔萨斯（Alsace），而泰韦访问了巴西（Brazil）。其中大多数人在欧洲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旅行，尤其是在大学[尤其是帕多瓦、巴黎、莱顿和博洛尼亚（Bologna）]和宫廷之间。

宇宙志著作：地图、文本和图示

在数学和描述的宇宙志之间的动态平衡，反映在了著作内部和著作之间的球仪、地图、文本和图像图示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中。这一问题由于宇宙志形而上的和象征性的联系而变得进一步复杂，尤其是在17世纪。

从在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erg）首次尝试绘制托勒密的坐标开始，基于投影和坐标的世界或宇宙地图被赋予了宇宙志的标题。明斯特1532年的《普通宇宙志图》就是一个例子。在观念上，托勒密的这些地图通常在它们描述性的文字框和图像中展现了较早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的影响。因而，瓦尔德泽米勒的《新土地之图》（Tabvla terre nove，1513）在南加勒比（Caribbean）的一个文本框中包含了对哥伦布发现的文本描述。在其装饰性的边框中，阿皮亚的心形《普通世界地图》（Tipvs Orbis Vniversalis，1520）展示了浑天仪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几何图形组合形成的刻度[99]。太平洋的发现使得世界地图上的空间可以服务于较长的描述性的宇宙志文本。墨卡托的革命性的《为航海准备的新的世界地图》（Nova et av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vsvm nauigantium emendatè accommodata，1569）不仅包括了阐释地图投影及其用途的技术文本框，还包括记录了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传奇故事和描述恒河（Ganges River）的边饰。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挂图，通常整合了对宇宙志的文本解释，以及位于大洋空白处和大陆内部空白处或地图边界之外的宇宙志的描述[100]。

当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提供了一个模型的同时，宇宙志的手册从未形成一种标准形式。瓦尔德泽米勒在《宇宙志入门》（1507）中的数学概述，为理解九章内容以及附加的韦思普奇的描述中的其地图和球仪奠定了基础。这些涵盖了（1）几何学的要素；（2）球、轴、极等的含义；（3）天体所在的圆周；（4）基于度数系统的球体理论；（5）天空和地球上的五个天体带；（6）纬度圈；（7）气候；（8）风；和（9）地球的划分以及地点之间的距离。有着关于极点、大的圆周和黄道带、气候带、基于托勒密的纬度圈、带有纬度圈和子午线的风历的五幅图示。在附录中展示了四分仪。此外，还有关于风的表格和托勒密的《地名表》（tabulae），但是没有地球和天球的图示或者对于行星运动、日月食、神裁占星、历法或者气象的讨论。

1524年的阿皮亚《宇宙志》（1529年赫马版中的《宇宙志》）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这些技术问题，因此相应地减少了留给描述性宇宙志的空间。明斯特和泰韦给予数学宇宙志较少的关注，后者的著作中只有4页[101]。他们关注的是描述性宇宙志，而只使用一组有限的图像来传达数学规则。帕切科·佩雷拉的《埃斯梅拉尔多的对世界的描述》和圣克鲁斯的《岛屿概览》，分别描述了海岸和岛屿，开篇是简短的关于数学宇宙志的带有插图的说明。格雷戈尔·赖施和奥龙斯·菲内在天体空间与地球空间之间更为平衡，在数学和描述宇宙志之间也是如此。拉穆西奥、哈克卢特或者德布里的航海报告汇编忽略了数学宇宙志[102]。理论上的保守，哲学—神学的宇宙志手册，例如卡宁哈姆的《宇宙志之境》（1559）或西蒙·吉罗（Simon Girault）的《世界之球》（Globe dv monde，1519），对于数学宇宙志的处理非常浅薄。

在图示不是必要条件的同时（很多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的摇篮本缺乏在抄本中发现的图示），球体、浑天仪和气候以及地带都通过简单的罗盘和标尺图像的方式使人更为容易理解。到16世纪早期，数学宇宙志稳定的都带有图示，至少通过简单的木版画复制了在抄本中标准化的全套图示。现代著作通常与古典著作绑定在一起，产生了新的图像。因而，克雷莫纳的赫拉德的《关于行星的理论》（Theory of the Planets）和波伊尔巴赫的《关于行星的新理论》，展示了行星偏心圆的轨道与天球之间的关系，与萨克罗博斯科的《球体》经常一起出现。例如，1472年的印本中，展示了一个环绕着墨印的位于中心的地球的12圈层的世界机器，以及一个有着地带和气候带的半球的图示。埃哈德·拉特多尔特的地理方面更为复杂的1482年的版本，卷头插画是一个浑天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模板（图3.3）[103]。

其他印刷的中世纪文本，包括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的著作，如普罗克洛斯的《球体》（Sphaera，约1500年）和马克罗比乌斯的《评注》（Commentary，1483），通常从萨克罗博斯科那里借用了它们简单的天球、气候和分带的线图。德阿伊的《世界宝鉴》（Louvain，约1477年）包括了7幅正页的天球、主要的圆周、天文罗盘点、月球之下的元素、地球的分区和气候带以及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的图像。1500年佛罗伦萨版的列奥纳多·达蒂（Leonardo Dati）的意大利语的流行的宇宙志韵诗中包括了日食、月食、星座、风以及对陆地的划分[104]。占星学的论文，如约翰尼斯·安格鲁斯（Johannes Angelus）的《星盘》（Astrolabium，1488）借鉴了这些图示，并增加了星历表和黄道带星座的图示（图3.10）。

图3.10 黄道带星座。占星术与宇宙志存在紧密联系，因为其相信天球之间影响的作用。因而，宇宙志的文本通常展示了关于生辰占星术和占星图的主要图示。一个简单的方框按照几何图形被分为12“宫”，同时12宫的符号按照每边3个分成4组。然后，每一“宫”被分配以星象所对应时刻行星所在的位置。埃哈德·拉特多尔特对天空进行了概述的解释性图示显示了占星术的威严
Claudius Ptolemy，Quadripartitum：Centiloquium cum commento Hali （Venice：Erhard Ratdolt，1484）.由Beinecke提供照片。

如果瓦尔德泽米勒的木版受到严格限制的话，那么阿皮亚的手册则有着更为丰富的插图，其中包括可旋转的轮盘和托勒密的四种投影；一个可旋转的轮盘展示了他的“宇宙志之镜”（图3.11）。阿皮亚的图像在后来的著作中被复制[105]。16世纪中期的手册使用复杂的浑天仪的图示来展示宇宙志的术语。赫马的《天文学和宇宙志的原则》（1530年，1548年增补版）是一个早期的例子[106]。奥龙斯·菲内《数学原理》中的“世界地图”（Typvs vniversi orbis，1532）在单一图像中结合了浑天仪和行星天球（图3.12）。泰韦的《普通宇宙志》（La cosmographie vniverselle，1575）用一个非常奇妙的复杂的世界机器弥补了文本中数学宇宙志的缺乏（图3.13）。在威廉·卡宁哈姆的木版的《支撑天空的阿特拉斯》（Coelifer Atlas）中，在阿特拉斯的肩膀上支撑着这样一个世界机器（图3.14）[107]。然而，墨卡托的《地图集或宇宙志》（1595），没有收录宇宙机器的图像，而是在相互竞争的世界系统的时代中收录了一幅有争议的图像。

图3.11 彼得·阿皮亚的“宇宙志之镜”。阿皮亚的《宇宙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致力于数学宇宙志，重点用教学地图和图示进行展示，允许读者去进行宇宙志方面的实际训练。其中与众不同的就是阿皮亚的可旋转轮盘，其圆周和罗盘标尺可以被旋转以指向不同的方向，由此显示了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其中最为精妙的就是阿皮亚的《宇宙志之境》（speculo cosmographico，cosmographic glass），其被分成24个部分以允许进行一系列占星术的和钟表的计算：“因为在这一镜子中，我们可以考虑整个世界，因为其是地球的画像、图像和图片。”（引文在fol.29）
原图尺寸：25×17 厘米。Peter Apian，Cosmographia （Antwerp：Gregorio Bontio，1545），fol.28.由MnU提供照片。

图3.12 奥龙斯·菲内，“世界地图”。菲内在浑天仪中包含了元素天球和天体天球（远至恒星）。菲内利用了圣里特（Santritter）和德圣柯提思（de Sanctis）1488年为萨克罗博斯科绘制的卷首插图（一幅较晚的复制品就是3.3h），尽管作者自己，现代的“沃朗塔斯（Orontivs）”，取代了作为乌拉尼亚同伴的古代的托勒密，现在位于一个散布着宇宙志仪器的景观中
Oronce Fine，Orontij Finei Delphinatis，...De mundi sphaera，sive Cosmographia （Paris，1542），before fol.1.由Adler提供照片。

图3.13 安德烈·泰韦，《宇宙》（L’VN ⅣERS）。可能是所有浑天仪图示中最为精致的，泰韦的图示通过阴影的方法寻求展示每天的和季节的太阳运动，这是此后在宇宙志学者中成为兴趣焦点的光和影的先驱。作为一幅展示天球和地球一致性的详细图示，泰韦的图像在16世纪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到其出现的时期，宇宙志受到其试图整合的大量新的信息以及正在出现的天文绘图与地理绘图之间差异的限制
André Thevet，La cosmographie vniverselle，2 vols.（Paris：Chez Guillaume Chandiere，1575），1：2a.由MnU提供照片。

图3.14 威廉·卡宁哈姆，《支撑天空的阿特拉斯》，1559年。卡宁哈姆的宇宙志图像，他将其称为“世界的典范”（fol.51），吸收菲内作为其基础结构，但是为天体天球增加了水晶天球和第十层天（primum mobile，原动天）以及黄道带的6个星座的符号。宇宙则由阿特拉斯的形象所支撑（他的形象类似于炼金术之王的图示）。在气和星辰的苍穹之下，被如新生发芽的树干等代表复苏的象征符号簇拥，他跪在一个由土和水构成的青翠的地理景观上，被太阳和月亮照亮。阿特拉斯支撑着世界机器的思想，起源于格雷戈尔·赖施在他的《哲学珍宝》中1503年的图示。文本则源自维吉尔（Virgil）《埃涅伊特》（Aeneid）中与宇宙志有关的一个段落
William Cuningham，The Cosmographical Glasse，Conteinyng the Pleasant Principles of Cosmographie，Geographie，Hydrographie or Nauigation（London：IoanDaij，1559），fol.50.由Adler提供照片。

世界机器很稳定地与宇宙生命力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物质创造，浸透于在天球、行星、元素和人类之间传递的精神力量之中。宇宙哲学的纯理论方面——占星术的影响、魔法的各种形式、炼金术和新柏拉图学派的沉思——弥散在宇宙志中。除了在如卡罗勒斯·博韦卢斯（Carolus Bovillus），查尔斯·德布埃勒（Charles de Bouelles）撰写的《知识之书》（Liber de intellectu，1510）、弗朗切斯科·迪乔治（Francesco di Giorgio）的《和谐的全世界》（De harmonia mundi totius，1525），或亨里克斯·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Henricus Cornelius Agrippa）的《秘传智术》（De occulta philosophia，1531）的专业文本之外，宇宙志图像的宇宙哲学方面的含义极少是明确的[108]。当然，宇宙志家，例如迪伊、波斯特尔、弗拉德和基尔舍探讨了深奥的主题，但是其他人，例如罗伯特·雷科德（Robert Recorde），在他的《知识之堡》（Castle of Knowledge，1556）中，反对这种思考。宇宙哲学的研究者对于图像给予了特殊的关注，通常将它们认为是活跃的中介者，通过它们，天体力量可以被“捕捉，然后被平息或使用”，由此图形图像在文艺复兴的文化中被严肃的对待，甚至在那些神秘科学没有直接涉及的地方[109]。

mundus，annus和homo（空间、时间和人类的存在）微观宇宙的图示自中世纪作者，如塞维利亚（Seville）的伊西多尔以来就是熟知的，在受到柏拉图哲学启发的伊西多尔的著作中，数字、形式和思想被认为是同义的和可交换的[110]。例如，数字3，其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柏拉图的拉姆达（λ）中获得了重要性[111]。其与数字4分享了作为物质范围的限定数字的重要性，4列举了物质世界的元素。这些数字以及它们所附属的现象可以通过对于线条、环形、方形和矩形逐步复杂的组合而进行无限的阐述和展示[112]。几何图形因此可以代表不变的形式和对应于感官偶然世界的图案。通过对形式、字母、词汇和数字的操纵和阐释，可以通过图像解释更进一步的联系、对立、结合和对应，从而生成的创世文本的复杂解释。

宇宙志的图示因而可以将感官的偶然世界与有序宇宙知识上的完美联系起来。事实上，盖伦医药学将人体健康与占星术和气象事件联系起来，使得浑天仪成为医生的象征，并且绘制了表示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之间关系的健康地图。希耳克雅·克鲁克（Helkiah Crooke）1631年的《微观体格描绘：人体的描述》（Mikrokosmografia：A Description of the Body of Man）的书名页，遵从着一种可以追溯到赖施的图像传统，将男人和女人的解剖图与一幅元素图示以及一幅解剖剧场的图像结合在了一起[113]。

所有这类宇宙关系都向神秘的和炼金术的解释开放，后者在16世纪晚期变得流行。卡宁哈姆的《支撑天空的阿特拉斯》，展示了两种世界，有着强烈的炼金术的含义，而这也体现在了它的书名页中，尽管文本中并没有明确的炼金术的内容，不同于迈克尔·迈尔（Michael Maier）的《消逝的阿塔兰塔》（Atalanta fugiens，1618）或托马斯·沃恩（Thomas Vaughan）的《光是为光》（Lumen de lumine，1651）的那些文本，后者相似地包含了世界系统的图像。迈尔使用世界系统来展示炼金术的结合。罗伯特·弗拉德对于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的宏大研究，《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1617），省略了传统的医学和炼金术的图像。第一卷的第二册聚焦于数学，展示了设计用来预言天体运动的平面天球图。阿萨内修斯·基尔舍在检验和展示宇宙一致性的通俗和神秘的方面甚至比弗拉德更为多产[114]。基尔舍的图像跨越和超越了物质创造的偶然表象，产生了看似无限的数学的、均衡的和语言的异体同形。对于两位作者而言，图形图像成为图形的实验室，其中新柏拉图学派不易理解的和神秘的符号产生了对造物的新见解（图3.15）。

图3.15 《单一体象形文字》（THE HIEROGLYPHIC MONAD）。基于所有行星的和星座的符号以及主要的几何学图形的混合物，这一图像意图作为宇宙终极的象征地图。基尔舍在四元素的十字之上整合了天球（sphaera mundi）的圆周，增加了反映他对作为智慧源泉的赫耳墨斯（Hermetic）—摩西（Mosaic）—埃及（Egyptian）的信仰的各类象形文字。约翰·迪伊在1561年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一图像的宇宙哲学的论文
Athanasius Kircher，Athanasii Kircheri e Soc.Iesv，Oedipus Aegyptiacus，3 vols.（Rome：Vitalis Mascardi，1652-54），2：ii，29.由Beinecke提供照片。

宇宙志的图像

世界机器

16世纪的世界机器结合了浑天仪和亚里士多德的天球。前者可以被完全模仿，同时自16世纪20年代之后频繁地与天球仪和地球仪一起出现。在大约1440年之后，地球仪开始按照托勒密的指导来进行制作。贝海姆的纽伦堡“苹果地球（earth apple）”是一个没有特意提到天体领域的地球。但制作球仪是宇宙志者的任务之一，尤其是在德意志和弗兰德斯。瓦尔德泽米勒、约翰尼斯·朔纳、赫马·弗里修斯和赫拉尔杜斯·墨卡托都制作了天球仪和地球仪，并配有他们宇宙志的文字。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天球并不太容易被模仿，同时在欧洲也不存在印度的宇宙志球仪的对应之物[115]。另一方面，与数学的浑天仪相比，球仪的概念特性在呈现中产生了更大的差异。当基本图示自中世纪的先例以来保持着相对一致的同时，差异反映了自然哲学内部的争论以及图像方面多种多样的惯例。

元素、天体和天体之外的领域，每一领域之中都有着进一步的划分。最为一致和稳定的（至少到16世纪80年代哥白尼的争论加剧之前）是七个行星天球的天体领域：月亮、水星（Mercury）、金星（Venus）、太阳、火星（Mars）、木星（Jupiter）和土星（Saturn）。它们的轨迹被表现为等宽的环形（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表现为水平的）条带，由它们各自的占星学符号、金属或者古典的神灵所标示或计数。每一行星的神灵驱赶着他们的战车环绕着他们的天球行进，这一15世纪晚期的拉特多尔特木版画被广泛复制。从托勒密的《行星假说》中获得了行星与地球之间的实际距离，并且被天文学家广泛研究。虽然存在着偶然的例外，如老巴托洛梅乌（Bartolomeu Velho）壮观的描述，但宇宙志学者很少展示这些。亚里士多德的充实原则否认天上的天球之间存在任何空间，而行星在这些天球之内旋转。需要让行星在它们的天球内保持移动（波伊尔巴赫的《关于行星的新理论》的主题）的天文学问题和哲学假想，在宇宙志的图示中被忽略。萨克罗博斯科图示的哥白尼的新图像，以及最为重要的开普勒《宇宙的奥秘》（1597）中的图示，后者展示了天球之间没有接触，且在不同的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在挑战水晶天球的必然存在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116]。

恒星所在的第八天球，在从阿基纳和萨克罗博斯科到里乔利的主要传统中定义为《圣经》中的苍穹，其宽度也存在问题[117]。土星的天球标定了其内侧边缘，同时其外侧标志着可感知空间的范围。这一圆周通常由星辰符号所指明，即使这些星辰围绕条带稀疏或者随机散布，偶尔会试图标明星座，或者通过十二宫的标志而被分为12个部分。哥白尼的假说以及由天文望远镜确认的星体之间的距离将会摧毁这一天球，如同托马斯·迪格斯1576年的图示所预示的那样（图3.16）。

图3.16 对天球的一个完美描述：无限的哥白尼的宇宙。托马斯·迪格斯在他父亲莱昂纳德的万年历的一个附录中解释了哥白尼的第一书，用一幅日心说的地图展示了他的信仰，这幅地图摧毁了恒星天球。最高天的寓意在迪格斯的文本中进行了清晰的阐释。他的同事，英国人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对于日心说的部分接受，是基于对行星自身磁性延伸的研究，这还导致吉尔伯特接受了无限延伸的星体宇宙的思想，如同在迪格斯的图示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一思想也出现在了吉尔伯特死后于1651年出版的《月下世界》（De mundo sublunari）的一幅图示中
原图尺寸：约22×17 厘米。Leonard Digges，A Prognostication of Right Good Effect...（London，1576）.由BL（718.g.52，fol.43）提供照片。

关于恒星之外的天体存在和运动，有着不断变化的观点，这些由宇宙图示之间的差异所反映。是否苍穹的边缘由更外侧的天球所标识，而这些更外侧的天球需要考虑到苍穹中被观测到的运动，包括每日从东向西的运动以及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遵照萨克罗博斯科和阿尔贝特·马格努斯的观点，阿皮亚增加了两个进一步的物质天球来描述这种运动。一个封闭了恒星的水晶天球被格雷戈尔·赖施表现为在《创世记》中提到的“天穹之上的水”。第十层天球是原动力（primum mobile），是导致世界机器中所有转动的首要因素。奥龙斯·菲内的浑天仪图示，建立在达戈斯蒂诺·里奇（Agostino Ricci）在《第八天球的运动》（De motu octavae sphaera，1521）中提出的观点之上，只显示了8个可见的天球，以及之外的最高天（参见图3.12），这在当时是一个小众的观点，但在世纪后期，在敏锐的实证宇宙志家中出现的更为频繁。墨卡托否定了一个原动天的存在，宣称上帝从一无所有（ex nihilo）创造了世界机器，尽管无论是他1569年的世界地图，还是他儿子1587年的世界地图（没有显示浑天仪）都没有展示世界机器[118]。无论物质宇宙是由8个或10个天球构成的，其几乎不变地被一条使其与纯粹只能凭借智力理解的最高天领域分开的线条包含在其外缘之内。最高天自身被阿皮亚和赫马留作无限的空间。但是形而上学的宇宙志将其按照理论学说进行了描述。抵达了原动力（Mens）和三位一体的九位天使，可以被绘制在这一天体之外的空间中，如同在来源于舍德尔和弗拉德的差异非常大的图示中的那样[119]。

一些最为生动的世界机器的图示被发现于由安德烈和迪奥戈·奥梅姆（1559）以及老巴托洛梅乌（1568）编绘的葡萄牙文的描述性的地图集中（图版2）[120]。遵循于在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中已经体现的非常明显的结构，这些地图集整合了详尽的星历表和日历以及如里格工具（Regiment of the Leagues）的计算工具，这种工具是一个宇宙志的钟表轮，分别代表月的12个部分，以及代表着单独年份的“黄金数字”的第13个部分（图3.17）[121]。巴托洛梅乌的五部分的“世界机器”由两个陆半球的单一图示构成，其抵达了水星天球（最近的行星），然后，比例尺发生了变化，抵达了金星和太阳，然后是火星、木星、土星，最后是恒星天球的锥形。对于前四个行星而言，相对大小和距离由图表上可调节的尺度和距离所指出。更远的行星则按照来源于拉特多尔特的占星术图示中呈现的它们传统的古典神灵来表示。其他对页展示了每一个行星的平行线的不同比例，以及地球距离每一星体天球外弯边缘和内弯边缘的不同距离。巴托洛梅乌的文本局限于一种对数学宇宙志的概述。开普勒的托勒密多面体的与众不同的图像（1597）被用来表示行星天球之间距离的尺度，是一种对于宇宙距离的非常不同但同样生动的表达。用复杂多面体表述概念化的宇宙，可能在宇宙志的与众不同的涡形装饰中被看到，这一涡形装饰在1578年纪尧姆·波斯特尔世界地图的侧面（1621）支撑着地球和天球（图3.18）[122]。

图3.17 迪奥戈·奥梅姆的“万年月历表（PERPETUAL NOVILUNAR TABLE）”，1559年。葡萄牙文的地图集包括了大量宇宙志的图示，其中一些与众不同。除了浑天仪、天球（附有水晶天球、最高天和黄道带），以及附带有风头像的气候带的标准图示之外，迪奥戈的世界地图集包含有一幅“万年月历表”。由19个同心圆环绕，这些同心圆为每个黄金数字给出对应的日期、小时和分钟，这些表格允许精确地计算月相持续的小时数和一年中每天月亮在黄道中的位置
原图尺寸：约57.5×42.2厘米。由BNF（Res.Ge DD 2003，fol.8）提供照片。

图3.18 来源于纪尧姆·波斯特尔的《新版微型世界地图》（POLO APTATA NOVA CHARTA UNⅣERSI，1578）（1621年版）的细部。波斯特尔的极投影世界地图的侧面有两个展示了世界机器的涡形装饰：左侧（这里展示的）一架浑天仪，有着钟表仪器的部件、齿轮、四面体和一个二十面体；右侧是一个地球仪和其他多面体（整个地图复制在了图47.6）。这些多面体说明其参考了在约翰内斯·开普勒的《宇宙的奥秘》中展示的五个柏拉图的多面体，试图通过将它们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和木星测量过的行星天球联系起来，从而在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中保持一个和谐的世界（harmonia mundi）。五个规则的多面体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由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与四个元素联系了起来：立方体/六面体代表土；二十面体代表水；八面体代表火；锥形体/四面体代表火；而十二面体则代表作为整体的宇宙。在16世纪早期的纽伦堡，阿尔布雷克特·丢勒，遵从意大利新柏拉图派宇宙志学家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展示了多面体，而图案引起了如让·库赞（Jean Cousin）1560年的《透视之书》（Livre de perspective）（几乎可以肯定是波斯特尔的来源）、文策尔·雅姆尼策（Wenzel Jamnitzer）1568年的《透视：常规多面体》（Perspectiva：Corporum regularium）和达妮埃尔·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的《透视之书》（Libro di prospettiva，1569）等关于透视著作的注意
整幅图片的原图尺寸：97×122厘米。由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Département Marine，Vincennes（Recueil 1，map No.10）提供照片。

对于元素空间的再现同样是多样的。在其最为简单的形式中，如在赖施的例子中，土是由水的线条带、云状的空气巨浪和炙热火舌环绕的一个实心圆圈。元素可以被通过颜色或者符号精细的表示，或者只是概要性的提及。通常在世界机器的一个单一的中心圆中将土和水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它们在球体中不对称的分布。阿皮亚用一个地理景观的倾斜视角来填充球体，同时其他地图则在球体中绘制了大陆或者标明了元素的名称。世界地图遵照着同样的呈现习惯，通常用代表火和气的线条、颜色或者用图标来构成地球的表面，常用的图标如用火蜥蜴、凤凰代表火，用鸟代表气，用鱼代表水。

如果球体表面的地图没有完全摆脱宇宙哲学的影响，那么地下的、空中的和炙热的领域通常依然由一个世界机器的思想所主导。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关注地球表面和月亮天球之间的气带和火带，其中包括云的类型、降水的所有形式、风、闪电等的气候现象，以及极光和月晕。彗星和流星，其含义和位置对于预言和天文学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位于这一领域内[123]。赖施和纳瓦拉对彗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阿皮亚基于观测的准确性展示了彗尾的方向。安东尼诺·萨利巴的“宇宙志的车轮”（图版1）主要致力于发生在亚里士多德的气元素领域中的气候现象，关于它们对人体微观宇宙影响的罗伯特·弗拉德的图像也是如此（图3.19）[124]。萨利巴和弗朗切斯科·罗巴西奥利（1602）分享了传统的观点，即地球的核心包括了地狱，经由但丁（Dante）《地狱》（Inferno）的展示（图3.20）而令人熟悉[125]。基尔舍《地下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1665年和1678年）中这些领域的地图将这些领域作为一个充满生命的大地的有生殖力的部分，由此没有给地狱留下空间。他的《诺亚》（Arca Noe，1675）更多地受到《圣经》的影响，使用了奥特柳斯的地图来绘制《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退后所暴露的区域[126]。

图3.19 对应于人体微观宇宙的地图。认为人体包含了更大的有序宇宙的形式和构成要素是一种长期坚持的原则，由此为图形展示提供了相当的空间。医生罗伯特·弗拉德，他分享了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信仰，即医学的任务就是将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达成和谐，由此致力于用大量图示来绘制微观宇宙并且描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气候”（即气元素的区域）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弗拉德的气元素领域的图像，《流星学》（Catoptrvm meteorographicvm），类似于安东尼诺·萨利巴的图像（图版1），并展示在了《流星》（De meteoris）中描述的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气象现象。之上是四字圣名和关于神圣的锁链向下延伸到斜躺的、亚当后裔的人物身上的说明，亚当后裔陈述道：“男人是完美的，是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目标。”神圣之源两侧是10个被分配给宇宙天球、天使和上帝的希伯来名字的镶嵌板。在气半球的左侧绘制了天文气象学的表格，而右侧则是一个关于行星的圆盘，允许预测幸运时刻，即“天堂之门”向较高的天球打开而雨可能会降下来的时刻。有益的和邪恶的流星则被分别列在展现了微观宇宙的人物形象的左右两侧
Robert Fludd，Philosophia sacra et vere Christiana seu meteorologia cosmica（Frankfurt：Officina Bryana，1626）.由Harvey Cushing/John Hay Whitney Medical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提供照片。

图3.20 但丁的地狱。在但丁《地狱》中描述的七个圈层的地狱（对应于7层行星天球）最初在1481年吉罗拉莫·贝尼维尼（Girolamo Benivieni）版的《神曲》中用粗糙的木版进行了展示，在1514年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的第二版以及在马努蒂乌斯和贝尔纳迪诺·达尼埃洛（Bernardino Daniello）1568年的版本中进一步精细化。1595年，秕糠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在其版本中使用了这一将圆周和三角形结合在一起的“科学的”雕版图像，显然受到关于经过测量的天体的宇宙志绘画的启发。在16世纪中，《神曲》的印刷版试图展示安东尼奥·马内蒂（Antonio Manetti）对但丁宇宙志的地点、形状和大小的研究
原图尺寸：17×12厘米。“Profilo，pianta，e misvre dell’Inferno di Dante secondo la descrizione D’Antonio Manetti Fiorentino，”in La Divina commedia...Accademici della Crusca（Florence：Domenico Manzani，1595），insert preceding p.1.由MnU提供照片。

相互竞争的世界系统的图像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通过对传统天球图像的简单、有力的重绘从而进行了展示，不过其中心是太阳，而地球则位于第三天球（图3.21）。只是在1570年之后，宇宙哲学家才开始复制这种图示，开始于瓦伦提努斯·奈博达及其1573年的序列，然后在世纪末之前经由托马斯·迪格斯（1576）、第谷·布拉厄（1577—1596）和尼古劳斯·莱默斯（1588）延续[127]。以利沙·罗斯兰的《关于造物的作品》（De opere Dei creationis...，1597）允许在视觉上直接对比托勒密的、哥白尼的和第谷的系统（图3.6）。伽利略自己通过传统天球的方式展示了日心说（图3.22）。让-巴蒂斯特·莫兰（Jean-Baptiste Morin）在《著名而古老的问题：地球的运动或静止。现在的方案》（Famosi et antiqui problematis：De telluris motu vel quiete.Hactenus optata solutio，1631）中的图示，由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647年的图示所继承，同时乔瓦尼·巴蒂斯塔·里乔利展示了6个可能的系统，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图3.8）[128]。他们被基尔舍所复制，同时它们由文策斯劳斯·霍拉（Wenceslaus Hollar）为爱德华·舍伯恩（Edward Sherburne）翻译的马库斯·马尼留（Marcus Manilius）《球体》（Sphere）所刻版，而这仅仅是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前10年[129]。在17世纪的宇宙志中经常展示了可对比的世界系统，例如那些威廉·扬茨·布劳（Willem Jansz.Blaeu）的著作（他曾经于1596年在第谷·布拉厄的天文台工作，并且出版了1000颗星辰的天文学目录）和他的继承者[130]。约翰·塞列尔（John Seller）1673年的《最新世界地图》（Novissim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优雅地表达了宇宙科学从理论科学向观察科学的转型（宇宙志向天文学或地理学的转型），即通过将传统的季节地理景观、十二宫的标志和主要的世界系统的图示，以及基于伽利略的观察和约翰尼斯·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的月球地理学而绘制的月球地图环绕在一个双半球的“平实风格”世界地图周围[131]。

图3.21 哥白尼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志。哥白尼使用了传统的圆周，绘制了7层天球来展示他的革命性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的思想。它们从恒星天球（标为“imobilis”）向内记数，经过旋转的行星，如地球、两个内行星，和一个位于中心的太阳。尽管表面上是一个对宇宙的传统图像进行了稍许改动的版本，但哥白尼绘制的地图显然有效地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封闭、和谐的宇宙图像，绘制全球地理地图颠覆了元素对称分布的图像也是如此
原图尺寸：约28×19厘米。来源于Nicolaus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fol.9v的一个亲笔手稿。由T.Duda……由Biblioteka Jagiellońska，Cracow（MS.BJ 10000）提供照片。

图3.22 伽利略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图示。伽利略使用了传统的等距圆周的形式，这些圆周用字母或行星符号标识，此外还用增加的圆周来表示地球的月亮和木星的四颗卫星。在这一图示清晰风格的背后，蕴含着对于图像的直接模仿能力的认识论假设，这一假设悍然不顾作为人文主义宇宙志基础的柏拉图哲学的假设，并且部分来源于由光线通过望远镜投射在纸上所机械创造的图像，伽利略自己用这一方法来通过望远镜绘制太阳黑子
Galileo Galilei，Dialogo...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Florence：Gio Battista Landini，1632），320.由Adler提供照片。

宇宙志图像的道德和宗教维度

世界机器的或围绕在《世界地图》（mappaemundi）周围的元素天球并不可以直接容纳托勒密的已居住世界的形状。它们从世界地图中消失，直到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流行的双半球的形式为它们新的呈现形式提供了机遇[132]。在晚期文艺复兴著作中，文本和警句使得宇宙志与宗教或道德生活的关系明确了起来，通常避免了在纳塔利斯·科梅斯（Natalis Comes）的《神话》（Mythologiae，Padua，1616）的一个晚期版本中出现的对古典寓意画的异教式的使用[133]。新斯多葛学派对一致宇宙的信仰鼓励了在世界地图中对来自西塞罗、塞内卡和塔西佗（Tacitus）的警句的使用，由此提示观看者，物质的世界不应当分散对神圣和永恒事务的关注。奥特柳斯的《寰宇大观》引用了西塞罗的话语：“在所有的永恒以及整个地球的大小都被显示出来了[地图上]，你能认为什么样的人类事务是伟大的呢？”对于《圣经》的引用则更为常见。西蒙·吉罗的图像引用了《诗篇》（Psalm）19：“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来自《诗篇》24的段落，“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出现于展示了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世界历史》（Historia mundi，1635）的《世界地图》之上。四字圣名、一（unum）和充实（plenum）的符号，以及上帝的神秘的希伯来名字和数字，是将造物主引入创世图像的最为常见的模式。约安·布劳的挂图《全世界的新地图》（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1648），其在一个生动的宇宙志的明暗场景中用光线将滚滚的云朵分开[134]。

《圣经》的历史为17世纪的地图提供了装饰性元素，反映了在宇宙史与宇宙志之间长期建立的关系。在创世中神的存在由两个图像传统所展示，其中一个致力于用一幅图像展示《创世记》中的每一天，另外一个传统则表现上帝自己的观察、祝福或拥抱一个完整的宇宙。六部分（Hexameral）的图示出现在很多宇宙志的文本和印刷本的《圣经》中。在明斯特的《宇宙志》、赖施的《哲学珍宝》和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1535年的《圣经》中，一个被赋予人形的上帝主导着框架，他的作品包括圆周、星辰和地理景观。舍德尔将神的存在缩减为只有一只手，可能受到丢勒思想的影响，丢勒认为在创世中体现的数学和谐证明了一位至高无上的艺术家的存在。这一思想在德奥兰达（de Hollanda）的《世界各个时代的图像》（“De aetatibvs mvndi imagines”）（图3.23）中得以生动的实现[135]。吸收了萨克罗博斯科的图示以及受到新柏拉图学派的光线和几何符号主义的启发，德奥兰达仅仅通过几何图形和颜色表现了三位一体。在基尔舍《和谐世界的诞生》（Harmonia nascentis mvndi）中，一个宇宙风琴的音管吹出了创世的六天（图3.24），而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1673年的著作，在世界地图之上和之下平行放置了创世六日的几何图像和对人类救赎的七个时代的呈现[136]。

家长式的上帝监督着创世，这一图像与一幅天球的图像并置，或者可以说明创世七天或者可以说明神在世界中的持续存在。巴托洛梅乌斯·安杰利卡斯（Bartholomaeus Angelicus）的《论万物的秩序》（De proprietabus rerum ，1495）在一个天体天球的中心有着一个被簇拥为王的造物主，与物质创造分割开来，而且通过传统的翻滚的云朵符号使其无法被人的感觉感知。更为通常的是，物质宇宙占据了图像的中央，同时神则拥抱着这一宇宙或者在上面做出了姿势。这种图像可以包括元素和行星天球，或者只有元素天球，或者不同寻常地在克拉科夫的文策斯劳斯（Wenceslaus of Cracow）的“占星学导论（Introductionam astrologiaungler）”（1515）中，为气的三个领域和火带[137]。最内层的圆环通常是一个地理景观，展示了已经完成的地球的美丽，通常伊甸园中有亚当、夏娃以及四条河流，如同在汉斯·卢夫特（Hans Lufft）为1534年的《维滕贝格圣经》（Wittenberg Bible）绘制的图像所展示的那样。德意志的传统倾向于在偏离中心的位置绘制天球，而意大利则将它们绘制为同心的，尽管在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对于宇宙创造的描述中（Church of Santa Maria Maggior，choir：Bergamo，1493），偏心的作品产生了由四元素和10个天体的月牙构成的一个弯曲圆锥[138]。在罗伯特·沃恩（Robert Vaughan）为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的《英国化学的舞台》（Theatrum chemicum Britannicum，1652）所作的图示中（图 3.25），传统被延续。

图3.23 一个几何学的创世神话（COSMOGONY）。葡萄牙人文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达（Francisco de Hollanda）制作了由154幅胶水彩圣经图示组成的汇编，其中一些在用几何图形，如三角形、锥形、圆周和球形取代传统的六部分叙事呈现中有着极大的原创性。这里展示的是《创世记》中创世故事的第一天，代表着三位一体的三层的三角形，下降到物质的混乱中；圣父，标识有A和Ω的等边三角形，且被包含在一个只能凭智力理解的空间的圆周中，延伸进入一个光的等边三角形——圣子的“词汇”“要有光（fiat lux）”——其自身接触到了一个旋转的混乱元素的球体的外弯边。第三个三角形呈现的是“在水上行走”的圣灵，抵达了物质内侧的内弯边，并让其开始运动。我们看到水和火开始与中央天球分离。德奥兰达的元素的颜色编码：淡灰色代表土，红色代表火，绿色和白色的混合颜色代表水和气构成的混和元素。纯白色被用来代表上帝的可见光。创世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由相似的几何图像所展示，锥形扮演着神和物质世界之间的通道，而有着海洋和海岸海角的弯曲球体出现在天堂的用几何呈现的三位一体之下。德奥兰达的第四天之后掌控白天和夜晚的“两道巨光”的图像（图3.26e所展示的）是一个纯粹的宇宙志图像，来源于用图示展示日月食的手册。德奥兰达的主要资料似乎是萨克罗博斯科和奥龙斯·菲内著作16世纪中期的版本
Francisco de Hollanda，“De aetatibvs mvndi imagines”（1545-73），fol.3r（1545）.由Biblioteca Nacional，Madrid提供照片。

图3.24 类似于风琴的有序呼吸的宇宙和谐（COSMIC HARMONY AS THE BREATH OF THE COSMIC ORGAN）。基尔舍借用了弗拉德的创世图像来将六部分组成的创世展示为不同音域的功能，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和谐的宇宙哲学的场景基督教化为创世的支持力量，同时还展示了表现了元素领域的多样和丰富的宇宙志图案
Athanasius Kircher，Harmonia nascentis mvndi，in Musurgia universalis...，2 vols.（Rome：Haeredum Francisci Corbelleti，1650），2：366.由Beinecke提供照片。

类似于德奥兰达，洛托《要有光》（fiat lux）的创新意义在于将创世与光，以及基于新柏拉图主义，与爱联系起来，这是在宇宙志图示中经常重复的主题。光的形而上学为赫耳墨斯主义者（hermeticist），如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以及可能为包括哥白尼自己提供了一种朝向日心说的强有力的吸引力[139]。萨克罗博斯科的日食图示将光与锥体形态和物质联系了起来，由此稳定地将柏拉图希腊的第11个字母（λ）与创世光线的通路联系了起来，就像德奥兰达、弗拉德和其他图示那样（图3.26）。基尔舍使用一个完整的文本来叙述光线的各种形式，且在他的书名页中进行了归纳（图3.27）。圣光被认为是不受腐蚀的而且是没有颜色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而言，颜色是元素物质与生俱来的属性，同时被相同的数学和谐主导，如同物理现象那样。因而，每一种元素在宇宙志中通过一种特定的颜色所展示：气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火是红色的或者金黄色的，而土是灰黑色的或“染”有不同的颜色（也可以参见图3.23）。乌黑色代表过渡阶段的元素。16世纪主要的色彩理论学家和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乔瓦尼·保罗·洛马佐（Giovanni Paolo Lomazzo），将圣光穿过宇宙的通路与颜色联系起来，同时可能文艺复兴后期的宇宙志地图中的颜色应当被按照象征性的方式进行理解[140]。

这种解读的先决条件是文艺复兴象征性的传统，这种传统经常使用通常被认为来源于《世界宝鉴》（Imago mundi）的本体论[141]。作为神圣权威的图像，宇宙地图和图示被世俗权力占为己有，并且被卑微地用作沉思的符号。欧洲君主通常使用一对球仪来象征他们世俗权力的神圣来源和空间范畴。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的王冠将浑天仪结合进其盾徽中，由此来标志其所声称拥有的宇宙志中的首要地位[142]。1580年，吉罗拉莫·鲁谢利，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意大利文的翻译者，还为欧洲君主出版了一本《箴言》（imprese）。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王冠是飞行在两个球仪之间的阿波罗（Apollo）的战车和座右铭“现在，照耀所有事物（Iam illustrabit omnia）”。奥地利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ustria）有着位于一个架子上的地球仪，在其角上有着旗帜并写有“受膏者（Christo Duce）”。法兰西弗朗索瓦二世（François Ⅱ）有着两个天球以及座右铭“一个世界是不够的（One world is not enough）”，同时代表法兰西亨利二世（Henri Ⅱ of France）的图案在宇宙图示中展示了伸向天堂（empyrium）的微观宇宙，写有词汇“世界（Orbem）”[143]。

图3.25 17世纪基督教的宇宙。在其出版之后一个半世纪，《纽伦堡纪事》（Nuremberg Chronicle）中的舍德尔的基督教宇宙图像的影响力，在罗伯特·沃恩为阿什莫尔的炼金术文本而绘制的抽象地图的图示中表现得非常显著。一个复杂的环形的几何图形产生了三个偏心的天堂之球、尘世之球和地狱之球。天堂由各种天使和众多选民所占据，同时被一位由单一星辰所标识的有翅膀的身份不明的人物所管理。通过一个土、气和水的三种元素构成的尘世（terrarum orbis），魔鬼被投入最下面的充斥着火焰的圈层中。耶稣的形象俯视着宇宙，他位于世界机器之外。沃恩混杂地使用了一系列图示材料，创造了这一较晚的圣经宇宙的图像。沃恩还为1665年彼得·黑林的《宇宙志》设计了书名页
原图尺寸：约19×13厘米。Elias Ashmole，Theatrum chemicum Britannicum（London：F.Grismond，1652），facing 211.由BL（E.653）提供照片。

图3.26 光和影：绘制的日月食图。六幅系列图示显示了随着宇宙志的发展，日月食图示的演变谱系，开始于早期的萨克罗博斯科的解释日食和月食的图示（a），然后按照顺序是丹蒂、卡克斯顿（Caxton）和阿皮亚（用投射在月亮上的阴影来证明地球的球形）的图示（b-d）。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达清楚地采用这些图示来展示《创世记》中创世故事的第四天，这一天上帝在天空上创造了光（e），而罗伯特·弗拉德使用一个非常相似的图示来展示在文艺复兴晚期占据主导的宇宙哲学中光和影的法则（f）
（a） Johannes de Sacrobosco，Sphaera mundi （Venice：Magistrum Gullielmum de Tridino de Monteferrato，1491）；（b） Leonardo Dati，La Sfera（Florence：Lorenzo Morgiani and Johannes Petri，for Piero Pacini，ca.1495-1500）；（c） William Caxton，Image du monde（Myrrour of the worlde） （Westminster：W.Caxton，1481），70a；（d） Peter Apian，Cosmographia Petri Apiani per Gemma Frisium（Antwerp：Gregorio Bontio，1550），fol.5r；（e） Francisco de Hollanda，“De aetatibvs mvndi imagines，”fol.6r（1551）；（f） Robert Fludd，Medicinacatholica，seu，Mysticum artis medicandi sacrarium（Frankfurt：CaspariRötelii and WilhelmiFitzeri，1629-31）.由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Charles E.Young Research Library，UCLA（a）；the Huntington Library，San Marino（b）；MnU（c）；Beinecke（d）；the Biblioteca Nacional，Madrid（e）；and the Harvey Cushing/John Hay Whitney Medical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f）提供照片。

图3.27 知识和宇宙的光芒。巴洛克对于光的物理和宇宙哲学的迷恋，被基尔舍的关于宇宙光芒的图示捕捉到。从四字圣名，神圣权威的光芒将其自己铭刻在旧约中，而基督/阿波罗，有着行星的符号，将光芒送向尘世。一道光芒，通过阿斯特莱亚/戴安娜的月亮的镜子，为世俗提供了光芒。第二道光芒进入一个望远镜中，将其自己刻写在感官上，同时第三道光芒穿过柏拉图的洞穴，暗示着纯粹冥想。基尔舍维持着宇宙志的自负，即如果神圣的爱之光穿过宇宙散布了下来的话，那么精神的净化将使得灵魂向天外领域上升
原图尺寸：26×18.7厘米。Athanasius Kircher，Ars magna lvcis et vmbra，2d ed.（Amsterdam：Joannem Janssonium，1671），书名页。由Beinecke提供照片。

这种自负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伽利略用科西莫·德美第奇二世的名字命名了木星的卫星以迎合他的赞助者。在一幅图像中，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of England）的美德在天球中穿行：从位于中心的“固定的正义”，穿过太阳（religio）和木星（maiestas）直至最高天，而环绕着最高天刻着她的名字，女王本人则像神一样怀抱着宇宙[144]。佚名的《优雅的安娜女王的天堂之路》（Scala Coeli of the Gratious Queene Anne）显示了丹麦（Denmark）去世的女王“在人间如同在天堂中”在月下世界安息，而一个梯子引导她的灵魂穿过十二宫朝向天使的天球[145]。阿波罗的战车穿过位于百合花形纹章之上的黄道带，勋章上的这一图案显现了路易十四对全部空间和时间的掌握，而且在为凡尔赛设计的肖像中对此展现得更为具体。在为太阳王（Sun King）制作的大型球仪中，温琴佐·科罗内利展示了太阳王出生时刻的天堂和他帝国的陆地范围。

使用梯子、绳子、锁链或者其他机械的图形工具来将物质天球和天堂天球联系起来是常见的（图3.28）[146]。约道库斯·洪迪厄斯的《世界地图》（1589）在一条从天体上垂下的线上悬挂了一幅心形世界地图，这一线条由座右铭“耶和华，我们的主人，您的圣名传遍天下，这是多么让人钦佩”所环绕（图3.29）[147]。在一套1640年耶稣会的汇编中，很多徽章使用天球来讲述道德训诫。天使转动世界机器或者在两半球之上握着信仰之箭，座右铭是“一个世界是不够的（Unus non sufficitorbis）”[148]。在徽章的超级编码的宇宙中，天球的每种呈现——几何的、水晶的、三部分的世界图像，或带有经纬网的半球——可以表示具有无限可能的解释性的详细阐释，而这些阐释是在图案的文字部分被探究的（图3.30）[149]。

图3.28 绘制物质世界的尺度。三位一体，被表现为一个带着三重皇冠的圣父，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躺在他的膝盖上，代表圣灵的鸽子从他胸前放出光芒，占据着画面上部的中心，从他发出的放射形的光芒射入未知的云朵，且他被环绕的天使长赞颂。他掌控着天球和各种圆环，同时圣母（Virgin）在旁观。从上帝的右手，一道锁链通过一名天使握着的浑天仪（或反射镜？）垂下。锁链向下连接的顺序是天使、人、空中的鸟、水中的鱼以及土地上的动物和植物。在下面的圆形装饰物中是五个世界系统的图示，在这些之下是一个地狱的地底世界。人类存在的目标是在物质世界范围内上升而不是下降到兽性（参见Pico della Mirandola的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避免堕天使的命运，堕天使从画面的右侧垂直落下
原图尺寸：25×19厘米。Diego Valadés，Rhetorica christiana...（Perugia：Petrumiacobum Petrutium，1579），220，insert 2.由MnU提供照片。

图3.29 宇宙志的徽章：约道库斯·洪迪厄斯，《世界地图》，1589年。地球单一半球的心形投影，通过它与圣心的宇宙志的联系，以及与贯通宇宙的流动的救赎之爱的宇宙志的联系，被赋予了古老而神秘的性质，在这里，其被悬挂在贯穿天空的线条上，而这一线条由来自《诗篇》24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文字所环绕。天体天球由从四字圣名发出光的半球表示。威廉·马歇尔为威廉·霍德森的《神圣的宇宙志学者》（1634）设计的书名页使用了一个相似的思想，但是从线上垂下的是一个球仪而不是一幅世界地图
原始的直径：9厘米。图片版权属于National Maritime Museum，London（G 201：1/2）。

图3.30 两个球体的象征性的地图图像。在一幅由威廉·马歇尔制作的雕版中，英国的徽章制作者弗朗西斯·夸尔斯（Francis Quarles）在地球上放置了一位为了灵感从物质[通过一袋钱币和正在睡觉的丘比特（Cupid）表示]和名望（用桂冠和文章图案代表）的诱惑转向天堂天球的诗人。在他边上，鲁特琴代表着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正如夸尔斯的座右铭清晰表现的那样。这里，仅仅通过灵感，两个球体结合了起来
Francis Quarles，“The Invocation，”in Emblemes（London，1635）.由Beinecke提供照片。

对于墨卡托来说，宇宙志自身是一种象征性的使用：“与天空相比，赐给你的这个居所的荣耀，只是暂时的，这样他就可以把那些沉溺在这些尘世和当前事物中的人的精神进行提升，使他们走的更高且朝向永恒。”[150]作为对比，在《愚人船》（Ship of Fools，1494）中，宇宙志被称为是一种“不确定的几何学”，试图限定一个世界，斯特拉博、普林尼和托勒密在这个世界中所确定的事情，被“水手日益破坏”[151]。

绘画、建筑、地理景观和文学中的宇宙志地图

宇宙志在“世界舞台”这个广泛传播的文化背景中得到了体现，通常在1550年之后在双重意义上，物质世界作为一个舞台，在这一舞台上，人类观众可能惊异于上帝的杰作；同时在双重意义上，剧场作为一个空间，其中造物的多样性可以被带入秩序和统一中[152]。奥特柳斯的书名是一个最为知名的例子，它也出现在让·博丁的宇宙志著作《普遍自然的剧场》（Universae naturae theatrum，1596）中[153]。画家、建筑家和诗人经常采用被联系起来的机械和世界剧场的宇宙志的隐喻，最为显著的是16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的世界景观画的画家[154]。凯撒·卡萨里诺用意大利语翻译的维特鲁威·波利奥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Como，1521），是最早有着图示的一个版本，包括了浑天仪、天球和意大利地图的雕版画[155]。绘制了隐含着宇宙志内容的不同月份和季节的图像，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哲学中占星术和预言图案的影响。斯齐法诺亚宫（Palazzo Schifanoia）中的费拉拉（Ferrara）的壁画将世俗世界年的标记绘制于十二宫符号、异教徒神学和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宇宙圆周上[156]。关于天堂或末日审判的绘画和诗歌同样为宇宙志图画提供了空间，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的史诗对宇宙志图像进行了最为充分的发掘。宇宙志触摸到四门高级学科中的所有四艺；因而焦尔焦内（Giorgione）在自由堡中表现四艺的中楣上，或者洛托在贝尔加莫（Bergamo）展示了宇宙测量设备的中楣上，就包括了天球（sphaera mundi）。

世界剧场在王公们的宇宙志套间中表达得最为全面，包括球仪、浑天仪、地理的和地方志的挂图以及天文学的天花板。伊尼亚齐奥·丹蒂设计了两套这类空间，分别为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一世（Cosimo I de’Medici）和为在梵蒂冈的博洛尼亚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其中为科西莫的新衣帽间设计的空间是科西莫一世宏大的象征，在房间的中央是三个球仪（天球仪、地球仪和浑天仪），与之联系的是绘制在墙壁上的表现了世界大部分区域的地理地图，此外还有存放公爵从世界各地搜集的珍宝、珠宝和珍异的柜子：通过空间秩序，对有序对应的宇宙志的想象进行了三维和全面的表现。在美景画廊（Belvedere）的图案，将罗马的主张映射为帝国的信仰，即其边界并不局限于陆地，而是连接了尘世和天堂，同时在梅里迪亚纳大厅（Sala della Meridiana）有一个在概念上和实体上将地理地图、教堂历史的图示与天文仪器和图像联系起来的画廊[157]。

拱顶或穹顶是一个放置宇宙图像显而易见的位置，由15世纪的艺术家，如马萨乔（Masaccio）所挖掘，并由拉斐尔和朱利奥·罗马诺所细化。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博洛尼亚厅（Sala de Bologna）的拱顶，由奥塔维亚诺·马斯凯里诺（Ottaviano Mascherino）和洛伦佐·萨巴蒂尼（Lorenzo Sabatini）设计，显示了星辰的图案和星座的图形，还有水平线、宇宙的圆圈和黄道带，以及位于一座模仿了浑天仪条带的藤架之下的两位天文学家的侧面图像[158]。最为精细的作品是风格主义者的和巴洛克的，通过实际的或者幻想的光线联系了天体空间和地球空间。博洛尼亚和帕尔马马略卡（Palma Mallorca）的大教堂，屋顶上微小的孔径允许一道阳光从内部空间穿过，照亮了内部的设计元素（包括丹蒂在博洛尼亚的子午线）并指示小时和季节；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为罗马的圣伊尼亚齐奥（St.Ignazio）设计的屋顶，在一部宇宙志的杰作中展示了从一个无限的灭点降下的信仰之光，且其由通过一面镜子折射到四大洲上[159]。这是一种重复出现的耶稣会的修辞；其出现在一幅心形世界地图的徽章中，这幅地图覆盖在一座祭坛上，从这座祭坛发出了照亮世界的信仰之光[160]。

在维特鲁威《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的传统中，文艺复兴的建筑学论著，通过浑天仪、球仪的圆周和主要风向的图像展示了世界机器（图3.31）。宇宙的尺度被认为是建筑和整个城市设计的基础[161]。中心平面图和穹顶的盛行，例如，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在罗马和托迪（Todi）的寺庙（tempietti），或米开朗基罗（Michaelangelo）的圣彼得大教堂，反映了设计师对于复制世界图像（imago mundi）的渴望。一般认为，宇宙志的规则主导了第谷·布拉厄的汶岛天文台（Hven observatory）的规划；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索·坎帕内拉构想，或由菲拉雷特（Filarete）、温琴佐·斯卡莫齐（Vincenzo Scamozzi）和塞瓦斯蒂安·勒普雷斯·德沃邦（Sébastian Le Prestre de Vauban）设计的特定的理想城市，在灵感上是宇宙哲学的，在形式上是宇宙志的[162]。

图3.31 维特鲁威的微观宇宙。古典建筑学作者维特鲁威·波利奥（Vitruvius Pollio）著名的建议就是，直立人体不同部位的正确比例（胳膊外伸或者以不同的角度举起）精确地与人体形象的圆周和正方形相对应，而这一几何学掌控着宇宙的格局。维特鲁威的微观宇宙图示，有着中心为肚脐或生殖器的圆周和正方形，作为对于人体和各个部位：头、脚和胳膊，协调比例的讨论的开端，这可以在每部文艺复兴的建筑学论著中找到。这些图像中最为熟悉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的，但是其从1450年至17世纪中期在建筑学中再次出现，并且决定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平面图、立面图和装饰性元素。斯卡莫齐（Scamozzi）的人体图被放置于一系列几何图示的中心，将微观宇宙与纯粹的形式和特定的建筑原则联系了起来。斯卡莫齐的论著同样包含了地球仪的图示，其中有着大圆、经纬网和环绕在周围的风和风玫瑰、指南针以及照准仪
Vincenzo Scamozzi，L’idea della architettura universal （Venice，1615）.由Beinecke提供照片。

乌托邦（Utopias）与哲学著作一样大都局限于书本。在这一方面，它们与诗歌和戏剧分享了一种用词汇描绘宇宙志的传统。文艺复兴时期，世界机器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尤其是在史诗中。通过史诗，国家的领土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属性，如同他们的君主那样。例如，在路易斯·德卡莫斯（Luís de Camões）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的最后篇章中，大西洋女神忒提斯（Thetis）向在著作中被描述为葡萄牙的埃涅阿斯（Aeneas）的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提供水晶天球的景象[163]。在英国文艺复兴的最后岁月中，约翰·米尔顿在一幅宇宙志中上演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这一宇宙志将世界机器移动到了伊甸园的地理景观中。在天球中移动，撒旦（Satan）接近了其中心：

就是用金链条悬挂在空中的这个世界，

好像月亮旁边一个最微细的星球。

他满怀愤恨，要去那儿复仇，他诅咒，

并在这诅咒的时辰，急忙前进。[164]

（译者注：译文引自，朱纬之译：《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结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在面对复杂的经验、理论和呈现的挑战时发生了演进。从西方重新发现了在世界机器的秩序与和谐中绘制一个绝对地理空间的托勒密的许诺之后，宇宙一致性自身受到了来自对于天球和地球的体验的威胁。概念图像，继承于中世纪的资料，因而演进成为世界机器及其组成部分的更为复杂和有争议的图示，同时在面对观察的压力时，对宇宙的展现，通常在图示中比文本中更为显著地被弱化了。印刷术和新教使得欧洲将世界和《圣经》作为并行的文本。尽管有着观察和经验的修辞，但正在扩展的自然之书，其所需要的注释就像本地语言的《旧约》那样多。对于可感知世界偶然特性之下有着不变结构的世界机器的宇宙志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图像进行了执行：测量的和数学的，符号性的和象征性的。在一个艺术与科学分离和各自发展之前的时代中，对不断扩张的有人居住世界的呈现以及对不断延伸的天空的呈现，促进了对视觉和画饰的方法和意义的批评性反思。

扰乱了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的不对称、碎片和不和谐，以及通过观察得到的大量偶然特性，与文化其他方面的扰乱同时存在：加速的贸易、铸造货币、新的地缘政治和教义冲突。在所有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空间正在被撬开，并且其表现形式的朴素和安全也受到了侵蚀。随之而来的焦虑，产生了对于一致与和谐的进一步的渴望和梦想，而为王公、炼金术者和虔诚的大众提供带来慰藉的图像的基督教宇宙志满足了这些渴望和梦想。在他们为维护单一景象而斗争的过程中，宇宙志学者收集了更多的数据，并且在更为精细的图像中将它们进行综合。但是目击者的描述以及由穿过透镜的自然光线产生的失真的图像，进一步揭示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创世，而创世令人难以相信的多样性无法被记录下来，即使是由文字、图示、图像和地图学挥霍无度的结合而构成的大型的巴洛克世界地图也没有做到，胡戈·阿拉德（Hugo Allard）1652年的《全世界的新地图》就是这类地图的代表[165]。

因而，我们可以在文艺复兴宇宙志的地图、图示和文本中追溯一种正在产生的图像危机。除了是一种呈现之外，世界机器是否是其他东西？同时，其呈现所宣称的真实或者功效到底是什么？到1650年，观察和试验似乎正在解决这些问题，但偏好使用数学和机械的方式，而不是地图的和形而上学的方式，后两者将宇宙志局限于其一直承担的神学和道德说教的功能，但是其社会意义从此之后将更为边缘和更为不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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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使用的缩写包括：Adler表示the Adler Planetarium & Astronomy Museum，Webster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Astronomy，Chicago；Beinecke表示the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MnU代表Special Collections and Rare Books，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

[2] 对“世界（Kosmoõ）”的起源及其含义的讨论，参见M.R.Wright，Cosmology in Antiquity（London：Routledge，1995）。柏拉图（Plato）的《蒂迈欧》（Timaeus）代表了对古希腊“宇宙（cosmos）”起源最充分的叙述。

[3] Matthew H.Edney，“Cartography without ‘Progress’：Reinterpreting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pmaking，”Cartographica 30，nos.2 and 3（1993）：54-68，和 David Turnbull，“Cartography and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Map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paces，”Imago Mundi 48（1996）：5-24。

[4] W.P.D.Wightman，“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History of Science 3（1964）：1-19.

[5] 这一文本最早带有图示的出版物是Erhard Ratdolt于1482年在威尼斯印刷的，其中带有一幅木版的世界地图。

[6] 关于意大利学术圈中“宇宙志（cosmography）”一词含义的复杂发展，参见Marica Milanesi，“Geography and Cosmography in Italy from ⅩⅤ to ⅩⅤⅡ Century，”Memorie della Societa Astronomica Italiana 65（1994）：443-68。

[7] Milanesi，“Geography and Cosmography”；Antoine De Smet，“Les géographes de la Renaissance et la cosmographie，”in L’univers à la Renaissance：Microcosme et macrocosme（Brussel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ruxelle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13-29；Frank Lestringant，“The Crisis of Cosm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Renaissance，”in Humanism in Crisis：The Decline of the French Renaissance，ed.Philippe Desa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153-79；idem，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trans.David Fausett（Cambridge：Pol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Jean-Marc Besse，Les grandeurs de la terre：Aspects du savoir géographique à la Renaissance （Lyons：ENS，2003），33-63；Francesca Fiorani，The Marvel of Maps：Art，Cartography and Politics in Renaissance Ital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8] 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中对于宇宙哲学的讨论非常有限，局限于在第一章中提供地球静止的原因。然而，托勒密的《行星假说》（Planetary Hypotheses）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宇宙科学更大的影响在于其对行星之间距离的讨论。对宇宙志著作和绘图背后的宇宙志思想的全面讨论，参见Edward Grant，Planets，Stars，and Orbs：The Medieval Cosmos，1200-168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呈现的层级组织方式——宇宙志、地理学和地方地理学——是由彼得·阿皮亚创始的一个16世纪的思想，同时仅仅是松散的基于大量托勒密的著作之上。参见Peter van der Krogt，Globi Neerlandici：The Production of Globes in the Low Countries （Utrecht：HES，1993），33-35，和Monique Pelletier，“Les géographes et l’histoire，de la Renaissance au siècles des Lumières，”in Apologie pour la géographie：Mélanges offerts à Alice Saunier-Seïté，ed.Jean-Robert Pitte（Paris：Société de Géographie，1997），145-56中的评论。

[9] 对于这点的讨论，参见Wightman，“Science and the Renaissance”。Grant讨论了自然哲学或宇宙哲学与天文学在作用方面的差异，宣称这种差异持续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Grant认为，宇宙哲学试图“描述天体的性质及其各种运动的原因……解释天体的性质，也就是，确定其是否是永恒不变和不可分割的；在其全部范围内是否同样完美，或者存在差异；其特征是否与陆地区域中的事物相似；是什么导致了它的运动，等等”（Grant，Planets，37）。作为对比，天文学关注预测和确定行星与恒星的位置，其首要的工具是几何学和数学。宇宙志学家极少熟悉技术天文学，同时他们的责任包括将地球作为生灭变化的行星球体。关于17世纪早期伽利略的争论中，科学探究与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参见Eileen Reeves，Painting the Heavens：Art and Science in the Age of Galileo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0] John Dee，The Mathematicall Praeface to the Elements of Geometrie of Euclid of Megara（1570），intro.Allen G.Debus（New York：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1975），biii.

[11] Fiorani，Marvel of Maps，98.我在这里的讨论主要参考了Fiorani的著作。

[12] 现在的定义来源于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d ed.，20 vols.（Oxford：Clarendon，1989）。

[13] Rémi Brague，The Wisdom of the World：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Universe in Western Thought，trans.Teresa Lavender Fag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3.

[14] Fiorani，Marvel of Maps，100：“阿皮亚的定义在16世纪末依然十分流行，同时如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贾科莫·加斯塔尔迪、吉罗拉莫·鲁谢利（Girolamo Ruscelli）和伊尼亚齐奥·丹蒂（EgnazioDanti）等作家和地图绘制者几乎对它们是逐字逐句的采用。”

[15] Grant，Planets，appendix I，“Catalogue of Questions on Medieval Cosmology 1200-1687，”681-741，列出了5个世纪中52位作者撰写的67篇论文中提出的400个这类的问题，他将这些作者中的23位归入文艺复兴时期。按照涵盖的领域，这些问题被归入4组：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天体领域、天体和地球领域，以及地球或月下领域。它们被进一步分组为19个主题。问题的风格如下，并从每组中挑选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永恒的运动”“星体是否对月下世界产生影响”“火是否存在于月球附近”，以及“山的产生如何能与地球的球体形状相协调？”关于土和水的不规则分布这一特定问题，参见Grant，Planets，630-37。

[16] 例如，来自Albert Magnus，Demeteoris（Venice，1494-95；Venice，1498）印刷本的图示，显示了带有黄道和各种圆周的元素天球，使用了用来表示土、水、气和火的常用符号。这些符号也有着传统的颜色编码，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列奥纳多·达芬奇和吉罗拉莫·卡达诺（Girolamo Cardano）对此进行过讨论。火是红色或者金黄色的，气是白色或蓝灰色的，水是绿色的，土是黑色或淡灰色的。图像的差异在于将土球放置在水球中的位置。1494—1495年（威尼斯）的版本，偏心的位置，是关于协调陆地和海洋非对称分布与理论上简化的同中心的元素天球这一微妙问题的一种答案。1498年（威尼斯）的版本中显示了同中心的配置。两个传统，即将天球绘制为偏心的和同中心的，在15世纪和16世纪中，在展示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时再次出现。

[17] Jill Kraye，“The Philosoph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in Routle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vol.4，The Renaissanc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Rationalism，ed.G.H.R.Parkinson（London：Routledge，1993），16-69，esp.16.

[18] Kraye，“Philosoph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37.

[19] Stephen Greenblatt，Marvelous Possessions：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Oxford：Clarendon，1991）.

[20] 在古典修辞学中，“修辞学方法（dispositio）”是一种论据的结构和组合方式。关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著作中修辞学的含义和重要性，参见Brian Vickers，“Rhetoric and Poetic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Charles B.Schmitt 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715-45。朱塞佩·罗塞西奥，一位16世纪晚期的地图绘制者和大众宇宙志著作的撰写者，建立了宇宙志与修辞学记忆法（arsmemoria）之间的明确联系：“关于这一最为高贵的学科的知识以及研究，赋予每名男子就像阅读一本书那样，根据记忆讲述关于地球的全部知识的能力。”Giuseppe Rosaccio，Il mondo e sue parti cioe Europa，Affrica，Asia，et America （Verona：Francesco dalle Donne and Scipione Vargano，1596），preface.对罗塞西奥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注释88。在记忆法和宇宙志中对于舞台隐喻的普遍使用，参见Ann Blair 在 The Theater of Nature：Jean Bodin and Renaissance Sci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53-79中的讨论，尽管她并没有提出宇宙志地图或地图集曾被用来帮助记忆。

[21] Norriss S.Hetherington，ed.，Encyclopedia of Cosmology：Historical，Philosophical，and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Modern Cosmology （New York：Garland，1993），71.

[22] 关于在印刷时代萨克罗博斯科的重要性，参见J.A.Bennett and Domenico Bertolani Meli，Astronomy Books in the Whipple Museum，1478-1600 （Cambridge：Whippl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1994）。参见Grant，Planets，14-16，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天》（De caelo）对于自然哲学的重要性。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参见William A.Wallace，“Traditional Natural Philosophy，”Alfonso Ingegno，“The New Philosophy of Nature，”和Brian B.Copenhaver，“Astrology and Magic，”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Charles B.Schmitt 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01-35（esp.225-31），236-63，and 264-300，respectively；Kraye，“Philosoph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Stuart Brown，“Renaissance Philosophy Outside Italy，”in Routle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vol.4，The Renaissanc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Rationalism，ed.G.H.R.Parkinson（London：Routledge，1993），70-103；以及Hetherington，Encyclopedia中的各个条目。对于中世纪世界系统的经典研究，也即Edward Grant的作品的出发点，就是Pierre Duhem，Le système du monde：Histoire des doctrines cosmologiques de Platon à Copernic，10 vols.（Paris：A.Hermann，1913-59）；其中vol.10 致力于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也可以参见Lynn Thorndike，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8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4-58），esp.vols.4-7，对于自然哲学家作品的引用。一些关键的文本被翻译和复制在了Maria Boas Hall，ed.，Nature and Nature’s Laws：Document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Walker，1970）。关于这里讨论的球体理论对这一时期球仪制造的影响，参见Elly Dekker，“The Phenomena：An Introduction to Globes and Spheres，”in Globes at Greenwich：A Catalogue of the Globes and Armillary Spheres in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by Elly Dekker et a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1999），3-12，esp.4-8。

[23] 关于菲奇诺的著作和《秘文集》（corpus hermeticum）的重要性，参见Copenhaver，“Astrology and Magic，”280 ff。也可以参见Thorndike，History of Magic，4：562-73；Marsilio Ficino e ilritorno di Platone：Mostra di manoscritti stampe e documenti，17 maggio-16 giugno 1984，catalogo（Florence：Le Lettere，1984）；Eugenio Garin，Astrology in the Renaissance：The Zodiac of Life，trans.Carolyn Jackson and June Alle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6）；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Platonism，”in Facets of the Renaissance，ed.William H.Werkmeister（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ess，1959），87-107；以及Frances Amelia Yates，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4）。

[24] Reeves，Painting the Heavens，58-64.

[25] René Faille and Pierre-Jean Mairesse，Pierre d’Ailly et l’image du monde au ⅩⅤe siècles（Cambrai：La Médiatheque Municipale，1992）.Rodney W.Shirley，The Mapping of the World：Early Printed World Maps，1472-1700，4th ed.（Riverside，Conn.：Early World，2001），11（No.12）中复制了德阿伊的世界地图。

[26] 瓦尔施佩格的1448年地图收藏于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al.Lat.1362B）；参见复制件Weltkarte des Andreas Walsperger（Zurich：Belser AG，1981）。莱亚尔多的地图是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的藏品；参见John Kirtland Wright，The Leardo Map of the World，1452 or 1453，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8）。关于弗拉·毛罗地图，参见注释50。

[27] 地球在地理上是对称的，关于这种持续存在的渴望，参见Kirsten A.Seaver，“Norumbega and Harmonia Mundi in Sixteenth-Century Cartography，”Imago Mundi 50（1998）：34-58。

[28] Dee，Mathematicall Praeface，biii.

[29] Luís de Albuquerque，“Portuguese Navigation：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in Circa 1491：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ed.Jay A.Levenson（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1），35-39，esp.38.

[30] Pedro de Medina，A Navigator’s Universe：The Libro de Cosmographía of 1538，trans.and intro.Ursula Lamb（Chicago：Published for the Newberry Library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12.

[31] Ursula Lamb，Cosmographers and Pilots of the Spanish Maritime Empire （Aldershot：Variorum，1995），和Manuel García Miranda，La contribution de l’Espagne au progrès de la cosmographie et de ses techniques，1508-1624 （Paris：Université de Paris，1964）。西班牙作品最为丰富的宇宙志学者就是阿隆索·德圣克鲁斯和佩德罗·德梅迪纳。圣克鲁斯，在他完成于1536年的“全史（Historia universal）”以及在“岛屿之书”中定义了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层级结构，这三个部分即是宇宙志、地理学和地方地理学。参见Mariano Cuesta Domingo，Alonso de Santa Cruz y su obra cosmográfica，2 vols.（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gaciones Cientificos，Instituto“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1983-84），和Alonso de Santa Cruz，Islario general de todas las islas del mundo，2 vols.，ed.Antonio Blázquez y Delgado-Aguilera（Madrid：Imprenta del Patronato de Huérfanos de Intendencia é Intervención Militares，1918）。也可以参见本卷的第40章。

[32] 关于帕切科·佩雷拉的“埃斯梅拉尔多的对世界的描述”和葡萄牙语的更为通论性质的著作，参见Joaquim Barradas de Carvalho，A la recherche de la spécificité de la renaissance portugaise，2 vols.（Paris：Fondation Calouste Gulbenkian，Centre Culturel Portugais，1983），以及Armando Cortesao and A.Teixeira da Mota，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6 vols.（Lisbon，1960）；由Alfredo Pinheiro Marques，Lisbon：Imprensa Nacional-Casa de Moeda，1987增补、重印并且加入了一篇导言。

[33] Abraham Cresques，El Atlas Catalan（Barcelona：Diáfora，1975）.

[34] Giovanna Ferrari，“Public Anatomy Lessons and the Carnival：The Anatomy Theatre of Bologna，”Past and Present 117（1987）：50-106；Jan C.C.Rupp，“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Rise of Anatomical Theatr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History of Science 28（1990）：263-87.Vesalius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的书名页展示了这种组织方式。也可以参见Denis E.Cosgrove，The Palladian Landscape：Geographical Change and It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Sixteenth-Century Italy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232-35。

[35] 将气候带与国家健康联系起来的凯撒·卡萨里诺的图示，出现在他用意大利语翻译的Vitruvius Pollio，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trans.Caesare Caesariano（Como：G.da Ponte，1521）中。卡萨里诺的浑天仪和世界机器的图示基于萨克罗博斯科的文本，同时著作中还包括两幅广泛复制的作为微观宇宙的男性身体的地图。

[36] 关于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宫廷经济中的文化资本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参见Lisa Jardine，Worldly Goods：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Nan A.Talese，1996），333-76，395-406。也可以参见David Buisseret，ed.，Monarchs，Ministers，and Maps：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和James R.Akerman，ed.，Cartography and Statecraft：Studies in Governmental Mapmaking in Modern Europe and Its Colonies，Monograph 52，Cartographica 35，nos.3 and 4（1998）。

[37] Evelyn Edson，“World Maps and Easter Tables：Medieval Maps in Context，”Imago Mundi 48（1996）：25-42.

[38] 在William Cuningham，The Cosmographical Glasse，Conteinyng the Pleasant Principles of Cosmographie，Geographie，Hydrographie or Nauigation（London：IoanDaij，1559），A.iiij的前言中，Cuningham宣称，这一作用仅次于宇宙志学者在战争期间和防卫领土时所体现的价值，按照他所说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认识到，正在“习惯于通过派出他的宇宙志学者来绘制领土的地图”。

[39] 被引用在Christopher S.Wood，Albrecht Altdorfer and the Origins of Landscap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46。

[40] Elizabeth L.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510.

[41]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8-31（nos.26 and 27）.

[42] Eisenstein，Printing Press，2：518.

[43] Albert Van Helden，“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d ser.，67，pt.4（1977）：3-67.

[44] Lestringant，“Crisis of Cosmography，”163.

[45] David Woodward，“Map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Geographic Space，”in Circa 1491：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ed.Jay A.Levenson（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1），83-87.

[46] O.A.W.Dilke and eds.，“The Culmination of Greek Cartography in Ptolemy，”以及 idem，“Cartograph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in HC 1：177-200 and 258-75，esp.266-74。

[47] Dana Bennett Durand，The Vienna-Klosterneuburg Map Corpu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Science（Leiden：E.J.Brill，1952），以及 Ernst Zinner，Regiomontanus：His Life and Work，trans.Ezra Brown（Amsterdam：North-Holland，1990），16-17。

[48] 复兴的思想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将古代文本服务于现代政治组织的基础，而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则建基于他们认为的支撑着古典世界的道德和政治规则之上。关于“简洁（eusunopton）”的古典原则，参见Lestringant，“Crisis of Cosmography，”166-67。

[49] Zinner，Regiomontanus，以及 Lucien Gallois，Les géographe sallemands de la Renaissance（Paris：Ernest Leroux，1890），1-11。

[50] Zinner，Regiomontanus.

[51] 对弗拉·毛罗地图的讨论，参见David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C 1：286-370，esp.314-18；Peter Whitfield，The Image of the World：20 Centuries of World Maps （London：British Library，1994），32-33；J.A.J.de Villiers，“Famous Maps in the British Museum，”Geographical Journal 44（1914）：168-84；以及本卷的原文第315—317页。

[52]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9（No.9）.

[53] 关于贝林吉耶里对宇宙志的解释，参见Milanesi，“Geography and Cosmography，”445，以及 De Smet，“Géographes de la Renaissance，”18。

[54] Cecil H.Clough，“The New World and the Italian Renaissance，”in The European Outthrust and Encounter，the First Phase c.1400-c.1700：Essays in Tribute to David Beers Quinn on His 85th Birthday，ed.Cecil H.Clough and P.E.H.Hair（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4），291-328，esp.296.

[55] 大量以印刷形式出现于1500年之前的宇宙志文本以缩影胶片的形式复制在了Lotte Hellinga，ed.，Incunabula：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urope，1455-1500 （Woodbridge，Conn.：Research Publications，1991-）中；也可以参见附带的指南，unit 3：“The Image of the World：Geography and Cosmography.”（尤其是Denis E.Cosgrove，13—19，对印刷的宇宙志文本的评论）

[56]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8-19（No.19）.

[57] 《哲学珍宝》涵盖了所有的七艺，在鸿篇巨著的各个不同部分，以及对萨克罗博斯科《球体》印刷本中他的黄道和地球球状图案的使用，都涉及了宇宙志。在1599年之前不断定期再版，赖施的文本和图像对之后的宇宙志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8] Cosmographiae introdvctio cvm qvibvsdam geometriae ac astronomiae principiis ad eam rem necessariis，1507；复制品，英文，Martin Waldseemüller，The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 of Martin Waldseemüller in Facsimilie，ed.Charles George Herbermann（1907；reprinted Freeport，NY：Books for Libraries，1969）。瓦尔德泽米勒题目的剩余部分就是：“Vniuersalis Cosmographi[a]e descriptio tam in solido q[uam] plano，eis etiam insertis qu[a]e Ptholom[a]eo ignota a nuperis reperta sunt”。关于瓦尔德泽米勒计划的知识背景，参见Hildegard Binder Johnson，Carta Marina：World Geography in Strassburg，1525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3）。世界地图被复制作为图9.9收录在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30-31（No.26）中。

[59] Luculentissima quaedā terrae totius descriptio：Cum multis utilissimis cosmographia einiciis....参见De Smet，“Géographes de la Renaissance，”21。

[60] John David North，The Ambassadors’Secret：Holbein and the World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Hambledon and London，2002），以及 Jardine，Worldly Goods，305-6 and 425-36.参见图6.1。

[61] 关于阅读地理地图（其原则在托勒密的定义中是数学的）和查阅地方地理图像（在其绘制中，托勒密强调绘画技巧的重要性）之间的联系，参见Eileen Reeves，“Reading Maps，”Word and Image 9（1993）：51-65。

[62] Dekker，“Introduction to Globes and Spheres，”6.

[63] 阿皮亚的宇宙志的出版开始于1521年的《入门》，这是对如何将球仪转绘到平面纸张上的方法的文本描述。其包含了宇宙志的一个纲要，但是确立他作为一名宇宙志学者的重要性的则是《宇宙志》（Landshut，1524）。他的学生赫马·弗里修斯负责出版了1529年的版本，Petri Apiani Cosmographia，per Gemmam Phrysium，apud louanienses medicum ac mathematicum insignem，restituta（Antwerp：Arnoldo Berckmano）。关于延续到17世纪初的阿皮亚手册的重要性，参见Svetlana Alpers，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esp.133-39。关于16世纪中期大量重要的宇宙志学者的基本传记和书目信息，参见Robert W.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Maps：Bio-Bibliographies of the Cartographers of Abraham Ortelius，1570（Chicago：For the Newberry Library by Speculum Orbis Press，1993）；对阿皮亚的讨论是在第49—63页。关于很多与罗马天主教存在联系的宇宙志学者的传记信息，可以在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i中找到。

[64] Oronce Fine，Orontii Finei Delphinatis，liberalivm disciplinarivm professoris regii，Protomathesis，四部分：De arimetica，De geometria，De cosmographia，and De solaribus horologiis（Paris：Gerardi Morrhij and Ioannis Petri，1532）；idem，De mundi sphaera，sive Cosmographia （Paris，1542）。1513年的奥龙斯·菲内的萨克罗博斯科Mu[n]dialis sphere opusculu[m]的版本出现于1516年，包括了32幅来源于威尼斯摇篮本（incunabulae）的木版。参见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168-90。

[65] Denis E.Cosgrove，Apollo’s Eye：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125-30，和Lisa Jardine and Jerry Brotton，Global Interests：Renaissance Art between East and West（London：Reaktion，2000），82-115。也可以参见图版22。

[66] Walter S.Gibson，“Mirror of the Earth”：The World Landscape in Sixteenth-Century Flemish Painting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67] Kim H.Veltman，“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Quantification，1520-1560，”http：//www.sumscorp.com/articles/art14.htm，讨论了这一时期，这些著作在知识的量化和科学文化的革命中的重要性。关于维萨里著作的冲击，参见Jonathan Sawday，The Body Emblazoned：Dissection and the Human Body in Renaissance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5）。关于明斯特，参见Sebastian Münster，Cosmographiae uniuersalis lib.Ⅵ.（Basel：Henrichvm Petri，1550）；Manfred Büttner and Karl Heinz Burmeister，“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in Geographers：Biobibliographical Studies，ed.Thomas Walter Freeman，Marguerita Oughton，and Philippe Pinchemel（London：Mansell，1977-），3：99-106；Karl Heinz Burmeister，Sebastian Münster：Eine Bibliographie（Wiesbaden：Guido Pressler，1964）；以及Besse，Les grandeurs de la terre，151-57。

[68] Lestringant，“Crisis of Cosmography，”156.

[69] Rembertus Dodonaeus，Cosmographica in astronomiam et geographiam isogoge，完成于1546年，1548年由I.Loei在安特卫普出版。

[70] Greenblatt，Marvelous Possessions；波斯特尔的地图被复制作为图47.6（细节，图3.18），并收录在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66-67（No.144）中。

[71]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74-75（No.67）.

[72] Hetherington，Encyclopedia，92-99（“Copernican Revolution”），有着参考书目，和Víctor Navarro Brotóns，“The Reception of Copernicus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The Case of Diego de Zúñiga，”Isis 86（1995）：52-78。

[73] 这在博丁的作品（Blair，Theater of Nature，143- 46） 和犹太教宇宙志学者David Gans（André Neher，Jewish Thought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David Gans [1541-1613] and His Tim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esp.95-165） 中是明显的。对于为纯粹的论战性的宗教目的而使用宇宙志图像的例子，参见Frank Lestringant，“Une cartographie iconoclaste：‘La mappe-monde nouvelle papistique’de Pierre Eskrich et Jean-Baptiste Trento（1566-1567），”in Géographie du monde au Moyen Âge et à la Renaissance，ed.Monique Pelletier（Paris：Éditions du C.T.H.S.，1989），99-120。William B.Ashworth，“Light of Reason，Light of Nature：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etaphor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cience in Context 3（1989）：89-107.

[74] 17世纪之交，人们渴望找到一个解决神学重大分歧的方法，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作为宇宙志核心的和谐概念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升和天地之间的中介的思想，似乎使这一问题对宇宙学家和地理学家而言，非常有吸引力，其中包括墨卡托、奥特柳斯和洪迪厄斯。关于这一思想史，参见Cosgrove，Apollo’s Eye。关于墨卡托和奥特柳斯，参见Giorgio Mangani，“Abraham Ortelius and the Hermetic Meaning of the Cordiform Projection，”Imago Mundi 50（1998）：59-83，以及idem，Il“mondo”di Abramo Ortelio：Misticismo，geografia e collezionismo nel Rinascimento dei Paesi Bassi（Modena：Franco Cosimo Panini，1998）。关于墨卡托对这些思想的吸收，参见Nicholas Crane， Mercator：The Man Who Mapped the Plane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2），50-51 and 149-50。关于博丁，参见Blair， Theater of Nature，147- 48.这些年活跃的威尼斯的利维奥·萨努，该学院的座右铭“我飞向天堂，安于上帝”。Manfredo Tafuri，Venice and the Renaissance，trans.Jessica Levine（Cambridge：MIT Press，1989），114-22.这种上升可能意味着在地球和行星之间存在一个单一的、连续的介质，正如新斯多葛学派所指出的那样。另外，墨卡托的投影中与地图上的大圆周在路径上吻合的斜向线或斜航恒向线，描述的是一个在极点周围变得无限的螺旋线。17世纪初，一个常见的文学构想就是将斜航恒向线（或cursus obliquus）与灵魂的螺旋上升联系起来，“处于兽性的处世规矩[元素运动]和天使所描述的无休止的旋转[天体运动]之间”。Reeves，“Reading Maps，”53.

[75] Gerardus Mercator，Atlas sive Cosmographica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vndi et fabricati figvra（Duisburg：Clivorvm，1595）；英文版，Atlas or a Geographicke Description of the Regions，Countries and Kingdomes of the World，through Europe，Asia，Africa，and America，2 vols.，trans.Henry Hexham（Amsterdam：Henry Hondius and IohnIohnson，1636）。Lestringant，在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6中使用了墨卡托的短语“宇宙志的沉思”来指这一地理学者—神学家撰写的著作体裁。关于墨卡托，参见Marcel Watelet，ed.，Gerard Mercator cosmographe：Le temps et l’espace（Antwerp：Fonds Mercator Paribas，1994），和Crane，Mercator。

[76] Urbano Monte，Descrizione del mondo sin qui conosciuto，ed.Maurizio Ampollini（Lecco：Periplo，1994）.

[77] Lestringant，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以及本卷的第47章。

[78] Lesley B.Cormack，Charting an Empire：Geography at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1580-162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98-110，引文在18，以及 W.R.Laird，“Archimedes among the Humanists，”Isis 82（1991）：629-38。

[79] 奈博达（Naiboda或Nabodus）在对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关于公元5世纪的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ii libri novem的广泛研究的评论中发表了他的图示。这一著作，书名为Primarum de coelo et terra institutionum quotidianarumque mundi revolutionum，libri tres，1573年在威尼斯出版。参见S.K.Heninger，The Cosmographical Glass：Renaissance Diagrams of the Universe （San Marino，Calif.：Huntington Library，1977），58-59。

[80] 迪格斯的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the Celestial Orbs文本摘编，收录在Hall，Nature and Nature’s Laws，19-34中。

[81] E.M.W.Tillyard，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43）；Reeves，“Reading Maps，”52-55；以及 idem，Painting the Heavens。

[82] Robert S.Westman，“Nature，Art，and Psyche：Jung，Pauli，and the Kepler-Fludd Polemic，”in Occult and Scientific Mentalities in the Renaissance，ed.Brian Vick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77-229.

[83] Robert S.Westman，“Two Cultures or One？A Second Look at Kuhn’s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Isis 85（1994）：79-115。也可以参见Reeves，Painting the Heavens。

[84] Francesco Panese，“Sur les traces des taches solaires de Galilée：Disciplines scientifiques et disciplines du regard au ⅩⅦe siècles，”Equinoxe：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8（1997）：103-23，以及 Mary G.Winkler and Albert Van Helden，“Representing the Heavens：Galileo and Visual Astronomy，”Isis 83（1992）：195-217，esp.211.Martin Kemp，在 The Science of Art：Optical Themes in Western Art from Brunelleschi to Seura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169-212中讨论了失真的图像，如克里斯托夫·沙伊纳的缩放仪或那些阿萨内修斯·基尔舍（Athanasius Kircher）在他的Ars magna lucis et vmbrae（Rome：Sumptibus Hermanni Scheus，1646）中展示的图像以及他们声称的模仿。

[85] E.G.R.Taylor，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reprinted London：For the Institute of Navigation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Stephen Andrew Johnston，在“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and Instruments in Elizabethan England，”Annals of Science 48（1991）：319-44中警告对机械工匠与宫廷科学家在使用仪器和对仪器态度上的过于清晰的区分，认为从业者在“绅士与技工，主顾与工匠”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中介的角色，尽管他指出这种知识被局限于城市文化，且对“在乡村人口或穷苦劳工中的不识字的大多数人的影响很小”（pp.327 and 342）。关于从业者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参见G.J.R.Parry，A Protestant Vision：William Harrison and the Reformat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也可以参见Pamela O.Long，“Power，Patronage，and the Authorship of Ars：From Mechanical Know-How to Mechanical Knowledge in the Last Scribal Age，”Isis 88（1997）：1-41，以及Cormack在 Charting an Empire，24-27中的讨论，提到了相关文献。如阿皮亚的大众宇宙志作品所使用的一种数学文本的专业人员的传统，在15世纪末之后是可以使用的，尤其在意大利，例如Luca Pacioli，Somma di aritmetica，geometria，proporzione e proporzionalita（Venice：Paganinus de Paganinis，1494）；Francesco Feliciano，Libro di arithmetica[e] geometria speculatiua[e] praticale...Scala grimaldelli（Venice：Fracesco di Allesandro Bindoni and Mapheo Pasini，1518）；Cosimo Bartoli，Del modo di misvrare le distantie，le superficie，i corpi，le piante，le prouincie，le prospettiue，& tutte le altre cose terrene，che possono occorrere a gli huomini，secondo le uere regole d’Euclide，& de gli altri piu lodati scrittori（Venice：Francesco Franceschi Sanese，1564）；和Silvio Belli，Libro del misurar con la vista...（Venice：Domenico de’Nicolini，1565）。15世纪意大利文化中这类著作的地位，在Stillman Drake and I.E.Drabkin，comps.and trans.，Mechanics in Sixteenth-Century Italy：Selections from Tartaglia，Benedetti，Guido Ubaldo，& Galileo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9）中进行了讨论。Bartoli的书名尤其意味着这些实践数学和机械艺术被应用的领域。1570年Henry Billingsley将欧几里得翻译为英文之后，在英格兰出版了相似的文本，对此迪伊撰写了Mathematicall Praeface，定义和分类了数学艺术。

[86] Monique Pelletier，“Les globes de Marly，chefs-d’oeuvre de Coronelli，”Revu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47（1993）：46-51。也可以参见Chandra Mukerji，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Thierry Mariage，The World of Andre le Notre，trans.Graham Larki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27-46，其中列出了相关的17世纪法文的宇宙志文献；Denis E.Cosgrove，“Global Illumin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Geographies of Vincenzo Coronelli and Athanasius Kircher，”in Geography and Enlightenment，ed.David N.Livingstone and Charles W.J.Wither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33-66；以及idem，Apollo’s Eye，166-75。关于Jaugeon的地图，参见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535 and 540-41（No.538），和Whitfield，Image of the World，97。

[87] 关于被放置在天球内并且可以通过柏拉图式的上升而在宏观宇宙空间中移动的人体微观宇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常被摘引的章句就是Pico della Mirandola的“Oration on the Diginity of Man”（1486），其中包括这些句子：“亚当，我们既没有给你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给你独自拥有的形态，也没有给你任何特殊的功能，目的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获取和拥有你希望的任何住所、任何形态和任何功能。所有其他事物的特性都受到我们所制定的法则的限制与约束。而你将由自己来决定你特性的边界，不受任何约束，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让你听从自由意志的支配。我们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以便你从这里更容易观察这世上的一切。我们既未确定你属于天上，也未确定你属于地下，既未确定你终有一死，也未确定你永恒不灭，以便你凭着自由意志与高尚情操——就像你的造物主一样——随心所欲地塑造你自己的形象。你将有能力堕落为低级的生命形式，那将与禽兽无异。你将有能力凭借你心灵的判断力，再生为高级的形式，那将与神灵同在。”（译者注：译文来自网络译文）Giovanni Pico dellaMirandola，On the Dignity of Man，on Being and the One，Heptaplus，trans.Charles Glen Wallis，Paul J.W.Miller，and Douglas Carmichael（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5），3-34，esp.4-5。关于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文献是极为庞大的。一个较早的概述就是George Perrigo Conger的Theories of Microcosms and Macrocosm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2）。对文艺复兴微观宇宙思想的经典叙述，参见Ernst Cassirer，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smos in Renaissance Philosophy，trans.Mario Domandi（Oxford：Basil Blackwell，1963）。其他的概述就是Bernard O’Kelly，ed.，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Man and the World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和Allen G.Debus，Man and Nature in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Jill Kraye，“Moral Philosophy，”和Richard H.Popkin，“Theories of Knowledge，”both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Charles B.Schmitt 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303-86，esp.312-14，and 668-84，esp.676-78，分别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

[88] 关于弗拉德，参见William H.Huffman，Robert Fludd and the End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Routledge，1988）；Joscelyn Godwin，Robert Fludd：Hermetic Philosopher and Surveyor of Two Worlds （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9）；以及Frances Amelia Yates，Theatre of the World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关于Kircher，参见Paula Findlen，Possessing Nature：Museums，Collecting，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idem，“The Economy of Scientific Exchange in Early Modern Italy，”in Patronage and Institutions：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 at the European Court，1500-1750，ed.Bruce T.Moran（London：Boydell，1991），5-24；Joscelyn Godwin，Athanasius Kircher：A Renaissance Man and the Search for Lost Knowledge （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9）；以及Cosgrove，“Global Illumination”。正如Kemp指出的“光学的、神秘的和神圣的敬畏非常自然地共存，作为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思想的主流，而这种共存的方式从一个现代的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的”（Science of Art，191）。

[89] Giuseppe Rosaccio，Le sei età del mondo di Gioseppe Rosaccio con Brevita Descrittione（Venice，1595），以及 idem，Fabrica universale dell’huomo...（1627）。在罗塞西奥出版的超过40种著作中，有一部朝圣指南，Viaggio da Venetia a Costantinopoli per mare，e per terra （Venice：Giacomo Franco，1598），和一幅世界地图，Universale descrittione di tutto il mondo [1597，1647年重印，并且用来自Theodor de Bry（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22-24 [No.205]）的民族志的插图作为装饰。关于罗塞西奥，参见Giuliano Lucchetta，“Viaggiatori，geografi e racconti di viaggio dell’età barocca，”in Storia della cultura Veneta，6 vols.（Vicenza：N.Pozza，1976-86），vol.4，pt.2，201-50，esp.201-2。Francesco Robacioli的Teatro del cielo e della terra在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51（No.236）中进行了讨论。也可以参见Robert J.Mayhew，Enlightment Geography：The Political Languages of British Geography，1650-1850 （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49-65。

[90] Catherine Delano-Smith and Elizabeth Morley Ingram，Maps in Bibles，1500-1600：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Geneva：LibrairieDroz，1991）.

[91] William Hodson，The Divine Cosmographer；or，A Brief Survey of the Whole World，Delineated in a Tractate on the Ⅷ Psalme by W.H.Sometime of S.Peters Colledge in Cambridge（Cambridge：Roger Daniel，1640），149.

[92] Lamb，Cosmographers and Pilots；“Cosmographers in 16th Century Spain and America，”<http：//www.mlab.uiah.fi/simultaneous/Text/bio_cosmographer.html>；Jonathan D.Spence，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New York：Viking Penguin，1984）；Cosgrove，“Global Illumination”.

[93] Ursula Lamb，“The Spanish Cosmographic Junta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Terrae Incognitae 6（1974）：51-64；重印在Cosmographers and Pilots of the Spanish Maritime Empire，by Ursula Lamb，item V（Aldershot：Variorum，1995）。

[94] Gallois，Géographes allemands，38-69.

[95] Medina，Navigator’s Universe.

[96] Ursula Lamb，“Cosmographers of Seville：Nautical Science and Social Experience，”in First Images of America：The Impact of the New World on the Old，2 vols.，ed.Fredi Chiappell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2：675-86，esp.682-83；重印在Cosmographers and Pilots of the Spanish Maritime Empire，by Ursula Lamb，item Ⅵ（Aldershot：Variorum，1995）。

[97] 另外一个萨利巴地图的例子见于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68-69（No.146）。

[98] J.L.Heilbron，The Sun in the Church：Cathedrals as Solar Observato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99]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51-53（No.45）.

[100] 例如，分别参见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73-76（No.258），336-37（No.313），340-41（No.317），363-64（No.340），377-79（No.354），and 391-92（No.370）中Willem Jansz.Blaeu（1606-7），William Grent（1625），John Speed（1626），Jean Boisseau（1636），and Jodocus Hondius（1640 and 1647）绘制的世界地图。

[101] “他（泰韦）以后应当只会暗地之中返回到（数学宇宙志），在强调缺乏内在连贯性的那些页中”（Lestringant，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6）。关于英格兰对数学和描述宇宙志的相关需求，参见Cormack，Charting an Empire，112-18。

[102] 例如，地理发现的描述性文本的汇编并不应当被称为宇宙志著作，但是它们中所包含的信息则落入宇宙志的领域中，并且被提供作为天意的证据，正如小理查德·哈克卢特在他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George Bishop and Ralph Newberrie，1589）的献词中所澄清的那样。

[103] 例如，1491年1月，由G.Anima Mia，Tridinensis在威尼斯出版的《球体》的版本，或者1499年W.Stöckel在莱比锡（Leipzig）出版的版本。

[104] Leonardo Dati，La Sfera（Florence：Lorenzo Morgiani and Johannes Petri，for Piero Pacini，ca.1495-1500），23页的文本有着一个基于萨克罗博斯科的印刷本的浑天仪《世界之球》（sphera mundi）作为卷头插画，有着16幅简单的线图。Anthony Grafton 在 New Worlds，Ancient Texts：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63—69中对其文本进行了讨论。

[105] 例如，安东尼奥·坎皮，在1583年Tvtto il cremonese 中复制了阿皮亚的关于宇宙的图示和一幅极投影的地球的图示，其中有着正在使用直角仪来观测月亮和第八层天球上的恒星的宇宙志学者。这些都被复制用来对照一幅克雷莫纳省的地方地理地图以此来展示阿皮亚的宇宙志、地理学和地方地理学的层级。通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盾徽，含蓄地将宇宙的秩序奉献给君主。由阿皮亚的可旋转轮盘展示的“宇宙志之镜”是阿皮亚的《御用天文学》（Astronomicum Caesareum）中奢华、手工上色多达6层的版本的一个廉价、木版的版本，《御用天文学》是1540年在他的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私人印刷厂中为查理五世和西班牙的费迪南德而印制的。Ronald Brashear and Daniel Lewis，Star Struck：One Thousand Years of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stronomy （San Marino，Calif.：Huntington Library，2001），80-87.

[106] Van der Krogt，Globi Neerlandici，35.

[107] 参见Heninger，Cosmographical Glass，177-79的讨论。

[108] 博韦卢斯的《知识之书》是对天使和人类理性的研究，开始部分有着一副木版图像，其中圣光从上帝照耀到天使的天体国度以及人类的元素世界，然后到了物质、元素、生命和感知领域。关于阿格里帕，参见Thorndike，History of Magic，5：127-38。

[109] Garin，Astrology in the Renaissance，46.也可以参见Ingegno，“New Philosophy of Nature，”240 ff.，和Stephen M.Buhler，“Marsilio Ficino’s De stella magorum and Renaissance Views of the Magi，”Renaissance Quarterly 43（1990）：348-71。

[110] 例如，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01-2 and 337（fig.18.39）。

[111] Heninger，Cosmographical Glass，97 ff.Aurelius Theodosius Macrobius，In Somnium Scipionis expositio（Venice：P.Pincius，1500），收录了柏拉图哲学的拉姆达（lambda，译者注，希腊字母表中排序第十一位的字母）、地球的气候带等的图示，以及一幅粗糙地显示了可居住区域和不可居住区域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的图示。Isidore of Seville，Etymologiae（Augsburg：Günther Zainer，1472；Strasburg：Johana Mentelin，1473）；两个版本都有着数量有限的毕达哥拉斯的四分体（Pythagorean tetrad）的木版图示。伊西多尔较短的De responsione mundi et astrorum ordinatione（Augsburg：Günther Zainer，1472），在其33页的文本中包含有7幅表示元素对应关系的绘制精妙的图示。

[112] John Dee，在Mathematicall Praeface，通过有序宇宙将新柏拉图学派关于穿过宇宙上升的思想与对数字的研究直接联系了起来。“因此，按照数字的特征，从所有可能的方面来说，（为了科学）知识（的完美），我们都可以同时把所有生物内在和深入的搜索和观察引向不同的顶点、性质、特征、形态：而且，（通过沉思）在精神上达到更远、更高，顶峰、超越，去掌握造物之镜，以及所有形式的原则、不可计数的所有事物的代表性数字：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人类的和神灵的，肉体的和精神体。”（j and ver.）

[113] 由Martin Droeshout雕刻的书名页，结合了宇宙志的绘图习惯和维萨里的图示。维特鲁威（Vitruvian）设计的解剖剧场、哥白尼重新绘制的宏观宇宙与维萨里的微观宇宙的身体之间的联系，在Sawday， Body Emblazoned，66-78中关于维萨里《人体的构造》（1543）著名的卷头插画的评论中进行了讨论，该书中有对相关文献的一个概述。

[114] Robert Fludd，Utriusque cosmi maioris scilicet et minoris metaphysica，physica atqve technica historia，in duo volumina secundum cosmi differentiam diuisa（Oppenheim：Johann Theodor de Bry，1617）.后续各卷出现于1619年，1620年，1621年和1624年。关于弗拉德和基尔舍，参见注释87。

[115] Joseph E.Schwartzberg，“Cosmographical Mapping，”in HC 2.1：332-87，esp.352-58，关于南亚的宇宙志球仪。呈现宇宙时，立体的和平面的形象之间的差异所蕴含的宇宙哲学的含义，是一个开普勒相当关注的问题，并且是他关于柏拉图多面体著作的基础。西蒙·吉罗的被切开的立体球形的图像展示了一套同心球体，这代表了一个描绘宇宙球仪的罕见尝试。

[116] Johannes Kepler，Mysterium cosmographicum，2d ed.（Frankfurt：Erasmi Kempferi，1621），被广泛的复制。参见Fernand Hallyn，The 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Copernicus and Kepler （New York：Zone，1993），185-202，和Westman，“Nature，Art and Psyche，”203中的讨论。对柏拉图多面体兴趣的发展，尤其是在纽伦堡，参见Kemp，Science of Art，62-63，esp.62：“纽伦堡的透视主义尤其擅长几何物体的绘画，尤其是柏拉图多面体和它们的衍生物”。按照理论，土由立方体（六面体），水由六面体，气由八面体，火由锥形（四面体），而宇宙则由十二面体表示。

[117] Hetherington，Encyclopedia，79-81.Grant，Planets，696-97，列出了主导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的“关于天球和行星以及它们关系”的六个问题。

[118] 图10.12和10.6。也可以参见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37 and 139-42（No.119） and 178-79（No.157）。

[119] 哈特曼·舍德尔按照《创世记》的记录对创世的描述，在1493年的《编年史之书》中通过一系列木版图像的方式进行了展示，即在上帝创造之手下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被一圈一圈的构建。完整的宇宙将四元素和七层天球、恒星或黄道带、水晶天球和原动力按照同心圆的方式放置在一个最高天的天球内，而最高天显示了在9位天使和选民中间占据了最高位置的上帝。英国医生罗伯特·弗拉德绘制了一系列描述世界机器的地图来展示他形而上的宇宙志，《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在一个例子中（vol.2，p.219），他将那些圆周复制作为一个创世的圣灵，源自上帝，然后向下通过Mens（原动力[primum mobile]）和9位天使达到恒星、行星以及元素的世界。22个圆周都被计数并赋予了希伯来的字母数字，同时有翼的人物形象代表了这一柏拉图有序宇宙的原型。两种图示都在Heninger，Cosmographical Glass，20 and 164中进行了展示。

[120] Cortesão and Teixeira da Mota，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vol.2，pl.207（map），and 103-5（biography）.Bartolomeu Velho，“Cosmographia”（1568），BNF.Velho将他的作品描述为“真正的宇宙志原理和所有被发现土地的普遍的地理学原理：按照地球的比例布局；基于航海家的说法的它们的所有距离和高度。还有所有陆地和天体的平行纬线的比例数字：还有许多航海所需的工具及对它们的演示和说明”。对世界机器的说明涵盖了19v-21v。Velho的位于他们在天空中的战车上的星神，源自在阿尔贝特·马格努斯的早期印刷品中的拉特多尔特的星神和黄道十二宫的符号。拉特多尔特的图像在摇篮本时期及其之后被用于展示大量的宇宙志和占星术的文本，例如Abū Ma‘shar，Introductorium in astronomiam，trans.Hermannus Dalmata（Augsburg：Erhard Ratdolt，1489），以及Johannes Angelus，Astrolabium （Augsburg：Erhard Ratdolt，1488）。同样的图像还被在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使用以展示他的Julius Firmicus Maternus，De nativitatibus （Venice：Aldus Manutius，1499）的印刷本。这些战车神的形象反映并促进了基督教历法圣像中对异教人物的广泛接受，而这种接受自13世纪以来一直在增长。经典研究就是Jean Seznec，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The Mythological Tradition and Its Place in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Art，trans.Barbara F.Sessions（1953；reprinte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esp.37- 83 on“the physical tradition。”Velho的作品只有四种保存了下来。

[121] Edson，在“World Maps and Easter Tables”中讨论了复活节表格的计算和四分体图示的计算与世界地图的长期关系。这种计算是宇宙志著作的一部分。黄金数字最早是由雷吉奥蒙塔努斯在他的Calendarium和Ephemerides中进行计算和出版的，该书在1475年和1506年之间每年印刷。黄金数字的法则由Zinner在Regiomontanus，350-51中进行了解释。也可以参见Evelyn 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How Medieval Mapmakers Viewed Their World （London：British Library，1997），55-57。

[122] 参见注释69。

[123] 在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ia）中被分配于火带上层的彗星的位置和含义，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家和宇宙志家中不断讨论的问题；他们最终准确地确定，类似于新星，其位于月亮天球之外，因而提供了天体领域发生变化的证据。波伊尔巴赫、雷吉奥蒙塔努斯和阿皮亚都对它们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彗星的外貌在16世纪的预言学中的重要性似乎超越了合点。

[124] Antonino Saliba’s Nuova figura di tutte le cose，1582年在Naples刻印。

[125] 但丁的《神曲》（Commedia divina）自出现之后就成为宇宙志图像的一个来源。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地狱圈层的图示出现在著作的各种版本中。这些图示的选集和相关的参考指南，可以在<http：//www.nd.edu/～italnet/Dante/text/Hell.html>（“Dante’s Hell”）中找到。也可以参见Giuseppe Rosaccio，Teatro del cielo e della terra （Venice，1598），9。Robacioli阔页的Teatro del cielo e della terra （Brescia，1602）将一幅世界地图放置在对天堂和大地的图示描述之下。不同于萨利巴的图像，圆周是按照非同心圆的方式绘制的；最内侧的圆周，也就是正好位于世界地图的北极之上，被标注为“地狱”并且包含了一幅炼狱和地狱的图片。

[126] Athanasius Kircher，Athanasii Kircheri e Soc.Jesu Mundus subterraneus...，2 vols.（Amsterdam：Joannem Janssonium and Elizeum Weyerstraten，1664-65），同样包括了大量以克里斯托夫·沙伊纳观测的太阳和月亮为基础的图像。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Totius orbis terrarum）中采用了大洪水之前的世界的地图，并且印制在Athanasii Kircheri e Soc.Jesu Arca Noe...（Amsterdam：Joannem Janssonium，1675），158中。除了他自己绘制的图像和地图之外，基尔舍也不加选择地使用他人著作中的图像；对于他图像来源的详细研究依然正在进行中。

[127] Heninger在Cosmographical Glass，48-51中，讨论了不同模式的苍穹图像的含义。关于宇宙志者如赫马·弗里修斯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反应，参见Hallyn，Poetic Structure，152-53。按照Umberto Eco在 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trans.James Fentress（Oxford：Basil Blackwell，1995）中的观点，亨利·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对于神秘事物的兴趣导致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是阿格里帕首先想到了从喀巴拉（kabbala）和勒尔（Lull）那里采用组合技术的可能性，以超越有限宇宙的中世纪图像，并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和不断扩大的宇宙图像，或者一个不同的可能世界的图像。”（p.131）也可以参见William Gilbert在De mundo nostro sublunari philosophia nova （Amsterdam：L.Elzevirium，1651）中开放宇宙的图像。

[128] Westman in“Two Cultures or One？”讨论了里乔利的图像；也可以参见Heninger，Cosmographical Glass，66-68。

[129] Heninger，Cosmographical Glass，70-79.

[130] 第谷·布拉厄观察的结果被印制在布劳约1598年的天球仪中（参见图44.39）。参见C.Koeman，“Life and Works of Willem JanszoonBlaeu：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Blaeu，Made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Imago Mundi 26（1972）：9-16。对布劳地图出版事业更为概论性的论述，参见Y.Marijke Donkersloot-De Vrij，The World on Paper：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artographical Material Published in Amsterdam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7）。

[131]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478-79（No.460），和Whitfield，Image of the World，100-101。

[132] Nathaniel Carpenter，在Geography Delineated Forth in Two Bookes（Oxford：Iohn Lichfield and William Tvrner，printers to the famous vniversity，for Henry Cripps，1625）中写道“如果不使用两面或两个半球，那么就无法使用平面天球图进行表达；一个呈现了地球的东半球，另一个呈现了西半球”。被引用于 Reeves，“Reading Maps，”54。虽然双半球世界地图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6世纪20年代——其由弗朗西斯库斯·莫纳库斯（Franciscus Monachus）在约1527年使用来呈现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地球的划分——但其流行度在印刷的世界地图中的显著增加则是自16世纪90年代之后（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94 ff.）。

[133] 科梅斯对于古典神灵的讨论由一个地心说的天球图所展示（显示在了一个部分为锥形的局部中），其将一个宇宙分为四个陆地天球和七个天体天球，还有一个额外的最高天来象征和拟人化异教的精神（展示在Heninger，Cosmographical Glass，173）。

[134] 这一地图存在11种副本；被研究的例子挂在Harry Ransom Humanities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参见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392-96（No.371），和Minako Deber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Dutch Maps，Preserved in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Joan Blaeu’s Wall Map of the World in Two Hemispheres，1648 and Its Revision ca.1678 by N.Visscher，”Imago Mundi 35（1983）：20-36。约安·布劳最为完整的宇宙志著作就是他的Atlas，其出现于1634年之后，有着所有主要欧洲语言的版本。其达到的最完整的形式是11卷本的Atlas maior，sive Cosmographia Blaviana，qvasolvm，salvm，coelvm，accvratissime describvntvr，11 vols.（Amsterdam：Ioannis Blaeu，1662-65），该书开始部分有着一段试图涵盖整个宇宙志的陈述，以及一段对于“宏观宇宙和谐”的描述，其主要处理“世界的结构，天球的特性，地球的地位及其形式和伟大”。布劳通过将宇宙志的问题分为天文学和地理学两部分而继续研究，因而在这些不同的标题下处理他的材料。参见Johannes Keuning，“Blaeu’s Atlas，”Imago Mundi 14（1959）：74-89。很容易认为这些空间的对称排列及其数字（4和6）被有意识地与前面讨论过的重要的宇宙学数字3、4和6建立了联系，但是对此缺乏明确的证据。然而，位于角落中的元素和季节的组合，显著而一致。

[135] Sylvie Deswarte，“Les ‘De aetatibvs mvndi imagines’de Francisco de Holanda，”Monuments et Mémoires 66（1983）：67-190；Jorge Segurado，Francisco d’Ollanda：Da sua vida e obras...（Lisbon：Ediçoes Excelsior，1970）；J.B.Bury，“Francisco de Holanda and His Illustrations of the Creation，”Portuguese Studies 2（1986）：15-48；和 idem，Two Notes on Francisco de Holanda（London：Warbur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London，1981）。

[136]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474-75（No.457）.

[137] Wenceslaus of Cracow，“Cztery sfer yelementòw，”in“Introductionam astrologia ungler”（1515/24？）.在这一16世纪早期的占星学文本中，气的三个领域和火带被偏心地放置在一个描绘了土和水的地理景观之上。对地球和天体天球的传统呈现，尤其是在意大利文著作中，将它们描述为是同心的，而在阿尔卑斯以北地区，偏心的地图则更为常见；传统习惯中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它们可能代表了一种偏心的认识，或表明了一种从上往下俯瞰地球的视角的尝试，因此这一图像中，太阳（上帝的脸？）的光芒向下照射在地球上，其光线自然而然的反射。

[138] 关于例子，参见Mariano Apa，Visio mundi：Arte e scienza dal medioevo al rinascimento.Saggi e interventi critici（Urbino：Quattro-Venti，1986），17 and 108。

[139] 对于哥白尼日心说而言，毕达哥拉斯主义（Pythagoreanism）的重要性以及新柏拉图学派所持的关于光的宇宙哲学的重要性，参见Waldemar Voisé，“The Great Renaissance Scholar，”in The Scientific World of Copernicus：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1473-1973，ed.Barbara Bieńkowska（Dordrecht：D.Reidel，1973），84-94。

[140] 完整的讨论和指南，参见Kemp，Science of Art，264-80。

[141] Mangani，Il“mondo”di Abramo Ortelio.

[142] 在一套用金、银、丝绸和羊毛为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João Ⅲ）织成（1520年至1530年间）的挂毯中的第三幅上，使用宇宙志图像来颂扬他和他的妻子奥地利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ustria）的统治。国王夫妻两人被呈现为朱庇特和朱诺（Juno），被丰饶（Abundance）、智慧（Wisdom）、名望（Fame）和胜利（Victory）诸神赞颂。参见图17.1。国王将手伸向位于一个中央地球之上的他的王国，而这一球体有着一个设定为45°的中轴，转而显示了环绕非洲和印度洋的航行，并且用葡萄牙的旗帜标明了沿着海岸的地点。图片在Jerry Brotton，Trading Territories：Mapping the Early Modern World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17-23 and pl.1中进行了讨论和展示。其似乎是对来自公元5世纪的新柏拉图学派的文本De nuptiis Philologia et Mercurii中一个段落的忠实呈现，该书在整个中世纪被作为一部关于自然哲学和宇宙哲学的百科全书。参见James Nicolopulos，The Poetics of Empire in the Indies：Prophecy and Imitation in La araucana and Os lusíadas（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208-9。

[143] Girolamo Ruscelli，Le imprese illustri con espositioni，et discorsi（1566；reprint Venice：F.de Franceschi，1580）.鲁谢利同样为Venetian Accademia della Fama出版了托勒密的版本：La geografia di Claudio Tolomeo，Alessandrino：Nuouemente tradotta di Greco in Italiano（Venice：Vincenzo Valgrisi，1561），包含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其中有对整个世界的一段描述”。他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兴趣范畴，在洛多维科·阿廖斯托（Lodovico Ariosto）的传奇故事Orlando Furioso...annotationi et auuertimenti & le dichiarationi他的版本中（Venice：V.Valgrisio，1558）中体现了出来。关于鲁谢利，参见William Eamon and Françoise Paheau，“The Accademia Segreta of Girolamo Ruscelli：A Sixteenth-Century Italian Scientific Society，”Isis 75（1984）：327-42。

[144] Mario Biagioli，“Galileo the Emblem Maker，”Isis 81（1990）：230-58，以及Frances Amelia Yates，Astraea：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pl.9c。

[145] 在Arthur Mayger Hind，Engraving i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A Descriptive Catalogue with Introductions，3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64），vol.2，pl.31中复制了雕版。在这些卷中复制的很多雕版画是象征性的，并且通常使用了宇宙志的图解。

[146] 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将这一锁链清晰地描述为“生命（anima mundi）”：“那么现在，这一锁链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的灵魂，或者是上帝的赞许和意志，上帝完全弥散在宇宙中并且推动和约束所有事物，然而，移动和绘制它们，是为了被称为第一推动者的目的。”Girolamo Fracastoro，“Fracastorivs，sive de anima，dialogvs，”in Opera omnia （Venice：ApvdIvntas，1584），158v.

[147] Mangani，“Abraham Ortelius.”从神的手上垂下的尘世的图像在17世纪被广泛使用。由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刻版的，威廉·霍德森的《神圣的宇宙志学者》的书名页，就是一个例子，绘制了站在一个地球仪上的宇宙志家，而地球仪则悬挂在土元素和水元素之间。他指向气和火的区域，同时太阳和月亮被显示在两侧，向上朝着上帝之手，这只手从三位一体的圆圈中伸出，通过一根细线提着一架地球仪。座右铭是：“天、地、水都不以此为界。”

[148] Imago primi Saecvli Societatis Iesv a provincia Flandro-Belgica eivsdem societatis repraesentata（Antwerp：Balthasaris Moreti，1640）.

[149] Charles Moseley，A Century of Emblems：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Aldershot：Scolar，1989），以及Elizabeth See Watson，Achille Bocchi and the Emblem Book as Symbolic For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50] Gerardus Mercator，Historia Mundi；or，Mercator’s Atlas，Containing His Cosm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Fabricke and Figure of the World，trans.Wye Saltonstall（London：T.Cotes for Michael Sparke and Samuel Cartwright，1635），A3.

[151] Sebastian Brant，Stultifera nauis...（The Ship of Fooles），trans.Alexander Barclay（London：Richard Pynson，1509）.一个标题为“Of the folysshe descripcion and inquisicion of dyuers contrees and regyons”（fol.CXXⅩⅨ）的部分为：那些忙于测量和理解 天空和大地以及全世界的人，描述了每个地点的气候和民俗 他是个傻瓜，并且被指责为愚蠢 无法放下他自己的责，而他确实有着这样的蠢性，愚弄了他的思想和智慧。

[152] Blair，Theater of Nature，153-79，以及 Mangani，Il“mondo”di Abramo Ortelio，38-84。

[153] Denis E.Cosgrove，“Globalism and Tolerance in Early Modern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3（2003）：852-70.

[154] Gibson，“Mirror of the Earth.”

[155] Denis E.Cosgrove，“Ptolemy and Vitruvius：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Texts and Commentaries，”in Architecture and the Sciences：Exchanging Metaphors，ed.Antoine Picon and Alessandra Ponte（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3），20-51.

[156] 费拉拉的作品在Yates，Giordano Bruno，57中进行了讨论；也可以参见 Valerie Shrimplin-Evangelides，“Sun-Symbolism and Cosmology in Michaelangelo’s Last Judgement，”Sixteenth-Century Journal 4（1990）：607-44。

[157] Lucio Gambi and Antonio Pinelli，eds.，La Galleria delle Carte Geografiche in Vaticano/ The Gallery of Maps in the Vatican，3 vols.（Modena：Franco Cosimo Panini，1994）；Florio Banfi，“The Cosmographic Loggia of the Vatican Palace，”Imago Mundi 9（1952）：23-34；Francesca Fiorani，“Post-Tridentine ‘Geographia Sacra’：The Galleria delle Carte Geografiche in the Vatican Palace，”Imago Mundi 48（1996）：124-48；以及idem，Marvel of Maps。关于宇宙志天花板，见 Kemp，Science of Art，70-71；也可以参见E.H.Gombrich，Symbolic Images：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3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109-18中讨论了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为贡萨加家族进行的设计。

[158] Kemp，Science of Art，72.Kemp指出“在格列高利十三世和丹蒂的头脑中……预测的科学与地图学的投影技术、天文学测量以及相关的陆地和宇宙志几何学的方法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格列高利和丹蒂之间在宇宙志和地图学方面的关系在Fiorani，Marvel of Maps中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159] Heilbron，Sun in the Church，以及Kemp，Science of Art，137-39.Kemp对波佐成就的总结，可能代表了宇宙志的目标：“幻想的要点……就是当从一个正确的位置观察的话，被扭曲的形状的混乱可以被不可思议地拼合成一种连贯的启示。”（p.139）

[160] 在Mangani，“Abraham Ortelius，”pl.2中用彩色复制；也可以参见Cosgrove，Apollo’s Eye，160-61。

[161] 安德烈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的建筑和他的文本，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4 vols.（Venice：Domenico de Franceschi，1570），清晰地阐释了宇宙哲学的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影响。帕拉迪奥在16世纪30年代和1580年之间的职业生涯，与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的高峰相一致。关于帕拉迪奥与威尼斯宇宙志的联系，参见Cosgrove，Palladian Landscape，188-250。也可以参见 Rudolf Wittkower，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4th ed.（London：Academy Editions，1988）。关于理想城市，参见Giulio Carlo Argan，The Renaissance City （London：Studio Vista，1969）。

[162] Jole Shackelford，“Tycho Brahe，Laboratory Design，and the Aim of Science：Reading Plans in Context，”Isis 84（1993）：211-30；Francis Bacon，The Essays or Counsels，Civil and Moral，and the New Atlantis of Francis Lord Verulam （London：Methuen，1905），147-76，esp.169-70，关于宇宙哲学的影响；和Tommaso Campanella，The City of the Sun：A Poetic Dialogue...，trans.A.M.Elliot and R.Millner（London：Journeyman Press，1981），esp.15-17.Campanella的Realis philosophiae epilogisticae partes quatuor（Frankfurt：G.Tampashii，1623） 实际上是基于将天赐和谐作为造物的一项原则的宇宙志文本。“apologia pro Galileo（为伽利略辩护）”被加入文本中。关于火炮、战争和地图绘制，参见Niccolo Tartaglia，La nova scientia...con una gionta al terzo libro（Venice：N.de Bascarini，1550）。

[163] 参见本卷原文464页和Nicolopulos，Poetics of Empire，221-69。Luís de Camoes，Os Lusiadas（1572）；参见idem，The Lusiads，trans.Richard Fanshawe，ed.Geoffrey Bullough（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3）；及参见Cosgrove，Apollo’s Eye，120中的讨论。

[164] John Milton，Paradise Lost，2 vols.，ed.A.W.Ve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69（bk.2，ll.1051-55）.

[165]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416-17（No.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