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世纪晚期社会中地图的作用：12—14世纪[1]

维多利亚·莫尔斯（Victoria Morse）

中世纪已经被描述为是一个“对地图所知甚少”的时期，确实，即使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极高的损失率，现存的这一时期的地图数，也无法证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之间，地图绘制和使用有着极大的数量[2]。这一评价被我们所知道的地图的物质生产所强化，这种生产受到手工复制、使用羊皮纸和其他昂贵的材料，以及至少延续到13世纪对书籍和地图的低水平的私人拥有和市场的限制[3]。然而，对地图生产和使用的现存证据的详细分析开始提出，与此后的历史时期或其他文化中的地图不同，虽然地图在中世纪的所有阶层中可能都不是通常的事物，但同时它们却是很重要的和——至少对于某些受众而言——熟悉的表达和沟通的方式[4]。

本章主要讨论中世纪晚期（大致从12世纪至14世纪）文化中地图的众多功能，以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制图学之间延续和变化的一些关键领域。对当时学者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调查，主要希望达成对15—16世纪地图绘制者的创新，以及将他们的作品与之前绘制者的作品联系起来的非常真实的延续性的一种平衡理解。那些主要从事14—15世纪研究的学者认为，在中世纪晚期，地图的生产和消费反映了对于一幅地图能绘制以及应当绘制什么的理解的快速变化，这种变化依然有待于进行全面的探讨和解释[5]。与此同时，我们对中世纪鼎盛时期地图学的评价，随着新地图以及与其研究相关的新文本的发现，正在变得日益微妙和细致。对于中世纪地图数量的重新估算，就是由最新的学术成果引入的大量新理解中的典型。本章因而意图描述一些当前的研究方向，尤其关注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世纪地图学与文艺复兴地图学之间的关系的那些方向。其目的并不在于取代《地图学史》第一卷中的那些章节，而是提供最新的进展和一些修订，更为重要的是，让读者的注意力得以集中——当开始拓展对文艺复兴地图学的研究时——在深深扎根于从12世纪延续至14世纪土壤中的那些根茎。

尽管中世纪地图过去通常被描述为复制自少量标准的模板，并且不断重复对来自古典和《圣经》材料中的信息的一种令人厌烦的混搭，但正在日益变得清晰的是，类似于所有其他地图，它们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思考的工具，以及思想交流的灵活多变的方法[6]。在中世纪，如同在其他时期，当它们的作者基于图像和文本传统、基于经验，以及基于他们自己的思想来创造适应给定语境的个人艺术品的时候，地图可以被塑造和利用以满足特定需要。正如戈蒂埃·达尔谢强调过的，地图，类似于其他呈现形式，并没有告诉我们同时代的对于空间的感知，而是告知我们地图绘制者可以使用的精神和技术工具[7]。简言之，中世纪地图不应该被视为通往他们绘制者和使用者头脑的一扇透明的窗户，而应该作为属于特定时间和特定语境的用修辞方式构建的文献。最近的研究已经强调探索这些语境的重要性，无论是某一特定绘本的特定文本语境，或是地图被构思的较大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为在地图所处的社会中理解给定地图的全部含义是至关重要的[8]。

研究们中世纪地图的这一更为情景化和差异化的方法，其成果尤其丰硕的方面就是日益意识到这一时期之内的变化。取代一个整体性的“中世纪地图”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类似于其他文本和艺术品，在与制作地图的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地图有着自己的历史。最近关注于引起变化的历史时刻的例子，其范围包括从在耶路撒冷（Jerusalem）日益被定位于世界地图中心逐渐发展的趋势中，十字军东征（Crusades）的作用，到百年战争期间伊夫舍姆（Evesham）地图中英国国家认同意识表达的逐渐增加[9]。同样地，现在可以较为容易地认识出不同形式的中世纪地图，而不是将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原型。其他广泛传播的地图形式——尤其是波特兰航海图，还有地方、区域和城市地图——不再被看成是中世纪之后地图发展的偏差或者先驱，而是作为同时代的地图学的表达形式，总体上有助于确定中世纪的地图体验[10]。

在我转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地图学转型的困难问题时，这一对于在中世纪时期地图形式、内容和使用方面存在变化的意识尤其有帮助。标签“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含义，早已受到质疑，此外还有两个时期之间变化的程度和形式。地图学史中将文艺复兴看成是现代地图学的诞生，这一趋势已经导致在这一领域中过于强调其与以往中世纪的断裂。两个时期之间毫无疑问的延续性被作为中世纪的残存而遭到忽视，同时这些中世纪的残存也让现代观察者感到惊讶，对于他们而言，中世纪末期制作的波特兰航海图和15世纪后期制作的托勒密地图，显然要优于一直不断被制作的地带图和世界地图（mappaemundi）[11]。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更为细致地分析14世纪和15世纪过渡时期的地图，勾勒出延续性并试图更为精确地从个人工艺品、思想家和社区的特定层面定义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确实发生的变化[12]。这些研究必须与最新的工作进行比较，这些研究工作聚焦于中世纪经验中的空间呈现和控制的观念，包括法律管辖权的领土概念的发展以及量化和测量知识的变化[13]。只有通过对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定事例的细致研究，我们才能更为准确地看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地图绘制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并且可以更全面地在中世纪晚期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评价其根源。

12世纪和13世纪地图的作用

中世纪地图的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世界地图、波特兰航海图以及地方和区域地图及平面图，这种分类提供了讨论中世纪晚期地图的作用的一个有益的出发点[14]。这些单独的传统在过去被看成是相互之间几乎是完全独立的，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中世纪没有一个区别于图示、图画和其他呈现形式的作为一个类目的“地图”的概念[15]。中世纪地图中只存在极少的“异体受精”，这一想法随着新的发现和对于中世纪地图绝对数量的新的评价而变得站不住脚[16]。然而，在很多12世纪和13世纪的著作中，类目保持着足够明确的差异，它们由此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讨论框架。

世界地图：形式

很多较早的关于中世纪世界地图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创造类别，其中一些相当复杂[17]。最近，趋势就是简化用来描述世界地图的类目和术语，并通过在特定语境下分析单幅地图的功能来阐释它们的含义，而不是通过在已经清晰定义的地图家族中对它们进行定位来阐释它们的含义。对中世纪世界地图类型学最为深远的修订需要重新认识两个基本的地图类型：那些采用地球的全球视角的地图，以及那些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思想家概念化的仅仅关注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的地图，有人居住的世界由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北非和亚洲，尤其是小亚细亚（Asia Minor）这些区域构成[18]。

在《地图学史》的第一卷中提出的一种更为平和的修正，即将世界地图的主要类型减少到四种：由三部分构成的地图（tripartite）、地带图（zone）、由四部分构成的地图（quadripartite）和过渡地图（transitional）[19]。第一个类别由显示了中世纪概念化的地球有人居住的部分，也就是含蓄或者明确分为欧洲、非洲和亚洲三个区域的地图构成。这一类目的一个子类就是T-O地图，以概要的形式展现了三个区域和分割它们的水道——顿河（Don）或塔奈斯河（Tanais）、尼罗河（Nile）和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地带图，与此相反，采用了一种地球的全球视角，显示了被分为五个用温度确定的气候带（climata）的地球，这些气候带包括两个寒冷的极地地区，一个北温带和一个南温带，以及一个赤道带。由四部分构成的地图的类目是前面两类地图调和的产物，显示了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已知世界以及赤道带以南的一个大陆。最后，也就是过渡地图，强调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重要发展，即世界地图开始结合了来自波特兰航海图的材料以及来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中最新发现的地图的材料。

由于其将过渡地图作为单独的和值得关注的一类，以及对之前分类的简化，因此这一分类方法尤其有用[20]。然而，它受到了批评，因为其延续使用了某些古典和古代晚期文本的作者的名字来命名的子类，在这些文本的中世纪稿本中，经常将地图作为插图[例如“伊西多尔（Isidore）”、“奥罗修斯（Orosius）”或“萨卢斯特”地图]。首先，这种命名法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所讨论的地图起源于与它们最常关联的文本，或者甚至就是文本原作者的作品[21]。这一错误的结论掩盖了中世纪世界地图有趣的和有疑问的早期历史，中世纪世界地图中只有一些其起源似乎可以追溯到晚古时期，同时其他一些很可能是在中世纪早期创作的[22]。其次，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尽管有着一系列特定特点的地图可能趋向于是与特定文本一起复制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远远不是那么确定或直接。与之相反，最近的研究强调地图从一个文本迁移到另外一个文本的频率，且强调中世纪的抄写员选择地图来展示给定著作时随意改变他们制图模板时的灵活性。例如，伊夫舍姆地图，与那些出现在雷纳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编年史中的地图是非常相似的，但其似乎是作为一个独立文献制作的，而不是作为一部稿本的一部分复制的[23]。最后，关注于中世纪地图的来源，趋向于掩盖特定选择的重要性，这种选择导致了在某一特定时刻和针对某一特定目的而绘制了某一特定地图。甚至一幅现存地图的直接副本，也会因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被选择和复制，而由此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含义和新的意义[24]。

关于世界地图形式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幅地图的形式结构是否提供了其功能的线索。有人认为，地带图典型地被用来传递天文和占星术信息，同时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地图倾向于，或关注于历史、人种和精神意义，或（在它们更为概要的形式中）用来作为表示地球的便捷图示[25]。部分地，这些联系来源于这样的假设，即特定的地图类型专门归属于特定的文本，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质疑[26]。然而，尽管在地图和文本之间存在更为多变的关系，这一点我们现在知道是典型的，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但似乎在形式与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确实存在某些真实的东西。这方面最好分析一下奥皮西诺·德卡尼斯垂斯（Opicino de Canistris）的极端例子，他采用地带图作为建立他精神宇宙志的基础，因为其强调这种地图形式将地球作为一个更为广大的宇宙系统的一部分，位于一个星际力量网络的中心（图2.1）[27]。

图2.1 奥皮西诺·德卡尼斯垂斯的地带图
这一过渡地图可能绘制于14世纪40年代，采用波特兰航海图的罗盘方位线，作为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的地中海地区的标志。可居住地带是由十二宫环绕的，强调其世俗的性质，同时各个地带的符号为通常的地理信息增加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解释。图片的版权属于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Vatican City（MS.Pal.Lat.1993，fol.9r）。

世界地图：用途和背景

现在中世纪地图研究中的趋势不是强调来源、传承或分类的问题，而是分析功能和背景。作为这一领域日益成熟的标志，这一方法显示出地图学史正在中世纪文化史的主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28]。中世纪地图学的研究者必须记住，世界地图具有多种意义，是关于世界各种思想的交织、混合，构成了独特的艺术和文化的表达。因而，尽管需要尝试厘清组成单幅地图的意义的构成要素，但是必须敏锐地寻找中世纪文化中可用的类目，以及现代解释者强加给中世纪资料的有帮助的那些类目。尽管下面的讨论将经常会依赖类似于“历史”或“宗教”这样的术语来讨论地图的角色和功能，但需要记住的是，一位中世纪的受众应当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些区分。地图制作和使用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框架是十分复杂的，实际上，我将试图指出这种复杂性中的某些内容[29]。

重要的是，将12世纪和13世纪的地图制作置于对理解物理世界更大的兴趣之中。这一兴趣产生于中世纪文化顶峰的很多不同领域，从阐释宇宙运行背后的自然法则的哲学和科学的努力，到对世界及其位置进行诗意描述的流行，以及到对行政和司法管辖区域的描述中发生的变化[30]。来自这一时期的世界地图受到这些较为广泛的关注的影响，同时它们明确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服务的目的和它们产生的背景的极端多样性。

中世纪地图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贡献之一就是意图用世界地图来描述时间和空间的思想。自冯登布林肯（von den Brincken）的两篇全面编年史——也就是试图在一篇作品中整合所有人类历史——与世界地图存在密切关系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论文发表之后，这些地图的一个功能就是提供被理解为人类，尤其是基督教历史的一个舞台的世界的全貌，这种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31]。由于这种地图和编年史之间的平行关系，通常会发现，在世界地图的两翼上印刷的是，某位作者所谓的“（世界）六个年代的地标”：类似于特洛伊（Troy）和罗马（Rome）的古代城市，类似于希伯来人（Hebrews）穿过红海（Red Sea）和挪亚方舟（Noah’s ark）在阿拉拉特山（Mount Ararat）上停靠的《圣经》中的事件，以及同时代的类似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Compostela）的朝圣圣地[32]。这些文献的这一研究方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并且在将中世纪地图的研究从过时地通过关注绘制它们的文化需求和态度来预测它们的目的和内容中解放出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救赎史（Salvation History）已经被过度概括为对世界地图的一种阐释，很多时候更多的是对地图含义问题的规避而不是探索。我们需要记住两个问题。首先，基督教传统有着一个复杂的历史观、末世论和救赎过程，同时这是理解任何特定地图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及其具体含义的核心[33]。其次，将人类知识和活动整合入一个创世和救赎的框架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将“较低的”人类目的排除在外，同时救赎史也没有被认为脱离了世界的物质方面[34]。

在作为对时间和空间的呈现的世界地图的广泛功能中，世界地图可以满足各种各样更为明确的修辞学的需要。探索中世纪社会中世界地图的功能的一种方法就是分析当时在学术文化中世界本身的多重含义[35]。对物质世界的好奇塑造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特征，而渴望将地球作为一个系统的一部分来理解则属于这种好奇的一部分。哲学家中对“机械宇宙（machina universitatis）”或“世界机械（machina mundi）”的关注，使他们去关注宇宙的内在系统以及控制这一系统的法则。地球本身的细节（terra，包括作为行星的地球和作为元素的土），对于他们而言，不如世界（mundus）的庞大机械结构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与这一对“世界机械”的兴趣相对的是，同样充满活力的“轻视俗世”（contemptus mundi）的思想，这种思想使用了一个与世界相关但不同的定义，用来将普通的世俗事务的生活与苦修的生活进行对比。“世俗”使我们联想起了术语“世代（saeculum，译者注，这一名词在《旧约》上用来指过去的或将来的悠远长久的时代，在《新约》中则有不同的意思，另外也有‘世俗’的含义）”，其将“人类的和时间的世界”与基督上帝的永恒的世界进行了对比[36]。这些极端之间是历史学家、朝圣者（无论是在扶手椅上，还是实际前往的）和其他旅行者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地上的位置和事件是重要的并且需要被记忆。

在《计算表册》（computus）的抄本和百科全书中，在保存很多中世纪的世界地图的同时，还保存了其他的示意图，通常是关于宇宙性质的。作为中世纪早期修道院教育的必需品，《计算表册》是用于计算基督教全年不固定的节会，尤其是复活节（Easter）的日期所需要的知识体系[37]。从对复活节的严格计算扩展出来，很多《计算表册》抄本编纂了其他与时间、天堂有关的材料，以及作为中世纪科学和医学基础的天体和地球与人类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论。很多通常与《计算表册》存在联系的摘录都来源于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的著作，但是汇编同样还包括有古典文本以及由中世纪作者撰写的其他大量主题——包括历史——的文本，这些文本与那个时代广泛构思的思想存在着联系。此外，它们通常包含有设计用来归纳和补充文本呈现的图示，同时它们有时包含有地图[38]。这些地图可能只是作为更为复杂的图示的简单元素出现；这可能是T-O地图的一种普通用法，通常标有“terra”，这一单词可能表示，如位于一幅解释月亮对潮汐影响的图示中央的地球[39]。一些抄本同样包括更为精致的世界地图，这些地图中包含有历史和宇宙志的信息。《计算表册》已经被有说服力地描述为一种“牧师教育的组织原则”，由此，甚至随着可信度很高的表格的发展，在计算复活节的日期变成一种不太普遍需要的技能之后，这些文本依然继续被复制，甚至有时存在于在制作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抄本中[40]。这些著作中包括的信息知识，在牧师身份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并且说明，至少部分牧师精英是熟悉地图和与之关联的地球和宇宙现象的图示的，并且也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展示了围绕一个松散的、常见的关于世界结构和历史的主题将各种材料整合在一起的趋势。它们是研究中世纪世界呈现的最为有趣的背景之一，因为它们非常的异质性允许包含所有种类的地图，从地带图和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世界地图到区域地图，从作为被单独构思的图像的地图到较大的宇宙志图表中小的T-O地图。尽管主题和材料的多样性是百科全书的特征，但它们较大的目标通常是通过人类知识的一个综合体来展示被创造的宇宙的基本一致性[41]。地图可以，正如被理解为是关于单一、复杂的世界系统的不同视角——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细节[42]。

地图出现在那些被设计用来服务于教学和普及功能的著作中的频率，是某位学者所谓的构成了被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知识运动的特点的“充满激情地去发现世界的真实”的流行指数[43]。学者们寻求理解控制宇宙系统或“机械宇宙”的法则，具体方式是通过提出理由充分的理论或者仔细思索各种问题，例如存在对跖地，即在与北半球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径直相反的地方还存在一个南半球的有人居住的世界。这一问题尤其充满争论，因为存在一个可居住（和可能已经有人居住）地区的可能性将会对世界福音传播的完整性和基督教信息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而通过一个不可逾越的炎热地带这一可居住地区被从已知世界中完全切除了[44]。而且，运用理性思辨来理解世界受到某些人的质疑，因为由此似乎否认了全能的上帝，并且其是以人类自由意志为代价，给予了自然决定论以特权[45]。

然后，理解世界的科学或哲学方法，是一种存在争论的方法，需要向潜在的充满敌意的受众进行证明和解释[46]。奇怪的是，对如下地图的作用没有进行太多的探索，即在陈述这些主张的时候，这些地图经常展示了如孔什的威廉（William of Conches）的《自然哲学的对话》（Dragmaticon philosophiae）等著作的论点。取而代之，威廉关注于提供有帮助的视觉辅助工具，这经常被解释为是使用视觉材料帮助解释复杂问题的普遍进步的一部分；12世纪的学者欣赏世界地图组织信息的力量，而这一点由某位作者选择根据一幅想象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对一个随机顺序的地名列表进行分类所展示[47]。

地球作为自然力量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点的思想是在13世纪提出的，尤其是考虑到星体对于尘世地点的影响力。占星术思想的这一形式，似乎已经为罗杰·培根对显示了按照经纬度定位的主要城市的图画或“图（figura）”的讨论提供了推动力[48]。培根在过去被认为对于地理学思想有着相当的创新，尤其是他对于使用坐标来绘制准确地呈现了世界上各个地点的图形的理解[49]。最近关于中世纪时期经纬度概念的研究，提出培根在这方面与之前的持有这方面思想的学者相比并不是一个创新者，因为他可以使用一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文本和技术体系，其中包括阿拉伯的科学文本和星盘使用手册的译文，它们解释了底层的理论，并且提供了经过选择的城市坐标的列表。而且，他可能知道使用由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提供的用坐标来绘制地图的思想，这要感谢伊本·海塞姆[Ibn al-Haytham，海桑（Alhazen）]的《关于世界构造的论著》（，）非常著名的译本[50]。因而在一个将它们与天堂联系起来的系统中准确地确定世界上地点的位置的兴趣方面，培根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太有名的（和无图解的）圣克劳德的威廉（William of Saint-Cloud）和费尔特雷的赫拉德（Gerard of Feltre）的著作都体现了一种将空间理解为是“完全由一组严格定义的点构成的”，就像多明我会修道士阿尔贝特·马格努斯的著作那样[51]。其本身远远不是一个使得中世纪对于地理空间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触发器，托勒密使用坐标绘制世界特征的地图，这一知识是中世纪地理知识中已经被接受的部分，并且被应用于基于天文学和气候学的标准对地点进行的更为精确的分析。

之前部分所讨论过的了解物质世界的热情，在中世纪的教育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和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修道院的教学中[52]。这部分归因于12世纪《圣经》注释中对于字面意思的高度重视：理解《圣经》中描述的名字、地名和历史，被认为是研究其他意义[道德、基督论（Christological）或末世论]所必需的基础[53]。这种修道院教育形式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圣维克托的休，他的著作同样包括了很多对于地图学史而言重要的条目。休对于图像在教育和学习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很敏感，同时他的现存著作整合了范围宽泛的视觉工具，其中包括表格和圆形图[54]。就他著名的《关于诺亚的神秘方舟》（De archa noe mystica）而言，他绘制了精美的挪亚方舟的图示，以帮助他教堂的同事来探索挪亚方舟这一教会和基督教救赎符号的众多含义，而他将世界地图整合了在这些图示中[55]。最近的研究还认为一篇论文《世界地图的阐述》（Descriptio mappemundi）是他的作品，这篇论文描述了一幅详细的世界地图；文本可能是基于上课的讲义，其中涉及对一幅实际挂图（wall map）的讨论[56]。尽管没有地图或图示以及相应的文本保留下来，但是休对将地图作为对现实世界的表现以及作为教学工具的兴趣是清楚的。实际上，最近一位作者认为他在《世界地图的阐述》中的方法具有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在于，其接受一幅地图，而不是一份书写文本作为关于世界信息的权威来源[57]。

12世纪和13世纪，对自然的新的系统性兴趣持反对意见者所阐释的世界观，同样也能在地图中找到表达。位于都灵的圣萨尔瓦托雷（San Salvatore in Turin）主教教堂地板上的世界地图，已经被解释为是对这一俗世的虚荣的展示——因为其被正确地践踏在脚下——面对着由教堂上半部的装饰图案所表达的一个未来世界的希望[58]。将世界呈现为轻视的对象，这方面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是由12世纪曾经出现于沙利瓦米隆（Chalivoy-Milon）教区教堂的世界地图提供的。库普费尔（Kupfer）令人信服地认为，只有将这幅地图作为教堂装饰完整规划的一部分，才能对其加以理解，这一规划生动地表现了救赎史和赋予了位于俗人之上的修道士以特权的社会结构（这一教堂是教区修道院）[59]。世界地图位于教堂西侧的末端，世俗的教区居民进入那里时将看到这幅地图，在库普费尔的复原中，其顶端有着亚当和夏娃（Adam and Eve）的堕落以及原罪进入世界的图像。因而，地图通过几种协调的方式发挥功能：当从西向东运动时，其是在教堂的建筑中所描绘的从原罪到救赎的整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其同样通过图像表达了俗人的世俗生活与僧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的隔离，两者都强化了后一群体的威望，并提醒他们由此带来的责任和负担以及他们的自我克制。最后，类似于很多同时代的展示了《列瓦纳的贝亚图斯的启示录》（Apocalypse of Beatus of Liebana）的注释的地图，其实质上将世界表现为使徒、牧师活动的舞台[60]。在它们纪念性背景之下，对地图的这两种解读反复地说明，在确定含义时背景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任何单一艺术品潜在的广泛含义。

如同我们已经在小型的象征性的T-O地图的背景中看到的，在中世纪，世界地图同样可以服务于政治功能。12世纪后期英格兰的金雀花王朝诸王（Plantagenet kings）的宫廷，提供了在皇家权力构建中地理学和地图学环环相扣的作用的典型例子。金雀花王朝在爱尔兰和法兰西扩张他们权力的皇家目的，与他们宫廷中对于古典和典雅文学的兴趣相伴随，由此导致了有着对地理学和地图浓厚兴趣的思潮[61]。由此产生的或者受到这一环境影响的工艺品的范围从类似于“亚历山大传奇（Roman d’Alexandre）”（广泛流传地详细描述了亚历山大大帝功绩的浪漫史，成为那些想成为帝王者的显而易见的偶像）等著作的稿本中的图示，到布尔格伊的博德里（Baudri of Bourgueil）诗作中描述的布卢瓦的阿德勒公爵夫人（Countess Adele of Blois）房间地板上装饰着的一幅世界地图[62]。这一地图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纯粹文学上的空想，设计用来荣耀阿德勒家族联盟（Adele’s family line）的军事胜利，并且用来赞美她所掌握的关于宇宙及其著作的广泛知识，但是其同样将地图的力量展示为一种统治者的地位和知识的符号，而且说明这样的符号对于诗作的受众而言是熟悉的[63]。

在13世纪的英格兰，地图的政治用途似乎已经高度发展，尽管类似于伊德里西（al-Idrīsī）的《进入遥远土地令人愉快的旅程之书》（Nuzhat al-mushtāq fiɔkhtirāq al-āfāq，译者注，也被译为《云游者的娱乐》）[也被称为《罗杰之书》（Book of Roger）]的例子，其是在12世纪为西西里的罗杰二世（Roger Ⅱ of Sicily）撰写的，同时已经佚失的与其有关的白银世界地图说明这些皇家权力和知识的表达已经被运用于其他地区[64]。使用地图作为谦卑的象征也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威斯敏斯特宫（Westminster Palace），亨利三世（Henry Ⅲ）的卧室中装饰有一幅世界地图，是整个装饰规划的一部分，这一规划被用来提高基督教王权的美德，尤其是仁慈和有节制的使用权力[65]。

在更为局部的范围内，对于赫里福德地图最近的一种解读强调其在追封圣徒的宗教政治、针对世俗贵族的宗教权利的强化，以及皇室与主教的权力关系中的作用[66]。按照这一观点，地图在很多细节方面满足了世俗贵族的朝圣者，加入了政治信息，这是与提供娱乐和提升道德同等重要的功能：其表现的动物和怪异的物种展现了蕴含在动物预言集中的受欢迎的贵族精神，与此同时提供了与同时代的罗曼史相似的一种地理方面的娱乐[67]。

总之，现存的与其他文本、图像和对地图的引用一起出现的世界地图的例子，见证了由戈蒂埃·达尔谢描述的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兴趣[68]。这些地图可以起到的功能的多样性，反映了中世纪文化中世界的多种含义，因为地图可以用来描述、分析、归纳和创造人类存在的基本空间的知识和感知。这些是服务于精英以及更为大众的受众——包括朝圣者、教区居民、罗曼史的阅读者——的著作，对他们而言，这些著作帮助提供了通往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视觉、知识和想象力。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最近学术界对于地图出现的特定语境以及使用它们的方法的敏锐感知，赋予我们对于中世纪世界地图潜在含义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的新认识，尽管这一多产时代的对于空间的感知和呈现必然还有很多未曾被揭示。

波特兰航海图

中世纪地图制作的研究依然偶尔暗示，波特兰航海图——非常准确的地中海和黑海（Black seas）海岸以及部分欧洲大西洋（Atlantic）海岸的海图——是中世纪的一个偏差[69]。这一观点最近变得更为站不住脚，因为虽然最为常见的推断认为它们起源的时间为13世纪晚期，但有观点认为其起源时间应当提早100年[70]。地理的准确性和意图——至少部分——找到正确的航线，波特兰航海图反映了一套与同时代的世界地图不同的对于目的的假设和预期：然而，必须在我们关于中世纪地图学的图景中为这些奇妙和存在问题的发明找到空间。

波特兰航海图历史的大部分属于本章后半部分的内容，因为大多数保存下来的例子来源于14世纪及其之后，同时关于它们对其他地图类型的影响第一次有了清楚的证据[71]。虽然如此，依然值得中断一下来考虑12世纪和13世纪的证据能告诉我们这些海图所呈现的那些受到欢迎的地理知识。

毫不奇怪，我们拥有的航海指南和波特兰航海图存在的最早的证据，来源于学术文化与地中海贸易和航海习惯的交集。在书写下来的航路指南的例子中，最初的线索并没有出现于当地的材料中，而出现于北欧的十字军和朝圣者的编年史中，对他们而言，地中海的航行是一个异域的世界，同时他们借助航海指南作为记载未知海岸和海洋的有帮助的框架[72]。相反，《我们地中海的样子以及存在的河流之书》（“Liber de existencia riveriarum et forma marisnostri Mediterranei”），已知最早可能部分基于一幅波特兰航海图的著作，完全是意大利的成就，但是，类似于刚刚提到的那些著作，是来源于学术和“实践”知识领域的信息和思想的混合产物。我们掌握的文本指出，作者以绘制一幅地图为开端，他后来为这幅地图补充了文本，以用来回应很多地方牧师对于更多历史和学术材料的需求[73]。

这些例子提供了学术和“实践”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来源于文化社区的思想“异体受精的”的早期证据，而这些思想在中世纪通常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74]。知识类型的这一创造性的交互作用已经被看成是文艺复兴发展中的关键，同时，截然相反，中世纪知识社群的分离已经被作为一种对创造和创新的局限[75]。知识领域实际上依然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些例子说明了可以发生碰撞的一些背景：新生的意大利市镇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世界，受到商人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且向任何表达公民意识的手段开放；以及十字军，北方人群体性的移出他们习惯的知识和物质领土，前往一个陌生的新的地中海世界。尽管新的发现[就像“Liber（书籍）”本身]在最近一些年不断出现，足以怀疑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些领域的知识的程度，但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成为“Liber”基础的地图、航海指南和学术地理文本的相互依赖关系，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早期之前都不存在[76]。然而，存在的例子说明，在特定环境中，充分的交流可能而且确实发生了。

区域地图

与现存的世界地图的数量相比，从中世纪鼎盛时期保存下来的较小区域的地图——区域、城市、地产或者道路图的数量相对较少。然而，最近又发现了大量新的例子，揭示我们关于中世纪地图学这一类型的感知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发现而彻底改变[77]。然而，依然真实的是，在其他时期使用一幅地图（例如对于地产所有权的描绘）完成的很多功能，在中世纪通常大多数是通过书写的列表和描述来达成的。英格兰的《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和数不清的关于修道院地产的清单是纯粹的文本文献，同时边界典型的是在特许状中通过列出相邻地块所有者的名字这种书写方式来指明的[78]。少数已知的例外来自英格兰，包括一幅13世纪早期划分的一块牧场的示意图，其中用绘制代替了对各部分大小的文本描述（图2.2）[79]。更为常见的是，道路图、区域图和城市图，以图形描绘了通常用文本描述的关系。这些地图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中世纪社会中空间的呈现形式和含义的大量信息[80]。

中世纪区域和地方地图的典型类型是旅游指南地图、类似于英格兰或巴勒斯坦的区域地图、城市平面图，以及主要来自中世纪及末期的有争议领土或者地产边界的地图。尽管马修·帕里斯编年史中存在大量地图，但绝大多数这些地图显示出单独的传统，因为其确实结合了多种地图类型，说明一名有着图形倾向的作者，除了其他类型的绘画和图表之外，可能熟悉以及从所有已知地图类目中有效使用图像的程度[81]。

图2.2 一块牧场的划分，1208年之前。来自一份房地产契据，这幅地图显示了份地的“长度和宽度”
原图尺寸：9.1×17厘米。由Trustees of Lambeth Palace Library，London（MS.Court of Arches Ff.291，fol.58v）提供照片。

书写的旅行指南在中世纪非常知名，并且显然既可以作为旅行者的辅助工具，也可以用于在扶手椅上的旅行，通常是为了实际的或精神上的朝圣目的[82]。只有两幅设计作为旅行指南的地图保存了下来，其中较为精致的一幅是波伊廷格地图。一幅12世纪或13世纪早期的近古（Late Antique）原作的复制件，对于这幅地图的研究通常是希望从中获得关于古代地图学的信息，或者希望了解对于再次发现这幅地图的14世纪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而言，他们对于古代世界的兴趣是什么。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记住制作中世纪副本涉及的投入的时间和资源：那些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对于找到人力和金融资本来复制这幅地图的社会而言，这幅地图的意义是什么？在对古典世界的强烈兴趣的语境中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兴趣对中世纪晚期世界地图上的地名产生了影响；然而，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说明这幅地图的重要性和影响力[83]。

现存的旅行指南地图的另外一个重要例子就是以各种修订本出现在帕里斯的《世界大事录》（“Chronica majora”）稿本中的地图[84]。地图显示了从英格兰前往阿普利亚的路线，标出了每日的行程和显著的地形特点，如山脉、河流。为了使其适合于收录到一本编年史中，地图通过显示著名的同时代的外交远征，即1253年康沃尔的理查德（Richard of Cornwall）作为王位所有者前往西西里的远征，从而服务于一个历史目的，尽管地图包含来自多次旅行的信息和道路的信息[85]。

除了这些保存下来的旅行指南地图之外，旅行指南的重要性——尤其是书写的或口述的旅行指南——由旅行指南通常成为其他地图类型的至少一种来源的频率所展示。例如，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的一些信息基于一本可能显示了一条对于在法国的英国商人而言非常熟悉的道路的旅行指南[86]。甚至更为实质性的就是，在创造区域地图中，旅行指南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相互联系，在马修·帕里斯丰富的地图绘制产品中体现得更为惊人，尽管，如同当转向不列颠的早期地图时我们将要看到的，他的作品在这方面绝不是独一无二的。

帕里斯创造了大量英格兰和巴勒斯坦的区域地图，此外还有两幅体现了早期不列颠的历史地图。在这些地图中的至少三幅上，他着重绘制了旅程和交通线。历史地图中的一幅是显示了四条前罗马时代的不列颠的道路位置的草图。另一方面，七个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王国地图，展示了地图与另外一个重要的中世纪流派——示意图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图2.3）。这一地图被设计为一个圆形示意图（rota），按照花瓣的形状划分，是一种在学校教科书和辅助记忆的工具中常见的高度概要性的呈现形式；然而，王国则被大致准确地绘制在正确的地理位置上，由此证明我们使用的术语“地图”是正确的，即使如此，如同帕里斯注解的，岛屿椭圆形的形状被压缩成一个圆形，以融入示意图的传统习惯中[87]。

在相当详细的层面上对帕里斯英格兰地图的来源和创造进行描述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在中世纪地图学研究中非常受欢迎的方法，这要感谢哈维的研究[88]。按照他的复原，帕里斯开始的时候采用了来自一幅可能是罗马时期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的岛屿轮廓。然后他绘制了一条从多佛尔（Dover）到苏格兰（Scottish）边界的旅行线路来表现岛屿内部，围绕这一核心填充了增加的地名。他对地图进一步的修订反映了他所发现的新材料，例如提供了与河网有关的材料，并且对海岸线进行了改进。总体上来说，这些地图展示了对来源于不同材料的地理信息的汇编过程是多么强有力，以及在区域地图的详细呈现中，旅行指南和世界地图可以发挥的核心作用。

尽管在少量世界地图上以令人惊讶的详细程度显示了不列颠，但其更为常见的被高度简化的形式归因于其位于被狭窄的海洋包围的欧洲边缘的尴尬位置，典型的如《世界地图》（mappaemundi）[89]。现存的第一幅单独表现不列颠或将不列颠作为关注焦点的地图显示了一种对于更为准确地描述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关注，而这种准确性要超过这些简化表现不列颠的地图所允许的程度。吉拉尔德斯·坎布雷斯所撰写的关于地形和诺曼（Norman）征服爱尔兰的著作构成了一幅显示了不列颠、爱尔兰和奥克尼（Orkneys）相对位置关系的概图的背景[90]。他的另外一部关于爱尔兰的著作的稿本中收录有一幅绘制有罗马、法兰西（France）、弗兰德斯（Flanders）、不列颠、威尔士（Wales）和爱尔兰的地图（从上往下读），如同在一部旅行指南中那样，这些区域在页面上从上往下排列（图2.4）。奥洛克林（O’Loughlin）提出，这一地理形态的图解意图强调罗马和不列颠群岛教会间的联系，同时反映了英国教职人员旅行的实际路线，并从地理层面展示了群岛和拉丁基督教世界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与此相比，群岛看上去的边缘位置是一种错觉[91]。

图2.3 马修·帕里斯绘制的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示意性地图
地图附带的文字表明，其意图给出王国的名字并用方位基点说明它们的位置，但是其并没有在意不列颠椭圆形的形状。地图的直径：12.5厘米。由BL（Cotton MS.Julius D.Ⅶ.，fols.49v-50r）提供照片。

现存的第一幅单独表现不列颠或将不列颠作为关注焦点的地图显示了一种对于更为准确地描述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关注，而这种准确性要超过这些简化表现不列颠的地图所允许的程度。吉拉尔德斯·坎布雷斯所撰写的关于地形和诺曼（Norman）征服爱尔兰的著作构成了一幅显示了不列颠、爱尔兰和奥克尼（Orkneys）相对位置关系的概图的背景[92]。他的另外一部关于爱尔兰的著作的稿本中收录有一幅绘制有罗马、法兰西（France）、弗兰德斯（Flanders）、不列颠、威尔士（Wales）和爱尔兰的地图（从上往下读），如同在一部旅行指南中那样，这些区域在页面上从上往下排列（图2.4）。奥洛克林（O’Loughlin）提出，这一地理形态的图解意图强调罗马和不列颠群岛教会间的联系，同时反映了英国教职人员旅行的实际路线，并从地理层面展示了群岛和拉丁基督教世界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与此相比，群岛看上去的边缘位置是一种错觉[93]。

选定区域的其他地图包括圣奥梅尔的兰伯特的欧洲地图（12世纪早期），对弗兰德斯（Flanders）给予了特别关注；比萨的吉多（Guido of Pisa）的意大利地图；马修·帕里斯的“世界地图”，几乎主要绘制的是欧洲，并且将意大利放置在中心地位（13世纪）；以及，所谓的“热罗姆（Jerome）”的亚洲地图。后一幅地图，出现于圣热罗姆（Saint Jerome）著作的一个12世纪的法国稿本中，可能基于一个古代的模型，同时两幅欧洲地图可能要么有着相同的古代的来源，要么是从世界地图的细部发展而来[94]。

图2.4 欧洲地图
这一地图来源于约1200年吉拉尔德斯·坎布雷斯的手稿，该书是关于爱尔兰地形的。他将爱尔兰与罗马排成一线 原图尺寸：约21.5×17.1厘米。由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Dublin（MS.700，fol.48r）提供照片。

除了不列颠之外，巴勒斯坦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最为频繁被呈现的地区，尽管地图被归入不同的类目中。之前提到的圣热罗姆的“希伯来书中的名称的位置和地点（De situ et nominibus locorum hebraicorum liber）”中的12世纪的亚洲地图的同一页上还有一幅巴勒斯坦地图，其显示了《圣经》中的地形和地名[95]。出于对圣地地形知识的关注，使得一位12世纪的注释者圣维克托的理查德（Richard of Saint Victor），将他关于《以西结》（Ezekiel）的注释放置在一幅迦南（Canaan）的地图上，这幅地图显示了以色列（Israel）各部落间对于土地的划分（图2.5）。理查德之所以在注释中使用图像，主要是因为，类似于他之前的圣维克托的休，他相信较高层次的精神解读需要被放置在一个牢固的文字和历史的基础上，而他的平面图和地图有助于提供这种基础。复杂文字描述的视觉理解，对此的关注，同样导致理查德收录了大量在《以西结》40—48节中描述的寺院的平面图[96]。理查德可能从以色列的概图中获得了他的迦南地图的灵感，这些概图出现于所罗门·本·伊萨克[Solomon ben Isaac，拉希（Rashi）]的注释中，他是最有影响力的欧洲犹太族（Jewish）的注释者之一（图2.6）。这些地图（它们可能实际上就是理查德地图的来源）可能非常类似于理查德的地图，但它们被设计用来显示圣地的范围，在犹太教的思想中，在这一范围内上帝的训诫具有约束力[97]。

与之前讨论的地图相比，马修·帕里斯的巴勒斯坦地图，对其最为恰当的描述就是，与其说是圣地的地图，不如说是十字军王国的地图，尤其是因为一幅阿卡（Acre）的城市平面图，这是王国的主要港口，控制着海岸线[98]。在很多方面，它们延续了从英格兰到西西里的旅行指南[阿普利亚的奥特朗托（Otranto），是一个登船前往阿卡的常用地点]。哈维提出，英格兰和圣地的地图可能可以被看成是旅行指南记载的路线终点的放大版[99]。帕里斯创作地图的目的似乎是提供一个“在他关于十字军的编年史中提到的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点的视觉化呈现”[100]。

图2.5 划分乐土（PROMISED LAND）土地的图示，来源于圣维克托的理查德“《以西结》”。这一图像展示了《以西结》45节的内容，其中迦南地被在以色列部落之间进行划分；中央的部分是保留给利未人（Levites）和圣庙的土地。地中海位于图像的底端，上方为东。
由Bodleian Library，University of Oxford（Bodley MS.494，fol.166v）提供照片。

图2.6 来自1233年前后所罗门·本·伊萨克（拉希）所作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注释中的迦南地的地图
这一地图显示了利未人的出走（Exodus）以及迦南地的边界。由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Munich（Cod.Heb.5，fol.140）提供照片。

12世纪和13世纪的城市平面图通常在一个程式化的、通常为圆形的城墙的平面内显示著名纪念物的正面[101]。最为常见的就是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平面图：十字军东征对拉丁基督教的想象力带来了冲击，而所谓的地点（situs）地图的流行正为此提供了惊人的证据（图2.7）[102]。然而，古罗马城，从12世纪之后同样被用一种鸟瞰视角呈现，在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城圈内显示了7座纪念物和地形特点。再次，这种模式主要的例外就是，马修·帕里斯的地图，这些地图表现了十字军占领下的阿卡城的一个不太理想化的形象和威尼斯的一个平面图。后一幅地图只存在于保利诺·米诺里塔（Paolino Minorita）著作的14世纪的副本中，但是这些副本通常被认为来源于12世纪早期的原作。这一平面图因其准确性和对于主要水道的描绘而著名；由于威尼斯直到公元7世纪尚未兴建，因此这是一个可以将罗马时期的起源排除在外的例子[103]。最后，神圣耶路撒冷的平面图出现在大量情景中，尤其是在贝亚图斯（Beatus）对《启示录》（Apocalypse）的注释中。这些图像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理想形象的内部，以及类似于已经提到的迦南地图，为那些《启示录》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指南[104]。

图2.7 12世纪40年代耶路撒冷的平面图（PLAN OF JERUSALEM）
通过指出十字军进入城市的地点来强化十字军东征的背景。平面图标明了主要建筑、街道和城门；城墙的形状比后来的那些平面图更为准确，后来的那些平面图倾向于使用理想化的圆形。由Médiatheque Municipale，Cambrai（MS.466，fol.1r）提供照片。

这一时期地方地图的最后一个类目包括极少量的水道系统的草图和小块土地的草图，后者在14世纪和15世纪变得相当广泛。有两幅12世纪和13世纪水道系统的平面图和两幅土地及其边界的草图保存了下来。所有这些例子都是英国的，而且大部分清晰地显示了早期的地形地图与那些帮助清晰地表示概念之间关系的文本示意图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105]。

最小的图示是12世纪中期的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修道院结构的整体平面图。艺术家展示了建筑物的正立面，但是在平面图上绘制了地下水系的流向。与大的平面图相联系的是一个显示了从正好位于修道院之外的喷泉流出的水流走向的较小的图示。这些地图的目的并不完全清楚，但是通过提供了被称为“他施工方案的一个奇观”，它们很可能意图荣耀之前的执政者的统治，而正是在其统治下这项工程得以执行[106]。

第二个水道系统地图，是为赫特福德郡的沃尔瑟姆修道院（Waltham Abbey in Hertfordshire）绘制的，这一水道系统通过多种方式被详细记录在修道院的房产地契中：对于承担的工作的描述、水道系统的说明，附带的图示，以及授权允许管道从不同所有者的地产的地下通过的特许状的汇编。对水道系统进行了描述的作者提到了平面图，特别提到就关于喷泉和地下管道的知识的留存而言，它的重要性[107]。图形非常类似于逻辑图和其他示意图：哈维推测利用一种哲学工具来描述一个水道系统的思想可能归因于马修·帕里斯在邻近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abbey of Saint Albans）的影响力[108]。

最早的实用绘图的例证与房地产契据册——修道院和其他机构的记录簿——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重要的和自然的[109]。房地产契据册，类似于这些地图，致力于保存关于空间的记录，通常是地产的边界，但是也包括，如同我们在来自沃尔瑟姆修道院的地图中看到的，用来记忆一个复杂的、埋在地下的水道系统。我们已经注意到显示了一片牧场划分的早期地图，其同样是在一份房地产契据册中，但在其中，图像取代了对于边界的文字描述。

14世纪之前的本地地图最后的例证就是来源于柯克斯台德修道院（Kirkstead Abbey）诗篇集中的威尔德莫沼泽（Wildmore Fen）平面图。诗篇集似乎是一个记录属于他们房产重要信息的常见载体，因而在艾德文诗篇集（Eadwine Psalter）中收录的坎特伯雷水道平面图，与修道院的房地产契据册相比不太注重权利[110]。类似于沃尔瑟姆修道院的水道地图，威尔德莫沼泽地图提供了对放牧权纠纷的一段叙述以及与之配套的地图。在不同于前者的一个风格中，威尔德莫沼泽地图显示了与文本图示，以及与如关于圣地的拉希地图那样的示意性地图之间强烈的姻亲关系[111]。

公平地讲，尽管这些规模较小的地图可能在数量上相对较少，并且局限于独立的传统，但对于区域地图更为常见的是，其存在足够的数量来激发出一位类似于帕里斯的有着不同寻常的地理思想的人在他的编年史中汇编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图类型。同样清楚的是，可以绘制相当准确的平面图（如威尼斯平面图的例子），但是大多数地图被绘制用来辅助理解，而不是用来以按照几何形态正确的方式来表现空间。如同德拉诺-史密斯和格鲁贝尔（Gruber）指出的，“对于在解释中使用的任何地图而言，示意图都是最为合适的风格”，这一格言应当会得到中世纪绘图者全心全意的赞同[112]。

14世纪

14世纪在对于地图内容的期望，行政背景下对领土地图和其他呈现形式的使用，以及关于空间及其呈现的更宽泛的态度方面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发展。这些变化中的很多首先出现于意大利，但是也存在它们对欧洲其他部分产生了冲击的标志。在一些例子中，变化主要表现在特定地图种类，如地方地图的数量和使用范围的扩展上。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地方地图绘制数量大量增加，并且这发生于英格兰之外欧洲的一些其他部分。已经从使用者对自己地图的态度方面对其他发展进行了追溯，地图的使用者尤其关注地理信息的权威性。尽管整齐的年表分组显然是人为的，但是在14世纪，欧洲地图学各方面有着充分的变化和发展，以使这一时期尤其值得关注。

过渡地图

尽管依然研究的极少，但这些发展中，对于现代学术界来说，最为知名的就是结合了来源于波特兰航海图的对地中海海岸线的表示方法和世界地图（mappaemundi）将世界图像作为一个整体的混合的地图形态。这些过渡地图是地理世界观变化过程的重要证据[113]。人们依然期望一幅地图能够描绘已知世界的整个结构，同时采用来自波特兰航海图的地中海和黑海的形象来显示这些地图的绘制者已经在意这些新的地图学形式所提供的空间准确性。这些图像进一步说明，两种地图形式绝不会被认为是不相容的。相反，按照同样的方式，各种类型的世界地图被理解为是一个较大整体的各个侧面，波特兰航海图和世界地图被看成是同一真实情况的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不同视角[114]。

来自地中海的，或者由熟悉波特兰航海图的绘图者绘制的过渡地图的例子，毫不犹豫地将地中海和黑海的轮廓整合进较大的世界地图的框架中。这种简单共处的图像的一个例外就是由碎片组成的阿斯拉克（Aslake）世界地图（图2.8）。这一地图与13世纪英国的世界地图家族存在密切关系，尤其是普萨特尔地图[115]。然而，地图的绘制者必然在绘制保存下来的地中海沿岸的那部分时，使用了一幅波特兰航海图作为模板，因为地名与海岸呈直角排列，这是对那些保存下来的波特兰航海图上的地名的准确复制。没有采用自己地图中的地中海的完整布局，英国工匠[与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Catalan）同时代的工匠相比，其可能不太熟悉波特兰航海图]减少和改造了新信息以适应他自己的世界地图，以试图“尽可能多的将新信息与传统的世界观进行协调”[116]。

图2.8 阿斯拉克世界地图的细部，14世纪
这一地图属于英国世界地图家族，但是如同这里显示的，其同样包括了来源于地中海的波特兰航海图的地名 这一细部的尺寸：大约22.6×22.6厘米。由BL（Add.MS.63841 A）提供照片。

波特兰航海图与世界地图顺利结合的两个例子以及波特兰航海图在阿斯拉克世界地图中更为初步的接受，说明尽管对这些地图的接触存在区域局限，但是地图绘制者在遇到新信息时，渴望将其纳入自己的目的中。甚至一位犹豫不决的北方地图绘制者也采用了一种新的激进的空间描述方式，这说明，在14世纪，除了较早世界地图中呈现的历史和地名信息之外，世界地图可以而且应当至少包含一些详细的地形信息。

地方和区域地图绘制中的变化

14世纪中的第二个主要的创新领域，至少在欧洲的特定地区，就是地方地图的绘制。这些变化从地图形式的尝试，到政府和法律背景下地图使用的增加。尽管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尤其参与到这些发展中，但意大利北部是这一实验最为肥沃的温床。

如同我们在马修·帕里斯的例子中看到的，一部个人著作有时可以作为某个给定时间和地点下可使用的地图学材料范围的索引。两位意大利北部作者的著作可以发挥这一作用，体现了14世纪最初10年这一区域丰富的地图学记录。保利诺·米诺里塔，一位历史学家；奥皮西诺·德卡尼斯垂斯，一位宗教作者，都编纂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图和相关工艺品的汇编，他们相当熟练地在他们的著作中运用了这些材料。他们都不是职业的地图学家（在这一时间和地点，这一职业正在开始发展）：然而，他们都各自意识到地图对于传递独一无二的信息以及增加文本著作解释力的力量[117]。

保利诺·米诺里塔的历史著作包含了由威尼斯地图绘制者彼得罗·韦康特（Pietro Vesconte）的作坊绘制的大量地图和平面图，其中很多都出现于保利诺的编年史和与他同时代的马里诺·萨努托的十字军东征的提议中[118]。然而，除了这一被分享的地图群体之外，保利诺的著作也包括不同来源和风格的其他地图作品。因而，它们向我们提供了可用模型的范围，以及让我们认识到作者在超出单一固定的地图群体而包括其他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地图群体时的选择原则。保利诺同样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讨论，这一问题就是在进行历史阐释时地理学所承担的必不可少的角色[119]。

源自韦康特作坊的地图包括一幅保存至今最早的过渡世界地图，以及巴勒斯坦地图和地中海东部地图，安条克（Antioch）、阿卡和耶路撒冷的平面图[120]。十字军东征的宣道者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在圣地上出现重合的原因是清楚的，并且让我们想起马修·帕里斯的地图学，他绘制的地图中很多是由英国十字军东征的活动以及与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的接触所推动的[121]。通常而言，区域地图基于由波特兰航海图提供的海岸线轮廓，并在内陆地区增加了大量的细节[122]。

保利诺的地图学兴趣所关注的其他主要区域——对于这些地区他提供的地图来源于韦康特作坊之外——就是意大利。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威尼斯的平面图，其可能基于一幅12世纪的范本[123]。此外还有一幅罗马的全页平面图，其中包含了大量城市纪念建筑和地形的细节，这幅地图可能来自大众旅游著作《美妙的罗马城》（Mirabilia urbis Romae）中的一幅示意图[124]。最后，他把非常值得注意的意大利地图列入其中，显示了地势的起伏和半岛的水文情况。地图的轮廓来源于波特兰航海图，但是内部的细节必然来源于已经散佚的区域图；此外，类似于韦康特的圣地地图，这些地图主要基于一个网格，虽然图上没有绘制，但沿着页面边缘标示了出来[125]。

因而，保利诺的著作提出了大约14世纪早期意大利地图学的一些结论。首先，地图清晰地表达了两个主要兴趣：圣地和现在已经倒台的十字军国家（阿卡，基督教控制的最后一个主要中心，1291年被穆斯林攻陷）；以及意大利半岛，在保利诺地图中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同时对于波河（Po）下游和威尼斯的详细研究表明了作者所感兴趣的区域，而罗马的平面图则强调了古代都城的声望和在文化上的地位。其次，保利诺有着大量不同种类的地图可以用来服务于他的项目。最后一点，他与马修·帕里斯和其他中世纪的制图学家一起分享了一种便于理解的方式，通过这种方法，各式各样的地图，甚至不同起源和不同视角的地图，都可以被协调进一幅较大的某一区域的图像中[126]。

如果我们转向第二位作者和艺术家，奥皮西诺·德卡尼斯垂斯，我们发现服务于一个非常不同的项目的一系列非常相似的地图。奥皮西诺并没有书写历史，也没有关注发生历史事件的地点（loci）。取而代之，他的工作来源于作为上帝之书（也就是《圣经》——译者注）而被创造的世界这一同样令人熟悉的思想，并由此提出的一套精致的系统，从而通过分析呈现在地图上的他生活的地点来理解和承认个人的原罪[127]。然而，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他采用的一系列地图。大致而言，他在他的两部主要稿本中围绕两种地图类型，即地带图和波特兰航海图来组织图像[128]。此外，他绘制了伦巴第（Lombardy）和波河河谷的区域地图的一些不同版本（图2.9），以及大量帕维亚（Pavia）的城市平面图[129]。奥皮西诺的帕维亚城墙的基本轮廓以及相对于从城市南部边缘流过的提契诺河（Ticino River）的城市的朝向，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都是非常准确的[130]。然而，他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将这种对于城墙的准确描述加入一个程式化的环形框架中，由此允许他将实际的帕维亚与其想象的化身连接起来[131]。这种真实和想象的混合也出现于一幅同时代的米兰（Milan）平面图中，其中环形的城墙与跨越在环绕领土周围的众多河流上的桥梁的具体细节形成了反差（图2.10）[132]。

奥皮西诺是一名牧师，并且在他生涯的早期作为一名泥金插画师而受到训练：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自己编纂了原图。实际上，直接提到他获得关于地图知识的唯一材料，只是强调他初次看到波特兰航海图时的兴奋和新奇[133]。然而，似乎非常清楚的就是，奥皮西诺对于各种地图的形式和它们的用途都非常熟悉，以及他对地理和对空间描述非常敏感的思想，同时他相信所有种类的地图都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进行交流的有效方法。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进行过长篇大论了，总体而言，他相信地图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的非常程式化的世界图像弥合了唯物主义的人类想象力与人类更高的理性力量之间的沟壑[134]。同样的，对于奥皮西诺来说，地图是对他所在时代的精神问题的一个潜在答案，以及对于一位关注分析无信仰者以及与无信仰者战斗的牧师而言的合适工具。

图2.9 14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奥皮西诺·德卡尼斯垂斯的伦巴第地图
这幅地图体现了奥皮西诺在一幅地理地图上覆盖一个灵意解释的模型的技巧。在这里，他在地图中心表现了帕维亚城，用的是一个非常小的，让人无法联想到城市城墙实际轮廓的符号，并标出了环绕在城市周围的领土。他用红色精确地绘制了提契诺河和波河的河道，并且在恰当的位置书写了主要地理特征的名字。最后，地图由一个理想化的圆环框架环绕，框架上包括了福音传道者（Evangelists）的符号。图片版权属于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Vatican City（MS.Pal.Lat.1993，fol.3r）。

图2.10 14世纪彼得吕斯·德吉奥尔迪斯（PETRUS DE GUIOLDIS）从加尔瓦诺·菲亚马的“编年史增补（CHRONICLE EXTRAVAGANS）”中获得的米兰平面图
平面图程式化了城墙，同时给出了外墙上的塔楼与城门之间的距离。对于周围领地的描述关注于自然和人工河道及其之上的桥梁。由Biblioteca Ambrosiana，Milan（Codiceambr.A 275 inf.，fol.46v）提供照片。

总体而言，保利诺·米诺里塔和奥皮西诺·德卡尼斯垂斯的地图学著作，帮助我们确定了14世纪早期意大利地图学的复杂和多变的世界[135]。这是一个被波特兰航海图打上了强烈的地理学标记的世界，同样也是一个极为关注于探索地图可以帮助同时代的人了解和理解他们的世界——过去、当前或未来的——的方法的世界[136]。这一知识的两个更深层次的方面应当值得我们关注：14世纪后期地理学思想的变化可以归因于意大利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地图被要求越来越多地传达管理和司法知识。

在一项可以作为范本的研究中，布卢（Bouloux）追溯了意大利学者，尤其是彼特拉克提出用于地理学研究的新方法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彼特拉克的创新就是将文本考证的方法应用于地点：它们在空间中的正确位置成为严肃的研究主题，在这种研究中，文本和地图成为辅助工具，而地图被理解为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信息的可靠来源[137]。布卢将地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在地理辞典和其他研究中以字母列表形式列出地名这种趋势的增加，是使地名从传统语境中消失的使用，由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地名并且以新方式将地图作为一种工具[138]。因而，对于布卢而言，14世纪的创新中最为重要的是那些朝向文本批评的运动，“地理学之柜（Géographie de cabinet）”没有导向内容贫乏，而是导向了一种使空间概念化和价值化的新方法[139]。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同一时期绘制的司法管辖区的地图，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个同样丰富的和具有创造力的环境。那些尤其具有思想启发性的方法的一则例子是由法学家巴尔托洛·达萨索费拉托提供的，正是通过这些方法，地图学在法律和行政背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40]。在记述解决以河流为边界的地产争端时，由于在那些地方，河流的侵蚀和改道增加了确定边界的难度，因而巴尔托洛采取的不寻常的步骤，就是建议绘制有争议地区的地图。他自己感到这一方法是一个新奇的建议，下述两个事实展示了这一点，即一个给他以灵感的梦，以及他自己对通过示意图或地图的方式来解决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持保留意见的一个介绍性陈述[141]。在他的梦中，他被他应当类似于基督或者圣徒而不顾嘲弄去做正确的事情鼓励，同时他的类似于基督的对话者向他提供了用来创作他的图像的工具。巴尔托洛依赖于基督的祈祷以授权和合法的使用一种新奇的交流工具，我们在贝特兰德·博伊赛特关于测量的著作（撰写于大约1400年）中再次看到这种模式。类似地，博伊赛特文本中的测量者从耶稣那里获得了工具，由此向读者强调他用书写方式进行记录的新奇尝试的合法性，而这种尝试在之前是无法享受“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尊严的”的实用工艺[142]。尽管如同我们知道的，在15世纪之前，巴尔托洛的创新都没有在地图学领域孕育出成果；在15世纪，他的著作在整个欧洲成为法律文本的标准，并且地图在地产纠纷中的运用更为常见，但是他使用图示地图来辅助他观点的灵感，在其他14世纪意大利地图绘制试验中显然并不陌生[143]。

相似地，如果我们要理解最终导致（在15世纪，尤其是16世纪）在政府管理中对于地图的使用这一转变的话，那么很多变化的起源必须要追溯到这一较早的时期。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至少在意大利的某些区域，在对司法管辖区单元的描述和感知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列蒂主教辖区（Diocese of Rieti）和锡耶纳公社（commune of Siena）领土的研究，强调了这一时期在重塑当时人们想象和表达他们居住的政府管理空间的方式中的重要性[144]。尽管这些变化主要通过发生在书写文献中的变化而被引起或者传达的，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人们与他们环境之间的性质的根本性变化，以及那些变化如何最终导致了在政府和行政管理中对于地图的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一时期进行一番考察[145]。

在锡耶纳的情况中，14世纪早期一种多因素的联合导致了一幅现存的地图，也就是新建城市塔拉莫内（Talamone）的平面图、一幅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中已经散佚的世界地图，以及大量城市和乡村的详细景观的诞生[146]。这些工艺品应当在一种对了解和控制乡村和臣属社区，对使用艺术领域的技术、土地测量的方法，以及对使用当地方言进行记录的新档案形式的兴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被理解。按照雷东（Redon）的话，“画家、测量员和公证人对于一个现代领土国家工具的诞生做出了贡献”[147]。控制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布局新城镇是锡耶纳调配这些认知资源极为重要的方面。对于新城镇帕加尼科的土地进行测量调查，可以归因于大师詹尼诺（Master Giannino）的介入，他同样负责在锡耶纳建立数学和几何学的教育[148]。城市对于培育数学研究的兴趣——尤其是在一座以其商业和银行业务而闻名的城市中——和对发展用于控制乡村的新技术的兴趣，这两者的结合说明个人、经济和政治文化以及统治工具之间的重要联系[149]。一幅来源于同时代的，展现了塔拉莫内兴建活动的平面图说明了政府统治的这些变化与行政管理地图学的发展之间的潜在关系。

在意大利之外，地图学图像在14世纪并不丰富，但是也显示出大量相似的特点。尽管英格兰可能在其13世纪的辉煌后经历了一个地图学的衰落期，但各种地图，包括数量日益增长的本地的平面图被绘制出来[150]。其中一些显示出已经具有了一种行政管理功能。不列颠的戈夫（Gough）地图，尽管其创造环境缺乏文献记载，但是其表现了一个道路网络，并标有距离，可能服务于世俗或者教会管理的某些领域[151]。类似地，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的地图可能是为林区看护人绘制的，显示了森林的边界和溪流[152]。

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Canterbury Saint Augustine）修道院的地产地图，和修道院教堂圣坛的相关平面图是不同的，且更少现实的实用性。编年史家和艺术家，埃尔门的托马斯（Thomas of Elmham），这些地图发现于他编纂的圣奥古斯丁的历史中，与马修·帕里斯一样对用视觉形式记录他的历史的某些方面有着高度兴趣。修道院土地的地图应当被看成是一幅历史地图的一部分，因为其记录了按照一头奔鹿走过的道路来分配土地的传说。托马斯还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修道院的授权书的样子（它们被称为手工制作的“影印件”），以努力证明社区对于其土地和权利的要求是合理的[153]。最后，从绘制地方地图转移到世界地图，因而伊夫舍姆的地图被描述为“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其观点和典故的时事性”：地图的绘制者比早期的世界地图绘制者更为关注于陈述14世纪后期英格兰的位置和地位[154]。

在欧洲大陆，从14世纪保存下来的地图数量相对较少。来自低地国家的最早的平面图是1307年的，是一个文本示意图，但附带有两面用立面形式绘制的山墙[155]。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房地产契据册中的一幅地图已经被描述为最早的试图绘制一个行政边界的地图。地图是在法国和皮卡尔“国”（Picard“nations”）发生争端期间于1357年在大学绘制的，显示了两个区域间的边界，并且分析了默斯（Meuse）河作为边界标志的作用[156]。

德拉诺-史密斯和卡因将14世纪英格兰的地图描述为日益为脑海中的实用目的而准备的[157]。尽管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解释埃尔门的托马斯的历史地图、伊夫舍姆的政治意识地图或者甚至是一系列展示了游行期间牧师位置的图示——在平面图中显示了他们剃光的头颅——但是这一观点捕捉到了中世纪后期地图学中真实存在的新奇事物，中世纪后期的地图学日益关注于描述小区域，无论是用来在争端中作为记录、用来作为请愿书或者作为工作档案的另一种形式[158]。地图不仅日益成为学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成为控制和管理欧洲城镇和机构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趋势的发展中，君主集权所发挥的作用在15世纪将变得更为清晰，但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英格兰、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已经显示出对地图的展示和论证性质的深刻认识[159]。

结论

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小范围，但不断增加的，发生在多个行业领域内——天文学、数学、哲学、艺术实践和组织、司法管辖权和法律、修辞学和重商主义的生活等——的变化，而这些至少导致了某些15世纪晚期的欧洲人通过一种强调物质空间一致性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世界（无论是主动的地图绘制者，还是被动的地图的使用者）。其他关于世界的图景已经消失了，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T-O地图依然存在，作为印刷商用于印刻的一种便利的形式，同时熟悉的圆形的“中世纪”世界地图依然作为呈现世界的各种局部或者各种细节的恰当的表现框架。当然，波特兰航海图，依然维持着作为最为准确的已知地图类型的地位，但陷入一种完全成功的技术保守主义的稳定状态，不过直到16世纪之前一直位于活跃贸易的中心[160]。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我们知道欧洲制图学的未来在其他地方：但是15世纪必然在当时人的眼中——至少在优秀的和有着良好地位的同时代人眼中——已经作为一个首要的繁荣时期出现，无论是地图类型还是地图的不同副本。

从一个欧洲范围的视角来看，地图已经开始出现于一系列不同的语境和环境中，为统治、诉讼和航海提供帮助。当然，从地域角度来看，图景依赖于你所在的地方：在英格兰、意大利北部和荷兰，地图已经变得非常常见，而在西班牙或法国南部则要少的多。这些区域差异，它们的原因，以及由于在日常实践和知识生活中对地图的知识和使用的限制因素，它们最终衰落背后的原因，将是后续各章讨论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应当通过回顾中世纪晚期地图学的丰富而复杂的世界，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即其不断增长的能力似乎与一系列项目和社会需求相关，并与捕捉到人们一系列的想象力有关。

圣贝纳迪诺·达谢纳（Saint Bernardino da Siena）在一次布道期间，请求将世界地图挂在锡耶纳的市政厅中，同时他如此充满信心地认为他的听众知道这是什么，以及可以对其进行观察，至少在大致的轮廓方面[161]。这一不经意的对于世界形状的求助，显示出了一种感知，而这种感知深切地体现了地图的冲击。地图绘制采用的形式将一直高度多元化（同时按照现代的标准可能是特质的），在未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直至在空间的几何表示方法获得胜利之后才开始衰落。但是视觉上的丰富性，以及在一个精神宇宙中容纳多种呈现空间的方法的能力，从12世纪至15世纪以一种现在依然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共同延续着。远远不是一个已经一致化的事业，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地图绘制和地图的用途显示出其自身丰富和无序的发展，因为其还未被修剪为17世纪地图学纯粹的数学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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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使用的缩写包括：Géographie du monde，代表Monique Pelletier，ed.，Géographie du monde au Moyen Âge et à la Renaissance（Paris：Éditions du C.T.H.S.，1989）；以及LMP代表R.A.Skelton and P.D.A.Harvey，eds.，Local Maps and Plans from Medieval England（Oxford：Clarendon，1986）。

[2] P.D.A.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 in Medieval Europe”，in HC 1：464-501，esp.464.也可以参见Harvey“Medieval Maps：An Introduction”，in HC 1：283-85，esp.283，以及他的Medieval Map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7：“Maps were practically unknown in the middle ages”中的评价。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观点最近发生了变化：“我们可能只是了解极小一部分”13世纪英格兰绘制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The Hereford World Map[London：British Library，1996]，38）。关于地图超高损失率的可能性，参见David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C 1：286-370，esp.292。

[3] 关于中世纪晚期对于书籍的有限拥有，参见Pascale Bourgain，“L’édition des manuscrits”，in Histoire de l’edition française，ed.Henri Martin and Roger Chartier（Paris：Promodis，1983-86），1：49-75，esp.64-66 and 72-73。直至15世纪私人拥有地图的情况依然非常少见，对于这一观点的强调，参见David Woodward，Maps as Print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Makers，Distributors & Consumers（London：British Library，1996），2。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中世纪地图物质生产的研究专著。可以参阅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18 and 324—26中的调查和参考书目。关于赫里福德（Hereford）地图绘制的研究工作，在Scott D.Westrem，The Hereford Map：A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Legends with Commentary （Turnhout：Brepols，2001），xviii中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对波特兰航海图的制作已经进行了较好的研究；参见Tony Campbell，“Portolan Charts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o 1500”，in HC 1：371-463，esp.390-92中的讨论和参考书目。Anna-Dorothee von den Brincken，Kartographische Quellen：Welt-，See-，und Regionalkarten（Turnhout：Brepols，1988），58-65中对与地图绘制相关的一些因素进行了简短的讨论。

[4] 无法确定保存下来的中世纪地图的数量，这归因于缺乏彻底的调查，以及对较早的目录和列表中的哪些文献可以被认为是地图的过于严格的定义。例如戈蒂埃·达尔谢记录，他统计的世界地图的数量几乎是Marcel Destombes，ed.，Mappemondes A.D.1200-1500：Catalogue prépare par la Commission des Cartes Anciennes de l’Union Géographique Internationale（Amsterdam：N.Israel，1964）中统计数据的一倍；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De la glose à la contemplation：Place et fonction de la carte dans les manuscrits du haut Moyen Âge”，in Testo e imagine nell’altomedioevo，2 vols.（Spoleto：Centro Italiano di Studisull’Alto Medioevo，1994），2：693-771，esp.702 and n.26，在书中，他列出了其中收录有1幅及1幅以上地图的大约400种抄本的清单，而Destombes只列出了283种。这篇论文已经被转载在Géographie et culture：La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 du Ⅵe au Ⅻe siècle（Aldershot：Ashgate，1997），item Ⅷ。至于最近的在BNF中的世界地图的清单，参见他的“Mappae Mundi antérieures au ⅩⅢe siècle dans les manuscrits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Scriptorium 52（1998）：102-62，esp.102-3 and 110。至少一些中世纪读者对于地图是熟悉的，这方面有趣的证据，是由绘制在萨卢斯特（Sallust）的历史著作边缘的地图提供的，可以推测其是由那些感觉应当有一幅与文本相配的地图的读者绘制的；参见Evelyn 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How Medieval Mapmakers Viewed Their World（London：British Library，1997），20。也可以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La“Descriptio mappe mundi”de Hugues de Saint-Victor（Paris：Études Augustiniennes，1988），88，关于读者在头脑中构建地图的能力，中世纪熟悉地图的程度，学者中对这一问题态度转变的一个生动例子就是Lecoq：“Tucked away in the secrecy of books or exhibited on the walls of churches，cloisters，and royal or princely palaces，the image of the earth was displayed abundantly during the Middle Ages”做出的评论；参见Danielle Lecoq，“Images médiévales du monde”，in A la rencontre de Sindbad：La route maritime de la soie（Paris：Musée de la Marine，1994），57-61，esp.57。Sylvia Tomasch认为，到14世纪，杰弗里·乔瑟（Geoffrey Chaucer）对于同时代的地图学有着一种复杂的评价；参见“Mappae Mundi and ‘The Knight’s Tale’：The Geography of Power，the Technology of Control”，in Literature and Technology，ed.Mark L.Greenberg and Lance Schachterle（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2），66-98，esp.68。

[5] 参见原文第44—51页。

[6] 这一态度与毫无疑问具有创造力的中世纪作者对于古代文献的使用形成了反差，对此进一步讨论，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Un problème d’histoire culturelle：Perception et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 au Moyen Âge”，Médiévales 18（1990）：5-15，esp.6 and 12-15，以及 idem，“Sur l’‘originalité’de la ‘géographie’médiévale”，in Auctor & auctoritas：Invention et conformisme dans l’écriture médiévale，ed.Michel Zimmermann（Paris：École des Chartes，2001），131-43。关于从其他文献复制的地图中可能存在的原创性，参见Danielle Lecoq Liber floridus in中地图的评价“La mappemonde du Liber floridus ou la vision du monde de Lambert de Saint-Omer”，Imago Mundi 39（1987）：9-49，esp.9。对于兰伯特（Lambert）的百科全书而言，这一点由其最为全面的解释者Albert Derolez在Lambertus qui librum fecit：Een codicologische studie van de Liber Floridus-autograaf（Gent，Universiteitsbibliotheek，handscrift 92）（Brussels：Paleis der Academiën，1978）中更为全面地进行了强调。

[7] Gautier Dalché，“Un problème d’histoire culturelle”，esp.8.关于作为表意符号，而不是对于空间的模仿性再现的T-O地图，参见Pascal Arnaud，“Plurima orbis imago：Lectures conventionelles des cartes au Moyen Âge”，Médiévales 18（1990）：33-51，esp.50-51。

[8] 关于文本语境的重要性，参见Gautier Dalché，“De la glose à la contemplation”，698；以及Edson，Time and Space，vii-viii，稿本中发现的地图，必须要在与周围文本的关系中加以研究。关于对赫里福德地图的社会和政治语境的一项精彩研究，参见Valerie I.J.Flint，“The Hereford Map：Its Author（s），Two Scenes and a Border”，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8（1998）：19-44。对这一解释的特定方面的评价，参见Westrem，Hereford Map，xxiii-xxv，esp.n.22 and n.28.Victoria Morse，in“A Complex Terrain：Church，Society，and the Individual in the Works of Opicino de Canistris（1296-ca.1354）”（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6），对一系列来自14世纪的阿维尼翁（Avignon）的罕见地图和图表的个人的、知识的和精神的背景进行了分析。更为程序性的，Marcia A.Kupfer认为地图的含义依赖于其语境和框架，参见她的“Medieval World Maps：Embedded Images，Interpretive Frames”，Word & Image 10（1994）：262-88，esp.264。

[9] 关于从1100年至1300年，将耶路撒冷（Jerusalem）定位于世界地图的中心的逐渐增长的趋势，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41，以及Anna-Dorothee von den Brincken，“Jerusalem：A Historical as Well as an Eschatological Place on the Medieval Mappae Mundi”，paper presented at the Mappa Mundi Conference，Hereford，England，June 29，1999。Von den Brincken认定这一发展是在13世纪中期之后，并将地图中耶路撒冷（Jerusalem）定位于中心归因于1244年这一城市被穆斯林重新占领后强化的欧洲意识。关于英国认同和百年战争，参见Peter Barber，“The Evesham World Map：A Late Medieval English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Imago Mundi 47（1995）：13-33，esp.23-24。

[10] 尤其，波特兰航海图是中世纪地图学中的非典型，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发展的先驱，这种想法令人惊讶的依然存在于Robert Karrow，“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Cartographic Revolution”（Ph.D.diss.，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7 and 53中。对于与同时代社会存在关联的地方地图的很好讨论（在这一例子中是权利的纠纷），可以参见Rose Mitchell and David Crook，“The Pinchbeck Fen Map：A Fifteenth-Century Map of the Lincolnshire Fenland”，Imago Mundi 51（1999）：40-50，esp.40-41 and 47-49。

[11] Tony Campbell为The Earliest Printed Maps，1472-15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1-4所作的导言，是这一趋势令人惊讶的例子。15世纪，作为获得一种关于世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概要情况的手段的世界地图，其依然持续存在的重要性，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Pour une histoire du regard géographique：Conception et usage de la carte au ⅩⅤe siècle”，Micrologus：Natura，Scienze e Società Medievali 4（1996）：77-103，esp.92，以及 idem，“Sur l’‘originalité’de la ‘géographie’médiévale”，132，也可以参见Edson在Time and Space，14中对14世纪《初学者手册》（Rudimentum novitiorum）中的概图的评价。

[12] 戈蒂埃·达尔谢对15世纪作为新工具的地图的准确和发人深思的评价，参见“Pour unehistoire”，esp.100-103。戴维·伍德沃德认为一种“抽象、几何与和谐空间”的观念是15世纪地图绘制的核心，参见“Map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Geographic Space”，in Circa 1492：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ed.Jay A.Levenson（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1），83-87，esp.84。Marcia Milanesi发现，受到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影响，人文主义者的圈子中产生的已知世界的明确的、单一的图景发生了变化；参见她的“La rinascita della geografia dell’Europa，1350-1480”，in Europa e Mediterraneo tra medioevo e prima eta moderna：L’osservatorio italiano，ed.Sergio Gensini（Pisa：Pacini，1992），35-59。最近，Nathalie Bouloux提出，人文主义者的考据学习惯产生了一种对地理准确性的新的关注，并将地理学看成是一个独立、重要的研究领域，参见Culture et saviors géographiques en Italie au ⅩⅣe siècle（Turnhout：Brepols，2002），esp.193-235。

[13] 这些主题已经产生了体量巨大的最新的参考书目。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政治空间观念的变化，对此尤其具有启发性的两项研究是Robert Brentano，A New World in a Small Place：Church and Religion in the Diocese of Rieti，1188-137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和Odile Redon，L’espace d’une cité：Sienne et le pays siennois（ⅩⅢe-ⅩⅣe siècles）（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1994）。也可以参见Daniel Lord Smail’s Imaginary Cartographies：Possession and Identity in Late Medieval Marseill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关于克卢尼（Cluny）教会豁免权的神圣空间的有趣发展，参见Barbara H.Rosenwein，Negotiating Space：Power，Restraint，and Privileges of Immunity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esp.156-83。对于中世纪边界和边疆思想的相对重要性的有用评价，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De la liste a la carte：Limite et frontière dans la géographie et la cartographi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in Castrum 4：Frontière et peuplement dans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u moyen âge （Madrid：Casa de Velázquez，1992），19-31；也可以参见Christine Deluz，Le livre de Jehan de Mandeville：Une“géographie”au ⅩⅣe siècle（Louvain-la-Neuve：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1988），172-73 and 364。存在与对乡村土地的描述和感知相关的大量文献，尤其是法语的：尤其应当参看Mathieu Arnoux，“Perception et exploitation d’un espace forestier：La forêt de Breteuil（Ⅺe-ⅩⅤe siècles）”，Médiévales 18（1990）：17-32；Bernard Guidot，ed.，Provinces，régions，terroirs au Moyen Âge：De la réalité à l’imaginaire（Nancy：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1993）；Elisabeth Mornet，ed.，Campagnes medievales：l’homme et son espace：Études offertes à Robert Fossier（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1995）；同时，公证文件中的空间表达，对此的杰出研究，参见Monique Bourin，“Delimitation des parcelles et perception de l’espaceen Bas-Languedoc aux Xe et Ⅺe siècles”，in Campagnes médiévales：L’homme et son espace.Êtudes offertes à Robert Fossier（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e，1995），73-85。也可以参见Jean Coste，“Description et délimitation de l’espace rural dans la campagne romaine”，in Sources of Social History：Private Act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ed.Paolo Brezzi and Egmont Lee（Toronto：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1984），185-200，也发表在了Gli atti privati nel tardo medioevo：Fonti per la storiasociale，ed.Paolo Brezzi and Egmont Lee（Rome：Instituto di Studi Romani，1984），185-200。在受到大学训练的哲学家中，数量和尺度观念的变化，在Joel Kaye，Economy and Na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Money，Market Exchange，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Though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进行了探讨，其结论对于我们理解中世纪晚期对量化的理解以及一种对世界的几何学关系的理解的发展非常重要。Alfred W.Crosby的 The Measure of Reality：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1250-16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中包括了对空间的讨论，但是对于主题的讨论过于粗略，因此无法真正理解变化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中世纪对空间的哲学讨论，对此参见Jan A.Aertsen and Andreas Speer，eds.，Raum und Raumvorstellungen im Mittelalter（Berlin：W.de Gruyter，1998）中的论文。关于中世纪地理学方面的想象，尤其是在文献中的表达，参见Scott D.Westrem，ed.，Discovering New Worlds：Essays on Medieval Exploration and Imagination（New York：Garland，1991），和Sylvia Tomasch and Sealy Gilles，eds.，Text and Territory：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8）。Barbara A.Hanawalt and Michal Kobialka，eds.，Medieval Practices of Spa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发表了涉及学科更为广泛的论文。

[14] 这种划分被两种对于中世纪地图的权威调查所采用：HC vol.1，和von den Brincken，Kartographische Quellen，其源自Destombes，Mappemondes A.D.1200-1500，xvii。

[15] 对于中世纪地图传统的划分，以及中世纪缺乏一个地图概念的有力表达，参见Harvey，“Medieval Maps：An Introduction”，283-85。在von den Brincken，Kartographische Quellen，22-23，和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287-88中有对中世纪地图术语的有用的总结。

[16] 一个对波特兰航海图与世界地图之间相互作用的有用的简短描述，参见Gautier Dalché，“Un problème d’histoire culturelle”，14。

[17]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294-99，对世界地图分类系统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叙述；也可以参见Gautier Dalché，“Mappae mundi antérieures au ⅩⅢe siècle”，103-9中的讨论。

[18] 例如，参见Jörg-Geerd Arentzen，Imago mundi cartographica：Studienzur Bildlichkeit mittelalterlicher Welt-und Ökumenekart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Zusammenwirkens von Text und Bild（Munich：Wilhelm Fink Verlag，1984），125，和Gautier Dalché，“De la glose à la contemplation”，703。两位作者都强调两种地球视角在根本上是相容的。“大洲（continents）”这一术语通常的用法指的是地图上的欧洲、亚洲和非洲，但这一用法在Benjamin Braude“The Sons of Noa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nd Geographical Identities in th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54（1997）：103-42，esp.109-10中受到批评；Braude指出，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而言，这些术语指的是“世界的几个区域，而不是单独的大洲”（p.109）。

[19]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295-99 and 343-58.

[20] Edson采用了一种基于形式特征（尤其是T-O地图与地带图之间的差异）和详细程度的分类方式。尽管因试图强调语境和地图的绘制目的超越于它们的形式特征而令人感兴趣，但这一系统似乎不太可能被更为普遍地使用。参见她的Time and Space，2-9。

[21] Gautier Dalché，“De la glose à la contemplation”，701-2 and n.27.戈蒂埃·达尔谢将这一误导性方法的延续归因于Destombes，Mappemondes A.D.1200-1500编辑的有影响力的中世纪的地图目录。关于戈蒂埃·达尔谢对Destombes进一步的批评，参见“De la glose à la contemplation”，699-702，和“Mappae mundi antérieures au ⅩⅢe siècles”，105-8，关于确定地图的作者的问题，尤其参见107页。Edson在Time and Space，33中讨论了术语“奥罗修斯”作为一个地图类目的问题，即其很少与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史七卷》（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一起出现；她对萨卢斯特的历史文本与经常说明这些文本的地图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讨论，在这方面同样非常有帮助（pp.18-21）。

[22] Gautier Dalché，in“De la glose à la contemplation”，706-8，认为图形的T-O地图是中世纪早期的一项发明，尽管有人居住的世界由三部分组成的概念有着古老的起源。另一方面，罗马地图学对马修·帕里斯的不列颠地图可能产生了影响，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P.D.A.Harvey，“Matthew Paris’s Maps of Britain”，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Ⅳ：Proceedings of the Newcastle upon Tyne Conference 1991，ed.P.R.Cross and S.D.Lloyd（Woodbridge，Suffolk：Boydell，1992），109-21，esp.111-14。

[23] Gautier Dalché，“Mappae mundi antérieures au ⅩⅢe siècles”，107，以及Barber，“Evesham World Map”，27-28。戈蒂埃·达尔谢在他对圣维克托（Saint Victor）的“世界地图的阐述（Descriptiomappe mundi）”的讨论中提出，他认为一种文本来源于一幅地图，在12世纪早期，很可能一幅地图被理解为是一件具有权威性的艺术品，而这种权威性通常认为是属于已经撰写的文本的。参见他的La“Descriptio mappe mundi”（1988），87-115，esp.107 and 114-15。最后，图示与和它们一起出现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对此的细致和深入的讨论，参见Harry Bober，“An Illustrated Medieval School-Book of Bede’s ‘De Natura Rerum，’”Journal of the Walters Art Gallery 19-20（1956-57）：64-97，esp.84 and 88。

[24] 因而，将地图按照“内容的时间”组织的Woodward“Chronological List of Major Medieval Mappaemundi，A.D.300-1460”，将圣奥梅尔的兰伯特（Lambert of Saint-Omer）的地图列在了5世纪的条目之下[认为是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的作品]，而不是作为12世纪早期知识和文化世界的产物（按照署名），或13、14或15世纪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产物（按照后来的复制品）；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59-67。关于历史环境对兰伯特作品的重要影响，参见Derolez，Lambertus qui librum fecit。波伊廷格地图是这样一个例子，之所以吸引我们的注意，纯粹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罗马晚期的地图学，与此同时，以往对其可能是在12世纪通过复制而保存下来的背景的研究极少。希望Richard Talbert即将出版的版本和评论将会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La trasmissione medievale e rinascimentale della Tabula Peutingeriana”，in Tabula Peutingeriana：Le antiche vie del mondo，ed.Francesco Prontera（Florence：Olschki，2003），43-52，esp.44-47。

[25] Arentzen，in Imago mundi cartographica，94，根据他对《花之书》（Liber floridus）地图的认识。

[26] 参见注释3。

[27] Morse，“Complex Terrain”，235-54.

[28] Woodward，in“Medieval Mappaemundi”，288-90，讨论了世界地图的编纂史，以及学者日益增长的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阅读这些文献的意愿，而不是将它们认为是对地点进行几何准确呈现的错误尝试。也可以参见Gautier Dalché的评论，“Un problème d’histoire culturelle”，6-7。

[29] 中世纪缺乏一个“地理”的概念，对此有帮助的评价，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 de la perception et de la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 au Ⅻe siècle”，in Renovacion intelectual del occidente Europeo（siglo Ⅻ）（Pamplona：Gobierno de Navarra，Departament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1998），169-217，esp.169-70。中世纪将学科，尤其是占星术认为是与地点相关的研究，Nicolás Wey Gómez强调接受这样的理解，以及遵循这一理解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参见The Machine of the World：Scholastic Cosmography and the“Place”of Native People in the Early Caribbean Colonial Encounter （forthcoming）；Natalia Lozovsky“The Earth Is Our Book”：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the Latin West ca.400-1000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6-34的第一章致力于探讨“地理学的传统是如何融入当时的知识系统的”（p.6）。

[30] 包括地图在内的那些表达了“对世界真实的热情发现”的各种体裁，对这些体裁的研究，参见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177。

[31] 尤其应当参看Anna-Dorothee von den Brincken，“Mappa mundi und Chronographia：Studienzur Imago Mundi des abendländischen Mittelalters”，Deutsches Archiv für die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 24（1968）：118-86，esp.119-23，和idem，“‘...Ut Describeretur univers usorbis’：Zur Universalkartographie des Mittelalters”，in Methoden in Wissenschaft und Kunst des Mittelalters，ed.Albert Zimmermann（Berlin：W.de Gruyter，1970），249-78，esp.249-53。在她的Kartographische Quellen，32中有一个对她观点的简短陈述，同时在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288-90 and n.22中将以地图为历史的思想追溯到了关于赫里福德地图的早期著作中。地图和历史的主题在Edson，Time and Space，18-35 and 97-144中同样有所发展。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密切关系——两者在宇宙结构中创造并以相似的方式参与到宇宙的结构中——参见Danielle Lecoq，“Le temps et l’intemporel sur quelques représentations médiévales du monde au Ⅻe et au ⅩⅢe siécles”，in Le temps，samesure et sa perception au Moyen Âge，ed.Bernard Ribémont（Caen：Paradigme，1992），113-32，esp.115。

[32] Edson，Time and Space，100.关于将世界地图作为“历史的聚合体或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累积清单”的描述，以及建议这种方法应当被现代制图学所采纳以更有成效地呈现地理景观的历史含义，参见David Woodward，“Reality，Symbolism，Time，and Space in Medieval World Map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5（1985）：510-21，esp.519-20。世界地图被作为在其中可以罗列信息的框架，一个12世纪的例子，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47（fig.18.53）。也可以参见Edson在Time and Space，5-6 and fig.1.3中她在世界地图分类中提出的一个名为“列表地图”的单独类目。从von den Brincken，“Mappa mundi und Chronographia”，162-67的列表中可以很快地获得世界地图上呈现的地方感，同时，现在也可以从Westrem，Hereford Map中出版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传奇故事中获得。也可以参见Danielle Lecoq，“La mappemonde d’Henri de Mayence ou l’image du monde au Ⅻe siècle”，in Iconographie medievale：Image，texte，contexte，ed.Gaston Duchet-Suchaux（Paris：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90），155-207，esp.162中来自梅因兹[或索雷（Sawley）]的亨利（Henry of Mainz）的地图上的地名和其他名称的转录。关于名称“索雷地图”的使用，参见P.D.A.Harvey，“The Sawley Map and Other World Maps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Imago Mundi 49（1997）：33-42，esp.33。

[33] Danielle Lecoq探讨了试图表达神圣的永恒智慧和其他相关概念的类似于埃布斯托夫（Ebstorf）和普萨特尔（Psalter）地图的非现世的含义，参见“Le temps et l’intemporel”，esp.113。

[34] 参见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178 and 204-5中建议性的评论；作者提醒我们，对世界的描述没有变得那么无趣，因为它们的首要功能是提高读者关于《圣经》历史或解释的知识（p.178）。一个来自相关学科的有用的比较就是Bernard Ribémont的议论，即中世纪百科全书的作者，尽管他们必然认为世界是创造的，但对探索他们所研究的自然现象的最终原因并不特别感兴趣，参见他的“Naturae descriptio：Expliquer la nature dans les encyclopédies du Moyen Age（ⅩⅢe siècles）”，in De Natura Rerum：Études sur les encyclopédies médiévales（Orléans：Paradigme，1995），129-49，esp.130。戴维·伍德沃德对于“中世纪世界地图”中“精神”与“真实”并置的评价，参见Géographie du monde，7-8。比较他在“Medieval Mappaemundi，”334-37中篇幅更长的分析。令人惊奇的是，Edson依然对《阿恩施泰因圣经》（Arnstein Bible）中汇集的处理天文主题的地图和图示“被认为有着足够的宗教性以与《圣经》捆绑在一起”感到疑惑，参见Time and Space，94，尤其是在她对《计算表册》及其与神职人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长篇论述之后。参见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207 and n.82。

[35] 我们现在对中世纪那些非精英的关于他们世界的想法所知甚少。对于期望更广泛的听众应当观看一幅世界地图的有趣证据出现于15世纪由贝尔纳迪诺·达谢纳（Bernardino da Siena）主持的一场布道，在布道中他要求他的听众，当他们看到“nel Lappamondo”的时候想起意大利，“nel Lappamondo”指的是锡耶纳市政厅中的世界地图。引用于Marcia Kupfer，“The Lost Wheel Map of Ambrogio Lorenzetti”，Art Bulletin 78（1996）：286-310，esp.288。

[36] Edson，Time and Space，62-63.关于术语“世代（saeculum）”，参见 R.A.Markus，Saeculum：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Theology of St.Augustine，rev.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引文在 xxii，以及 Kupfer，“Medieval World Maps”，265。

[37] 在Edson，Time and Space，58—61中有一个对《计算表册》的技术方面进行的总结，以及在52—96中对《计算表册》进行的更为全面的总结。也可以参见Arno Borst，The Ordering of Time：From the Ancient Computus to the Modern Computer，trans.Andrew Winnar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esp.33-41 and 50-64，和Faith Wallis，“Images of Order in the Medieval Computus”，in Ideas of Order in the Middle Ages，ed.Warren Ginsberg（Binghamton：Center for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Studie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1990），45-68，esp.45-52。Wallis认为《计算表册》“不太”被看成“是一门研究时间的科学，而是被看成一门艺术，由此将理性和人类秩序强加于时间之上”（p.51）。

[38] 一幅图示可以作为本书讨论的“概要的前奏”，由此强调了概念之间的关系，对此一个敏锐的说明，参见Bober，“Medieval School-Book”，81-85，引文在83。关于《计算表册》稿本中的地图，参见Edson，Time and Space，72-96。

[39] Arentzen，Imago mundi cartographica，90-91，关于基本T-O地图的象征性用法。

[40] Edson，Time and Space，73，提到了Faith Wallis，“MS Oxford，St.John’s College 17：A Mediaeval Manuscript in Its Context”（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1987），610-39。也可以参见 Valerie I.J.Flint，“World History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The ‘Imago Mundi’of Honorius Augustodunensis”，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Essays Presented to Richard William Southern，ed.R.H.C.Davis and J.M.Wallace-Hadrill（Oxford：Clarendon，1981），211-38，esp.215，重印在Valerie I.J.Flint，Ideas in the Medieval West：Texts and Their Contexts （London：Variorum，1988），211-38。

[41] 在12世纪的《花之书》的例子中，丹尼尔·勒科克（Danielle Lecoq）将这一综合图像描述为一种“空间和时间的全球视角”，参见她的“La mappemonde du Liber floridus，”9。勒科克正确地强调了兰伯特描述的世界的美丽，现代学者依然可以在有着亲笔签名的引人注目的插图中感受到这种美丽，而且对于一位中世纪的受众来说，这种美丽来源于强烈的宇宙结构的对称性和层次性（p.44）。也可以参见Margriet Hoogvliet关于大多数百科全书提供的道德解读，参见她的“Mappae Mundi and Medieval Encyclopaedias：Image Versus Text”，in Pre-Modern Encyclopaedic Texts：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MERS Congress，Groningen，1-4 July 1996，ed.Peter Binkley（Leiden：Brill，1997），63-74，esp.72-73。Flint认为奥诺里于斯·奥古斯托度南西斯（Honorius Augustodunensis）在撰写《世界宝鉴》（Imago mundi）时，所讨论事项中的一部分是为了将同时代涌现的对占星术的兴趣引导到可以被神学所接受的方向，参见“World History”，esp.223-24，229-30，and 232-33。

[42] 参见原文第28页和注释17。

[43] 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177.

[44] 关于对规则和一个系统的关注，参见Danielle Lecoq，“L’imagede la terre à travers les écritsscientifiques du Ⅻe siècle：Une vision cosmi que，une image polémique”，in L’image et la science：Actes du 115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Avignon，1990） （Paris：Editions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1992），15-37，esp.16；也可以参见勒科克所说的受到相对忽视的rope，ed.Jean-Philippe Genet（Paris：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91），263-75，esp.275。关于对跖地，参见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192-95；Danielle Lecoq，“Audelades limites de la terre habitée：Des îles extraordinaires aux terres antipodes（Ⅺe-ⅩⅢe siècles）”，in Terre à découvrir，terres à parcourir：Exploration et connaissance du monde，Ⅻe-ⅪXe siècles，ed.DanielleLecoq and Antoine Chambard（Paris：L’Harmattan，1998），15-41，esp.28-33；和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19。

[45] Lindberg，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200-201；Lecoq，“L’image de la terre”，35-37；以及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192-93。

[46] 关于他们对批评者的一些回应，参见Lecoq，“L’image de la terre”，35-37。

[47] 使用世界地图（mappamundi）来排序地名，参见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211。关于12世纪，设计用来组织和分析材料的复杂图像的发展，参见Jean-Claude Schmitt，“Les images classificatrices”，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47（1989）：311-41，esp.312-13，和John E.Murdoch，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New York：Scribner，1984），328-64。Barbara Obrist已经对在中世纪宇宙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风图进行了研究，参见她的“Wind Diagrams and Medieval Cosmology”，Speculum 72（1997）：33-84。关于中世纪图示的重要介绍就是Michael Evans的“The Geometry of the Mind”，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12，No.4（1980）：32-55；也可以参见Lucy Freeman Sandler，The Psalter of Robert de Lisle in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H.Miller，1983），和本章后面对圣维克托的休（Hugh of Saint Victor）的讨论。关于为人名列表提供了一个地理框架的“列表地图”（list maps），参见Edson， Time and Space，5-6。基于这部对形象化进行了分析的著作，那么就很难同意戴维·伍德沃德提出的培根“他强调需要图片和地图，以便可视化景观和地方的地理，这在13世纪是非常不寻常的”，参见David Woodward with Herbert M.Howe，“Roger Bacon on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in Roger Bacon and the Sciences：Commemorative Essays，ed.Jeremiah Hackett（Leiden：E.J.Brill，1997），199-222，esp.219。

[48] Lindberg清晰地阐释了中世纪时期“作为一组关于宇宙中物理影响的信念”的占星术与“作为预测星座运势的占星术”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参见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274。Wey Gómez对于哥伦布的相遇（Columbian Encounter）及其知识背景的研究，向我们警示占星术在学术思想中为地理研究提供意义和背景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参见Wey Gómez，Machine of the World。关于培根和阿尔贝特·马格努斯（Albert Magnus）的“地理决定论”的概念，参见Woodward with Howe，“Roger Bacon on Geography”，210-11。关于占星术和地理学，也可以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Connaissance et usages géographiques des coordonnées dans le Moyen Âge latin（du Vénérable Bède à Roger Bacon）”，in Science antique，science medievale（autour d’Avranches 235），ed.Louis Callebat and O.Desbordes（Hildesheim：Olms-Weidmann，2000），401-36，esp.432-33。

[49] 戴维·伍德沃德提供了对培根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地位的各种观点的研究，参见“Roger Bacon’s Terrestrial Coordinate System”，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1990）：109-22，esp.115-18，以及Woodward with Howe，“Roger Bacon on Geography”，215-16 and 220-21。尽管在宣布培根为一名创新者时非常谨慎，但伍德沃德在这一方面比戈蒂埃·达尔谢走得更远，后者在他的“Connaissance et usages géographiques des coordonnées”，428-32中将培根的原创贡献减少到最小。罗杰·培根《大著作》中关于地理兴趣的部分，其英文翻译现在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参见Roger Bacon，“The Fourth Part of The Opus Maius：Mathematics in The Service of Theology”，trans.Herbert M.Howe（1996） <http：//www.geography.wisc.edu/faculty/woodward/bacon.html>。关于培根在英国地图学发展中的地位，这方面的一个简短但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参见Catherine Delano-Smith and Roger J.P.Kain，English Maps：A History （London：British Library，1999），17。

[50] 中世纪关于坐标的知识，包括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影响，参见Gautier Dalché，“Connaissance et usages géographiques des coordonnées”，以及尤其414—15页关于12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对这些思想的熟悉程度。对托勒密知识更为深入的研究，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Le souvenir de la Géographiede Ptolémée dans le monde latin médiéval（Ⅵe-ⅩⅣe siécles）”，Euphrosyne 27（1999）：79-106。关于培根对伊本·海塞姆的使用，参见Gautier Dalché，“Connaissance et usages géographiques des coordonnées”，428-29。

[51] Gautier Dalché，“Connaissance et usages géographiques des coordonnées”，429-34.戈蒂埃·达尔谢在同一篇论文中（p.434 and n.85）认为，阿尔贝特并没有构想绘制一幅地图来支持他的地理讨论。这是对Józef Babicz and Heribert M.Nobis，“Die Mathematisch-Geographischen und Kartographischen Ideen von Albertus Magnus und Ihre Stelle in der Geschichte der Geographie”，in Die Kölner Universitaätim Mittelalter：Geistige Wurzeln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ed.Albert Zimmermann（Berlin：De Gruyter，1989），97-110，esp.103-9中的观点的反驳。

[52] Gautier Dalché，La“Descriptiomappe mundi”（1988），122-23.13世纪大型世界地图可能存在的教学背景，对此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参见Marcia Kupfer，“Medieval World Maps”，269-73，同时关于对俗人的教学，参见Mary Carruthers，The Craft of Thought：Meditation，Rhetoric，and the Making of Images，400-12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13-20。

[53] 关于休在12世纪《圣经》注释中的地位，参见Beryl Smalley，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4），以及 idem，“The Bible in the Medieval School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vol.2，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ed.G.W.H.Lam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197-220，esp.216-20。休对知识组织方式的讨论，现在有译本可以使用：The Didascalicon of Hugh of Saint Victor：A Medieval Guide to the Arts，trans.Jerome Taylo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也可以参见Barbara Obrist对文字注释和“真实”世界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她对Gautier Dalché的La“Descriptio mappe mundi”（1988）的评论，刊载在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Xe-Ⅻe siècles 34（1991）：73.Barbara Obrist的“Image et prophétie au Ⅻe siècle：Hugues de Saint-Victor et Joachim de Flore”，Mélange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Moyen-Age Temps Modernes 98（1986）：35-63，esp.39-41，对休使用图像用来辅助理解和思考提供了一个有帮助的讨论。

[54] Mary Carruther讨论了休在记忆训练时对视觉辅助工具的使用；按照她的观点，中世纪的思想家认为记忆是学习知识的关键，因此书籍的设计和教学辅助工具被适应于有效地记忆大量材料。这就是她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已经注意到作为这一时期特点的思想的视觉呈现的背景。参见她的The Book of Memory：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93，231，and 253-57，也可以参见Patrice Sicard，Diagrammes médiévaux et exégesévisuelle：Le Libellus de formation arche de Hugues de Saint-Victor （Paris：Brepols，1993），141-54，关于“视觉注释”的思想。关于休使用图像支持他的默想神学（contemplative theology），参见Grover A.Zinn，“Hugh of St.Victor，Isaiah’s Vision，and De Arca Noe，”in The Church and the Arts，ed.Diana Wood（Oxford：Published fo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Society by Blackwell，1992），99-116。

[55] 关于休的地图，参见Danielle Lecoq，“La ‘Mappemonde’du De Arca Noe Mysticade Hugues de Saint-Victor（1128-1129）”，in Géographie du monde，9-31。西卡尔（Sicard）为休在Diagrammés médievaux中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Carruthers认为，休的论文描述了一幅脑海中的图像，而不是实际绘制的图像；参见Craft of Thought，243-46，esp.245-46，也可以参见Kupfer，“Medieval World Maps”，269。

[56] 关于将作品的作者确定是圣维克托的休，参见Gautier Dalché，La“Descriptio mappe mundi”（1988），41-58，关于他在教学中对地图的使用，参见该文101—7。也可以参见他的“Descriptio mappe mundi de Hugues de Saint-Victor：Retractatio et additamenta”，in L’abbaye parisienne de Saint-Victor au Moyen Age，ed.Jean Longère（Paris：Brepols，1991），143-79。

[57] Gautier Dalché，La“Descriptio mappe mundi”（1988），110-11：“12世纪的贡献，尤其是圣维克托的休的贡献，是为了从专属修道院的关注中去除对地图的检查，并赋予其超越于文本之上的首要地位，由此为西方的扩张创造了一种知识条件。”（pp.126-27）休通过使用地图可以得出新的地理结论，参见pp.113-15。

[58] Ernst Kitzinger，“World Map and Fortune’s Wheel：A Medieval Mosaic Floor in Turin”，in The Art of Byzantium and the Medieval West：Selected Studies by Ernst Kitzinger，ed.W.Eugene Kleinbaue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327-56，esp.353-55.也可参见Kupfer，“Medieval World Maps”，275-76。

[59] Marcia Kupfer，“The Lost Mappamundi at Chalivoy-Milon”，Speculum 66（1991）：540-71，esp.565-71.

[60] Kupfer，“Lost Mappamundi，”566 and 569.关于展示了贝亚图斯《启示录》注释的地图列表，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60；需要注意，尽管贝亚图斯被列在了公元8世纪的标题之下，但很多稿本的时间是在11世纪后期或12世纪。关于其他作为教堂装饰的地图的例子（这里基于来源于贝亚图斯注释的地图），参见Serafín Moralejo，“El mapa de la diáspora apostólicaen San Pedro de Rocas：Notas para su interpretación y filiación en la tradición cartográfica de los ‘Beatos，’”Compostellanum：Revista de la Archidiocesis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31（1986）：315-40。

[61] Nathalie Bouloux，“Les usages de la géographie à la cour des Plantagenêt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Ⅻe siècle”，Médiévales 24（1993）：131-48；尤其将世界地图看成是皇家权力的符号，以及关于一位国王应当掌握他统治地区的地理知识的思想，pp.144-48；关于牧师与皇家管理和历史著作之间的关系，参见pp.136-43。也可以参见Robert Bartlett，Gerald of Wales，1146-1223（Oxford：Clarendon，1982）。David J.Corner认为12世纪和13世纪从吉拉尔德斯·坎布雷斯（Giraldus Cambrensis）至马修·帕里斯的英国作家对地形学的强烈兴趣来源于威尔士；参见他的“English Cartograph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The Intellectual Context”，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University Cartographers 17（1984）：65-73。

[62] 关于《亚历山大传奇》以及其他与地理内容有关的罗曼史，参见Bouloux，“Les usages de la géographie”，137-39；Bouloux将地理看成一个对于罗曼史的受众而言有着相当大兴趣的主题。也可以参见Alan Deyermond，“Building a World：Ge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Castilian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erature Comparee（1996）：141-59，esp.146-53。

[63] Bouloux，“Les usages de la géographie”，145，n.53；Kupfer，“Medieval World Maps”，277；以及Carruthers，Craft of Thought，213-20。

[64] 关于伊德里西在罗杰宫廷中的角色，以及他的地理著作，参见S.Maqbul Ahmad，“Cartography of al-Sharīf al-Idrīsī”，in HC 2.1：156-74，esp.158-60。类似于亨利二世，罗杰“希望他应当知道关于他领土的详细情况，并且用一种明确的知识加以控制”（p.159 and n.26）。关于埃布斯托夫地图的，我无法查阅到的著作就是Jürgen Wilke，Die Ebstorfer Weltkarte（Bielefeld：Verlag für Regionalgeschichte，2001）。皇家支持地理学的其他例子就是蒂尔伯里的杰维斯（Gervase of Tilbury）的《奥托皇帝》（“Otia imperialia”，1211），是为德意志皇帝奥托四世（Otto Ⅳ）撰写的；Gervase of Tilbury，Otia Imperialia：Recreation for an Emperor，ed.and trans.S.E.Banks and J.W.Binns（Oxford：Clarendon，2002）。文本中提到了一幅附带的地图，参见Edson，Time and Space，132。埃布斯托夫地图（没有佚失）的绘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一文本，尽管对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争论。地图被解释为是一种与奥托之子，不伦瑞克公爵（Otto the Child，Duke of Brunswic）的统治存在某种关系的政治文献，因为绝大部分地名集中于其家族的领地，参见Armin Wolf，“News on the Ebstorf Map：Date，Origin，Authorship”，in Géographie du monde，51-68，esp.53-61。

[65] 在温切斯特城堡（Winchester Castle）的大厅中同样装饰着一幅绘制的世界地图，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一幅命运之轮的图像，类似于都灵的圣萨尔瓦托雷，由此让我们想起世俗权力的短暂，参见Kupfer，“Medieval World Maps”，277-79。

[66] Flint，“Hereford Map”。关于她对地图作者认定的批评，参见Westrem，Hereford Map，xxiii and n.23。收录在一份吉拉尔德斯·坎布雷斯作品稿本中的欧洲地图（Dublin，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MS.700）也已经被解释为是关于宗教政治的宣言，图中罗马是英国教会运作的中心；参见Thomas O’Loughlin，“An Early Thirteenth-Century Map in Dublin：A Window into the World of Giraldus Cambrensis”，Imago Mundi51（1999）：24-38，esp.28-31。

[67] 关于朝圣之旅和赫里福德地图的语境，参见Jocelyn Wogan-Browne，“Reading the World：The Hereford Mappa Mundi，”Parergonn.s.9，No.1（1991）：117-35，esp.132-35。Valerie Flint在一次演讲中发挥了这些思想，这次演讲发表于1998年11月14日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召开的“中世纪地图研讨会（Maps from the Middle Ages）”，题目为“地图和世俗：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Maps and the Laity：The Hereford Mappa Mundi）”。

[68] Gautier Dalché，“Le renouvellement”，177.

[69] Scott Westrem评价到，“对于航海者所使用的地图的‘熟悉的’现代眼光……可能是带有迷惑性的，导致我们将它们只是看成今天‘现实主义’地图学的‘先驱’，因而使我们偏离了它们中世纪的一些主要特质”；参见Hereford Map，xxxviii n.60。甚至坎贝尔将波特兰航海图认为是“有着早熟的准确性”，尽管在其他地方，他将这些地图描述为“中世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见“Portolan Charts”，371 and 446。

[70] Campbell在“Portolan Charts”中，提供了对于这些地图的可靠研究；关于它们的起源和编纂方法，参见pp.380-90。更为最近的，并且基于新证据，帕特里克·戈蒂埃·达尔谢（Patrick Gautier Dalché）提出了一个12世纪的时间，参见他的Carte marine et portulan au Ⅻe siècle：Le Liber de existencia riveriarum et forma maris nostri mediterranei（Pise，circa 1200）（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1995），1-37。关于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章后半部分。戈蒂埃·达尔谢同样为关于12世纪航海指南的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书写的海路指南，而不是英语中按照惯例称作的波特兰航海图——参见他的“D’une technique à une culture：Carte nautique et portulan au Ⅻe et au ⅩⅢe siècles”，in L’uomo e il mare nella civiltà occidentale：Da Ulisse a Cristoforo Colombo （Genoa：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1992），283-312，esp.287-97。关于戈蒂埃·达尔谢倾向于称为“航海图（cartes marines）”的这些地图的复杂术语，参见Campbell，“Portolan Charts”，375，和Gautier Dalché，Carte marine，x-xi。

[71] 现存时间最早的海图是1311年的；两幅没有注明时间的海图，也就是所谓的《比萨航海图》和《科尔托纳航海图》（Cortona chart），通常被认为的时间更早一些，可能是在13世纪末，参见Campbell，“Portolan Charts”，404。文本中提到海图的时间要在现存的例证之前：最早的和最为著名的记载就是1270年，一艘开往达米埃塔（Damietta）的船只上的船员使用一张海图来试图平息风暴中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King Louis Ⅸ of France）和他率领的十字军的恐惧。参见Campbell，“Portolan Charts”，439；Patrick Gautier Dalché，“Les savoirs géographiques en Méditerranée chrétienne（ⅩⅢe s.）”，Micrologus：Natura，Scienze e Società Medievali 2（1994）：75-99，esp.83-84；以及 idem，“D’une technique à une culture”，307-8，讨论了这一趣事存在疑问的一些方面。

[72] Gautier Dalché，“D’une technique a une culture”，287-96，esp.296，关于对书写者和参与者而言，十字军东征经历的新奇部分，且强调航海本身作为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73] Gautier Dalché，Carte marine，7-16.参阅Tony Campbell撰写的评论，见Imago Mundi 49（1997）：184；Campbell对戈蒂埃·达尔谢将这幅地图确定为一幅波特兰航海图或波特兰航海图的原型表示了怀疑。

[74] 这一证据被早期使用和拥有波特兰航海图的信息所强化。除了航海者和商人之外，如同我们预期的，公证人是这些海图所有者中相对较强的代表。帕特里克·戈蒂埃·达尔谢认为，他们使用这些海图来辅助起草涉及遥远地区商业投机的合同，这种商业投机需要对地中海、黑海和大西洋沿岸地理特定的和精确的理解。他还关注与这些海图在船上的用途的实际性质有关的混合证据。参见他的“L’usage des cartes marines aux ⅩⅣe et ⅩⅤe siécles”，in Spazi，tempi，misure e percorsi nell’Europa del bassomedioevo（Spoleto：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1996），97-128，esp.109 and 113-24。比较Campbell，“Portolan Charts”，439-44，作者陈述道，“波特兰航海图被用于船上的证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同样警告要小心海图在航行中的作用（p.439）。此外，波特兰航海图作为由靠海为生的男人构成的共同体的标志，与16世纪高度商业化的世界中作为印刷品的地图中普遍存在的重要的展示元素之间的有趣联系。参见Woodward，Maps as Prints，2-5 and 75-102，以及 Gautier Dalché，“D’une technique à une culture”，311。

[75] 关于中世纪知识社区之间的边界，参见Gautier Dalché，“Un problème d’histoire culturelle”，12。关于来自文艺复兴本身的思想的“异体受精”，参见Benedetto Cotrugli的例子，他解释了商人学习人文学科和实用学科的渴望，参见他的“Della mercatura et del mercante perfetto”of 1458（被引用在 Gautier Dalché，“L’usage des cartes marines”，111）。

[76] 至于其他例子，参见注释111中提到的戈蒂埃·达尔谢的论文，和Bouloux，Culture。就戈蒂埃·达尔谢而言，航海指南和波特兰航海图与知识界的联系应当出现得很早，并且相对广泛，参见他的“L’usage des cartesmarines”，109。

[77] 哈维在他的“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中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这些地图的数量和熟悉程度（pp.464-65）以及进一步发现的可能性（pp.486-87）。也可以参见他的The 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Symbols，Pictures and Survey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0），以及最近一本有用的著作：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8 and 12-18，esp.12，关于12世纪地图数量的普遍增加以及英格兰的第一幅当地地图。Von den Brincken，Kartographische Quellen，42-46，采用了与本书不同的术语对类目进行了讨论。

[78] 关于公证人对于空间的表达，参见Coste，“Description et délimitation de l’espace rural”，esp.198-200；Monique Bourin，“La géographie locale du notaire languedocien（Xe-ⅩⅢe siècles）”，in Espace vécu，mesuré，imagine：Numéroen l’honneur de Christiane Deluz，ed.Christine Bousquet-Labouérie（Paris：Librairie Honore Champion，1997），33-42；和idem，“Delimitation des parcelles”。罗伯特·布伦塔诺（Robert Brentano）对13世纪和14世纪意大利人的纠纷和遗嘱的讨论对边界条款的解释不太具体，但是对于这些纠纷和遗嘱唤起土地被讨论、体验和想象的方式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样重要的还有他讨论改变主教管区边界的定义的重要章节，参见New World，64-142 and 276-78。关于加罗林多联画屏（Carolingian polyptich）的地理组织，参见Gautier Dalché，La“Descriptio mappe mundi”（1988），123。对英国房产契据册的讨论，参见Walker，“The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 in Medieval Cartularies”，in The Study of Medieval Records：Essays in Honor of Kathleen Major，ed.D.A.Bullough and R.L.Storey（Oxford：Clarendon，1971），132-50，esp.140 and 142，在这些契据册中，档案通常按照地形组织，同时有一次，还指出了它们属于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北部或东部。

[79] 在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3-14 and fig.2.6中复制了地图并进行了讨论，还涉及其他一些英国早期的例子。

[80] 参见注释12中的参考书目。

[81] 哈维注意到帕里斯的“对图形呈现的普遍兴趣”与他绘制地图的旺盛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已经牢固建立的绘制示意图来解释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传统与绘制地图的推动力之间的这一联系，值得更多的研究。参见 Harvey，“Matthew Paris’s Maps”，引文在121。关于示意图，参见本章后半部分。

[82]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95-98，esp.495，以及马修·帕里斯在他绘制圣地（Holy Land）草图的时候使用了文本的旅行指南的证据（pp.495-96）。关于中世纪找路的实例，一个有用且简短的讨论参见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42-45，其中没有重视任何规划工具的使用。关于一本朝圣指南的实例，参见William Melczer，trans.，The Pilgrims’Guide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New York：Italica Press，1993）。关于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wden）编年史中理查德一世（Richard I）和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十字军东征的道路指南，参见Bouloux，“Usages de la géographie”，140-43，其中有对道路指南与英国十字军东征策略之间关系的评论（p.143），还有Gautier Dalché，“D’une technique a une culture”，287-97，关于它们与航海指南的关系。

[83] 关于古代地图，参见O.A.W.Dilke，“Itineraries and Geographical Maps in the Early and Late Roman Empires”，in HC 1：234-57，esp.238-42。在众多影印件中，参见Ekkehard Weber，ed.，Tabula Peutingeriana：Codex Vindobonensis 324（Graz：Akademische Druck-und Verlagsanstalt，1976），其中有着一个有用的导言。Pascal Arnaud呼吁将地图作为一件中世纪的艺术品加以关注，参见他的“Images et représentations dans la cartographie du bas Moyen Âge”，in Spazi，tempi，misure e percorsi nell’Europa del basso medioevo（Spoleto：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Medioevo，1996），129-53，esp.129-30。哈维只是在“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95中简要地记录了该地图中世纪的版本。关于抄写者对古物的兴趣，参见Anna-Dorothee von den Brincken，“Mappe del cielo e della terra：L’orientamento nel basso medioevo”，also in Spazi，tempi，misure e percorsi，81-96，esp.85-86。

[84] 关于这些地图的物质形式，以及帕里斯地图最初设计作为类似于波伊廷格地图的独立的折叠地图，而不是作为一部编年史中的图示，参见Suzanne Lewis，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hronica Majo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orpus Christi College，Cambridge，1987），326-32。

[85] 德拉诺-史密斯（Delano-Smith）和卡因（Kain）将旅行指南地图解释为马修·帕里斯所知道的从英格兰至西西里的适合旅行的路线的所有资料的汇编，参见English Maps，150-52。关于旅行指南地图的用途，对比他们对17世纪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的用途有限的条带地图的评价，以及关于约翰·奥格尔比在创造这一地图类型时可能参考了马修·帕里斯，参见第168—170页。Edson将帕里斯的旅行指南地图看成是旅行者报告的汇编；不幸的是，尽管她在关于历史著作中地图的一节中展示了他的著作，但她并没有探讨建立这些地图与编年史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地图增强了编年史的含义的途径；Time and Space，118-25，旅行者的报告在122页。也可以参见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95-96。关于帕里斯著作更为广泛的地理背景，参见Lewis，Art of Matthew Paris，esp.321-76，关于他的地图学；用黑白两色很好复制的旅行指南地图，见第323—364页（figs.204-12）。Lewis讨论了将这一地图与康沃尔的理查德以及穿过意大利北部的大多数路线联系起来的证据（说明这一地图不仅仅只是记录一次远征，而是有着一个更为宽泛的地理目的），分别在第323—324页和第340—342页。关于地图的地理细节，例如可以参见338页。对马修·帕里斯更为通论性的介绍，参见Richard Vaughan，Matthew Par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86] 例如，赫里福德地图整合了一份穿过法国的旅程指南和可能一份穿越德意志的旅程指南。Harvey，Mappa Mundi，50-53，报告了G.R.Crone，“New Light on the Hereford Map”，Geographical Journal 131（1965）：447-62，esp.451-56的工作。关于马修·帕里斯在绘制他的英格兰地图时使用了一本旅行指南，参见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45-46。帕里斯的巴勒斯坦地图，借鉴了与城市之间旅行距离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会在一本旅行指南找到以作为地图比例尺的一种指标。参见 Edson，Time and Space，121，和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95-98，在更广泛地讨论旅行指南与一致比例尺思想之间的关系的背景下。

[87] 示意图在中世纪教学中被大量使用来显示解析关系，并作为记忆的辅助手段。关于这些图像的多样性和用途，这方面最好的介绍就是Evans，“Geometry of the Mind”，32-55，和Bober，“Medieval School-Book”。Carruthers在他关于中世纪的记忆和思维模式的研究中对这些图像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在Book of Memory，248-57中；也可以参见Madeline H.Caviness，“Images of Divine Order and the Third Mode of Seeing”，Gesta 22（1983）：99-120。在中世纪晚期诗篇集的一个优雅的例子中，使用了众多这样的示意图来进行展示，这就是Sandler，Psalter of Robert de Lisle。有着大量关于科学示意图的文献，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就是Obrist，“Wind Diagrams”，及她的参考书目。Murdoch，在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中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插图。关于马修·帕里斯的带有示意图性质的地图，参见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6-17 and figs.2.9 and 2.10，以及Edson，Time and Space，123-25 and fig.6.8。

[88] Harvey，“Matthew Paris’s Maps”，111-21；哈维的发现在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45-46 and figs.2.27-2.33中进行了总结，这便利了将马修·帕里斯的地图与其他12世纪和13世纪的地图进行比较。

[89] 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40-48，esp.40.

[90] 吉拉尔德斯在这一地图的创作中不一定发挥了作用，这幅地图很可能是1200年前后复制这一抄本的抄写员增加的；参见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5 and fig.2.7。关于吉拉尔德斯和他的历史著作，参见Bartlett，Gerald of Wales；关于12世纪英国宫廷中的地图学思想，参见注释60。

[91] O’Loughlin，“Early Thirteenth-Century Map，”28-31，以及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5-16。奥洛克林认为，地图的作者是吉拉尔德斯本人，或者至少是某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pp.32-33）；关于旅行指南和地图对这一区域地图形式的影响，他做出了具有高度提示性的评论，参见pp.29-32。对于地图上罗马和不列颠群岛排成一线意味着两个地点之间存在密切的教会间的联系，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作者进一步的评论，即地图应当通过让距离显得不太重要以有助于向罗马诉请，作者显然对教士之中关于欧洲地理的认知想象得过于天真，这些教士对于这种旅行有着丰富的有趣经历，参见pp.28-31。

[92] 吉拉尔德斯在这一地图的创作中不一定发挥了作用，这幅地图很可能是1200年前后复制这一抄本的抄写员增加的；参见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5 and fig.2.7。关于吉拉尔德斯和他的历史著作，参见Bartlett，Gerald of Wales；关于12世纪英国宫廷中的地图学思想，参见注释60。

[93] O’Loughlin，“Early Thirteenth-Century Map，”28-31，以及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5-16。奥洛克林认为，地图的作者是吉拉尔德斯本人，或者至少是某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pp.32-33）；关于旅行指南和地图对这一区域地图形式的影响，他做出了具有高度提示性的评论，参见pp.29-32。对于地图上罗马和不列颠群岛排成一线意味着两个地点之间存在密切的教会间的联系，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作者进一步的评论，即地图应当通过让距离显得不太重要以有助于向罗马诉请，作者显然对教士之中关于欧洲地理的认知想象得过于天真，这些教士对于这种旅行有着丰富的有趣经历，参见pp.28-31。

[94] Harvey，Medieval Maps，71.关于世界地图与区域地图和旅行指南之间的“姻亲关系”，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292。关于兰伯特对地方的兴趣，参见Derolez，Lambertus qui librum fecit，472，和Lecoq，“La mappemonde du Liber floridus，”32。关于与收藏于伦敦的圣热罗姆的《地点之书》（Liber locorum）有关的地图（BL，Add.MS.10049），以及关于比萨的吉多，参见Edson，Time and Space，26-30，fig.2.3，and 117-18。关于非洲地图的绘制，参见Francesc Relano，The Shaping of Africa：Cosmographic Discourse and Cartographic Science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Aldershot：Ashgate，2002）。

[95] Edson，Time and Space，27-30；Edson评价到，尽管地图已经被认为直接复制自一幅古代的地图，但是这一地图复制的时间与十字军东征是同时的，而这正是值得研究的（p.30）。

[96] 关于平面图，参见Walter Cahn，“Architecture and Exegesis：Richard of St.-Victor’s Ezekiel Commentary and Its Illustrations，”Art Bulletin 76（1994）：53-68，esp.58-59。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8 and fig.2.12中复制了一份13世纪早期英文稿本中迦南地图的一个修订版，并对其进行了简短讨论。关于作为注释者的理查德，参见Cahn，“Architecture，”55-56，以及Smalley，Study of the Bible，106-11。

[97] Catherine Delano-Smith and Mayer I.Gruber，“Rashi’s Legacy：Maps of the Holy Land，”Map Collector 59（1992）：30-35，esp.30-32.更多的来自拉希注释的地图的图像可以在E.Wajntraub and G.Wajntraub，Hebrew Maps of the Holy Land（Vienna：BrüderHollinek，1992）中找到，尤其是两个13世纪的例子，2-5（W.1 and W.2）。参见Cahn，“Architecture，”67-68，关于理查德可能从拉希的一个注释中借用了他的地图的证据。

[98] Lewis，Art of Matthew Paris，357.

[99] Harvey，“Matthew Paris’s Maps，”121；Lewis，in Art of Matthew Paris，325-26，发现了旅行指南地图与巴勒斯坦地图之间的一种密切联系，提出要注意旅行指南“应当被更为准确地认为是一个从伦敦到阿卡的旅行指南，意图作为一幅包含了大约1250—1255年在马修视野内的大部分已知世界的政治草图或者图示”（p.326）。

[100] Lewis，Art of Matthew Paris，326.

[101] 关于城市平面图，参见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73-78，和Pascal Arnaud，“Les villes des cartographes：vignettes urbaines et réseaux urbains dans les mappemondes de l’occident médiéval，”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Moyen Âge Temps Modernes 96（1984）：537-602。

[102] Von den Brincken，Kartographische Quellen，45-46，以及Arnaud，“Les villes des cartographes，”561-72。也可以参见Kenneth 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Images of Terra Sancta through Two Millennia（New York：Abbeville Press，1986），32中复制了一幅这种平面图并进行了注释。

[103]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78 and n.50.

[104] 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1；作者注意到了这些稿本的泥金插画师呈现一座城市的不同方式，即从平面图到一座教堂的立面图。

[105]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70-71，关于与示意图之间的关系。现存时间最早的地图来自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时间是1307年，显示了一种对通过组织文本来反映正在被描述的空间情况的相似的注重（p.470 and fig.20.6）。比较关于圣地的拉希地图，其相似地在地理方面用文本来阐释道路和地点之间的关系。参见Delano-Smith and Gruber，“Rashi’s Legacy，”30-32。

[106] William Urry，“Canterbury，Kent，circa 1153×1161，”in LMP，43-58，引文在50，以及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67-69。也可以参见最近对于插入了这些地图的诗篇集的研究：Margaret Gibson，T.A.Heslop，and Richard W.Pfaff，eds.，The Eadwine Psalter：Text，Image，and Monastic Culture in Twelfth-Century Canterbury（London：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1992），包括了Francis Woodman，“The Waterworks Drawings of the Eadwine Psalter，”168-77中的对水道系统的考古学方面的详细讨论。

[107] P.D.A.Harvey，“Wormley，Hertfordshire，1220×1230，”in LMP，59-70，esp.64.哈维出版了叙述性的著作，并且描述了水道系统（pp.65-70）。

[108]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70 caption to fig.20.5.

[109] 关于由“思想家”和“行动者”设计的地图，以及地图的“实际应用”，参见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2。

[110] 参见Urry，“Canterbury，Kent，”48-49，关于被放置在诗篇集中的地图所受到的严重剪裁。

[111] H.E.Hallam，“Wildmore Fen，Lincolnshire，1224×1249，”in LMP，71-81，附有描述了争论的文本，见79-81。

[112] Delano-Smith and Gruber，“Rashi’s Legacy，”32.

[113] 关于术语以及对这些地图重要性的讨论，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296-99。也可以参见Gautier Dalché对世界地图结合了波特兰航海图后的力量的评价，参见他的“Un problème d’histoire culturelle，”14；以及Arnaud，“Images et représentations，”148，关于传统地图的传播。

[114] 帕特里克·戈蒂埃·达尔谢认为马里诺·萨努托（Marino Sanudo）为恳请新的一次十字军东征而附加了所搜集到的大量地图（其中包括一幅过渡类型的世界地图和基于波特兰航海图的地图），但在向读者显示他希望讨论的地点和战略关系时，他并没有在各类地图中进行区分，对它们平等对待，参见他的“Remarques sur les défauts supposés，et sur l’efficace certaine de l’image du monde au ⅩⅣe siècles，”in La Géographie au Moyen Âge：Espaces penses，espaces vécus，espaces rêvés（Paris：Société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Médiévales d’Oc et d’Oïl，1998），43-55。关于马里诺·萨努托，参见本章的注释115和Antony Leopold，How to Recover the Holy Land：The Crusade Proposals of the Late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 （Aldershot：Ashgate，2000）。

[115] Peter Barber，“Old Encounters New：The Aslake World Map，”in Géographie du monde，69-88，esp.76-82.

[116] Barber，“Old Encounters New，”84-88，esp.87.参见Gautier Dalché，“Remarques，”44-45，关于对类似于“传统世界观”这样的短语的有限用途进行了犀利的提醒，然而由于语言上的精练，它们可能是必须的。

[117] 在其他人中，彼得罗·韦康特，威尼斯的地图绘制者，他的作品出现在保利诺·米诺里塔的著作中，已经被描述为第一位职业的地图绘制者。参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314。

[118] 关于保利诺（和马里诺·萨努托）在14世纪意大利地理学文化中的地位，参见Bouloux，Culture，45-68。关于作为历史学家的保利诺，参见Isabelle Heullant-Donat，“Entrer dans l’histoire：Paolino da Venezia et les prologues de ses chroniques universelles，”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Moyen Âge 105（1993）：381-442；作者提供了对保利诺生平和著作的一个便捷的介绍，以及对收录在保利诺历史著作中的绘本的简单描述（pp.426-42）。也可以参见Alberto Ghinato，Fr.Paolino da Venezia O.F.M.，vescovo di Pozzuoli（† 1344）（Rome，1951）。保利诺著作中的图示与马里诺·萨努托著作中图示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由Bernhard Degenhart and Annegrit Schmitt，“Marino Sanudo und Paolino Veneto：ZweiLiteraten des 14.Jahrhunderts in ihrer Wirkung auf Buchillustrierung und Kartographie in Venedig，Avignon und Neapel，”Römisches Jahrbuch für Kunstgeschichte 14（1973）：1-137进行了研究，60-87是专门关于地图的；这是对各种稿本的基础研究。我在这里对于保利诺著作的说明相当不严谨；Degenhart and Schmitt提供了出现于具体稿本中的具体地图的表格（p.105）。关于马里诺·萨努托的十字军东征的计划，最近的一项研究就是Leopold，How to Recover the Holy Land。

[119] 保利诺·米诺里塔“De mapa mundi”的序言，参见Bouloux，Culture，58-59。

[120] 中东部城市平面图发展了正如我们在马修·帕里斯的作品中看到的正在增加的对描绘地形的关注。它们仔细标明了街道、城墙的轮廓和主要的纪念建筑之间的彼此关系。参见Degenhart and Schmitt，“Marino Sanudo und Paolino Veneto，”76-81。

[121] 参见注释95。

[122] Degenhart and Schmitt，“Marino Sanudo und Paolino Veneto，”76-81.关于圣地的其他区域地图，参见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73-76，和Gautier Dalché，“Savoirs géographiques，”89-91 and n.4，其中有一幅圣地的草图没有被包括在哈维的调查中。

[123] 关于意大利地图的总体情况，参见Degenhardt and Schmitt，“Marino Sanudo und Paolino Veneto，”81-87，以及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80-81。关于威尼斯，参见Harvey，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76-78。

[124] Harvey，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72.

[125]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81.Bouloux，in Culture，67，将其描述为“第一幅‘现代’意大利地图”，并且将其认为是保利诺著作中完全独立于文本的一幅地图。

[126] Bouloux，Culture，68.

[127] Morse，“Complex Terrain，”186 n.42，关于奥皮西诺使用的将世界作为一本书的思想。对他的思想更为概要的介绍，参见pp.169-232；Victoria Morse，“Seeing and Believing：The Problem of Idolatry in the Thought of Opicino de Canistris，”in Orthodoxie，Christianisme，Histoire= Orthodoxy，Christianity，History，ed.Susanna Elm，Éric Rebillard，and Antonella Romano（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2000），163-76；和Catherine Harding，“Opening to God：The Cosmographical Diagrams of Opicinus de Canistris，”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 61（1998）：18-39。对奥皮西诺生平和著作的有用的简介，参见H.-J.Becker，“Canistris，Opicino de，”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Rome：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1960-），18：116-19。也可以参见Denis Hüe，“Tracé，écart：Le sens de la carte chez Opicinus de Canistris，”in Terres médiévales，ed.Bernard Ribémont（Paris：Editions Klincksieck，1993），129-58。奥皮西诺的两部亲笔手稿，是关于他使用地图和如何考虑地图的主要材料，其中一部（BAV，Pal.Lat.1993）已经在Richard Georg Salomon，Opicinus de Canistris：Weltbild und Bekenntnisse eines Avignonesischen Klerikers des 14.Jahrhunderts，vols.1A and 1B（text and plates）（London：The Warburg Institute，1936），pls.1-37中发表了一部分。第二部手稿（BAV，Vat.Lat.6435）中一些经过选择的图版的最好的复制件，可以参见Paolo Marconi，“Opicinus de Canistris：Un contributo medioevale all’arte dell amemoria，”Ricerche di Storia dell’Arte 4（1977）：3-36。

[128] Morse，“Complex Terrain，”235-54 关于奥皮西诺在Pal.Lat.1993中对地带图的使用。他在Vat.Lat.6435中对波特兰航海图的使用在第169—232页中进行了讨论。Bouloux，Culture，39-42评论了地带图在学术著作中作为一种世界图像的扩散。

[129] 奥皮西诺的当地地图和平面图由Pierluigi Tozzi在一系列具有洞察力的著作中进行了研究：Opicino e Pavia （Pavia：Libreria d’Arte Cardano，1990）；“Il mundus Papie in Opicino，”Géographia Antiqua 1（1992）：167-74；with Massimiliano David，“Opicino de Canistris e Galvano Fiamma：L’immagine della città e del territorionel Trecento lombardo，”in La pittura in Lombardia：Il Trecento （Milan：Electa，1993），339-61；以及La città e il mondo in Opicino de Canistris（1296-1350 ca.）（Varzi：Guardamagna Editori，1996）。

[130] Tozzi，Citta e il mondo，46-47 and 89.

[131] BAV，Pal.Lat.1993，fols.12r，27r，and 27v，在Tozzi，Citta e il mondo，figs.33-35中进行了复制。

[132] Tozzi and David，“Opicino de Canistris e Galvano Fiamma，”352-57.戴维在这一论文中展示了一幅之前未发表的意大利地图，他将这幅地图描述为来自加尔瓦诺·菲亚马（Galvano Fiamma）的“Cronica extravagans de antiquitatibus”和他的“Chronicum maius”中的“最早的一幅罗马时期的米兰地图”。这幅地图出现在Milan，Biblioteca Ambrosiana，cod.A275 inf.，fol.51v and fol.93v。也可以参见Alessandro Rovetta，“Un codice poco noto di Galvano Fiamma e l’immaginario urbano trecentesco milanese，”Arte Lombarda 2-4（1993）：72-78。

[133] Bouloux，Culture，94-95，尽管他评价到“奥皮西诺·德卡尼斯垂斯[sic]的理解世界的整个系统是基于他对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形状的惊讶”，过于强调奥皮西诺的幼稚了（p.95）。

[134] Morse，“Seeing and Believing，”170-76.我分析了他另外一部著作中所展现的他思想中的地理因素，参见我为Opicino的Book in Praise of Pavia，trans.William North and Victoria Morse（New York：Italica Press，forthcoming）所作的导言。

[135] 对于意大利地图学的讨论以及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见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78-82，以及Annalina Levi and Mario Levi，“The Medieval Map of Rome in the Ambrosian Library’s Manuscript of Solinus（C 246 Inf.），”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18（1974）：567-94。

[136] Bouloux，in Culture，106，指出了波特兰航海图和航海指南成为14世纪如乔瓦尼·薄迦丘（Giovanni Boccaccio）和彼特拉克等作者的“精神武装”的程度。

[137] Bouloux，Culture，106.奥皮西诺的著作还展示了地图提供了对物质世界的真实表现的认知；正是这一点使他从他的地图中得出了结论。参见Morse，“Complex Terrain，”133 and 150。

[138] Bouloux，Culture，223-35.对比Gautier Dalché，“Pour une histoire，”77-79 and 90。

[139] Bouloux，Culture，273.

[140] 关于巴尔托洛和示意图，参见François de Dainville，“Cartes et contestations au ⅩⅤe siècles，”Imago Mundi 24（1970）：99-121，esp.118-21。关于他的著作为同时代社会提供的证据，参见Anna Toole Sheedy，Bartolus on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2），esp.185ff。关于他对视觉问题的思考，一个有趣的比较就是Osvaldo Cavallar，Susanne Degenring，and Julius Kirshner，eds.，A Grammar of Signs：Bartolo da Sassoferrato’s Tract on Insignia and Coats of Arms（Berkeley，Calif.：Robbins Collection Publication，1994）。

[141] Dainville，“Cartes et contestations，”118.

[142] 关于博伊赛特，参见Patrick Gautier Dalché，“Bertrand Boysset et la science，”in Eglise et culture en France méridionale（Ⅻe-ⅩⅣe siècles）（Toulouse：Éditions Privat，2000），261-85，引文在第276页。对比Alain Guerreau in“Remarques sur l’arpentage selon Bertrand Boysset（Arles，vers 1400-1410），”in Campagnes médiévales，l’homme et son espace：Etudes offertes à Robert Fossier，ed.Elisabeth Mornet（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1995），87-102，esp.89-90中的评价。

[143] Dainville，“Cartes et contestations，”117-21.关于16世纪的德意志的巴尔托洛，参见Fritz Hellwig，“Tyberiade und Augenschein：Zur forensischen Kartographie im 16.Jahrhundert，”in Europarecht，Energierecht，Wirtschaftsrecht：Festschrift für Bodo Börner zum 70.Geburtstag，ed.Jürgen F.Baur，Peter-Christian Müller-Graff，and Manfred Zuleeg（Cologne：Carl Heymanns，1992），805-34。

[144] Brentano，New World，esp.81-141，以及 Redon，L’espace d’une cité。

[145] 关于行政管理地图的绘制，参见本卷的第35章以及John Marino，“Administrative Mapping in the Italian States，”in Monarchs，Ministers，and Maps：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David Buissere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5-25。马里诺把将地图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正常的行政管理方式”的想法在意大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16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后（p.5）。

[146] 关于塔拉莫内的平面图，参见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88，491，and fig.20.27。库普费尔重建了世界地图及其背景，参见“Lost Wheel Map”。Ambrogio Lorenzetti的锡耶纳乡村景观是非常有名的：例如，可以参见Randolph Starn，Ambrogio Lorenzetti：The Palazzo Pubblico，Siena （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94）。关于锡耶纳的公民艺术，以及尤其是一幅显示了其中一所臣属城镇的绘画，参见Diana Norman，“‘The Glorious Deeds of the Commune’：Civic Patronage of Art，”in Siena，Florence and Padua：Art，Society and Religion 1280-1400，vol.1：Interpretative Essays，ed.Diana Norma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1995），133-53，esp.136-40。

[147] Redon，L’espace d’une cité，234 and 226.涉及的时间是1280年至1320年。比较David Friedman的评价，即新城镇的布局归因于大量理想化城市的形象，参见他的Florentine New Towns：Urban Design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New York：Architectural History Foundation，1988），201-3。

[148] Redon，L’espace d’une cité，170.

[149] 巴尔托洛·达萨索费拉托受到一名几何学大师的影响，这说明14世纪这种视觉文化教师的影响力可能值得更为深入的考察。参见Dainville，“Cartes et contestations，”118。

[150] 关于英国地图学的停滞不前，参见Barber，“EveshamWorld Map，”29。

[151] 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9-20 and 47-48.

[152] 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20.关于其他的地区平面图，参见LMP，83-146，以及 Mitchell and Crook，“The Pinchbeck Fen Map，”40-50。

[153] 参见Alfred Hiatt，“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of Thomas Elmham，”Speculum 75（2000）：859-86。

[154] Barber，“Evesham World Map，”13，19-24，以及引文在29。

[155]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70，485，and fig.20.6.

[156] Gautier Dalché，“De la liste a la carte，”27，以及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85 and fig.20.22。

[157] 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19.

[158] 关于游行，Delano-Smith and Kain，English Maps，20；这些作者将地图视为实用的。

[159] Gautier Dalché，“De la liste a la carte，”28.

[160] 参见本卷的第七章。

[161] Kupfer，“Lost Wheel Map，”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