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学史（第三卷第一分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
- (美)戴维·伍德沃德主编
- 4字
- 2025-04-29 20:20:09
历史舞台
第一章 地图学和文艺复兴：延续和变革[1]
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
大约是在1610年，朱塞佩·罗塞西奥（Giuseppe Rosaccio）——一名佛罗伦萨（Florentine）的医生和学者，其因大众化的宇宙志、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的两个版本、一幅10分幅的世界地图、地理教科书，以及对从威尼斯（Venice）前往圣地（Holy Land）的某次航行的描述而闻名——出版了一幅图像，这一图像不是通过地理的复杂性，而是通过其所蕴含的对立思想，代表了文艺复兴制图学的知识大全（图1.1）[2]。罗塞西奥的地图在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像如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或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地图那样受到赞扬，但是此处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代表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普通人物——一位兼职作为宇宙志的作者，并是为普通读者而写作的职业人士。本导言论述了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地图学的延续和变革，而这一图像将成为这一导言中所讨论的一些主题的试金石。这一图像的很多方面使其不可能在一个半世纪前被制作，同时其他特点对于15世纪中叶的读者来说又是非常熟悉的。
一位生活在1450年的宇宙志学者应当对罗塞西奥图像中的很多典故非常熟悉。圆形装饰物代表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elian）提出的四大元素，即火、气、土和水——两个较轻的元素位于地图的上部——被标绘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用数字标识的地球的直径和周长分别为7000英里和22500英里，这归因于托勒密对于每度相当于62.5英里的估计。在不同纬度上有着不同影子长度的魔幻事物（fascination），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小的圆形装饰物，同时在一个小的圆形图案中解释了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在面对太阳时，东方在其右手侧，而那些生活在南半球的人们则相反。两幅地图显示了气候带，其上标有赤道、回归带、南极圈和北极圈，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18个气候带，每个宽度分别为5度，环绕在右侧地图的周围，并且标明了它们白昼最长那天的白昼长度，从12小时至6个月，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在左侧的地图上，8个古典的风头像（wind-heads）——西南风、南风和东南风被恰当地绘制为看上去近乎脱水和疾病（甚至死亡）——应当也都是非常熟悉的，周边的那些十二宫的符号也是如此。位于底部中央的托勒密地图，与当时那些流行的绘本地图有些相似，而且其中蕴含的古典地理知识对于宇宙志学者来说应当并不陌生。类似的，左下角的那些注解了理想中的地貌特征的地理和地方志术语——大陆、河流、山脉、湖泊、海湾、海洋、半岛、海角、岛屿、浅滩、礁石、平原、城市——也都不是新东西。此时在老科西莫（Cosimo the Elder）领导下的佛罗伦萨强有力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的盾徽，也是非常熟悉的，同时盾徽上各个球形所拼出的“科西莫（COSIMO）”一词，应当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它们所代表的大陆名称并非如此。
然而，我们1450年的宇宙志学者对这一文献的熟悉也就到此为止了。地图的结构是由经线和纬线的两个环形网格所主导的，这两个环形网格分别以赤道和中央经线（虽然无处可寻）为中心，同时地图的正方向以上端为北极。这幅地图，并不是按照某人从空中俯瞰世界的视角绘制的，而是用一种几何球形投影绘制的，使其近似于地球球形的形状。
地图上标识的名称，除托勒密地图外，使用的都是意大利方言，托勒密地图上的名称近似于拉丁语。中世纪地图在同一地图空间中显示了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元素，但这幅地图不同于中世纪的地图，意图显示同一时代的信息。因此双半球投影地图和托勒密地图被仔细地分为当代和历史两部分。就对世界本质的看法而言，这幅地图站在了托勒密观点的对立面。其解释到“这就是托勒密了解世界的程度”，实际上暗示了托勒密知道的并不多。地图将其所处的时代与之前的那个时代分离开来，并且使其与之前的时代对立。罗塞西奥并没有将其称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但是他清晰地看到他自己关于世界的地理视角与之前那个时代是迥然不同的。
图1.1 朱塞佩·罗塞西奥绘制的世界地图和地理图示的拼图，约1610年
罗塞西奥的地理拼贴画在很多方面都很好地代表了欧洲地图学的文艺复兴。托勒密的世界与现代的两半球图完全不同，后者反映了15世纪和16世纪的地理发现。图像中的一些，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元素的概念和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计算，依然反映了古典知识。但是，整体目的是颂扬一种新式的地图学。拼贴画被骄傲地奉献给科西莫·德美第奇二世（Cosimo Ⅱ de’Medici），他的盾徽结合了托斯卡纳（Tuscany）和五大洲，似乎暗示着他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原铜版画的尺寸：26.5×31.5厘米。照片由Maritiem Museum，Rotterdam（W.A.Engelbrecht Collection 849）提供。
但是新的地图并没有宣称知道所有事情。在南部隐约呈现了一个巨大和空白的“未知大陆（terra incognita）”。实际上地图使人联想起亨利·朗瑟洛·德拉波普兰尼尔（Henri Lancelot de La Popelinière）的《三个世界》（Les trois mondes，1582），其将世界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旧世界（Old World）、新世界（New World）和南极洲（Antarctica）。虽然已经发现了很多，但是地图上无情的经线和纬线精确地指出还有哪些需要被发现，并征求新的观察以填充到经验拼图中。
最为剧烈的变化就是所知世界的范围自1450年之后增加了一倍多。尽管我们15世纪中期的宇宙志学者非常熟悉旧世界，但由欧洲前往印度和中国的海路的概念已经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左侧的半球是崭新的，同时陆地的面积被呈现的甚至要比旧世界的陆地更大，甚至在可居住的温带也是如此，这里对于如美第奇这样的商人而言是适合经济发展的。实际上，地图已经被奉献给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二世，他年轻时候的肖像画（1610年，他20岁的时候）审视着整个场景。通过将他名字“COSIMO”一词中的字母分别呈现在美第奇盾徽上大家所熟知的六个通过球形展现的五大洲和托斯卡纳中，对他进行了奉承，尽管托斯卡纳被提升成为“大洲”的等级，同时位于南方的巨大陆地被命名为“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a]”。肖像非常清晰地暗示了他的影响力不仅仅涵盖了托斯卡纳，而且很乐观地宣称已经涵盖了整个世界。应当记住，在1610年出版了《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之后，科西莫二世成为伽利略·加利莱伊（Galileo Galilei）的赞助者，同时伽利略建议将木星（Jupiter）四颗最大的卫星——木卫一（Io）、木卫二（Europa）、木卫三（Ganymede）和木卫四（Callisto）——命名为美第奇星致敬科西莫。
当我们1450年的宇宙志学者在手中拿着这幅地图的时候，他一定会因为刻版[由阿洛伊西奥·罗塞西奥（Alovisio Rosaccio）刻版，推测他是朱塞佩的一位亲戚]和印刷的精良而感到惊讶。文本的印刷依然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同时地图也还没有被雕版。阔页上解释性的小图示暗示着印刷品针对的是广泛的受众——不一定是学者，但却是地理学的入门者。将大量图像整合成一张概要性的阔页并且使用意大利语也证明了这一点。
罗塞西奥的地图是由有能力书写他们经历的博学的技术人员绘制的没有特定创意的数百幅地图的典型，但其为了解当时的地理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回顾了16世纪，似乎捕捉到了本卷中出现的很多主要的主题：就地图学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是一个还没有从以往中世纪和古典权威那里解放出来的时代，但达到那种解放所必需的一些元素已经出现。本导言其余部分将较为深入地分析依然延续和发生了变革的各个方面。
作为一种概念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重生”，传统上被解释为西方历史所有方面发生正面变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和迅速的时期。一些15世纪的学者和艺术家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按照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1406—1475）的说法，是“如此充满了希望和前途的一个新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高贵而有天赋的灵魂的数量超过了在之前1000年的世界中所看到的，这真是让人感到欣喜”[3]。在他关于意大利地理和文物的论述即《意大利图像》（Italia illustrate）（1448—1453）中，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可能已经确立了从公元412年延续至1412年的1000年是一个“中世纪（Middle Ages，media aetas）”的思想，尽管后来历史学家所选择的时间存在变动。截止到1550年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撰写其《艺苑名人传》（Le vite de piv eccellenti architetti，pittori，et scvltori italiani）的时候，中世纪艺术家与“再生（rinascità）”的“现代”艺术家之间存在极大区别的概念已经牢固地建立了起来[4]。
虽然很多著作和论文已经提出：术语“文艺复兴”是否有用？但这本《地图学史》不是展示争论所有方面的场所，而这种争论通常以伯克哈特（Burckhardt）1860年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中展现的对文化变化的剧变模式的讨论为开端[5]。在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艺复兴（anti-Renaissance）”的争论中，通常作为对伯克哈特（或者至少是对伯克哈特所说内容的一种简单化理解）的修正，这一剧变模式逐渐崩塌。争论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伯克哈特所描述的这一时期多大程度上开创了现代，是否这一时期更应当被看作过渡期，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否应当使用“文艺复兴”这一术语。
现在应当只有很少的历史学家会为下述两种观点辩护，即传统模式所持有的观点，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是一种彻底的断裂，以及这一时期超越其他时期，是一个普遍进步发展并最终达到了我们的“现代”的时期[6]。反对将这一时期看成是“过渡期”的学者，对这种观点的反驳就是，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渡期；同时，尽管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回应文艺复兴尤其是一个过渡期，但他们都拒绝陈述可以判断某一时期的过渡性要超越其他时期的具体标准。另一个极端就是否认这种仅仅有2—3个世纪的短暂时期是有用的，并且如同勒罗伊·拉迪里（Le Roy Ladurie）提出的，从11—19世纪的这样一个“长时段（longue durée）”，由于人口很大程度上受到农业生产的限制，因此是一个存在相对较少变化的时期[7]。很多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同意应当强调这一时期中思想的延续性，尽管他们是否真的对这一时期后半期的历史了如指掌是值得怀疑的。由于将标签“文艺复兴”看成是一种暗示，即这一时期宣告了我们现代世界的到来，因此很多历史学家用“现代早期”这一术语来取代“文艺复兴”，但不幸的是，这一术语有着相同的含义。
因此，术语“文艺复兴”在经历了一个不再被偏好的时期之后，现在它又复活了，尤其是在文化史领域。为其辩护的意见是，伯克哈特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的缺点，并认为：这些批评仅仅导致了一个有弹性的辩解，以及一种认识，即历史的变革极少突然发生[8]。进一步的支持来源于意识到“文艺复兴”这一术语在通俗读物和媒体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当涉及物质文化艺术和收藏文物的时候[9]。
选择“文艺复兴”，而不是“现代早期”作为《地图学史》本卷的标题回应了这样的观点，即归根结底，“文艺复兴”依然是一个有用的习惯术语，可以被很多人直观地理解，即使可能适用这些特点的时期因欧洲国家而异。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完全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没有裂缝的历史叙述很难武断地以百年为期进行分割。我们无法用某种方式将“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等待被发现的外在事实而去进行揭示。我们也不能有效、准确地确定有着直接影响的重要事件、文献或个人。但是对于《地图学史》的本卷而言，处理大致从1480年延续到约1640年的一个时期的实用性——即使存在重要的区域差异——已经被我们作者在撰写各自章节时的经历所证实，因为他们都进行了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叙述[10]。
对这一时期中地图如何被构思、制作和使用的研究，通过一种新方式关注这些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实际上，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当伯克哈特强调发现世界的重要性及其与自我发现之间的关系时，他却完全忽略了地图学的这些方面，而地图学史在这两个主题中都有很多话可以说[11]。
渐进模式和一种被建议的折中方案
“Renaissance”一词暗示着哲学思想和实用工艺，如建筑学和医学领域古典模式的重生。对于研究地图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变化的剧变模式似乎尤其恰当，因为这种剧变模式将寓意性的、非测量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认为是中世纪的，与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提出的，从公元15世纪初开始由拉丁语西方世界“重新发现”的世俗的、测量的、投影的和带有比例尺的地图相对。16世纪和17世纪地图学的文艺复兴，因而被描绘为地理学进步的一种记录，意味着对被观察地点的位置和世界自然特性的测量方法的一种进步。由于这一原因，以及由于其威望所担负的民族主义的利益，地图学史的学者们发现了由这一极具吸引力的时期所提供的渐进模式。对发表在唯一致力于这一领域的国际刊物《世界宝鉴》（Imago Mundi）（1935-2003）中的论文的统计显示，有四分之一的论文研究的是绘制于16世纪的地图。
表1.1 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三个主要功能中的文本和图像
当将地图看成是一种对地理探索和发现的生动记录的时候，渐进模式很容易被接受。到1600年，在刚刚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的世界地图在尺寸上毫不夸张地翻了一倍，这种发展，萨顿（Sarton）将之称为“不可思议孕育的一项成就”[12]。过去常常在一个半球上表现的内容，现在则需要两个半球。欧洲在政治和道德方面对另一个半球的剥削是另一个故事，但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关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急剧增长是令人震惊的，同时——意识到知识通常要优于无知——是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
另一方面，按照地图学史的视角，这一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绘制作为测量学进步的观点，通过只是关注于那些支持地理准确性进步的地图，从而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倾向于将我们今天“精确地图”的标准强加给过去的地图，通常构成了一个“伟大地图”（great maps）使其永世长存的经典文本，而所谓“伟大地图”只是符合了我们关于位置准确性的存在很大局限的概念。同样扭曲的是，对涉及地图学的政治、军事人物或学术精英的生平的关注，而将平凡的工匠或地图使用者排除在外。渐进模式的另外一个缺陷就是通过集中于那些急剧的变化或者事件（例如1409年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翻译为拉丁语），而掩盖了从14世纪至16世纪可以观察到的地图绘制习惯中的延续性。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带有偏见的方法忽略了地图学中很多内容丰富的文化方面，例如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因而，这一导言的剩余部分通过不仅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通常深刻的变化，而且通过指出在实践方面从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令人惊讶的延续性来试图达成一种折中。对在一个复杂的、有时不明确的抽象拼贴画中存在的延续性和变化进行讨论的好处就是，它们反对将文艺复兴过度简化为整个欧洲地图学思想在所有方面都发生了突然的和整体性的革命。
延续
1.文本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一个令人惊讶的延续，涉及对世界进行文本描述的持续存在，而这种文本描述绝没有被相应的图像描述取代。表1.1显示了所讨论时期地图三种主要功能类别相对应的文本和图像：概述、航行和地产管理。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所有这些功能类别中都能找到继续使用文本的例子，例如对世界的整体描述、地方志、陆地上的旅行指南、波特兰航海图（航向）和土地调查。
在《地图学史》第一卷中，得出的观点就是中世纪的地图（mappa）或世界地图（mappamundi）一词可以被用来指称一段文本或一幅地图[13]。这一习惯延续至16世纪和17世纪，如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欧洲地图》（Mappa Evropae，Frankfurt，1537）、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弗吉尼亚地图》（A Map of Virginia，Oxford，1612），或托马斯·詹纳（Thomas Jenner）的《一幅全世界的地图》（A Map of the Whole World，London，1668）。实际上，“地图（map）”一词隐喻的用法，不仅仅被用来表示地理描述，而且被用来表述其他活动，而这种用法甚至在今天突然爆发，比如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到中东地区和平“路线图”[14]。
相似地，“地方志（chorography）”一词可以意味着对一个小区域的一种文本或图像描述（希腊语khôros=区域或地方），与“地理学”或“宇宙志”相比，通常有着一个较大的比例尺；但是与“地形学（topography）”相比，通常有着一个较小的比例尺；所有这些术语都有着相应的文本和图像。然而，意识到在这些不同术语中，比例尺层级绝不是那么明确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用比例进行呈现的方法。“地方志”可以包含对一个地方和区域的呈现；其范围没有局限于从某一视角可以看到的地理景观的总量。
在中世纪，最为有名的在标题中包含有“地方志（chorography）”的著作就是公元1世纪的庞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的《世界概论》（De chorographia，译者注：按照原意应翻译为《地方志》），是对已知世界各个区域的文本描述，对于中世纪地图学的影响很小（1471年的第一个印刷版没有包含地图）[15]。另一方面，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在地方志与地理学之间划出了界线，暗示两者都是用不同尺度来描述世界的首要的图形工具，但依赖于不同的一套技术。地方志因而成为艺术家或画家定性（to poion）的工作，而地理学则是数学家定量（to poson）的工作；这些也是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范畴论》（Categories）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可以找到的用来指称量和质的相同的术语。但是，即使在已经被认定应当对15世纪和16世纪地图发展负责的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中，最初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文本。在1409年前后雅各布·安格利（Jacopo Angeli）翻译《地理学指南》的时候，地图并没有被收录在内。直至1427年这一著作的红衣主教纪尧姆·菲拉斯垂（Cardinal Guillaume Filastre）的版本中才包含了地图。人文主义者只是对地理文本感兴趣，例如斯特拉博（Strabo）和庞波尼乌斯·梅拉所撰写的那些文本，这些文本只有少量的地图学元素，但有着更多的文学风格。斯特拉博的《地理学》（Geography）在1439年由乔治·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e Gemistus Plethon）介绍到佛罗伦萨（Florence），但是其新奇之处并不蕴含在地图之中，而是蕴含在所包含的大量文本信息中，即使其地理内容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
在16世纪和17世纪，“地方志”一词文本的含义继续占据主导，并且这一含义没有因在地图图名中使用数量的增加而被排挤掉，用于地图图名的例子如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的《多福之国，或，一种地方志的描述》（Poly-Olbion；or，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London，1622）、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的《不列颠，或，一种地方志的描述》（Britain；or，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London，1637），或威廉·格雷（William Gray）的《地方志；或者泰恩河上纽卡斯尔调查》（Chorographia；or，A Survey of Newcastle upon Tine，Newcastle，1649）等著作[16]。
类似地，古典和中世纪书写的陆地旅程指南继续成为一种可靠的找路工具，同时这些文本著作根本没有被它们的图像对应物取代。尽管我们的《波伊廷格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是一个图像与文本旅行指南的结合品的著名例子，这是一幅其祖本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的图像，但在中世纪时期，如何从某地前往另一地的书写指南要超越于地图之上。有人可能甚至会质疑，图像的旅行指南在道路上实际使用的程度。例如，描绘了伦敦与位于前往圣地道路上的阿普利亚（Apulia）（意大利）之间的朝圣路线的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条带地图（strip map）”的四个版本，其绘制可能只是作为读者纸上朝圣的工具，而不是找路的工具[17]。书写的旅行指南则更为常见。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4世纪布鲁日（Bruges）的旅行指南，其记载了从布鲁日到欧洲其余各处的商业路线[18]。这种书写的旅行指南在文艺复兴时期依然流行。实际上，口头的指南在今天依然流行，依赖于使用者的认知方式或者城市的街道布局和主要的结构特点。在威尼斯，问路依然会遇到这样的回答“giù il ponte e poi chiede”（下到那座桥，然后再问问），同时在纽约城（New York City）相似的说明将会提到其街道棋盘格的坐标系统。同时争论依然存在，如在汽车导航系统中是一幅移动的地图还是语音导航更为有用。
最后，文本的航海指南，在古典时期被称为periploi，在中世纪被称为航海指南（portolans，portolani），直至16世纪和17世纪，在很多水手中依然比图像版的指南更受欢迎，尤其是在北欧水域，在那里，文本航海指南被称为海图志（rutters）。这种混乱今天依然存在，如经常在意指“波特兰航海图（portolan chart）”的时候使用术语“航海指南（portolan）”，导致某些人提议这两个术语应当都被废除[19]。按照本卷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rnández-Armesto）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在航海时，地图和海图的使用不如文本的航行指南那么频繁[20]。
2.图像
地中海地区海图的早期发展和延续，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地图学发展的渐进模式提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图形方面的挑战。《地图学史》第一卷中坎贝尔（Campbell）对这些海图的研究由本卷的阿斯滕戈（Astengo）延续，但是将1500年作为两者研究的分水岭则有些武断。戈蒂埃·达尔谢（Gautier Dalché）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类海图在12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虽然现存最早的海图——也就是所谓的《比萨航海图》（Carte Pisane）——出现的时间是在13世纪晚期，但在任何情况下都确实位于通常认为的“中世纪”的时期内[21]。从现存最早的例子来看，海图的结构与这一时期其他地图不同，其由罗盘方位线和垂直于海岸线书写的地名构成。尽管从15世纪中叶开始，罗盘方位线的数量习惯上增加了一倍，同时海图上地中海的方向在16世纪变化了大约10°，但就海图上位置的准确性而言，在此后三个多世纪中变化很小。海岸周围的岩石和暗礁也是如此。除了地名的数量和具体选择的地名以及涵盖的范围超出了地中海之外，海图的风格和内容都有着丰富的弹性[22]。
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激进的地图学的变化，与这一受到偏爱的神话不相符的另外一种延续性就是持续使用城市倾斜或正立面的视角，而较少使用平面的或垂直的呈现方式。城市表现方式上的不同视点或几何结构，在16世纪大部分是实验性质的。当然，一些作者提出的，从倾斜视角朝向一种平面表现方式的简单进步并不存在[23]。源自古代到古典世界[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巴比伦（Babylonian）的泥板文书、《罗马城图志》（Forma Urbis Romae，公元203—208）]或者来自中世纪[《圣加尔平面图》（Plan of Saint Gall，9世纪）、“大年表（Chronologia Magna）”中威尼斯的平面图（1346年之前）、锡耶纳（Siena）的港口城市塔拉莫内（Talamone）的一幅平面图（1306）]的垂直视角地图的例子雄辩地否定了这种模式。无论是在流行程度还是在成熟程度上都可以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城镇表现形式巅峰之作的就是《寰宇城市》（Civitates orbis terrarum，1572—1618），其选择的视角是倾斜的和立面的，而不是垂直的[24]。
天体图（Celestial maps）和球仪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同样有着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因为用于构造它们的规则没有实质上的变化。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或者至少它的一个精简版，《概要》（Epitome），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可用的，同时具体说明星辰位置的赤经和赤纬（right ascension and declination）的坐标在文艺复兴时期依然继续使用，尽管计算赤纬的基线从黄道（ecliptic）转移到了天赤道（celestial equator）。天体图绘制中的实际变化就是新的星辰位置的数量，其增加可能是使用了在17世纪初得到发展的望远镜的结果。
与此类似，与罗马手册式的《测量师》（agrimensores）存在联系的测量原则具有显著的弹性，即使它们是对地产纯粹描述性的呈现，同时使得它们自己无法被用于计算距离或面积。罗马的《测量师》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和5世纪。在13世纪早期，测量开始提供面积数据，同时在保存下来的表格中给出了任意给定宽度的一英亩土地的长度。比萨的莱昂纳多[Leonardo of Pisa，斐波那契（Fibonacci）]撰写的“实用几何（Practica geometriae）”（1220），描述了如何使用一把铅垂水平仪（plumb-bob level）来找到一个斜坡的水平面，并且展示了在调查中如何使用一把四分仪。尽管我们无法从类似于斐波那契的著作中推断出其推荐的仪器是否被经常使用，但它们的出现必然反映了对土地进行描述时所必需的度量单位和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土地测量员所使用的测量角度和一个横断面上两点之间直线距离的方法，完全局限于某些人之中。中世纪的调查手册中包括贝特兰德·博伊赛特（Bertrand Boysset）所撰写的法文论著《呈现的科学》（“La siensa de destrar”，1405）。在《河流》（“De fluminibus seu tiberiadis”，1355）中，意大利的法学家巴尔托洛·达萨索费拉托（Bartolo da Sassoferrato）描述了平面图如何可以被用来裁决关于水道划分的纠纷。15世纪中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描述了土地测量的很多方法，可能是基于实用手册，但同样也暗示了确定位置时使用三角测量的可能性，这一技术直到在赫马·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的《用于描述地点的小册子》（Libellus de locorum describendorum ratione，1533）中才进行了系统论述。但是难以证明这些手册的使用范围以及它们转化为图像地图的情况[25]。
甚至在16世纪中期，当地面测量仪器和技术已经常见于莱昂纳德·迪格斯（Leonard Digges）的《一本名为建筑的书》（A Boke Named Tectonicon）或阿贝尔·富隆（Abel Foullon）的《平纬计的外观和描述》（Vsaige et description de l’holometre）等著作的描述时，对于调查的兴趣依然是定性的。在英格兰，尽管土地测量紧随着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之后大量地产的转移而得以迅猛发展，但地图绘制一直落后，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16世纪末。亨利八世（Henry Ⅷ）在修筑防御工事上花费了大量资金，这些防御工事中很大一部分将要绘制地图，但是直到詹姆斯一世（James I）统治期间，地图才被常规性的绘制以服务于市民目的，例如勾勒森林或者私人住宅的轮廓。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习惯。在17世纪，英国的测量员可能受到约翰·诺登（John Norden）和阿伦·拉思伯恩（Aaron Rathborne）教科书的影响，倾向于强调在他们的平面图中精确记录土地的使用情况、土地资源和以英亩计数的土地数量。法国的测量与此不同，更为注意描述地形景观上的建筑和它们的位置，如同在雅克·安德鲁埃·杜塞尔索（Jacques Androuet du Cerceau）的《法国建筑精粹》（Les plus excellents bastiments de France，1576）中那样，而对于精确计算面积和绘制地产平面图则兴趣不大[26]。
地方上的土地测量，其根源更多的来源于测量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古典学者的哲学工作。其目的在于解决挖掘隧道、土地划分、道路和桥梁建造、矿产布局、河道的开导和其他市民工程任务中的问题。其并不来源于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因为托勒密强调地方地图（地方志）不应当基于测量，而应当由艺术家来制作。而且，土地测量仪器和习惯与水文调查存在紧密联系，两者之间只存在一个关键的差异。当水文调查员可以不受惩罚地调查海岸线和海洋的时候，大部分土地测量员的工作涉及从地主那里获得穿过他们土地的许可，并要安抚当地的居民[27]。16世纪70年代，在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领导下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调查，以及1568年菲利普·阿皮亚（Philipp Apian）进行的巴伐利亚（Bavaria）的调查受到了贵族的赞助，由此这种接触得到了授权。这些详细的大比例尺土地地图构成了对家乡的发现，并且对巩固政治统一的思想巩固做出了贡献[28]。如果地图的数量是衡量发现的一种尺度的话，那么如同卡罗（Karrow）指出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中，被“最多”发现的地方是欧洲，而不是新世界[29]。
图像延续性的最后一点就是地图的宗教功能。在宗教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与可以被精准定位到单一时间和地点的世俗的世界地图之间没有清晰的断裂。正如沃茨（Watts）在她撰写的那章中展示的，文艺复兴时期带有宗教内容的地图不只是世界地图（mappaemundi）古怪的残余；此外，宗教地图属于中世纪，而世俗地图属于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常见的二分法可能具有误导性[30]。如果印刷注定是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那么由坎贝尔列出的1472年至1500年之间在西方印制的222幅地图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72幅）有着古典的或中世纪早期之外的来源，如果我们将属于波特兰航海图传统以及来源于1420年克里斯托福罗·布隆戴蒙提（Cristoforo Buondelmonti）稿本的巴尔托洛梅奥·达利索内蒂（Bartolommeo dalli Sonetti）《岛屿书》（isolario）中的希腊群岛中的岛屿图排除在外，那么这一数字只有十分之一（23幅）[31]。16世纪，在地图上绘制的最为流行的国家可以说就是圣地。当然，在这一世纪中，绘制圣地的地图要多于绘制法兰西、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地图。几乎与圣地地图数量相同的是世界地图或关于非洲大陆的地图[32]。带有宗教主题的地图不仅仅局限于关于圣地的地图；为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绘制的梵蒂冈（Vatican）的巨大的壁画地图——尤其是在美景画廊（Galleria del Belvedere）和第三层长廊（Terza Loggia）——当将这些地图作为整体时，则被看成是对一种教会的不仅仅局限于意大利半岛而是整个世界的宗教领导权的宣言[33]。同时向那些访问罗马的朝圣者出售的数千份的印制地图；城市中出版商和印刷工所在区域帕里奥内（Parione）的地图出售者，有策略地选择位置以从出现的朝圣者那里获利。虽然这些地图中的很多都具有世俗性质，但通过服务于提醒罗马城中的朝圣者，因而一些地图有着特定的宗教目的，例如显示了罗马城中习惯上应当访问的七座教堂的地图（图1.2）[34]。
图1.2 安东尼奥·拉弗雷伊（ANTONIO LAFRERI），罗马的七座教堂（LE SETTE CHIESE DI ROMA），1575年
原图尺寸：大约39.8×50.8厘米。由BL（Maps 23807.[1]）提供照片。
变化
1400—1472年，在绘本时代，据估计流通有数千幅地图；1472—1500年间，大约有5.6万幅地图；1500—1600年间，达到了百万幅[35]。需要对可以用于观看的地图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行解释。当然，地图开始服务于社会中大量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当满足大量与公共建设工程、城镇规划、法律边界问题的解决、通商航海、军事策略和乡村土地管理有关的需求时，行政官僚机构变得更为复杂，这些功能彼此交织，同时产生了对定制地图的需求（由于这一原因，因此这些行政地图中的大部分依然以绘本的形式）。在意大利、法兰西、大不列颠等国家，区域档案的结构反映了这些甚至在今日依然存在的行政需求[36]。
此外，文本和图像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理解观察世界的视角从主要是听觉向视觉转移的关键。德塞尔托（De Certeau）将从旅行指南向地图的转型看成是文艺复兴的标志：“如果某人接受目前地理形式的‘地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以现代科学话语的诞生为标志的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就是从15世纪至17世纪），地图已经缓慢地让其自身脱离开使其成为可能的旅行指南。”[37]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流行于中世纪的地图的文本等同物，作为旅行指南、航海指南和文本的地方志一直存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方式。这并不是说图像的大量增加排挤了书面文本的功能，而应当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附加在了旧的之上。尽管最近对于图像地图与起到地图功能的口头或文本段落之间的姻亲关系进行了很多研究（包括本卷中关于地图和文学的部分）[38]，但是我们不应忽略文艺复兴时期空间类比和文化对象普遍重新定向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按照翁（Ong）的观点，一本书籍现在成为一个对象而不是一本某人所说话语的记录，“更属于一个事物的世界，而不属于一个词汇的世界”，同时对于绘制地球表面的兴趣“使得这一古滕贝格（Gutenberg）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制图学和探险的伟大时代……新的世界是一个之前从未存在过的对象的世界”[39]。
这一时期地图的性质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嵌套的时期、区域以及活动尺度都存在多重性，以及有着不同的分期的标准。例如，所确定的意大利城邦中的文艺复兴制图学的时间与英格兰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非常难以确指影响了欧洲所有部分的转型事件。尽管存在这些严重缺陷，但是确实在15—16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概括。
在关于人们通过地图的方式看待和了解他们世界的三个宽泛的条目下，可以对这些变化进行讨论，这三个宽泛的条目是：（1）地图结构或图形语法内在关系的变化：内在逻辑、语言和地图各个部分或元素的排列组合；（2）地图与被观察的世界中的其来源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变化，包括经验的个性化、全球化、量化和价值化过程；古典地理文本的权威性受到了侵蚀；理论与来源于直接观察的实践（量和质两方面）之间的冲突；（3）通过传播、出版、赞助以及地理知识和文化的商业化，地图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在某些方面，这一条目分类反映了句法的、语义的和实际功用的简化的三重系统，大致与将地图作为人工制品、呈现形式和文本进行的研究有关，尽管在本章中将会尽可能地运用符号学理论的语言[40]。
地图结构或图形语法的内在关系
多种多样的地图学的变化，可以在图形语法的主题下进行宽泛的讨论。这涉及地图的组成部分或元素被按照（1）作为一种抽象的几何变换的空间概念，（2）标注和图像元素如何在地图上进行了关联，以及（3）一种不断增长的预设，即一幅地图上表现的元素应当是同步的（时间与空间的一种分离，历史与地理的一种分离），并由此进行系统组织的方式中发生的变化。
作为抽象概念的空间
空间抽象概念的变化——从强化中央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到托勒密的各向同性结构（Isotropic Structure）的制图学——通常被称为文艺复兴地图学典型的现代性。其证据在于，15世纪之前相对较少见到采用经纬度的陆地地图。没有使用经纬度的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陆地地图保存下来，尽管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大著作》（“Opus maius”）（约1265年）中描述了一幅绘制在羊皮上，有着用小红圆圈表示的城市的地图[41]。作为比较，到17世纪中叶，将对经纬度的观察作为地形测量控制点的方法已经传入了法兰西。在中间的4个世纪中发生的变化，大致归因于15世纪最初10年中托勒密关于地图绘制的手册的重新发现。
1.坐标
托勒密描述的——自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Times）之后用于绘制天体图——地面坐标系假设存在一个各向同性的、均质的地表，其上的抽象位置被绘制在世界地图或面积大于地方志的区域地图上。这一明显散文性陈述的意义是复杂的和广泛的。其暗示，某一地点的位置不比另外一点重要，同时几何中心与边界框架都是任意决定的，是由计算经纬度的基准线的假设所决定的。框架或是地图的边界，或者需要在地图空间与这一空间之外的外在世界之间绘制一条清晰的边界。有界的均质空间的概念，同样意味着绘制于其中的对象是同时的，这一概念如同我们应当看到的，导致了历史和“现代”地图可以并且应当被作为不同的文档的思想。由于地表被作为一个均质空间来表示，那么比例和均衡也都是可能的了。这一陈述同样意味着某种从球形的球仪到平面地图的几何变形。此外，地图现在已经不再只有一个单一的视角，而是有着多重（严格地讲，是无穷多的）垂直视线的视角（垂直于地表）。
由此产生的世界和区域地图有着大量理论上的优点。由于它们广泛地基于一个有着比例的结构（托勒密没有研究在源于球形地表的平面图上使用一个绝对比例尺的问题），因此新的地点，如果它们的坐标可以使用的话，那么就可以填充在地图上，而不需要“拉伸”或者扩展地图。此外，由于这一概念首先基于一个球形的地球，而不是一个希腊人所知道的更为有限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因而在理论上，托勒密的框架适用于世界范围内的发现。这就是弗朗切斯科·罗塞利（Francesco Rosselli）（大约1508年）署名的看上去普通的世界地图如此重要的原因[42]。约1507年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制作的地球仪贴面条带（Globe Gores）是一个类似的图形工具，可能是最早的如何制作一个地球仪的概念。这两幅地图都显示了某一瞬间的整个世界，通过这一方式，观看者不需要进行移动（图1.3和图6.5）。这是一个人类不可能的视角，即使从空中也是不可能的，通过一种对于球形的任意的展开变形——分解图的一种——所达成的，需要读者暂时放弃单一视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与一个地球仪相比，罗塞利的地图对于地球的展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地球仪是一个不需要球形/平面转换的有比例的世界的模型，同时假设我们将要绕着它移动或者转动它来获得一个“整体的”视角。罗塞利的地图则是需要一种不同的、高度构建的认知体系的新思想[43]。
托勒密地图学系统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由大量经线和纬线构成的网络中将世界展现给观看者，这意味着其有系统的秩序和方向。这一编号方式是地图投影的经纬网与工匠于15世纪提出的透视体系的网格之间的一种根本性的差异。其意味着一种比例[44]。
能充分发挥托勒密范式优点的足够精准的测量方法，在经纬度的天文测量方法成为家常便饭之前都是不可用的。即使当强调天文观察比旅行记录更有优势的时候，托勒密自己也意识到通过天文方法搜集经纬度信息，尤其是通过在发生日月食时进行同时观察来对经度进行测量，是严重缺乏的（Geography 1.4）。陆地上东西距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商人的报告，托勒密引用了提尔的马里纳斯（Marinus of Tyre）的说法“通常大言不惭的夸大距离”，因而需要修订（Geography 1.11-12）。至于对海洋进行的相似计算，来源很可能就是航海指南（periploi）[45]。
地图投影系统同样诱导读者确信地图正在按照正确的比例呈现了世界。但除非是用测量方法进行观察，否则这一确信显然放错了地方。短语“来自实际测量”将是17世纪地图质量的标志。在仔细测量之前，两点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步量大致测出；一个地点的位置可以用其与某一自然地物的关系来进行描述（例如，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或者从这里有条河流入海）。需要仔细测量，这种意识部分来源于商业贸易企业的出现，它们试图标准化长度和重量单位。
因此，地理坐标主要是学术性的且没有受到实际关注，直到在一块精度令人满意的钟表制作之后，可靠的测量经纬度的天文学方法才在18世纪后期变得可行。坐标和投影网格当然在15世纪和16世纪是强有力的浮夸手法，但它们背后的数据通常是有疑问的。
2.地图和透视
展示了如何构建地图“投影”的《地理学指南》中的图示，与过去用来展示线性透视的图示之间的视觉相似性，导致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大量混淆。一位作者直接将它们的起源联系了起来，认为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透视试验恰恰发生于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抵达佛罗伦萨的时候[46]。争论集中于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第七卷中描述的所谓第三投影，这是那本书中描述的唯一一种转换方式，其实际上是一种源自单一原点的几何投影。托勒密的目的是显示，如果通过一个浑天仪（Armillary Sphere）观看的话，那么可居住的世界看上去的样子，就像在一幅透视图中。
图1.3 弗朗切斯科·罗塞利的世界地图，约1508年
罗塞利的卵形世界地图，尽管尺寸和雕版风格非常普通，但是标志着在对世界整体进行呈现方面发生的一个革命性变化。这是现存最早的将地球球形的所有360°的经度和180°的纬度投影到一个平面上的地图。因而，使阅读者可以获得一个除此之外不可能的整个地球的视角，并且让观众面对潜在发现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可能性。在文献中提到了这一地图的三个副本；其他两幅分别收藏于伦敦的国家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以及佛罗伦萨的国立中央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参见图版16） 原铜版画的尺寸：20.5×34.5厘米。照片由Arthur Holzheimer Collection提供。
托勒密第三投影的建构与线性透视之间概念上的相似性具有欺骗性，但是在历史上的联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15世纪上半叶，人文主义者对应用于陆地上的严格的地图投影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兴趣。缺乏对第三投影存在兴趣的明确证据，同时实际上其没有在《地理学指南》的一个重要稿本Codex Urbinas Graecus 82中进行阐明。
进一步而言，其他数学严格的透视投影，例如球极平面投影（stereographic），很早就已经在非陆地的地图绘制中使用，如用于在星盘上绘制网格（用于不同纬度的坐标网）。尽管球极平面投影与线性透视之间概念上的相似性，例如都有一个单一的原点，但在中世纪时期，球极平面投影的普遍运用并没有导致透视的发明[47]。
3.确定中心和结构
采用系统的地图投影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确定中心和框架的问题。一个投影的中心并不通常意味着，是作者的观点，或是被绘制的最为重要的特点。不同于世界地图（mappaemundi），在这种地图中，耶路撒冷、德洛斯（Delos）、罗马，或者其他一些圣地可能被放置于地图的中心，一幅类似于罗塞利的卵形世界地图并不以特定的地点为中心[中心位于现代索马里兰（Somaliland）的海岸外]。可以进行操纵的就是投影的视场（field of view of the projection）。由于经纬度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对地图绘制者进行了强制，因此不得不对一个投影所覆盖的区域进行仔细的计算。例如，约道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的两半球世界地图，被设计用来展现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的航行，其优点是将美洲和欧洲/非洲包含在同一半球内，这种安排方式据我所知没有重复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双半球图中（图10.7）。
16世纪早期地图投影新颖的形状——卵形、椭圆形、双半球形、心形、双心形——可能与天文学中讲求天体完美的几何一致性的愿望是一致的。例如，乔治·阿希姆·雷蒂库斯（Georg Joachim Rheticus），由于相信6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因此应当存在六大行星（其因数1、2和3加起来就等于6）。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同样假定行星的数目与几何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五种柏拉图（Platonic）正多面体加上球形[48]。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阿尔布雷克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似乎在地图投影方面也有着尝试，即将正多面体插入球形中，20世纪的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在实践方面进行了回应。这些例子强调了地球地图学与天体制图学之间的一致性，这点在本卷中由德克尔（Dekker）进行了强调[49]。
地图的正方向是另外一个问题。公众经常提问，考虑到世界并没有“上”或“下”之分，那么为什么北方现在按照惯例被放在了世界地图的顶端？最为直接的回答就是，在古典时期，在意这件事情的人生活在北半球，并且在地球仪上将他们所在的半球绘制在最上面。由于托勒密告诉我们世界地图应当以地球仪为基础绘制，这使得对于这类地图正方向的认识也基于按照同样的方式，即上北。托勒密的模式最终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被接受作为标准，到20世纪其成为世界地图正方向系统中散播范围最广的，即使是在南半球。其影响力现在通常扩展到了较小区域的地图[50]。
4.正交
另外一个与坐标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系统测量有关的结构方面的内容就是正交，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按照从一个垂直于表面的方向观察，表面上每个点所呈现的特性。在地图学语境下，这意味着是从地表的正上方观察每一个点。这一问题在讨论城市平面图和景观时是最为常见的，并且产生了一组使人迷惑的术语来描述一个城镇是从正上方、正侧面，还是从上述两者之间进行的观察（图1.4）[51]。15世纪和16世纪极少的印刷或绘本的垂直视角的平面图——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被复原的《罗马城的描述》（“Descriptio urbis Romae”）、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伊莫拉（Imola）平面图、1545年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平面图的绘本、莱昂纳多·布法利尼（Leonardo Bufalini）的罗马平面图，或安东尼奥·坎皮（Antonio Campi）的克雷莫纳（Cremona）平面图——通常被赞誉为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平面图的典型，然而描绘一座城市的常用方法是以一种倾斜的视角，在这种方式中视角要小于90°[52]。
图1.4 地图学和地理景观中使用的视角
术语“平面（plan）”“倾斜视角（oblique view）”和“侧立面（profile）”比它们下面括号中列出的其他选项更受欢迎。依赖于它们的目的，倾斜视角可以是高的或低的，并且按照等角或线性透视绘制。呈现的每个元素——街道网络、建筑或其他地理景观的特征——可以有自己的视角。遵照Richard L.Kagan，Urban Images of the Hispanic World，1493-179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5（fig.1.4）。
在这种语境下，将从单一已知视点绘制的景观（例如可能由一位艺术家从城市之外的有利位置进行观察，然后进行绘制，将其表现为如同在一个照相机暗箱中可能呈现出的样子），与按照仿佛从一个只能从场景的空中飞过才能获得的视点建构的景观，如阿姆斯特丹的科尔内利·安东尼斯（Cornelis Anthonisz）的庆祝场景，进行区分是有用的。前者通过直接观察构建了一个对空间的模仿。后者则需要一个数学的构建，以及对透视几何学的理解，在这种透视几何学中，一幅平面地图上的位置被绘制在一个透视网格中。在实践上，如同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Barbari）绘制的威尼斯的景观（1500年），这种构建在数学上并不如理论所建议的那样严格，同时图景的不同部分使用了不同的空中视点[53]。
倾斜视角或者正视角同样也是一种“栩栩如生的方式”，也是在一个平坦的平面上对地球不规则地形进行三维呈现最容易的方式[54]。在一个平面视角的地图上，山丘和谷地用三维方式是难以描绘的，这点就像呈现地形的历史所很好展示的那样[55]。可以同单位度量的晕线和等高线，在19世纪之前都运用得很少，19世纪军事和民用工程师发现在测量斜坡时它们非常有用。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可能使用阴影或者明暗法，假设一个光源从侧面照亮了山脉，并且为它们绘制了从上方观察应该显露出的阴影。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的区域地图，如他的托斯卡纳历史地图，经常被用来作为例子进行展示[56]。
标注
在地图的句法中，同样可以区分地图学要素和地图学的外延要素。两者都对整幅地图的含义做出了贡献，同时其中某一项并不比另一项更为重要。地图学的要素是地图框架中或地图平面上的图形符号，同时可以经由图像概括和投影进行转换；同时地图的外延要素不受图像概括或者投影的影响，同时位于图形空间或者地图图层之外。地图外延的要素包括题名（Inscriptional Names）、标注（labels，说明文字）、图例（legends）、比例尺（scales）、定向工具（Orientation Devices）、图名（titles）、致辞（dedications）、给读者的注释（notes to the reader）、装饰要素（Decorative Items）或者关于地图性质的描述性文字。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地图的辅助，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分析性关注。在视觉空间中包括词汇的愿望已经体现在了中世纪的说教和叙事绘画中，同样也是基于进行清晰沟通的需要。它们可以被推测向观看的受众大声朗读。对于规模较大的和数量不断增加的知识群体的受众而言，加入文本造成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语言的选择。15世纪末和16世纪，在大多数类别的印刷地图中对于本地语言使用的增加是非常明显的，除了那些针对学者、牧师或者国际受众的地图之外，对于这些人而言，拉丁语依然是被选择的语言。拉丁语被地方语言取代，最初是在文学中，然后是在法律和行政管理领域。在地图中，语言的使用与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的《宇宙志》（Cosmography）等书籍较为广阔的市场有关。除了弗朗切斯科·贝林吉耶里（Francesco Berlinghieri）的意大利韵文版和贾科莫·加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1548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口袋版之外，拉丁语被使用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学术版本中。世界地图和岛屿地图，由于它们可能有着一个更为多语言的市场，因此依然使用拉丁语。
共时性
图形语法上的第三个变化涉及所谓的地图的“时态”——无论地图指的是过去、现在或甚至是将来。中世纪世界地图（mappaemundi）的时态通常涵盖一个广泛的历史时段。在绘制一个位置和一个事件之间没有很强的区别[57]。曾经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地点与当前重要的地点并列显示。地图讲述了一个故事，通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在15世纪和16世纪，由于地图集成为一个主要的流派，因此这种故事讲述者的作用在地图中依然极为重要。
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地图上对于当前地理和历史地理呈现上的差异日益加深。由于过去被看成是不同于当前的事物，因此其成为按照自身来进行研究的对象。托勒密地图的汇编开始——以及弗朗切斯科·贝林吉耶里的《地理学的七日》（Septe giornate dellaGeographia）和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乌尔姆版（都出版于1482年）——收录《新地图》（tabulae novellae）或《现代地图》（tabulae modernae），且与托勒密的古典地图放置在一起[58]。到托勒密的墨卡托版于1578年出版的时候，现代地图已经消失。托勒密现在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历史人物[59]。地图标题中对“现代”一词的使用变得更为常见，与其同时存在的是其他一些商业化的具有吸引力的标题和短语，如“全面的”“新的”“到目前为止所有已知的”。与这些出现在图名中的词汇相伴的是那些意图让购买者确信制图者表现的是真实情况的词汇：“真实的描述”“可靠的”“极为准确的”。这一现代地图类型被有意识的构思以表现当前的地理。在地图框架中描述的信息——受到来源的限制——被假定是最新的。
在16世纪，产生了一个单独的地图类型：描述那些曾经出现过的地点的明确的历史地图。这一地图类型的根源，部分来源于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于古物的兴趣，例如弗拉维奥·比翁多，他们对罗马遗迹的热情促使他们去重建城市以往的地理情况。当罗马在1527年从查理五世（Charles Ⅴ）军队的劫掠中恢复的时候，古代罗马的地图成为安东尼奥·萨拉曼卡（Antonio Salamanca）和安东尼奥·拉弗雷伊售卖的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一，他们是移居到罗马城中印刷区的版画商，并且建立了非常成功的合伙关系[60]。相似地，圣地的历史地图描述了这片土地在《圣经》时代的样子，成为宗教改革中发行最广的地图之一[61]。在16世纪末，历史地图被搜集到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一个单独的被称为“补遗”（Parergon，1579-1606）的部分中[62]。现在，地图或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我们在中世纪世界地图中看到的空间与时间的混合，已经被转化为对旧与新、历史和地理的区分。
地图与被观察的世界中的其来源之间的关系
作为科学的象征的地图
对于托勒密提出的作为一种地图绘制控制点的经线与纬线交叉点的使用，与一名研究者搜集关于世界的观察资料然后将它们与自然法则的框架进行比较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毫不奇怪的是，地图被用作现代科学的一种象征[63]。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意味着对于自然世界知识的追求的话，那么地图学模式建立在对其他事物的观察的累积之上[64]。暗含的就是，与同时代同僚们合作的重要性。对于16世纪的地图学而言，两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塞巴斯蒂亚诺·明斯特和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在《宇宙志》（Cosmography）前言的结尾，当向查理五世致谢的时候，明斯特告诉我们，他依赖于与德意志之外其他国家的观察者的联系，他们基于他们掌握的当地的知识向他提供了准确和最新的信息[65]。奥特柳斯在《寰宇概观》中收录了——第一次——那些他编纂著作时参考过的地图作者的名单[66]。
使用存在很大差异的原始材料进行汇编，尼古劳斯·库萨（Nicolaus Cusanus）将宇宙志学者作为造物主，这一耐人寻味的形象提供了对这一方法的一种展示，这一形象我们发现于他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464年撰写的《概要》（Compendium）中。尼古劳斯为宇宙志学者选择的象征是站在有着五座城门的城市中的一名男子的形象，五座城门代表着五种感官。通过使用这些感官，信使为他带来了关于世界的信息，而他记录信息以获得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完整记录。他试图保持所有的门都是打开的，由此不会错过通过任何特定感官搜集到的信息。当他从信使那里收到所有信息的时候，他“将其编纂进一幅井然有序且按比例测量的地图中以防丢失”[67]，然后关上门，送走信使，转向地图，冥想作为存在于整个世界之前的造物主的上帝，恰如宇宙志学者存在于地图出现之前。尼古劳斯总结道，“因为他是一名宇宙志学者，因此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一个经过仔细措辞的短语，其中传达的情绪在一个世纪之后将使得如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和安德烈·泰韦（André Thevet）等宇宙志学者与教会产生纠纷[68]。尼古劳斯的故事表明了这样一个概念，即通过绘制地图，人们可能第一次看到他们可以影响事件和创造世界，同时他们有着做事情的自由，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上帝规定的所有事物。这段文字更深层的含义就是意识到了世界和对于世界的呈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开放的和封闭的系统
制图学者可以通过系统观察从而创造一种对于世界的呈现，可以控制纸上呈现的标记，而这些标记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存在着关联。制图学者控制着局面，如同我们从与制图学者头脑中正在产生的思想有关的那些少有的片段之一中看到的。在关于围攻阿尔吉耶斯（Algiers）的地图上，保罗·福拉尼（Paolo Forlani）向他的读者谈道：“我尊重标记为A的意大利与西班牙相对峙的桥梁的比例关系，但是为了运用真正的地方地理学的方法将所有它的细节展现在你们眼前，我以你们所看到的（夸张）的尺寸和形态进行了呈现。”[69]
这一对呈现本身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的意识，当然在中世纪并不缺乏。马修·帕里斯曾经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的事实上，即他应当以纸张允许的尺寸按照正确的比例来绘制他的不列颠地图[70]。罗杰·培根理解这样的需求，当他在13世纪的世界地图上用红圆圈表现城市的时候[71]。同时波特兰航海图的绘制者，这种海图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展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主要的连续性之一，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符号系统。那些中世纪所缺失的就是包含一种正式的图例或者图注来清晰地阐释一个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某些信息类别，波特兰航海图有着一个单一的颜色和符号系统，如使用小十字代表岩石，用点代表离岸的浅滩。一个小十字从未表示一个浅滩，但是图中没有图例。这并不是因为绘制一个图例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没有必要。制图学家和地图预期的用户属于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的交流系统，涉及掌握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知识的受众；编码可以兴旺发达，但一个图例是不需要的，因为受众已经知道了编码。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其目标受众较为广泛，那么省略掉图例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1544年由彼得·阿皮亚（Peter Apian）出版的塞巴斯蒂亚诺·冯罗滕汉（Sebastian von Rotenhan）的16世纪20年代末的弗兰科尼亚（Franconia）地图中，制图学家告诉读者一个特定符号代表着一座有着主教职位的城市[72]。封闭的和开放的符号系统，对此的一个现代的比喻，就是现代导游图与航空图之间的差异，前者有着建筑物的模拟图像，预期有着较广泛的国际受众，后者有着难以理解的一组符号，针对的是那些掌握了少数人知道的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受众。
这种开放的和封闭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差异，类似于自然和人工语言之间的可以被察觉的差异。由于自然的图像被认为是对大自然的模拟（一条线代表着一个地平线或者其他种类的边界），一种客观现实，因而它们的权威性也是外在的和类似于神的。人类创造的一种人为的呈现，如一幅有着图例的技术地图，是对这种权威的挑战，并且涉及了制图者的独立性。
地理探险和贸易
在一个日益扩展的世界中，地图绘制者独立性的一部分涉及对地理现象第一手报告的日益增长的依赖。这种对来源于个人经历的观察的依赖，通常位于传统的中世纪书本知识的对立面。中世纪书本知识中被接受的学识，有着个人之外的来源，例如《圣经》、教堂或者古代哲学家[托勒密、维特鲁维厄斯（Vitruvius）、斯特拉博、庞波尼乌斯·梅拉和大量其他人][73]。当然，经验的价值化理论在15世纪和16世纪并不是新的。其实际上是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了解世界的经验方法（然而，在中世纪早期，与他关于自然史的著作的文本权威相比，其重要性要差一些）的重述。但是，这种对基于直接经验对世界进行描述的渴望，通常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完美主义的理想，通过观察本身是无法达到的。因而，罗杰·培根——尽管他在《大著作》中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现象或者至少依赖那些亲自前往过他们所描述区域的旅行者的报告的理论的重要性——极少在他的地理学论著中使用这一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他宁愿考虑学术权威的描述[74]。
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通常与欧洲的殖民和宗教扩张联系起来[75]。地图绘制支持了一种领土的自我授权的意识，这允许宗教和政治领导人以基督教欧洲国家的名义对大面积的海外领土宣布主权。按照布赖恩·哈利的话语，“地图也是政治力量的铭文。远远不是无私欲的科学的单纯产品，它们在它们意图呈现的世界的构建中发挥了作用……地图学的力量同样是一种象征。其被用帝国或者宗教的华丽词汇进行了表达，从而作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创建仪式的一部分”[76]。这种占有仪式随着殖民权力而变化。葡萄牙人依赖描述、测量纬度的抽象方法来宣布对土地的占有。他们的论据就是他们已经提出了用于进行这些工作的技术知识，因而有权利来加以运用从而获得利益[77]。作为支持殖民主张的一种极为明显的证据形式，某些著作中对绘制地图和测量知识缺乏处理是如此的令人费解[78]。
探险地图学史中的一个主要主题就是，与本土地图绘制传统和空间知识的碰撞[79]。实际上，在《地图学史》第三卷至第六卷的规划中，哈利坚持“不应当分卷处理非洲、美洲、北极、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文化的本土地图学。他相信它们只有在与欧洲接触的语境下才能得以令人满意的阐释……哈利相信这也是唯一可以让人满意的在世界视角下展现本土居民和殖民者的差异和联系的方式”[80]。为这些地图学传统设置了单独一卷，我已经为这一决定进行了申辩，归根结底是因为这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对比处理的方式[81]。尽管我们的几位作者在本卷中间接提到了这种相遇，但本书主要反映了欧洲地图文化的发展。
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地理发现在文艺复兴的众多陈述中出现的太多了。按照孔德朗（Condren）的观点，“文艺复兴的概念与发现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保留成为几乎类似于一个口头禅，已经无助于史学编纂的严谨性”[82]。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海（Hay）认为历史学家正在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文艺复兴的地理发现……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都是这一时期新思想的产物。对于托勒密文本的新兴趣可能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影响力要小于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作品”[83]。将发现作为其本身的目的，与这一思想相反，海断言“葡萄牙人探险背后的推动力……退一步说，是混合的；科学地图学，一种对于地理知识的无私的欲望确实存在，但同样确定存在的是服从于一种由政治、宗教和（日益增加的）商业利益主导的行动”[84]。因而，区分托勒密的文本与马可·波罗著作的不同种类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托勒密的文本，回想起来，其主要价值并不在于作为地理信息的来源，即使他的数据在15世纪和16世纪作为典型的地理学家的产品而受到推崇。实际上，托勒密过时的信息对于改革而言提供了一个反向的动力，这也是可能的。托勒密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微妙的，意味着通过一种经纬度的方法对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进行数字化——尽管存在缺陷，对希腊罗马有人居住世界之外的区域进行经过测量的估算。
另一方面，马可·波罗的书籍——甚至使人认为作者有着夸张的倾向——提供了一个关于与东方重建贸易的可能的叙事性描述。马可·波罗的旅行，是由十字军东征（1096—1270年）促使的，后者极大地扩展了众多阶层的地理视野，增加了流动性，并且养育了一种贸易和旅行的文化。
从哥伦布（Columbus）于1492年出发，至麦哲伦（Magellan）的旗舰维多利亚号（Victoria）于1522年返回的30年间，搜集了大量新的地理数据。欧洲人第一次认识到了美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的浩瀚。在世界地图上，不再会带着自命不凡的准确性，将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相混淆，同时美洲不得不被表现为一个单独的整体，除了那些商业头脑依然根植于卡塞（Cathay，译者注：即中国）是美洲大陆的一部分的人之外。但是这一时期地图学的记录相当缺乏，尤其是在15世纪90年代，即使归因于由于保密和销毁而造成的大量散佚。可能有10多幅关键的地图幸存了下来[85]。
地图学的全球化涉及帕里（Parry）在意识到大洋是相互连通时所说的“海洋的发现”。这涉及对关键的探险和贸易航行逐渐进行拼合，其中包括前往东方的航线和意识到美洲是第四大洲[86]。霍伊卡（Hooykaas）在其关于现代科学起源的论文中，强调地理发现的重要性：
当葡萄牙航海家发现赤道地区是可以居住并且有人居住，在赤道以南有着大量陆地，地球上的干燥陆地远比他们被告知的多，印度南部向“印度洋”突出的要比托勒密告诉他们的远得多，同时西非[几内亚湾（Gulf of Guinée）]的形状与古地图上所画差异甚大的时候——所有这些不仅给他们，而且给知识界以极大的震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确信带来发现的航行与新的自然史的开端相符合，而后者不可避免的必然被一种新的哲学（即科学）所追随[87]。
很多欧洲的发现是由位于印度和东南亚的亚热带地区有着巨大利润的香料贸易驱动的，尤其是胡椒粉和丁香[88]。发现了一条前往这些地区的航线，避开了跨越欧亚大陆的路线，后者被一系列处于中间的势力所控制，这在最初鼓舞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竞相绘制他们商业利益地图，后来则主要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异国情调的珠宝、贵金属、以糖为代表的食品，以及类似于棉花和丝绸等材料的贸易网络在文艺复兴时期滋养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的作用最近由贾丁（Jardine）和布鲁顿（Brotton）进行了强调[89]。哈里斯（Harris）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地图学就其运用了一个长距离的网络而言，是一个“大科学”的范式。他使用了“地理知识”的概念来阐释大范围的合作是如何运作的，他通过“地理知识”来意指人工制品以及与知识的特定分支有关联的人之间的空间联系。他给出了四个例子，这四个例子都与地图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等地贸易署（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de las Indias）、西班牙皇家印度事务委员会（Consejo Real y Supremo de las Indias）、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和耶稣会士（Society of Jesus）[90]。
地图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印刷术
欧洲绘制地图的数量从1400—1472年的仅仅数千幅猛增到1600年的数百万幅，印刷术显然是这种迅猛增长的主要技术因素。关于印刷术在文化中的作用，艾文斯（Ivins）在其有影响力的论文中陈述道：“毫不夸张，自从书写发明之后，没有任何其他发明要比可以准确地复制图形更为重要的了。”[91]他提出，由于印刷品在很大程度上被从文物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待，因而与绘画和雕像相比，它们被看成一种二流艺术。这种贬低掩盖了它们传递信息的根本价值。一旦按照这一方式定义，“显然，如果没有印刷品，我们应当只会拥有极少量的我们的现代科学、技术、考古或人类学——因为所有这些迟早都依赖于由可以准确复制的视觉或图像呈现所传递的信息”[92]。作为一个例子，艾文斯引用了普林尼的叙述，即希腊植物学家没有能力传播对植物标本的准确描述。就普林尼而言，后续抄写员手中产生的各种歪曲成为复原最初原本的障碍。因而，他们放弃了图像，而选择用词汇进行描述。由于口语描述无法提供对植物的确切识别，因此这对分类和分类法造成了障碍，而只有发展出一种准确复制的方式才能将这一障碍移除。
艾森斯坦（Eisenstein）对于艾文斯关于可准确复制图像的论断，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评论，其评论尤其受到了地图学史研究者的欢迎，因为其使用印刷地图的例子扩展了所讨论的语境。她对论题进行了如下介绍，“完全相同的图片、地图和图表可以被分散的读者同时看到，这一事实自身就构成了一种交流的革命”[93]。艾森斯坦关于印刷术在积累搜集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观点得到了奥尔森（Olson）的回应，他的关于书写和阅读的意义的通论性著作不同寻常地包含了关于地图的一个章节。按照奥尔森的观点，“从1300年之前保存下来的约600幅地图，并没有表现出朝向一个综合性世界地图的普遍发展过程。产生这种地图首要的绊脚石就是缺乏可靠的复制地图的方法，这一障碍只是随着印刷术和雕版的发明，以及一种允许整合和综合在航海发现中积累的信息的通用的、数学的参照框架的发明才能被克服”[94]。
波特兰航海图再次展示它们构成了一个不同的地图类型。波特兰航海图存在于1300年之前，但是直到16世纪晚期之后才按照海图的形式进行常规印刷，即《航海之镜》（Spieghel der zeevaerdt）。零星的例外就是1485年巴尔托洛梅奥·达利索内蒂（Bartolommeo dalli Sonetti）的《岛屿书》（isolario），少量16世纪早期的荷兰海图，乔瓦尼·安德烈亚·瓦尔瓦索雷（Giovanni Andrea Valvassore）绘制的地中海的海图（1540年），以及一幅基于迪奥戈·奥梅姆（Diogo Homem）所绘海图（1568年）的雕版。主要的世界海图，例如那些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种贸易署存在联系的海图，依然是绘本的形式。奥尔森的论文同样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中国，宋朝印制地图的多个世纪中并没有扫除“朝向一幅综合性世界地图的普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相似障碍。
印刷术的冲击通常已经在“内容传播更为广泛”的论点下进行了描述。同时这应当是部分真实的，但我们不必屈从于容易接受的观点，即印刷术的优点创造了一场立刻发生的变革。出版的概念并不依赖于印刷术；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提到某一文本稿本的某一版本存在数千份副本。但当被看成是信息的传递者的时候，艾文斯和艾森斯坦认为印刷图像的优势更多的在于在制作版本时可以避免受到抄写员错误的影响，而这可以被用于比较研究。当地图的编纂者手头有着很多关于地理数据的标准印刷材料的时候，这种研究必然有所获益。当来源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比例和时代的地图在编纂地图集的后续版本时被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矛盾之处变得更为清晰，并且更难调和具有分歧的各种传统。正如拉图尔（Latour）所指出的，将图像并列放置的能力是非常强有力的：“没有什么比主导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平面更为容易的了；没有什么会被隐藏或令人费解，没有阴影，没有‘双关语’。在政治方面，如同在科学方面，当据说某人精通某一问题或‘主宰’某一主题的时候，你通常应当查找使精通得以实现的平面（一幅地图、一个列表、一项普查、一所画廊的墙壁、一个卡片索引、一份清单），而且你将会找到。”[95]
基于地图制作的超大数量，艾文斯和艾森斯坦可能过于强调了反馈的相对重要性和比较的价值。尽管铜版印刷可以从一个图版上复制基本一致的图像，但是这些图版上的图像时常会受到损坏。地图是被盗印和粗略复制的，同时在地图的内容中不可能追溯一个清晰的“改良”或进步的反馈，当扫视一个印刷地图的图示参考书目，例如那些由雪利（Shirley）或伯登（Burden）编纂的时候，这点是很容易被证实的[96]。在此时，抄本时代存在的逐渐破败的趋势依然存在，直到图像可以被机械地复制为止，这项进步将等待19世纪摄影术的发明。
很容易假设，在发现时代，地图只有通过它们的内容或内容的欠缺才能产生一种冲击。一些人宣称，由于直到1550年之后，地理发现的报告才大量印刷，因为公众对它们没有兴趣[97]。其他人相信，欧洲人被新信息的新颖彻底征服——对新的植物、动物、人和实际上是一整块完整大陆的描述——以至于他们只能逐步地消化吸收。某些人提出，由于印刷地图通常并不表现前沿的新的地理信息，因此地图的印制并没有在16世纪产生重要的结果。16世纪缺乏印制的航海图支持了这一观点，类似于在印制的地图上随机叠加了与底层地理信息或者任何航行功能无关的罗盘恒向线，这意味着航海的传统可能被认为更具有可靠性。人们同样也意识到这类地图的主观性。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知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他们官方航海地图中的相互对立的要求：“我已经警告，你主人的船只将在这里收到一幅小的世界地图或者航海图：对此，我恐怕将要让你的船只进行更多的工作，对情况加以了解之后，我才能绘制……因为这些海岸和岛屿的位置，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每位宇宙志学者和导航员确实是按照他们的目的来放置的。”[98]
然而，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地图的内容，而关注其作为消费品的经济作用的话，那么就产生了一个不同的图景。它们的图形形式和它们的功能对于建立一种世界的整体构想是非常重要的[99]。这种国家和大陆整体布局的构想很可能并不特别准确（一个持续至今的不仅存在于一般民众中，而且也存在于政治领导人中的局限），但是其在更多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一种四海一家的文化。地理学同样在普通教育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时制图学家的装备（测量工具、地球仪和浑天仪）成为学识的象征[100]。
“高级技工”的角色
地图史专家关注于将地图绘制作为由精英推动或者为精英——王子、军事领袖和学者——服务的一种活动，而这种趋势掩盖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即地图学与其他实用艺术或工艺一样，在根本上是一门技术，是由工匠的一个中间阶层执行的。这些工匠——工程师、印刷工、医师、炼金术师、绘图者、领航员、雕版匠和仪器制造匠——的作用与被作为经验哲学的自然史的新形象联系在一起，并且同时与如同霍伊卡所描述的从一个有机世界向一个机械世界的转换联系在一起[101]。
我同意齐尔塞尔（Zilsel）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技术远非只是技术那么简单，其不仅在16世纪驱动了自然哲学的发展，而且驱动了“科学进步思想”的起源。齐尔塞尔将这些工艺学家称为“高级技工”，有能力将他们亲身和实践经验撰写下来，并且用手册的形式进行出版[102]。他同样强调信息传播中行会组织解体的重要性。在行会制度之下，学徒学习一种贸易，但是不需要对其进行改进。资本主义和经济竞争刺激了技术进步。有时，手册的作者清晰地宣称他们通过出版这些手册试图推进他们同行的技术。在16世纪，不识字的工匠大师的数量少得出奇，因为这种情况通常只是作为一件新奇的事情而被提到[103]。
一位科学史学者韦斯特福尔（Westfall）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高级工匠”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着重要作用的观点：
16世纪和17世纪最为发达的科学技术，也就是按照我的观点是第一门真正科学技术的，就是地图学……我想到了赫马·弗里修斯、维勒布罗德·斯内利厄斯（Willebrord Snellius）、菲利佩·德拉海尔（Philippe de La Hire）、让·皮卡尔（Jean Picard）、两位（老）卡西尼[让-多米尼克·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和雅克·卡西尼（Jacques Cassini）]，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性稍低的人。一种科学地图学发展中的所有重要步骤，例如三角测量的方法、通过天体观测确定纬度的方法、通过木星的卫星测量经度的方法，都来自这些人。任何一位以数学技能而闻名的人都很容易在他身上发现一些与地图学有关的琐事。在所有630人[《科学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中所列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名单]中，大约八分之一的人，或多或少与地图学有关。如果我们去除掉医生，他们与地图学的关系太小了，那么这一数字就变成超过五分之一。毫无疑问，我的数据让我确信我们需要从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整个科学和技术问题[104]。
结论
如果我们回到在本章开始部分介绍的罗塞西奥的1610年的那幅普通的阔页地图，那么我们的讨论确信，其中涉及了需要在一卷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史的著作中讨论的许多问题。罗塞西奥的拼贴画清晰地展示——即使他将所处时代的地理知识看成揭示出自古典学者以来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巨大变化——依然存在很多的连续性。其中的核心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系统、风和气候带以及天空的圆周（回归线、黄道、天道和天极）与那些描述了地球上的位置的带之间的联系。其他的变化和连续性已经通过不同的例子进行了说明。
图形形式的地理信息通常比传统模式流行得要慢，文艺复兴地图学中巨大的变化让我们确信了这一点。从不同程度对于世界进行文本描述长期受到学者的钟爱。地图很少展示地理文本，同时那些被包括的地图经常作为一个附属物而不是用来澄清文本的含义。甚至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中的地图在人文主义者中引起的兴趣也比我们设想的要慢很多，如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在讽刺托勒密地图上的经纬网、山脉和河流系统时所说明的[105]。类似于“地图（mappa）”和“地方志（chorographia）”等术语被混乱地用于指称文本或图像。那些记载海上或陆上交通线的旅行指南要比相应的图形版更受欢迎。
那些被使用的图像趋向于极为保守，并且遵从在中世纪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波特兰航海图变化很小，而且局限于地中海，同时城市图景依然是印象主义的，缺乏基于直接观察的信息，尽管存在经常被引用的这一规律的例外情况。学术领域的天体地图和球仪依然按照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中规定的模式编纂，带有坐标（然而，星体位置的数量增加了，尤其是在本卷涵盖时期的末尾，当天文望远镜开始使用的时候）。尽管描述了编绘土地测量地图的方法，同时在16世纪的很多手册中出现了丰富的对于测量工具的描述，但是理论远远领先于实践。托勒密对于使用经纬度绘制新的观测图的理论规劝，在16世纪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为了确定这些坐标所需要获得的很好的数据——尤其是经度——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使用地图来标绘观测内容方面的滞后，如同依然存在的地图的宗教用途。
这并不是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的方法和实践方面没有发生大量的变化。事实上，即地理坐标的抽象理论被接受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一个空中的、从垂直的、人类绝不可能的视角来绘制地图也是如此。确定中心、框架和正方向，这种制图学的几何视角的内在含义，在全世界公众的认知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类似的，历史信息与现代信息的明确分离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且偏好如下思想，即地图空间中表现的事物都应当有着相同的“时态”。这种分离毫无疑问是由古文物应当按照其自身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以及将其绘制在显然是“历史的”地图上的渴望所推动的，同时承认了用尽可能最新的信息来编绘地图的需求。
与此想法相关的是使用地图作为累积关于世界的经验数据的隐喻的概念。一旦地球经纬网的理论被接受，那么如何搜集经纬度位置来填补地理知识中的空隙就变得更为清楚了。绘制数据的这一过程成为新的自然哲学的主要假设的基础，尽管在18世纪将要花费更为系统的努力来搜集数据以完成一幅更为连贯的世界图景。这一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与商业利益、殖民地扩张和改变宗教信仰的需求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地理知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关键。
与这种新的绘制数据的方法相一致的，就是产生了一种呈现其自身及其与世界存在何种关系的意识，或者意识到世界的呈现与世界自身是两回事。这导致了更依赖于或更多考虑在地图学呈现中使用人工符号。这并没有说明一个成熟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的创建——这不得不等到19世纪初——但是呈现的复杂性需要发明地图图例和图注，以及地图绘制者与地图使用者之间的一种契约。随着可以使用的专业化地图种类的增加，开放和封闭的呈现系统也变得清晰，主要依赖于潜在的读者可能掌握的技术。
地图的读者人数在地图印刷的快速发展以及商业地图贸易的快速发展的影响下不可避免的拓展，其中商业地图贸易越来越摆脱了精英人士的赞助而独立。尽管印刷的新方式在回馈和质量控制方面当然发挥了更大作用，但是与之前一个世纪相比，到1600年，地图流通数量的急剧增长，其影响也不能被低估，这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中等阶层的，甚至针对较为廉价的地图类型的地图市场的扩展，传统上，工人阶级并不是地图学史研究中的对象；较多的注意力放置在地图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宫廷精英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现在日益清楚的是，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这一时期地图是如何被使用的话，那么新的研究需要聚焦于这些日常使用的所有可能的方面。此外，当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绘制者时，我们的注意力有时必须从众所周知的地图的伟大经典（grand canon）转移到那些类似于朱塞佩·罗塞西奥的“高级工匠”绘制的地图上，对此本卷涉及很多例子。
[1] 本章中用缩写“Plantejaments”来表示：David Woodward，Catherine Delano-Smith，and Cordell D.K.Yee，Plantejament si objectius d’una història universal de la cartografia=Approaches and Challenges in a Worldwide History of Cartography（Barcelona：Institut Cartogràfic de Catalunya，2001）。
[2] Rodney W.Shirley，The Mapping of the World：Early Printed World Maps，1472-1700，4th ed.（Riverside，Conn.：Early World Press，2001），287（No.268）.
[3] 马泰奥·帕尔米耶里的原文出自Libro della vita civile（Florence：Heirs of Filippo Giunta，1529）。
[4] Wallace Klippert 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8-14.关于弗拉维奥·比翁多以及术语“中世纪（Middle Ages）”的第一次使用，见Roberto Weiss，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2d ed.（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66；Denys Hay，“Flavio Biondo and the Middle Ag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5（1959）：97-128，esp.116-17；和Angelo Mazzocco，“Decline and Rebirth in Bruni and Biondo”，in Umanesimo a Roma nel Quattrocento，ed.Paolo Brezzi and Maristella de Panizza Lorch（Rome and New York：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and Barnard College，1984），249-66。
[5] 这一争论已经在Ferguson，Renaissance中，以及后来在由华莱士·克利佩特·弗格森（Wallace Klippert Ferguson）主编的论文集The Renaissance：Six Essay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2）中进行了很好的展示。这些论文涵盖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科学、宗教、文学和艺术方面。
[6] 参见William J.Bouwsma自己对在注释8中提到的对美国历史评论座谈会（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orum）的评价，参见其“Eclipse of the Renaissan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1998）：115-17。
[7] William J.Bouwsma，“The Renaissance and the Drama of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4（1979）：1-15，esp.7.
[8] 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trans.S.G.C.Middlemore，intro.Peter Gay（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2）.盖伊（Gay）介绍此版本时说：“经济史学家最近提出了更多反对意见，即伯克哈特对于经济实体和普通人的生活关注太少了。确实如此：自伯克哈特的时代以来，历史研究的范畴已经极大的扩展——向历史学家开放的领域，其扩展是一个永远不会中止的过程，这方面伯克哈特自己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xix）
[9] 对于这一问题有价值的评论，参见Paula Findlen，“Possessing the Past：The Material World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1998）：83-114。这篇论文是“坚持文艺复兴（The Persistence of the Renaissance）”讨论小组系列成果的一部分，这一讨论小组在20世纪末召开会议讨论文艺复兴研究的现状。讨论小组在1978年鲍斯玛（Bouwsma）的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发言的20年后召开会议，讨论从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巨大转折点这一思想中还能抢救出什么。
[10] 我支持Elizabeth L.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72中务实的观点：“与‘文艺复兴’这一术语应当被抛弃的观点不同，我反对这种观点是因其是不受欢迎的和毫无意义的……撰写一篇对使用‘文艺复兴’这一术语进行质疑的论文，只是让可质疑术语下的参考书目膨胀而已。”类似地，盖伊在Burckhardt，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中直截了当地谈道：“确实有文艺复兴，它最好的名字就是‘文艺复兴’，并且它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xix）
[11] Jacob Burckhardt，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Basel：Schweighauser，1860）.伯克哈特提到彼特拉克（Petrarch）的地理贡献是绘制了第一幅意大利地图，但是没有提及与15世纪后期地理发现有关的地图学。之前的聚焦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和地图学的通论性著作和论文集包括：NumaBroc，La géographie de la Renaissance（1420-1620）（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80）；David Buisseret，The Mapmaker’s Quest：Depicting New Worlds in Renaissance Europ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Robert W.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Maps：Bio-Bibliographies of the Cartographers of Abraham Ortelius，1570（Chicago：For the Newberry Library by Speculum Orbis Press，1993）；Frank Lestringant，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trans.David Fauset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Monique Pelletier，ed.，Géographie du monde au Moyen Âge et a la Renaissance （Paris：Éditions du C.T.H.S.，1989）；以及 W.G.L.Randles，Geography，Cartography and Nautical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iscoveries （Aldershot：Ashgate，2000）。
[12] George Sarton，“The Quest for Truth：Scientific Progress during the Renaissance”，in The Renaissance：Six Essays，ed.Wallace Klippert Fergu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2），55-76，esp.58.萨顿将“对大地的发现”列在文艺复兴科技史的12幅小插图之首，但是他没有提到地图学。
[13] David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C 1：286-370，esp.287.
[14] 参见David Woodward，“‘Theory’an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in Plantejaments，31-48，esp.35，n.11中的列表。
[15] F.E.Romer，Pomponius Mela’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20-21.
[16] 对地方志与地理景观的绘画、地形景观以及小区域的地图绘制之间的历史渊源的精彩和范围广泛的哲学讨论，参见Edward S.Casey，Representing Place：Landscape Painting and Map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154-170。
[17] Daniel K.Connolly，“Imagined Pilgrimage in the Itinerary Maps of Matthew Paris”，Art Bulletin 81（1999）：598-622.
[18] P.D.A.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 in Medieval Europe”，in HC 1：464-501，esp.495.
[19] Patrick Gautier Dalché，“D’une technique à une culture：Carte nautique et portulan au Ⅻe et au ⅩⅢe siècle”，in L’uomo e il mare nella civiltà occidentale：Da Ulisse a Cristoforo Colombo （Genoa：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1992），283-312.
[20] 参见本卷第三十章，尤其是原文第749—750页。
[21] 参见本卷的第七章和Patrick Gautier Dalché，Carte marine et portulan au Ⅻe siècle：LeLiber de Existencia riveriarum et forma maris nostri mediterranei（Pise，circa 1200）（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1995）。
[22] Tony Campbell，“Portolan Charts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o 1500”，in HC 1：371-463.
[23] Denis Wood，“Now and Then：Comparisons of Ordinary Americans’Symbol Conventions with Those of Past Cartographers”，Prologue：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9（1977）：151-61.这种渐近的观点得到了P.D.A.Harvey的支持，参见他的The 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Symbols，Pictures and Survey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0）。
[24] Lucia Nuti，“The Mapped Views by Georg Hoefnagel：The Merchant’s Eye，the Humanist’s Eye”，Word and Image 4（1988）：545-70.
[25] 参见F.M.L.Thompson，Chartered Surveyors：The Growth of a Professi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8），33-34；Derek J.de Solla Price，“Medieval Land Surveying and Topographical Maps”，Geographical Journal 121（1955）：1-10；H.C.Darby，“The Agrarian Contribution to Surveying in England”，Geographical Journal 82（1933）：529-535；P.Pansier，“Le traité de l’arpentage de Bertrand Boysset”，Annales d’Avignon et du Comtat Venaissan 12（1926）：5-36；Patrick Gautier Dalché，“Bertrand Boysset et la science”，in Église et culture en France méridionale（Ⅻe-ⅩⅣe siècle）（Toulouse：Privat，2000），261-85；and Bartolo da Sassoferrato，La Tiberiade di Bartole da Sasferrato del modo di dividere l’Alluuioni，l’Isole，& gl’aluei（Rome：G.Gigliotto，1587）。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罗马平面图，尽管使用了一种极坐标系统来从一个中心点绘制距离和绘制建筑（按照相同的方式，测绘员可以划出一条横贯线），但体现出的与《地理学指南》地图中提出的直角坐标系的几何学关系则极少。实际上，阿尔贝蒂对《地理学指南》的兴趣更多地体现在将其作为一种讽刺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来源，因为他主要是在《对苍蝇的赞美》（Praise of the Fly）一书他的讽刺中提到了这一文献，其中他说到，苍蝇翅膀上美丽的图案可能启发了托勒密的地图。参见Anthony Grafton，Leon Battista Alberti：Master Builder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New York：Hill and Wang，2000），244。更为可能的是，阿尔贝蒂依赖的是土地测量员的方法而不是托勒密的原则。
[26] Renzo Dubbini，Geography of the Gaze：Urban and Rural Vis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trans.Lydia G.Cochran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39.
[27] Marica Milanesi，“La rinascita della geografia dell’Europa，1350-1480”，in Europa e Mediterraneo tra medioevo e prima eta moderna：L’osservatorio italiano，ed.Sergio Gensini（Pisa：Pacini，1992），35-59.
[28] Richard Helgerson，“The Land Speaks：Cartography，Chorography，and Subvers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Representations 16（1986）：50-85.
[29] Robert W.Karrow，“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Cartographic Revolution”（Ph.D.diss.，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240.
[30] 参见本卷第十一章。
[31] Tony Campbell，The Earliest Printed Maps，1472-1500（London：British Library，1987），232-33（table 2）.
[32] Karrow，“Intellectual Foundations”，241-42 and fig.6.2.
[33] 参见本卷第三十二章。
[34] 参见本卷原文第775—779页。
[35] Karrow，“Intellectual Foundations”，8-9.
[36] 详细描述参见后续各章。
[37]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trans.Steven Rendal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120.
[38] 参见本卷第十二—十八章。
[39] Walter J.Ong，“System，Space，and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Symbolism”，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18（1956）：222-39，esp.229-30 and 238.
[40] 这一类比在我们的三篇论文中进行了探索，参见Plantejaments，“‘Theory’and The History，”31-48；“Starting with the Map：The Rosselli Map of the World，ca.1508”，71-90；和“The Image of the Map in the Renaissance”，133-52。
[41] David Woodward with Herbert M.Howe，“Roger Bacon on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in Roger Bacon and the Sciences：Commemorative Essays，ed.Jeremiah Hackett（Leiden：E.J.Brill，1997），199-222.
[42] Woodward，“Starting with the Map”，71-90.
[43] 参见本卷原文第371页。
[44] David Woodward，“Il ritratto della terra”，in Nel segno di Masaccio：L’invenzione della prospettiva，ed.Filippo Camerota，exhibition catalog（Florence：Giunti，Firenze Musei，2001），258-61.
[45] J.Lennart Berggren and Alexander Jones，Ptolemy’s Geography：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30，62-63，and 70-74，esp.72.
[46] Samuel Y.Edgerton，“Florentine Interest in Ptolemaic Cartography as Background for Renaissance Painting，Architecture，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33（1974）：274-92.
[47] Woodward，“Il ritrattodella terra”.
[48] George Molland，“Science and Mathematic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Descartes”，in The Renaissanc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Rationalism，ed.G.H.R.Parkinson（London：Routledge，1993），104-39，esp.115.
[49] 参见本卷第六章。
[50] 另外一种解释是由凯西（Casey）提出的，他认为（在Representing Place，172中）地图的正方向之所以为北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主磁极”。但是“主磁极”这一让人莫名其妙的观点可能来源于习俗，因此并不是原因。指南针与地球磁场相一致；它们并不“指向”任何极点。
[51] 用来表达“从正上方观察”的术语包括平面图（plan）、俯视图（plan view）、几何平面图（geometric plan）、平面图（ichnographic plan）和垂直平面图（orthogonal plan）。表达“从侧面观察”的术语包括正立面、侧面或全景（是一种长的侧面图，甚至达到了360°）。“从上述两者之间”依赖于从一个较高的还是一个较低的视角：或是高倾斜视角或低倾斜视角。术语平面图（plan）、侧面图、图景和倾斜图使用的更普遍。当遇到如何按照比例尺表现地表元素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平面图（Plans）是按照一个固定比例尺绘制的，或者至少按照一个投影允许的固定比例尺绘制的。侧面图（Profiles）同样有着一个一致的比例尺，如果其中的信息与观察者之间有着一个固定距离的话。倾斜视角（Oblique views）可能是等角（isometric）或透视（perspective）的。在透视视角中，景观中较近事物的比例比远端的要大。在等角图景中，景观中从前至后各要素的比例与从一侧到另一侧的各要素的比例是一样的。因而要避免含糊的术语“鸟瞰”或者“透视的视角”。当处理景观中不同的要素时，又出现了额外的复杂性，如道路网、建筑物或者其他地理景观的要素（例如树木、山丘）。每个要素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用不同的比例进行呈现。因而，可能一个道路网用平面表示，同时街道上的建筑则以侧面或倾斜的视角表示。
[52] 参见本卷第二十七章。
[53] Juergen Schulz，“Jacopo de’Barbari’s View of Venice：Map Making，City Views，and Moralized Geography before the Year 1500”，Art Bulletin 60（1978）：425-74，以及Francesco Guerra et al.，“Informatica e ‘infografica’per lo studio della veduta prospettica di Venezia”，in A volo d’uccello：Jacopo de’Barbari e le rappresentazioni di città nell’Europa del Rinascimento，ed.Giandomenico Romanelli，Susanna Biadene，and Camillo Tonini，exhibition catalog（Venice：ArsenaleEditrice，1999），93-100。
[54] Lucia Nuti，“The Perspective Pl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Invention of a Representational Language”，Art Bulletin 76（1994）：105-28.Nuti讨论了16世纪平面测量地图上偏好使用的倾斜视角，因为它们是“栩栩如生的”（“ad vivum”），并且最终平面图与重叠在其上的建筑和山脉的倾斜视角图像融合在一起。
[55] Eduard Imhof，Cartographic Relief Presentation，ed.Harry Steward（Berlin：De Gruyter，1982）.
[56] Woodward，“Image of the Map”，142.
[57] Evelyn 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How Medieval Mapmakers Viewed Their World （London：British Library，1997），以及 Alessandro Scafi，Mapping Paradise：A History of Heaven on Ear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84-124。
[58] 贝林吉耶里中的“新”地图是法兰西、意大利、巴勒斯坦（Palestine）和西班牙的地图。乌尔姆版托勒密的“现代”地图中增加了一幅北欧地图。参见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24-25。
[59] Claudius Ptolemy，Tabulae geographicae：Cl.Ptolemei admentem autoris restitutae et emendate，ed.Gerardus Mercator（Cologne：G.Kempen，1578）.
[60] David Woodward，Maps as Print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Makers，Distributors & Consumers （London：British Library，1996），41-44；也可以参见原文第775—777页。
[61] Catherine Delano-Smith and Elizabeth Morley Ingram，Maps in Bibles，1500-1600：An Illustrated Catalogue（Geneva：LibrairieDroz，1991）.
[62] Jeremy Black，Maps and History：Constructing Images of the Pas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以及 Walter A.Goffart，Historical Atlases：The First Three Hundred Years，1570-187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63] Stephen Edelston Toulmin，Knowing and Acting：An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 （New York：Macmillan，1976），以及 David Turnbull，Maps Are Territories，Science Is an Atlas：A Portfolio of Exhibits （Geelong，Australia：Deakin University Press，1989）。
[64] Edgar Zilsel，“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1945）：325-49，esp.326.齐尔塞尔（Zilsel）解释，渐进思想明确地来源于这样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通过一代代的探险家建立的贡献，或者修正了他们前辈的发现，从而一步步的产生的”。齐尔塞尔使用了“探险者”的比喻，但当然这确实是绘制地理探险地图的方式。
[65] Sebastian Münster，Cosmographiae universalis（Basel：Henri Petri，1559），praefatio.
[66] Zilsel，in“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344-45，将奥特柳斯的作者名单看成是“第一部涵盖广泛的现代科技文献的参考书目……其还表现了科学合作的现代思想”。也可以参见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67] Nicolaus Cusanus，Compendium，ed.Bruno Decker and Karl Bormann，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vol.11/3（Hamburg：Felix Meiner，1964），17-20.
[68] Cusanus，Compendium，17-20，以及 Lestringant，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5-6。
[69] David Woodward，The Maps and Prints of Paolo Forlani：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Chicago：Newberry Library，1990），26（map 38）.
[70] 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496.
[71] Roger Bacon，The Opus Majus of Roger Bacon，3 vols.，ed.Henry Bridges（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00），1：300.
[72] Eila M.J.Campbell，“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Sheet，1533-1822”，in Proceedings，Eighth General Assembly and 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1952），426-30，以及 Catherine Delano-Smith，“Cartographic Signs on European Maps and Their Explanation before 1700”，Imago Mundi 37（1985）：9-29。
[73] Anthony Grafton，New Worlds，Ancient Texts：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74] Bacon，The Opus Majus，295.
[75] J.H.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Cleveland：World，1963）.
[76] J.B.Harley，Maps and the Columbian Encounter：An Interpretive Guide to the Travelling Exhibition（Milwaukee：Golda Meir Library，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90），2.
[77] Patricia Seed，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in Europe’s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1492-16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115.
[78] 例如，James M.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3），对于地图学的证据视而不见，尽管其封面展示了一幅有吸引力的地图，而且他的方法显然是地理学的。
[79] 尤其应当参见Walter Mignolo，“Putting the Americas on the Map（Geograph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Space）”，Colonial Latin American Review 1（1992）：25-63；J.B.Harley，“Rereading the Maps of the Columbian Encounter”，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1992）：522-36；idem，“New England Cartography and the Native Americans”，in American Beginnings：Exploration，Culture，and Cartography in the Land of Norumbega，ed.Emerson W.Baker et al.（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4），287-313；以及 David Turnbull，“Local Knowledge and Comparative Scientific Traditions”，Knowledge and Policy 6，No.3-4（1993-94）：29-54。
[80] David Woodward，“Preface”，in HC 2.3：xix-xxi，esp.xix.
[81] David Woodward，“The ‘Two Cultures’of Map History—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Traditions：A Plea for Reintegration”，in Plantejaments，49-67，esp.51-53.
[82] Conal Condren，“The Renaissance as Metaphor：Some Significant Aspects of the Obvious”，Parergon，n.s.7（1989）：91-105，esp.101.
[83] Denys Hay，“Introduction”，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The Renaissance，1493-1520，ed.George Reuben Pot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1-19，esp.2.注意Potter的著作对于“文艺复兴”时间的定义。
[84] Hay，“Introduction”，2-3.
[85] 后续某些章中对它们进行了全面分析。
[86] J.H.Parry，The Discovery of the Sea（New York：Dial Press，1974），xii.
[87] Reijer Hooykaas，“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When and Wh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987）：453-73，esp.459，470.
[88] 一个有用的归纳，参见Harry A.Miskimin，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1460-16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123-54。
[89] Lisa Jardine，Worldly Goods：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New York：Doubleday，1996），以及Jerry Brotton，Trading Territories：Mapping the Early Modern World （London：Reaktion，1997）。
[90] Steven J.Harris，“Long-Distance Corporations，Big Sciences，and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Configurations 6（1998）：269-304，esp.279.
[91] William Mills Ivins，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3），3.
[92] Ivins，Prints，3.
[93] Eisenstein，Printing Press，53.
[94] David R.Olson，The World on Paper：The Conceptual and Cognitive Implication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205.
[95] Bruno Latour，“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Knowledge and Society：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6（1986）：1-40，esp.21.
[96]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以及 Philip D.Burden，The Mapping of North America：A List of Printed Maps，1511-1670（Rickmansworth，Eng.：Raleigh，1996）。
[97] 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The Coming of the Book：The Impact of Printing，1450-1800，trans.David Gerard（London：New Left，1976），278-82.
[98] Richard Hakluyt，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ouerie of America，and the Ilands Adiacent vnto the Same...（London：T.Woodcocke，1582），B4v and C3.
[99] Chandra Mukerji，From Graven Images：Patterns of Modern Mater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97-98.
[100] Lesley B.Cormack，Charting an Empire：Geography at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1580-162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101] Hooykaas，“Rise of Modern Science”，esp.471.
[102] Zilsel，“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326 and 332.也可以参见Molland对Zilsel的评价，“Science and Mathematics”，104-39。
[103] Zilsel，“Concept of Scientific Progress”，331-32，and n.12.
[104] Richard S.Westfall，“Charting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in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ed.Kostas Gavroglu，Jean Christianidis，and Efthymios Nicolaidis（Dordrecht：Kluwer，1994），1-14，esp.12-13.
[105] 参见Grafton，Leon Battista Alberti，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