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在《地图学史》系列从书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按照时间顺序，第三卷从第一卷结束的部分开始，也就是从中世纪开始叙述欧洲—地中海地区地图制作的传统。与之前各卷不同，本卷的重点在于确定地图的广泛影响力和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不是聚焦于地图的绘制。作者的数量已经从平均每卷10位增加到了64位。这一卷同样也是本系列丛书中按照地图学文化的地理格局来编排的最后一卷；根据计划，剩余各卷将是按照字母顺序组织的多层级的百科全书。

本卷篇幅巨大，主要探讨了意大利城邦（Italian States）、葡萄牙（Portugal）、西班牙（Spain）、日耳曼诸国（Germanic States）、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法兰西（France）、不列颠诸岛（British Isle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东中欧（East-Central Europe）和俄罗斯（Russia）的欧洲地图学传统。基于这一领域研究者的背景和兴趣，以及大量的既有文献，这种按照地理区域进行编排的方式是一种务实的决定。在为这些章节挑选33位作者的时候，我们最大程度地遵照了邀请那些居住在这些国家和充分熟悉各自语言文献的作者的准则。这一决定也证明了由此导致本卷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方面，即通过翻译导致了另外一种对解释和含义的过滤。然而，经过权衡，我们希望读者将会领略到书中各种语言文献的宝藏，而不仅仅局限于英文文献。

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障碍；处理主题的方式与英美（Anglo-America）的习惯存在很大差异，并且经常开始于一些与问题的复杂性和论点有关的有策略性的对话。最初说服我们作者认识到下述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一问题就是：地图学史并不是一部特定地区如何被绘制了地图的历史，而是对各种地图绘制文化如何在不同地理中心产生的一项研究；尽管毫不奇怪的就是，区域通常由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绘制。这一强调导致了对某些人物处理上的重复，例如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和约翰尼斯·洪特（Johannes Honter）以及那些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被放逐到其他国家的葡萄牙制图学家。

随着我们对本卷规划的浮现，很明显这一基于地理区域的组织方式难以陈述一部完整的故事，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边界极端的流动性，尤其是当分享（和盗版）制图信息的时候。因而我们在本书前半部分的三大部分中计划了一系列涉及跨国主题的论文：地图和文艺复兴的文化（其中包括宇宙志和天体测绘；航海图的绘制；地图绘制的视觉、数学和文本模式；以及文献和地图）；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以及地图和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国家管理中的使用。这些大的部分，由28篇论文构成，描述了地图通过成为一种工具和视觉符号而获得的文化、社会和知识影响力。其中大部分论文是由那些通常不被认为是研究关注地图本身的地图学史的研究者撰写的，但他们的兴趣和工作与地图的史学研究存在密切的交叉。他们中包括顶尖的艺术史学家、科技史学家、社会和政治史学家。他们的目的是描述地图成为构造和理解世界的核心方法的诸多层面，以及描述地图如何为清晰地表达对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理解提供了方法。

专题论文提出了地图学史中的很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为今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的研究提供了议程，并且深入评估了地图学作为组织社会、政治和文化空间的方式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论文旨在激发思想，而不是进行事无巨细的研究，旨在反映过去20年地图研究中一些已经被采用的多层面的方法。它们展示了地图的权威性如何成为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看待和想象世界的地理布局、秩序和本质的方式的重要因素，其中“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被呈现的外部对象，而且是内在的人类愿望可以被进行展现的舞台。这些诠释性的论文凸显了地图可以被作为艺术品、历史证据的某种形式，以及被作为一种文本进行研究和理解的多个层面，同时它们展示了自中世纪以来的延续和变化。但是，地图的制作也是不能被忘记的：其他各章提供了关于地图如何被勘测、草绘、刻印、着色和印刷的基本的历史和书目信息，所有这些过程都影响了地图的内容。

我们不需要处理在本书第二卷中遇到的用罗马字书写（romanization）或音译的复杂问题，但是如同之前各卷那样，我们使用了美国国家地名委员会（U.S.Board on Geographic Names）来音译俄文。本卷庞大的字数以及诠释性论文与研究各国传统的各章之间的重叠也使得保持一致性成为持续不断的挑战。本卷之后所附的总索引对于查找全卷不同背景下所讨论的人名、地名、地图和主题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已经对人名的拼写制定了标准；总索引中也列出了主要人物名字的不同拼写方式，以及他们的生卒年或者活跃期。我们看到的著作、稿本和地图的名称在它们出现的时候进行了转写，此外只是在原文中存在明显错误的地方加上了“[sic]（原文如此）”，然而，依然有上百余项内容我们无法一一逐字核对。我们没有考虑原文中不同的字体、字形和大写。一个特定的结果就是从大写字体转写的时候，用“v”代替了“u”。通常，结果可能看起来有些怪异。但是，其本身对于读者而言也是一个线索，即在那些情况下，我们没有使用任何“规则化”的规则。我们必须说明，这些务实的做法并不被参与本书撰写的所有学者和作者所遵从和赞同；不一致是必然存在的。

第三卷范围的扩展，以及作者数量的大量增加，已经极大地加重了《地图学史》项目组成员的负担，使得监控和强制截止时间变得更为困难，并且延误了完成的时间。论文构思和撰写的时间从数月至将近20年。我们对那些第一卷出版之后不久在1987年受到委托的作者们的耐心表示诚挚的谢意。当项目组成员将他们的精力投入第二卷的三部著作中的时候，他们经常克服极为困难的个人情况，与我们一起坚持。第二卷的三部著作涵盖了伊斯兰和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地图制作传统。

在感谢64位为第三卷各章的撰写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的同时，我同样也要代表项目组成员发言，感谢当项目进行时，作者们在工作的各个阶段接受编辑的干预时所表现的宽容大度。只有作者们才知道编辑工作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两位匿名审读者的要求所导致的扩展、重写和修订的程度。我希望他们现在可以分享最终结果带来的荣耀。

或者是在本书规划的早期阶段，或者是在当文稿以草稿的形式完成的时候，很多学者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们包括参加了在2000年4月召开的会议的编务顾问们，在书的前面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在早期阶段，我们很幸运地吸引了两位历史学家，维多利亚·莫尔斯（Victoria Morse）和丹尼尔·布朗斯坦（Daniel Brownstein），两者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布朗斯坦博士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人文主义、现代早期的知识史以及医药史有着广泛的兴趣。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呈现”理论的兴趣自然而然地也被应用于地图。莫尔斯博士受到训练成为一名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对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的知识和宗教世界以及艺术史和书籍史感兴趣。她为中世纪—文艺复兴转型的研究带入了相关的卓越技巧。这两位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审查和修订第三卷的大纲，主要专注于那些介绍文艺复兴时期和各国地图学传统的论文。除贡献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们还都负责论文的编辑和作者的招募工作。

于德·莱默尔（Jude Leimer）为第三卷做出了大量贡献，她自1982年之后就一直担任总编辑，并且为这一项目提供了编辑上和管理上如此严格的一致性。她不仅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及作者、顾问和翻译人员联系，而且还掌管着这项工作的日常运作；而且，带着极大的智慧、坚毅和个人的友善，她同样直接监管着负责编辑校对的一支研究生助理队伍。大学的主要事务是教学，但不是所有教学都是由教授在课堂中进行的。我们研究生助理已经逐渐受到了首屈一指的目录学和图书馆工作方面的训练。基于对本卷内容的丰富经验，于德做出了对本卷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数千个日常决定。

任何体验过在大型公立大学管理一所小型办公室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人士，都将会意识到贝特·弗罗因德利希（Beth Freundlich）的贡献是如此至关重要。贝特在1996年9月就开始参与本项目，并且极为专业地管理着我们的金融、账目、预算、外联和办公室。在2000年之后的不同时期，罗塞·巴尔（Rose Barr）、扬·曼泽（Jan Manser）、特蕾西塔·雷德（Teresita Reed）和保罗·蒂尔尼（Paul Tierney）先后担任过她的助手。

在一部这种规模的著作中，插图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达娜·赖布格尔（Dana Freiburger），之前是克里斯滕·奥弗贝克·拉伊塞（Kristen Over-beck Laise）和卡伦·比亚努奇·伯尼克（Karen Bianucci Bonick），通过现在所有可以使用的联络方式，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努力爬梳，直至全球最为偏远的角落。归因于他们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质量最高的图片，并且获得了复制它们的许可。线图和参考图是由麦迪逊（Madison）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地理系（Department of Geography）制图学实验室（Cartographic Laboratory）极为专业地绘制的，这一机构是由其主任奥诺·布劳沃（Onno Brouwer）领导的，此外还有他的由毕业生和研究生助理构成的工作团队：马里卡·布劳沃（Marika Brouwer）、凯特琳·多兰（Caitlin Doran）、希瑟·弗朗西斯科（Heather Francisco）和理查德·沃辛顿（Richard Worthington）。制图学实验室还以贡献他们工作人员的时间和计算机设备的形式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支持。

除了在帮助定义地图学史的范畴和方法时发挥作用之外，《地图学史》同样还意图为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一份基本的参考著作。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对参考书目的准确性给予了持续不断的关注。为本卷做出贡献的研究生助理是杰夫·贝尔纳德（Jeff Bernard）、金伯利·库尔特（Kimberly Coulter）、布赖恩·科维（Brian Covey）、马戈·克莱因菲尔德（Margo Kleinfeld）、贾森·马丁（Jason Martin）、珍妮弗·马丁（Jennifer Martin）、布伦达·帕克（Brenda Parker）、莉萨·塞韦尔（Lisa Saywell）、本·希斯利（Ben Sheesley）、彼得·索尔谢姆（Peter Thorsheim）和杰德·伍德沃思（Jed Woodworth）。他们得到了我们学校优秀的图书馆设施和由朱迪·图伊（Judy Tuohy）领导的纪念图书馆（Memorial Library）外借部高效率的馆际互借的帮助。本卷专业的翻译是由芭芭拉·马什门特（Barbara Marshment）（荷兰语）、埃德·达尔（Ed Dahl）、金伯利·J.克鲁斯（Kimberly J.Krouth）和玛利亚·斯洛克姆（Maria Slocum）（法语）、杰雷米·J.斯科特（Jeremy J.Scott）（法语和意大利语）、基特·巴滕（Kit Batten）（德语）、玛丽·佩德利（Mary Pedley）（拉丁语）以及利亚姆·布鲁克伊（Liam Brockey）和玛尔塔·怀特（Martha White）（葡萄牙语）完成的。其他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文书、计算机和图书馆方面的帮助，则是由克里斯蒂安·布伦斯特伦（Christian Brannstrom）、查尔斯·迪安（Charles Dean）、凯特琳·多兰、保罗·杰米拉（Paul Dziemiela）、达娜·赖布格尔、费尔南多·冈萨雷斯（Fernando González）、安妮·延克（Anne Jahnke）、亚涅·罗塞茨基（Jane Rosecky）和德鲁·罗斯（Drew Ross）提供的。这一丛书中高标准的索引是由玛吉·托尔里（Margie Towery）编纂的。

如果没有在本书前面“资金支持”那几页所列的众多基金会、基金资助机构、组织和个人的资金支持的话，这一需要大量资金的工作是根本无法完成的。“资金支持”中感谢了所有2006年1月本卷付印之前给予我们的慷慨馈赠。我们依然特别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对《地图学史》的信任和支持。在私营机构方面，我们感谢萨卢斯·蒙迪基金会（Salus Mundi Foundation）和格拉迪丝·克里布尔·德尔玛基金会（Gladys Krieble Delmas Foundation）的支持。

在那些对《地图学史》给予捐赠的个人之中，我尤其感谢赞助者和创办者的慷慨，他们是：W.格雷厄姆·阿拉德三世（W.Graham Arader Ⅲ）；理查德·B.阿克维（Richard B.Arkway）；罗杰（Roger）和朱利·巴斯克（Julie Baskes）；兰德（Rand）和帕特里夏·伯尼特（Patricia Burnette）；小A.理查德·迪博尔德（A.Richard Diebold，Jr.）；约瑟夫·H.（Joseph H.）和莫妮卡·G.菲茨杰拉德（Monica G.Fitzgerald）；威廉·B.金斯贝格（William B.Ginsberg）；沃伦·埃克洛特（Warren Heckrotte）；罗伯特·A.海伊巴格（Robert A.Highbarger）；阿瑟（Arthur）和雅内·霍尔茨海姆（Janet Holzheimer）；阿瑟·L.凯利（Arthur L.Kelly）；诺曼·B.利文撒尔（Norman B.Leventhal）；贝尔纳德·利斯克（Bernard Lisker）；杜安·马布尔（Duane Marble）；道格拉斯·W.马歇尔（Douglas W.Marshall）；格伦·麦克劳夫林（Glen McLaughlin）；托马斯·麦卡洛克（Thomas McCulloch）；肯（Ken）和乔西·内本察（Jossy Nebenzahl）；埃尔汗·奥内尔（Erhan Oner）；乔治·帕克（George Parker）；布赖恩·D.昆廷斯（Brian D.Quintenz）；杰克·L.林格（Jack L.Ringer）；小鲁迪·L.拉格尔斯（Rudy L.Ruggles，Jr.）；戴维·拉姆齐（David Rumsey）；罗德尼·W.雪利（Rodney W.Shirley）；威廉·S.斯温福德（William S.Swinford）；克拉克·L.塔伯（Clark L.Taber）；约翰·泰勒（John Taylor）；阿尔伯特·R.沃格勒（Albert R.Vogeler）以及其他那些匿名人士。我还要感谢艺术和扬·霍尔茨海姆基金会（Art and Jan Holzheimer），他们在2001年之后，每年支持一笔为期两个月的奖学金，用来资助优秀的研究者参与本项目，以及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文研究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的学者一起工作，并可以利用我们图书馆的优秀资源。我还要感谢人文研究所以及当时的主任保罗·博耶尔（Paul Boyer），因为一个高级成员的身份使得我能在一个学术性的和支持性的环境下集中从事本项目的工作。2000年4月，人文研究所主办了一次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的具有启发性的会议，即第二十四届伯迪克—瓦里研讨会。文理学院（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的地理系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院（Graduate School）对本项目长期的、制度性的和资金的支持也应当得到感谢。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一些工作人员。副主管佩妮洛普·凯瑟琳（Penelope Kaiserlian），在她前往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之前，一直是本项目最伟大的朋友和最值得信任的顾问之一。我们非常高兴能从琳达·霍尔沃森（Linda Halvorson）在参考书方面的专业知识中获益。罗伯特·威廉（Robert Williams）为这一系列丛书进行的职业设计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

我个人的亏欠实在太多，而且增长太快，因而难以在此一一表达，但是罗兹（Roz）、珍妮（Jenny）和贾斯廷（Justin）的爱心支持平息了这一长期项目的起起落落。

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

麦迪逊，威斯康星

2002年12月

布赖恩·哈利（Brian Harley）的影响可以在《地图学史》的每一卷中看到，但是在第三卷的塑造中，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洞察力和热情是异乎寻常的。我们非常悲伤，他在可以拿到这两部部头巨大的著作之前就去世了 [1]。戴维去世之后，在过去两年，如果没有很多优秀人员，尤其那些地图史学家、作者的慷慨帮助的话，那么本卷是不可能完成的，此外还有回复了无以计数的e-mail、提供了急需的建议、承担了极其复杂的翻译工作和无私地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金融资源的那些人士。他们是这一学科的骨干，而我怎么感谢他们也不为过。这一项目同样也亏欠罗兹·伍德沃德（Roz Woodward）太多，他提供了无限的热情支持和爱，还有马修·埃德尼（Matthew Edney），他以高超的技巧和充沛的精力担任了本项目的管理者，并且推动我们向下一卷前进。

尽管戴维指导本卷超过20年，但他无法看到本卷的最终产品。对于因他的离世而遗漏的错误，我承担全部责任。

于德·莱默尔，总编辑

麦迪逊，威斯康星

2006年1月

[1] 讣告以及戴维·伍德沃德著作的完整列表可以在Matthew Edney，“David Alfred Woodward（1942-2004），”Imago Mundi 57（2005）：75-83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