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理性的“乐”

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的移民潮中，也存在着人口外流的情况。1937—1945年，还乡移民数目为5万人。[14]相对陕甘宁边区近30万的移入人口，这个数目可以忽略不计，但从绝对数字来看，5万人也不是个小数字。边区曾经还专门对人口外移做过调查和研究，当时移民外流已经较为突出：延属分区在1943年、1944年冬春之际，都曾发生过移、难民搬走的现象。如延安县在1943年搬走1000多户，4850多人，约1300多个劳动力，安塞、甘泉、延川等其他县也或多或少都发生搬走的现象。[15]边区分析移民外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破坏分子的造谣惑众，煽动人心，使社会不宁；（二）对优待移、难民政策的执行不彻底；（三）老户和新户的关系问题；（四）关于地权和佃权的问题。[16]这些问题都十分具体，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移民丧失对边区的信任。不过，就移民外流的根本原因来说，边区沉重的赋税和近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我们可以将陕甘宁边区1938—1944年救国公粮的数量进行比较[17]：

救国公粮的额度与边区户数和人口数有直接关系，从1938年的1万石到1940年的9万石，增幅虽然不小，但考虑到这一时期是边区移民最高峰的时期，这种增长可以认为是正常的“人口红利”。但1940—1941年的增长速度就显得过于突兀，从1940年开始自流移民进入边区的数量已开始减少，但救国公粮却成倍增长，唯一的结果便是增加了征收的税率。1942—1944年，公粮数量有所减少，但减幅很小，边区农户的负担并不可能有太多改善。

不过，在抗战时期，全中国普遍税率较高，边区的税率即使比国统区和沦陷区高，但只要没有“掠夺经济”，在“减租减息”的环境下，实际负担也不可能高于这些地区。所以赋税重只能说是移民外流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全部原因。除此之外，边区农民近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和高强度的劳作，估计也是很多人选择离开的原因。从“穷人乐”反映的边区的人际关系看，传统的人伦关系已经完全为革命生产关系所取代。

“穷人乐”叙事的作品有很多描写了边区的家庭关系状况，如《兄妹开荒》描写的兄妹关系；《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作品描写了夫妻关系；《模范妯娌》《二媳妇纺线》描写了妯娌关系，还有很多其他作品描写了母子关系、姑嫂关系等，因为边区的经济形式还依赖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富农经济”，因此必然有许多作家将视野集中到边区的新家庭上。不过，边区家庭的基本关系已经发生改变，简单地讲，它已经由各种不同的私人关系变成普遍相同的公共关系——工作伙伴关系，将之落实到边区的实际，原本复杂的人情关系简化成“竞争”和“监督”两种关系。在《兄妹开荒》中兄妹之间是监督关系，妹妹发现哥哥偷懒，便要开始训诫哥哥，丝毫不顾及兄妹之情。《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中的夫妻关系，一方面是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又相互监督。《模范妯娌》中的妯娌之间，也是这两种关系。《动员起来》等作品中的母子、姑嫂包括邻里关系，也变成了竞争和监督的关系。

普通人情关系在边区被简化成“竞争”和“监督”的关系，根源是边区政府为提高效率的考虑。边区人员、物资缺乏，多数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求生存，且还要与相对强大的日寇和国民党政权争夺中国未来的主动权，不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在提高效率的技术环节，“竞争”和“监督”是边区两种最基本的手段。竞争可以提高工作者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提高效率；监督则可以让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当中。在这两种手段的作用下，边区的“自立更生”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将“竞争”和“监督”引入家庭当中，着实十分恐怖，它意味着个人私生活的消失，当一个人完全没有了私生活，天天全身心高强度地进行生产和劳动，身心疲惫可想而知。关键在于，在边区的移、难民并不一定都对边区的现实处境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当一个只是避难的移民进入边区，面对如此辛苦的生活，在解决了生计之后，离开可能并不偶然。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辩证存在。简化了的家庭关系让边区的劳动者失去了“私生活”，彻底被束缚在沉重的劳动生产当中，但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家庭关系被简化的轻松和快乐。在阅读“穷人乐”叙事作品时，快乐的重要来源恰恰是生活的简单和单纯。其实，即使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穷人乐”作品，作品中人物单纯而简单的生活，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存在，毕竟没有家庭的负累和不必为个人的前途、命运太多考虑的生活，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有令人向往的一面。在抗战时期，边区简化了的家庭关系更值得普通民众向往，对那个时期的人来说，家庭更多的时候意味着沉重的负担，家庭亲情早已被贫穷和苦难侵蚀得千疮百孔，边区简单的家庭生活虽然意味着繁重的劳动，但何尝不是卸下精神的重负呢？

“穷人乐”叙事在渲染穷人的快乐时，也有意渲染这种简化的家庭生活。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些作品中，对“乐”产生破坏力量的因素便是“私”的观念，如追求个人的安逸，考虑家庭得失等想法和做法。譬如在《兄妹开荒》中，哥哥佯装偷懒，让原本和谐的兄妹关系产生裂痕，好在哥哥只是佯装，如果真的为了个人安逸不积极生产，兄妹感情说不定还会破灭。再譬如在《十二把镰刀》中，王二夫妻的感情会因为王妻的不觉悟——其实也是正常的私心，便发生了冲突，只有在她转变过来之后，两人的感情才重归于好。由此可见，“穷人乐”叙事对家庭关系的处理，并非无心插柳柳成荫，其目的是要个人观念在边区消失，渲染不计得失、为大家舍小家的快乐。不过，当快乐与个人需要的“私”成为对立物，“快乐”便不再健康和正常，它成为非理性的狂欢。

让个人抛弃“私念”进入非理性的狂欢状态，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毕竟“私生活”对于个人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如此，政府意志与个人私念的冲突在“穷人乐”叙事中常常被设计成最主要的矛盾冲突。如果将政府意志与个人私念平等地摆在一起说理，在日常叙事中，很难认为个人私念是一种“错误”。譬如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中，有很多二流子的习气，如不顾家、爱串门、贪玩等，只能说他们不够上进，绝对不能认为是一种错误——毕竟在底层社会，我们不能对他们的行为用太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穷人乐”叙事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回避了大量的说理，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多数压倒少数——使个人私念失去了反驳的可能。“穷人乐”叙事在处理这一矛盾时，我们很明显感受到，政府的意志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存在个人私念的落后分子只是个别的少数，在多数的帮助下，这些少数最终会抛弃“不良”想法。譬如在秧歌剧《刘二起家》中，面对这位“二流子”的种种习惯，家人劝说、政府劝说，所有人都在帮助他转变，在这种“多数压倒少数”的格局中，“个人私念”即使再有道理，也变成了“错误”。

“多数压倒少数”的手法不仅表现在戏剧中，还表现在如歌曲等抒情文学当中，譬如在塞克作词的歌曲《二月里来》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谁种下的仇恨他自己遭殃！/加紧生产呦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呦努力苦干！/我们能熬过这最苦的现阶段，/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18]

歌词表现的意图是让边区所有的人都努力积极生产，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歌曲不仅直接呼吁：“加紧生产呦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呦努力苦干！”还制造了所有人都已经在积极生产的幻想：“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家家户户”四字便制造了“多数压倒少数”的效果，所有人都在努力生产，所有人都在为抗战出力，如果接受者有其他想法，自己便把自己归于“少数”的行列。在任何时候，“少数”都意味着孤独和沉重压力。

“多数压倒少数”的有效性，根本原因是利用了大众的从众心理（conformist mentality）。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他们要么并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么并没有勇气对于“少数”有持久的坚持。其实，这也是康德所认为的“不成熟状态”，他认为人类不利用理智，“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9]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自然处在“不成熟的状态”，当“穷人乐”叙事用“多数压倒少数”的办法来宣传主张时，他们自然难以抵抗，而且很多人因为自己不再是少数而变得十分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