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碰撞与融合

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汤因比指出：“在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有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1]这就意味着，异域文论中最具异质特色或现代意味的成分在进入中国文论体系内部时，极有可能遭受严重的排异反应，进而发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但要想彻底打破封闭自足状态，从精神根基、价值内核上获得根本性的更新与创造，中国文论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冲击。能否克服“排异”并创生新质，并不完全由冲击者一方决定，更多时候取决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需求及具体的文学实践方式。譬如西方人道主义与中国儒家仁学本身有着不同的价值基础，前者立足个体生命，后者植根群体伦理。但2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日益加剧的国族危机，对思想文化的更新提出了迫切要求，反传统、反礼教潮流开始盛行于“五四”时期。在此背景下，仁学与人道的碰撞，实质已由东西方的空间冲突，转变为时间轴上现代对传统的取代。正是由于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人道主义才得以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重要一支。同样，在西方具有“反现代”倾向的浪漫主义，也被“五四”时的中国划归到现代启蒙主题之下而风行一时。此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未进入后现代阶段的中国之所以狂热追求后现代主义，也离不开借后现代主义来解构西方霸权、重塑东方文明的强烈意愿。大体来看，被纳入“碰撞—融合”机制中的文论转化，大多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是双方在精神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抵牾，二是部分异质成分应和了本土语境要求，三是在改造、创新过程中实现彼此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