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以上两节，我们对学界有关域外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尽管学者众多，著作不少，文章不计其数，涉及西方文论的众多流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诸种观点以及中国文论的融合与转换，但仔细斟酌，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注重域外文论中国化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喜忧参半的实践结果，以及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化需要坚持的原则、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至于近百年来域外文论究竟是怎样“中国化”和“化中国”的“机制”问题，虽然从诸如话语形态、理论模式、范式转换、言说方式等不同视角进行过多样化、多层面的探讨，提出了类似选择、过滤、误读、认同、转化、背离、扭曲、刺激、磨合、融化、创新等中外文论交流、对话的方式与途径，但几乎都没有意识到或者直接点明从话语形式层面考察域外文论本土化的机制问题。更何况，从研究成果的形式上看，除论文及少量专著中的部分章节外，未见对此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的专门著作。

众所周知，话语观念、话语形式本是一体两面，无从剥离，但为了更好或者说更具体地阐释某些问题，将其拆分开来，实属迫不得已。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探讨域外文论本土化的机制问题，虽然侧重形式，但也不能忽视观念，因此，前述那些从观念层面对理论模式、话语形态等进行的描述与阐释，自然也会给予我们诸多启发与借鉴。

从词源学上看，“机制”属于外来词，应该是英语mechanism的汉译。mechanism与mechanics（通译为“力学”，准确的译法是“机械学”）是同根词，mechanics“源于拉丁词mechanicus，……而这个拉丁词又源于希腊词machina，本义是‘机械’，也有‘技巧、装置、方法、巧妙的设计’之义，因为机械似乎能够在智慧上胜过自然”[66]。Encyclopedia Britannica对mechanics的含义及其演进给予了简要描述[67]。《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却将mechanism编译成“机构”和“机械论”两个词条[68]，部分内容取自Encyclopedia Britannica，虽然没有译成“机制”[69]，但这两个条目的含义与其他流行的中文工具书对“机制”的解释存在明显的相通之处。比如，《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指明“机制”也叫“机理”，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如计算机的机制；二，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如动脉硬化的机制；三，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如优选法中优化对象的机制。《辞海》（2000年版）将前两点说得更具体，在略去第三层意思的同时增添了这样一句：“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它的认识已从现象的描述进行到本质的说明。”

作为学术范畴，“机制”的使用在汉语学术界由来已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中期，医药卫生领域的学术论文就开始出现，比如生理机制、发病机制、治疗机制等。1980年代之后，“机制”在生物、地质、气象、心理等自然科学，法律、经济、管理、教育等社会科学中逐渐蔓延开来，现在已经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术语。相比之下，在文史哲、宗教、艺术等纯粹人文学科的论著中，“机制”不仅出现的时间要晚，频率也要小得多，仅见于发生机制、转换机制、审美机制、话语机制等少数搭配之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机制”在中国使用范围的扩张和它的二、三两层含义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在西方应该也是如此，工具书中的分层解释是有客观依据的。

了解“机制”的含义和使用情况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引申，如果把“域外文论中国化”看成一个复杂系统的话，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日本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论，甚至中国的文学、文化、社会等，都是这个系统得以有效运转的根基与环境，对这一系统的“机制”进行研究，不仅要考察其自身的构造与功能，还要深究各部分彼此之间及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方式。根据对此情况的大体认识，加上既有研究成果的引导和启发，我们粗略地提出“碰撞与融合”“曲解与变形”“挪用与重构”“移植与变异”“言说与抗拒”“调和与会通”等几种各有侧重又彼此关联的“机制”类型，力图多层面、多方位地观察“域外文论中国化”的样态与方式。当然，正如我们已经论析的那样，“文论”涉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史等多个层面，就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发生及演进历程来看，它们既彼此独立，又构成一个颇具递进关系的链环形态；从共时性角度看，域外文论中国化、本土化进程在这些层面都有体现；从历时性层面看，又是经由介绍、评述之后，再大略依次体现在翻译与批评实践、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环节之中。从“机制”层面对域外文论本土化进行研究，很难将每种机制的考察触觉，既延伸至上述几个层面，又顾及前后相续的几个环节，折中性质的做法只能是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地进行讨论，这也是我们未能也无法概括出判然有别的多种机制的原因抑或苦衷之所在。

具体而言，“碰撞与融合”，则主要体现在那些虽然与古代中国文化、文论有较大反差却能满足现代中国社会及文学实践之需要的域外文论思潮（如非理性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结构—解构主义等）的中国化过程中；“曲解与变形”，虽然也是域外文论中国化的普遍机制，但在蒋光慈、钱杏邨、李初梨、胡风、冯雪峰、周扬、何其芳、林默涵、陈涌等人有关阶级论、革命论、反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三突出”、歌颂与暴露等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创建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可谓是“挪用与重构”机制的典型代表；“移植与变异”，在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等学科的发生与发展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言说与抗拒”体现在梁启超、王国维、吴宓、梁实秋等一批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与运用上；“调和与会通”，可以从诸如周作人、茅盾、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李健吾、李长之、钱谷融、李泽厚、刘再复、钱中文等批评家和理论家身上看出，他们在域外与中国之间找到诸多相似及相通之处，架起一座座连接彼此的文论桥梁。除此之外，还有主要发生在介绍与翻译环节的“选择与过滤”机制，这是学界颇为关注也论述较多的话题，更多地适合从话语观念入手加以考察，我们就不再做锦上添花和越俎代庖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提炼出上述种种机制，我们总觉得仍然未能充分揭示域外文论本土化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我们又跳脱出来，从更加宏观的层面予以考察，提出“融突和合”这种带有综合性、整体性的转化机制。为了对此做出具体的描述与阐释，我们结合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70]的具体情况，划分出左翼—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性—人道主义文论、语言—形式主义文论、生命—生态主义文论四个亚传统，通过对它们各自之形成与发展历程的考察，分析“融突和合”机制的具体表现。之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微观与宏观相互补充的论述框架，目的同样在于实现对域外文论本土化之“机制”问题更加全面的认识与阐释。

为了能够从“机制”层面对域外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做出超越现象抵达本质的描述与阐释，我们必须提前思考并明确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首先，从学科属性而言，域外文论之中国化问题属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范畴，尽管影响源和影响结果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但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两者的大体轮廓已经被勾画出来，对此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交代。至于影响之得以发生的中介，诸如介绍、翻译、研究、实践等等，需要另做专门、系统的考察，本书探讨的中心是影响发生的具体方式或机制，加之重点放在文论话语的形式层面，所以必须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尤其是“变异学”与“话语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其次，限于研究范围，我们虽然不能对域外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但必须对此进程有相当的了解，否则，对机制的分析与阐释就可能与历史真实相抵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离不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71]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最后，我们所提炼出来的几种机制，虽然各有侧重，但并非界限分明，相互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甚至出现某些交叉与重合，这就要求在材料的取舍上尽量做到相得益彰，避免单调与重复，对此，我们姑且称之为“彼此呼应”的方法。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域外文论不仅范围广泛，其进入中国的方式也复杂多样。作为一种流动的话语形态，域外文论在跨越国界的旅行中，将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话语主体、文论传统、文学实践以及学科建制、学术规范等衔接起来，实现对话与交流。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充分了解这一进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内在运行的具体方式。这自然是一场充满挑战与冒险的学术之旅，但愿我们的旅途能够平安、顺畅而且充满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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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培庆：《译者序：福柯的思想和启示》，[法]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ix页。

[2] 刘再复、林岗在《传统与中国人：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基本主题的再反省与再批判》一书中论及中国将以“被现代化”的方式走向现代的问题：“所谓‘被现代化’并不是指被动性，被推着走，不会主动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而是指由于文化上的缺环而失去思想资料的借鉴，在这方面没有民族文化作基础。于是‘被现代化’就意味着需要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思想、观念，注入新的文化素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2—423页）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汉学界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冲击—回应”的阐释模式既相通又有所不同。

[3]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3页。

[4]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页。

[5] 时间一旦空间化，就转变成具象性的“历史”，从时间维度看某一空间，空间也会获得鲜明的历时性特征。“中国”的“20世纪”（时间的区域化、空间化），“20世纪”的“中国”（空间的时间化、历史化），各自具有丰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相互交织及其辩证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6] 西方的诗学与修辞学传统历史悠久，西方文学理论（文论）传统之形成则要晚得多，于18世纪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兴起之后，热衷于对艺术与狭义文学（美文）之审美属性的探究密切相关。中国虽然有悠久的诗教与诗论传统，但“中国诗学”这一概念的流行却相对较晚，朱光潜在其《诗论·抗战版序》中就指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并简要说明了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在今日看来，中国古代的“诗学”，大多限于对诗歌文体的言说，甚至还有专门针对《诗经》的“《诗》学”，与西方古代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超越具体文类达至普遍阐释的poietike（poetics）颇不相同。再者，中国古代有关狭义文学的言论自南宋吕祖谦开始被称为“诗文评”，“文论”这一名称是近现代以来接受西方影响之后才流行起来的，而传统“诗文评”的称谓也随之逐渐隐退。参见杜书瀛《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7] 厄尔·迈纳的著作《比较诗学》有关中西方诗学之差异与文体之关系的考察与阐释。

[8] 余虹较早对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在概念的内在结构、运思的文化前提、实践的基本目标等方面的根本差异进行辨析，并试图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之外去寻找一个居于中间地位的“第三者”，以此搭建一个比较研究的支点与坐标，他找寻出来的第三者是“现代语言论”和“现代生存论”。参见《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同样，乐黛云、曹顺庆也就中外诗学对话的“话语”问题进行过探讨。

[9]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0]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页。

[11] 1921年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贸易部出版署名伦叙（伦达如）的《文学概论》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原理类著作，该著是根据日本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编著而成。参见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全书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12] 包括意象主义、非理性主义（尼采—叔本华）、精神分析、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新批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文学思潮及批评流派。

[13] 包括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

[14] 有论者明确指出：“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日本主要发挥着中转站的功能——不管是欧美现代文艺思潮还是前苏联的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中国知识界对这些西方知识的感知和捕捉，在早期主要是得益于日本这个知识口岸或知识中介。”张法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日本的辛岛晓也说过：“到了1928年（民国十七年）以后革命文学时代，泛滥在日本文坛的苏俄的文艺理论，差不多次月上海已有翻译，接近到那样。日本左翼评论家的议论，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特别是平林初之辅、片上伸、冈泽秀虎、青野季吉、藏原惟人、川口浩等的文章，曾经和普列汉诺夫（Pleehanor）、卢那察尔斯基（Lunateharskii）的文章并列着，在中国评论家的论说中，象金科玉律地被引用过。”参见刘柏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15] 比如，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中关于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材料，大多来自日本学者的翻译与著作（参见日本北冈正子的著作《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同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5）也受到日本学者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1919）的启示，并由此引发所谓鲁迅抄袭的谣言，详细情况请参看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16] 比如，叶维廉就曾在其《比较诗学》的序言中指出：“甲语言中所表现的乙语言未必能表现，因为乙语言所牵带着的美学假定未必和甲语言中的美学假定相符合，事实上有时恰恰相反。”《叶维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7] 杜吉刚、周敬新：《西方文论中国化：议题性质、评判标准与路径方法》，《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8]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论也有被译介到“域外”的历程，这是另一种中国文论域外化、西方化，同样可以称为“化中国”。

[19] 1996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自此以后，该命题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

[20] [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中西文化之比较》又译为《中西文明的对比》，是罗素《中国问题》一书的第十一章。

[21] 参见向天渊《现代汉语文论话语》，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版。

[22] [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页。

[23] 钱中文在《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就曾指出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要面对三个传统，即“我国‘五四’以后的文学理论传统，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传统和外国文学理论传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新传统”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24] 王一川：《西方文论的知识型及其转向——兼谈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25] [美]爱德华·W.赛义德：《理论旅行》，《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26]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1卷第4期；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页。

[27]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8] 参见王瑞芳、左玉河《抗战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29] 叶维廉：《比较文学丛书·总序》，《叶维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0] 参见代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董学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赵宪章《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国化问题臆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1] 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绪论第11—15页。此外还有庄桂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张峰《试论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中国化”》（《福建外语》2002年第1期）、李敦东《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阐释》（《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等论文。

[32] 该期专题讨论发表《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曹顺庆、童真）、《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张荣翼、杨小凤）、《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李怡）、《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谢碧娥）四篇文章。

[33] 曹顺庆：《西方文论如何实现“中国化”专题讨论·主持人语》，《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34] 曹顺庆、童真：《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35] 这四篇文章是《“误读”与文论的“他国化”》（曹顺庆、周春）、《为什么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邹涛）、《西方文论翻译与中国化问题》（黄立）、《从术语翻译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刘颖）。

[36] 相关文章有《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童真，《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李夫生、曹顺庆，《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4期）、《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曹顺庆、谭佳，《外国文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曹顺庆，《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曹顺庆、邹涛，《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理论旅行、文化杂糅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王富，《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6期）等。

[37] 分别发表于《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8] 实际上，李泽厚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就有《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文中指出：“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准备阶段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的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中国没有俄国那种‘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等马、恩、列的好些基本理论著作长期以来并无中译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所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因此第一个问题便是，在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145页）这些观察与问题，尽管属于思想史范畴，但对探讨“马克主义文论在中国”是具有较为明显的参考与启发价值的。

[39] 孙文宪：《“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1世纪”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5届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40] 葛红兵：《文化产业振兴、新媒介热升温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2009年文艺理论批评的三个热点问题》，《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

[41] 参见傅其林《2011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会议综述》，《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42] 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主持人话语》，《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2期。

[43] 朱立元：《外国文论中国化·主持人语》，《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2期。

[44] 朱立元：《外国文论中国化·主持人语》，《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2期。

[45] 参见李钧《中西思想交汇中的现代中国文论“境界”说》；刘婷《批判与超越：略谈国内马尔库塞理论研究——对观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廖恒《精神之为世界与历史——中国语境中的诠释与实践》，《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2期。

[46] 《叶维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7] 乐黛云：《展望九十年代——以特色和独创进入世界文化对话》，《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

[48] 乐黛云：《文化转型时期与中西诗学对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收入论文集《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时，该文直接题为《中西实现对话中的话语问题》，有删节。

[49] 该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夏之卷）。

[50] 钱中文：《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51] 钱中文：《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该文收入《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时，正题改为《走向对话》。

[52] 钱中文：《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该文收入《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时，正题改为《走向对话》。

[53] 钱中文：《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该文收入《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时，正题改为《走向对话》。

[54] 罗钢：《导论》，《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55] 罗钢：《导论》，《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56] 殷国明：《导言》，《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5页。

[57]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3页。

[58] 向天渊：《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9] 向天渊：《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60] 向天渊还发表过《从“以中格西”到“以西格中”——近现代文论话语机制的转换》（《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二元及多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话语演进机制之比较》（《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等论文。

[61] 晏红：《认同与悖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62] 王一川：《西方文论的知识型及其转向——兼谈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63] 王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2011年王杰与段吉方合著的论文《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及其基本问题》（《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3期），可以视作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是从那种单一的‘文化领导权’意义上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范式走向深入发展综合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思想指南与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深刻贯穿于中国文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研究过程的标志。因此，它必将引起接受方式与接受策略的自觉调整以及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式的深层变革，同时更是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些也能启发我们思考域外文论在中国的范式与机制转换问题。

[64] 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65] 张玉能、张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66] 张卜天：《从古希腊到近代早期力学含义的演变》，《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3期。

[67] 参见第14版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15卷，1964年印刷，第165页。

[68] 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69] 今天看来，在中文翻译时早期多用“机构”现在多用“机制”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在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中就存在用“机构”而不用“机制”的情况。参见吴敬琏《经济机制和配套改革》，《吴敬琏文集》（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70]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经指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如果一种信仰或惯例‘流行’了起来，然而仅存活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它也不能成为传统，虽然在其核心部分包含了作为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即从倡导者到接受者这样的过程。它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9—20页）如果以此为标准，中国现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百年历史的各种观念与学说，无疑已经成为“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发展起来的各种文论主张，相当一部分也已经持续三代——无论长短——之久，也可以视为“传统”了。很明显，这些文论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论，故而可以称为“新传统”。

[71]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并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惟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