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的建构

一 关于思想“大一统”的构想

春秋战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134]，思想领域百家争鸣，蔚为大观，这是奠定与塑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时代。中国政治思想始于“分”，各家唯我独尊，缺乏宽容，极力排斥其他派别，试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是“百家争宠”，诸子都凭借自己的治国平天下之说向君王或权势者邀宠。[135]这种争宠心态是诸子百家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这种集体无意识异常牢固，外来宗教佛教一到中国，也随即蜕变为协助官方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力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补充。集体无意识是中国在政治上走向统一的重要思想根源。

关于思想统一，墨子有直接而简洁的表达——“尚同”，即人民必须与最高统治者在思想上保持一致，以及国家必须用统治者的思想统领全社会思想。墨子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136]即天下万民上同于天子，都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一同天下之义”，思想绝对统一，才能天下太平。“尚同”思想是极端文化专制主义，即天下只能有一种思想，并且只能有一人有资格、有权利去思想。

战国时代，孟子试图用其所认定的孔子的圣人之道，去统一人的思想。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破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37]孟子以捍卫孔子之道为使命，并认为凡与孔子之道相悖者都应批判。荀子也试图禁止不同的思想主张，主张用一种思想统一天下所有人的思想，甚至主张运用专制力量达成这个目标。荀子云：“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138]荀子认为，思想统一并皈依正道，靠说理很难成行，而必须要靠强权和刑法。

就强调运用强制力达成思想一统，战国时的法家比起荀子更甚。《管子》日：“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谬，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139]根据《管子》，古代圣王考核人才，并不看重学问与思想，而是看能否与君上保持思想一致。身为国君，务必整齐人心、统一士人之思想、意志，否则，即便有广土众民，亦无法确保国家安全。统一思想是确保国家安危的关键。故圣主明君治国，务必要使人民不敢私立异议、不能有个性，国家的风俗习惯、法度礼节及思想必须绝对统一。要严惩那些傲慢不恭、乱改法令及私立异说的人。个性强烈、态度强硬、思想顽固及行为冒尖者，务必打击使之屈服。应通过法度制裁、杀戮及管制等，使天下民众绝对服从君王，时刻与君王保持一致。《管子》在依法行法的语境中阐释了思想专制主张，即用严酷、强制的“法”实现国家的思想统一。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关于统一思想的主张，更是彰显极端文化专制主义。他曾说：“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140]；“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141]。韩非子认为，应用法家思想统一人们的言行，不仅人的行为要符合于法，且言谈、思想及言论，也必须合乎于法，不能思考法之外的问题。韩非子试图将思想控制深入人的心灵深处，正如他所言：“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42]其思想专制主张可谓深入灵魂。中国先秦诸子无一不把国家、社会治理的根本对准人心，并将控制人心、统一思想作为治理目标以及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基本途径。思想控制是中国皇权政治的重要特质。

法家认为，统一思想是君上治国之要，“禁言”“禁行”及“禁心”是治国之道的必要选择，其中“禁心”是最关键、最有效之法，最后要实现以君心为臣心，处处“以上为意”，“心出一穴”，最终使臣民丧失独立思考之能力和意志，只知服从君王。主张“王道”（以仁义之师、道义感召为基础达成天下政治一统）的儒家，在思想上也是坚决排斥异己。先秦百家争鸣的背后，汇聚着一股统一及控制思想的合力，最终催生出始于秦汉的中国思想“大一统”局面。秦朝建立后，开始“焚书坑儒”，严格推行法家以强制手段统一思想的政策主张，随后的汉朝则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3]班固说：“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144]他是把“诸子之言”，视同诸侯凭借武力的相互征伐，认为秦的“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是迫于这种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对于秦朝的禁书，李斯有言，叫“别黑白而定一尊”[145]，即黑白分明，彼此明确，天下之事，事无巨细都由皇帝定夺。秦始皇禁书，让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以吏为师，只学法律或抄文件，大家都是刀笔吏、刑名师爷，通过这样，就能息天下争。汉武帝却比秦始皇高明，他的“一尊”是孔子，是虚拟精神领袖。通过虚拟精神领袖统领读书人，并统一其思想。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范围，为维护皇权的绝对性，皇权体制绝不允许异端出现，所有可能的异端都将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大一统”之“统”，乃统治者之“统”。统治者控制人民，首要是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其主要途径与方法，就是将读书人的理想统一到“尊孔—读经—做官”的道路上来。科举考试是中国禁锢思想的创举，读书人只要走上科考，就会对皇帝忠心耿耿，不会犯上作乱。此外，对老百姓的精神控制，则是宗教多元化。中国有政治、思想及学术“大一统”，但无宗教“大一统”。中国宗教，一直是多元化格局，这与西方正好相反。宗教多元化，使社会很难出现挑战统治思想的信仰体系。

二 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政治“大一统”设计

中国文化根深蒂固地认为，天下与天下秩序只能有一个。《礼记·曾子问》将这种思想表述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146]中国人心中，中国历史自统一始，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帝王三皇五帝都是“天下”统一的共主，而上古之时的尧舜禹汤文武，则是一以贯之道统的缔造者。上古时代，中国人头脑中就有一个社会整体、一个中心及一个圣王的治理理念。中国人观念中，三代圣王皆为“天下”共主。帝尧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47]，并“协和万邦”[148]。舜之仁政、刑罚则使“天下咸服”[149]。禹之威势“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50]。夏商周三朝统治范围是“天下”，最高统治者称“天子”。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塑造着春秋战国诸子的政治理念，即诸侯并立被视为反常、暂时之现象，天下一统才是正道。

春秋战国时代，东周王朝衰微，诸侯并立争霸，战乱迭起，先秦诸子深感不安，纷纷提出政治大一统构想。诸子中的儒家代表孔子，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就是实现华夏的政治统一。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51]即最高统治者“天子”应主导全国一切重大活动之决定权。“一统”是东周时期的一种主流思潮，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果断地回答“定于一”。另一儒家代表荀子也持类似观点：“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52]

在面对诸侯、列国相互征战的天下纷扰局面时，先秦诸子各种匡扶天下的方案的最终目标都是“平天下”“一四海”，即重整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华夏共同体，使“天下”“定于一”，即意味有道之君“得天下”。当秦汉完成政治一统后，“天下”随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历代帝王都追求“尺地一民，尽入版藉”[153]。东汉《说文解字》解“王”字为：“王，天下所归往也。”[154]北宋征伐南唐是这种“一统”理念的典型体现。即便南唐国主李煜对宋称臣，可宋军仍跨江征伐。宋太祖对南唐求和使者说道：“江南国主何罪之有？只是一姓天下，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155]在“一”之心态中，即便他人“安睡”而不威胁自己的“独立”，亦不能见容。

中国古人关于“大一统”设想中，从未有过关于权力多元、权力横向关系及结构的构想，都倾向于视权力关系为完全纵向关系，即把所有权力集中于帝王，使权力关系、权力结构简单化、单向化。中国古人无法理解由相互平等的人相互协作、协调及制衡而共同行使权力的横向权力关系。

中国商周时代，其政治、社会结构是“家天下”“家国一体”，天子、王以大家长、宗主身份高居万民之上。《尚书》中，“予一人”的自称多次出现。《尚书》强调王在社会中的至尊地位和王权的独一性、排他性。王宣称：“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156]王奉天承命，统治处于被畜养、被支配地位的人民。“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157]任何事情都由王决断，王之外的人只有出力的本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158]国家失政，责任也在王。周朝的王号称“天子”，“皇天上帝改厥元子”[159]。同时，周王亦是民之父。“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60]王也是天下万民之主。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的原则，就是王至尊地位和身份的反映。先秦诸子正是基于上述传统思考政治体制，并把商周时代王的独尊地位、一元化政治理想化、合理化及理论化。

先秦诸子没有细致划分国家权力，而视其为整体性存在，认为在国家最高层面并存两个或两个以上权力实体是不正常的，君王大权独揽天经地义。所谓“国不堪贰”，“君命无贰”。“贰”“多”之现象将是祸乱或祸乱之源。诸子几乎都认为，“乱莫大于无天子”[161]。但也不能“使天下两天子”，否则“天子不可治也”[162]。慎到指出：“两则争，杂则相伤。”[163]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164]。荀子曰：“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165]墨子则构想出金字塔式的“尚同”政治结构，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个“天子”。融汇百家之说的《吕氏春秋》反映了诸子关于权力结构的共同观念，即天下必有天子，天子之权无出其右且独一无二。《吕氏春秋》有云：“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166]与西方人执着于分权及提防权力集中不同，中国人则是执着于集权与防止权力分割，反对将权力让渡予人，认为“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167]。孟德斯鸠说，若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三权合一，“则一切便都完了”[168]。中国人则认为，若分割权力，则永无宁日。

在诸子的理念中，二元、多元政治体制于操作上绝不可能，天下必须一统于唯一君主，社会或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高领导者只能有一个。“权者，君之所独制也。”[169]“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170]韩非告诫君王：“毋弛而弓，一栖两雄。”[171]孟子引证孔子之语：“天无二日，民无二王。”[172]在回应“天下恶乎定”时，孟子说“定于一”。荀子指出，“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173]关于治国之道，先秦诸子思想呈多元化倾向，但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却拥有共同的政治心态与理想，即追求具有同一价值观的社会与君主独占权力的一元化权力结构。

一元化政治制度设计涵盖三方面：君主地位至高无上，独一无二，与臣民的“权悬”巨大；中央集权原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74]“百县之治一形”[175]；权力关系的单向度，即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不存在下级对上级的权力制约，“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176]，也不存在权利对权力的制衡。此外，基于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还培养臣民的“忠”君道德，臣民只能忠于君主。西方中世纪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分配感情和忠诚的情形，在中国绝无可能，也被视为是不道德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秦诸子的一元化政治体制构思得以在政治实践中推行。汉朝建立后，其承续秦制，并进一步完善、巩固一元化政体。此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政体的推行被不断强化，从未改变，并内化为世人不可动摇之思维定式及价值取向，政治一元化思维也从未受到质疑，也从未被反省，几乎无人超越一元化思维去思考问题。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权力应由中央政府掌控，并坚信这是社会保持安定或稳定的关键。政治一元化思维或理念是促生与维持中国单一政治制度与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始终对竞争性的政治或政治权威被分割深感不安。

三 泛政治化与一切都统一于皇权的思维意识

整体性思维取向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即视自然与人类、人类生活各领域为不可分割之整体。同时，贯穿中国人整体思维的则是政治或政权权力。在中国古人思想或观念中，世界是由政治权力贯穿及维系的整体。中国古人思维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整体性思维。

中国古人思想视域中，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各领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运转皆以政治为中轴，政治权力是世界的中枢神经且渗入一切领域，支配万有，世界整体及所属都被赋予政治意义。在“泛政治化”整体政治思维框架下，万事万物都被打上政治印记，绝不容忍与政治秩序不协调之秩序存在，政治权威支配与规范一切，一切都统一于政治。[177]在中国家国同构与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是一切问题之轴心，皇权是世界中枢，而政治思想家都从皇帝家臣的地位出发思考世界秩序及世界治理，视政治及治国平天下为压倒一切之议题与使命。

中国古人视域中的天人关系中，作为“天”之子的帝王处中枢地位，其奉天命统治万民，是万民与“天”联系的中介。董仲舒阐释“王”字之含义时说：“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178]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灭其他诸侯国建立秦朝，这在当时之人看来是开创性的“一统”：“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179]因此李斯建议秦王嬴政称“泰皇”，但嬴政最终决定：“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180]自称“始皇帝”，谋“传之无穷”[181]。中国皇权体制自秦朝至清朝，历时2100多年。其间，皇帝制度、宰相制度、首辅制度、内阁制度、官僚制度以及文官、武将、嫔妃、太监、宦官等，无不以皇权为中心，无不是服务于专制皇权。在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社会，皇权制度运作，无不是以维护、夯实皇权为目标，并致力于实现皇权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完整、严密控制。[182]中国古人构思的整体宇宙图式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政治，其辐射并弥漫于世界各部分，是自然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主导一切，而帝王则是中心之中心，是整个世界的焦点。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观，就揭示宇宙和人之奥秘而言，有深邃一面，但由于屈从和服务于皇权，最终导致其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被扭曲，并误入歧途。

中国皇权体制中，作为思想最高范畴的“道”与作为权力最高称谓的“王”或“皇帝”，紧密关联。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范畴，是普遍规律、理性及神圣性的最高抽象，也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命脉所系。“王”是对最高掌权者的称谓，也表征以专制权力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及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中国传统思想中，“道”与“王”进行着有机组合，相对二分又合二而一，以合为主，相互内嵌又相辅相成。[183]先秦诸子同时把圣人、君子与先王、圣王视为道之源，从而为王与道合一、道源于王做了思想准备。历史上，秦始皇视自己与道同体。秦始皇宣称自己是“体道行德”，[184]实现了王、道一体。“体道”[185]这个语词最早见于《庄子·知北游》。其后荀子说：“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186]韩非将“体道”视为君主有国、保身的前提。秦始皇所谓的“体道”便源于此。秦始皇不仅体道，还兼有圣王的身份，其推行的制度及颁布的命令是“圣制”“圣意”及“圣志”，流芳千古。先秦诸子缔造的神圣之“道”最终被秦始皇收入囊中，秦始皇的思想也流布于世。其后，贾谊提出“君也者，道之所出也”[187]。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188]并提出“王道通三”之说。道、王道、王混为一体，道由王出。家世寒微的李觏说：“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189]中国历史上，神圣的“道”，必须给王的“圣旨”让路。帝王搞“朕即国家”，又推行“朕即道”。[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