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世纪6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的二次高峰

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二次高峰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英国左翼文学，时间跨度大致上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英国进入保守主义时代这段时间。这期间英国左翼文学再度繁荣。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世界人民的觉醒，也使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入人心。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先后卷入战争的国家和地区超过60个，人口超过20亿，伤亡人数达“50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苏联人、1500万中国人、500万德国人、250万日本人、100万英国人和法国人、30万美国人”[45]，损失超过50000亿美元。这次战争的惨烈、残酷程度史无前例，5000万伤亡人数中，有近五分之一是无辜平民，是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蓄意杀害的。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曾建立5个大型灭绝中心，大肆杀戮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的效率创造了令人生畏的纪录——每天杀害12000人”,“600万”犹太人、“500万新教徒、300万天主教徒和50万吉普赛人”[46]被灭绝于集中营，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活人细菌战试验，强征慰安妇，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灭绝中心、杀人生产线、焚尸炉、杀人比赛、活体试验、核武器形成的蘑菇云等令人触目惊心，胆战心惊。法西斯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惨绝人寰。这次战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受到了锤炼，觉悟大大提高，看清了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丑恶本质，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战后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一系列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走向独立，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壮大，工人阶级、劳动大众、左派知识分子空前团结，“建立了保卫世界劳动人民利益的群众性国际组织，如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这些组织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47]，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朝着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不利于独裁、专制，不利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方向发展，再次进入“左”倾时代。

第二，“二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富裕社会”建设，一方面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政策并未改变英国的阶级分野和社会结构，出身于中下阶层的人们产生了不满和“愤怒”，到了60年代，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文化”运动。1945年“二战”结束，工党政府上台执政，顺应民意，致力于“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建设，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1946年通过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使英国人民享受到了失业保险、退休补助、公费医疗，1944年通过的教育法案规定，出身中下阶层家庭的子弟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得以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经过几年的建设，“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措施解决了失业问题和赤贫现象，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电视机、电冰箱、小汽车开始进入一般家庭。但是，“国有化”并不是“公有化”,“富裕社会”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英国的经济结构、阶级分野和社会阶层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贫富悬殊依然存在，工人阶级无法跻身社会上层，无法获得中上阶层拥有的社会地位，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依然严重，中下阶层的人们产生了彷徨、愤怒和反抗，文学界出现“愤怒的青年”作家，关注工人阶级生活和命运，其影响持续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更加动荡，英国也不例外。1958—1964年的核裁军运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5月法国巴黎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60—7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兴起、嬉皮士运动等，构成了西方世界动荡的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风景。人们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主张打倒一切权威，消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要求和平与民主。消费文化、享乐主义抬头，性解放运动泛滥，大众文化流行，波澜壮阔的左派激进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第三，以美国、北约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华约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持续近半个世纪，时时发展为热战，使世界人民长期处于战争威胁之下。为遏制世界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和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动了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政治、军事冲突。美国先后推出“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管齐下，企图对苏联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遏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联则针锋相对，不甘示弱。两大阵营长期对峙，时而剑拔弩张，冲突升级，爆发战争。几次重大的冲突事件包括1948—1949年的苏联对柏林进行封锁而导致的柏林危机、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冲突、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59—1975年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1979—198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大韩航空007号客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之争。两大军事和政治集团开展军备竞赛，展开政治和意识形态较量。两大阵营在角力过程中开展的冷战及一系列热战，导致世界人民长期不得安宁，大量平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国际局势一次又一次陷入紧张，世界时时陷入战争灾难，面临核武器灭绝性的威胁。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一次次暴露；另一方面，为称霸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开始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甚至武力侵略，镇压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这一方面使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和左派知识分子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思考和批评，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幻灭情绪，因而开始重新思考和探讨社会主义，密切关注人类的前途和未来。

第四，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使工人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产生幻灭情绪，英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日趋衰退，使这一时期的英国左翼文学的发展势头总体上不如20世纪30年代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以“斯大林主义”著称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国内实行集权、独裁，压制民主和自由，在国际上实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唯我独尊，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盟主”自居，主宰和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强行推广到兄弟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一次特别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动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以及其他严重错误及其后果；1956年6月，波兰工人在波兹南举行大规模起义，反对苏联大国主义，要求摆脱苏联的政治控制，起义军遭到镇压；1956年10月23日—11月4日，匈牙利发生重大民主政治事件，反对个人崇拜，反对苏联的建设模式，要求改善民生，苏联两次出兵进入匈牙利，镇压了人民起义；20世纪60年代，为摆脱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苏之间进行论战，1969年中苏先后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此后整个70年代中苏长期武力对峙；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起“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为了继续控制捷克，出兵对捷克进行武力干涉，武装冲突持续近8个月，导致近10万人的难民潮；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上这些事件的发生，严重败坏了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形象，在英国共产党和左翼知识分子内引起严重思想混乱，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上英国共产党理论政策僵化，没有与时俱进，对苏联共产党马首是瞻，党员退党者如潮，到1957年2月，7000名英国共产党员退党[48],1944年英共人数曾达到56000人，随后逐年下降，到了1987年，仅剩9000人[49]。英国共产党在左派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第五，20世纪50至7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运动”，使英国学术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塑造，创造出规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50]。英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16世纪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因发表空想社会主义的首部杰作《乌托邦》，而被称为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19世纪初，英国产生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与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齐名的杰出空想共产主义实践家欧文；19世纪末产生过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奠基人威廉·莫里斯；19世纪80年代，英国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政治团体——“费边社”成立，主要代表人物有韦伯夫妇、萧伯纳、华莱士、H.G.威尔斯以及后来成为英国工党政府首相的艾德礼等。费边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的理论库和指导思想，其“福利国家”思想成为“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方略，以及工党和保守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共识，对20世纪英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左翼思潮暂时减缓。“二战”之后的冷战、美国麦卡锡主义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清洗和迫害、英国工党对共产党的排挤和清洗等，使英国共产党内思想严重混乱，大批党员退党，党内组织涣散，分歧加剧，数次产生分裂，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迅速衰落。而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肃反运动等严重错误的揭露，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对埃及的入侵，苏联对匈牙利民主革命的武装镇压，20世纪60年代苏联对捷克的入侵等又使上述情况雪上加霜，导致英国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思想更加混乱，分裂日益加剧，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双重幻灭”[51]，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于是，致力于文化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的“新左派运动”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