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的特点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工人运动的高涨、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抬头、西班牙内战的发生、英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斗争、“左翼读书俱乐部”的建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等，进一步唤醒了工人阶级、劳动大众的觉悟，激发了左派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20世纪英国左翼文学在30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形成首次高峰。该时期英国左翼文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左翼作家们描写经济危机给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造成的失业及苦难生活，反映劳资冲突，表现工人阶级罢工以及开展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揭露和批判法西斯主义，反映西班牙内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歌颂共产党领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表达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家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作品的左翼政治倾向明显，战斗力强，时代气息浓厚。这一时期的左翼作家阵容强大，主要有 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塞西尔·戴·刘易斯、克里斯托弗·依修武德、J.B.普雷斯特里、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肖恩·奥凯西、瓦尔特·格林伍德、刘易斯·琼斯、休·麦克迪尔米德、乔治·布莱克、约翰·萨墨菲尔德、A.J.克罗宁、杰克·林赛、杰克·康曼、菲利斯·本特利、维妮弗蕾德·霍尔特贝等。他们思想激进，有的出身于工人阶级，有的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亲赴西班牙内战前线，有的牺牲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有的加入英国共产党，有的亲赴中国抗日战争前线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况。

第二，作家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塞西尔·戴·刘易斯等，被称为“奥登一代”。他们具有左翼思想，主张用诗歌来反映危机四伏时代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痛恨法西斯主义，支持西班牙内战中人民的民主共和进步事业，寄希望于社会主义。W.H.奥登是当时左翼作家的领袖人物之一，1933—1938年是他从事左翼文学创作的阶段，发表了大量激烈抨击法西斯主义的诗歌、散文及诗句，例如：诗集《看吧，陌生人》（1936）、诗剧《死亡之舞》（1933）。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亲赴西班牙，担任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担架员和救护车司机，发表长诗《西班牙》（1937），鼓舞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斗志，抒发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豪情。他还与左翼作家依修武德合作发表批判法西斯主义的三部诗剧《皮下之狗》（1935）、 《攀登 F6高峰》（1936）和《在边界上》（1938）。1938年，他与依修武德一起来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深入湖北武汉抗战前线，报道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次年二人合作出版游记《战地行》，谴责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日本，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30年代后期，奥登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放弃左翼观点，1939年到美国定居，次年皈依基督教。面对30年代的残酷社会现实，作家斯蒂芬·斯彭德决定用文学唤醒和拯救民众。他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对劳动人民深切同情，信仰过社会主义。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亲赴西班牙访问，发表诗集《静止的中心》（1939），致力于反法西斯主义宣传活动，随后放弃自己的左翼立场。塞西尔·戴·刘易斯于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主张用诗歌表达知识分子激进的政治观点，发表过政治讽喻诗《磁山》（1933）、反映工人失业和苦难生活的诗歌《舞的时代》（1935）等。1938年，他退出共产党，随后渐趋保守。

第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了工人阶级小说的高潮，有些作家出身于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命运和苦难有亲身体会；有些作家出身于中产阶级，但受到当时左翼思想影响，作品也呈现出左翼倾向。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小说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如何以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呈现左翼文学的思想内容，即表现工人阶级的工作、生活和情感，探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一些作家简单、机械地照搬爱情小说和冒险小说的艺术形式，随便给人物身上粘贴一些政治标签，塑造的人物形象缺乏生活气息和真实性，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不成熟。例如，A.P.罗莱的《反抗》、威廉·霍尔特的《死水》、吉姆·费伦的《廉价的人们》。《廉价的人们》“充满强烈的阶级仇恨和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但它同时又充满了神秘的谋杀和传奇式的爱情，而后者大大冲淡甚至危害了作品的政治内容”[37]。一些作家在追求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付出了一定的努力，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作品仍然不够成熟，显得结构松散，文笔粗糙。例如，哈罗德·赫斯洛浦的《最后一班下井的罐笼》（1935）、詹姆斯·巴克的《大手术》（1936）、约翰·萨墨菲尔德的《五一节》（1936）。另一些作家经过不懈努力，在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功，刘易斯·琼斯的小说《库玛地》（1937）和《我们生活》（1939）描写了工人阶级罢工，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但琼斯的作品总的来说还有不足，例如，“过分笨拙的文体和不灵活的人物塑造”[38]。该时期其他左翼作品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在缅甸的日子里》（1934），克里斯托弗·依修武德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和《告别柏林》（1939）,J.B.普雷斯特里的《星期六的白天》（1943）和《白昼》（1946），瓦尔特·格林伍德的《患难相爱》（1933）,A.J.克罗宁的《群星俯视》（1935）和《城堡》（1937），杰克·林赛的《1649》（1938）、《我们将回来》（1942）、《48年的人们》（1948）、《被出卖的春天》（1953），乔治·布莱克的《造船工人》（1935），等等。

第四，该时期比较成功的作品，还有苏格兰作家休·麦克迪尔米德歌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列宁的政治诗歌。麦克迪尔米德是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发起者，20世纪20年代，他的政治信仰发生改变，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歌颂共产主义革命的诗歌主要有三首：《一颂列宁》（1931）、《二颂列宁》（1932）和《三颂列宁》（1955）。《一颂列宁》论述了共产主义领袖列宁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二颂列宁》论述了诗歌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三颂列宁》“结合格拉斯哥海港城市的悲惨现状，向列宁呼吁，要求他那‘直冲天庭’的‘自由之火’来照亮这个城市”[39]。这些政治诗歌表达了诗人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情向往，“这不是一时的兴奋”,“也不是标语口号或浮泛的赞词，而是用精湛的艺术写的对于历史、革命、人类文化前途的成熟思考”。[40]肖恩·奥凯西是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爱尔兰剧作家和小说家，积极参加爱尔兰民族民主解放斗争，193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致力于创作反映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发表《星儿变红了》（1940）和《给我红玫瑰》（1942），成功塑造了共产主义战士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艺术形象，鞭挞了法西斯主义的滔天罪行，大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

第五，苏格兰杰出作家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的小说《苏格兰人的书》无论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还是艺术手法方面衡量，都不仅可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杰作，而且可被称为现代英国文学经典。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出身于佃农家庭，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的小说《苏格兰人的书》是20世纪英国左翼文学的经典力作。该小说是由《落日之歌》（1932）、《云雾山谷》（1933）和《灰色的花岗岩》（1934）组成的三部曲。首先这是一部优秀的左翼历史小说。作品立足农民、工人等劳苦大众，围绕佃农出身的女主人公克丽斯，描述了克丽斯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工业城市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展示了苏格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次，这还是一部社会主义小说，作品不仅描写了苏格兰的历史变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苏格兰人民的苦难，暴露了苏格兰存在的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苏格兰的未来进行了持续探索，从基督教社会主义到工党社会主义到宗教神秘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苏格兰的唯一希望。三部曲是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对苏格兰未来道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探索不仅适合苏格兰，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构想，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因而具有普适意义。总之，《苏格兰人的书》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的最高成就。

第六，20世纪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同样取得显著成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和唯物主义观点，代表人物有拉尔夫·福克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亚力克·韦斯特等。拉尔夫·福克斯曾于20世纪20年代访问中国和苏联，积极参加英国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6年亲赴西班牙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斗争，1937年1月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在反对佛朗哥、保卫共和国的战斗中牺牲。福克斯的《小说与人民》（1937）“肯定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提出要运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强调文学要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社会，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服务于人民大众”[41]。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20世纪30年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考德威尔驾驶一辆救护车亲赴西班牙，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不幸于1937年2月在共和国保卫战中战死疆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引人注目的著作主要有《幻想与现实》（1937）和《论垂死的文化》（1938）。前者指出，“文学作为参与现实斗争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超然独立的自由人的神话，文学是由社会力量决定的，是由赖以产生的社会运动决定的”,“英国文学日益脱离资本主义衰落阶段的现实，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文化附庸的诗歌忽略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能动关系，失去了原初的艺术活力和群众感染力”[42]；后者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垂死的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许多矛盾，战争和经济危机反复出现，这些都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正义和人道的社会准备了条件”[43]。

总之，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出现高峰，作家队伍庞大，作品数量众多，主题思想广泛。该时期左翼文学成就尤其反映在小说领域，作品达数百部之多，从艺术手法来看，现实主义当然是主流，也有一些科幻小说和实验小说。但总体来说，该时期左翼小说良莠不齐，尤其是艺术手法不够成熟，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特色俱佳的作品较少。评论家大卫·史密斯把该时期左翼小说不够成功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作家们不能深刻表达他们的信仰，对意识形态过分热情的教条式的信仰使塑造的人物形象成为了工具；二是这些作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三是一些中产阶级作家意识形态混乱，生活经历具有局限性；四是以上几种原因同时具备。[44]但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斗争和生活，批驳了法西斯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继承了宪章运动以来英国左翼文学传统，在追求左翼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成熟、完美方面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探索和尝试，为20世纪60年代前后英国左翼文学的再度繁荣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开始的冷战，使英国左翼文学创作的势头暂时减缓，但作家们对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等现实问题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