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晟府职官考
有关大晟府职官设置时间、职能、人员废替情况等，《宋史》、《会要》、《通考》、《玉海》、《纲目备要》等史料均有详细记载，然所述互有异同，间有抵牾之处。学界对此亦颇多歧见，原因乃未及见大晟府职官为一动态过程之设置，加上宋元以来修史者对徽宗朝的偏见而随意增删润饰史料，致使对大晟府这种特殊职官设置的研究时有误区。今试作考证订补如下。
一、大晟府职官的设置时间
有关大晟府职官设置时间，史乘记载较为歧异。《宋史·职官志八》：“大司乐（崇宁二年增置）……典乐（崇宁二年增置）……大晟乐令（崇宁二年增置）……大晟府（崇宁三年增置）主簿……大晟府协律郎（崇宁二年增置）。”明载大晟府职官设置时间在“崇宁二年”（只有大晟府主簿“崇宁三年增置”）。但《宋史·乐志四》却载“崇宁四年九月朔”赐新乐之名曰《大晟》，“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则又云大晟府职官设置时间在“崇宁四年”，所述前后矛盾。其他史料亦莫衷一是，有作“崇宁二年”者，《通考·乐考三》：“徽宗崇宁元年，诏置讲议局。……其年七月，景钟成。次年，帝鼐、八鼎成，八月，新乐成……诏赐名曰《大晟》，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有作“崇宁四年”者，《宋史·徽宗本纪二》：“（崇宁四年八月）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大事记讲义》卷二二：“崇宁四年作《大晟乐》。旧制，礼乐掌乎奉常。至是，置大司乐、典乐。礼乐始分而为二。”《玉海》卷一六六：“崇宁初，议大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赐名《大晟》，置府建官……以大司乐、典乐为长贰，次曰大乐令、主簿、协律郎。”《纲目备要》卷二七：“（崇宁四年）八月，作《大晟乐》……置府建官……以大司乐及典乐为长贰，后置乐令、协律。礼乐始分为二。”[144]
史料出现有关大晟府置官时间的歧异问题，后世学者多有不同意见。《宋代官制辞典》述及大晟府大司乐、典乐、大乐令、协律郎、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等官，均言“崇宁四年八月随大晟府创建始设”，述及大晟府主簿则言“其置废随大晟府”[145]，亦主“崇宁四年”说。但这与《宋史·职官志八》部分大晟府职官设于“崇宁二年”、“崇宁三年”的记载是有出入的。龚先生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在述及“协律郎”时，一云“随大晟府置废而置废”，从崇宁四年说；一云“崇宁二年，隶大晟府”[146]。在同一书中并主二说，蹈入矛盾的“二难”境地。对此，学者多有评说，龙建国云：“大晟府设立于何时？史学界和文学史界一般认为设立于崇宁四年。这一说法虽不能算错，但不够确切。”“大晟府作为一个行政实体，确实设置于崇宁二年。当时礼乐皆归太常寺掌管，大晟府也自然隶属于太常寺。”[147]龙先生认为大晟府“确实设置于崇宁二年”的根据，即是《宋史·职官志八》和《通考·职官考九》。对于《宋史·职官志八》，因有明确记时，学界尚无异议。但对《通考·乐考三》所述“次年”的具体记时，学界则有不同意见。龙氏注云：“次年（宋徽宗崇宁二年）。”[148]有学者不同意此说，认为《通考·乐考三》所述“次年”应指崇宁四年，并对龙建国“大晟府的官员一般由太常寺的官员兼任”之说法作了辨误[149]。辨误较精审，但仍不足以释龙氏之质疑。因《通考》对大晟府置官时间的记载确有前后不同之处，如：“崇宁初，置局议太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四年，诏曰：‘……亲（宜）赐乐名曰《大晟》，府（其）旧乐勿用。’”[150]则言“置府建官”在崇宁四年“诏赐名《大晟》”之前。《宋史》有关大晟府置官时间的记载可能与《通考》有同一资料来源，即宋人原始史料本身有前后不同。这不仅在《宋史·职官志八》、《宋史·乐志四》、《宋史·徽宗本纪二》有所反映，而且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晟府职官设置的动态过程。
按：大晟府职官设置过程较为复杂，其时间先后应有不同。大司乐、典乐、大乐令、协律郎当为“崇宁二年增置”，主簿为“崇宁三年增置”，按协声律为“崇宁四年增置”，制撰文字设立的时间当更晚。其证有二：其一，大司乐在“赐新乐名《大晟》”前已有实任人员。《宋史·乐志四》“（崇宁四年）八月，大司乐刘昺言。”《会要·乐》五之二○：“（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司乐刘炳奏。”《长编拾补》卷二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大司乐刘炳转一官。”《宋史·刘昺传》：“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长编拾补》卷二三系“蔡京擢昺大司乐”在崇宁三年正月甲辰。按：“赐新乐名《大晟》”在崇宁四年九月朔（详上考），而诸史有关刘昺为大司乐则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等多处记载，可证大司乐之职确在大晟府设立前已经存在。其二，协律郎原太常寺只设一员，然查史料发现崇宁元年至二年间同时为协律郎者已不止一员。晁公休《傅公行状》：“是时，蔡京初辅政用事……遣其子鯈与术士协律郎赵知幾等数辈，踵至视公。”（《忠肃集》卷下）按：蔡京“初辅政用事”在崇宁元年七月，赵知幾为协律郎当在此后。又，《会要·乐》三之二四载崇宁元年八月张商英言：“臣为太常少卿日，尝荐（吴良辅）为协按音律官……今乞还良辅旧职。”“协按音律官”，《宋史·乐志三》作“按协音律”，名称与大晟府按协声律同，但按协声律崇宁四年九月一日始置，崇宁元年不当有此官。查《玉海》卷一一○明载吴良辅官职为协律郎。可见崇宁元年八月后吴良辅官职当为协律郎，而不是按协音律。据此，崇宁元年七月、八月协律郎见诸载籍的已超过太常寺原定一员的名额，颇与大晟府协律郎四员之制（《宋史·乐志四》）[151]吻合。以上二证足可证明，大晟府未“赐名《大晟》”前作为行政实体确已存在，此可证龙建国之说不误。这个“行政实体”的具体名称是“大乐府”（详上）。但其官员亦不全由太常寺官员兼任，则诚如其他学者所言。
笔者认为，史料所载大晟府置官时间的歧异问题，反映了大晟府作为行政实体其职官设置本身有一个“动态过程”，这一点可追溯到置局议乐之初及其特殊的背景。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崇宁初，置局议大乐。”按：置局议乐乃崇宁元年蔡京拜相后的新政之一。《宋史·乐志三》：“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置局议乐当始于崇宁元年八月前后，然议乐机构名称史料未有统一说法，或云“讲议局”，或云“礼乐房”，或云“制造大乐局”（详上）。盖当时议乐乃属中书省讲议司的临时新添机构，名称本未固定。然议乐人员繁多，政治斗争亦较复杂。据考，崇宁元年至二年置局议乐的负责人是太常丞、驾部员外郎兼礼乐房参详官陈旸；崇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陈旸“上所撰《乐书》”非议魏汉津（详见《大晟府事迹编年考略》）；崇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蔡京亲信刘炜“以晓乐律进”，主乐事（《宋史·刘昺传》，《通考·乐考三》），并设立“大乐府”，大司乐等官疑于此时设立。但负责此项工作的刘炜“未几而卒”，蔡京遂擢其弟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宋史·刘昺传》，《通考·乐考三》）。因其时未有大晟府之名，故所设诸官直接归中书省临时机构大乐府管辖。大司乐等官虽与太常寺卿、少卿、丞、博士、奉礼郎等比秩合班（《宋史·职官志八》），但设官伊始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名义上都不隶太常寺，而是直接归中书省管辖，崇宁四年九月“置（大晟）府”后则隶礼部（《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玉海》卷一六六）。至于《宋史·职官志八》“大晟乐令（崇宁二年增置）”、“大晟府协律郎（崇宁二年增置）”云云，“大晟”字样乃为修史者所追加。大晟府职官设置的“动态过程”，还表现在其他官名的添置上。如制撰文字一官，除《宋史·乐志四》明载为“崇宁四年”增置外，他如《宋史·职官志四》、《通考·职官考九》虽载其官名，但均不载其置官时间（详上），可能与制撰文字本身的置官过程有关。《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宣和二年七月十六日，诏：‘大晟府近岁添置按协声律及制撰，殊为冗滥，白身满岁即补迪功郎，侥幸为甚，可并罢。在任者依省罢法。’”“近岁”云云，可见离颁诏日宣和二年不远。如云崇宁四年增置，则十五年之久不得云“近岁”。又教坊亦设有“制撰文字、同制撰文字各一人”（《会要·职官》二二之三○），“近岁添置”云云，盖是仿教坊制撰文字、同制撰文字“添置”。按制撰文字别名“燕乐所制撰”（《会要·职官》六九之四），大晟燕乐成于政和三年，故大晟府制撰文字的“添置”，当在此时而非崇宁四年。今大晟府制撰文字政和三年后方有任官的记载，可以印证。又，大晟府职官在“置府建官”后还有不断添置，如大晟府制造官、大晟府杂务官、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等职官名称，均设于大观三年八月制造大乐局罢局后。考政和二年至三年盛允升任大晟府制造官（沈与求《盛公行状》），政和五年至六年强行父任大晟府杂务官（曾协《强公行状》），政和七年三月后宋暎任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周必大《宋公暎墓志铭》）[152]。可见，大晟府成立前后其职官设置的动态过程，应纳入大晟府职官研究的范围，否则，必然会左支右绌、治丝愈棼，难穷其壸奥。
二、大晟府的职官建制
有关大晟府的职官建制，史乘所述实较为清晰。后世学者因文献搜讨不够全面，加上对大晟府这一特殊的职官制度重视程度不够，仅据现成资料依样而编，未细加考证甄别，以致歧见丛出；或因误读原始文献，疏于标点断句，而有失于眉睫之憾。今细勘文献，参以前辈及时贤新成果，一一补正如下。
（一）提举大晟府
《宋代官制辞典》名此官为“提举大晟府所，官司名”，并言其依据为《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153]。此盖读《会要》而标点偶误所致。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又有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典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物，曰知杂，曰掌法。其所辖则钤辖教坊所及教坊。”并无“提举大晟府所”之官司名，而“所典”、“所辖”云云指其职掌，非“官司名”之“所”。点校本《宋史·职官志四》“大晟府”条标点为：“以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典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物，曰知杂，曰掌法。”极确。按“提举大晟府”别名“大晟府提举官”或“大晟乐府提举官”。《会要·乐》三之二七：“（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中书省言：‘大晟府新燕乐进讫。’诏：‘提举官刘炳特转两官。’”《碧鸡漫志》卷二：“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作提举官。”[154]有关提举大晟府的职掌，《宋代官制辞典》云“由内侍省宦官充。掌监领大晟府，奏禀事得专达于上”[155]。今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只言“有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宋史·职官志四》“大晟府”条亦只言“以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156]，可见乃侍从官与内侍省宦官两种身份的人兼任。按：“侍从官”为四品以上清要官，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侍郎，为内侍从官；带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者，为外侍从官；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称为“小侍从”[157]。今考史籍载记的大晟府提举官多为清要官兼任，如《宋史·乐志四》：“（政和末）蔡攸方提举大晟府，不喜他人预乐。”《宋史·周邦彦传》：“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东都事略·周邦彦传》：“（周邦彦）召为秘书监，擢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会要·乐》四之一、二：“（政和八年九月二十日）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箓宫使兼神霄玉清万寿宫副使兼侍读编修蔡攸言：‘……将燕乐一十七调看详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欲望大晟府镂板颁行。’”内侍省宦官则多为“同提举大晟府”。《会要·礼》五之三：“（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提举大晟府杨戬言。”[158]可见在设置大晟府提举官时可同时由两人担任，如政和四年延康殿学士户部尚书刘昺提举大晟府、内省近侍官杨戬同提举大晟府，与《宋史》、《会要》所载“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相合。尽管大晟府也出现过由宦官担任提举官的现象，但如果“侍从官”与“内侍省宦官”共同提举大晟府，则侍从官任“提举大晟府”，内侍省宦官只能任“同提举大晟府”，先后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宋代官制辞典》云大晟府提举官“由内侍省宦官充。掌监领大晟府，奏禀事得专达于上”，亦未细考史书而失于眉睫矣。
（二）同提举大晟府
如果出现“侍从官”与“内侍省宦官”同时担任大晟府提举官的现象，则“同提举大晟府”一般由内侍省宦官担任。《会要·礼》五之三：“（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提举大晟府杨戬言。”[159]因宦官品秩最高不得过从五品，而提举大晟府多由四品以上清要官担任（包括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侍郎、带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故宦官只能为“同提举大晟府”。《宋史》、《会要》所谓“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详上），“侍从”即四品以上清要官，“内省近侍”即从五品以下内侍省宦官，两者如果共同提举大晟府，后者多带“同”字。
（三）大司乐
《宋代官制辞典》云此官职掌为“大晟府长官，总领本府事”[160]。似可商榷。《徽宗词坛研究》云大司乐职掌为“大晟府主持音乐整理、修订、创制”、“大晟府的重大事务仍由（大晟府）提举官出面向朝廷论奏”[161]。颇得其实，可从。考《宋史·职官志四》“太常卿”条：“掌乐律、乐舞、乐章，以定宫架、特架之制，祭祀、享【宴】[162]则分乐而序之。”“宫架、鼓吹、警场，率前期按阅即习。”“若礼乐有所损益……拟上于礼部。”按：太常卿原主管之乐事，后改归大司乐（《宋史·乐志四》，《通考·职官考九》）[163]，则《宋史·职官志四》有关太常卿主乐事若干职事，当即大司乐职掌。此外，大司乐的职掌尚可增加一条，即在郊庙等场合中负责“押乐”工作。今查《政和五礼新仪》，凡南郊、祈穀、雩祀、祀感生帝、祀五方帝、祀高禖、朝日、夕月、蜡东方、西方百神、祀帝鼐、祭皇地祇、祭神州地祇、祭太社太稷、祫享太庙、时享太庙、时享别庙、朝享太庙、朝献景灵宫皆大司乐“入行乐架”[164]，蕃国主来朝、册命诸王大臣、纳皇后、皇太子纳妃、皇太子冠、册皇后、册皇太子皆大司乐“入就押乐位”[165]，可以印证。《宋代文学编年史》云大司乐“即后人所说的提举大晟府”[166]。疑不确。
（四）典乐
《宋代官制辞典》云此官职掌为“大晟府副长官，佐领本府事”[167]。较笼统。《徽宗词坛研究》云典乐职掌为协助大司乐“主持音乐整理、修订、创制”、“有时或许是大司乐缺职，便由典乐主持业务工作”[168]。可从。《宋史·刘诜传》载其为典乐“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乐事”，《宋史·乐志四》载刘诜“上徵声”，“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通考·乐考四》载沈宗尧（引者按：当为“任宗尧”之笔误，详后）、田为任典乐议“太、少律”事，可证其说。今查《清波杂志》载宣和元年冬祀南郊“大司乐田为押登坛歌”事（卷一一），据考证其时田为任典乐而非大司乐（详后），又可证典乐亦有代大司乐行仪式乐事，然不多见。又，查《政和五礼新仪》，凡祭祀之仪大司乐、大乐令、协律郎并用，不用典乐，然皇帝养老于太学仪“设典乐位于宫架之北”（卷一九七），职掌则似大司乐[169]。
（五）大乐令
《宋代官制辞典》云此官职掌为“参掌大晟府事”[170]；《徽宗词坛研究》云大乐令职掌乃与协律郎、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等“从事于乐谱和词曲的创制和修订”[171]。均嫌笼统。按：《职官分纪》云“太乐令”职掌为“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正雅乐，教官伎乐”[172]。此太乐令虽与大晟府乐令之职掌不同，然亦相距不远。考《政和五礼新仪》，凡宗祀上帝、祈穀祀上帝、雩祀上帝、祀感生帝、祀五方帝、祀高禖、朝日、夕月、蜡东方、西方百神、祭皇地祇、祭神州地祇、祫享太庙、时享太庙、朝享太庙、朝献景灵宫，皆“大乐令位于登歌乐簴之北，大司乐位于宫架之北”[173]；皇帝养老于太学仪，则“设典乐位于宫架之北，大乐令位于登歌乐虡之北”[174]，可见仪式乐中“宫架”由大司乐（或典乐）押乐、“登歌”由大乐令押乐。可证大晟府乐令其职掌即掌教乐人调合钟律（或教官伎乐）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关于大晟府乐令置官人数，《宋史·乐志四》、《通考·乐考三》均载大晟府始置“大乐令一员”，但《宋史·职官志四》、《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通考·职官考九》却载大观四年八月十一日“以官徒廪给繁厚，省乐令一员”，据《摛文堂集》卷四《朝散大夫徐申、奉议郎宋彧可并大晟府乐令，宣德郎李遘、将仕郎吴叔贤可并大晟府协律郎制》[175]，制词作于崇宁五年九月（详后），既徐申、宋彧并为大晟府乐令，可知其设官之初当为二人，大观四年八月后方减为一人。
（六）主簿
《宋代官制辞典》云“职事官名”，未言职掌[176]。据《宋史·职官志四》：“主簿，掌稽考簿书。”《职官分纪》卷一八：“勾检在寺文簿，及主掌出纳。”《通志》卷五四：“掌付事句（勾）稽省署抄日、监印、给纸笔等事。”《容斋四笔》卷一一：“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钩考簿书为职，它不得预。”然据《事类备要·后集》卷三三：“（太常寺簿）与闻礼乐。”[177]知亦参闻礼乐。综括而言，大晟府主簿职掌当为勾检大晟府文簿、监印及主掌出纳纸笔等事，亦与参闻大晟府礼乐。
（七）协律郎
《宋代官制辞典》云此官职掌为“协调钟律”[178]；《徽宗词坛研究》云协律郎职掌乃与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等“从事于乐谱和词曲的创制和修订”[179]。按：两说均可商榷。据《宋史·职官志四》：“协律郎，掌律吕以和阴阳之声，正宫架、特架、乐舞之位。大祭祀、享宴用乐，则执麾以诏作止之节，举麾，鼓柷而乐作；偃麾，戞敔而乐止。凡乐，掌其序事。”[180]所述虽非大晟府协律郎职掌，然亦相距不远。考《政和五礼新仪》，凡乐，“协律郎展视乐器”，“举麾，工鼓柷而后作；偃麾，戞敔而后止”[181]；军礼“命将出征仪”，协律郎“分导鼓吹令引乐工等至献俘位之南面，重行立定”及“导鼓吹令引乐工等，并于兵仗外序立，次引复入献”[182]。祭祀乐或设“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虡之西北，一于宫架之西北”[183]；或设“协律郎位三”：“一于社坛上乐簴之东，一于稷坛上乐簴之东，一于宫架之东”[184]。可证大晟府协律郎并非“协调钟律”或“从事于乐谱和词曲的创制和修订”，其职掌当与《宋史·职官志四》所述相近，可断定也。
（八）按协声律
《宋代官制辞典》云“职掌按谱协调声律”，并言其依据为《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二六[185]。然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二六，无言及按协声律职掌“按谱协调声律”事。考张守《陆虞仲墓志铭》：“公敛板诣政事堂曰：‘乐府有协律郎，又置按协声律，冗孰甚焉？宜罢。’”（《毘陵集》卷一二）则按协声律职掌当与协律郎无大差异。又，史载太常寺协律郎别名“协按音律官”（《会要·乐》三之二四）或“按协音律”（《宋史·乐志三》）[186]，则按协声律乃大晟府从协律郎厘分而出。《徽宗词坛研究》言其职掌“从事于乐谱和词曲的创制和修订”[187]。可商榷。考《书录解题》卷一四：“《隆韶导和集》一卷，保义郎、大晟府案协律姚公立撰。以律吕、节气、阴阳为说，凡四十九条。”“大晟府案协律”即按协声律，姚公立所著书“以律吕、节气、阴阳为说”，则按协声律职掌乃非从事于乐谱和词曲的创制和修订，而是撰写纯理论性质的乐书。又，据杨时《吴国华墓志铭》：“崇宁五年……授将仕郎，大晟府审验音律。未几，府罢。先生亦浩然而归，不复出矣。”（《龟山集》卷三○）《田曹吴公文集序》：“审律名仪，去年以遗逸被召。相君说之，除大成（晟）府审验音律。”（同上卷二五）“大晟府审验音律”云云，即按协声律。盖吴仪于崇宁五年初招为此官，二月即罢归。考《会要·乐》三之二五：“崇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诏：‘大乐新成，将荐祖考。其神宗本室与配位乐章，朕当亲制，以伸孝思追述之志。可令大晟府先考定谱、调、声以闻。’”[188]知“谱、调、声”在崇宁五年九月才“考定”，则吴仪任按协声律亦非“从事于乐谱和词曲的创制和修订”，而只为撰写纯理论性质的乐书。
按协声律又名“协律官”、“协声律官”。《宋史·乐志四》：“（宣和）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宋史·职官志一》：“宣和二年，诏与大晟府制造所、协声律官并罢。”《纲目备要》卷二八：“（宣和）二年，礼制局与大晟府制造所、协声律官并罢。”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宣和二年七月十六日，诏：‘大晟府近岁添置按协声律及制撰，殊为冗滥，白身满岁即补迪功郎，侥幸为甚，可并罢。在任者依省罢法。’”[189]知协律官、协声律官与按协声律为同一官。
又，考杨时《吴国华墓志铭》及《田曹吴公文集序》（详上），知按协声律又名“大晟府审验音律”。又，据《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十三》[190]，按协声律又名“大晟府案协律”。均可补别名。
（九）制撰文字
《宋代官制辞典》云“（大晟府）制撰文字”别名“大晟府制撰使”[191]。按：此乃承中华书局《铁围山丛谈》冯惠民、沈锡麟点校本之误而未加细考也。据《铁围山丛谈》：“政和初，有江汉朝宗者，亦有声，献鲁公词曰：‘升平无际（词略）。’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鲁公喜，为将上进呈，命之以官，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冯、沈点校本作“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192]。偶疏于标点断句而致误，“大晟府制撰文字”实不名“大晟府制撰使”。李国强整理本作“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193]，甚是。另，大晟府制撰文字除省称制撰、又称大晟乐府制撰外，尚有异名可考。《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田为罢典乐……以臣僚言，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燕乐所制撰乃厘务官耳。”[194]知“燕乐所制撰”即大晟府制撰文字，可补为别名。关于其职掌，《宋代官制辞典》云“创作乐曲”[195]。可商榷。据《碧鸡漫志》卷二：“政和初，招试补官，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万俟）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中兴小纪》卷八：“（万俟）咏工小词，尝为大晟府撰乐章以得官者也。”明言万俟咏为“大晟乐府制撰”的工作是“制词实谱”、“为大晟府撰乐章”，而非“创作乐曲”。又，《会要·乐》三之二八载曹棐“充大晟府制撰”，亦是因填《舜韶新》曲“文理可采”。又，《铁围山丛谈》载江汉为大晟府制撰也因“献鲁公词”（卷二）。可见，“奉旨作为一时瑞物之辞”（晁以道《晁公墓表》）、“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详上），才是制撰文字之职责。据史料记载，大晟府创制乐谱、乐曲的人员其实为教坊乐工。《宋史·乐志四》载大观元年及二年协律郎彭几、典乐刘诜“上徵声”，诏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政和末，“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玉海》卷七载政和中“依唐谱修定《黄钟徵、角二调》，总四十五曲，命教坊习学”；又，史料云“大乐阙徵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避暑录话》卷上），“使次乐工为之”（《拙轩词话》）[196]。知“创作乐曲”乃为教坊乐工的工作，非制撰文字所宜也。
按：大晟府职官除以上所考九种外，尚有未被《宋代官制辞典》收录者，现补缀如下。
（十）制造大乐局提举官
《会要·乐》五之二○、二一：“（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奏：‘奉诏制造颁降三京、四辅、二十八帅府等处大乐。官吏、作匠等，及结绝罢局，有劳，可等第推恩。内初补使臣免呈试参部，提举官、承受、主管、制造等官转两官，有资者转两资，内提举、承受官并回授；无资可转者，与将一官改赐章服，一官许回授有服亲。主管文字、主管杂务各转一官，有资者转一资，各更减二年磨勘。前提举官及主管官、【主管】杂务、主管文字、监辖造作、点检文字各特转一官，有资者转一资，待诏与改换服色。’”按：“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名义上由中书省提举，实由宦官提举，并设有“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详上考）。自崇宁三年二月设制造大乐局，直到大观三年八月罢局为止，都由知入内内侍省杨戬任提举官（《宋史·杨戬传》）。又，考杨戬在大观三年八月罢制造大乐局提举官后，又在政和四年三月任大晟府同提举官（《会要·礼》五之三）[197]。疑其自罢制造大乐局提举官后，就开始任“同提举大晟府”。
（十一）大乐府师
“大乐府师”不常设，仅魏汉津一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同。又称“太乐府师”。《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乙巳，冲显宝应先生、太乐府师、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198]
（十二）大乐局制造官
《会要·舆服》六之一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同[199]。大乐局制造官或称为“制造九鼎官”。《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同）“制造九鼎官”为魏汉津特称，以后不见记载。按：大乐局制造官简称“制造官”。《能改斋漫录》卷一二：“徽宗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制造九鼎。按制造官魏汉律（津）《状》云：‘承内降，铸造鼎鼐……’”又别称“制造”（《会要·乐》三之二五）[200]。
（十三）同详定《大乐书》
《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同[201]。按：“同详定《大乐书》”在大晟府成立后，或更名为“同详定《大晟乐书》”，均存时较短，约始于崇宁四年八月，终于大观三年六月（考详后）。
（十四）大晟府制造官
沈与求《盛公行状》：“改仪曹，兼大晟府制造官。”（《龟溪集》卷一二）按：大晟府制造官当为大观三年八月制造大乐局罢局后，分流而入大晟府的。其前身即大乐局制造官（详上），别称“制造”（《会要·乐》三之二五）[202]。
（十五）大晟府杂务官
曾协《强公行状》：“改承奉郎，除光禄寺丞，兼大晟府杂务官。”（《云庄集》卷五）按：大晟府杂务官别称“主管杂务”（《会要·乐》三之二五），或称“杂务”（《会要·乐》五之二一）[203]。
（十六）修制大乐局管勾官
《宋史·张朴传》：“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按：修制大乐局为政和末蔡攸提举大晟府后所设机构。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又名“修制大乐局管干官”（《会要·乐》四之二）、“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官”（《宋公暎墓志铭》）。管干官乃南宋后所追改。别名“修制”（《宋史·张朴传》）[204]。
（十七）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
周必大《宋公暎墓志铭》：“选充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文忠集》卷三一）按：此为修制大乐局下属官，设于政和七年三月蔡攸提举大晟府后，罢于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会要·乐》四之二，《宋史·张朴传》）。别称“主管文字”（《会要·乐》三之二五）、“检阅文字官”（《会要·乐》四之二）[205]。
除此之外，《会要》、《通考》所述乐官尚有鼓吹令、鼓吹丞（原属鼓吹局）、教坊使、教坊副使、判官、高班都知、都知（原属教坊）等（《会要·乐》四之一，《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八，《通考·职官考九》），分别在崇宁四年九月后及政和三年八月隶属大晟府。据《新仪》、《通考》“大晟府前部鼓吹”及“后部鼓吹”，吏属之职尚有府史、典事、职掌、局长、院官、录事等六种（《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三、卷一七、卷二○，《通考·王礼考十三》及《王礼考十四》）[206]，亦可补入大晟府职官名单。按：《宋代官制辞典》分大晟府职官为乐官、职事官、乐工、吏属、伶人、伶官六类[207]，所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大晟府）吏属则有胥长、胥史、胥佐、贴书。掌官物者则有专知、副知、库子。工属则有乐正、乐师、色长、上工、中工、下工、舞师云。”[208]大体可从，然亦有可商榷者。如将“运谱”、“掌事”列为大晟府“乐官名”等[209]。其实二者均属乐工而非乐官。考《宋史·职官志四》、《通考·职官考九》，就将运谱与按协声律、制撰文字同列为乐官名，云“以京朝官、选人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此为《宋代官制辞典》所据。然《玉海》卷一六六“崇宁大晟府”条无记载，《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载运谱并色长44人，《政和五礼新仪》卷六亦将运谱与乐正、副乐正、乐师等同列。又《大金集礼》卷三八：“大德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寺虽有亡宋乐正刘希颜、运谱田仲等二人。”亦将运谱与乐正、副乐正、乐师等同列，明运谱非乐官而属乐工无疑。又，“掌事”亦当属乐工而非乐官。按：《宋史·职官志四》、《通考·职官考九》大晟府乐官无“掌事”，《宋代官制辞典》列“掌事”为乐官，言其依据为《会要·乐》五之二一。考《会要·乐》五之二一载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议礼局上亲祠登歌之制，“执麾挟仗色掌事”与乐正、副乐正、乐师等同列[210]，当属乐工而非乐官。又，分类标准亦可商榷，如：“宋代举凡教坊、大晟府、教乐所、衙前乐、云韶部、钧容直等乐司所属诸色乐官、乐人、舞人，都可泛称伶人”，“乐官、乐人皆可通称伶官，与‘伶人’略微有别，但分际不严”[211]。按：大晟府职官如提举官、大司乐、典乐、大乐令、主簿、协律郎、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等，皆为朝廷命官兼任，不可“泛称伶人”或“通称伶官”。笔者认为，根据大晟府职官设置的动态过程与实际情况，将大晟府职官分为职事官、乐官、工属、吏属的四类分法似更妥当。大晟府提举官、大晟府同提举官、大司乐、典乐、大乐令、主簿、协律郎、按协声律、制撰文字、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大晟府制造官、大晟府杂务官、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钤辖教坊等为职事官，鼓吹令、鼓吹丞、教坊使、教坊副使、教坊判官、高班都知、都知等为乐官，运谱、掌事、掌仪范、管干教头、都部头、部头、副部头、都色长、二舞色长、舞师、引舞、舞头、舞郎、乐正、副乐正、乐师、上乐工、中乐工、下乐工、执色乐工等为工属，胥长、胥史、胥佐、贴书、专知、副知、库子、府史、典事、职掌、局长、院官、录事等为吏属，文繁不详述。
三、大晟府职官任替编年考
关于大晟府职官编年，目前在宋代职官研究中仍是空白。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一书，举凡京朝官均有大致编年，唯独大晟府职官付诸阙如。这可能因为大晟府职官历来不被重视，加上设置时间相对较短，头绪又较纷繁之故。然编年不仅有助于职官研究的深入，且可为大晟府这一特殊官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现试作编年考辨如下：
（1）崇宁二年（1103），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陈旸罢管乐事，改以刘炜主乐。时增置“大乐府”大司乐等官，刘炜疑为大司乐，魏汉津为“大乐府师”，吴良辅、赵知幾为协律郎。朱维、刘诜亦参与议乐。
按：陈旸崇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虽仍任礼乐房参详官，但主管礼事，改由刘炜主乐事（《宋史·刘昺传》，《通考·乐考三》）。时增置大司乐、典乐、大乐令、协律郎等官（《宋史·职官志八》）；炜死后，其弟刘昺代之，官为大司乐，疑刘炜生前主乐时亦为大司乐。关于魏汉津献乐议，《宋史·乐志三》载在崇宁元年，唯不言魏汉津官职。据《会要·舆服》六之一五、一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则魏汉津为“大乐府师”。又，崇宁二年增置协律郎等官（《宋史·职官志八》），今据《会要·乐》三之二四、《玉海》卷一一○、《傅公行状》[212]，可考知崇宁二、三年间赵知幾、吴良辅为协律郎。
据《会要·职官》五之一四、一五，崇宁三年八月七日，因罢讲议司，奉议郎礼部员外郎陈旸、朝奉大夫朱维、承议郎刘诜各转一官[213]。按：刘诜、朱维后均为大晟府典乐，可见都与礼乐有关。
（2）崇宁三年（1104），刘昺为大司乐，杨戬任提举官，魏汉津为“大乐府师”兼大乐局制造官，吴良辅、赵知幾为协律郎。
按：《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蔡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宋史·刘昺传》：“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据考，刘昺为大司乐始于崇宁二年底（详后）。又《宋史·杨戬传》：“（杨戬）自崇宁后，日有宠，知入内内侍省。立明堂，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按：“铸鼎鼐”始于崇宁三年二月，时杨戬任制造大乐局提举官。《铁围山丛谈》卷五：“崇宁中召见，制《大晟乐》，铸九鼎，皆其所献议。初制乐，一日，与宦者杨戬在内后苑，会上朝献景灵宫还，见汉津立道左观车驾。上望之，喜，遣小阉传旨抚问，汉津因鞠躬以谢。及还内，戬至，上曰：‘汉津能出观我耶？’戬曰：‘不然。早自车驾出，汉津同臣视铸工。方共饮，适闻跸还，臣舍匕箸，遽至于此。然汉津不出也。’”可证杨戬任提举官始于“铸鼎鼐”之时。又，据《会要·舆服》六之一五、一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214]，知魏汉津时任大乐局制造官。
（3）崇宁四年（1105），专置大晟府，刘昺为大司乐，魏汉津为大乐府师兼大乐局制造官，吴良辅、赵知幾为协律郎。杨戬任制造大乐局提举官。
据上考，大晟府置府建官前刘昺已为大司乐，置府建官后刘昺当续任大司乐。又，《宋史·杨戬传》：“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按：“起大晟府”即“大晟府置府建官”之意，时在崇宁四年九月朔，乃明载杨戬为首任大晟府提举官。但大晟府提举官始设于大观三年八月后，时杨戬任制造大乐局提举官，即大晟府提举官之前身。又，《宋史·魏汉津传》：“有马贲者，出（蔡）京之门，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刘、任、田异论时，依违其间，无所质正。”按：“任、田异论时”指政和末典乐任宗尧、田为议乐事（《宋史·乐志四》）[215]，前推13年，当在崇宁四年。考崇宁间魏汉津为大乐府师兼大乐局制造官，刘昺为大司乐，能“质正”魏汉津、刘昺者，必为大晟府长贰之职，马贲此时疑为大晟府典乐。
（4）崇宁五年（1106），吴仪任按协声律；二月，罢大晟府，吴仪罢任。九月复旧，杨戬任提举官，刘诜任典乐，徐申、宋彧任大乐令，李遘、吴叔贤任协律郎。
汪藻《蒋公墓志铭》：“杨戬建节……帝曰：‘自朕即位以来，制作礼乐，皆其手，亦非小劳。’”《宋史·杨戬传》云其铸鼎鼐、起大晟府“皆为提举”。《纲目备要》卷二八：“（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内侍杨戬加节度，赏制乐传宣之劳也。”[216]据考，杨戬除政和二年至六年任“同提举大晟府”外（详后），自崇宁三年至政和元年连续八年先后任制造大乐局提举官、大晟府提举官，故徽宗说“即位以来，制作礼乐，皆其手，亦非小劳”，可见杨戬任制造大乐局及大晟府提举官时间极长。
又，《宋史·刘诜传》：“崇宁中，为讲议司检讨官。进军器、大理丞，大晟府典乐。”郭万桯《宋刘太常》言刘诜为典乐在崇宁四年（《明文海》卷四一九），未知何据。考崇宁五年二月曾罢大晟府，九月才“复旧”（《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通考·职官九》）。崇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诏大晟府“先考定谱、调、声以闻”（《会要·乐》三之二五）。刘诜因“通音律，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乐事”（《宋史·刘诜传》）[217]，刘诜被任命为典乐，当在崇宁五年九月后。
慕容彦逢《朝散大夫徐申、奉议郎宋彧可并大晟府乐令，宣德郎李遘、将仕郎吴叔贤可并大晟府协律郎制》：“敕：具官某等，朕复大晟府名，礼乐异职，各迪有功，以追治古之盛。尔等咸以通于声文，擢践厥属，钦承无怠，嗣有宠嘉。可。”[218]按“复大晟府名”在崇宁五年九月，徐申、宋彧并为大晟府乐令及李遘、吴叔贤并为大晟府协律郎必在此时。
又，按协声律亦可考。杨时《吴国华墓志铭》：“崇宁五年……授将仕郎，大晟府审验音律。未几，府罢。先生亦浩然而归，不复出矣。”《田曹吴公文集序》：“审律名仪，去年以遗逸被召，相君说之，除大成（晟）府审验音律。”[219]“大晟府审验音律”云云，即按协声律。盖吴仪于本年初招为此官，二月即罢归，未复职。
（5）大观元年（1107），杨戬任提举官，刘诜任典乐，徐申、宋彧任大乐令，李遘、吴叔贤、彭几任协律郎，姚公立任按协声律。
《宋史·刘诜传》：“崇宁中为……大晟府典乐。”《宋史·乐志四》：“（大观二年）刘诜上徵声。”知刘诜至大观二年仍任典乐。又，考慕容彦逢为中书舍人在崇宁五年九月至大观元年春（《慕容彦逢墓志》），徐申大观元年春似仍为乐令。又，据《会要·职官》六八之一七，大观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封府工曹参军宋彧复换西京作坊使，“以言者论彧为梁子美鹰犬……初不亲文墨，自小使臣换文资。二年之间，官至朝散郎”。考宋彧崇宁五年九月后方为乐令，二年之间，官至朝散郎，则大观元年末或二年初已离大晟府为开封府工曹参军。又，据《会要·乐》五之二○：“（大观二年三月三十日）先是，进士彭几进《乐书》……时礼部员外郎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几至乐府。朝廷从之。”（《宋史·乐志四》同）然未言任何官，今据《墨客挥犀》卷六小注考知彭几任协律郎，其任职始于大观元年（详后《彭几考》、《吴时考》）。又，姚公立任按协声律约在此时，详见《书录解题》卷一四、《通考·经籍考十三》[220]及下文《大晟府乐书考》。
（6）大观二年（1108），杨戬任提举官，刘诜、徐申任典乐（十月离任），彭几任协律郎，姚公立任按协声律。
按：刘昺大观二年六月为御史中丞吴执中所论而出知陈州（详后《刘昺考》），此前刘昺似仍任大司乐。
又，据程俱《祭徐申典乐文》（《北山集》卷一七）、《挥麈录·馀话》卷二，知徐申曾任典乐。考《咸淳重修毗陵志》卷八：“（徐申）大观二年十月，朝请大夫、提点太常寺大晟乐（知常州）。政和元年十二月满。”[221]既大观二年十月徐申即出知常州，故知其为典乐必在大观二年十月前（详后《大晟府词人新考》）。
（7）大观三年（1109），杨戬任提举官，刘诜任典乐，彭几任协律郎，姚公立任按协声律。
按：大观三年八月“制造大乐局”罢局，杨戬或于此时转为大晟府提举官。附此俟考。
又，本年刘诜任典乐，彭几任协律郎，姚公立任按协声律，详见上文考证，此处从略。
（8）大观四年（1110），杨戬任大晟府提举官，刘诜任典乐（二月离任），彭几任协律郎，姚公立任按协声律。
按：刘诜大观四年二月已离典乐任，而担任太常寺少卿修撰《续因革礼》，不再管理燕乐之事（详后《刘诜考》）。
（9）政和元年（1111），杨戬任大晟府提举官，彭几任协律郎（十月前罢任）。
按：据《会要·职官》六八之二四，政和元年十月，张商英衡州安置，“以开封府狱成，尝令余员（负）、彭几、僧德洪往来交接”。《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一同[222]。据此，彭几罢协律郎任当在政和元年十月前。
（10）政和二年（1112），刘昺任提举官，杨戬任同提举官，盛允升任制造官。
按：《徽宗词坛研究》考证，政和二年刘昺为户部尚书兼大晟府提举，直到政和三年末或四年初[223]。说刘昺任大晟府提举始于政和二年，极确，但说其政和三年末或四年初不再兼任此官，似可商榷（详后）。又沈与求《盛公行状》：“政和二年……改仪曹，兼大晟府制造官。三年，司勋奏公曩摄邑苏之常熟。”[224]可知盛允升任大晟府制造官在政和二、三年间。
（11）政和三年（1113），刘昺任提举官，杨戬任同提举官，马贲任大司乐，朱维任典乐，盛允升任制造官，万俟咏、江汉、曹棐任制撰文字，晁端礼、陆韶之任按协声律。
按：《会要·乐》三之二七：“（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中书省言：‘大晟府新燕乐进讫。’诏：‘提举官刘炳特转两官……杨戬落通仕大夫，除正任观察留后……马贲等五人各转行两官。’”所奖励人员中，刘昺任大晟府提举官、杨戬任大晟府同提举官（详后）、马贲任大司乐。又，据翟汝文《马贲大司乐制》，作于政和三年，但制文有“典职惟旧，肆命汝为长”云云（《忠惠集》卷三），知马贲在政和三年正式任命为大司乐前，还曾充大晟府长贰之职。又，据《避暑录话》卷上：“政和间，郎官有朱维者……郑枢密达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当违制。’……遂除维为典乐。”知朱维曾任典乐。据《宋史·宰辅表三》，郑居中知枢密院事在政和三年正月至六年五月。又，《会要·乐》四之一：“（政和）五年九月十六日，新差权知庐州朱维奏。”[225]可证朱维任典乐在政和三年后至五年九月间。
关于制撰文字，则此年任职人员极多。《铁围山丛谈》卷二载晁端礼为制撰在“政和初”，然据《乐静集》卷二八《晁次膺墓志铭》、《景迂生集》卷一九《晁公墓表》、《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考知其任职大晟府在政和三年六月上旬。又，《会要·乐》三之二八载，政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曹棐撰到徵调《舜韶新》曲，特补将仕郎充大晟府制撰。又，《碧鸡漫志》卷二载政和初万俟咏任制撰，实应在政和三年五月后，乃因撰曲而补官（《要录》卷三四，《中兴小纪》卷八），所撰曲亦为徵调。又，《铁围山丛谈》载政和初江汉为制撰，然据其所献蔡京词“八载相业”云云（卷二），当在政和三年五月后；如写作时间在“政和初”，则蔡京只有“六载相业”（《宋史·宰辅表三》）[226]。详后《大晟府词人新考》，此处从略。
又，按协声律亦可考。上文晁端礼、陆韶之即按协声律，《铁围山丛谈》卷二“制撰”云云，偶误，详后。又张守《陆虞仲墓志铭》：“遂授公大晟府按协声律。……兼编集舒王遗文所检讨官。会有诏裁罢在京冗局，公敛板诣政事堂曰：‘乐府有协律郎，又置按协声律，冗孰甚焉？宜罢。’后果罢。”据《宋史·徽宗本纪三》：“（政和三年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为舒王。”[227]陆韶之“兼编集舒王遗文所检讨官”在政和三年后，其为按协声律亦在此时。
（12）政和四年（1114），提举官刘昺，同提举官杨戬，大司乐马贲，典乐朱维，制撰文字田为、曹棐、万俟咏、江汉，按协声律陆韶之。
按：《会要·礼》五之三：“（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提举大晟府杨戬奏。”[228]《徽宗词坛研究》认为杨戬提举大晟府在政和四年三月至六年九月末[229]。未明大晟府提举官可同时由“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担任[230]。如果出现由“侍从及内省近侍官”共同提举大晟府的情况，则提举大晟府多由四品以上清要官担任，同提举大晟府乃由从五品以下内侍省宦官担任；既《会要·礼》五之三云杨戬“同提举大晟府”，则其为副职无疑，不得谓“同提举大晟府”即“大晟府提举官”。按：宋代官制中，“同”为副职，多与正职共事[231]。故不得谓杨戬同提举大晟府，则刘昺一定不在提举大晟府任。今既考定杨戬政和二年至六年四月间同提举大晟府，又考定刘昺政和二年至六年提举大晟府，两者其实并存。不可就杨戬同提举大晟府时间而断刘昺提举大晟府之首尾时间。
又，考刘昺政和二年任大晟府提举官后，政和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仍以侍从官身份兼大晟府提举官。据《会要·乐》四之一、《玉海》卷一○五，“（政和）六年闰正月九日，大晟府编集燕乐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炳撰文。”《宋史·乐志三》：“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232]按：崇宁二年底刘昺为大司乐主乐事，“其后十三年”为政和六、七年间，其时刘昺再以徽宗“中指寸”“作一长笛上之”，可见刘昺此时虽为他官，但仍兼管大晟府事。按政和六年十月周邦彦任大晟府提举官，疑“其后十三年”乃为约数。
又，田为曾任“燕乐所制撰”之职[233]，即制撰文字别称；因“燕乐所”政和四年正月后方设（详上），田为任燕乐所制撰应在政和四年正月后。
本年马贲任大司乐，朱维为典乐，曹棐、万俟咏、江汉任制撰文字，陆韶之为按协声律，详见上文考证，此处从略。
（13）政和五年（1115），提举官刘昺，同提举官杨戬，大司乐马贲，典乐朱维（九月后裴宗元任典乐），制撰文字田为、曹棐、万俟咏、江汉，按协声律陆韶之，大晟府杂务官强行父。
按：典乐朱维于政和五年九月即离任，裴宗元任典乐当始于此时。《宋史·乐志四》：“（政和）七年二月，典乐裴宗元言。”则政和七年二月裴宗元任典乐已历数年。按：裴宗元崇宁五年至大观元年前后任医学博士（慕容彦逢《儒林郎裴宗元可医学博士制》），政和三年闰四月在太医令任（《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八）[234]，其任典乐当在太医令任满后补朱维缺。
又，曾协《强公行状》：“改承奉郎，除光禄寺丞兼大晟府杂务官。逾年，文宪公薨，除公通判杭州，年二十六。”[235]按：强行父绍兴二十七年卒，终年67岁，26岁当为政和六年，其为大晟府杂务官在前一年即政和五年。“逾年”，则其任杂务官或至政和六年初。
本年刘昺任大晟府提举官，杨戬为同提举官，马贲任大司乐，田为、曹棐、万俟咏、江汉任制撰文字，陆韶之为按协声律，详见上文考证，此处从略。
（14）政和六年（1116），提举官刘昺（十月周邦彦接任），同提举官杨戬（四月后接任提举官，十月罢任），大司乐马贲，典乐裴宗元，大乐令晁冲之，大晟府主簿曾纁，按协声律陆韶之，大晟府杂务官强行父。制撰文字江汉（政和六、七年间已离大晟府任密州通判）、万俟咏（疑升为他官）、田为（遭弹劾，但仍在大晟府任职）。
按：《会要·职官》七之二四：“（政和）六年四月九日，刘炳除宣和殿学士、提举醴泉观，依旧带东宫官。”疑刘昺离大晟府提举官任即在本月，接任者为杨戬。《会要·礼》五一之二三：“政和六年九月十三日，以奉安定鼎，太师蔡京为礼仪使，提举官杨戬就充都大管干。”[236]诸葛忆兵认为杨戬此时任大晟府提举官，甚确；又认为周邦彦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提举大晟府，在任时间大约有半年[237]，亦可从。
又，《会要·职官》五六之四四：“（政和六年）十一月二日，诏大司乐马贲秩视待制，班着依旧。”按马贲自政和三年任大司乐后（详上），到政和八年仍在任。又，《独醒杂志》卷四：“（政和间）晁冲之叔用作《梅词》以见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于乐府中得一人。’元长览之，即除大晟丞。”（《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二同）[238]《清真先生遗事》、《宋魏汉津乐与大晟府》、《徽宗词坛研究》都云大晟府官制无丞，当为大乐令[239]。可从。又考晁冲之任大乐令在政和六年前，年底已离任[240]。
又，大晟府主簿亦可考见。汪藻《曾君墓志铭》：“君讳纁，字元礼（引者按：一本作“符礼”），世家建昌南丰。……年三十余，始举进士，中甲科，调主应天府虞城、明州鄞县簿，复陻阨。久之，当路有怜其才、悼其屈者，挽为大晟府主簿，非其好也。出提举两浙、河北、京东路盐香，改梓州路常平，皆不赴。除京畿提举学事，言者犹指君党家子，免之。得知太平州、提举两浙盐香，又皆不赴。选知高邮军，移（舒州）未期年，遭母兖国夫人忧。归吴中，至毘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议郎，时宣和五年四月五日也。”[241]按宣和五年曾纁卒时年四十一，中甲科之年“三十余”在政和三年前后。又“出提举两浙盐香，皆不赴”、“得知太平州、提举两浙盐香，又皆不赴”云云，查《吴郡志》：“宣教郎曾纁，政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提举两浙西路茶盐公事）任，七年罢任。”“宣教郎曾纁，宣和元年九月二十日到（提举两浙西路茶盐公事）任。”[242]知已到任，第一次提举浙西茶盐始于政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考其初仕虞城、鄞县两任主簿或任期均不久，“复陻阨。久之”，至少有一两年，则其为大晟府主簿当在政和六年前后。
又，江汉于政和三年五月后任制撰文字，至政和六、七年间已离大晟府任密州通判。《浙江通志》：“江汉……倅密州时，秦桧为郡博士，掌笺表，汉每指摘窜定。”据《宋史·秦桧传》：“（秦桧）登政和五年第，补密州教授。”《宋宰辅编年录》：“（翟）汝文，字公巽。尝知密州，秦桧为州学教授，汝文荐其才。”按：翟汝文知密州在政和七年（《宋史·翟汝文传》）[243]，江汉“倅密州”略早于翟汝文，当在政和六、七年间。因翟汝文上任后不久即荐秦桧应制举，中词学兼茂科[244]。
又，田为政和末兼修制大乐局管勾官，此前因“贪滥不法，物论勿齿”（《宋史·张朴传》）而遭弹劾降职，但仍在大晟府任职。又，万俟咏政和六年“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碧鸡漫志》卷二），疑已升为他官，但仍在大晟府，直到宣和元年八月前（《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245]。详后《大晟府词人新考》，此处从略。
（15）政和七年（1117），提举官周邦彦（三月后蔡攸接任），大司乐马贲，典乐裴宗元（二月后离任）、吴时（六月离任）、任宗尧（六月上任），大乐令韩极，按协声律刘僴。田为以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兼典乐，宋暎为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
按：据考，周邦彦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提举大晟府，蔡攸提举大晟府为政和七年三月至宣和初（详上）。又，《宋史·吴时传》：“提举河东常平。岁饥，发公粟以振（赈）民。童贯经略北方，每访以边事，辄不答。还，为大晟典乐，擢中书舍人、给事中。”[246]吴时提举河东常平当在政和六、七年间，擢中书舍人为政和七年至重和元年。按：任宗尧本年六月后已为典乐，知吴时任典乐当在政和七年二月至六月间。详后《吴时考》。
《宋史·乐志四》：“政和末，明堂成，议欲为布政调燮事，乃召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换朝奉大夫，为大晟府典乐。”“（政和七年）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运政治颁于天下。”《宋史·徽宗本纪三》：“（政和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进封蔡京为陈、鲁国公。”《通考·郊社考七》：“（政和）七年，明堂成。”[247]知任宗尧为典乐在政和七年六月前后。
又，《宋史·张朴传》：“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会要·职官》六九之四：“（宣和元年八月）十八日，田为罢典乐，为大晟府乐令。以臣僚言，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燕乐所制撰乃厘务官耳，太相辽绝，不冒躐如此。故有是命也。”据《宋史·乐志四》、《宋史·张朴传》、《会要·职官》六九之四、《通考·乐考四》[248]，可知田为第一次任典乐在政和末（详下）。又，修制大乐局始设于政和七年三月后，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罢局（详上），则田为任大乐局管勾官必在其间。时田为以燕乐所制撰兼修制大乐局管勾官“起复”为典乐，故遭到张朴弹劾。
又，周必大《宋公暎墓志铭》：“政和四年，别以门荫为将仕郎，调孟州刑掾，改河北籴便司干当公事，选充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以生母令人崔氏心丧去官。服除，用前籴便赏，改宣教郎、为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提举洛口交装催促纲运，擢尚书司门员外郎，出为蔡河拨发。宣和元年冬，徽宗召对，称旨，命知宿州。”[249]按：以宋暎“服除”27个月计，到宣和元年九月已“改宣教郎、为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提举洛口交装催促纲运。擢尚书司门员外郎，出为蔡河拨发”，“冬，徽宗召对”，故推算出宋暎为“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当在政和七年三月后。前此或后此一个月，则难以吻合宋暎“服除”前后仕历。
又，赵鼎臣《韩公行状》：“公讳粹彦，字师美，姓韩氏……诏甫下，而有司以公不起闻矣，命以批诏付其家。时（政和）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四。……子男十四人：……极，朝奉郎，大晟府乐令。……方政和八年十月初一日，朝请大夫、行尚书度支员外郎赵某状。”[250]据此，韩极政和八年正月已任大乐令有日，始任当在政和七年春，为补晁冲之大乐令缺者。
又，按协声律亦可考见。胡寅《缴刘僴复秘阁修撰》：“刘僴服事蔡攸……为大晟府按协声律。”（《斐然集》卷一五）《独醒杂志》卷九：“刘宽夫僴……为大晟府按协声律及提举道箓（录）院管干文字。其所转官，则缘按乐精熟及修道箓（录）院。”《要录》卷九：“（刘）僴宣、政间以大晟府、道箓（录）院属官，迁徽猷阁待制。”[251]知刘僴为按协声律在蔡攸提举大晟府后，即政和七年三月后至宣和初。
（16）政和八年重和元年（1118），提举官蔡攸，大司乐马贲，典乐任宗尧、田为，大乐令韩极，大晟府制撰葛庶幾，按协声律刘僴。
《襄陵文集》卷一《太学生充大晟府制撰葛庶幾补迪功郎制》。按：此文前有《中书舍人梅执礼神霄宫进书转一官制》、《潼川路提刑蒲卣修城转官制》（同上卷一），后有《工部侍郎柳庭俊妻封硕人制》（同上卷二）等制文。据《会要·刑法》三之七一：“宣和元年十月十八日，提点潼川府路刑狱公事蒲卣奏……”《会要·选举》一之一五：“（宣和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中书舍人梅执礼同知贡举。”《会要·职官》六九之三：“（宣和元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侍郎柳庭俊降两官。”[252]乃作于宣和元年至二年。据此，知《大晟府制撰葛庶幾补迪功郎制》作于宣和元年前后。时葛庶幾已任“大晟府制撰”一年，其始任当在重和元年前后。
本年蔡攸为大晟府提举官，马贲任大司乐，任宗尧、田为任典乐，韩极为大乐令，刘僴任按协声律，葛庶幾为大晟府制撰。详见上文考证，此处从略。
（17）宣和元年（1119），提举官蔡攸，大司乐马贲（十一月离任，由田为临时代理），典乐任宗尧、田为（八月田为罢为大乐令，十一月复为典乐，十一月十三日祀南郊，临时代理大司乐之职），大晟府制撰葛庶幾，按协声律刘僴。
按：《宋史·张朴传》：“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朴论为贪滥不法，物论勿齿，且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修制冗官，不当超逾，乃罢为乐令。未几，复前命（大晟府典乐）。”《会要·职官》六九之四：“（宣和元年八月）十八日，田为罢典乐，为大晟府乐令。”知田为被张朴所论，宣和元年八月十八日由典乐罢为乐令，但不久又恢复了典乐之职。考《清波杂志》卷一一：“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坛，乐作，使人推数小车，载火出于远林。左右争献言为异，指点哄然。大司乐田为押登坛歌，坛上大呼：‘田为先见！’”“己亥”即宣和元年。据《宋史·徽宗本纪四》、《长编拾补》卷四○，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南郊[253]。时田为以典乐临时代理大司乐之职，可知田为复任典乐必在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前。
本年蔡攸为大晟府提举官，任宗尧任典乐，刘僴为按协声律，葛庶幾任大晟府制撰，详见上文考证，此处从略。
（18）宣和二年（1120），提举官蔡攸，典乐任宗尧、田为。
本年蔡攸为大晟府提举官，任宗尧、田为任典乐，详见上文考证，此处从略。
（19）宣和三年（1121），提举官梁师成，大司乐蒋瑎，典乐冯舒。
按：汪藻《蒋公墓志铭》：“（蒋瑎）除光禄卿。居亡何，擢大司乐。时用魏汉津乐，以中贵人梁师成兼领。”（《浮溪集》卷二七）则“兼领”云云，实为提举官（《宋史·职官志一》）。据胡寅《翁公神道碑》（《斐然集》卷二六）、朱熹《翁君墓碣铭》（《朱熹集》卷九一）[254]，宣和三年至五年梁师成提举秘书省[255]，“兼领”大晟府当在此时。又据《要录》卷一一八：“蒋瑎……事徽宗为大司乐。”[256]据考，蒋瑎“擢大司乐”当在宣和三年，乃以光禄卿兼任大司乐，详后《蒋瑎任大晟府大司乐考》。
冯舒任典乐始于宣和三年，详见下文。
（20）宣和四年（1122），提举官梁师成，大司乐蒋瑎（十月至十一月间毕完任大司乐），典乐冯舒。
按：蒋瑎于本年十月前后罢任，因与提举官梁师成在议南郊大礼使用何种规模的乐舞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257]，而改任毕完为大司乐，详后《蒋瑎任大晟府大司乐考》。
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宣和五年六月）九日庚子，收复全燕，一行官吏、将士推恩……大晟府典乐、提举秘书省道录院主管文字、宣抚使司勾当公事冯舒与除待制，更转一官。”[258]按：典乐从五品，“待制”从四品，“大晟府典乐冯舒除待制，更转一官”，知其任典乐至少已有一年以上。冯舒任典乐当始于宣和三年。
（21）宣和五年（1123），提举官梁师成，大司乐毕完，典乐冯舒、刘国瑞，协律郎江端本。
按：据《会要·崇儒》六之一二：“（宣和）五年正月十七日，大司乐毕完言：‘为装成神宗皇帝御笔石本二轴投进，乞宣付秘阁收藏。’从之。”[259]毕完始任大司乐当在宣和四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详上）。
又，《会要·选举》二○之三：“（宣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承议郎、大晟府典乐兼国史院编修官刘国瑞……充贡举点检试卷官。”《会要·职官》六九之一六：“（宣和六年）十二月四日……大晟府典乐刘谷瑞送吏部，以言者论……谷瑞贪鄙冒进故也。”[260]按：“刘国瑞”、“刘谷瑞”当为一人，其任典乐当在宣和五年至六年十二月。
又，晁冲之《简江子之求茶》：“故人新除协律郎，交游多在白玉堂。拣牙斗夸皆饮尝，幸为传声李太府，烦渠折简买头纲。”[261]按“江子之”即江端本。“李太府”即太府少卿李著，宣和五年至六年任（《会要·职官》四二之四八、六九之一三）。《长编拾补》卷四○载江端本通判温州在宣和元年十一月，蔡攸使江端本杀林灵素在宣和二年[262]。江端本通判温州任满当在宣和四年十一月，离任后即授为大晟府协律郎。
（22）宣和六年（1124），大司乐毕完，典乐刘国瑞，协律郎江端本。
本年毕完为大司乐，刘国瑞任典乐，江端本为协律郎，详见上文考证，此处从略。
（23）宣和七年（1125），大晟府乐令范寅恭、钱端礼、张玮，协律郎江端本、任谊。
按：《会要·职官》三之一一、一二：“（宣和）七年六月十八日，御笔：‘直秘開（阁）钱端义已除符宝郎，改除光禄少卿，便令供职。管勾崇福宫钱端礼除大晟府乐令，替范寅恭，通理年满阙。’吏部供到：‘范寅恭已差张玮。’臣僚上言：‘恭览……’奉圣旨：‘钱端义等具因依告示，见在省、府、寺、监不应诏旨之人。令中书省取索闻（開）具取旨。’”[263]则钱端礼拟替范寅恭为大晟府乐令，但因已差张玮，故未任命。而仍旧差张玮替范寅恭为大晟府乐令。
又，《画继》卷三：“任谊，字才仲，宋复古之甥也。尝为协律郎，后通判澧州。适丁乱离，钟贼反叛，为群盗所杀。”[264]任谊为协律郎或在宣和末。
四、待考任时或官职的大晟府职官
除上述46名大晟府职官可大致编年[265]外，查宋元史料尚有27人在大晟府及其下属机构任职的记载。或为职事官，或为乐官，有些难以确定任时，有些则无法确定官名，亦附此俟考。
（1）潘景（大晟府典乐）
洪适《潘景直秘阁致仕制》：“大夫七十而请老，古之制也。近人耽禄，乃钟鸣漏尽而不知止。吁，可叹哉！具官某，学道洗心，声中其实。蚤入京都，垂上华辙。晟府典乐，禄臣司光，皆当时之遴选。退休林壑，亦既有年。遗荣抽簪，无玷终始。中秘之直，非贤弗居。光尔桑榆，用迎寿嘏。”[266]
按：洪适隆兴二年四月以太常少卿兼权直院，九月除中书舍人，闰十一月兼直院，乾道元年五月除翰林学士，六月除签书枢密院事（《宋史·洪适传》）。《潘景直秘阁致仕制》编于“内制”，当为翰林学士时。潘景时年七十，生年当在绍圣三年（1096），至乾道元年（1165）整70岁。其为“晟府典乐”疑在宣和末（1124—1125）。姑附于此。
（2）成藻（大晟府制撰）
《要录》卷八九：“（绍兴五年五月）丁丑，右迪功郎万俟卨言：‘摄廉州助教成藻并补下州文学，言在东都以白衣充大晟府制撰，满岁得官。’藻，朱勔馆客，尝为越州司仪曹事，以罪废。至是，依讨论例改授。”[267]成藻任大晟府制撰时间俟考。
（3）张阜、俞随、王恂（官名俟考）
《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己亥，大赦天下。……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承务郎张阜转承事郎，左藏库使、副俞随等二十二人，各转一官，大将王恂等六人，授三班借职，皆以九鼎成，推恩故也。”[268]知张阜、俞随、王恂等亦在大晟府任职，具体官名俟考。
（4）黄冕、王昭、张苑（官名俟考）
《会要·乐》三之二七：“（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中书省言：‘大晟府新燕乐进讫。’诏：‘提举官刘炳特转两官……黄冕阶官上转一官……王昭等三人各转一官，减一年磨勘；张苑转一官。’”[269]知黄冕、王昭、张苑等亦在大晟府任职，具体官名俟考。
（5）阎政（后苑造作所监官）
《襄陵文集》卷二《阎政制》：“凡乐道在朝廷，而器使在有司。董夫制作，必有所属。尔久以敏强，总提庶工，乐事告成，宜有褒励。兵团使指，是惟异恩。往祗厥官，懋承宠渥。”[270]按：制文作于宣和元年。考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修制大乐局罢局，徽宗有《酬奖乐局官吏诏》（《会要·乐》四之二），则“总提庶工，乐事告成”云云，当为此而发。阎政似以内侍负责乐器制造工作，原疑为修制大乐局提举官，但查诸史“修制大乐局”无“提举官”。今考崇宁三年铸九鼎于“后苑”，即以杨戬提举制造大乐局（详上），知当时虽设局制乐，但铸九鼎的实施机构，却为“后苑造作所”。据《会要·职官》三六之七二，“后苑造作所”下辖之“
作”和“乐器作”，乃为铸器之所。修制大乐局铸器，亦当由后苑造作所承担。故可推知阎政似为后苑造作所监官，负责政和七年三月至重和元年十二月修制大乐局乐器制造工作，而所任官名仍俟详考。
（6）刘希颜（大晟府乐正）、田仲（大晟府运谱）
《大金集礼》卷三八：“大德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呈禀……本寺虽有亡宋乐正刘希颜、运谱田仲等二人，自令、丞以下，并不蒙设置。”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乐正、运谱等均为大晟府官职[271]。知刘希颜曾任大晟府乐正、田仲曾任大晟府运谱，任时俟考。
（7）陆诚（大晟府乐师）
《中兴礼书》卷一二：“（绍兴十三年七月十九日）户部言：‘今有昨大晟府乐师陆诚，乞拘收充分诣乐正。’”[272]陆诚任大晟府乐师时间俟考。
（8）任道（大晟府二舞色长）
《宋史·乐志五》：“（绍兴十年，太常）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令赴寺教习。’”[273]任道任大晟府二舞色长时间俟考。
按：以上13人均在大晟府担任职事官或乐官，其中黄冕，疑以内侍身份担任管理大晟府宴乐案一类的“承受官”，俞随、王恂则以武臣身份在大晟府法物案下辖机构大乐法物库任职，疑为“监官”。张阜以承务郎转承事郎，则为选人转为京官，具体职事不明。
另外，教坊在政和三年八月隶大晟府（详上），此后任职于教坊的人员，亦可视为大晟府乐官。如：
（9）张俣（教坊色长）
吴莱《张氏〈大乐玄机赋论〉后题》：“当《大晟乐书》之行，教坊色长张俣曾制《大乐玄机赋论》：‘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调，本不脱乎龟兹白（人曰）苏祗婆之旧。[274]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弦管，犹或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园法曲之遗。’”《春明梦馀录》引作吴莱《大晟乐论》，均云“张俣《大乐玄机赋论》”[275]。按张俣所论大晟乐“七音、六十律”等，乃大观三年六月刘昺“所上”《大晟乐书》相关内容，“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弦管”则为燕乐内容。所谓“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园法曲之遗”，知当时燕乐尚依“唐律”之旧，未尝有所变革。据此，其书当成于政和四年正月以“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声律”阅习教坊乐前。可推知张俣任教坊色长在大观三年六月至政和四年正月间。
（10）张从宝（教坊乐工）
《会要·乐》四之二：“宣和元年三月十九日，蔡攸奏：‘近据百姓张重杨、教坊乐工张从宝赍到古籥一管。’”《玉海》卷一一○：“（宣和）元年三月十九日，乐工张从宝上古籥一管，自陈世习其艺。”[276]
（11）雷中庆（教坊使）、刘继安（教坊琵琶工）、孟水清（教坊笛工）
《铁围山丛谈》卷六：“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有孟水清。”《东京梦华录》卷九：“《三台》舞旋，多是雷中庆。……唯中庆有官，故展裹。”[277]据考，雷中庆极可能做过教坊使，时人呼为“大使”[278]。按：《东京梦华录》所述燕乐乐器有“埙、篪”[279]，乃政和三年后事（详后），故雷中庆为教坊使亦在隶大晟府期间。刘继安为教坊琵琶工、孟水清为教坊笛工，亦在此时。
（12）孟景初（教坊使）、刘乔、侯伯朝、王颜喜（教坊副使）、南河炭（教坊乐官）
《东京梦华录》：“是时，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侯伯朝、孟景初、王颜喜而下，皆使、副也。”（卷九）“教坊使孟景初……装将军。……教坊南河炭……装判官。”（卷一○）[280]知孟景初为教坊使，其任时或在雷中庆后。刘乔、侯伯朝、王颜喜亦为“使、副”，南河炭为乐官，除刘乔擅长杂班（即杂扮）、王颜喜长于散乐外，均不可详考[281]。
（13）袁陶（教坊判官、教坊使、箫管工）
《浩然斋雅谈》卷中：“宣和间，教坊大使袁祹《应制诗》云。”又卷下：“（宣和中）上顾教坊使袁祹。”《续骫骳说》云：“政和中，袁裪（绹）为教坊判官撰文字。”[282]
按：“袁祹”、“袁裪”，《靖康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墨庄漫录》、《长编拾补》作“袁陶”，《铁围山丛谈》、《续骫骳说》作“袁绹”，当为同一人。袁陶为“教坊使”、“教坊判官”事，仅《浩然斋雅谈》、《续骫骳说》有载，他书不见。[283]《靖康要录》卷一：“（靖康元年正月十二日）御笔：‘……袁陶、武震、史彦、蒋翊、郭老娘逐人家财籍没。’”（《长编拾补》卷五二同）不载袁陶具体身份。《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箫管袁陶、武震、史彦、蒋翊……逐人家财籍没。”乃云“箫管袁陶”。《墨庄漫录》卷八：“靖康中……筑毬吹笛袁陶、武震辈，例籍其家。”则云“筑毬吹笛袁陶”。《铁围山丛谈》卷三：“歌者袁绹……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命绹歌其《水调歌头》。”[284]则为“歌者袁绹”。袁陶于教坊中年辈甚高，元祐六年前后以“歌者”身份得见苏轼，政和中为“教坊判官”，宣和间以教坊使“供奉九重”，靖康元年“籍没”家财时身份乃为“箫管”（“吹笛”）[285]。野史之说无从确考，或先为“歌者”，后升为“教坊判官”、“教坊使”，晚年又以“箫管工”为左右军筑毬伴奏。
（14）司文政（教坊乐人）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六：“（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一日）教坊乐人司文政，以伏阙上书无理狂悖伏诛。……榜云：‘教坊乐人司文政，伏阙上书……。’”（《靖康纪闻》略同）然《靖康要录》卷一三云“大名府进士司文政”[286]，附此俟考。
（15）孟子书、周礼义（教坊乐官）
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287]按：此“孟子书”乃人名，非“《孟子书》”名[288]。据《靖康要录》卷一五：“（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乐官孟子书等，经元帅投状。”“（二月五日）因教坊人员孟子书、周礼义……等于军前陈状。”《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八：“《汴都记》曰：‘……（靖康二年二月四日）乐官孟子书等，经元帅投状。’”《宋史全文》卷一五：“（靖康二年二月乙丑）会军前取过教坊人孟子书、周礼义……等称，各有窖藏金银。”《挥麈后录》卷四：“乐官孟子书，俱为平昔侥滥渠魁。”[289]知孟子书为教坊乐官，诸书称“乐官”、“教坊人员”、“教坊人”，其实为一。周礼义亦与孟子书同为教坊乐官，具体职任俟考。
以上教坊人员共14人，任职时间在政和三年八月后，姑且附入大晟府乐官，以俟进一步考定。
[1]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一二，第3册，第2468页。以下简称《会要》。
[2]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第387册，第400页。以下简称《长编纪事本末》。
[3] 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第2册，第700—701页。以下简称《长编拾补》。
[4] 详见《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7页），《长编拾补》卷二三（第2册，第790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第387册，第401页），《宋史·陈旸传》（第37册，第12848页）。
[5] 黄以周等：《长编拾补》卷二○，第2册，第702—703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190页。
[6]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五之一四、一五，第3册，第2469—2470页。
[7] 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第647册，第5页。
[8] 详见《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8页），《长编拾补》卷二二（第2册，第771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第387册，第403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第647册，第5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8页），《宋史·陈旸传》（第37册，第12848页），《长编拾补》卷二○（第2册，第708页）。
[9] 详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第328册，第726页），《长编拾补》卷二三（第2册，第790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第647册，第5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8页）。
[10]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文献通考·乐考三》（第1158—1159页），《宋史·徽宗本纪四》（第2册，第415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九（第755页）。
[11] 详见《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宋史·陈旸传》（第37册，第12848页），《长编拾补》卷二三（第2册，第790页），《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侍郎陈晋之先生旸》（第460册，第178—179页）。
[12]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2页，第363页），《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一六（第453—454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第689页），《长编拾补》卷二六（第2册，第879页）。
[13] 详见《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一（第596册，第411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文献通考·乐考十九》（第1285页），《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45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9页）。
[14] 详见《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7—2998页），《宋史·陈旸传》（第37册，第12849页）。
[15] 详见《长编拾补》卷二三（第2册，第790页），《东都事略·陈旸传》（第382册，第750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第679页），《宋会要·礼》二五之六六（第2册，第987页），《宋会要·职官》五之一四、一五（第3册，第2469—2470页），《宋史·刘昺传》（第32册，第11206页），《文献通考·乐考三》（第1159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第2册，第1832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第647册，第5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8页），《宋史·陈旸传》（第37册，第12849页），《宋史·职官志八》（第12册，第3992—3995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1—3002页）。
[16] 详见《通鉴续编》卷一一（第332册，第662—663页），《长编拾补》卷二三（第2册，第787页）。按：“蔡京擢昺大司乐”当在崇宁二年底，考详后。
[17] 详见《宋会要·乐》三之二四（第1册，第319页），《玉海》卷一一○（第945册，第876页），晁公休《宋故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赠徽猷阁待制傅公行状》（傅察《忠肃集》卷下附录，第1124册，第786—789页）。
[18] 详见《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2页）。
[19] 按：“杂务”，《宋会要·乐》三之二五作“主管杂务”（第1册，第319页）。点校本《宋会要辑稿·乐五》据补为“主管杂务”（第1册，第417页），乃是。然此官后称为“大晟府杂务官”（详下），此处不补亦可。
[20] 徐松辑：《宋会要·乐》五之二○、二一，第1册，第342—343页。
[21] 据《宋会要·乐》四之一：“（政和六年闰正月九日）诏：‘大晟府编集燕乐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文。’《刘昺传》：‘旧名刘炳，后赐今名。’”（第1册，第322页）知“刘炳”改名“刘昺”当在政和六年前后，史籍书名政和六年前“刘炳”为“刘昺”者，当为追改。
[22] 详见《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2页）。
[23] 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六《刘昺传》，第32册，第11206页。
[24] 详见《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宋会要·乐》五之二○（第1册，第342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文献通考·职官九》（第499页）。
[25] 详见《龟溪集》卷一二《朝请大夫盛公行状》（第1133册，第246页），《云庄集》卷五《右中散大夫提举台州崇道观强公行状》（第1140册，第294页）。
[26] 详见《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宋会要·乐》五之二○（第1册，第342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第3册，第2875页）。
[27]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5页，第282页。
[28]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6页。
[29] 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第9册，第3001页。
[30] 详见《宋史·徽宗本纪二》（第2册，第375页），《东都事略》卷一○（第382册，第83—84页），《宋朝事实》卷一四（第180册，第236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第387册，第423页），《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第551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玉海》卷一六六（第947册，第335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1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第387册，第424页），《宋朝事实》卷一四（第180册，第238页）。
[31] 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第387册，第424—425页。
[32] 考“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云云，中书舍人之“本职”，乃在拟进“外制”诏书；“进对”云云，因“御笔手诏”为徽宗亲制，但亦与从事“本职”工作的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等商讨而成。
[33] 无名氏：《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第551页。
[34]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3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36]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37]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6页。
[38]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39]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40]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41]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5页）。
[42]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43]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44]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6页，第269页。
[45]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第3册，第2872页。
[46]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69页。
[47] 详见《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第2册，第1833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第2册，第183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
[48] 详见《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按《宋史·职官志四》“天乐”当为“大乐”之误。《宋史》点校本从诸本作“天乐”（第12册，第3884页），误。此处龚延明先生已有考正，详见《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本）》（第255页）。
[49]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69页。
[50]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51]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第3册，第2872页。
[52]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6页。
[53] 点校本《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54] 详见《云庄集》卷五（第1140册，第294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五及五之二一（第1册，第319页，第343页），《宋会要·乐》五之二一（第1册，第34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5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56]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第3册，第2872页。
[57]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6页。
[58] 点校本《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59]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
[60]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6页。
[61]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四，第3册，第2877页。
[6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五《职官考九》，第498—499页。
[63]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6页。
[64] 详见《乐书》卷一九九（第211册，第935—936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3—3017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8—499页），《乐书》卷一九九（第211册，第935—936页），《乐书》卷一九九（第211册，第933—936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九七（第647册，第842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1页），《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62页），《乐书》卷一九九（第211册，第935—936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5—3017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二八（第647册，第247—249页），《乐书》卷一九九（第211册，第935—936页），《乐书》卷一九九（第211册，第935—936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5页）。
[65] 详见《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
[66]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3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5—3026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第687页），《文献通考·乐考四》（第1173页）。
[67] 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第114—117页。
[68]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宋会要·乐》五之二○（第1册，第342页）。
[69] 详见《文忠集》卷三一《徽猷阁待制宋公暎墓志铭》（第1147册，第343页），《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
[70]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7页），《宋史·职官志一》（第12册，第3794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第708页），《龟溪集》卷一二《朝请大夫盛公行状》（第1133册，第246—247页）。
[71]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玉海》卷一一○（第945册，第897—898页）。
[72]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宋会要·乐》五之二五（第1册，第345页）。
[73]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191页。
[74]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0页），《宋会要·礼》二四之六二（第1册，第930—931页），《宋会要·舆服》三之二○（第2册，第1791页）。
[75] 详见《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三（第2册，第1553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3页），《长编拾补》卷三五（第3册，第1165页）。
[76]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八，第343册，第796页。
[77]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第687页。
[78]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191页。
[79]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1页。
[80]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大晟府》，第3册，第2873页。
[81] 按：关于置“教乐所”时间，史籍多云“宣和间”。张知甫《可书》：“宣和间，置教乐所、行幸局、采石所、应奉司，皆以执政、内侍主之。至靖康初，道君降诏，悉罢。”（第409页）学界多据此认为“教乐所”置于宣和间。今据《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宣和二年八月）十八日，尚书省言‘奉诏在所及诸路乐工……在外教习食钱……诸乐工教习日支食钱’”云云，及前有“诏罢大晟府制造所”、后有“诏罢大晟府及教乐所”（第3册，第2873页），则“在所”乐工之“所”，不当指“大晟府制造所”而实为“大晟府教乐所”。其设立时间据诏书“依未置府以前旧制”云云，乃知在崇宁四年九月前。又据项阳考证，“教乐所”实在北宋立国初即已设立（《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15—16页）。据笔者披览所及，今存宋人文献虽未见北宋初有“教乐所”之名的记载，但其教习雅乐的场所（如“协律厅”等）则已具此性质，项先生之说可从。另外，王菲菲亦认为：“‘教乐所’并不是南宋才设立的音乐机构，早在北宋崇宁年间宋徽宗大兴音乐，并于此期间设立了‘教乐所’，直到宣和七年十二月罢。”（《论南宋音乐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及其历史定位》，第45页）所见甚是。但认为“当时的教乐所负责的是教坊乐舞队教习”（第45页），则和龚先生理解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教坊在北宋本来就有教习俗乐的责任，不需要“教乐所”来负责“教坊乐舞队教习”；又教坊直到政和三年八月才隶大晟府，此前“教乐所”即已有教习雅乐乐舞的记载，因此，北宋“教乐所”更多是负责雅乐方面的工作，这一点与南宋稍有不同。
[82]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
[83] 按：“偃麾而后止”，据《政和五礼新议》卷三一、卷三四、卷四〇，均作“偃麾，戞敔而后止”。知此处脱“戞敔”二字，据补。
[84]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第3册，第287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第3册，第2873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二五（第647册，第235页）、卷二六（第647册，第239—240页）及卷二八（第647册，第247—249页），《宋史·礼志十九》（第9册，第2750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第8册，第3894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6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第6册，第3495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三五（第647册，第281页）及卷三六（第647册，第285页）。
[85] 详见《宋会要·乐》三之二六（第1册，第320页），《襄陵文集》卷一一《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孙公墓志铭》（第1123册，第582页）。
[8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五《职官考九》，第499页。
[87]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7页。
[88] 王应麟：《玉海》卷一○六，第945册，第797页。
[89]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7页。
[90] 详见《宋史·乐志十五》（第10册，第3302页），《玉海》卷一○六（第945册，第796页）。
[9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第6册，第2811页。按：点校本作“觱、栗、管、笛等，昼在杖内导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第6册，第2811页），乃误。
[92] 详见《文献通考·乐考二十》（第1291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1页），《宋史·乐志十五》（第10册，第3304页），《宋史·仪卫志五》（第11册，第3456—3458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二○（第647册，第206—208页），《文献通考·王礼考十四》（第1077—1078页）。
[93]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四（第3册，第2877页），《玉海》卷一○六（第945册，第805页），《中兴礼书》卷二八（第822册，第121页），《中兴礼书》卷一九（第822册，第86页）。
[94]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7页。
[95] 详见《文献通考·乐考二十》（第1291页），《宋史·乐志十五》（第10册，第3302页），《宋史·乐志十五》（第10册，第3302页），《中兴礼书》卷一九（第822册，第86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群书考索·后集》卷二（第937册，第25页），《玉海》卷一二四（第946册，第334页），《文献通考·乐考二十》（第1290页），《玉海》卷一○六（第945册，第797页），《宋会要·舆服》三之一六（第2册，第1789页），《中兴礼书》卷一九（第822册，第89页）。
[96] 详见《宋史·仪卫志四》（第11册，第3424—3425页，第3429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三（第647册，第180页）及卷一四（第647册，第187页），《文献通考·王礼考十三》（第1064页，第1065页），《宋史·仪卫志五》（第11册，第3456—3457页，第3457页，第3458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二○（第647册，第206—208页），《文献通考·王礼考十四》（第1077页，第1077—1078页，第1078页）。
[97]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四，第3册，第2877页。
[98] 详见《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8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
[99]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1页。
[100] 详见《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9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第3册，第2875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第6册，第2848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第3册，第2875页），《松隐集》卷三六（第1129册，第547—548页）。
[101] 按：“乐府草创”云云，当指南宋重建“钧容直”事，时在绍兴九年三、四月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三月己亥）诏：‘增补殿前司钧容直乐工，以二百人为额。’旧钧容直四百人，至是存者七十余人。既而上闻其召募扰民，第命据见管人数存留而已。（后旨在四月庚午。）”（第5册，第2396页）《中兴小纪》卷二六：“（绍兴九年四月）庚午，殿前司募钧容乐工。上虑其扰，令但留旧人，不得增募。”（第765册，第298页）时董仲永“干办钧容直”，与此相合。
[102] 详见《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9页，第3361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第3册，第2875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第6册，第2848页）。
[103]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1页。
[104] 详见《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5页），《苏轼文集》卷二九（第3册，第822页）。
[105] 按：“教坊致语”原由教坊乐官撰写，再由“钤辖教坊所”交学士院或直舍人院修润。
[106] 卫亚浩：《教坊与大晟府的关系考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31页。
[107]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教坊》，第3册，第2875页。
[108] 详见《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8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
[109]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9页。
[110] 详见《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9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第3册，第2873页）。
[111]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教坊》，第3册，第2875页。按：关于宋代教坊人数，北宋初、北宋末迄南宋初两个时间段均有不同。《乐书》卷一八八：“圣朝教坊裁二百员。”（第211册，第849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八：“旧（教坊）使至贴部止二百四人。复增高班都知已下，皆执色：杂剧二十四人……掌撰文字一人。”（第3册，第2874页）对此学界有不同理解。岸边成雄将“执色”与“四部”相加，得出近400人的结论；卫亚浩认为“执色”即在“四部”之中，总数为204人（《宋代乐府制度研究》，第56页）。今按：《乐书》、《宋会要》所述“止二百四员”，当为建中靖国元年或崇宁二年前的情况。“复增高班都知已下，皆执色：杂剧二十四人……掌撰文字一人。”乃在建中靖国元年或崇宁二年后。因“高班都知、都知”等，建隆中即已存在（《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8页；《文献通考·乐考十九》，第1283页），无需“增”设，可知“复增”者乃“执色”乐工。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八：“（靖康二年正月三十日）金人又索……教坊四百人。”（第350册，第618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教坊）旧额，乐人四百一十六人。”（第3册，第2875页）“旧额”云云，当指“在京”旧额，乃建中靖国元年或崇宁二年后“复增”后的人数。故北宋末教坊“额”实为416人。《宋代官制辞典》说教坊北宋全盛时乐人共416人（第279页），可从。
[112]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第3册，第2873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7页），《宋史·食货志下一》（第13册，第436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第350册，第196—197页）。
[113]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第3018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六、二七及五之二○（第1册，第320页，第342页）。
[114] 详见《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9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七（第1册，第320页），《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9页），《文献通考·乐考十九》（第1285页）。
[115] 按：未有“大晟律”之前，教坊、钧容直及天下州县各自用“律”（《宋史·律历志四》，第5册，第1612页）。
[116]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6页）,《避暑录话》卷上（第2编，第10册，第256页）。
[117]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大晟府》，第3册，第2873页。
[118] ［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第294页。
[119] 卫亚浩：《教坊与大晟府的关系考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30—131页。
[120] 按：大晟府提举官有时由知入内内侍省（从五品）兼任，如杨戬、梁师成等都兼任过大晟府提举官一职；教坊钤辖官由入内内侍省奏差本省供奉官（从六品）。
[12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9页。
[122] 详见《宋史·乐志一》（第9册，第294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第1册，第557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
[123] 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八（第19册，第11395页），《东京梦华录》卷一○（第67页），《宋史·王黼传》（第39册，第13681页）。
[124] 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六（第7册，第3380页），《宋史·安焘传》（第30册，第10567页）。按：有关教坊工作性质，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第62—67页）、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第85—98页）考述甚详，可参考。
[12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9页。
[126]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79页。
[127] 详见《宋会要·乐》五之二九（第1册，第347页），《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9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第3册，第2875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第6册，第2848页）。
[128] 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五，第118页。按：王瑞来点校本原作“复教坊乐工，凡四百十有六人。”乃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第6册，第2848页）、《宋史全文》卷二一（第331册，第120页；参点校本卷二一，第6册，第1683页）均作“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有十六人”，据改。
[129] 详见《宋史全文》卷二一（第331册，第120页；参点校本卷二一，第6册，第168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八（第3册，第2874页）。
[130]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一、二（第1册，第322页），《宋会要·乐》五之三六、三七（第1册，第350—351页），《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59页），《文献通考·乐考十九》（第1285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9页）。
[131] 详见《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第1册，第255页），《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宋史·艺文志一》（第15册，第5054页）。
[132]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第4册，第3931页。
[133]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玉海》卷一○五（第945册，第778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
[134] 李文郁：《大晟府考略》，《词学季刊》第2卷第2号（1935年1月）,第15—16页。
[135] 彭国忠：《大晟词派质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36页。
[136]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9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六、三之二八（第1册，第320页，第322页）。
[137] 彭国忠：《大晟词派质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36页。
[138]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9页），《宋史·乐志十七》（第10册，第3345页），《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文献通考·乐考十九》（第1285页）。
[139]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二二之三○（第3册，第2873页，第2875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六（第1册，第320页）。
[140]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3页），《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第687页）。
[141] 详见《高丽史·乐志一》（第6册，第2206—2208页），《宋史·艺文志一》（第15册，第5054页），《玉海》卷七及卷二八（第943册，第198页，第691页）。
[142]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宋会要·乐》五之二○（第1册，第342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3页），《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第647册，第34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三（第387册，第413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9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六（第1册，第320页）。
[143] 详见《宋史·仪卫志四》（第11册，第3424—3425页，第3429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三及卷一四（第647册，第180页，第187页），《文献通考·王礼考十三》（第1064页，第1065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三一及卷三二（第647册，第261—265页，第266—269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六五（第647册，第724—730页），《东京梦华录》卷九（第58—61页）。
[144] 详见《宋史·职官志八》（第12册，第3992—3995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1—3002页），《文献通考·乐考三》（第1158—1159页），《宋史·徽宗本纪二》（第2册，第375页），《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二（第373页），《玉海》卷一六六（第947册，第335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第687页）。
[14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1—282页。
[146]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第275页。
[147]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第45页。另，曾枣庄、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崇宁二年已设大晟府，但其官员为太常寺兼任。”（第2册，第1091页）与龙先生观点相似。
[148]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第45页。
[149] 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第158—160页。按：大晟府不隶太常寺而属礼部，龚延明亦有考正，详见《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本）》（第263页）。
[15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五《职官考九》，第499页。按：《文献通考》点校本作“宜赐乐名曰大晟，府旧乐勿用”（第3册，第1616页）。考《宋史·乐志四》：“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其旧乐勿用。”（第9册，第3001—3002页）《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赐大晟乐名御笔手诏》：“宜赐名曰《大晟》……其旧乐可更不行用。”（第551页）《宋会要·乐》五之二○：“宜名曰《大晟》，其旧乐可更不行用。”（第1册，第342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新乐宜赐名曰《大晟》，其旧乐勿用。”（第3册，第2872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宜赐名曰《大晟》……其旧乐勿用。”（第387册，第424页）知“乐名”为“《大晟》”，“府”字疑为“其”之笔误，或“府”字为衍文。
[151]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1页），《宋会要·乐》五之二○（第1册，第342页），《长编拾补》卷二五（第2册，第844页），《宋史·刘昺传》（第32册，第11206页），《长编拾补》卷二三（第2册，第787页），《忠肃集》卷下附录《宋故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赠徽猷阁待制傅公行状》（第1124册，第786—789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四（第1册，第319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6页），《玉海》卷一一○（第945册，第876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
[152]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7页），《宋史·刘昺传》（第32册，第11206页），《文献通考·乐考三》（第1159页），《宋史·刘昺传》（第32册，第11206页），《文献通考·乐考三》（第1159页），《宋史·职官志八》（第12册，第3994—3995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玉海》卷一六六（第947册，第335页），《宋史·职官志八》（第12册，第3994—3995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第3册，第2875页），《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第4册，第3931页），《龟溪集》卷一二《朝请大夫盛公行状》（第1133册，第246页），《云庄集》卷五《右中散大夫提举台州崇道观强公行状》（第1140册，第294页），《文忠集》卷三一《徽猷阁待制宋公暎墓志铭》（第1147册，第343页）。
[153]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154]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6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七（第1册，第320页），《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第1册，第87页）。
[15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156]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6页）。
[157]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664—665页。
[158]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6页），《宋史·周邦彦传》（第37册，第13126页），《东都事略·周邦彦传》（第382册，第762页），《宋会要·乐》四之一、二（第1册，第322页），《宋会要·礼》五之三（第1册，第466页）。
[159] 徐松辑：《宋会要·礼》五之三，第1册，第466页。
[160]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1页。
[161]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15—16页。
[162] 按：“宴”原脱，据《职官分纪》卷一八、《宋史·职官志四》补。
[163] 详见《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3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
[164] 详见《政和五礼新仪》卷二六（第647册，第239页）、卷二九（第647册，第254页）、卷三六（第647册，第284页）、卷三八（第647册，第294页）、卷四○（第647册，第303页）、卷四二（第647册，第312页）、卷四四（第647册，第320页）、卷四六（第647册，第330页）、卷四八（第647册，第341页）、卷五二（第647册，第359页）、卷五六（第647册，第378页）、卷六○（第647册，第393页）、卷六四（第647册，第412页）、卷六八（第647册，第432页）、卷八一（第647册，第477页）、卷八四（第647册，第491页）、卷八六（第647册，第500页）、卷九二（第647册，第512页）、卷九八（第647册，第536页）、卷一○一（第647册，第552页）、卷一○三（第647册，第564页）、卷一○五（第647册，第574页）、卷一○六（第647册，第581页）、卷一○七（第647册，第588页）、卷一一三（第647册，第593页）。
[165] 详见《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四八（第647册，第670页）、卷一六二（第647册，第715页）、卷一六六（第647册，第732页）、卷一七一（第647册，第751页）、卷一八○（第647册，第792页）、卷一八二（第647册，第801页）、卷一八七（第647册，第814页）、卷一九一（第647册，第826页）。
[166] 曾枣庄、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第2册，第1091页。
[167]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168]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15页。
[169] 详见《宋史·刘诜传》（第37册，第13124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文献通考·乐考四》（第1173页），《清波杂志校注》卷一一（第473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九七（第647册，第842页）。
[170]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171]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15页。
[172]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八，第923册，第428页。
[173] 详见《政和五礼新仪》卷三一（第647册，第262页）、卷三五（第647册，第281页）、卷三九（第647册，第300页）、卷四三（第647册，第317页）、卷四七（第647册，第337页）、卷五一（第647册，第356页）、卷五五（第647册，第374页）、卷五九（第647册，第391页）、卷六三（第647册，第409页）、卷八○（第647册，第474页）、卷八五（第647册，第497页）、卷九七（第647册，第532页）、卷一○二（第647册，第560页）、卷一○七（第647册，第585页）、卷一一三（第647册，第592页）。
[174] 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九七，第647册，第842页。
[175]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1—3002页），《文献通考·乐考三》（第1158—1159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6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摛文堂集》卷四（第1123册，第341页）。
[176]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177] 详见《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页），《职官分纪》卷一八（第923册，第423页），《通志》卷五四（第669页），《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一（第5编，第6册，第326页），《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三三（第940册，第76页）。
[178]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179]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15页。
[180] 脱脱等：《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4—3885页。
[181] 详见《政和五礼新仪》卷二六（第647册，第240页）、卷二九（第647册，第254页）、卷三一（第647册，第264—265页）、卷三六（第647册，第285页）、卷三八（第647册，第295页）、卷四○（第647册，第304页）、卷五二（第647册，第360页）、卷五六（第647册，第379页）、卷六○（第647册，第396页）、卷六八（第647册，第432页）、卷八一（第647册，第478页）、卷八四（第647册，第492页）、卷九二（第647册，第513页）、卷一○一（第647册，第554页）、卷一○五（第647册，第576页）、卷一○六（第647册，第582页）、卷一二五（第647册，第627页）、卷一二七（第647册，第635页）、卷一六○（第647册，第711页）、卷一八七（第647册，第815页）、卷一九一（第647册，第827页）、卷一九七（第647册，第843页）。
[182] 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五九（第647册，第707—708页）。
[183] 详见《政和五礼新仪》卷二九（第647册，第253页）、卷三一（第647册，第262页）、卷三五（第647册，第281页）、卷三九（第647册，第300页）等。
[184] 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九二，第647册，第512页。
[18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186] 详见《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二六（第3册，第2872—2873页），《毘陵集》卷一二（第1127册，第809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四（第1册，第319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6页）。
[187]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15页。
[188] 详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11册，第410页），《龟山集》卷三○《吴国华墓志铭》及卷二五《田曹吴公文集序》（第1125册，第390页，第352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
[189]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7页），《宋史·职官志一》（第12册，第3794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第708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
[190] 详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11册，第410页），《文献通考·经籍考十三》（第1593页）。
[19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192] 蔡絛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二，第27—28页。
[193] 蔡絛撰，李国强整理：《铁围山丛谈》卷二，第3编，第9册，第172页。
[194]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第4册，第3931页。
[19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196] 详见《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第1册，第87页），《中兴小纪》卷八（第765册，第110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八（第1册，第322页），《铁围山丛谈》卷二（第28页），《景迂生集》卷一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第1118册，第372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第3026页），《玉海》卷七（第943册，第198页），《避暑录话》卷上（第2编，第10册，第256页），《拙轩词话》（《词话丛编》本，第1册，第190页）。
[197] 详见《宋会要·乐》五之二○、二一（第1册，第342—343页），《宋史·杨戬传》（第39册，第13664页），《宋会要·礼》五之三（第1册，第466页）。
[198] 详见《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2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第2册，第1833页）。
[199] 详见《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2页）。
[200] 详见《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2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3页），《能改斋漫录》卷一二（第5编，第4册，第79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
[201] 详见《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3页）。
[202] 详见《龟溪集》卷一二（第1133册，第246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
[203] 详见《云庄集》卷五（第1140册，第294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宋会要·乐》五之二一（第1册，第343页）。
[204] 详见《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文忠集》卷三一《徽猷阁待制宋公暎墓志铭》（第1147册，第343页），《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
[205] 详见《文忠集》卷三一（第1147册，第343页），《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
[206]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八（第3册，第2874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三（第647册，第180页）、卷一七（第647册，第190页）、卷二○（第647册，第206—207页），《文献通考·王礼考十三》及《王礼考十四》（第1064页，第1077—1078页）。
[207]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1—283页。
[208]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大晟府》，第3册，第2873页。
[209]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2页。
[210] 详见《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6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玉海》卷一六六（第947册，第335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第3册，第2873页），《政和五礼新仪》卷六（第647册，第155—156页），《大金集礼》卷三八（第222册，第343页），《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6页），《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第499页），《宋会要·乐》五之二一（第1册，第343页）。
[21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283页。
[212] 详见《宋史·刘昺传》（第32册，第11206页），《文献通考·乐考三》（第1159页），《宋史·职官志八》（第12册，第3992—3995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7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一六（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3页），《宋史·职官志八》（第12册，第3992—3995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四（第1册，第319页），《玉海》卷一一○（第945册，第876页），《忠肃集》卷下附录《宋故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赠徽猷阁待制傅公行状》（第1124册，第786页）。
[213]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五之一四、一五，第3册，第2469—2470页。
[214] 详见《长编拾补》卷二三（第2册，第787页），《宋史·刘昺传》（第32册，第11206页），《宋史·杨戬传》（第39册，第13664页），《铁围山丛谈》卷五（第87页），《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一六（第2册，第1833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第387册，第363页）。
[215] 详见《宋史·杨戬传》（第39册，第13664页），《宋史·魏汉津传》（第39册，第13526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6页）。
[216] 详见《浮溪集》卷二七《徽猷阁直学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显谟阁直学士蒋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3页B面），《宋史·杨戬传》（第39册，第13664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第710页）。
[217] 详见《宋史·刘诜传》（第37册，第13124页），《明文海》卷四一九（第1458册，第68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第3册，第2873页），《文献通考·职官九》（第499页），《宋会要·乐》三之二五（第1册，第319页），《宋史·刘诜传》（第37册，第13124页）。
[218] 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四，第1123册，第341页。
[219] 杨时：《龟山集》卷三○《吴国华墓志铭》（第1125册，第390页）、卷二五《田曹吴公文集序》（第1125册，第352页）。
[220] 详见《宋史·刘诜传》（第37册，第13124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永乐大典》卷五三九《慕容彦逢墓志》（第1册，第77页），《宋会要·职官》六八之一七（第4册，第3916页），《宋会要·乐》五之二○（第1册，第342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02页），《墨客挥犀》卷六（第3编，第1册，第38—39页），《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11册，第410页），《文献通考·经籍考十三》（第1593页）。
[221] 详见《北山集》卷一七（第1130册，第174页），《挥麈录·馀话》卷二（第6编，第2册，第39—40页），《咸淳重修毗陵志》卷八（第699册，第72页）。
[222] 详见《宋会要·职官》六八之二四（第4册，第3920页），《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一（第387册，第392页）。
[223]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9页。
[224] 沈与求：《龟溪集》卷一二《朝请大夫盛公行状》，第1133册，第246页。
[225] 详见《宋会要·乐》三之二七（第1册，第320页），《忠惠集》卷三（第1129册，第212页），《避暑录话》卷上（第2编，第10册，第277页），《宋史·宰辅表三》（第16册，第5522—5523页），《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
[226] 详见《铁围山丛谈》卷二（第27—28页），《乐静集》卷二八（第1122册，第395页），《景迂生集》卷一九（第1118册，第372页），《能改斋漫录》卷一六（第5编，第4册，第197页），《宋会要·乐》三之二八（第1册，第321页），《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第1册，第87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第2册，第777页），《中兴小纪》卷八（第765册，第110页），《铁围山丛谈》卷二（第27—28页），《宋史·宰辅表三》（第16册，第5522页）。
[227] 详见《铁围山丛谈》卷二（第28页），《毘陵集》卷一二（第1127册，第809页），《宋史·徽宗本纪三》（第2册，第390页）。
[228] 徐松辑：《宋会要·礼》五之三，第1册，第466页。
[229]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9—10页。
[230] 详见《宋史·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86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
[23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173页，第233页。
[232]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一（第1册，第322页），《玉海》卷一○五（第945册，第778页），《宋史·乐志三》（第9册，第2998页）。
[233]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第4册，第3931页。
[234]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19页），《摛文堂集》卷五《儒林郎裴宗元可医学博士制》（第1123册，第351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八（第3册，第2879页）。
[235] 曾协：《云庄集》卷五，第1140册，第294页。
[236] 详见《宋会要·职官》七之二四（第3册，第2546页），《宋会要·礼》五一之二三（第2册，第1553页）。
[237] 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第114—117页。
[238] 详见《宋会要·职官》五六之四四（第4册，第3647页），《独醒杂志》卷四（第4编，第5册，第150页），《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第527册，第440页），《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二（第2册，第2065页）。
[239] 详见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全集》，第2册，第420页），凌景埏《宋魏汉津乐与大晟府》（凌景埏、谢伯阳校注《诸宫调两种》附录，第277页），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第9页）。
[240] 据王兆鹏先生考证，政和七年春晁冲之在颍昌府，与从兄晁说之、外甥叶梦得诗社唱酬（《叶梦得年谱》，《宋人年谱丛刊》本，第3926—3927页）。李朝军考证晁冲之于政和六年底离开京城举家迁至新郑一带（《“别是一家”的晁冲之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4页）。可从。
[241] 汪藻：《浮溪集》卷二七，《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7页B面至第18页B面。按：“元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符礼”（第435册，第358页）。
[242] 范成大：《吴郡志》卷七，第1册，第742页。
[243] 详见《浙江通志》卷一八一（第524册，第75页），《宋史·秦桧传》（第39册，第13747页），《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五（第596册，第550页），《宋史·翟汝文传》（第33册，第11544页，第11545页）。
[244] 韩酋山：《秦桧传》，第6页。
[245] 详见《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第1册，第87页），《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第4册，第3324页）。
[246] 脱脱等：《宋史》卷三四七《吴时传》，第31册，第10997页。
[247] 详见《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6页），《宋史·徽宗本纪三》（第2册，第398页），《文献通考·郊社考七》（第678页）。
[248] 详见《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第4册，第3931页），《宋史·乐志四》（第9册，第3026页），《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第4册，第3931页），《文献通考·乐考四》（第1173页）。
[249] 周必大：《文忠集》卷三一《徽猷阁待制宋公暎墓志铭》，第1147册，第343页。
[250]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故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中山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兼知定州军府事、提举本府学事兼管内劝农使、开封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赠特进、资政殿学士韩公行状》，第1124册，第242—247页。
[251] 详见《斐然集》卷一五（第1137册，第474页），《独醒杂志》卷九（第4编，第5册，第192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第1册，第245页）。
[252] 详见《襄陵文集》卷一《太学生充大晟府制撰葛庶幾补迪功郎制》（第1123册，第493—494页）、卷一《中书舍人梅执礼神霄宫进书转一官制》及《潼川路提刑蒲卣修城转官制》（第1123册，第497页，第500页）、卷二《工部侍郎柳庭俊妻封硕人制》（第1123册，第511页），《宋会要·刑法》三之七一（第7册，第6613页），《宋会要·选举》一之一五（第5册，第4238页），《宋会要·职官》六九之三（第4册，第3931页）。
[253] 详见《宋史·张朴传》（第32册，第11220页），《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第4册，第3931页），《清波杂志校注》卷一一（第473页），《宋史·徽宗本纪四》（第2册，第405页），《长编拾补》卷四○（第3册，第1262页）。
[254] 详见《浮溪集》卷二七《徽猷阁待制致仕蒋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7页B面），《宋史·职官志一》（第12册，第3793页），《斐然集》卷二六《右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第1137册，第706页），《朱熹集》卷九一《司农寺丞翁君墓碣铭》（第8册，第4667页）。
[255]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第4册，第357页，第333页。
[25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第5册，第2192页。
[257] 汪藻：《浮溪集》卷二七《徽猷阁待制致仕蒋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7页B面至第28页A面。
[25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第350册，第133页。
[259] 徐松辑：《宋会要·崇儒》六之一二，第3册，第2274页。按：《徽宗词坛研究》以“毕完言”为人名（第15页）。依《宋会要》断句疑为“大司乐毕完言：‘为装成……’”，则人名似为“毕完”，“言”似为“奏言”之意。点校本《宋会要辑稿·崇儒六》标点为“大司乐毕完言：‘为装成……’”（第5册，第2868页），疑是。因无他证，附此俟考。
[260] 详见《宋会要·选举》二○之三（第5册，第4576页），《宋会要·职官》六九之一六（第4册，第3937页）。
[261]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1册，第13877页。
[262] 详见《宋会要·职官》四二之四八、六九之一三（第4册，第3258页，第3936页），《长编拾补》卷四○（第3册，第1259页）。
[263] 徐松辑：《宋会要·职官》三之一一、一二，第3册，第2403页。按：点校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三》：“闻：似当作‘開’。”（第5册，第3029页）
[264] 邓椿：《画继》卷三，第371册，第462页。
[265] 按：以上可大致编年的共有48人，剔除未任职大晟府的陈旸、刘炜2人外，还有46名大晟府职官。
[266] 洪适：《盘洲文集》卷二二《潘景直秘阁致仕制》，第1158册，第394—395页。
[26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九，第4册，第1712页。
[268] 徐松辑：《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第2册，第1833页。
[269] 徐松辑：《宋会要·乐》三之二七，第1册，第320页。
[270] 许翰：《襄陵文集》卷二《阎政制》，第1123册，第503—504页。
[271] 详见《大金集礼》卷三八（第222册，第343页）,《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第3册，第2872页）。
[272] 徐松辑：《中兴礼书》卷一二，第822册，第51页。
[273] 脱脱等：《宋史》卷一三○《乐志五》，第10册，第3030页。
[274] 按：《隋书·音乐志中》作“龟兹人曰苏祗婆”，“白”疑为“人曰”连书而误。
[275] 详见《渊颖吴先生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本，第7页A面），《春明梦馀录》卷三九（第868册，第601—602页）。
[276] 详见《宋会要·乐》四之二（第1册，第322页），《玉海》卷一一○（第945册，第897—898页）。
[277] 详见《铁围山丛谈》卷六（第108页），《东京梦华录》卷九（第59页）。
[278] 按：海宁、晓文《“教坊雷大使舞”考释》（《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第102—104页）、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第47—48页）均认为雷中庆极可能做过教坊使。
[279]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第59页。
[280] 详见《东京梦华录》卷九（第60页）、卷一○（第69页）。
[281] 按：廖奔《汴京杂剧兴衰录》认为刘乔、王颜喜任教坊副使（《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48页）。似可从。
[282] 详见《浩然斋雅谈》卷中（第40页）及卷下（第58页），《花草粹编》卷一五（第1490册，第442页）及《词苑丛谈校笺》卷七（第441页）引《续骫骳说》。
[283] 按：另宋元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亦载，未可据为信史。
[284] 详见《靖康要录》卷一（第772册，第325—326页），《长编拾补》卷五二（第4册，第1625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第350册，第230页），《墨庄漫录》卷八（第222页），《铁围山丛谈》卷三（第58页）。
[285] 按：“箫管”又名“竖笛”，或直接以“笛”名之。《乐书》卷一四八：“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暯焉，足黄钟一均声。或谓之尺八管，或谓之竖笛，或谓之中管。……今民间谓之箫管，非古之箫与管也。”（第211册，第685页）《朱子语类》卷九二：“今之箫管，乃是古之笛。”（第6册，第2348页）据此，知“箫管”、“吹笛”，其实一也。
[286] 详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六（第350册，第528页），《靖康要录》卷一三（第772册，第581页）。
[287] 孟元老撰，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卷五，第31页。
[288] 按：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五（第132页）、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五（第463—464页）及整理本《东京梦华录》卷五（第5编，第1册，第148页），“孟子书”亦作乐官名，不作书名。
[289] 详见《靖康要录》卷一五（第772册，第630页，第633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八（第350册，第619页），《宋史全文》卷一五［第330册，第578页；点校本卷一五（第3册，第1022页）作“孟子著”，乃误］，《挥麈后录》卷四（第6编，第1册，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