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晟府机构设置及工作性质考

大晟府是宋徽宗朝用来建构“一代之乐”与管理日常用乐的机构。但它的建制情况、机构职能、工作性质、职官沿革、任免等，历来颇多争议。本节拟对大晟府机构设置、工作性质及其职官情况考证如下。

一、大晟府“置府”前的机构设置

大晟府的设置实与蔡京主政密切相关，亦随蔡京任废而兴替。考大晟府之所以兴废，亦不得不从其演变入手。据《宋会要辑稿》[1]、《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2]、《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3]，崇宁元年七月戊子，蔡京拜右相；甲午，诏蔡京提举讲议司。时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置局议乐当始于此时。然关于议乐局的名称，史料却未有统一说法。或云“礼乐房”，或云“讲议局”，或云“制造大乐局”。然依名称推考，可得前后次序如下。

（一）礼乐房

《宋史·乐志三》：“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魏汉津”云云，乃属补叙。前此负责“乐议”之官实为陈旸。《长编拾补》卷二三：“魏汉津献乐议，上从之。礼乐房参详陈旸曰……”《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崇宁元年九月己丑）太常丞陈旸为驾部员外郎、讲议司参详官。”《宋史·陈旸传》：“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4]知陈旸官职全称为“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按讲议司分设“七事”，包括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设提举官，由宰相兼任；详定官，由六部长贰或翰林学士兼任；参详官、检讨官，由六部或寺监属官兼任[5]。“七事”中无“礼乐”。然《长编拾补》载“礼乐房参详陈旸”言事，《宋史·陈旸传》载陈旸“讲议司参详礼乐官”。据《会要·职官》五之一四、一五，崇宁三年八月七日，罢讲议司，奉议郎礼部员外郎陈旸、朝奉大夫朱维、承议郎刘诜各转一官[6]。刘诜、朱维后均为大晟府典乐，可见都与礼乐有关。今据《政和五礼新仪》载《御笔指挥》：

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手诏：“王者政治之端，咸以礼乐为急。盖制五礼则示民，以节谐六乐，则道（导）民以和。夫隆礼作乐，实内治外修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宜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非徒考辞，受登降之仪，金、石、陶、匏之音而已也。在博究情文，渐熙和睦，致安上治民至德，著移风易俗美化成，乃称朕谘诹之意焉耳。”[7]

此手诏《宋史·乐志三》亦有节引，文字略省。又，《长编拾补》卷二二：“（崇宁二年九月）壬辰，命讲议司官详求礼乐沿革，修为典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崇宁三年四月）甲寅，讲议司言：‘元丰中，神宗令范镇、刘几、范（花）日新讲求巢竽、巢笙之类，当时曾镂板宣赐大臣。今韩绛家有之，欲权借照使。’诏可。”据此可知，讲议司属下确有一批官员专门研讨礼乐。据上引“讲议司参详礼乐官”、“礼乐房参详陈旸”云云，知讲议司属下专门详求历代礼乐沿革的机构叫“礼乐房”，亦可证讲议司“七事”之外，后增有礼乐一事，共计“八事”。史籍失载，诸官制辞书亦失考，可补。其官职设置当晚于七事官，《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及《宋史·乐志三》“手诏”下达乃在崇宁二年九月，似为此时才置；但据《宋史·陈旸传》、《长编拾补》卷二○[8]，知崇宁元年九月己丑，陈旸已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礼乐房设立时间当在崇宁元年九月之前。

又，“礼乐房参详陈旸”，《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原文作“大乐房参详陈旸”，《长编拾补》卷二三引《编年备要》时，有校改。据《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及《宋史·乐志三》崇宁二年九月壬辰诏书比勘[9]，《长编拾补》所作校改甚确，“大乐房”当为俗称。

（二）讲议局

《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崇宁初，置局议大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通考·职官考九》：“崇宁初，置局议太（大）乐。”《通考·乐考三》：“崇宁元年，诏置讲议局，以大乐之制讹谬残缺，太常乐器弊坏……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汉津上言。”“讲议局”云云，他书亦见。《宋史·徽宗本纪四》：“（宣和六年十一月）丙戌，令尚书省置讲议局。”《纲目备要》卷二九：“（宣和六年十一月）置讲议局。十二月，命蔡京兼领。”[10]除此未见其他史料提及。据此可知，讲议局实非专指讲议大乐而设置之“局”。故《通考》载议大乐之讲议局者，其实并非正式机构名称，乃为后人所追加。讲议大乐而设置之“局”，实即讲议司礼乐房。

考“讲议局”云云，盖属省称与俗称。所谓“置局议大乐”，其“局”乃承太乐局之旧。《通考·职官考九》：“宋制，太乐局……掌车驾、郊祀及御殿、御楼、大祠登歌。”又考崇宁元年九月，陈旸以太常丞、驾部员外郎兼讲议司参详官（详上），太常丞所管正为太乐局事，故其官职正式名称为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宋史·陈旸传》，《长编拾补》卷二三，《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11]，而非讲议局参详官。因其负责研讨太乐局事，故省称、俗称讲议司礼乐房为讲议局。

（三）大乐府

据上引“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云云（《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其实，乐未成即已“建官以司之”，其名乃“大乐府”与“制造大乐局”。《会要·舆服》六之一五：

（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九月）乙巳，冲显宝应先生、太乐府师、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

（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成、八鼎成。……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

（九月）乙巳，冲显宝应先生、大乐府师、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

按：两书均载有“大乐府”或“太乐府”的机构名称，大乐府即太乐府，当为大晟乐府前身。《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五年二月丙子）赵挺之复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由是旬日之间，凡京所为者一切罢去。京令其党进言于上，以为……若学校、大乐等数事，皆是绍述神考美意……于是上乃复学校教官及香盐（矾）司官，又复大乐府，复有用京之意矣。”《纲目备要》卷二七：“（崇宁五年九月）于是上乃复学校教官及香矾司官，又复大乐府，复有用京之意矣。”《长编拾补》卷二六：“（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未几，京令其党进言于上，以为……若学校、太乐等数事，皆是绍述神考美意……于是上乃复太乐府。”[12]均以大乐府或太乐府称大晟乐府。

又，大晟乐府或省称“乐府”。《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一：“（崇宁五年二月丙寅）方轸奏疏，论（蔡）京‘……若设九鼎、铸大钱、置二（三）卫、兴三舍，建乐府于国门外……其意安在？’”《宋史·乐志四》：“（大观二年）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彭）几至乐府。”《通考·乐考十九》：“（政和间）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宫调多不正……’”（《宋史·乐志十七》同）《宋史·乐志四》：“（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13]可见，以上“乐府”均指大晟府或大晟乐府。史籍以“乐府”代称大晟府或大晟乐府，并非一时省称或俗称，而是其前身即称为大乐府，知取名大晟前，即已“置府建官”。

大乐府作为一个机构的设立，当与蔡京、赵挺之的党争有关。崇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因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陈旸与魏汉津论乐不合[14]，蔡京遂另设一机构负责大乐事，此机构名称即大乐府。其官属有大乐府师、大司乐、典乐、大乐令、协律郎等。其设立初始，与制造大乐局一起，均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大乐府设于崇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崇宁四年九月朔，遂更名为大晟乐府或大晟府。略辨如下：

《长编拾补》卷二三：“《编年备要》云：魏汉津献乐议，上从之。礼乐房参详陈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东都事略·陈旸传》、《纲目备要》卷二七所载略同。按：《会要》载崇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礼部员外郎陈旸上议北郊大礼五行、昆仑、神州、五岳帝等神从享之位奏章（《会要·礼》二五之六六），又载崇宁三年八月七日奉议郎、礼部员外郎陈旸转一官（《会要·职官》五之一四、一五）。则陈旸仍在讲议司礼乐房任参详官，不过主要管理太常礼事，乐事则以刘炜主管。考刘炜为蔡京亲信，《宋史·刘昺传》：“兄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通考·乐考三》略同。陈旸非议魏汉津乐，为蔡党所不容。刘炜主乐，力主魏汉津而非废陈旸，此据史料亦可考见。《御制九鼎记》云：“朕荷天顾，相时揆事，庶几有成。然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骇心愕听，胥动以言。朕取成于心，请命上帝，屏斥邪言。乃诏有司，庀徒趋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所谓“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邪言”云云，疑针对陈旸而发。又《御笔指挥》：“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手诏：……夫隆礼作乐，实内治外修之先务。……宜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非徒考辞，受登降之仪，金、石、陶、匏之音而已也。”（《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宋史·乐志三》引此诏书删除“非徒考辞，受登降之仪，金、石、陶、匏之音”，遂失原真。按陈旸《乐书》二百卷，均为考证乐论、乐政、乐器、乐图、乐仪之文字，于乐理及制造之事无涉，乃名副其实的“考辞”之书，其为徽宗所弃已属必然。《宋史·陈旸传》：“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徽宗诏书及《御制九鼎记》之所以对陈旸及其《乐书》贬抑过甚，亦蔡京党先事诽毁的原因，其中刘炜必出力甚多。唯刘炜主乐后不载任何官职，因此时陈旸虽罢管乐事，但仍在讲议司任礼乐房参详官，蔡京为夺议乐权，遂巧立一官名以行礼乐房参详官之实。据上引“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疑刘炜主乐后所任官职正是大司乐一职，时间则当在崇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据《宋史·职官志八》：“大司乐（崇宁二年增置）……典乐（崇宁二年增置）……大晟乐令（崇宁二年增置）……大晟府协律郎（崇宁二年增置）。”大晟府正式命名乃在“崇宁四年九月朔”（《宋史·乐志四》）[15]，此处云大司乐、大晟乐令、大晟府协律郎均于“崇宁二年增置”，所述前后矛盾，亦滋后来职官研究之争议。其实，崇宁二年确已“置府建官”。考“蔡京擢昺大司乐”在崇宁三年正月甲辰[16]，又考协律郎原太常寺只设一员，然查史料发现崇宁二年同时为协律郎者已不止一员[17]，这都与后来大晟府的职官设置吻合，知“置府建官”当在崇宁二年。不过此处“置府”之“府”，却非大晟府或大晟乐府，而是其前身“大乐府”。《宋史》编撰者为行文方便，一律追改为“大晟府”。这一点未为学界注意，特此申议考辨如上。

（四）制造大乐局

制造大乐局乃崇宁、大观间为铸造大乐乐器而设的临时性机构。《会要·舆服》六之一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宣成（德）郎、大司乐刘炳转一官，赐五品服；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同[18]。这里提到两个机构的名称，一个是大乐府，另一个是制造大乐局。这两个机构表面上都由中书省直接管辖，但大乐府的实际负责人是大司乐，制造大乐局则由提举官负责。《会要·乐》五之二○、二一：

（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奏：“奉诏制造颁降三京、四辅、二十八帅府等处大乐。官吏、作匠等，及结绝罢局，有劳，可等第推恩。内初补使臣免呈试参部，提举官、承受、主管、制造等官转两官，有资者转两资，内提举、承受官并回授；无资可转者，与将一官改赐章服，一官许回授有服亲。主管文字、主管杂务各转一官，有资者转一资，各更减二年磨勘。前提举官及主管官、【主管】杂务[19]、主管文字、监辖造作、点检文字各特转一官，有资者转一资，待诏与改换服色。”[20]

知其负责人为提举官，官属有承受官、主管官、制造官、杂务官、主管文字、监辖造作、点检文字等。与“大乐府”官属大司乐、大乐府师、典乐、大乐令、协律郎等，有着不同的职官系统。又，从“（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奏”云云来看，制造大乐局直到大观三年仍不隶大晟府，而直接由中书省提举。由此可知，制造大乐局在大晟府成立前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是相对独立的临时机构。它既不隶大晟府，也不属大晟府之前身大乐府管辖。但是，为什么崇宁四年七月制造大乐局铸九鼎成，大司乐刘炳（昺）[21]要“转一官”呢？这可能与铸乐器时实际采用刘炳（昺）的“中声、正声”理论有关（详后）。

制造大乐局的设立当比大乐府略晚。据“（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22]云云，知其设于崇宁四年前。又，据《会要》、《长编纪事本末》、《玉海》及唐士耻《隆鼐铭》，可考定铸九鼎始于崇宁三年二月（详见《大晟府事迹编年考略》）。设制造大乐局的目的，即是铸九鼎及新乐器，故知其官署设置当在铸九鼎同时稍前。《宋史·刘昺传》：“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23]刘昺为大司乐的时间，诸家均系于崇宁三年正月，疑误，当在崇宁二年底（详见《大晟府事迹编年考略》）。刘昺任大司乐后，方设制造大乐局官署，开始着手准备铸九鼎的诸项工作。因此，制造大乐局官署的设置时间，当在崇宁二年底至三年二月间。

崇宁四年九月朔，大晟府成立后，制造大乐局仍继续保留了四年，直到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方“结绝罢局”（详上）。有关制造大乐局罢局的时间，或系于崇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会要·乐》三之二五），乃误。据《会要·乐》五之二○：“（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奏：‘奉诏制造颁降三京、四辅、二十八帅府等处大乐。官吏、作匠等，及结绝罢局，有劳，可等第推恩。’”按：崇宁五年八月正值赵挺之毁大晟府时段（《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通考·职官九》）[24]，不当有“制造颁降三京、四辅、二十八帅府等处大乐”及“等第推恩”事，故制造大乐局罢局当在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又，制造大乐局罢局后，尚有大晟府制造官（《盛公行状》）、大晟府杂务官（《强公行状》）[25]等职官名称。这些官名，崇宁二年至四年九月的大晟府职官建制中，未见记载，乃政和间所添置（详后）。据此可知，大观三年八月制造大乐局罢局后，其原有职官建制如制造官、杂务官、主管文字、监辖造作、点检文字等，都转入大晟府门下。大晟府还因此而多设了一个专门机构大晟府制造所，原先从制造大乐局分流出的职官，后又归入大晟府下辖机构大晟府制造所。

制造大乐局之外，又有“提举制造大乐局所”。《会要》云为“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会要·乐》三之二五及五之二○）。按：此官乃管理制造大乐局的机构，多由宦官提举，这和钤辖教坊所、钤辖钧容直所（《会要·职官》二二之三○）[26]相似。今考制造大乐局、制造大乐局所，都由杨戬任提举官（详后），其起结时间应与制造大乐局相同。

二、大晟府机构设置及工作性质

关于大晟府机构设置，首先要弄清大晟府“置府建官”的时间。其实这一点史有明文，但因史传记载各异，学者亦人各有说。《宋代官制辞典》述“太常寺协律郎”云：“崇宁二年隶大晟府。”又述“大晟府协律郎”云：“随大晟府置废而置废。”[27]大晟府置于崇宁四年九月一日，废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此处云太常寺协律郎“崇宁二年隶大晟府”，乃从《宋史·职官志八》“元丰以后合班之制”而未加详考。又《宋代官制辞典》述“太乐局”云：“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后，并归大晟府。”[28]皆未明大晟府“置府建官”时间为崇宁四年九月一日，“八月二十六日”乃乐成之日[29]，两者不可混一。

有关设立大晟府的时间，《宋史·徽宗本纪二》、《东都事略》卷一○、《宋朝事实》卷一四、《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均作崇宁四年“八月辛卯”，《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赐大晟乐名御笔手诏》、《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玉海》卷一六六均作“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独《宋史·乐志四》作“九月朔”。按：作九月朔是。刘昺《大晟乐论》：“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曲未终，上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执事之臣，无不忻喜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上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而下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徽宗《大晟乐记》：“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谐，不相夺伦。越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乐九成，羽物为之应，有鹤十只，飞鸣其上。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宋朝事实》卷一四）[30]因《大晟乐论》、《大晟乐记》均为最原始之文献，其说当为实录。又以事理揆之，乐成之后取名当有群臣集议，亦需有日。《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

（崇宁四年八月）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稱、中书舍人张阁、许光疑，各以本职进对。上谓阁曰：“昨日新乐如何？”阁对曰：“昨日所按《大晟乐》，非特八音克谐，尽善尽美。至于乐器，莫不皆应古制。窃闻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闻此和声，但同鸟兽跄舞而已。”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阁对曰：“牂牁、夜郎，接连南诏，最为荒远，所谓‘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举国内属。非陛下文德诞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在天之灵，亦当顾享。”次光疑奏云：“昨日按新乐，臣忝侍从之末，得预荣观。不胜幸甚！”上曰：“八音甚谐。”光疑曰：“此圣德所致，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至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古州二千余里尽内附。今正功成作乐之时。”上曰：“尽出诒谋。”光疑曰：“神考励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继善述，何以致此？”[31]

此处除“昨日所按《大晟乐》”之名称为后加补外，余都为群臣集议之内容，与御笔手诏有“南至牂牁、夜郎，西逾积石、青海”云云，正相符合。群臣集议必在“手诏”之前，御笔手诏乃据群臣集议概括而成[32]。今《宋大诏令集》载《赐大晟乐名御笔手诏》作“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辛卯）”[33]，与此比勘，则群臣集议已有大晟乐之名，而《手诏》反在其后，无乃混淆太甚乎？今各家所述均云赐大晟乐名在崇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失考亦甚矣！特为标出而详加考证，以正史料之失。

大晟府机构设置的时间，亦当在崇宁四年九月朔。大晟府机构是在仿太常寺九案基础上设置的。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所典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物，曰知杂，曰掌法。”大晟府共设六案，所谓“案”，原为宋代六部九寺监下辖常设办事部门之一。乐事原隶属太常寺管辖，故大晟府六案设置，当依太常寺九案而来。按太常寺九案为礼仪案、祠祭案、坛庙案、太乐案、法物案、廪牺案、太医案、掌法案、知杂案（《宋史·职官志四》）[34]。大晟府六案只删汰太常寺九案中礼仪案、祠祭案、坛庙案、廪牺案、太医案等五案，保留太乐案、法物案、掌法案、知杂案四案，而将太乐案细分为大乐、鼓吹、宴乐三案而已。

今依太常寺诸“案”例考察大晟府六案机构设置如下。

（一）大乐案

大晟府下辖常设办事机构之一。《宋代官制辞典》：“干办太常乐（雅乐）之应奉事（《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35]然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未有言“干办太常乐（雅乐）之应奉事”者。按：大乐案实秉承太常寺太乐案而来。《宋史·职官志四》：“（太常寺）分案九……曰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又“案”或叫“局”。《宋史·职官志四》：“祠祭局供官十二人。”[36]此祠祭局即太常寺九案之祠祭案，则“案”又可叫“局”。大乐案前身当即大乐局。《宋代官制辞典》述“太乐局”云：“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后，并归大晟府。”[37]按：太乐局并归大晟府当在崇宁四年九月朔，归大晟府后“局”名缩小而为“案”。但习惯上又称“局”，蔡攸提举大晟府后，管下有修制大乐局，疑即指此而言。

大乐案工作性质包括制造、修制大乐，教习祭祀、朝会等雅乐乐舞及大礼雅乐应奉事。下辖有固定机构大晟府制造所、大晟府教乐所及临时机构大晟府修制大乐局。其官属设置详见下文。

（二）鼓吹案

大晟府下辖常设办事机构之一。《宋代官制辞典》：“干办仪仗导引等所用鼓吹乐事（《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38]然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未有言“干办仪仗导引等所用鼓吹乐事”者。按：“鼓吹案”实承太常寺“太乐案”而来。《宋史·职官志四》：“分案九……曰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39]据“案”或叫“局”看，鼓吹案前身即鼓吹局。

鼓吹案工作性质包括导驾、警场、奏严与卤簿鼓吹等应奉事及大礼所备鼓吹乐事。下辖机构有鼓吹局，其官属设置详下文。

（三）宴乐案

大晟府下辖常设办事机构之一。《宋代官制辞典》：“干办应奉岁时宴享所需乐事（《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40]然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未有言“干办应奉岁时宴享所需乐事”者。

大晟府设立伊始，本为雅乐机构，虽有宴乐案之设，但所掌实际上是朝廷宴享所用雅乐，而非俗乐范畴之燕乐。政和三年“以《大晟乐》播之教坊”以后（详后），大晟府方兼管俗乐范畴之燕乐。今据所见大晟府制撰文字乃政和三年以后方有实任这一史实，可以印证。按：太常寺下辖有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此专教习燕乐以供宴享之机构。但教坊及钤辖教坊所迟至政和三年八月方属大晟府（详后）。崇宁四年九月朔大晟府成立即有宴乐案，且有专门职官管理。在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未隶大晟府前，大晟府宴乐案所用乐工是否与教坊及钤辖教坊所相类，有待详考。

大晟府宴乐案工作性质，当承太常寺下辖之教坊及钤辖教坊所而来。《宋史·职官志四》：“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掌宴乐，阅习以待宴享之用，考其艺而进退之。”[41]但亦略有不同。因其下辖机构有教坊、钤辖教坊所、编修《燕乐书》所等，故其工作性质当包括阅习宴乐以待宴享之用，制定宴乐曲谱并填词，“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并编修《燕乐书》等。其官属设置详下文。

（四）法物案

大晟府下辖常设办事机构之一。《宋代官制辞典》：“干办应奉太乐所需各种服色、仪仗事（《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42]然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未有言“干办应奉太乐所需各种服色、仪仗事”者。

按：大晟府法物案实承太常寺法物案名称编制。《宋史·职官志四》：“分案九……曰法物，掌给纳朝、祭服。”[43]《宋代官制辞典》云“法物案”职责为“掌给纳朝、祭服”，又说：“差遣名。掌预备与支借百官朝服、诸司礼衣、仪仗等名物。凡礼毕，期限收还（《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一六《法物库》）。”[44]可从。

法物案下辖大乐法物库，由武臣任监官。《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又差武臣监府门及大乐法物库。”[45]《宋代官制辞典》：“监朝服、法物库，差遣名。由诸司使、副使或三班使臣、内侍官充（《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一六《法物库》）。”[46]《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左藏库使、副俞随等二十二人，各转一官……皆以九鼎成，推恩故也。”所述“左藏库使、副俞随”即法物案官员。《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大将王恂等六人，授三班借职，皆以九鼎成，推恩故也。”《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大观四年八月十一日，诏：‘大晟官徒廪给繁厚，未适其中。自今省乐令一员、监官二员，吏禄并视太常格。’”[47]知监官人数当为六人，大观四年八月后省监官二人。

吏属有专知、副知、库子，当依太常寺法物案名称编制。《宋史·职官志四》：“本寺天（大）乐祭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二人，圆坛大乐礼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一人。”《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掌官物者，则有专知、副知、库子。”[48]《宋代官制辞典》：“专知官，公吏名。掌所在库出纳、记账、结账及管钱粮财物事。副知，公吏名。即副知官，职与专知同，位次于专知。库子，公吏名。在京诸库务库子，属刺字武卒补填。职掌本库钱货经手出纳。库子可升为手分、副知、专知，出职补进义副尉。”[49]人数俟考。

（五）知杂案

大晟府下辖常设办事机构之一。《宋代官制辞典》：“干办本府杂事（《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50]然查《会要》未有言大晟府知杂案为“干办本府杂事”者[51]。大晟府知杂案实承太常寺知杂案名称编制而设。

关于知杂案的职责，《宋代官制辞典》：“太常寺知杂案，掌本寺杂务（《宋史·职官》四《太常寺》）。”[52]按：此处乃从《宋史》点校本“知杂”于“并掌本寺条制杂务”标句号[53]。正确标点应为：“曰掌法，曰知杂，并掌本寺条制杂务、裁减吏额。”太常寺知杂案除掌本寺杂务，还兼掌依条制裁减吏额。大晟府知杂案工作性质应与此相近。

大晟府知杂案负责人为大晟府杂务官。曾协《强公行状》：“改承奉郎，除光禄寺丞，兼大晟府杂务官。”（《云庄集》卷五）按：大晟府杂务官别称“主管杂务”（《会要·乐》三之二五及五之二一），或称“杂务”（《会要·乐》五之二一）。吏属则有胥长、胥史、胥佐、贴书（《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与太常寺“胥吏一人，胥佐四人，贴司一人，书表司一人”（《宋史·职官志四》）[54]相近。

（六）掌法案

大晟府下辖常设办事机构之一。《宋代官制辞典》：“掌本府法令条制事（《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55]然查《会要》未有言大晟府掌法案为“掌本府法令条制事”者[56]。大晟府掌法案实承太常寺掌法案名称编制而设。

关于掌法案的职责，《宋代官制辞典》：“太常寺掌法案，掌本寺条制（《宋史·职官》四《太常寺》）。”[57]按：此处乃从《宋史》点校本“掌法”于“并掌本寺条制杂务”标句号[58]。正确标点应为：“曰掌法，曰知杂，并掌本寺条制杂务、裁减吏额。”太常寺掌法案除掌本寺条制外，还兼掌裁减吏额。大晟府掌法案工作性质应与此相近。

大晟府掌法案负责官员俟考。吏属则有胥长、胥史、胥佐、贴书（《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与太常寺“胥吏一人，胥佐四人，贴司一人，书表司一人”（《宋史·职官志四》）[59]相近。

三、大晟府附设机构及工作性质

大晟府下辖机构除大乐、鼓吹、宴乐、法物、知杂、掌法六案外，尚有一些临时和固定机构。它们起初并不隶大晟府，后来才划归，如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有些为临时机构，后改名则为固定机构，如制造大乐局罢局后改为大晟府制造所；有些纯属临时机构，任务完成即罢，如修制大乐局、编修《燕乐书》所。这些机构虽先后隶大晟府，但仍有一定独立性，与大晟府六案略有不同，可命名为大晟府附设机构。

（一）大乐局

原为大乐署，英宗朝避讳改为大乐局。崇宁四年九月隶大晟府。有关大乐局职官编制，《宋代官制辞典》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四、《宋史·李宗谔传》云：“太乐局令、丞各一人，乐正、副乐正各二人，乐工三百三十五人。”[60]但查《会要》原文为：“大乐局令、丞至守阙乐工，凡三百四十一人。乾兴元年十二月，诏：‘大乐、鼓吹两局，祠祭院供官及通引官，今凡系额外守阙……’”[61]知大乐局除令、丞、乐正、副乐正外，尚有供官及通引官，人数俟考。又大乐局隶大晟府后，太乐令人数起初为二人，大观四年方减为一人（详下）；太乐丞则不见载籍，疑已删汰。

关于大乐局工作性质，《通考·职官考九》“太乐署”条：“掌车驾郊祀及御殿御楼、大祠登歌。”[62]《宋代官制辞典》据此概括为：“掌大朝会皇帝亲郊祀及御殿、御楼肆赦、大祠登歌所用太常雅乐。”[63]大体可从，但仍需补充。据《乐书》卷一九九：

太乐令展宫架于殿庭。……鸣鞭，大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太乐令［令］奏《隆安之乐》，鼓吹振作。……太乐令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太乐令令奏《隆安之乐》，鼓吹振作。……太乐令设登歌于殿上，二舞立于宫架南。……俟鸣鞭，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太乐令令奏《隆安之乐》，鼓吹振作。……食举，太乐丞引《盛德升闻之舞》入，作三变，正（止）。立于乐架之北。……再食举，太乐丞又引《盛德升闻之舞》，作三变而退。……三食举，太乐丞引《天下大定之舞》入，作三变而止，立于乐架之北。

则除掌“大祠登歌”外，还掌宫架、二舞。据《宋史·乐志四》，“（政和）三年四月，议礼局上亲祠登歌之制”，“又上亲祠宫架之制”，“又上亲祠二舞之制”，“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又上大祠、宫架二舞之制”。知登歌、宫架、二舞分工不同，其仪制亦异。大乐局的工作性质，《通考·职官考九》只举“大祠登歌”一项，据《乐书》卷一九九，当补宫架、二舞事。此外，在郊庙等场合中，鼓吹乐亦听大乐局临时指挥（《乐书》卷一九九，《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九七，《宋史·乐志四》，《宋史·乐志十七》）。具体分工为太乐令领太乐局事，掌宫架、登歌并临时指挥鼓吹乐，太乐丞引二舞（《乐书》卷一九九）；乐正、副乐正掌教乐、制舞仪，并参与指挥奏乐、唱或舞（《宋史·乐志四》）。大乐局隶大晟府后，太乐令地位上升至从七品，部分职事已为大乐正取代。《政和五礼新仪》：“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入门，乐止。”“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卷二八）可见《乐书》卷一九九“大乐令令撞黄钟之钟”云云的有关记载，原由大乐令承担的工作，到了大观、政和年间，改由大乐正承担。大乐局隶大晟府后，原太乐丞职事已为舞色长取代。《乐书》：“再食举，太乐丞又引《盛德升闻之舞》，作三变而退。……三食举，太乐丞引《天下大定之舞》入，作三变而止，立于乐架之北。”（卷一九九）《宋史·乐志四》：“舞色长二人，在执纛之前，分东西。（若武舞则在执旌之前。）……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引文舞头及文舞郎……）”[64]太乐丞不见于大晟府官制，当已删汰。

（二）修制大乐局

修制大乐局的名称，见《宋史》、《会要》等。《宋史·张朴传》：“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会要·乐》四之二：“差充修制大乐局管干官。”[65]按：修制大乐局乃蔡攸提举大晟府后而设的机构，“修制”云云，乃针对旧有大晟乐进行改造修正而言。

史载蔡攸提举大晟府后，废“中声乐”，止用“正声”，又加“太声”、“少声”而为“三黄钟律”。《宋史·乐志四》：

（政和）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欲乞废中声之乐，一遵帝律，止用正声，协和天人，刊正讹谬，著于《乐书》。”诏可。攸又乞取已颁中声乐在天下者。

“中声乐”者，乃“刘昺乐”，因其用“中声八寸七分管”而得名，是大晟府自崇宁三年至政和七年长达十三年来所造及所用之乐。其乐尽管名义上用魏汉津“指律”，但实际却弃“太声”、“少声”不用而只用“中声八寸七分管”，其所造乐器分为“正声”、“中声”、“清声”三组。刘昺得罪后，其乐遭到非议并被改造。据《宋史·乐志四》：

及政和末……（任）宗尧至，则言太、少之说本出于古人，虽王朴犹知之，而刘昺不用，乃自创黄钟为两律。黄钟，君也，不宜有两。蔡攸方提举大晟府，不喜他人预乐。……乃奏（田）为大晟府典乐，遂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管，而但用九寸管。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是为三黄钟律矣。律与容盛又不翅数倍。黄钟既四寸有半，则圜钟几不及二寸。诸器大小皆随律，盖但以器大者为太，小者为少。

改造目的本拟恢复魏汉津“太声”、“少声”、“正声”乐，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因争夺主乐权问题而导致“修制”后的大乐变味，详见《纲目备要》卷二七、《通考·乐考四》[66]。据考，蔡攸提举大晟府在政和七年三月后至宣和初[67]，修制大乐局即重修大乐的产物。

修制大乐局设于政和七年三月蔡攸提举大晟府后，其“罢局”则在重和元年十二月。《会要·乐》四之二：

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诏：“太、少二音，调燮岁运，使之适平，不行于世迨数百年。近命官讨论定律，镕范既成，不假刊削，自合宫音，太、少、正声，相与为一。已降指挥，置登歌、宫架，用于明堂。所有乐局检阅文字官三员，各转一官；差充修制大乐局管干官、手分、楷书、书奏、书写人、通引官、定声、都作头共十五人，各转一官资，无官资人候有官日收使；工匠等共七十四人，共支绢三百匹，等第支散。”

按：此处虽未云“罢局”，但“等第支散”、“等第推恩”云云即指罢局而言。据上引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所”奏“官吏、作匠等，及结绝罢局，有劳，可等第推恩”（《会要·乐》五之二○）[68]，可推知修制大乐局必罢于重和元年十二月无疑。

修制大乐局全名为大晟府修制大乐局，由大晟府直接管辖。修制大乐局职官设置，有乐局检阅文字官三人、修制大乐局管干官、手分、楷书、书奏、书写人、通引官、定声、都作头共十五人，工匠等共七十四人。其中乐局检阅文字官即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周必大《宋公暎墓志铭》：“选（宋暎）充大晟府修制大乐管干文字。”（《文忠集》卷三一）又，修制大乐局管干官即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宋史·张朴传》：“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69]管勾官因南宋避高宗赵构讳而改为管干官。

（三）大晟府制造所

有关大晟府制造所的记载，见于多种史料。《宋史·乐志四》：“（宣和）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宋史·职官志一》：“宣和二年，诏与大晟府制造所、协声律官并罢。”《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宣和二年）八月十五日，诏罢大晟府制造所。”《纲目备要》卷二八：“（宣和）二年，礼制局与大晟府制造所、协声律官并罢。”均载大晟府制造所的撤销年代。但它设于何时，则史乏明确记录。今据沈与求《盛公行状》：“政和二年……改仪曹，兼大晟府制造官。……三年九月，燕乐成，上命辅臣覆视，唯公所制精妙一时，特恩迁朝奉大夫。逾月，赐服三品，皆异数也。”（《龟溪集》卷一二）[70]知盛允升任大晟府制造官在政和二、三年间，可证大晟府制造所至迟在政和二年即已设立。按：制造官原属制造大乐局，大观三年八月制造大乐局罢局后，原从制造大乐局分流出的职官如制造官、杂务官、主管文字等，都转入了大晟府门下。大晟府下辖机构大晟府制造所的设立，或许在此后不久。

大晟府制造所在政和末又与修制大乐局、礼制局制造所并存，一起承担乐器制造、修制工作。按重和元年十二月修制大乐局罢局后，史籍中仍有部分乐器铸造的记载。《会要·乐》四之二：

宣和元年三月十九日，淮康军节度使蔡攸奏：“……窃见大晟制籥，只为舞器，执而不龡。方今大晟乐备之时，独此为阙。今据百姓张重杨、教坊乐工张从宝赍到古籥一管……考之制造太、少、正声，籥之律吕咸备，乞颁降施行。”从之。

《玉海》所载略同[71]。按：大晟籥分成“太、正、少籥三等”，号称“宣和籥”，其制造时间乃在宣和元年。时修制大乐局业已罢局，其乐器制造工作当由大晟府制造所承担。大晟府制造所罢于宣和二年八月，此后未见有大晟乐器修制的记载。

又，制造乐器之事，并不专属大晟府修制大乐局和大晟府制造所。礼制局亦有铸造乐器事[72]。礼制局设于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罢于宣和二年七月一日[73]，常有议乐及制造乐器的记载[74]，但明确记载制造乐器主要在政和末宣和初。考礼制局铸造乐器机构也叫礼制局制造所[75]。又，考礼制局制造所也由大晟府职官兼管。《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八：“（政和三年秋七月）己亥，诏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又“考异”云：“按（政和）三年九月五日，始命刘昞（昺）等为礼制局详议官。”[76]按：刘昺政和三年九月为户部尚书兼任大晟府提举官，同时又为礼制局详议官。据《纲目备要》卷二七：“重和秋，遂诏乐止用正声，已颁中声乐，并纳礼制局改正。（田）为既无所传授，乐遂大坏。”[77]田为时已由修制大乐局管勾官起复为大晟府典乐，而兼管“礼制局制造所”造乐器事。《宋代官制辞典》述礼制局工作性质为“讨论宫室、车服、器用、冠冕之度，婚、冠、丧葬之节”[78]，仅据《宋史·职官志》、《九朝编年备要》而言，可补充。

（四）教乐所

《宋代官制辞典》“教乐所”条：“乐司名。隶修内司。北宋徽宗朝见置，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罢（《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大晟府》）。……在废罢教坊后，承应大朝会、圣节上寿、驾前导引、岁时宴会等所需教坊乐。即禁庭凡有歌舞宣唤，教乐所负责点集诸州府衙前乐乐部及妓女，充当教坊乐部，入教乐所专门教习后供养（《梦粱录》卷三《皇太后圣节》）。点集乐部时，一如教坊，设有都管、部头、色长等伶官，其实是模仿教坊乐部编制，全由州府衙前乐部伶人充任。乐人因时而置，三百、四百无定（《梦粱录》卷二〇《妓乐》）。”[79]大体可从。但此专为南宋教乐所而论，非可全用于徽宗朝教乐所。需要纠正和补充的几点是：

第一，徽宗朝教乐所不隶修内司，而隶属太常寺，后归大晟府管辖。徽宗朝教乐所始于大晟府设立前。《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诏：‘教习、草按乐日分，并依未置府以前旧制。遇依旧制合破按乐日分，并特依崇宁五年十一月条支破食钱。’”[80]“未置府以前旧制”云云，可知教乐所始于大晟府设立前[81]。“止赴大寺协律厅草按一日”云云，当隶属太常寺。大晟府置府建官后，教乐所便隶属大晟府（《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

第二，徽宗朝教乐所主要用于“朝会、祠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大晟府）内在京乐工遇朝会、祠事日，特与支给食钱，仍立定人额。本府检会旧来祠祭共四十三次，今来年中祠祭及明堂颁朔布政，通计八十一次，并非泛应奉。”圣节上寿、驾前导引、岁时宴会等有专门乐部承担，如圣节上寿、岁时宴会用教坊乐，驾前导引用大晟府鼓吹局前部鼓吹及后部鼓吹乐。机构设置及乐部分部极细，非一概由教乐所承担。

第三，徽宗朝教乐所分“在所乐工”和“诸路乐工”两种类型，非“全由州府衙前乐部伶人充任”，人数也不止“三百、四百”，仅“在所乐工”就有785人。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奉诏在所及诸路乐工”，可知教乐所包括大晟府教乐所“在所乐工”在内。其人员亦可考。《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本府见管乐正（工）六百三十五人、舞师一百五十人，共计七百八十五人。今欲用见管七百八十五人为定额，今后更不添入。其不足人，乞依例借教坊乐人并守阙乐师，契勘教习。”[82]可见，大晟府教乐所“在所乐工”共有785人。而“诸路乐工”数目显然不在此内。

第四，徽宗朝教乐所并非“一如教坊，设有都管、部头、色长等伶官”，也不是“模仿教坊乐部编制”，而是由“乐正、副乐正、运谱、色长、乐师、舞师、上乐工、中乐工、下乐工”等组成，其中乐正2人，副乐正2人，乐师4人，运谱并色长共44人，上工160人，中工158人，下工并舞师共490人（《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述教乐制度云：“检承崇宁五年十一月敕令，诸乐工教习日支食钱，后稍精熟，免日教。遇大礼、大朝会前一月、大祠前半月、中祠前十日、小祠前五日教习，各前期在家习学，止赴大寺协律厅草按一日，并台官按乐一日。”“草按”及“台官按乐”，实际即演习“朝会、祠事”之乐。“草按一日”，乃“止赴大寺协律厅”，当由大晟府职官大司乐、大乐令、协律郎等巡视“按乐”。“大寺协律厅草按一日”云云，因大晟府成立后，大司乐秩比太常卿、大乐令秩比太常丞，原太常寺管辖下的协律厅也拨归大晟府，故能于大寺协律厅演习朝会、祠事之乐。查《政和五礼新仪》，凡朝会、祠事之乐，“大乐令于乐虡北，大司乐于宫架北”（卷二五），“协律郎展视乐器”，“乐正帅工人、二舞以次入”，“凡乐，皆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柷而后作。偃麾，［戞敔］而后止[83]”（卷二六）；“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卷二八）《宋史·礼志十九》“大朝会仪”：“《新仪》成，改……太乐令为大晟府，《盛德升闻》为《天下化成之舞》，《天下大定》为《四夷来王之舞》。”可证教乐所于“草按”演习朝会、祠事乐时，大晟府职官大司乐、大乐令、协律郎等，均需到位。而在大寺协律厅演习精熟后，则由“台官按乐一日”。“台官”云云，乃指“御史台官”。《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丁酉朔）依条称‘台官’，谓大夫、中丞、侍御、两院御史。又《御史台令》，称两院御史者，谓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宋史·职官志四》：“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凡祭祀、朝会，则率其属正百官之班序。”《长编》卷一四五：“近者台官，至有弹教坊弟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知御史台官在祭祀等场合负责“纠察”工作，而祭祀、朝会用乐亦在其纠察范围内。据《政和五礼新仪》：“监察御史位二：一于坛下午阶之西南，一于子阶之西北，俱东向。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虡之西北，一于宫架之西北，俱东向。大乐令位于登歌乐虡之北，大司乐位于宫架之北。”（卷三五）“次引监察御史，按视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卷三六）[84]知监察御史负责“纠察不如仪者”。据此，可知“台官按乐一日”，主要指操作仪式而言，“台官”实非教乐所职官。

教乐所工作性质除演习朝会、祠事之乐外，还包括教习太学、辟雍诸生乐。《会要·乐》三之二六：“大观之初，有诏，令大晟府乐工教习太学、辟雍诸生，每月习学三日。”许翰《孙公墓志铭》：“政和四年，雅乐始兴，大司成檄公为乐教辟雍士。月余，士皆弦歌，金石和一庄整。有旨，大臣临阅。既奏于庭，群鹤来翔。”（《襄陵文集》卷一一）[85]这一点也与教坊有别，详见下文。

（五）鼓吹局

原隶太常寺，后隶大晟府。《通考·职官考九》：“宋鼓吹局：令一人，丞一人，崇宁后隶大晟府。”[86]有关鼓吹局隶大晟府时间，《宋代官制辞典》系于崇宁四年八月，云据《通考·职官》九《太乐署》[87]。然查《通考·职官考九》，只言“崇宁后隶大晟府”，并未言崇宁四年八月即隶大晟府。言及崇宁四年鼓吹局隶大晟府的，不是《通考》而是《玉海》：“政和七年三月一日，议礼局（引者按：当为“礼制局”）言：‘鼓吹惟备警卫，未有铙歌之曲。请诏儒臣撰述。’诏可。崇宁四年，置大晟府总之。”[88]按：大晟府“置府建官”在崇宁四年九月朔，已见上考，故鼓吹局隶大晟府不在崇宁四年八月，而在崇宁四年九月。

关于鼓吹局工作性质，《宋代官制辞典》云：“凡行大礼、祠祭设登歌，掌鼓吹十二案，即击鼓、钲、箫、笳、横吹事。”[89]大体可从。但《宋代官制辞典》云此出《宋史·礼一》，查原书，实无此记载。按：《宋史·乐志十五》：“太常鼓吹署乐工数少，每大礼皆取之于诸军。一品已下丧葬则给之，亦取于诸军。又大礼，车驾宿斋所止，夜设警场，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严用金钲、大角、大鼓，乐用大小横吹、觱篥、箫、笳、笛。”《玉海》卷一○六：“凡大乐充庭，则鼓吹局设熊罴十二案于宫悬之外。”[90]《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五月）壬戌，太常寺言：‘郊祀仗内，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乐部全阙。宜下三司差拨。’从之。”小注：“鼓吹用钲、鼓、铙、角、觱篥、管、笛等。昼在仗内导驾，夜在警场奏严。”[91]《通考·乐考二十》：“徽宗政和七年，议礼局（引者按：当为“礼制局”）奏曰：‘……今所设鼓吹，唯备警卫而已。’”可知鼓吹局之设置，其工作性质除了在大礼、祠祭中掌鼓吹十二案外，主要为导驾、警场、奏严所用。但徽宗朝自崇宁四年八月后即不用鼓吹十二案（《宋史·乐志四》），且鼓吹于大礼、祠祭中亦仅为摆设，所谓“奏大乐则鼓吹备而不作”（《宋史·乐志十五》），实际并未用于登歌。这种情况到政和七年仍是如此，故当时臣僚有“今所设鼓吹，唯备警卫而已”（详上）之叹。据此，鼓吹局工作性质，不过是用于“导驾、警场、奏严”及王公、一品、二品、三品等“卤簿之制”（《宋史·仪卫志五》，《政和五礼新仪》卷二○，《通考·王礼考十四》）[92]而已。

关于鼓吹局乐工人数及职官设置，《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四：“鼓吹局令、丞至守阙乐工，凡百二十七人。祠祭院府史、郊社直官至守阙供官，凡五十二人，通引官六人。”《玉海》卷一○六：“鼓吹局令、丞至乐工二（引者按：“二”字当为衍文）百二十七人为额。”云鼓吹局“额”，包括“鼓吹局令、丞”等在内共计127人。但据《中兴礼书》卷二八：“依在京日，系内将鼓吹局额管令、丞以下一百二十九人，尽数差拨。”则云总额为129人。又，《中兴礼书》卷一九：“旧制，本寺有鼓吹局，置令、丞、录事、院官、内（局）长、引乐官、色长、乐工，共一百一十九人为额。”[93]则云“共一百一十九人为额”。按“一百一十九”当为“一百二十九”之误。《宋代官制辞典》云：“设鼓吹局令、丞各一人。乐工一百二十七人。供官五十二人。通引官六人。”[94]所见甚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使用中，鼓吹局令、丞至乐工人数明显多于定额“百二十九人”，则是临时“取于州县及营兵以充”（《通考·乐考二十》）、“或追府县乐工备数”（《宋史·乐志十五》）。大中祥符六年“悉以禁兵充”（《宋史·乐志十五》），南宋则“借差殿前、马、步三司杂攒乐人等充摄”（《中兴礼书》卷一九）。又，关于鼓吹局令、丞人数，《通考·职官考九》：“宋鼓吹局：令一人、丞一人。”《群书考索·后集》卷二：“鼓吹署，令二人，丞二人，乐正（工）四人，掌鼓吹之节。”所述人数不同。据《玉海》卷一二四：“鼓吹署，令二人，丞二人（开元二十三年减一人），乐正（工）四人，掌鼓吹之节。”知唐制“鼓吹令二人、丞二人”，“开元二十三年减一人”。宋承唐制，职官设置当为“鼓吹令一人、丞一人”，但在实际使用中却为“鼓吹令二人、丞二人”。今查《通考·乐考二十》，“宋朝卤簿大驾”前部鼓吹令2人，府史4人，主帅60人，乐工618人，歌工48人；后部鼓吹丞2人，典事4人，主帅18人，乐工384人，歌工48人；“亲祠舆驾出宫”，鼓吹令、丞各2人，职掌4人，府典史8人，都知1人，院官、录事各1人，通主辖人员共1275人，乐工671人，歌工96人。《玉海》卷一○六：“大驾前部千六百四人，鼓吹令二……后部四百八十人。”《会要·舆服》三之一六：“大驾前部千六百四人，鼓吹令二员……后部四百八十人，鼓吹丞二员。”则知“宋鼓吹局令一人、丞一人”云云，乃职官编制数，在实际使用时为“令二人、丞二人”。据《中兴礼书》卷一九：“鼓吹令二人、丞二人：昨在京日，本寺自有鼓吹令、丞，如阙，以次克（充）摄。缘即目并阙，今欲乞下殿前司，差诸军指挥使以上克（充）摄。”[95]亦言“鼓吹令二人、丞二人”，不过有“如阙，以次克（充）摄”的说明，而南宋则以“诸军指挥使以上克（充）摄”。所谓“克（充）摄”，即在“卤簿大驾”等场合以他官暂时代行“鼓吹令、丞”职责。

隶属大晟府后的鼓吹局，则成为大晟府鼓吹案的分管机构，实际使用时分大晟府前部鼓吹与后部鼓吹。据《宋史·仪卫志四》、《政和五礼新仪》“中道卤簿”（卷一三）及“大驾中道”（卷一四）、《通考·王礼考十三》“政和大驾卤簿”，大晟府前部鼓吹设鼓吹令2人，府史4人，乐工950人，歌工48人；大晟府后部鼓吹设鼓吹丞2人，典事4人，乐工384人，歌工48人。又，据《宋史·仪卫志五》、《政和五礼新仪》卷二○、《通考·王礼考十四》，“王公卤簿之制”大晟府前部鼓吹设鼓吹令1人，职掌1人，局长1人，院官1人，乐工68人，引乐官2人；大晟府后部鼓吹设鼓吹丞1员，录事1人，乐工34人；“一品卤簿之制”大晟府前部鼓吹设鼓吹令1人，职掌1人，局长1人，院官1人，乐工42人；大晟府后部鼓吹设鼓吹丞1人，录事1人，引乐官2人，乐工30人；“二品卤簿之制”大晟府前部鼓吹设鼓吹令1人，职掌1人，局长1人，院官1人，乐工24人；大晟府后部鼓吹设鼓吹丞1人，录事1人，引乐官1人，乐工17人……[96]无论是“政和大驾卤簿”，还是“政和王公（或一品、二品、三品）卤簿”，其人数都要远过于北宋前此历代用乐。

鼓吹局职官设置，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三四，有鼓吹局令、丞、乐工、供官、通引官等五种[97]。令、丞等属乐官，供官、通引官当为吏属。但在实际使用时另设有府史、典事、录事、院官、局长、引乐官、都知、职掌等吏属，歌工等乐人。大晟府前部鼓吹与后部鼓吹亦承此未变，只是人数有所增加而已。

（六）钤辖教坊所

钤辖教坊所，北宋天圣五年始置（《宋史·乐志十七》），后与教坊同隶大晟府。《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大晟府）其所辖则钤辖教坊所及教坊。”[98]《宋代官制辞典》只言其置罢时间，未及隶大晟府事[99]。当补。

关于钤辖教坊所罢废时间，《宋代官制辞典》云“建炎初”，可商榷。钤辖教坊所与教坊罢废时间虽大体相同，但亦有微异。《宋史·乐志十七》：“高宗建炎初，省教坊。”《会要·职官》二二之三○：“高宗建炎二年二月二十日，诏：‘自来以内侍官二员兼钤辖教坊，盖太平无事时故事。近缘内侍官更代，失于检察，仍带前项兼领，实虽废而名尚存。所有内侍钤辖教坊名阙，可减罢，更不差置。’”表明“建炎初”虽省教坊，但钤辖教坊所仍存，建炎二年二月方罢。又，绍兴十四年复置教坊，钤辖教坊所亦随之复置。《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二月）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有十六人，以内侍充钤辖。（三十一年六月罢。）”《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绍兴十四年二月十日，钤辖钧容直所言：‘被旨条具祖宗以来置教坊典故。旧有钤辖教坊所官：钤辖二员，系入内内侍省奏差本省供奉官以下充。吏额：点检文字、前行各一名，后行三人，贴司二人，教坊手分、贴司各二人。旧额乐工四百一十六人。’”可见，复置教坊时不仅仍“以内侍充钤辖”，乐工人数仍不变。又，据曹勋《董太尉墓志》：“公讳仲永，字德之，世为开封人。……绍兴初，干办延福宫，腾踔之基，皆自公始。……后二年，上思其屡试繁剧，除干办后苑以起之。次年，迁天章阁兼翰林司驰坊经奉……改干办钧容直。时乐府草创，公整齐钧奏，绵蕝庆礼，箫韶悉备，律吕和雅。上喜其克谐，亦迁秩焉。后因专发机速邮递，既不稽迟，又无差舛，特转团练使，改钤辖教坊，寻擢内东门司。”（《松隐集》卷三六）[100]按：“乐府草创”云云，乃在绍兴九年[101]。知内侍董仲永“改钤辖教坊（所）”，当在绍兴十四年复置教坊后。钤辖教坊所最终罢废在绍兴三十一年。《宋史·乐志十七》：“绍兴末，复省（教坊）。”“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诏教坊日下罢，并令逐便。”《要录》卷一五一：“以内侍充钤辖。（三十一年六月罢。）”[102]此后不见有复置钤辖教坊所的记载。

关于钤辖教坊所工作性质，《宋代官制辞典》云：“监领、均束教坊事。”[103]不言所据，当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三○《教坊》、《宋史·乐志十七》“教坊条”所概括。大体可从，但仍需补充。按：《宋史·职官志四》：“教坊及钤辖教坊所，掌宴乐，阅习以待宴享之用，考其艺而进退之。”据苏轼《论魏王在殡乞罢秋燕札子》：“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104]则“钤辖教坊所”工作性质还包括掌宴乐阅习、进退乐工之事及关报宴享撰修“致语等文字”事务[105]，即“对教坊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人事及日常事务的管理方面”[106]。至于钤辖教坊所官属，当如《会要·职官》二二之三○所载，钤辖官二人，点检文字一人，前行一人，后行三人，贴司二人[107]。

（七）教坊

教坊原隶宣徽院，元丰官制行隶太常寺（《宋史·乐志十七》），后隶大晟府（《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108]。关于其隶大晟府时间，学界多有歧见。《宋代官制辞典》：“教坊……崇宁四年隶大晟府（《宋史·乐志十七》，《宋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五）。”[109]可商榷。按：教坊隶大晟府不在崇宁四年，《宋史·乐志十七》只载政和三年及政和四年教坊与大晟府事，而《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所载亦为“教乐所”而非教坊情况[110]。教乐所崇宁四年隶大晟府，详上考。教坊并非“教乐所”，乐工或有暂时借用现象，但并非同一个机构。教坊北宋全盛时乐人共416人[111]，而大晟府教乐所“在所乐工”共有785人，其中还不包括“诸路乐工”（《会要·职官》二二之二七），可见其人员超过教坊数。《宋史·乐志四》：“（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诏革弊事，废诸局。于是大晟府及教乐所、教坊额外人并罢。”《宋史·食货志下一》：“（宣和七年十二月）诏：……罢大晟府，罢教乐所，罢教坊额外人。”《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己求直言诏……罢大晟府，罢教乐所，罢教坊额外人。”[112]教乐所随大晟府而罢，而教坊仍存，只是删汰了“额外人”而已。

按：教坊本与大晟府为并列机构，其隶大晟府不在崇宁四年。《宋史·乐志四》：“（大观二年诏）‘刘诜所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政和三年五月）新乐器……已经按试者，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教坊、钧容直、开封府各颁降二副……教坊、钧容直及中外不得违。”（《会要·乐》三之二六、二七及五之二○略同）[113]可见，直到大观二年至政和三年五月，教坊仍不隶大晟府。

教坊隶大晟府，盖始于政和三年八月。史载：

（政和三年）八月，尚书省言：“大晟府宴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府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大晟府教习，今当并就教坊习学。”从之。（《宋史·乐志十七》）

（政和三年）八月九日，尚书省言：“大晟府燕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路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大晟府教习，今当并就教坊习学。”从之。（《会要·乐》三之二七）

关于教坊隶大晟府时间，也可从用“律”与“制谱”两方面求证。《宋史·乐志十七》：“（政和）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通考·乐考十九》略同[114]。按：崇宁四年九月至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置府建官”已近十年，而教坊尚未用“大晟律”[115]；只是在教坊隶大晟府四个多月后，礼部方将教坊袭用原“律”情况加以纠正，故有以大晟律改造教坊乐事，此其一。又，《宋史·乐志四》：“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声下唐乐已两律。……至于《徵招》、《角招》……其曲谱颇和美，故一时盛行于天下，然教坊乐工嫉之如雠。其后，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既成，亦不克行而止。”所谓“教坊乐工嫉之如雠”，疑指教坊大使丁仙现而言（《避暑录话》卷上）[116]。因政和初教坊尚不隶大晟府，故大晟府“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教坊乐工“嫉之如雠”。但等到政和七年三月后蔡攸提举大晟府时，“教坊用事乐工”非但不加反对，反与蔡攸一起“附会”上《唐谱徵、角二声》并制曲谱。因此时教坊隶大晟府已达四年之久，无需对越出教坊“旧行一十七调”的《徵招》、《角招》加以排斥。此其二。

但教坊即使在隶属大晟府后，仍有一定独立性。《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宣和二年八月十八日）本府见管乐正（工）六百三十五人、舞师一百五十人，共计七百八十五人。今欲用见管七百八十五人为定额，今后更不添入。其不足人，乞依例借教坊乐人并守阙乐师，契勘教习。”[117]可见，大晟府乐工与教坊乐工仍为分管。大晟府乐工785人，教坊乐工416人。前者主要用于朝会、祭祀等雅乐场合，后者主要用于宴享等俗乐场合。遇有大祠等大晟府乐工人数不足时，方临时“借教坊乐人并守阙乐师”。

正因教坊与大晟府纷繁的离合关系，使学者们对此迷惑不解，众说纷纭。岸边成雄说：

有关徽宗期间大晟府之设置与教坊有关之问题。如《宋会要辑稿》第七二册《职官》二二所载……即大晟府系徽宗崇宁年间所新设，接管原属太常寺太乐署掌管之礼乐，教坊亦受其管辖。《宋史·乐志》“教坊条”所载……是则大晟府并未管辖教坊；反之，大晟府之教习者政和三年业已在教坊实施，大晟府似系临时制定者。《宋史》卷一四六《职官志四》“太常寺”条所述……即系设置后未及二年于裁撤冗官时，其在形式上复归太常寺管辖者。[118]

这段文字在对教坊是否属大晟府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方面史料明载教坊确实归属过大晟府，另一方面教坊在属大晟府后仍保持一定独立性。因此，岸边成雄认为，教坊属大晟府在崇宁四年九月至五年二月，等到崇宁五年九月大晟府“复旧”后，教坊不再隶大晟府，而归太常寺管辖。这种解释因对史料记载政和后教坊隶大晟府的情况视而不见，而在学界不被认同。卫亚浩认为：“大晟府并非只是宴乐的临时制定机构，在政和三年大晟府宴乐被拨归教坊之后，大晟府依然对宴乐的演奏（使用的宫调）和（宴乐八十四调的）整理等负有领导职责。”“在大晟府辖有教坊期间，宫廷内侍机构也对教坊行使着相当的管理权力。……教坊所接受的乃是分别来自大晟府和宫廷内侍机构的双重领导。”[119]这种理解较为合理，但仍需补充两点：

其一，大晟府设立伊始，本为雅乐机构，虽有宴乐案之设，但所掌实为朝廷宴享所用雅乐，而非俗乐范畴之燕乐。故自崇宁四年九月后至政和三年八月前，大晟府与教坊实为并立机构，前者掌雅乐而后者掌俗乐，两者互不统属；政和三年“以《大晟乐》播之教坊”后，大晟府兼管俗乐范畴之燕乐，至本年八月教坊才隶大晟府。今据所见大晟府制撰文字乃政和三年后方有实任这一史实，可以印证。

其二，大晟府实际负责人（大晟府提举官）有时也由宦官兼任，其品秩高于任教坊钤辖所的宦官[120]。但即使在教坊隶大晟府后，教坊钤辖仍对教坊有直辖权，可见其本身即具一定独立性。

其实，学界长期以来未能解答岸边成雄之质疑者，乃在未能触及岸边成雄的根本误解之处，即误读原始文献所导致的理解错误，其关节点在政和三年八月前，教坊确未隶大晟府；而在政和三年八月后，教坊方隶大晟府。岸边成雄之所以把“大晟府宴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府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大晟府教习，今当并就教坊习学”这一教坊与大晟府融合为一的材料，误读为“是则大晟府并未管辖教坊；反之，大晟府之教习者政和三年业已在教坊实施，大晟府似系临时制定者”，其根本原因即误认为教坊在大晟府设立伊始即已并入。

教坊的工作性质，史料所述颇丰富。《宋代官制辞典》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八、《宋史·乐志十七》、《梦粱录》卷二〇概括为：“凡朝廷大宴、曲宴、圣节、上元观灯、皇帝游幸及赐大臣与宗室筵宴，皆由教坊演奏乐曲、杂剧、歌舞之类娱乐节目，比之太常雅乐，教坊乐显得轻松、欢快、随和，通过故事贯串，寓有谏诤、鉴戒之意。平时，教坊掌教习伶人，并考核伶人技艺以进退。”[121]较为完备。尚需补充的几点是：

第一，教坊乐虽为俗乐，但遇朝会、祭祀等大礼，亦临时借用为雅乐乐工。《宋史·乐志一》：“（乾德四年六月）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长编》卷二四：“己未，太一宫成，凡千一百区，命张齐贤等共视之。齐贤等言：‘太乙，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贵者也。请用祭天之礼，杀其半又小损之。’上令增教坊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汉制。每岁四立日，行祀礼。”即使在隶大晟府后，这一点仍未变（《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122]。

第二，皇帝、亲王、大臣一品至三品及命妇出行，教坊乐工也参与导引工作。《长编》卷四七八：“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东京梦华录》卷一○：“才升辇，教坊在外壝东门排列。钧容直先奏乐，一甲士舞一《曲破》讫，教坊进口号，乐作。诸军队伍鼓吹皆动，声震天地。”《宋史·王黼传》：“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导以教坊乐。供张什器，悉取于官。宠倾一时。”[123]

第三，皇帝虞主归京，也参用教坊乐。《要录》卷一七六：“己未，玉牒所进呈太祖、太宗、魏悼王三祖下《仙源类谱》。用黄麾细仗、教坊乐、僧道威仪前导。”《宋史·安焘传》：“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124]

教坊职官设置，《宋代官制辞典》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八、《宋史·乐志十七》，列教坊使1人，教坊副使2人，判官、都色长、色长、部头、高班都知、都知、教头等，以及制撰文字、同制撰文字，其员额不定；内侍2人为钤辖官，别置钤辖教坊所，书吏有手分、贴司各2人[125]。可从。唯言绍兴十四年复置教坊时乐工达460人，则未加细考，实为416人。按：《宋代官制辞典》言据《会要·乐》五之二九，绍兴十四年复置教坊，乐工460人[126]。今查《会要·乐》五之二九《教坊乐》，只云队舞之制，无乐工460人之记载。此当从《宋史·乐志十七》：“绍兴十四年，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六十人。”然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三○：“绍兴十四年二月十日，钤辖钧容直所言：‘……旧额，乐工四百一十六人。’”《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二月）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有十六人。”[127]《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绍兴十四年，春正月，复教坊，乐工凡四百十有六人。”[128]《宋史全文》卷二一：“（绍兴十四年二月）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十有六人。”可证《宋史·乐志十七》“四百六十人”必为“四百有十六人”之误。又考《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八《教坊》载制撰文字、同制撰文字各为1人[129]，不可谓员额不定。隶大晟府后，教坊职官与吏属当无大的变化。

（八）编修《燕乐书》所（或称燕乐所）

编修《燕乐书》所，见于《会要·乐》四之一、二：“（政和八年九月二十日）蔡攸言：‘昨奉诏：“教坊、钧容、衙前及天下州县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声韵各有不同，令编修《燕乐书》所审按校定，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令有司颁降。”……将燕乐一十七调看详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各依月律次序，谨以进呈……’从之。”按“教坊、钧容、衙前及天下州县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声韵各有不同”，乃在政和四年正月前。正式提出改革“声韵各有不同”现状的时间在政和四年正月。《会要·乐》五之三六、三七：“（政和）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宋史·乐志十七》、《通考·乐考十九》同。又，《宋史·乐志四》：“（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如以无射为黄钟宫……皆俚俗所传。今依月律改定。’诏可。”[130]据此可知，礼部、大晟府上奏乞以大晟律改定教坊乐，正是所谓“昨奉诏……审按校定”的具体内容。编修《燕乐书》所既然为“审按校定”燕乐曲谱“声韵”及“依月律次序”添入新曲谱的机构，当是礼部、大晟府上奏乞以大晟律改定教坊乐后的事，其设立时间似在政和四年正月稍后。

编修《燕乐书》所工作性质，主要是依大晟律改定燕乐曲谱并“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也即后人所说“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词源》卷下）。此外，编修《燕乐书》所还曾实际编撰一些燕乐书籍。《会要·乐》四之一：“（政和六年）闰正月九日，臣僚言：‘……独燕乐未有纪述。乞考古声器所起，断以方今制作之原，各附以图，为《燕乐新书》。’诏大晟府编集燕乐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文。”所谓“大晟府编集燕乐八十四调并图谱”，其工作疑由编修《燕乐书》所承担。政和八年，编修《燕乐书》所又编撰了“蔡攸《燕乐》三十四册”（《会要·乐》四之一，《宋史·艺文志一》）[131]。

史料中又有所谓“燕乐所”。《会要·职官》六九之四：“（宣和元年八月十八日）以臣僚言，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燕乐所制撰乃厘务官耳，太相辽绝，不冒躐如此。”[132]“燕乐所”云云，当即编修《燕乐书》所别名。其官属有燕乐所制撰等，即大晟府制撰文字，属厘务官。据此，编修《燕乐书》所工作性质除依大晟律改定燕乐曲谱及编撰燕乐书籍外，还有依燕乐曲谱填词这一项。

编修《燕乐书》所罢“所”时间，史料未见记载。《会要·乐》四之二：“（宣和）二年二月六日，大晟府奏：‘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乞颁行。’从之。”《玉海》卷一○五略同。似宣和二年二月仍存。又据《会要·职官》二二之二六：“宣和二年七月十六日，诏：‘大晟府近岁添置按协声律及制撰，殊为冗滥，白身满岁即补迪功郎，侥幸为甚，可并罢。’”[133]“制撰”又称燕乐所制撰，其既然罢于宣和二年七月，疑编修《燕乐书》所亦罢于此时。

以上仅就大晟府直属机构与附属机构工作性质分别作了概括和考述。综合职能的研究，前贤多有总结。如李文郁将大晟府机构职能归纳为五点：（1）大晟府为颁布乐律之机关。（2）大晟府为教习音乐之机关。（3）大晟府为修正乐律之机关。（4）大晟府为编辑调谱创制声律之机关。（5）大晟府为操持乐令之机关。[134]较为完备，但尚需补充。彭国忠于第2条补充“教习舞蹈”，并增加两点为：（1）大晟府为制造乐器之机关。（2）大晟府为制撰文字之机关。[135]可从，但亦有可商榷处。李先生云“教习音乐之机关”，自然包含“教习舞蹈”这一层意思。而“制造乐器”则非专属大晟府之职能，据考，制造乐器的机构除“大晟府制造所”、“大晟府修制大乐局”外，尚有“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礼制局制造所”等，已见上考。又州郡“人户”亦可“依式造粥”[136]。又，既云“即使是撰文填词之事，也并非尽属大晟府制撰官”，则“大晟府为制撰文字之机关”云云[137]，亦可修补。考历来依乐填词就不是乐署及乐官专职，宋雅乐乐章向来为学士院、舍人院、秘书省等词臣所撰，燕乐词曲如鼓吹曲《导引》、《六州》、《十二时》等，也多为清要官所填制。大晟府徵、角二调“填词实谱”工作，主要由大晟府制撰文字承担，但也有非大晟府成员而为者。如王安中撰制《徵招调·中腔·天宁节》时，即为秘书省著作郎，而非大晟府制撰文字。可见，所谓“大晟府为制撰文字之机关”，亦非完全准确。

据上文有关大晟府直属机构与附属机构的分条考证，再结合李文郁、彭国忠及学界其他先生的研究，可将大晟府机构职能综合概括为：

（1）大晟府为颁布乐律之机关。北宋乐律多异，教坊、钧容直及天下州县原各自用律，政和四年以“大晟律”统一雅、俗乐，黄钟音高标准始得统一。实施过程为大晟府提出建议，礼部上奏，尚书省颁布，各路监司、各州县行政长官负责纠察[138]。

（2）大晟府为教习音乐之机关。教习雅乐由大晟府教乐所承担，教习燕乐由教坊承担，各有条制及奖罚制度[139]。

（3）大晟府为修正乐律之机关。政和七年后设修制大乐局，废“中声”乐而用“正声”乐，重和元年罢局[140]。

（4）大晟府为编辑调谱创制声律之机关。大晟府编辑的调谱包括雅乐曲谱与俗乐曲谱两大类，雅乐曲谱有祭祀及诗乐多种（今存部分残谱），如政和六年六月前及七年二月赐高丽雅乐曲谱（详后《〈高丽史·乐志〉大晟府词曲辑考》），俗乐曲谱则有政和四年六月前赐高丽燕乐“《曲谱》一十册”、“《指诀图》一十册”（《高丽史·乐志一》）、蔡攸《燕乐》三十四册、徽宗《黄钟徵、角调》二卷（《宋史·艺文志一》，《玉海》卷七、卷二八）[141]等。

（5）大晟府为操持乐令之机关。较典型者如大观元年大晟府议颁新乐（《宋史·乐志四》，《会要·乐》五之二○）。又如政和八年大晟府提举官蔡攸奏请废“中声”乐（《宋史·乐志四》，《会要·乐》四之一）。但“操持乐令之机关”并非全属大晟府。政和三年正月州郡鹿鸣燕用乐，便由议礼局上奏（《政和五礼新仪》卷首，《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三）。又如政和三年八月颁示新乐器、曲谱，也是“令尚书省立法”（《宋史·乐志四》，《会要·乐》三之二六）[142]。

（6）大晟府为制造乐器之机关。较为典型者如大晟府制造所、修制大乐局。但并非所有乐器都由大晟府制造。大晟府成立后，制造乐器之机关尚有中书省提举制造大乐局、礼制局制造所（详上）等。

（7）大晟府为制撰文字之机关。较为典型者如大晟府“徵、角”二调“填词实谱”工作，主要由大晟府制撰文字承担，但也有非大晟府成员而为者，详上考。

（8）大晟府为仪仗、五礼、节序用乐排挡之机关。包括皇帝、皇后、皇太子、亲王及三品以上官与命妇出行导引用乐（《宋史·仪卫志四》，《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三、卷一四，《通考·王礼考十三》），掌管大礼所用乐章、乐曲及用乐节次（《政和五礼新仪》卷三一、卷三二），皇室、宗室及百官筵宴与排挡用乐（《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六五，《东京梦华录》卷九）[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