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客观性与思想的客观性

自19世纪末开始，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的持久论争。这场论争如此之剧烈且影响深远，以至于直到后现代的今天几乎很少再有人相信历史具有纯粹的客观性了。在这场争论中，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口号首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在他看来，“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1]但是克氏并不否认历史的客观性，而是转变了对历史的理解。他指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而“一种我们的精神现在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确凿呢？”[2]历史并不是外在经验材料的积聚和归拢，它作为精神本来就应该是精神能动性的产物，因而它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继克氏之后，其弟子柯林武德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3]很显然，柯林武德也并不是在否定历史的存在，而是试图以“重演过去的思想”的方式来展示历史。尽管克罗齐及柯林武德一再申诉历史的确定性、客观性，但当其把历史归结为当代史、思想史时，历史客观性的基石就已经动摇。克氏及其弟子的口号在警示史学家：历史永远只能是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而不可能是自在的历史本身。

众所周知，19世纪号称历史学的世纪。以兰克为首的史学家们对历史存在的客观性深信不疑。他们坚信，只要史料足够真实、齐全，就能够消除史家认识中的主观偏见，从而达到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历史学俨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史学家的天真、自信显然来自近代以来迅速兴起且获得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对自然规律精确无误的表述极大地征服了人们，以至于不少史学家试图非批判地将其移植于对历史的研究。然而如此这般的强行套用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史学家们从来没有能够在历史领域中寻找到令人信服的历史规律。这就促使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深刻差别。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历史领域的不成功应用导致了极为严重的理论后果：人们开始否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康德在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试图为人类的认识划清界限。在他看来，知识由先验观念和经验材料共同组成，因此，人类只能认识现象界而无法通达物自体。康德的先验哲学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在历史领域，康德自觉地引入自然目的论来论证普遍的历史知识（先验的历史），即把历史看作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然而，自然目的论的引入自然而然地弱化甚至摧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以至于康德的后继者“往往在反对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名义下，片面强调价值论或目的论而否认历史的合规律性，从而就在一个根本之点上背离了康德的主旨。”[4]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克罗齐、柯林武德在史学界所引起的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是康德所发动的认识论革命最终在史学界的延伸。

克罗齐和兰克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历史”的理解上。兰克将历史理解为素朴的编年史，所以他试图通过对科学史料的考证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克罗齐则反对对历史作编年史的理解，认为历史本来就是精神。兰克对历史的理解无法使历史学获得科学的尊严，而克罗齐对历史的理解则极易堕入历史主观主义的窠臼。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自此之后史学理论界几乎一边倒地以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为中介而否认历史的客观性。

把史学等同于诗学、文学的实质，就是片面强调史学家历史认识的主观性，而否认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对此，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首先在理论上回应了质疑历史客观性的挑战。在他看来，那种把历史仅仅理解为主观认识的产物实质上根源于对思维自身的抽象理解，即把意识抽象化为僵死凝固的绝对基点（知性）去“观”历史，最终把历史意识化。针对于此，黑格尔提出，思维并不是外在于历史的，思维的辩证生成就是历史，或者说，历史在实质上就是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史。只有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才深刻地表征了历史的本性——人类文明的客观演进。知性是有限而片面的，因为它只是辩证思维抽象凝固的结果，因此，只有将知性转化为人类认识史的一个内在环节才能使其获得具体内涵和现实意义。可见，正是历史——认识史、文明史——的客观性保证了意识的有效性、思想的客观性。对于那种脱离人类认识史的辩证发展，而囿于知性立场来质疑历史客观性的理论路径，黑格尔斥之为思想的主观任意。黑格尔在其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对知性都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批判（吴晓明语）。正是奠基于历史，意识消解了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所造成的主客二元论而获得了现实意义。历史作为意识现实的存在方式，是现实意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它理应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性。哲学一直以来对思维凝固、现成的抽象理解被黑格尔改弦更张，思维被内化入辩证的因素而获得生成性、历史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对历史的存在论理解也为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造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以思辨的形式所表达的人类文明史的演进逻辑，即人类文明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人既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创造的结果。这种人自身作为“前提”和“结果”在历史中的辩证生成被黑格尔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尽管是以抽象的方式。马克思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黑格尔从异化出发，把人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尽管他奠基于历史而实现了对意识的现实理解，但现实的意识并不直接就等同于现实的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历史依然被遮蔽着。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绝非是无限的意识性存在，相反，自然界对人始终保持着无限的优先性。自然界对人自身的优先性既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极界限（即自然界的无限存在使得人类对象性的活动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成为可能），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消极界限（即自然界的存在使得人类永远无法消灭自然而成为一个绝对的“唯一者”）。因此，人类感性的物质活动（而非抽象的精神劳动）才是整个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只有立足于感性的物质实践才能理解历史及现实的个人，因为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人、人与自然才形成现实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新的需要，人及其历史才得以生成。由于不理解实践的革命意义，黑格尔抽象的精神运动史所确立的思想内涵逻辑，只是为历史找到了抽象的表达，但它还不是现实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远比静观的认识活动本源、源始，或者说，认识活动只是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区别于黑格尔，马克思在确证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观性的理解。人类客观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客观历史决定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决定了思想的客观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人类现实的物质活动奠定了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反过来说，只有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自觉才能真实地理解“现实的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使命正是要使人类自觉现实历史的客观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掌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从而现实地追求人的解放。马克思着力于对作为现实历史发源地的市民社会展开深入批判和剖析，并由此而得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深刻论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地推导出前资本主义“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可见，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历史的客观性，才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的真实秘密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