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疏】

疾病者，统言之则疾亦病、病亦疾，疾病之义并无所别。本文云：“疾，病也。”《吕氏春秋·尽数》云：“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周礼·天官冢宰·疾医》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是也。而析言之则疾轻浅，病深重，疾病之义又颇不同矣。本文云：“病，疾加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病》云：“甲乙有疾……戊己病（按：木来克土，故疾加而病）……；丙丁有疾……庚辛病（按：火来克金，故疾加而病）……；戊己有疾……壬癸病（按：土来克水，故疾加而病）……；庚辛有疾……甲乙病（按：金来克木，故疾加而病）……；壬癸有病……丙丁病（按：水来克火，故疾加而病）。”是也。

按：上古但有疾称，而无病名。此由殷商甲文、西周金文，以及《易》《诗》《春秋》之中，屡屡言疾，而独不及病者，可以知矣。而疾，甲文作“”、作“”（见《殷墟文字乙编》383、《殷虚书契后编》下35.2），金文作“”（见《毛公鼎》），均象人着箭矢于腋下形，当即疾字之初文也。王国维《毛公鼎考释》云：“疾之本字，象人亦（腋）下著矢形。古多战事，人著矢则疾矣。”是也。至于字之由“”转为“疾”者，殆又始之于春秋矣。如《侯马盟书》疾作“”、《上官鼎铭》疾作“”者，即其明证。而此“”“”之二形，当又为周原甲文及《说文》古文中疾之字形之省减也。如《周原甲骨文》图1疾作“”，云：“三止（趾）又（有）。”《说文·疒部》云：“疾，病也；从疒，矢声。，古文疾。”是也。故春秋时期之疾字，本即殷商之至周而为之增者也。而“”者，象“床”之形，当即床字之初文（，本当作“”，或从古文之形符而作“”。盖为书写之美观，故后乃作“”作“”矣。此由甲骨文中“虎”“豹”“犬”“象”诸象形文字，亦均竖写，可以知矣），则从“大”（甲骨文“”象人正立之形）从“矢”而益以“”符之疾者，盖本即以会人腋着矢而病卧床榻之意，且正合隶变之“”字（见《汉语大字典》）之形者，亦可知之矣。

疾之初文本作“”，由其从大从矢，知其本谓矢伤病，此因形求之而得其义者。然若进而因声以求之，求其名所由来者，则“”字音“疾”乃本言急疾也。此殆以人为矢伤者病势急，而治疗之举措并亦疾，故因此疾声而为称，遂有此疾之一名耳。疾以名病本言急疾者，此由疾之为字，本言病急，而并言凡急，如《诗·大雅·召旻》“旻天疾威”，郑玄笺云“疾，犹急也”，《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不吾疾也”，杜预注云“疾，急也”，可以知矣。盖古时本先有疾声以言急疾，而无其字；至为矢伤以制“”，始有义谓急疾之“疾”字，然又本为矢伤为病之所制，以言其病势之急疾耳。故由声而论，疾之为名固源于急疾，然以字而言，则疾言凡急者又为本言病急之引申义，此名源于急疾之义之疾者，何以本以言病急，而后用之言凡急也。《潜研堂文集·答问音韵》云：“人有形即有声，声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声音以成。”是也。

“古多战事，人著矢则疾矣”。然战事之伤，不独由矢，即刀枪棍棒、跌仆扭捩者，当并在其列矣。且上古战事既多，而野兽亦夥，故由兽啮为疾者，亦复不少。然观甲骨文中乃无此相应伤病之名字，盖不烦一一而造字，遂并以此“”字而赅焉。此疾之一名当兼括刀枪、棍棒、跌仆、扭捩、虫兽诸伤而言者，亦由可知也。而箭矢、刀枪、跌仆、虫兽之伤者均来源于外，故总括诸伤而言之疾者，遂渐为疾病之由“外因”所致之统名矣。此由其后约当于春秋初中期，疾之一名复被引申之以称“客气”（指自然界之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由外袭人而致病者）所伤而为病者，如《诗·小雅·小弁》所云“疢如疾首”，《释名·释疾病》所谓“疾，疾也，客气中人急疾也”，即可知之。唯“客气”为病，固亦属“外伤”（今称“外感”），但实又为箭矢等“外伤”之引申义，故《释名》以“客气中人急疾”以释上古名疾之由者，则属以今为古，失其义也。

至于病者，则又名承“疢”来，义与“疾”对，而为专即七情所伤、火从中生之疾病所言者也。此殆以时至于西周末年或春秋初期，人已知疾病之生者不独由外，即自身之内在因素亦可为之；而内在之因，必诊始明，且火邪为多。故因“诊”之声而名为“疹”，后字复从火而定作“疢”，此“内伤”之疾病遂有其名矣。（参本书“疢”篇。）唯此火从中生之“疢”者，本多由抑郁所伤、五志过极所致然，一如《诗·小雅·小弁》之所谓“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故为表义之确切，约至于春秋之末年，斯“病”之一名继又生焉。《论语·子罕》云：“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是也。

以“病”为名，而称忧伤抑郁、火从中生者，盖病之言怲也，怲者忧也，谓忧心如燔而火生于内也。《素问·玉机真藏论》云：“忧、恐、悲、喜、怒，今不得以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逿心主，故烦懑食不下……此悲心所生，病得之忧也。”此忧心如燔，火从中生，乃可致人于病者也。又，《说文·心部》云：“怲，忧也；从心，丙声。《诗》曰：‘忧心怲怲。’”又云：“惔，忧也；从心，炎声。《诗》曰：‘忧心如惔。’”此又病之言怲，怲义如惔，而谓人之忧心如燔者也。忧心如燔，则病易内生，而《诗》之怲怲，又正状此忧，故因乎人所熟知之《诗》句，以病言怲而称之，遂有此“病”之一名耳。而由此本言“忧心怲怲”之“病”名立，专即忧伤抑郁、火从中生之疾患言，与夫本谓外伤、外感之“疾”对立，故“病”以言内而主内伤，“疾”以言外而主外伤（兼指外感），至此而界限分明，表里判然。此传统中医所谓“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之病因学，已尽于春秋末年由此“疾”“病”之严格分界而得以体现矣。至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论》所谓：“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鬼魇溺水等，有悖常理，为不内外因。”以外感六淫为“外因”，内伤七情为“内因”，而反以“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等外伤为“不内外因”者，则又为千六七年后之南宋时代之事耳。

春秋末年以来，既以疾言外而病言内，则疾与病遂相对立矣。然二者既相对立，则必相统一，故“病”之由深而浅、由里转表者亦可称“疾”，而“疾”之由浅入深、由轻而重者亦可称“病”，此“疾”“病”之名本由其在外在表者为“疾”，在内在里者为“病”，转而又为病之轻浅者为“疾”，而疾之深重者为“病”矣。故初为区别于外伤之“疾”称，而立之内伤之“病”名，借之以两相对待者，乃由疾病之由表入里、由内达外之自身规律所决定，自其为名之日即蕴育疾浅病深、疾轻病重之转义，固又非初名疾病之本意耳。《论语·子罕》云：“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左传·宣公十五年》云：“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所言“疾病”者，当均谓“疾而病”，即由疾而转病、渐及于危笃之谓也。此由本文云“病，疾加也”、《子罕》包咸注云“病，疾甚也”者，可知之矣。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不治将深。’……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所言“疾”“病”，正“疾”浅“病”深，义相对待者；而若由“疾”转为“病”，则邪之日深，渐至危殆也。此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义亦正同矣。“疾”“病”对待，本谓“外”“内”；转而言之，又言“浅”“深”。而《释名·释疾病》云：“疾，疾也，客气中人急疾也。病，并也，与正气并在肤体中也。”乃径以“客气”入肤与“正气并”，而释“病”之所谓“疾加”者，殆即误以“病”言“疾加”者为本义，而不知“疾加”固为“病”本谓“内”之转义耳。而“疾”“病”转言谓“浅”“深”者，其“浅”“深”质言之乃“轻”“重”矣。此《史记》之所以始称桓侯初病轻浅之为“疾”，而终称其疾久深重之为病者也。而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读书杂志三·史记第五》“体病”条云：“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脉，而肠胃，而骨髓，至此则病发而体痛，故《养生论》曰：‘桓侯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若言体病，则非其指矣。《太平御览》‘人事部’‘方术部’引此作‘体病’，则所见本已误。《文选·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注引此正作‘体痛’，《韩子·喻老》《新序·杂事》亦作‘体痛’。”则又以此与“疾”相对言之“病”者，乃为“痛”字之讹也。按，王氏之校勘、训诂不为不精，然于此乃以“病”为“痛”者，则一间未达矣。观其所据《养生论》“桓侯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之句，已经由后人之妄改，言辞乖戾，谬误之甚矣。此由葛洪《抱朴子·极言》所谓“世人以觉病之日，始作为疾，犹以气绝之日，为身丧之候也”，两相比勘，可以知矣。且嵇康（《养生论》作者）、葛洪，为魏晋时人，而魏晋去汉未远，当熟知此“疾”轻浅而“病”深重义，断不致以“痛”“病”对言，以“痛”为人之濒危症，谓“病”乃人之轻浅候，而道此“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之不伦不类、堕人云雾之言也。此由南北朝人尚知疾轻病重相为对言之旨趣，如《世说新语·容止》所谓“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而反云时处其前，且善于养生、精于文辞之魏人嵇康乃昧此义，又岂非咄咄之怪事哉！又据《养生论》是节之下，唐·李善注引《韩非子》云“扁鹊谓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犹可汤熨，桓侯不信。后病，迎扁鹊，鹊逃之”，则非但《养生论》之“痛”当为“病”、“病”当为“疾”，一如葛氏之所言；即《韩非子》之“体痛”者，亦并经后人之误改，而其正当作“体病”也。至于《新序》之亦作“体痛”者，其致亦然，兹不复赘焉。而王念孙氏所据之本既多失真，宜其征引固博，而谬误难免。且其于汉前之人“对言”疾病之名时，每每寓有浅深轻重之不同者，忽焉不察、了无致意，则其谬误即定属必然，在所难免矣。古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者，此其例也。此春秋以至于南北朝，“疾”“病”之义由本谓“内”“外”，又转称“深”“浅”之故也。

古以“病”与“疾”对而言其“深”者，其“深”之尺度本无限定焉。如若以《睡虎地秦墓竹简》及《说文》《释名》所论以观之，则但凡邪气深入、疾加而重者，即可谓“病”，而不必危象既见始可称之矣。然若据《论语》《左传》《史记》及《抱朴子》所论以言之，则凡以“病”称者，其邪气已或入骨髓，或入膏肓，而人已濒死矣。如《史记》中扁鹊之所以谓桓侯为“体病”者，则正如其文中之所谓“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又如《左传》中成公之“疾”之所以转而为“病”者，亦正犹其文中之所谓“公疾病，求医于秦。……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疾”而转“病”，每已濒死，故濒死之症古称为“病”者，初非所谓忌讳语，而清·黄生《义府·卷上》“殆将病”条乃云：“《礼记·檀弓》：‘夫子殆将病也。’病者，师弟子之辞，不敢斥言其死也。”此殆不知古之称“病”者，每每谓疾病已入骨髓与膏肓，本一犹言之“殆将死”也。

疾病者，本相互对立言“内外”，复转由“内”“外”谓“深”“浅”，此其析而言之本不同者。然“疾”之由浅入深可“疾”而“病”（古每称之为“疾病”），“病”之由深出浅可“病”而“疾”（古或称之为“病间”），此其统而言之又无异者也。“疾”“病”之析言本不同，故“疾”自“疾”而“病”自“病”，古人于对言“疾”“病”时每如此；而“疾”“病”之统言之又无异，故“疾”亦“病”而“病”亦“疾”，古人于散言“疾”“病”时则多若是焉。

至于许君于本篆下云“，古文疾。，籀文疾”，窃篆、童篆下云“，古文疾”，“，古文以为疾字”，而段注乃是《集韵》《类篇》“，古文疾。，籀文疾”之说，以为古籀之“疾”当分作“”“”者，今校以甲文金文，则皆无证焉。盖许君之时，固“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然终因所见不广，致有此误矣。而段氏去古已远，于山川鼎彝更“叵复见”，虽其以许证许，谓非古文，可谓许君诤臣，然终亦因生非其时，未得亲览身后甲金文字之昌明之学，而因于许说之非，不得尽纠耳。

此外，疾为外证，病为内证，而外证表浅，内证深重，此人之思维习惯之必然，亦词义引申延展之必然。而段注见不及此，但引包咸注《论语》“疾甚曰病”之说，以证许书“病，疾加也”之训，而未能道出其所以然，此亦段注“疾病”之缺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