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双重边缘群体的社会融合困境

一 进城务工潮中双重边缘群体的形成

在1958年之前，中国的户口制度尚未实施，由乡村向城市流动人口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之初一个短时期内快速增长。尽管在监控流动人口这方面政府并非完全缺席，但其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稳定。从1949年到1957年，大约2000万农民涌入城市，但城市工业不能完全消化这些移民，这使得劳动力向城市的自发流动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出台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接下来20多年的时间里，非官方主导的人口迁移在中国的社会景观当中几乎被全部清除。

1981年至1982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普遍推行瓦解了人民公社制度，这使得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具备了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可能性。接着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取消，使农民进一步有了自主经营的自由，并可以根据市场的原则选择自己流动的方向。当80年代初期的农民工重新出现在城市当中时，城市居民普遍将其视为暂时漂在这里的外地人，很快他们就会返回远在农村的家。这些来自乡村的过客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被视为结构上、文化上独特的群体。但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给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虽然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经济上的贡献，却开始被当作一种社会问题来对待。

面对重新出现的人口流动，政府最初的反应是堵截和压制，但围堵措施并没有阻止农民进入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需要外地的劳动力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发展服务业。人的流动是所有市场要素流动中最重要也最富有战略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中，机器、基础设施等物资资本的贡献仅为16%，具有最大贡献的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贡献率高达64%。不承认城市当中存在流动人口，只会使政府管理更难向他们延伸。因此，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慢慢改变其管理策略，不再强调压制，转而突出地方政府调整管理的重要性。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农民工达13181万人，如果再考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大约9665万农村劳动力，则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846万人，已超过农村劳动力从业人员总量的40%，农民工已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来自政府的对农民工的定位。

但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身份境遇尴尬。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出现，社会原有的“二元结构”似乎已无法赋予他们明确的身份定位。有学者用社会结构中呈现的“三元”特征来对进城务工者做出描述，将他们界定为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流动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群体；“三元社会结构”亦被称为“双重二元结构”，即强调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都由两种群体组成。在这种结构性的变迁中，进城务工者及其家庭成员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工作在城市，根基在乡村；生活在城市，户口在乡村。一方面，“在城市生活，他们深深地感到自己和城市人之间的不同，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界限并没有因为他们到城市工作而消失，反而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存在于人们的眼光中”。但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不愿意继续回到农村去务农，因为城市中潜藏着更多元的致富机会与上升空间，在城市待上一阵回到乡村，他们多会像“百事通”一样给乡亲描绘起城市美景，并在亲朋好友艳羡的眼光中得到较大的满足。

由此可见，进城务工群体是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矛盾统一体，城乡间断式社会环境之间的落差由他们一身背负。他们始终处于一种角色冲突的地位，经历着城市和农村两种文化、价值观间双重拉力的冲突，构成了一群游走在城乡间的双重边缘群体。

二 边缘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合困境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城起，多数农民工扛起了城市人所不屑一顾的脏活、累活，在低廉的报酬、简陋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以艰辛的劳作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对于城市，他们可以说是持有一种百感交集的心理，这里是现代化的标本，是先进的地域，因此，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可能焦虑地搓着衣角，无所适从；一旦谋得工作，便迫不及待地投入进去，希望得到城市的认同与接纳。但城市对于多数农民工而言，是相对世故而又冷漠的。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这一群体，这一群体的作用几乎已经渗透城市每一条生命脉络。这从每年春节期间，当打工者集体返乡后，城市运作所呈现的部分暂停局面中即可见一斑。城市享有了后者的劳动，以新崛起的商业圈、地标性建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标榜自身的荣耀，但与此同时给予后者的回报是吝啬的。这种吝啬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层面，更多的在于文化心理的隔阂。

城市对于进城务工者的接纳是有距离的。这种有距离感的接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地的关系有着一定的联系。或许由于存在数量庞大的农耕人口，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当中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地域认同感。人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人口迁移则被看作不稳定、异常的。对今日的进城农民而言，情况依旧如是。尤其在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不稳定、不确定时期内，城里人经历了犯罪率的上升之后，很容易将自己的沮丧导向新来的外地人。流动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以及他们显而易见的无归属感几乎使他们在整体上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群体。

媒介对进城务工者的形象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亦呈现刻板的一面。进城务工者无力的、缺乏教育的、素质较低的群体特征与那些被认为是精细的、现代的、可靠的城市固定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媒体上每到岁末必出现的长篇累牍的讨薪报道中，农民工的形象多是冲动而无助的；而在夏日三伏天城市不良行为的报道中，农民工又总是邋遢而可怜的。2010年8月初江苏全省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极端高温天气，其间，江苏省电视台一档高收视率的电视新闻栏目播出了这样的一则报道：入夜之后，有一部分人由于天热难耐，睡到了城市的高架桥下以及路面上，摄像师的镜头扫到之处，老老少少蜷在各自的席子上，地为床，天为帐，在敞开式的环境中试图捕捉自然中的丝丝凉意。当编导硬是将采访话筒塞到一位老妇人的面前时，她低着头，略带羞赧与无奈地说：“天太热了，我也没有办法，有办法我也不会这样的。”说完她转身给睡在一边的孩子掖了下身上盖着的小毛巾。最后，编导以理性的口吻点评了农民工家庭这种有损市容的行为，点评中充盈着怜悯与优越的调子。无独有偶，没过几天，江苏省内另一个城市的新闻报道中又出现了与上述报道几乎如出一辙的一则新闻。当城市人宅守于空调营造的清凉世界，将室内热气股股排出时，高架桥下以及路面上那份对于进城务工者而言难得的清凉与安逸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城市给予了农民工服务城市的机会，但很多时候并未赋予其生活、文化上等值的市民待遇。

2008年以来，一位农民工发表的帖子在国内各大网络论坛上接连不断地被转载，受到了很多网民的关注。帖子的名字是《一个民工的请求：城里人请不要让我让座好吗？》。

一个民工的请求：城里人请不要让我让座好吗？

昨天晚上7点多从工地回住的地方，为了有一个座位，我特地走了2站路，走到224路的起点站，又在起点站排了10多分钟的队，等了一辆有座位的车才上车。坐了4站路，我身边站了一个看样子60岁左右的老人，他几乎靠到我身上了，我故意闭上眼睛装睡，因为我实在不想让座——如果你们城里人也去工地上干上一天，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想让座了。

过了几分钟，有人敲我的肩膀了，我只有睁开眼睛，看到有一个膀大腰圆、戴副眼镜的老兄用手敲我肩膀，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尊老爱幼懂吗？你这个座位是老人专座，知道吗？我一脸茫然，说实话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有老人专座这回事，所以我依然没动，因为我浑身发软，很想坐在座位上休息。接着，那位老兄又说了：你们民工怎么素质这么低？明摆着这个座位是老人专座，还不肯把这个座位让给我爸爸坐？听到这句话，我脸发红：长期以来，我们在广州夹紧尾巴做人，很怕别人说我们素质低——也许我们素质确实低，但如果你生在乡下，你也会跟我有相同素质。所以我到城市里，我总是以一个城里人的素质来要求我。听到他这样说我，我赶紧让出座位，看到他把他爸爸扶到我座位上！然后我像老鼠一样挤到另一个角落里，站了近一个钟头才回到小新塘。

晚上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为什么要让我让座？这个座位是我付了努力得到的：走过两个公车站，排了10多分钟的队才得到的。为什么我要让给别人，这就是城里人的素质？尊老爱幼我懂，但我的爸爸今年66岁了，现在还要套牛耕田，还要翻地，还要干农活……怎么没见城里人去帮助我父亲？而城里老人天天早上做运动，晚上锻炼，在那些小区的健身器材上运动自如，好像力气多得用不完，反而要我们乡下人让座？城里的小孩有幼儿园上学，甚至有人接送，站一下公交车就要别人让座？我自己的小孩在乡下每天要步行近40分钟的山路上学，他一直高高兴兴的，从来不要求别人让座！

那位老兄理直气壮地要求我让座，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他是否真的尊老爱幼了？如果他真的尊老爱幼，为什么不让他爸爸打的，还让他爸爸来挤公交车？前年我爸爸来广州看病时，每次去医院时，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打的带我爸爸去的。那位老兄，你的尊老爱幼，是专门针对别人的吗？还是希望别人为你完成尊老爱幼的义务？

经常听到你们城里人很是道貌岸然地要求别人给老人、孕妇让座，你们是否想过，你们的父母那么老了，你们的妻子为你们十月怀胎，你们还驱使着他们为你们工作，做牛做马，这就是你们的素质吗？我们乡下老人只要做得动，都会下地干活——因为我们很穷，但我们的老人从不会道貌岸然地要求别人为自己做什么，可能他们还不懂你们的素质！我们乡下媳妇怀孕5个多月时，基本就只要在家里干点家务，不用下地了——因为我们虽然穷，但我们还知道疼惜媳妇，你往肚子上包一块重物就知道她们忍受的是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城里人的素质，是不是都是你们拿来要求别人为你们服务的口号？你们有道德、有力量、有素质地要求别人为你们的父母、怀孕的妻子让座，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呢？

城里的老人，城里的孕妇们，你们在谴责别人不给你们让座时，是不是更应该谴责你们那不孝的子女，还有那些不负责任的丈夫呢？

我只是一个民工，我很希望得到你们城里人的认同。但我工作一天后，真的很累，不要道貌岸然地要求我让座，好吗？如果你希望你的父母、你的妻子过得更好，为什么不是你付出更多，而是要我付出？当你们要求我付出时，你们是否想过我的父母，我的小孩在乡下过着怎样的生活？

城里人，当你们道貌岸然地谴责我为什么不让座时，请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好吗？

帖子中讲述的是一件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让座小事，却反映出相当沉重的主题。从社会意义上来看，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这则典型网帖的话语同样透露出了超越其本身的建构意味。首先，从称谓上来看，网帖的作者始终用“我”“我们”以及“你”“你们”“你们城里人”来界定自身与城市人群的距离。其次，对于城里人的行为多用到了类似“膀大腰圆” “理直气壮”“道貌岸然”等字眼，而对自身的形容是“我像老鼠一样挤到另一个角落里”“晚上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群体间的强弱对比一目了然。在这样的叙事里，农民工是被损害与侮辱的。最后，就整个帖子的段落关系来看，经历了“阐释”“延伸”“增强”三个层面，文章从乘坐公交车遭遇的被动“让座”，联系到了城乡生活的对比，如“我的爸爸今年66岁了，现在还要套牛耕田，还要翻地，还要干农活”, “城里老人天天早上做运动，晚上锻炼，在那些小区的健身器材上运动自如，好像力气多得用不完”, “城里的小孩有幼儿园上学，甚至有人接送，站一下公交车就要别人让座”, “我自己的小孩在乡下每天要步行近40分钟的山路上学，他一直高高兴兴的，从来不要求别人让座”，最后直抒出对城里人的谴责。这一网帖广受关注，因为它突破了城市叙事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农民工反观城市的一个典型视角。

《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报告》显示，当下农民工幸福感更多来自个人低层次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有关的幸福感仍相对较弱，且与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社会地位有关的幸福感数据同比下降，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农民工生存状况得以改善，但农民工社交缺失，社会各阶层差距拉大，农民工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下降感到失望。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胡平教授解释，从数据上看，农民工对社会地位幸福感下降明显，尤其是男性农民工对社会地位的幸福感已经低于中值，这说明男性农民工对自身相应社会地位比较不满意，男性农民工对于现状所给予的发展和社会相对地位的限制比较不满。而从年龄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相较老一辈农民工对社会参与和相对社会地位的不满更严重。

在城市生活的进城务工者及其家庭成员业已成为一个集合了冲突性的边缘群体。“城市人的冷眼，异己城市文化的排斥，来自落后的农村而闯入眼花缭乱的大城市的惶惑和自卑，加重了他们的精神负担，使他们处在强烈的文化冲突和心理冲突的地位。”但乡村又是回不去的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已经遥远，农民工除了在城市中不断找寻自身融合的途径外，还有就是将自己的家逐步移至城市，寻求后代与城市的顺利对接。不管是农民工本身，还是他们的子弟，身处城市，其个人自身的城市化从未停歇，但由于个人年龄、经历、文化程度、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个体间又呈现了些许差异。比如说，年轻人通常比中年人更容易改变自我；从事与城市人接触较多的职业者，能更快地进行个人的城市化，适应城市生活；孩童对未来的期望往往高过父辈，如果说父母更多地满足于地域上的流动，那么在城市里长大的流动儿童则更要求地位上的垂直上升，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尊重、帮助和人文关怀，而一旦这些期望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回应，危险的反城市情绪有可能会进一步滋长。在此，本研究尝试从流动儿童城市融合的具体困境入手来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