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移民情境下流动儿童的媒介接触特征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个体的社会化途径受到了更为多元的影响。从口口相传到文字时代,从印刷时期到电子时代,不断演进的媒介技术拓展和延伸了人类的感官体验,不断改变着人类对自我、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是使事情发生的介质,而不仅是使人们意识到事情的介质。伴随着电视、网络媒体触角在全球的延伸,人们习得知识与学问的来源逐渐外移,媒介抑或作为补充,抑或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家庭长者的主导地位,从文化接触开始全面介入个体的社会化。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连成一体,BBS、手机微博等各种层出不穷的传播形式将儿童和成年人同置于高度发达的媒介环境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媒介信息的浸染。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日新月异、信息公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转引自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45页。电子媒体、网络媒体将一切文化的秘密向儿童展示,成为其社会化发展、社会性习得的重要渠道。

不少学者对于大众媒介在儿童社会化发展中的影响效果做过调查与检测。如美国学者格伯纳等人曾在美国“全国暴力原因及防止委员会”资助下承担过一系列关于媒介涵化作用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大量看电视的观众来说,电视实际上主宰和包含了其他信息、观念和意识的来源,电视教导了受众的“世界观”“角色观”“价值观”。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译,华夏出版社,2000。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通过对印度两个村庄民族志的调查,对于乡村社会中媒体的介入角色做出了相应的表述,就儿童来说,他认为,“儿童通过每周看数小时电视而习得了很多价值观,他们的理想抱负和人生目标常常更多地反映了他们在电视上的所见所闻,而非他们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学到的知识”柯克·约翰逊:《电视与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94页。。过去,神话、传说、宗教等被用来传达、定义、维持整个文化中的“共识”,进而保障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到了信息爆炸的岁月里,媒体承担起了传承的角色,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宗教、教育的作用,以“积极参与处于社会行动的社会、群体和个体层次上的维持、变化与冲突过程的信息系统”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绪论》,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1990,第251~253页。的模式介入了儿童社会化发展的过程。

有效的媒体研究不仅是要处理媒介的内容,而且要应对媒介本身及其发挥作用的这个文化环境。只有站在对象的旁边对它进行全局的观察,你才能发现它的运作原理和力线。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60页。故要考察媒介环境在流动儿童“社会化”成长生态中的功能发挥,需从流动儿童的媒介接触特征开始。鉴于当下媒介环境瞬息万变,且每一种传播或应用形式的更新、流行及被取代的周期与之前相比都大大缩短,单一截面上的媒介接触研究难以呈现流动儿童对于外部媒介环境变迁的个体回应及群体趋向,因此本研究在2009年至2010年以及2013年至2014年开展了两轮调研,正逢中国互联网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的快速发展阶段。当网络以自媒体、社交化的方式向用户个人生活圈逐步渗透的时候,我们的研究问题也有了新的指向:伴随着媒介环境的变迁,流动儿童的媒介接触是否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更替?新媒体对流动儿童的影响是强势的整体性的介入,还是受到了流动儿童身份特征、融合教育情境等内部因素的干预,而呈现不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