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好运，黑格尔先生！”

根据某个传说（极可能只是传说），尼尔·阿姆斯特朗18于1969年7月21日在月球上迈出第一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并非官方报道的“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而是神秘地喃喃自语：“祝你好运，戈尔斯基先生（Mr. Gorsky）。”美国宇航局的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他对某个竞争对手——苏联航天员——的随口“祝福”而已。直到1995年7月5日，他在一次演讲后回答问题时，才揭开了谜底。“1938年，他还是个孩子，住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小镇上。有一天，他和小伙伴在后院打棒球。小伙伴出手不凡，一击即中，球应声落在了邻居家卧室的窗子底下。那里住着戈尔斯基夫妇。他跑到那里弯腰捡球时，听到戈尔斯基太太对戈尔斯基先生大声咆哮：‘上床？你想上床？！你还是等隔壁家的孩子在月球上漫步时再说吧！’”19世事难料，31年后，他真的登上了月球。听完这则趣事，我脑海里涌现出我自己的版本。1800年前后，黑格尔默默无闻，忽然有人听到某个老教授（他现在已被遗忘）对黑格尔大声咆哮：“出人头地！你想出人头地，成为名扬天下的经典哲学家？……你还是等等吧，等一个来自像斯洛文尼亚那样的斯拉夫小国的伙计写一本关于你的鸿篇巨著，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你再出人头地不迟！”倘若情形真的如此，结果又会怎样？这就是我那部超过1000页的《极度空无》（Less than Nothing）出版时所发生的事情，尽管毫无疑问，我的某个敌人会立即补上一刀：“这是齐泽克的一大步，却是哲学的一小步。”

罗杰·斯克鲁顿无疑是这些敌人中的一员猛将。他曾在几年前写道：“的确，虽然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对东欧政权的崩溃感到遗憾，但或许我们早已拥有充足的理由，对齐泽克在西方学术界的信马由缰感到懊恼。”20我们应该在此稍作停留，想一想，这种说法是何等丧心病狂（即使顾及它的修辞性夸张，也是如此）：我比极权主义更危险，更具破坏性。（顺便说一句，类似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俯拾即是：那时，有人提醒西方的保守派，颠覆东欧政权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如说来自通俗文化和性革命。他们中的一些人迅速回过神来，认为仅此一事就足以使人对东欧政权的崩溃深感遗憾。）可以想象，这种指责是如何满足我那妄自尊大的虚荣心的：黑格尔曾经说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精神成果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了写一本书，成千上万的人必须死去；同样，东欧政权及其令人窒息的恐怖行径所催生的精神成果，则是我在西方学术界的怡然自得——整个东欧不得不经历危险的动荡，这样我才能在西方学术界扬名立万。如果我们破除这个妄自尊大的疯癫，就会隐隐约约地发现如今的知识分子在扮演怎样的角色。一旦某个理应销声匿迹的体制真的土崩瓦解，而且（几乎）人人都对它的分崩离析欢呼雀跃，思想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设想正在形成的新秩序的潜在危险。再说一遍，我们应该践行对批判的批判（a critique of critique），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因为对一个已然死在我们面前的体制落井下石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这就是为什么在由另类右翼的污言秽语和伪左翼的政治正确的道德僵化（PC moralist rigidity）酿成的混乱局面中，温和保守派往往是激进左翼（仅剩的）唯一通情达理的合作伙伴的原因。我在最近与温和保守的德国日报——《世界报》——的一位编辑进行电话交流时，对他们准备发表我这个自称温和保守的共产主义者的文章大感诧异。我得到的奇妙回答是，我不应该为此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也是一份温和的共产主义保守派的报纸。

然而，本书有一个特点会使许多读者怒不可遏，甚至那些在其他方面赞同我的观点的读者也会如此：它的风格会变得越来越放浪，以至于它看上去似乎在逐渐走向癫狂。虽然仍然可以把第1章视为一篇学术论文，但本书读起来，越来越像是从一个例子跳到另一个例子，从一个引文或图像跳到另一个引文或图像，令人迷茫。（顺便说一句，人们首次读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做了同样的反应，对黑格尔也做了同样的指责。）我的回应是，虽然面对这种指责，我愿意承担罪责，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特征，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揭示文本以及历史时代内部存在的对抗时至关重要。我们在引用作者的文本时，总想忠实地重建文本作者意在传达的意义。这种做法存在致命的局限：如果被阐释/被引用的作者本身存在非一致性，如果被阐释/被引用的作者本身已经陷入历史的对抗和张力，以至于真正的暴力就是模糊了这些对抗和张力的解读行为本身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恳请（并践行）一种暴力性的解读，这种解读（貌似）撕裂了有机的统一体，使被引用的文字脱离语境，把不同的片断以出人意料的新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不是在连续不断的线性历史进程的层面上运作的。相反，它们出现在瓦尔特·本雅明所谓的“静止的辩证”（dialectic at a standstill）出现之时。在“静止的辩证”出现之时，当下的时刻（present moment）以某种超历史短路（trans-historical short-circuit）的方式，直接与过去的同源性时刻（homologous moments）遥相呼应。简而言之，我想践行爱德华多·卡达瓦（Eduardo Cadava）和萨拉·纳达尔-梅尔西奥（Sara Nadal-Melsió）在《政治红》（Politically Red）中确立的唯物主义的参与式解读实践（materialist practice of engaged reading）。就其语言形式而言，这种解读是政治性的解读。

这样的解读打破了下列两者的标准对立：一者是内在的解读（immanent reading），它努力忠实于被阐释的文本；一者是引用的实践（practice of quotation），它只是利用文本的只言片语来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措施和政治措施辩护，以证明其正当性。这种实践的典范案例是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关键作用是由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提供的。从斯大林晚期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斯洛夫一直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非经苏斯洛夫过目，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肯颁布任何文件。为什么会这样？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巨大的列宁语录资料库，列宁的语录被誊写在卡片上，按主题排列，装在木制的文件柜里。每逢新的政治运动、经济措施或国际政策出台，苏斯洛夫都从列宁那里找到恰当的语录来大力支持。但苏斯洛夫收集的列宁语录与其原始语境已经骨肉分离。因为列宁著述甚丰，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局势和政治发展均有所论述，所以苏斯洛夫总能找到合适的引文，把几乎所有的论点或倡议视为“列宁主义”的论点或倡议，即使这些论点或倡议彼此背道而驰，也不例外：“斯大林执政时，苏斯洛夫成功地引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语录，为此斯大林对他赞赏有加，但苏斯洛夫后来也用这些语录来批判斯大林。”21这就是苏联列宁主义的真相：列宁被当成终极参照物来使用。他的语录可以使任何政治措施、经济措施或文化措施合法化，但合法化的方式却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和随心所欲。顺便说一句，这种方式与天主教会引用《圣经》的方式毫无二致。这里的讽刺意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取向——斯大林主义的取向和忠于原作的取向——都能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引用模式来完美地把握。

本雅明（以及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布莱希特、詹姆逊等许多人）所构想和践行的引用实践则与此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引用是一种斗争形式，斗争的对象是被引用的文本，是作者陷入的困境。唯物主义的引用处于被引用的原作之内，但它是从原作的外部进入原作的内部的。它对原作的暴力毁容（violent disfiguration）在某种意义上比原作本身更忠实于原作，因为它与横穿了两者的社会斗争遥相呼应。22这就是我从黑格尔跳到好莱坞喜剧、从康德跳到通俗文化中的吸血鬼和活死人、从LGBT+23跳到斯洛文尼亚的粗俗用语、从革命的主体性（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跳到电影《小丑》（Joker）的原因。我希望通过这些疯狂的组合，我——至少有时候——能够成功地达到本雅明渴望达到的目的。

因此，本书绝对是在为不疑不惑者解疑释惑。它并不想为疑惑者拨云见日，而是想让那些在日常意识形态的温水中畅游的不疑不惑者疑惑不解——不仅要让他们疑惑不解，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最新获得的困惑早已存在于事物本身。与此同理，本书绝对不会为那些遭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之苦的人提供“安全空间”24。在加拿大艾伯塔大学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中，人类学学院教授凯瑟琳·洛雷（Kathleen Lowrey）因为声称性别不仅是由文化建构的，而且主要是一种生物学事实而面临失业的危险。严格说来，她是因为给学生创造了“不安全”的环境而被从人类学系本科项目副主任的职位上解聘的。怎么会这样？一言以蔽之，她不相信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25为了澄清事实，我们应该在这里稍作补充：生物事实和符号建构之间的对立，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对立，因为还有第三个选项，即性别差异自身的实在与不可能性的对立。它不是生物事实，而是一个无法完全符号化的创伤性的切口/对抗。但在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安全”一词：“不安全”最终会威胁到（自称）受害者的观点和自我感知。我们且以一个变身为女性的男性为例：如果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也）是由生理决定的，那么他 /她这样做，绝对不会限制其改变性别身份的自由。受到威胁的是他/她的下列观念：他/她的身份是纯粹的文化建构，而文化建构最终取决于他/她的自由决定；我可以自由地重构自己，可以扮演多重身份，还要把限制这种可塑性的所有障碍说成文化压迫。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性别身份的问题上，从一种身份向另一种身份的转变——如穿着异性服装——被人誉为进步之举，称其消解了二元逻辑，但在种族身份的问题上，这种转变——尤其是白人装扮成黑人——却被斥为种族挪用（racial appropriation），并被定性为种族主义行为加以拒斥。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例。盛宗亮26是一位世界级的作曲家，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2021年9月10日，该大学音乐、戏剧与舞蹈学院院长戴维·吉尔（David Gier）宣布，停止盛宗亮本科音乐作曲课程的教学。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在一个月前，盛宗亮在课堂上放映了1965年根据莎士比亚的名著《奥赛罗》改编的同名影片。在这部影片中，饰演奥赛罗的演员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把自己的白脸涂成了黑脸。27据《密歇根日报》报道，盛宗亮是由一年级学生奥利维亚·库克（Olivia Cook）举报的。她发现，扮演奥塞罗的奥利维尔化了黑妆。她说：“在这样一所宣扬多样性并声称能够确保他们了解有色人种历史的学校里，（盛宗亮）竟在一个理应安全的空间展示这种东西，令人震惊。”在写给《密歇根日报》的一份声明中，顶替盛宗亮授课的作曲教授埃文·钱伯斯（Evan Chambers）写道：“无论这位教授的本意如何，现在放映这部影片，尤其是在没有实质性的框定（substantial framing）、内容建议（content advisory）和关注其内在的种族主义的情况下，本身就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28

同样的做法在1970年前后的苏联也曾出现。当英国广播公司摄制的电视连续剧《福塞特世家》（The Forsyte Saga， 1967）在苏联电视台播出时，为了阻断意识形态的污染，每一集都由一位苏联文学科学家（literary scientist）发表一段5～10分钟的评论，提供“实质性的框定”和“内容建议”，以此警告观众，尽管该剧具有普适人文主义的价值，偶尔也摆出自我批评的姿势，但无论如何它都在颂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等。再往前追溯，可以追溯至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那时天主教国家禁止儿童（有时甚至禁止成年人）在未做适当的评注，未提供“实质性的框定”和“内容建议”的情况下，直接阅读《圣经》，因为不做适当的评注，《圣经》中的许多段落可能会诱发肮脏或残忍的念头（想想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吧29）。如今，这一传统因政治正确而复活，令人不胜悲哀。以《奥赛罗》为例，无论埃文·钱伯斯的本意如何，在真正放映这部影片时把那些条件——“实质性的框定、内容建议和关注其内在的种族主义”——强加于人，本身就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他以一种极其傲慢的方式，居高临下地对待观众，把观众视为幼稚的鼻涕虫，要对他们严加保护，使其免受文本的直接冲击。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这里存在双重保护：通过观看诸如《奥赛罗》之类的影片，白人对自己的种族主义感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黑人并没有因为被种族主义羞辱而大加讨伐，反而对文化（和他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种族主义感到羞辱和愤怒。但正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奥赛罗》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提供了安全空间，让他们确信，即使在正式的非种族主义文化中，他们的特权依然稳如泰山；它亵渎了校园，使它不再是黑人的安全空间，即使在那里，黑人也要遭受高雅文化中存在的种族主义的折磨。但为此提出的策略——“实质性的框定、内容建议和关注其内在的种族主义”——果真奏效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真正的侮辱——使受害者深受其害的侮辱——对于任何否定都无动于衷：无论添加多少限定条件，侮辱依然是侮辱。这就是无论添加多少限定条件，我们都被禁止（也不能）使用“黑鬼”（N-word）一词的原因。但直接查禁所有那些可能令某人感觉受到侮辱的作品，其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样做，只会导致庞大审查机构的出现，而这最终不仅会使那些假定的受害者30陷入枯竭之境，而且会为犬儒式的冷嘲热讽开辟空间，继而使受害者受到更大的侮辱。这里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观念——学术界即“安全空间”。我们应该努力奋战，使学术界之外的世界令所有人感到安然无虞。如果学术界想为这场战斗奉献一臂之力，它就应该恰恰成为这样的空间：在那里，我们公开面对所有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行为。本书有志于此，当无悬念。

注释

1. “按照这种方式，这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并且既然一方面已经出现在第一个超感官世界内，所以这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就是颠倒了的第一个超感官世界。”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7页——本书尾注如无特别标注均为译者所加。

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传》（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中谈到了“他的计划突然被弄得颠三倒四”（sudden topsy-turvying of his plans）。——作者注

3. 参见：《并非母亲：论弗洛伊德的否认》（Not-Mother: On Freud’s Verneinung）——期刊第33期，2012年3月——e-flux（e-flux.com）。——作者注。“e-flux”是一家国际艺术快讯发布平台，成立于1998年，创始人为艺术策展人和艺术家，主要制作和传播艺术新闻和艺术展览消息，并围绕着当代艺术发布艺术批评和文化批评文章。

4. New Age，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大肆扩张的众多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统称。这些信仰和活动具有高度的折中性和非系统性，因而难以定义。其追随者认为，通过信奉这些信仰或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能够达到肉体-心灵-神灵的高度统一。它大量地借鉴密教传统（esotericism），同时掺杂了神智学（theosophy）的内容，还与20世纪50年代的UFO宗教、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自进入21世纪，该思想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排斥，如今已穷途末路。

5. 参见：《健康之黑暗面：神灵思维和极右翼阴谋的不谋而合》（“The Dark Side of Wellness: The Overlap Between Spiritual Thinking and Far-right Conspiracies”），《卫报》（The Guardian）， 2021年10月17日。见：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1/oct/17/eva-wiseman-conspirituality-the-darkside-of-wellness-how-it-all-got-so-toxic。——作者注

6. 参见：www.e-flux.com/journal/97/251199/apocalypse-withoutkingdom/。——作者注

7. sexuality，指性之为性的特性或特征。此词译法甚多，为流畅之故，暂译为“性征”。

8. 关于这个概念的更详细的说明，请参阅我所写著作中的“剩余的诸种变体”（The Varieties of Surplus）一节：《虚空的失禁》（Incontinence of the Void），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作者注

9. Kohei Saito，东京大学副教授。2015年在德国出版其博士学位论文《自然对资本：马克思尚未完成的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生态学》（Natur gegen Kapital:Marx’Ökologie in seiner unvollendeten Kritik des Kapitalismus）；2017年在美国出版《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然与尚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2020年在日本出版《人类世的〈资本论〉》（人新世の「資本論」），销量超过50万册，2023年中译本问世。他擅长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10. Gabriel Tupinambá，巴西阿拉米达研究所（instituto Alameda）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战略发展负责人。他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并在欧洲研究生院获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精神分析的欲望：拉康思想的演练》（The Desire of Psychoanalysis: Exercises in Lacanian Thinking，2021），与他人合著《边缘建筑：世界边缘化时代的左翼》（Arquitetura de Arestas: as Esquerdas Em Tempos de Periferização do Mundo，2022）和《黑格尔、拉康、齐泽克》（Hegel, Lacan, Žižek， 2013）。

11. Yanis Varoufakis，希腊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拥有希腊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曾经出任希腊财政部部长。在2015年希腊立法选举中，代表激进左翼联盟当选为议会议员。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辩论中脱颖而出，成为公众人物。目前担任雅典大学的经济学理论教授。

12. Frank Ruda，德国哲学家，邓迪大学现当代哲学教授，卢布尔雅那科学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欧洲研究生院教授。他的《黑格尔的乌合之众：黑格尔法哲学考察》（Hegel’s Rabble: An Investigation into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2011）和《保卫巴迪欧：没有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For Badiou: Idealism without Idealism， 2015）均由齐泽克作序。他还曾与齐泽克等人合著《解读马克思》（Reading Marx，2018）。

13. Saroj Giri，印度德里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14. 原文为“马克思的剩余享乐”（Marx’s surplus-enjoyment），疑为作者笔误，应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arx’s surplus-value）。

15. Bruno Latour， 1947—2022，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著述颇丰，其中《我们从未现代过》重新阐释了现代性，对现代与前现代、自然与社群、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分提出了挑战。

16. 原文为“大纲”（Grundrisse），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的简称。它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经济学手稿（1857—1858）》。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和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1998年版。

17. 然而，我们不应该否认伦理的进步。电视剧《维京传奇》值得称赞，因为它直接描绘了那个时代（8世纪）的凶狠残暴，描述了毫无意义的肆意杀戮和极其可怕的百般折磨[“血鹰之刑”（blood eagle）就是如此]。（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登峰造极的百般折磨并非毫无人性的残酷行为，而是某种神圣的仪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在向受害者表达敬意。）事实上，我们——至少我们中的多数人——对这样的场景感到不安。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某种伦理上的进步。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我们甚至很难完全认同“好人”，因为他们全都经常做出犯罪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其他有关维京人的电影中被悄然忽略。——作者注

18. Neil Armstrong， 1930—2012，美国航天员。1969年7月21日凌晨2时56分，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位踏上月球的航天员，和他的搭档在月球表面停留两个半小时。

19. 参见：《“祝你好运，戈尔斯基先生”究竟是真是假？》（“‘Good luck, Mr. Gorsky’ true or false？”），《帕克斯冠军邮报》（Parkes Champion-Post），帕克斯（Parkes），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parkeschampionpost.com.au）。——作者注。该文的详细网址为：www.parkeschampionpost.com.au/story/3997966/did-armstrongsay-good-luck-mr-gorsky/。——译者注

20. 参见：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傻子、骗子和煽动者——新左翼思想家》（Fools, Frauds and Firebrands – The Thinkers of The New Left），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19年版，第260页。——作者注

21. 参见：www.haujournal.org/index.php/hau/article/view/hau7.2.021/2980。——作者注

22. 不仅如此，我有时还因“自我抄袭”而受人指责（顺便说一句，这和把自慰称为自我强奸一样合情合理）。的确，我有时会在我的新文本中插入先前发表过的文本中的简短段落，但细心的读者总能发现这种操作具有的暴力性：我把一个片段摘离原来的语境，将其插入新的语境，这迫使我们对该片段重新做出解读，结果这个解读有时甚至与“原初”的解读截然相反。——作者注

23. LGBT+，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以及其他非二元性性别（如泛性恋）。

24. safe space，指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人们在那里可以自由表达自己观点、抒情自己的情感，提出自己的诉求，而不必担心因此遭受批判、歧视或其他负面因素的影响。安全空间通常用于支持弱势群体，促进包容性对话。

25. 参见：《加拿大一名教授因为认为生理性别是真实存在而被解雇》（“Canadian Professor Canned for Opinion that Biological Sex is a Real Thing”），thecollegefix.com。——作者注。该文的详细网址为：www.thecollegefix.com/canadianprofessor-canned-for-opinion-that-biological-sex-is-a-real-thing/。

26. Bright Sheng， 1955—，美国华裔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

27. 这一说法有待商榷。盛宗亮在课堂上放映《奥赛罗》的时间是2021年9月10日，被处分的时间是2021年10月上旬。

28. 参见：www.wsws.org/en/articles/2021/10/11/she1-o11.html。——作者注。作者要读者参见的是下文：《反对对密歇根大学作曲家盛宗亮进行极右翼种族主义攻击》（“Oppose the Right-wing, Racialist Attack on Composer Bright Sheng a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9. 根据《圣经》，拔示巴原是大卫的手下军官乌利亚之妻。有一次大卫在房顶上行走，看见拔示巴洗澡，经不住美色的诱惑，诱奸了她，并使她怀孕。不仅如此，大卫还借故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娶她为妻。奇怪的是，上帝没有惩罚大卫，却杀死了他们的孩子，“以示惩罚”。大卫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王，拔示巴成为王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所罗门王。类似的荒诞不经之事，《圣经》里还有很多。

30. presumed victims，即自己觉得自己受到他人侵害的受害者。是否受到他人入侵，关键在于“感觉”，它是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依据。这也是“公然侮辱、诽谤案”属于自诉案件而非公诉案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