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与时俱进

出路在哪，取决于时局

司马家族世代为官，地位非常显赫。为了维持这份荣耀，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非常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他严格管教司马懿兄弟8人，让他们每天都诵读四书五经，希望他们可以走上仕途。一旦走上仕途，一则能够报效国家，二则可以过上有权有势的生活。当时的大多数人，也都以此作为人生目标。

可是，司马懿却不这么认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司马懿刻苦研读各类书籍，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可是，由于当时天下动乱，司马懿的思想也不受禁锢，他深刻地分析了时局，最终认为入仕这条路并不可行。

与西汉王朝相比，东汉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更加规范，为东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人才。受这种选拔制度的影响，东汉王朝的教育体制得到了很大发展，底层有开馆授徒的私人讲学和世代相传的家学，中层有各地官府兴办的郡学，上层有中央官学太学。太学生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总之，在东汉王朝，品德和学养很吃香。

如果时局保持不变，或许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司马懿会走上仕途，可是后来发生的党锢之祸改变了东汉的历史。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由于不满于宦官乱政的现象，世家大族李膺等人联合士大夫抨击朝政，结果被宦官逮捕，后来虽然被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到了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外戚解除党禁，打算诛灭宦官，谁知谋事不密，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宦官将李膺等一百多人下狱处死，还陆续囚禁、流放或处死了好几百人。在宦官的挟持下，汉灵帝下令把“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罢免了，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以宦官将士大夫一党诛杀殆尽而结束，它伤及汉朝的根本，为黄巾起义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司马懿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他深知“党锢之祸”这段历史，知道时局已经逐渐变化，入仕已经不再安全。

宦官和外戚的争斗还没有停息，又爆发了黄巾起义。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由于朝政腐败、边疆战事不断，国势已经日渐衰弱，徭役、兵役十分繁重，再加上全国大旱导致颗粒不收，可是赋税依旧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然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

黄巾起义爆发时，司马懿只有五六岁，可是他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因为他失去了安心读书的环境。人生的早期体验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嵌入司马懿的生命，使他时时刻刻都能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及时调整自己，以适应一切环境。

汉灵帝中平六年，汉灵帝病危，宦官“十常侍”与国舅何进围绕皇位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西凉（今甘肃凉州一带）刺史董卓早有野心，于是乘乱带兵进京，彻底消灭了宦官势力，却带来了一场更大的战乱。为了扬威，董卓废掉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自封为相国，荒淫残暴，激起群臣共愤。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地方诸侯袁绍等人终于忍无可忍，联合起兵征讨董卓。董卓自知无法抵挡敌兵，就一把火烧了长安，挟制汉献帝刘协前往洛阳，还准备迁都洛阳。

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时任京兆尹，他眼看国运衰微，而他身为臣子却无能为力，心中苦不堪言，只好带着家人回家乡避难。从长安回到温县（今河南温县）时，上了年纪的司马防因为旅途劳顿，竟然一病不起。当时司马懿虽然年幼，却毅然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有时候，他就坐在父亲的病榻旁边看书，这样既不会荒废学业又能随时照顾父亲。在照顾父亲之余，司马懿逐渐静下心来，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

司马懿深知，当环境变化时，要么主动改变自己，要么被环境改变，没有第三个选择。在和平年代，入仕为官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但能够光宗耀祖，还能造福百姓；可是，在如今这样的乱世，就连他父亲那样的大官都不能力挽狂澜，更何况是一个只会诵读四书五经的小官呢？既然如此，做官还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生于乱世，走做官这条老路已经行不通了，不但不能改变民不聊生的局面，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只有精通定国安邦之策才是出路。

想到这一点，司马懿不再抓着四书五经不放，而是经常跑进书房，翻看《吕氏春秋》、《孙子兵法》、《易经》等在时人看来“不入流”的“闲书”，并被深深地吸引了。《孙子兵法》的博大精深让司马懿见识了战场的变幻莫测；《易经》中包含的大智慧，让司马懿掌握了宇宙的平衡之道……阅读史书、兵法和《易经》长大的司马懿，性格与他的兄弟及同龄人都有所不同。司马懿虽然出身于忠君爱国的儒学世家，是个标准的“官二代”，可是他却毫无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也不像其他儒生那样迂腐，他懂得变通。正是由于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道家的权谋和兵家的手段，具备了独立而重实利的性格取向，所以他总能“乘时顺变”，并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壮大自己的力量。

变化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所以处世不可墨守成规，要懂得乘时顺变。人变我也变，世界变了方法也得变，以变应变，这样才能更好地生活。

“资深人士”先斩后奏也无妨

司马懿为人内敛，待人温和，做事也很稳妥，不会轻易做出逾越常规的事。可是，在处理孟达谋反这件事上，他却不顾曹叡的猜忌，先斩后奏。司马懿为什么一反常态？是他情绪失控了吗？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司马懿这时已经是“资深人士”，他不再担心先斩后奏会给自己带来祸患。

事实上，早在孟达造反之前，司马懿就已经劝谏过当时的君主曹丕，希望曹丕能够提防孟达，事先公开了自己与孟达的矛盾，这也使得新主曹叡觉得司马懿先斩后奏并非突然，也让其他人觉得司马懿为人并不阴险。司马懿当初为什么建议曹丕提防孟达？这件事要从孟达的经历说起。

孟达原本是益州牧刘璋的部下，刘璋被刘备打败之后，孟达投降了刘备。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末，关羽被曹操大军围困。孟达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见死不救，后来关羽战败身死，孟达担心刘备降罪于他，率领部下投降了曹魏。魏王曹丕很欣赏孟达，同时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归附自己，就把西南边防的重任交给了孟达。

曹丕如此重用孟达，让司马懿非常着急。司马懿会着急，并非因为自己没有像孟达那样受重视，而是因为他了解孟达的为人，担心曹丕被孟达骗了。在司马懿看来，孟达数次向别人投降，不但没有以此为耻，反而越投降职位越高，只不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根本不能承担西南边防的重任，否则，万一哪天他为了自身利益又投降了其他人，岂不是会让曹魏政权陷入危险境地？所以，司马懿建议曹丕提防孟达，希望曹丕不要让孟达担当重任。

可是，曹丕只看到了孟达的优点，所以并没有采纳司马懿的建议。这时，司马懿虽然已经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可是依然不受重用，因为曹操临终时曾经嘱咐曹丕要在任用司马懿的同时提防司马懿。司马懿无奈，只好躲在暗处留意孟达的动向，准备伺机拆掉孟达这个埋在曹魏西南边境的定时炸弹。

几年之后，曹丕去世，曹叡即位。随着朝中那些欣赏孟达的人相继离世，再加上曹叡并没有像曹丕那样重视孟达，孟达觉得自己已经势单力孤，于是又有了反叛之心。与此同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始了第一次北伐。诸葛亮深知孟达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而新城又是曹魏的边防重地，如果策反孟达，就能多一个帮手，于是给孟达写了一封密信，希望孟达重归蜀汉。为了让孟达动心，诸葛亮还打出了人情牌，他派孟达的好朋友、蜀汉大将李严写信劝说孟达。像这样一来二去，孟达果然中了诸葛亮的计策，答应做诸葛亮的内应。为了增加胜算，孟达还约魏兴太守申仪一起造反。申仪一向与孟达不和，前不久才听郭模说申仪要造反，如今又见孟达亲自来拉拢自己，认为孟达造反证据确凿，于是向司马懿告发了孟达。

在此之前，诸葛亮为了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派人到各地传播谣言，说司马懿密谋造反，以此离间曹叡与司马懿，希望能够借此除掉司马懿这个大障碍。身为曹魏第三代领导人的曹叡，果然中了诸葛亮的离间之计，罢免了司马懿的所有官职。当年，曹操担心司马懿谋反，所以一直没有重用司马懿，只让他担任一些闲职。曹操去世之后，曹丕即位，他谨记曹操的遗言，也没有重用司马懿。如今曹叡即位，他也提防着司马懿，所以才会中了诸葛亮的反间计。当申仪前来告发孟达时，司马懿才刚刚官复原职，因为这时曹魏大军被诸葛亮打得落花流水，曹叡没有其他合适的大将可用，于是又想到了司马懿。

司马懿刚接到复职的圣旨，还没来得及去京城复命，就接到了孟达造反的密报。按照规定，司马懿应该先写一份奏章，向曹叡汇报孟达造反的情况，等曹叡批示之后再调兵消灭孟达。可是，这么一来一回，速度实在太慢了，说不定等曹叡的批示下来时，孟达早就已经起兵了，国家将会陷入危难之中。而如果擅自行动，虽然能够解除危局，却很有可能让司马懿自己陷入危难之中，因为曹魏的三代领导人都怀疑司马懿有谋反之心，如今遇到这种情况，若是司马懿再不经汇报就私自调兵，岂不是授人以柄？即便司马懿只是去平定叛将，也照样难以洗脱篡权的嫌疑。情况紧急，司马懿如何在个人安危和国家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司马懿迅速考虑了一番，最终决定擅自行动一次，立即起兵去消灭孟达。

司马懿为什么胆敢擅自行动？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国家而不顾个人安危？难道他不再害怕曹叡会怀疑他？不，司马懿依然害怕，只不过今时不同于往日，司马懿也已经不再是以往的那个司马懿了。当初，司马懿建议曹丕提防孟达，曹丕不听。司马懿当时还不受重用，他考虑到曹丕的面子和当时的局势，这才没有对孟达怎么样。而如今的形势则不同了，这时曹魏大军在西线战场上屡战屡败，根本不是蜀汉大军的对手，曹叡唯一能指望的人就只有司马懿，也就是说，这时的司马懿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而是一个“台柱子”，曹叡没有他根本不行。司马懿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是“资深人士”，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权威和自由，所以根本不必担心曹叡会以先斩后奏为由处罚他，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再加上司马懿早已建议曹丕提防孟达，公开了自己与孟达的矛盾，所以如今即便司马懿先斩后奏，也没有人会认为司马懿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险小人。

在断定自己已经不必太在意人际关系之后，司马懿立刻调动大军，前去讨伐孟达。经过8天的急行军和16天的猛攻，司马懿斩杀了孟达。曹叡见司马懿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利索地解决了手握10万大军的孟达，为国家除去了一个大患，不仅没有怪司马懿先斩后奏，反而重赏了司马懿。朝中那些反对司马懿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司马懿的才能。通过歼灭孟达这场战争，司马懿获得了满朝文武的一致认可，大家都认为司马懿是当朝的栋梁之材。

如果司马懿没有考虑到形势的变化，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想法，而是一直担心擅自行动会给自己带来祸患，那么他可能就不会先斩后奏，自然也无法获得众人的一致认可。危险和机遇往往是并存的，只有善于分析形势，并适时调整自己，才能在远离危险的同时抓住机遇。

随机应变，抓住每一次机会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偶然因素频现，所以用兵作战不能墨守成规，必须相机行事，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采取不同的战术，这样才能克敌制胜。在这一点上，司马懿做得很好。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诸葛亮率10万大军兵出斜谷道口，驻扎在渭水[1]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司马懿料定蜀军远道而来，运输粮草很困难，于是据守不出，想拖垮蜀军。对战略防御方来说，在堡垒中固守，等待敌军因精力和物力不济而撤兵，无疑比在野战中拼杀要划算，司马懿现在就处于这种有利地位。而对战略进攻方来说，则应该尽量避免消耗巨大的攻坚战，最好能改用野战。诸葛亮作为战略进攻方，现在无疑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诸葛亮采用了诱骗的方法让魏军出战，可是司马懿没有中计。诸葛亮见诱骗的方法行不通，就派人轮番到魏军大营前叫骂，想激怒魏军，促使魏军出战。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依旧坚守不出，令诸葛亮无可奈何。

就在司马懿坚守不出时，孙吴的来犯之敌也被打退，诸葛亮失去了孙吴这个盟友的支持，只好独自与魏军周旋。诸葛亮明知司马懿想拖垮他，于是见招拆招，在渭水分兵屯田，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司马懿虽然一直坚守不出，可是并没有一成不变地死守，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在不变时随机应变，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的机会。在坚守不战的同时，司马懿一直在等待敌军露出破绽，伺机袭击敌军。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也不例外。只要用心，总能抓住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司马懿终于抓住了这样的机会。

有一次，司马懿看准蜀军士气低落、防备松懈，派出一支机动部队，从蜀军后方进行突袭。经过长时间的对峙，以及长时间毫无结果的叫阵，蜀军已经疲惫，丝毫没有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有5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俘。魏军取得的这一战绩虽然很小，可是大大地鼓舞了魏军的士气，打击了蜀军的斗志。

兵法有云：“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吴子·论将第四》）在意志松懈时，敌人势必斗志涣散，纪律松散，协同不好，反应迟钝，战斗力下降。如果这时袭击敌人，无疑会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司马懿身为统帅，自然明白这一点，而且深知战机稍纵即逝，所以才没有一成不变地死守，而是随机应变，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打击敌军，最终如愿以偿。在与蜀军对峙期间，司马懿不止一次伺机打击蜀军，让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随机应变的确非常重要，不仅司马懿善于随机应变，曹魏的开国元勋董昭也是如此。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包围了樊城。樊城守将曹仁及其部下被困城内，粮食也快被吃完，急需救援。董昭善于根据时局的变化调整策略，不但解了魏军之围，还使得魏军坐收渔利，可谓一举两得，由此也更能看出随机应变的重要性。

当时，刘备已经与孙权结成联盟。自从关羽发动襄樊之战以后，孙权见刘备的势力越来越大，已经以相当的兵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立刻改变战略，与曹操结盟，并派使者向曹操传达了自己的计划：“孙吴大军准备西进，夺取关羽的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如果这个消息让关羽知道了，那么关羽必定会赶去救援，这么一来，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请勿泄露这个计划，以免关羽有所防备。”

曹操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多数人都说应该保密，只有军师祭酒董昭提出了反对意见：“看待任何一件事都要审时度势，这样才能增加胜算。孙权与刘备曾经是盟友，他们合力使我军陷入被动局面。如今，孙权背弃刘备来投降主公，分明是不希望刘备势力过大，这也说明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往日，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表面上答应替孙权保密，暗地里则把孙权的计划泄露出去？这么一来，不但可以解除樊城之围，还可以使关羽猜忌孙权，使关羽和孙权相互争斗，我们则只需坐收渔利即可。”曹操听了非常高兴，命令大将徐晃前去营救曹仁，并让徐晃向关羽泄露了孙权的计划。

关羽得知孙权反戈，后方生变，顿时慌张起来，犹豫再三，只好率军撤退。与此同时，吴将吕蒙偷袭荆州重地江陵，相继收复了被刘备强借不还的荆州各郡。关羽的部下大多都有家属在江陵，当江陵失陷的消息传来，关羽大军士气涣散，被打得溃不成军，关羽也战败身死。

董昭考虑到孙权已经背弃了刘备，致使战局发生变化，于是果断进言，让关羽把矛头指向孙权，以便曹魏坐收渔利。如果董昭没有根据战局的变化而灵活变通，反而认为这时孙权和关羽的关系还像以前一样，于是也建议曹操替孙权保守秘密，那么关羽或许就不会过早地因为后方生变而方寸大乱，说不定历史需要改写。

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见机行事，既能进退自如，又能捕捉战机，自然会无往而不利。如果像战国时期的赵国将领赵括一样，只会纸上谈兵，不会随机应变、与时俱进，其结果必然是惨遭败亡。

时局变化，要调整战略部署

司马懿有大半生几乎都是在隐忍中度过的，他不像诸葛亮那样光彩照人，可是他能够随时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面对曹魏三代君主的猜忌，司马懿没有宁折不弯，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隐忍中度过了大半生，不但保全了自己和家人，还逐步化被动为主动，最终夺取了曹魏政权；与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交手时，司马懿能够从大局着眼，依据时局进行战略部署，牢牢抓住诸葛亮的弱点，最终拖垮了诸葛亮。

一提起司马懿拖垮诸葛亮，就不得不说一说诸葛亮这个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葛亮是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他未出茅庐就知道天下大势，后来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在东吴舌战群儒、借东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帮助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使刘备得以占据荆州这块重地作为立足之地，后来又夺得汉中，并通过七擒孟获平定南中……总之，诸葛亮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几乎无往而不利，帮助刘备一步步实现着夺取天下的计划。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被神化的智者，最终却在北伐过程中败给了司马懿。究其原因，不一而足，比如用人不当、事必躬亲、自不量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顺应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说诸葛亮不能顺应时局的变化呢？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诸葛亮的北伐上。

自从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蜀汉成为魏、蜀、吴三国之中最小的政权，最强大的政权是曹魏。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蜀汉前面的战略决策只有两个，一是依靠蜀汉险峻的地理条件偏安一隅，其结果很可能是坐以待毙；二是以攻为守，策动其他军阀与他联合攻打曹魏，等到众人联手消灭了势力最强大的曹魏，那些弱小势力就不足为虑了。诸葛亮选择的是后者。这一选择无疑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如果能够变成现实，那么蜀汉就有可能长期生存下去，并有机会获得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诸葛亮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他励精图治，对内稳定后方，对外联合孙吴、夷越、诸戎，然后开始北上征讨曹魏。可是，在诸葛亮开始北伐之后，孙吴等军阀为了保存自身实力等原因，并没有倾力帮助诸葛亮，只有蜀汉大军独自与曹魏政权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应该及时调整战略，根据客观形势和自身实力制定出长远的发展规划，可是诸葛亮却没有这么做，他明知结盟已经名存实亡，结盟这条路根本行不通，可是他依旧抱着侥幸心理孤军奋战。

在北伐的作战指导上，诸葛亮也有许多败笔，比如误用马谡以至于丢失了军事重地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独揽大权以至于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故意破坏他的北伐大计……其中一个重大的失败之处，就是明知蜀汉的国力、兵力、动力都远远不及曹魏，可是依然屡屡以弱攻强，以至于北伐再三失利，也使得蜀汉的实力越来越弱。比如，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趁魏兵东下征讨孙吴，关中虚弱，趁机进行第二次北伐，出兵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谁知陈仓守将郝昭据城死守了将近一个月，这时又逢粮草不继，所以诸葛亮只好退回汉中。建兴九年二月，诸葛亮再次兵出祁山，由于粮道长达几百里，仅是运粮牲畜消耗的粮食数目就大得惊人，可是诸葛亮依然自不量力，运用自己发明的木牛流马来运输粮草……由于蜀汉实力不及曹魏，北伐大军又远离后方，在粮草与军费开支上都很紧张，根本不能打持久战，所以诸葛亮只能依靠巧计取胜。

当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不利于我方时，不可以强求全胜。如果打不赢对手，就要撤退，以保存实力，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出动。如果不自量力，勉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往往会招致失败。诸葛亮熟读兵书，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可他依然不肯顺应时局，没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反而一再犯同样的错误，依然坚持北伐。在遇到司马懿之后，一直以来都所向披靡的诸葛亮开始处于下风，乃至数次北伐都无功而返。

而司马懿则不同。在面对诸葛亮的北伐时，司马懿高瞻远瞩，深刻地分析了蜀、汉两国的局势，认定坚守才是王道。司马懿深知，面对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什么兵法韬略都不管用，只有抓住诸葛亮的软肋才行，而诸葛亮的软肋就是粮草，只要蜀军粮尽，诸葛亮自然会撤兵。于是，司马懿选择了以逸待劳的战术，而且打死都不出来。一旦两军相持，就要看谁的后备力量更强。诸葛亮深知蜀军运粮不易，继续相持下去只会陷入被动，于是千方百计骗司马懿出战，以求速战速决，可是都无济于事。无论诸葛亮是威逼、利诱、嘲讽，还是邀请，司马懿都坚决不出战。司马懿深知，战争是一个整体，各次战役或战斗都要服从全局的需要，只要抓住全局，哪怕忍受一时的屈辱也值得。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蜀汉大军的随军粮草用尽，而后方又不能及时补充粮草，所以只能打道回府。这么一来，诸葛亮所有的付出都白费了。诸葛亮不但没有及时改变战略，反而再三出兵北伐。对诸葛亮来说，如果司马懿能够全力反攻蜀军，那就再好不过了。这么一来，蜀军可能会节节败退，而魏军则会进入蜀国境内，魏、蜀两国的角色对调。这时，诸葛亮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以及川蜀之地的地理优势，与司马懿周旋，削弱魏军实力。一旦魏军兵力受损，其他军阀就有可能乘机袭击魏国。等到魏军回去救援魏国时，蜀军就可以反击魏军，一举将魏军消灭了。

可是，司马懿根本不吃诸葛亮这一套，他深知蜀军长征会粮草不继，只要拖到蜀军无粮可吃，蜀军自然会不战而退。所以，司马懿懒得跟蜀军交战，更不会贪小便宜反攻入蜀，所以避免了置身险地的情况。

在第六次北伐时，诸葛亮终于凭借自己的智慧把司马懿父子围困在上方谷，然后命令蜀军从山上向谷中频繁地射出火箭。上方谷里早已设下了许多干柴，火箭射来之后，上方谷里刹那间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司马懿抱着司马师、司马昭大哭：“我们父子都要死在这里了。”可是，就在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不一会儿就下起大雨来，浇灭了熊熊大火，也浇毁了诸葛亮的火箭。司马懿见状，率兵奋力冲杀，突出了重围。诸葛亮见自己功亏一篑，不禁仰头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求啊！”也就是说，可能直到这时，诸葛亮才真正意识到要顺应时局。

诸葛亮通晓天文地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早在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就已经早早预料到江上有大雾，这才使出了草船借箭之计，轻易地从曹操那里借到了10万支箭。在用火围攻上方谷时，诸葛亮也事先注意了天气情况，知道上方谷已经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了，近期也不会下雨，所以他胸有成竹地使出了用火围攻司马懿的计策。可惜的是，诸葛亮虽然通晓天文地理，却没能把天文和地理完美地结合起来，他并不知道，正是他的一把大火，促使了地形特殊的上方谷下起了大雨。上方谷形如葫芦，这种地形不利于空气流通，一旦谷内起火，贴近地面的空气就会迅速受热膨胀并上升，上层及周围的冷空气则会下沉，这么一来，就会形成对流强烈的山谷风，也就是狂风。当谷底的大量热气上升到高空，遇到空气中的冷气时，会凝结成云雾，云雾再遇到干柴燃烧时所产生的烟尘，则会凝结成雨滴。上方谷中的那场大雨，就是这么形成的。诸葛亮虽然精于算计，却算计不过天，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的确，谋事可在人，但成事要靠天。天时、地利、人和是成功的三个要点，可是这三个要点都是诸葛亮所不具备的。诸葛亮明知曹魏有良臣、谋士、猛将相助，兵力远超群雄之上，可是依然出兵伐魏，不应天时。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蜀汉只能以基础薄弱的川中为根据地，诸葛亮根本无法兑现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灭魏根据地计划，可是他依然出兵伐魏，不占地利。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不听劝阻，坚持伐吴，破坏了吴、蜀联盟，令蜀军损伤惨重，削弱了蜀汉的国力，此后诸葛亮虽然多次倾力策动其他军阀与他合力伐魏，可是都没能奏效，这是失去了人和。所以，诸葛亮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诸葛亮一出场时，他就注定会失败，其原因也是他不能顺应时局。当初，他未出茅庐就已经三分天下，足见他已经知道汉朝气数已尽，可是他依然因为“士为知己者死”而出山辅佐刘备，并且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号，这分明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连诸葛亮自己，也多次承认自己在逆天而行。

相比之下，司马懿则胸怀全局，对时局的把握又如此准确，并能根据时势的变化调整战略，所以能够占据主动地位，不但保存了魏军实力，而且有效地阻止了诸葛亮北伐的脚步。

注释

[1]渭水：今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其南岸有东西走向的秦岭，北岸有六盘山作屏障，西为黄土丘陵沟壑区，东为关中平原区，主要流经陕西省的宝鸡、咸阳、西安等地，在陕西省潼关县与黄河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