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讲 资本主义与人类进步

今晚我先谈谈经济与人类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然后谈谈经济学理论发展带来的后果。

吉卜林（Kipling）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会相遇。”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确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是希腊人赠予人类文明的。希腊人的第二大成就，就是政府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即公民个人的政治责任的观念。然而，尽管有这些观念之别，直到大约250年前，世界都或多或少是一个整体。

直到250年前，世界各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都大致一样。东方和西方的平均生活水准相差无几。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水平、技术知识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尚不为人所知。今天我们会认为当时的主流情况是极其糟糕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所说的“天下一家”（One World），若不考虑其政治含义的话，就更适用于当时而不是现在。

大约250年前，政治稳定的普遍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令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堪重负。政治条件最好的那些国家出现大量劫匪、小偷和杀人犯，他们是在既有经济情况下无立足之地的人。

后来，欧洲发生了一些事情，始于西欧，然后是英国与荷兰，继而扩散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各处。正是这场运动造成了东方和西方的显著差距。历史学家称之为“工业革命”。巨变是由之前智识上的彻底变革带来的，也就是由一场产生了经济学，并使其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独立分支的智识运动（intellectual movement）所带来的。这些巨变让人口倍增，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其中，有些思想从更早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了。

比如格雷欣法则。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爵士提出的法则指出，法定高估的货币（劣币）最终将会把法定低估的货币（良币）逐出流通领域。更早的时候，注意到货币领域规律性的有希腊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其作品有《青蛙》（The Frogs）］和法国主教尼古拉·奥雷斯姆（Nicolas Oresme）。然而，过去没有人领悟到，市场现象中的联结关系和发生顺序同样存在类似的规律性。对更广泛的市场活动的规律性的认识是人类心智的一大成就，是思想上的成就。这种关于市场规律性的新知识的后果是，人类看待所有生产活动的视角有所不同了。

关于古希腊，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古希腊人虽然有着迄今为止仍可谓先进的科学知识，却为何没有将他们的发明运用于实际？据说，他们已具备了开发铁路的科学知识，但他们并未修铁路。为什么呢？他们的进步受到了某种观念的阻碍。一种妨碍他们的观念至今仍然盛行，就是“技术性失业”的观念，认为改良生产技术会导致失业。因此，不管老式的方式多么不尽如人意，背离传统生产方式都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他们不曾产生这种想法，即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或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便可为生产其他东西释放出材料和劳动。

束缚希腊人发展的第二个观念是，他们将贸易看作单方的——卖家获利，而买家损失。这种态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尤其重要。外贸产生失业的古老迷信如今也仍然盛行。许多人仍然相信，外贸所得的好处来自出口，而不是进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买一个面包所得的好处不是得到面包本身，而是来自“输出”了货币，来自为买面包所花的钱。

因为背离生产和贸易的传统方式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而任何变化都必然一定是创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倾向于忽略另一种发展，即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一种新观念的发展。我们对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是生产方面的巨大变化，而且是消费方面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生产，但是看不到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中世纪的行会和手工业者为富人生产。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工业革命早期，旧衣服的买卖大量存在。这些衣服是为富人定制的，富人不穿的衣服就被穷人买走。这种旧衣贸易曾是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后来因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失了。

工业革命始于为穷人、大众的需求而生产。大规模生产始于生产最廉价、最低劣的东西。棉纺业是工业革命早期发展的产业之一。棉布是穷人的衣料——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没人需要棉布。只有当大众的状况改善了，以致他们也瞧不起便宜产品的时候，大众产品的质量才会改进。不太久以前，还没有人能买到工厂生产的男鞋、女鞋，或现成的男装、女装。直到100—120年前，人们在德国才能买到现成的衬衫。所有这些产业都是在最近100—150年中发展起来的。

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也是如今将西方和东方分离的鸿沟。东方仍然坚持曾经阻碍西方世界资本发展的那种观念，即某人发财就会导致他人贫困的观念。“欠发达国家”的概念已经出现了，人们认为有必要给予他们技术建议，即“专门知识”。这真是可笑！我们的大学里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非常有能力，正在掌握专门知识。即使他们不行，也有很多美国人愿意去那些国家工作并提出建议。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资本，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

经济学、经济理论的讨论有什么用？如果没有18世纪的经济学家所传播的劳动分工的思想、交换自由的思想等为那些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那么物理和化学等科学取得的所有成就将仍然是“纸上谈兵”，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有些人至今仍对创新多有疑虑。比如，一位德国教授，被认为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也是许多学会的名誉会员，他在最后所写的某本著作中说，我们的社会制度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创造发明，并将其投入实际应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他相信，将发明放入博物馆是无害的，这是发明应该待的地方，除非是军事上的发明。（这是领袖原则的基础——领袖原则是指全知的元首应该发号施令，而元首直接从上帝，即宇宙的元首那里得到指令。）科学进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但是总的来说，不可能完全阻止这种进步。

有人认为，科学进步是“物质的”。仅仅是致力于改善物质的或外部的生活条件——更好的食品、衣服、住房等，他们就称之为“物质主义”。他们说，以此为目的的人只在乎日常生活中“低下”的必需品。另外，他们认为自己道德高尚，通过诋毁这种物质进步来显示其理想主义。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世界上现在住着比以前所能承受的多得多的人口。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得多。这意味着人们的平均寿命长得多。人口增长不是通过出生率的增加，而是通过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减少来实现的。英格兰的安妮（Anne）女王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有17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活到成年。这种情况对英格兰有重大影响，产生了新教继承权的历史和宗教问题。婴儿死亡率高低的进一步证据是，贝拉斯克斯（Velásquez）画过的那些哈布斯堡家族中大多数可爱的孩子夭折了。你可以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称为“物质主义”，但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孩子预期寿命的提高似乎不仅仅是物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说，人们必须先吃饭，然后才能发展哲学思想。我同意这一点。现在欧洲人声称，他们在与“可口可乐文化”斗争，但是认为资本主义除了发展出可口可乐，别的什么都没有，是错误的。资本主义无疑也会导致哲学和神学的进步。鉴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科学发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可口可乐文明”，似乎不是一个公正的说法。

有好几种权利与自由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发展，比如国内外贸易的经济自由政策、稳健货币的政策以及放弃政府干预的政策。这些都是政策，而非科学真理。它们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政策，之所以有这些政策，是因为知识的进步。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与价值的关系。

在医学或化学领域，人们较为容易理解这种区别。科学家可以确定事实，比如，药物A是一种毒药，但他们并没有就这种药物给出价值判断。病理学和化学不谈某种化学药品该如何使用。当他们确定了该药品能否延长人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是否要使用这种毒药，以及如何使用，做出这种决定的理由来自他处，而不是来自化学家或病理学家。这种决定必然源于某种价值判断。如果医生不能同时挽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而陷入两难的结果，那么医学也无法给出答案，它必然来自一种价值判断。

在社会关系与人的行为的领域，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存在的命题，即关于特定原因的后果的陈述。这种事实陈述与告诉我们哪种选择更值得、更可取的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区别。价值判断是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的视角来告诉我们事情应当如何。

看起来，经济学对日常生活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为了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达到特定的目标，首先，我们必须熟悉实际情势——现存的状况。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的知识和对经济学的理解来决定、行动和进行价值判断。要判断经济学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考虑伊朗的情况。伊朗最近没收了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的财产，并将石油产业国有化，这是想改善民众的状况。(3)问题是，伊朗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否具有这种效果。

古典经济学家引入了“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术语。这里存在各种长短不同的时间段。要决定什么是“被正确理解的利益”，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因为短期的结果往往不同于长期的结果。对经济学最常见的攻击之一是，认为经济学家只考虑长期而不考虑短期。但这不是事实，经济学家只是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区别。

人们倾向于喜欢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只考虑长远之计。政府采取各种干预措施以寻求解决经济问题，这在短期内或许不会毁灭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毒药会很快生效，另一些则慢些。就像慢性毒药，政府干预在长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从诉诸这些干预措施的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是我唯一同意凯恩斯的地方。这种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也不过和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说的话一样。蓬帕杜夫人是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她的作用是在国王的军队受到威胁时安慰国王：“不用担心，哪怕我们死后洪水滔天。”蓬帕杜夫人是幸运的，她早早就去世了。但是她的继任者、亦为路易十五情妇的杜巴丽夫人（Madame du Barry），就不是那么幸运了——她活过了短期，但在长期，她被处死了。

但是，即使从凯恩斯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的观点也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信用扩张理论带来的人为繁荣最终必然会变为萧条和危机。就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而不仅仅在他去世后，这种没人想要的后果就可能出现好几次。活在今天的人可能已经见识过了发生在1907年、1921年、1929年、1937年的萧条，而他还可能活着看到另一次萧条。

经济学只说既有短期也有长期的后果。人们必须同时考虑二者，应该根据所有可用的知识来做决定。经济学不会说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更好，仅仅指出二者后果之间的差异。经济学仅仅说，贸易保护不是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准的方式。但这并不适用于因其他理由而主张保护性关税的情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意识到补给线面临威胁时，美国就可以增收对天然橡胶的进口税，并补贴合成橡胶的制造商。于是，人们认为是一种“防卫”支出，而不是基于经济学的选择，并从防卫的角度来评价这种措施。

经济学家不提供价值判断，没有哪门科学会给出这种判断，只是提供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并做决定所需的信息。评价和判断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人民，取决于选民。

科学的中立性的理念遭到了批评，尤其被那些希望将特定的价值判断提到更高地步的人批评，他们想将特定的价值判断提升为人人必须服从的规则的高贵地步。在德国，特别是在1870年战争结束后，教授政治学的经济方面的德国教授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有宽容、谅解、和平与善意这种观念是可悲的。

科学的中立性（价值无涉）的理念是科学最有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是中立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处理实际问题，只是意味着它不解释人的行为的意义。但是，恰恰正是因为其中立性，对事物评价不同的人才能够和平共处。这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16世纪，即使最杰出的头脑，对这种理念也完全陌生。当时，罕有人能理解，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理念的人能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世界共存。

19世纪初，思想的和平交流与观念各异的人和平共存的观念胜利前进。然后，社会上出现了趋于自由与和平的发展，特别是趋于观念的思想自由，趋于废除政府残酷的刑罚，以及废除刑事程序中的官方刑讯，同时也趋于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开始相信，自由与和平是必然的发展趋势。19世纪，他们完全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朝着更为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英国的曼彻斯特商会（The 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在19世纪20年代甚至宣布，战争时代已经永别了。这就是不流血的经济学理论。有了自由贸易和代议制政府，人们就无须战争了。但是，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有一种反作用已经开始了。一场运动正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自由思想的反对者包括奥古斯特·孔德。正是这种对抗自由的反作用将今日的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矛盾的是，热衷对异见者等进行监禁、迫害的那些集团的支持者，被称为“进步派”。

“有道德的经济学家”反对英国不流血经济学理论的“物质主义”，成了后来被称作纳粹主义的先驱。纳粹不容忍任何反对。一个好的德国人只能有德国的想法。每个人都会被自然规律强制，按照他的种族或民族的“天然”利益来思考。纳粹难以解释为什么贝多芬（Beethoven）、歌德、康德（Kant）等人虽然都是德国人，却有着非德国的思想。现在，鉴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可以追问：这些被强加在德国人头上的纳粹思想，表面上有利于他们自己，但从长远来看，是不是真的对他们有用？

某些人宣称，他们预料到了纳粹主义的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相反，没有任何人预见到这一点。在德国，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纳粹党开始出现。中立的观察者说：“确实，他们获得了一些选票，但是德国不可能成为纳粹。看看统计数据，大多数德国人是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绝不会给纳粹投票。”这表明没人能预测历史。人们可以做出预言，但这些预言的正确性是存疑的。

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很可能是少数派。牧场主、奶农、棉农、麦农等都是有特殊利益的少数。但是，如果政府进行干预，这些群体就可能形成联盟，即使他们的利益并不相同，甚至他们可能互相对立。劳动者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制衣工人、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等。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不是因为天然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压力集团，而是由政府促进的几个少数派的联盟组成的压力集团。

特权只有被授予少数人时才有好处。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派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一些特权，但是最终这种优势会衰变。尤其是对农民而言，当他们开始意识到特权为他们带来的后果不尽相同时，情况更是如此。要说服不同的少数群体——说服他们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并不困难，因此这种联盟只是暂时的。在代议制政府中，某一少数派除非与其他的团体联盟，否则绝不可能为自己争得特权。人们只有拥有真正的知识，才会从中获益。

在纳粹统治之前，德国被称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纳粹发展出了一种全面保护的理论，保护各种国家组织和各种民族产品。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你以同等程度保护每个人，那么每个人作为消费者之所得，正是他作为生产者之所失。如果在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德国都发生这种事，那么你还能对别的国家指望什么呢？其后果导致了人们对另一种制度的渴望，于是人们投票支持能保护他们免受自身无知伤害的政府。

从长远来看，每个国家都必然按照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想法来统治。如果一国政府与人民的想法相反，那么迟早大多数人会发动革命，除掉这种领导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文章《政府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中指出，从长远来看，让政府强大的是观点。因此，代议制政府是好的，它反映了观点，而且下一次选举会消除分歧。

如果大多数人受到不良观念控制，那么除了尽力改变不良观念外，我们别无他法。这是写作者、经济学家等的事情。不幸的是，有许多糟糕的写作者以及糟糕的经济学家。然而，以良好的观念代替不良观念的努力仍然不可替代。在国家、政府和经济组织的领域，政策的后果只有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显现，而后果在显现时仅仅是历史事实。由于难以将后果归结于某个确定的原因，转变思想观念可能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对付不良观念的唯一办法仍是尽力以良好的观念取而代之。

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早期，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心认为，向着更好条件、更多自由进步的趋势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

对于未来，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历史理解的方法知道的，但这不会带给我们确定性。然而，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我们是自由行动的个人是同一个事实。如果未来是已知的，我们就不会是人类，我们也不会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我们将只是蚁冢里的蚂蚁。当前世界上存在将人类变为蚂蚁的压力，但我不认为这种趋势将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