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市

博望镇 张骞冢

梁启超称他是“世界史开幕一大伟人也”[1]。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因为他，中国从此“第一次知道中原以外，还有广大的西方世界并从而开辟中国史上政治和经济之新的时代”[2]。这个人就是汉博望侯张骞。

“大月氏本行国也……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3]汉武帝即位不久，从匈奴的降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原居住着一个游牧民族月氏。公元前174年左右，匈奴攻击月氏，杀月支王，月支“乃远去”，这部分月支史称“大月氏”。汉王朝为了解决匈奴这一困扰历代帝王的顽疾，有心联合已经西迁至今新疆境内焉耆、龟兹一带，后继续迁往伊犁河流域和巴尔喀什湖南岸的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一改一直以来的被动局面。汉武帝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这期间张骞脱颖而出。

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第一次出使西域。不幸的是，在经过匈奴控制区域时，张骞被俘，被困十年之久，后伺机逃脱，仍不忘使命，西行至大宛、康居，直达大月氏和大夏，停留一年多才离开，在归途中再次被匈奴所俘，又被困一年多。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骞终于借匈奴内乱逃回长安。回到长安后，张骞将出使途中的所见所闻逐一汇报给汉武帝，包括地理、风俗、物产等，这为中原王朝开辟通往西域乃至中亚的通道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这次的情形和目的与第一次大不相同。首先，此时汉朝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王朝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其次，二次出使的目的是联合乌孙共击匈奴，最终的目的是与西域乃至中亚、西亚诸国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

两次出使西域，张骞的人生旅程一波三折，但是西域已然“凿空”，长安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以及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张骞功在千秋。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去世。

张骞离世如同霍去病离世一般，司马迁写《史记》时没能更多着笔，似有宫廷不愿公开的隐情。张骞离世后归葬地，为千年悬疑。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一笔带过张骞离世缘由：“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4]时隔180年后，班固在《汉书·张骞传》中记载：“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5]始说是汉中人。《史记索隐》引陈寿《益部耆旧传》讲张骞是汉中成固人（今陕西城固人）。[6]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张骞离世的公元前114年，定为丝路开端年，并首次命名“丝绸之路”，评价汉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各大陆最重要的纽带。

张骞，一位坚强不屈、不辱使命的民族英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世人瞩目。张骞所走过的古道，为考察者梦想之路。考察人员首站进驻张家川县城时，就留意过张骞与张家川地名来历的有关传说。相传张骞出使，消失13年，在返回长安途中，将被扣押匈奴期间所生三男一女及妻子带过黄河。临近陇关前，顾虑皇帝久等而动怒，只好将妻儿留在陇山西麓，仅带堂邑父进入长安城。另传，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张骞得到长子张棉受伤的家讯后，赶到陇山西麓，却中风卧床，4个月后离世，即被安葬在现张川附近。明朝成化年间（1368—1644），张骞后裔张侍郎才将其遗骨迁往今陕西汉中城固县。民间传说虽然绘声绘色，但是与正史记载不合。况且，丢了博望侯爵，临终前获大行官位的张骞，理当低调归葬南阳博望封地或汉中故里。传说、野史非空穴来风，汉中张骞冢是否为明代所迁有待考察。

张骞纪念馆坐落于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博望即取张骞封地之名，1996年由原城关镇更改而来。张骞陵园规模宏大，与茂陵等同时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张骞陵区新建了气势磅礴的仿汉阙式门楼，馆外长廊一直延伸到主陵区。遗憾的是，馆内陈列出土文物并不多，难见自汉代张骞离世至明朝期间文人遗留的石刻及文物，只有墓南对亭下一对雕工粗犷的石兽。村民把这对石兽称“石虎”，曾在墓南160米水田中对立。那时，两石兽头部、四肢已损毁，不能确定是否为出自张骞墓的镇墓兽。墓前最粗的一棵柏树，胸径2米多，树龄约200年。绕过墓冢前众香客，观察墓南竖立的数道石碑，正中隶书“汉博望侯张公骞墓”，为清朝陕西巡抚毕沅立。左侧为光绪五年（1879）城固知县胡瀛涛立“汉博望侯墓碑记”，右侧为近代“张氏后裔”立石碑。

1938年8月，从西安迁至城固的西北联大发掘张骞墓道，未进入墓室。考古资料表明，墓道为东汉青砖所砌风格，出土类似封泥印字纹陶片、6片带釉陶片、14枚小五铢钱、7小片碎铜片（部分铜片鎏金）、兽牙、螺壳、1枚清代嘉庆麻钱、汉代绳纹残砖残瓦、北宋耀州瓷片和近代瓷片等。当时，有专家解读封泥模糊的阳文印字，说是“博望侯铭”。这座大墓历代屡次被盗，清代重修填土，扰动墓道，导致混入多代物品。结合墓门封砖特征及出土带釉陶片、剪边五铢钱等，断定墓室修建于东汉晚期。张骞离世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城固汉墓即便是张骞冢，也为二次迁葬或衣冠冢。

北宋熙宁末年（约1076），洋州（今洋县）知府文同作诗：

中梁山麓汉水滨，路侧有墓高嶙峋。

丛祠蓊蔚蔽野雾，榜曰博望侯之神。

当年宝币走绝域，此日鸡豚邀小民。

君不见，武帝甘心事远略，靡坏财力由斯人。[7]

当时，城固城尚在今县城东4千米汉王城附近。无论《南史》的记载，还是宋代文同的诗歌，都未提及张骞尖顶墓确切位置，只表明封土不同于秦汉覆斗形墓。考察人员认为，所述尖冢位于城固与南郑两古县交界地。北宋崇宁二年（1103），城固县治迁于今址。尔后，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张骞墓碑：墓在城固县西二十三里，有碑，文字磨灭，不可辨。”[8]元代城固城毁坏后，明初县丞刘翱在原址重建城固城，形成今日城市格局。李贤所编《明一统志》与明嘉靖年间所编《雍大记》，均载墓“在县西二十三里”（11.5千米）。辨其方位，接近汉中机场。

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以蜀郡（今成都）、犍为郡（今宜宾）为据点，开辟前往身毒（古印度）的商道。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羌乱中断陇右通道后，西南夷道贸易兴起。或因途经此处的汉晋官民祭祀，给张骞墓填土，变为尖冢。清代康熙、嘉庆年间方志，多记载墓在城固西4千米或2.5千米。据清康熙《城固县志》载：“博望侯张骞墓西八里。”[9]清人不断修葺此墓，立碑、植柏。把墓主当作张骞祭祀，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所立“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汉武帝、卫青、霍去病、苏武等墓南石碑均是他任陕西巡抚14年间所立。由于毕沅不解历代陵墓形制，还出现了上官皇后陵前立平帝康陵、刘弗平陵南立渭陵碑、武功唐殇帝李重茂墓北立隋炀帝陵、秦国大墓南立周陵碑等诸多差错。

张家川关于将张骞遗骨南迁城固的传说，符合时代背景。自明成化年间（1465—1487）满四起义后，蒙古铁骑奔袭陇山。张骞后裔担心盗墓，有可能将其遗骸、遗物迁往城固县西2.5千米的张骞冢。只是，此墓为何具备东汉墓特征？或为张骞衣冠冢。清朝陕西巡抚毕沅确认此墓为张骞冢，或与东汉衣冠冢及明代迁葬有关。

考察完张骞纪念馆，就近参观县博物馆，继而向南绕行1千米，抵达汉江之滨的博望村。考察人员打听地名来历，村民都说与张骞墓有关。《城固县志》记载：“博望侯张骞故里博望村，在县西南二里。”历史上先有博望官爵，后来滋生多处“博望”地名。“张骞通西域，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诚信）与国外，外国由此信之。”[10]司马迁写《史记·大宛列传》，坦诚评价离世多年的张骞时，透露出后世使者多自称“博望侯”。张骞的博望侯爵3年而失，离世前得大行令官爵，却不见相关大行地名和铭刻。张骞离世5年后，汉武帝为太子刘据在长安杜门外2.5千米建博望苑。无论官爵还是地名，博望意指能广博瞻望。

车出城固县，走西汉高速公路，前往西安。一路上，考察人员历数张骞及其使团所引进的诸多特产：葡萄、苜蓿、胡桃、胡麻、石榴、胡荽、葱、蒜、黄瓜、旱芹、蚕豆……

生年51岁的张骞如流星划破苍穹，光芒瞬间消失。其中隐秘，堂邑父一定知情。“堂邑父”本称“堂邑氏胡奴甘父”，相传为汉匈战争中俘虏的匈奴，转卖给汉武帝姑母兼岳母馆陶公主的丈夫堂邑侯陈午，作为家奴。因服侍皇亲国戚，众人将老奴俗称为“堂邑父”。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出使返长安后，仅升为太中大夫，甘父升为奉使君。3年后，张骞因随卫青作战立功，才封为博望侯。再3年，因作战失误，丢博望侯官爵，用钱财赎了死罪。显然，生性多疑的汉武帝对张骞未能联络大月氏不满，已明察张骞出使种种内情。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一年后，英年离世。想必，甘父看透宫廷险恶，心知张骞受挫及死因。相传，甘父请求为张骞守墓，不久死于墓外废窑。可见，甘父对张骞感情深厚，无比忠诚。

城固县西10多千米有胡城，就近有东汉李固墓，西接汉中机场。地名胡城或与匈奴人甘父、张骞胡妻守墓有关。胡城之地在西周时属褒国。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镐京，杀周幽王与叔伯郑桓公。郑国（今陕西华县东，原为郑桓公封地）民众南奔褒国之地，才有了南郑之名。两汉时，胡城属于汉中郡南郑县。东汉初，汉中郡郡治由西城（今安康）迁入南郑县城。从此，南郑城一直为汉中郡、府治所。

甘肃张家川、陕南城固和老南郑县（1958年撤县归汉中市），哪一个是张骞离世时葬地、迁葬地、衣冠冢呢？

无论如何，张骞凿空精神不灭。即便是唐太宗李世民，也深受张骞鼓舞。他威服四方，东征高丽时，写有《感旧赋》：“仰烟霞兮思子晋，俯浩汗兮想张骞……”[11]

车出秦岭，直奔西安城而去。考察工作即将从古长安开始，走丝路北道。一路向西，有张骞精神鼓舞，相信会有更多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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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3页。

[2]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3]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90—3891页。

[4]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944页。

[5]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687页。

[6]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687页。

[7]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5页。

[8] （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08页。

[9] 康熙《城固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22页。

[10]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169页。

[11]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