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文学地理学作家个案研究的思考

杜华平[1]

近几十年快速成长的文学地理学，在作家研究方面重点关注的是从地理分布的角度进行的作家群落研究。这方面取得的成果量很大，有了较好的积累。相比较而言，作家个案的研究有不少是在具体问题方面展开的，但专题而综合的个案研究还比较缺乏。如何既发挥已有的常规作家个案研究的长处，又体现出文学地理学新视野下的新路径、新方法、新高度，是需要作出通盘思考和谋划的。目前这方面的交流尚未开始，本文试图提出这个问题，并作些初步思考。

一 常规作家个案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常规的作家个案研究，大多以作家人生经历为中心，研究一个作家的成长、演变过程，探究其心路历程、精神演化以及文学成就、文学特色。这种研究一般比较注重以当时的社会面貌、时代的大趋势为背景，考察特定的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看他是怎样感受时代的风云际会，并在时代的大合唱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此对他的思想、心理、艺术表现作出研判。譬如钱理群研究鲁迅和周作人，抓住的核心问题就是对象的思想发展道路，所以，他在《周作人论》一书所设置的三编中，第一编题为“‘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第三编为“周作人与同时代人”，研究的重要特色是将对象放在时代洪流中来审视和分析[2]。这样的研究，扣紧了时代的主题，有很强的时代感。又在与同时代作家的横向比较中，更具体地把握了对象的具体特征，纵横结合，得其要领。这种研究，对于那些处于风云际会中心的重要人物，尤其显得重要。

要说明的是，常规的作家个案研究在以“时代感”为重点之时，往往也可能会涉及对象的“空间”背景，譬如钱理群研究周氏兄弟就不忘他们的故乡绍兴，并突出了周作人后来作为“京派”重镇这一要点。当然，钱先生研究周氏兄弟时所持的地域视角是很有限的，倒是现代文学界在研究沈从文时，更多地涉入了“湘西世界”“乡下人立场”“少数民族意识”“苗汉文化冲突”“边缘地区”“巫楚文化”等问题，并将这些具有地理意义的视角作为认识沈从文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对现实和未来的探寻的中心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显然，对于像沈从文这样并非时代“急先锋”，不处于风云际会最中心位置的对象，常规的“更注重由社会历史方面（以至更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方面）把握生活”的方式[3]，便暴露出它的不足，即使在认识对象的“现实感”和对时代主题的“使命感”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引入地理视角首要目的是使研究更接地气，更贴近对象的基本生存状况，而这样也有利于看清对象与时代的关系。

二 地理学知识系统与地理视角

文学地理学作家个案研究，也即地理视角的作家个案研究，就是特别注重将作家放置于地理和空间的背景上，从“人—地—文”关系上来把握对象。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地理和空间的视角应是很突出的，作家和地理或空间的关系成为关注的中心，而不是次要的、附带涉及的点；第二是站在“人—地—文”关系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把握对象，而不是个别性的、单向度地理解地理空间的作用，因此，做到了这两点，即使不用“文学地理学”这样的标目，实质上也属于文学地理学作家个案研究。

地理学是很古老的学科，内容很广，分支很多。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气候、交通、聚落等诸多自然地理因素，生态学、环境学、物候学、地名学、历史地理、城市地理、语言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文化地理、人文地理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只要可用来说明作家的生存、情感、精神的，都应该拿来。研究者的地理学知识越丰富，用来观察特定作家的“天眼”就越多，认识就越清楚和到位。不过，文学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很难做到对各种地理学知识都了解，事实上也不需要转攻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之后再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因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引入的地理学知识主要是与人的生活关系最深、最密切的方面。

笔者在《地理空间批评的几条路径》一文中将研究所需要的地理关注归纳为六类对象：（1）空间、地理、方位、位置、距离、范围、边界、方向、地点、场所等具体“所在”，区域、地域、世界、太空等大尺度的“所在”；（2）居宅、环境、场景、景观、地形地貌、山川风土等具有空间性、地理性的事物；（3）领地、机构、族群等属于人际环境、社会结构等空间对象；（4）地图和各种能显示距离、位置、空间关系的符号与图式；（5）度量、测绘、行走、游览、流寓、驻扎、占据等空间行为；（6）地理感觉、空间想象、空间建构等因地理、空间而产生的主观感知层面的对象。以上前三类或者属于“所在”，或者为与“所在”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既可以看作“所在”又可视为实体事物。关注上述六类对象，形成空间视角，考察人们的空间行为和空间感知，建构空间知识系统，凝练出空间观念与空间理论，据此对自然与社会、人与世界、生活与生存作出解读、分析，作家的个案研究就得以展开[4]。

就操作性而言，现在尚无现成的、成功的研究实例可供参考，但只要站在“人—地—文”关系的高度，立足于空间视角和地理空间问题，根据自己熟悉的地理知识来观察、分析，就有可为。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环境心理学更是从人的感知觉、行为等方面重新定义人的生存环境，环境识别、环境记忆、环境适应、场所依恋等概念，逐渐为学界所注意，这些概念也有助于认知人的生存空间。

一般而言，在对所研究的对象基本熟悉后，就可编制该作家的人生地图，梳理好他一生有关地理足迹、地理视野、地理感知等方面的所有材料，组织成若干种有序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将文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综合加以运用，就能取得与常规文学研究所不同的成果。

三 空间生存与“故乡想象”

研究作家的空间生存，有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静态的维度，首要的用于研究作家的“地理出身”[5]，即他的故乡。故乡几乎是所有人精神、情感的出发点和归宿，每个人在向外发展的时候，总是带着乡音，带着故乡的装扮和泥土气息。在外地打拼到一定的时候，总牵挂着故乡的莼菜羹、鲈鱼脍，惦记着故园窗前的那株梅花，时时打算收拾归乡的行装。不管哪种性格的作家，故乡都是他写作中最重要的题目。

每个作家都以故乡为自己的根，这是共性所在。但是，各人有各自的故乡，每一个故乡都有特定的地理面貌、地理特点，值得以地理的眼光对它进行具体观察和分析。只有做好了这样的工作，才能进而辨识清楚作家身上所烙下的地理印迹是怎样的，烙印的过程、机制又是怎样的。而考察作家故乡所倚赖的材料，除了田野调查、地理文献等相对客观的依据，还要重点利用作家本人的记录。作家本人的记录有相当的主观性，利用这类材料要加以辨析。朱寿桐先生曾谈及郭沫若本人矢口否认其早期创作中的山水构思与家乡山川景象的关系，宣称基本是对日本九州博多湾的景象描写。但朱先生却从郭氏《月光下》这篇小说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意象。小说写到战乱中贫病交加的文化人逸鸥在失却爱子之后，忏悔几年前在儿童剧社讲课，误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解释为“田里种着荷花，一个田又一个田的”[6]。朱先生分析认为：主人公“一个田又一个田”的荷花意象，不是基于海边或平原的九州博多湾，而是基于有着层层梯田的南方高山景象。他说：

这种关于“田”的意象，在空间景象方面已经远离了平原地区硕大平展的农田，而深深印刻着南方山区远望如绿色叶片的梯田形貌。这种能够参与文学家意象构思的地理风物往往是深层地沉淀在文学家脑海中的桑梓元素或家乡景致，成熟的文学地理学应能揭示出这种深层的地理因素与作品表层的地理景观描写之间的复杂关系。[7]

可见，作家本人的材料如果用好，不仅可以有效地还原出其故乡有意味的地理要素，而且实际上能呈现出深刻的、作家或许不自知的故乡烙印。

更多的时候，作家与故乡的关系异常复杂。很多人开始意识不到故乡对自己的意义，外出之后，才发现故乡牵动着他的心灵，形塑着他的生命形态。此后，他反过来以“故乡想象”的方式建构着精神上的故乡，将地理故乡转换为“文学故乡”。以当代作家莫言为例，他21岁应征入伍之前对故乡是唯恐去之不远，曾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一文中说：

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我们夏天在酷热中挣扎，冬天在严寒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8]

可是当他开始写作后，很快就意识到故乡是他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灵感源泉。他与故乡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于是，故乡记忆中的那条枯河，那个高高的桥洞，被风一吹，高粱叶片便飒飒作响，“宛若一群张牙舞爪的生灵，对着我扑过来”的情景，甚至“站在一条河流边上，站在一棵大树下，都能使我感到恐惧，至于究竟怕什么，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记忆也都活跃起来。而这些带着情感的“记忆”，建构的既是半个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更是那个特定的高密东北乡的土地、母亲、神灵、底层民众的综合体。作为作者“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巢穴”，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不再是现实的、客观的，犹如风土志的记载，而只会是作家的故乡想象。

充当着作家“地理出身”的故乡，研究时要着力解决的就是作家与故乡之间多层面的复杂关系。在此之外，有一些作家还有“第二故乡”或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重要地方。譬如杜甫之与四川，王安石之与金陵，辛弃疾之与上饶。如果把安史之乱中心地区的全民逃难大潮作为背景，对照杜甫从秦州、同谷到蜀中一路寻求“乐土”的初衷，以及杜甫认真经营成都浣花溪草堂、草堂初成之后在成都闲适生活的情形，具体细致地研究杜甫与蜀中山川、气候、节物的感知，以及越来越强的思归之情[9]，就可知杜甫与四川的关系，绝不同于王安石之与金陵，也不同于辛弃疾之与上饶，更别于1949年前后入台的众多文士。这些个案互相之间的同异，情形都是复杂的，具体深入地考察，或许从中可以揭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理论，这是文学地理学研究应该着力的方向所在。但是，很难想象有什么现成的结论既能解释在蜀中作为寓公的杜甫，又能解释晚年退居于颍州的欧阳修。对个案的具体研究，以及在具体研究中力求寻找规律，都应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要用心的所在。

四 行游与空间生存

大多数作家一生有较长的行旅、远游经历，为了充分展示作家一生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就应该按动态的方式研究其外出行游的有关内容。从这个维度看，就要根据作家是否有一定的行游经历来展开研究。有的人一生基本只在地方社会活动，他的写作只是“地方性写作”，而有的人却被外面世界的精彩所吸引，奔走四方，足迹遍天下，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不出游或很少外出的作家，与足迹很广的作家，生活内容、精神空间，必然有狭小和宽广的区别。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就可以用地理足迹、地理经验、地理视野等概念来审视，从而得到较具体的解释。而通过作家个案的研究，即可提炼出作家的地理视野与其精神空间关系的某些规律性的结论，以便更好地帮助解释文学现象。

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到：同样的远游，有的人如李白所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性情所好，主动投身广阔的外在世界。也有的如杜甫所说：“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况我飘转无定所，终日戚戚忍羁旅。”（《严氏溪放歌行》）“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遣兴五首》其四）被迫的羁旅行役，也让作家远离了故乡，行走在异乡的路上。前一种人自然较易于融入异乡，与异乡建立起较为亲密的关系，这种人把握起来相对容易些。后一种人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为了生存，他必须在异乡寓居，建设和经营一个居住场所；另一方面对故乡的深厚感情，也影响他对异乡的认同，于是，试图栖居与不愿认同两者之间就会很矛盾地纠结起来。这对于作家情感和精神来说，无疑是重要的问题，既需要从细微处作出解释，又需要站在较高的、较宏观的层面作出理论的提升和总结。

这条线索的延伸，还得关注到行旅的距离和范围，考察一个作家走得有多远，其活动的范围有多大，换言之，就是考察一个作家的地理视野、地理经验有多大的拓展。活动空间小的宫廷诗人，其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台阁、宫苑，花间派词人的生活范围基本上停留在花前月下、樽酒清歌，古代大多数女性作家限制在居住地、在与亲人的日常生活范围之内。这样一些作家由于地理视野、地理经验的限制，生活内容方面偏于日常，他们的文学兴趣往往会转移到对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等方面，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而有些走得特别远的作家，当其足迹超越了传统文化的边界之后，开拓新的文化资源，将文化曙光照到遐荒之地的任务就自然落到他们的肩上。韩愈谪居潮州和阳山、柳宗元贬至永州和柳州、苏轼被遣惠州和儋州、汤显祖贬任徐闻典史、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纳兰性德随康熙帝到盛京祭祖等，都以“圣贤过化”的力量，使文化的荒漠地区有了高水平的文化，使汉文化的边缘地区迅速进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过去未经文学书写过的边陬进入了文学视野之内，边地的不少自然景观被提升为文学景观，有的成为经典的地理意象。而就他们自己而言，不妨思考一下苏轼所说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话，奇绝的南荒之地，因了苏轼而得到开发。反过来，苏轼自己也因了这奇绝之地而使生命有了新的高度。仅仅从文学本身说，由于生活境遇的改变、情感的历练，他们的文学风貌往往随之而有所差异，意象、语言、形式、风格等都可能产生相当的变化，文学水平也大多得到飞跃式的提升。这几个方面，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情由，会有种种不一样的问题需要探究。有的人如汤显祖，因为有数首写澳门的诗作，有力推动了澳门诗词的发展。而元代耶律楚材有《西域河中十咏》写到今日的阿富汗，近代黄遵宪、吕碧城作品中诸如《登巴黎铁塔》《念奴娇·游白琅克冰山》等写欧洲景观，更是传统诗词从未有过的新元素、新气象。这些都还是较为外层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内地作家的足迹踏入文化边缘地区，中国的作家来到异域之后，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是否形成“他者”的眼光，超脱于两种文化的胸怀，更是与此关系重大的思考向度。以海外华文文学为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因为华人在融入异国、异族、异文化的过程多半是一部辛酸的历史，所以，1993年热映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表现的是华人在无限憧憬中艰辛奋斗和挣扎的心路历程，当时，两种文化的对话尚未真正开始，主人公就已伤了腰，带着满身的创痕之后，仍然要继续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而近十来年，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旅德作家刘瑛所写的一批小说，展现给读者的却是华人逐渐找到在德国社会好好生活，慢慢定位自己的身份，细细体察德国文化的感觉。其作品的底子上看不到对母语文化的无情批判或民族沙文主义式的自恋，有的是在平等对话的自信中理性、客观地审视、思考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见，作家对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心态，与其是否形成“他者”之眼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这里还牵涉族群和国家想象、族群文化认同等复杂的问题，以及这些相关的问题背后，都有很多值得细究的因素，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有意义的课题。

出游、行旅的维度衍生出来的话题，譬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向，也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对都市的向往，因为与个人政治前途、社会地位相关，往往成为绝大多数士子的基本追求。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都市居民厌倦了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都市生活，又纷纷涌向乡村，逃到山水之邦。二者在流向上的变化，除了社会因素，还与个人价值观的变化有关。价值观变化的驱动力、变化的机制何在，需要地理学参与解释。而就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的比较看，各自的主题关切、思想诉求、情感表达，也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将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纳入进来、综合起来思考，才会得到更为到位的解读。文学地理学就是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而需要多学科参与，按“学科互涉”的理念展开，生产出新知识的一个领域。乡村文学、都市文学的旧问题，从文学地理学，从作家的地理空间扩展的维度涉入之后，立即就可焕发出新的意蕴。

作家到外面世界行游的方式、交通等涉及的话题也很值得探究。古人骑驴觅诗的掌故，牧童骑牛的图画题材，船上一路饱览山川或者风波遇险、被风所阻被抛掷在水驿的经历，全家老小翻山越岭、一路泥泞的记述，如此等等。一个作家这方面的种种故事，以及其中所牵涉的古今对比，无不趣味盎然，而又内涵丰富，无不与作家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成长相关，研究时必能得到很多启示，可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

作家远行维度可研究发挥的方面当然远不止这些，以上只是简单列了一些。总起来说，作家生活、活动空间的广度反映的是其社会实践的空间范围，表征着他的生命广度。不同时代，作家所拥有的活动范围不同。个人的经历、性格也对外出有不同的需要。过去的常规文学研究对这个方面也有所关注，但所侧重的主要是作家在各地的活动内容，对于作家向外行游，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地理空间问题、作家内心问题，一般不作专门考察，文学地理学则是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视为中心问题，因此理当对于常规研究有直接的突破。

五 文学本性的新定义：空间生存与空间想象的平衡

根据以上思考，可以对文学地理学作家个案研究及其发展方向作出如下概括。

第一，常规作家个案研究因地理学知识的介入而得到升级，可有更新的面貌。换句话说就是原有的问题，原有的关注点，以文学地理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后变得很不一样。举例说，作家的出生地，既是地表上的一个点，也是一个地理现象，作为一个地理问题来研究，是很合适的。文学地理学则用“地理出身”或“地理基因”的概念，从地理审视开始，进入作家的内心，落实到文学精神、文学审美。与既往的研究相比，这样对作家出生地进行研究更为精细。又，作家的生平经历，常规研究往往难以处理那些散乱、无序的点，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则可用“人生地理”的概念，在描述作家个体人生轨迹时，可借用凯文·林奇研究“城市意象”五要素说，将作家一生空间轨迹以区域、边界、线路、节点、地标的面貌呈现出来，很直观，进而说明其精神、心理及变化状况就能够更清晰。交游研究也是常规研究常有的题目，文学地理学从“交际地理”的概念进入，将特定作家的“朋友圈”的空间分布、区域性等地理特点作为重点，描述此作家的人际环境，从社会实践、交际实践的角度解释其人际环境及其与精神、个性的关系。这样作出的研究相对于常规研究而言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第二，文学地理学以地理空间为起点、为焦点，所关注的有很多是新问题，开辟出作家研究的一些新资源。由很多的问题点切入进来，都可有全新的研究视野，譬如从一个作家的地理知识、地理兴趣出发，进入作家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或者从分析作家地理视野、地理感知开始，进而阐释其情感特点、个性风格、精神气质或艺术面貌。举杜甫研究为例，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对他的认识仍有很多缺失、不足。他后半生带着家小漂泊西南、流落两湖，不断做着归乡的计划，却一直依附亲友，滞留他乡。这应该如何解读，现有的认知就不尽如人意。其实，杜甫每次与旧友新知聚谈，都要谈及对方所来的地方与去往的地方，这既反映了杜甫的地理知识丰富、地理兴趣广泛，更流露出他始终寻找适合全家安居之地的心思。从这样细微的地理问题出发扩展开去，我们对杜甫晚年内心的认识，就可以比常规研究要更深入。笔者曾指导多位学生梳理了杜诗中的地理感知资料，研究杜甫两川时期、荆湘时期对自然山川、物产、气候、景观、历史遗迹等的感知及意象建构；借用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感”概念，研究杜甫后期地方认同、地方归依的缺失问题，相关的认识都有了一定的推进与突破。这些都是不借助地理视角所难以发现或解释的问题。可以说，文学地理学的引入使作家研究有了新的增长点。

第三，文学地理学对地理、空间的深入关注，与人的基本生存相关涉，就作家研究而言就会比偏重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常规研究更切己、更接地气，因此研究就应朝着更深细化的方向努力；而文学地理学新视野本身带有较强的理论自觉性，因而强调作家研究的理论探讨性，也是它的特色所在与自觉追求。上文对此已有所涉及，这里还可再作一点展开。先说深细化这一面。可举欧阳修为例。谪为夷陵令期间，欧阳修的内心是怎样的，与在滁州期间有何异同，过去主要是从欧阳修的政治遭际结合他的性格作解读，分析总显得空泛、粗疏，而从地理感知的角度，以一般人的地理感知为参照背景，就可对这两个时期比较得更细微、更切实，从而使人更好地感受到欧翁苦闷中的豁达，遭受政治打击之后的凛然、刚健的气骨。笔者在《地理空间批评的几条路径》一文中已有提及，在该文分析的基础上再扩展一些，这个问题就能较为细致、充实。

再说理论追求这一面。笔者以为作为一个建设中的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应以鲜明的理论意识引领向前，并且应以对现有的文学理论形成倒逼之势，使之产生较大的发展作为重要追求。在面对人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时，有些矛盾、复杂的情况很值得探讨，涉及理论的更新。前文已经说到，大多数的人有过远行的经历。如果再进一步，可以说几乎人人都向往从自己生长的有限空间中挣脱出来，奔向远方，感受未知世界的召唤，实现自己价值的提升。这种空间拓展、扩张的要求，属于人的本性，也是文学的根本追求。所以，“诗与远方”常常是连在一起，作为人共有的梦幻、憧憬、遐想，作为对美的追求的象征。许多写到异乡、异域、世外、仙境、梦境，写到远航、梦游、羽化、童话，而显得激情澎湃、浮想联翩，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另一方面，归乡、恋土、落叶归根，也是人人都有的情感要求。这种情感要求，也属于人的本性层次。回归故乡的情感，反映的是人对价值回归、身份回归（如前所述，故乡是人的“地理出身”）的深切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比奔向远方更深刻、更永恒，所以，文学家和哲学家几乎都认为返回故乡是一切意义的中心。远行和归乡这两个关乎人的本性和文学本性的相反方向，表现了人性的丰富、文学根本属性的复杂。前文所涉及的走向都市和隐退乡村（与山林）这两端，情况也相近。如果深入研究这相反的两个方向，可以看到：二者与时间的推移、人的成长阶段有密切的关系，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向往远方、期望进入都市，而在年深月久，渐临老境的时候，则盼望归乡、祈求隐退。但是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出生于乡间，没有条件进城和远游，几十年都固守在乡村，其内心一直会有冲出去的热望，一旦外出的条件具备，即使人到中年，乃至垂垂老矣，仍然要坚决出去，哪怕只是短暂的观光也是好的。有这种热望的人很多，甘愿一辈子待在乡村与山林的人也有，但却不多。而在传统社会，一般看来，都市人出城的愿望远远不及农村人进城那么强烈，城里人似乎对乡下人有先天的优越感。但是，正如钱锺书《围城》所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可见，空间的局限，唤起了对它的挣脱要求。当然，空间的空阔无际，也让人觉得茫然无归，寻找立足点的归依愿望就自然产生。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一个作家在行动上奔竞于滚滚红尘，在纸上写下的却满是故乡的河声与小鸟的清啭；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第一想到的却是买一所北京的大房子。人内心的多面性，投影于空间，形成多种空间心理、空间想象，这是一面。另一面，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学的本性似乎应该定义为人的空间生存与空间想象之间的平衡。这是已有文学理论没有提出的观点，却是文学地理学应该提出的观点。新兴的文学地理学，理当对文学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例，是可以作出细致阐述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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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华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 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4] 杜华平：《地理空间批评的几条路径》，《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5] “地理出身”概念是笔者仿人事组织简历术语“政治出身”而提出，指的是因一个人在某个地点出生、成长而使其毕生带着该地方深刻印迹的特点。这个概念最早发表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提交的论文《文学地理学的多面相与学科融合》，收入《文学地理学》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6] 郭沫若：《月光下》，《沫若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6页。

[7] 朱寿桐：《文学地理学必须揭示文学地理的一般规律》，《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第四届年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8]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9] 杜华平：《地理视角的杜诗阅读》，《光明日报》2018年9月18日第13版“文学遗产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