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的历史重要性

地图学史主要关注的就是在人文领域内的地图研究。作为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物质世界之间的媒介，地图是帮助人类的思想以不同尺度理解宇宙的基本工具。而且，它们毫无疑问是最为古老的人类沟通的方法之一。有可能在人类的意识中总是有着绘制地图的冲动，并且绘制地图的经验——涉及对空间认知的地图绘制——毫无疑问在我们现在所称为“地图”的实际物品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在多个世纪中，地图曾被作为文学隐喻，以及在类比思考中作为工具[2]。因此，也有一种关于空间的概念和事实如何被交流的涉及面更为宽泛的历史，而同时，地图历史的本身——有着实体的制品——只是这一与空间有关的交流通史中的一小部分[3]。制作地图——就像绘画——出现在文本语言和数字系统之前，并且尽管地图直到欧洲文艺复兴都没有在世界很多地区变成日常事物，但在世界范围内，总体上只有相对较少的没有地图的社会。因此地图不仅极其古老，而且也极其广泛；地图已经融入那些通过考古或文本记录为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的生活、思维和想象之中。

任何对地图的历史重要性的评估，依赖于地图的性质、对地图绘制和传播产生了影响的因素，以及关于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发挥作用的清晰概念。在这些方面，初始的假设就是地图构成了一种专门化的图像语言，一种影响人类行为特征和社会生活的沟通手段。地图经常被作为空间数据的储存库，以及在没有印刷技术的社会中充当助记手段。过去几个世纪，学者们已经确信地图有着说服力和表现力，由此可以跨越普通语言的障碍。一群美国历史学家宣称，地图“构成了不同种族的人所使用的一种共同语言，以及构成表达从他们的社会关系……到他们的地理环境的一种语言”[4]。在这部《地图学史》中，我们已经走得更远，并且接受语言作为对以往社会中地图使用方式的一种隐喻，以及作为追溯地图在时间和空间中传播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接受，虽然我们的总体立场是建立在符号学上的，尽管对语言结构进行精确的科学类比应当是不太可能的[5]；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隐喻，有助于塑造一种地图学史的研究路径，一种图形语言——以及地图作为一种图形文本——的概念是有效的。地图的意义——以及在过往，它们的大部分意义——来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们使用它们告诉他人他们所经历过的地方或空间。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历史上，地图不仅仅只是技术流程或制作工艺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凝结在时间中的它们的内容的静态图像。事实上，地图的任何历史都由一系列复杂的互动混合而成，涉及它们的使用和制作。因此，对地图的历史研究，需要关于真实世界或被绘制了地图的任何事物的知识；关于探险者或观察者的知识；关于人工制品的创造者，从狭义上讲地图制作者的知识；关于作为一种物质对象的地图本身的知识；以及关于其使用者（或——更可能的——地图使用共同体）的知识。《地图学史》尽可能地去关注地图的图形语言被创造和使用的历史过程。一旦确立了地图绘制的技术史、文化史和社会史，那么将会否定那些坚持发现史的历史学家的观点，那些人写道：“地图学的研究不属于社会史的领域。”[6]相反，应当支持一种有着探索其所针对的对象的行为和思想内涵的潜在能力的方法。

在评估社会史研究中地图的重要性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地图自身构成的悖论。一方面，地图首先看起来像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图符工具。确实，它的普遍吸引力主要在于，只需要稍加训练即可阅读和解释较为简单的地图类型。在整个历史上——尽管阅读地图的方法也必须通过学习获得，即使是在使用口语的社会中也是如此——正式的读写能力并不是地图被制作或阅读的前提条件。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评价过，“制作和阅读二维地图在人类中几乎是普遍的，而阅读和写作线性文字则是与高水平的社会和技术复杂度相关的特殊成就”[7]。因此，地图与在社会或技术发展方面存在巨大差别的各种文化都存在联系，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们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就可以从地图中获取含义（并确实可以绘制它们）[8]。地图上的信息具有一种直观性，使得地图比用其他方式编码的知识更容易被理解。地图的属性之一是它可以迅速通过眼睛获得，这为地图学图像的力量做出了贡献。据说地图有着一种“非凡的权威性”，即使当它们是错误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可能是其他图像形式所缺乏的[9]。

另一方面，即使初看简单的地图，但如果分析起来，它们都几乎肯定不会是非常直白的。地图制作不像之前一代学者所相信的那样是一项简单的天生技能，即使是在“原始”人群中也是如此。而且，地图是“不同部分的形状、大小、边缘、定向、位置以及之间关系”[10]的二维组合，而这些需要在它们的最初目的、制作模式以及使用背景中进行详尽的解读。为了一个目的而创作的地图可用于其他目的，并且它们将表达出潜意识和价值观。即使经过详尽审读的地图仍可能保留多种歧义，由此认为它们构成了一种易读的语言将是错误的。地图永远不会被完整地翻译。历史学家在指出他们发现地图是一种关于过往的棘手的证据形式和“狡猾的证人”方面并不是孤单的[11]。在某些方面——即使是在地图学符号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词汇表之后——地图并不比书面语言更不精确。尽管可能提供有地图说明或图例，但例如一条线、一个点，或一种颜色，依然可能有着多种含义，既有显性的也有潜在的，同时不明智的就是，假定在不同文化中发现的相同的地图学符号具有相似的含义，或者甚至有着共同的起源。因此，即使在今天，尽管地图学理论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12]，但地图仍然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我们对其特性仍然所知甚少”[13]。对地图恰当的理解，类似于对其他任何古代或现代语言的理解，或类似于对艺术或音乐的解读，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由于当代地图学家仍在试图决定当前地图的“语法”，以便我们可以了解地图是如何被使用的时候，因此这点尤为重要。作为对根植于特定文化和制度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再现，以及作为科学知识的“基于事实的”图像，地图越来越多地被公认为是触及众多学术领域的对象。地图作为人类创造的文献的价值，是这部《地图学史》的主要主题之一。

制作一幅地图，经常被谈到的就是，涉及艺术和科学。相似的，地图在过去如何被交流，如果对此进行的研究正在开始反映诸多领域学者的阐释性关注的话，那么地图学史更狭隘的科学方面则属于传统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后一点更为人所知。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往往被归结于作为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地图绘制的进步之中，并且这种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之中。用杰拉德·R.克伦（Gerald R.Crone）写于1953年的话来说：“地图学史很大程度上是确定地理要素的距离和方向的准确性的提高……以及地图内容的全面性”[14]，这仍然有着一定的接受度。其他一些作者曾指出，地图的历史涉及以往众多的将地图学构建为一个精确科学的努力[15]；它关注于对“地图学进步速率”的衡量[16]，并且涉及“对未知的科学征服”的研究[17]。这些研究路径的贡献在于，它们已经为地图学史在传统的科学技术史中获得了确定的位置[18]。我们也接受的就是，这部《地图学史》中的一个基础主题就是地图绘制的科学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设备和不断提高的数学复杂度。

然而，只是如此的话，那么这方面并不能提供历史上地图发展的一种均衡的观点。它假设一个线性的历史进程。其（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假定测量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在过去和在我们现代有着一样的重要性。因此，至少值得争辩的就是，对于科学前沿和地图绘制的变革，对于标志性的事物和创新，或是对于不可绘制地图但最终被绘制了地图的历史传奇故事[19]的过度强调，扭曲了地图学史：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必须与它们多变的形式和主题的社会影响建立联系。正如鲁滨逊（Robinson）和佩切尼克（Petchenik）所说的那样，地图曾经“如此基本，且具有这样众多的用途”，由此“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多样性”，他进一步详述说：

存在专题地图和普通地图，还有针对历史学家、气象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的地图，没有局限。凡是可以被通过空间构想获得的东西都可以被绘制地图，而且可能已经被绘制了地图。地图按照尺寸排列，从广告牌或投影屏幕到邮票，同时它们可以是单色或多色的，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它们不一定是平面的——一架地球仪是一幅地图；它们不必是关于地球的——也有火星和月球的地图；或者就此而言，它们并不需要是关于任何真实的地方的——有着无数的地图是为描绘想象的“地方”，如乌托邦和“爱之领域”（Territory of Love）而制作的。[20]

将可以看到，历史记录产生了一个依然较长的清单。特别是，对于包括《地图学史》在内的将地图作为研究对象的严肃研究而言，准确性并不被视为唯一的标准。例如，历史书写证实，在许多文化中，粗糙的、扭曲的、剽窃的、短命的、过于简单的和小尺寸的地图被忽略了。这种科学沙文主义强行使得这些被斥为非地图从而被忽略，或是被贴上了纯粹的怪癖之物或地图学的新奇之物的标签。许多早期地图是基于想象对空间的描绘，而不是地理的现实记录。《地图学史》意图向这一更为广泛的地图范畴开放，包括了那些非科学和为非实用主义目的而创作的地图，虽然在狭义上，它们不是地图科学史的一部分，但仍然是人类通过地图的方式进行交流的历史的一部分。

适用于无论是按目的还是按形式分类的地图类型的论述，也适用于自有地图学记录开始以来的已知地图被使用的方式。这方面同样有着一种多样性不断扩大的历史。克伦（Crone）评论说：“一幅地图可以被从多个方面加以考虑，就像一份科学报告、一种历史文献、一种研究工具，以及一种艺术对象”[21]；但是，自从他撰写了这句话之后，变得更为清晰的就是，这些科学、历史、艺术的维度绝对没有在人文方面穷尽地图的意义。远远不是纯粹的实践文件——空间的呈现[22]，或者是实际分布在头脑中的缩影[23]——地图在通过刺激人类想象力以触及尘世上生命的真正意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了解地图是如何帮助形成人类对其与自然界关系的看法，了解地图在更广泛的思想史上作为文献的方式，是基于对——始于史前时代，并且包括非文字社会——这些地图被用作目的论工具的频率的观察，这一工具涵盖了宇宙志的神圣的和神秘的空间，以及现实世界中的更可触及的地理景观[24]。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他这些地图学作用的重要性[25]。认识到地图的意识形态、宗教和象征性的方面，特别是当与从政治和实践目的这类更传统的角度了解地图联系起来的时候，极大地强化了这样的认知，即地图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图形语言。我们发现，地图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和普遍的形式，由此《地图学史》没有必要在文明发展中的一些深奥的死水中为其寻求理由，而应该在人类活动的一些最核心的方面寻找它的目的。

如果这些是对地图大胆要求的话，那么它们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地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目前对此只有部分的理解。地图可能确实是“人们不断变化的思想的敏感指标……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很好的镜子”[26]，但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地图自己也进入历史过程中，地图通过相同的结构化的关系与历史过程联系在了一起。地图的发展，无论是发生在一个地方，还是在一些相互独立的文明，显然是一个概念上的进步——一种智力技术的重要增长[27]——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与读写能力或计算相提并论。一位考古学家最近观察到，当人类从认知中的地图绘制转变为“涉及一幅实物‘地图’制作”的“绘制过程”时，“我们面临着在智力行为中的有着文献证据的进步”[28]，鲁滨逊对此有着一个更为全面的陈述：

使用缩小的替代空间表示真实的空间，即使在两者都可以被看到的时候，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行为；但真正令人敬畏的事件是对遥远的、视野之外的地理特征的相似再现。将对现实的缩减与一种类比空间的构建相结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阶的抽象思维的成就，因为其使得人们可以去发现如果没有被绘制地图就将依然未知的那些结构。[29]

然后就是地图观念从其起源开始的传播、正式的地图知识的增长、用于地图的独特的几何结构、作为实践和智力目的工具的地图的获取、通过渐进的以及通过新技术有时突然发生的地图技术的改进，以及后来通过机械手段精确复制地图的能力，在它们所发生的社会中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些变化背后的传播过程——从它们最初开始，到大众化时代，再到现在的电脑地图学——也成为地图学史的一个中心关注点。

因此，已经确定了几个通过地图学史编织的主线。它们都依赖于这样的公理，即地图在人文背景下是一种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现象，且通过对其系统的研究可以有着丰厚的收获。地图——类似于书籍——可以被视为历史变迁的反映[30]。地图学史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人造物品的一种技术和实践的历史。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方面，由此，尽管对这种思想媒介产生了影响的技术进行研究是重要的，但还应当考虑到地图学创新的社会意义，以及地图影响它们所触及的人类历史的众多其他面相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