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J.B.哈利（J.B.Harley）、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

包甦译

本《地图学史》诞生于一种信念，即认为地图及其所蕴含的地图学概念和技术在人类社会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具有重要性。对空间的好奇——不亚于对时间维度的好奇——已从熟悉的周遭环境延伸到地球及其天体环境的更广阔的空间。在另一层面上，男人与女人用内观的眼睛探索了神圣空间的形状，以及幻象与神话的国度。作为这些不同的空间观念的视觉体现，地图加深并扩展了许多社会的意识。它们是传播空间思想和知识的主要媒介。作为持久的图形综合作品，它们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可以比其制作者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重要性超越了其文物价值。作为图像，它们唤起复杂的意义和回应，从而记录下不仅仅是特定事件和地点的事实信息。如此看来，作为社会与文化史的焦点，地图学史可被置于其恰当的背景下，是更为广泛的人文学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地图学史》的六卷在数量和体量上做了相应规划。

目前这部《地图学史》必须建立于新的基础之上。[1]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图学史在几种学术路径中占据着一个无人地带。譬如，历史学、地理学和目录学在其文献中都有很好的呈现，[2]但从地图自身角度对之加以对待则是粗略的。关于地图性质和历史重要性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甚至连基本的定义都没有明确形成。因此，作为编者，我们不得不首先转向“地图学”“地图”“地图学史”等术语所承载的概念，因为整个工作的范围和内容必须建立在对这些概念的澄清之上。因此，在此序言部分，我们将试图传达我们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

在现有的地图学史著作中，“地图”和“地图学”的当前定义似乎已被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相应地，对其题材的选择依据的是所认为的地图制作的功能、地区或时期，而并非以客观定义为基础。至多可能只是简单陈述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地理图。在这方面比较明确者之一是列奥·巴格罗（Leo Bagrow），在其《地图学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一书中，他援引法国数学家J.L.拉格朗日（J.L.Lagrange）的话写道：“地理图是表现地球表面或其部分的平面图。”[3]虽然巴格罗认为拉格朗日的定义对自己的书来说“完全足够”[4]，但在今天看来，明显这一定义对地图学史的范畴做了不适当的限制。近几十年来，随着地图学成为更加独特的研究领域，出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例如，1964年新成立的英国地图学会（British Cartographic Society）通过采用更加宽泛的定义来阐明其自身的权限。该学会将地图学视作“绘制地图的艺术、科学和技术，以及将其作为科学文献和艺术作品的研究”，学会还进一步放大此点，解释说“在这种语境下，地图可被视为囊括了以任何比例尺表现地球或任一天体的所有类型的地图、平面图、海图和分图、三维模型和球仪”。

尤其是，地图学涉及“通过各种形式的基础数据，制作新的或修订的地图文件所需的评估、编绘、设计和制图（draughting）的所有阶段。它还包括地图复制的所有阶段。它涵盖对地图、其历史演变、地图学表示方法以及地图使用的研究”[5]。

这样一个定义，当其也同地图传播史的概念联系起来时，便扩大了地图学史自身的题材，下文将说明此点。[6]明确列入“所有类型的地图”以及地图绘制的技术流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本《地图学史》将考查一个类似的广泛领域。

地图学史的另一个概念障碍，是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地图”一词相关含义的混乱。某种意义上，此学科沦为了其自身词源学的囚徒。最根本的问题是，许多古代语言中没有我们如今称之为地图的专属词汇。例如，在英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欧洲语言中，地图一词源自晚期拉丁语词mappa，意思是一块布。在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中，用来表示地图的词汇——法语为carte，意大利语为carta，俄语为karta ——则源自晚期拉丁语词carta，意思是任何类型的正式文件。截然不同的派生词导致至今仍存在歧义，因为这些词一直以来承载的含义不止一种。[7]例如，俄语中，指代图画（picture）的词是kartina，而事实上在许多早期历史社会中，譬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社会，通常是用诸如“图画”（picture）或“描绘”（description）等词汇来指代我们今天所称的地图。因此，看似简单的问题——地图是什么？——便引发了复杂的解释性问题。[8]答案因不同的时期或文化而异。该问题对于早期社会的地图而言尤为突出，但对那些可被视作某种图画，并且的确常常是由非专业地图绘制者的画家或艺术家如此制作的地图来说，此问题也会造成麻烦，如果不是混淆的话。[9]我们并没有因此认为，缺乏词汇本身足以将地图当作文化舞台上的后来者对其不屑一顾。相反，本卷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地图早在进入历史记录之前，在其制作者和使用者将其称作地图之前，便已经存在。[10]

于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地图”定义，一个既不太过局限也不过于宽泛以致毫无意义的定义。最终形成的是一句简单的表述：

地图是便于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

这样一个定义反映了本《地图学史》对作为人工制品的地图，以及对地图存储、传播和促进空间认知的方式的根本关注。它还旨在令该学科摆脱一些关于其范畴的较为局限的解释。“人类世界”几字（从人类宇宙环境的最广意义上）表明，本《地图学史》的视角并不局限于那些构成现有文献大部分描述的地球的地图。因此，我们的处理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天体地图学和想象的宇宙图。运用这一定义时，我们还力图避免基于历史文化经验的针对特定文化的标准。于是，本著作的讨论并不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定义那样，[11]局限于那些揭示经纬网的地图。我们也不一定要求它们包含目前与地图相关，并通常与计数（numeration）和计量（metrology）系统相联系的投影、坐标及欧几里得几何学。许多古地图不具备这些几何关系，而是在拓扑结构上与路网、排水系统、海岸线或边界有关。[12]

这其中的一些要点同样适用于“地图学”一词。该词是一个新词语（neologism），由圣塔伦（Santarém）子爵，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德巴罗斯-苏萨（Manuel Francisco de Barros e Sousa）于19世纪中叶创造，特指古地图研究。[13]自圣塔伦的时代以来，地图学一词的含义已有所改变。它已扩展到包含当代地图绘制的艺术与科学，以及对古地图的研究。另一方面，它也缩小到一定范围，以致很难将本《地图学史》所定义的对地图学范畴的解释，同20世纪80年代地图学实践的现实联系起来。近几十年制图技术的多样化导致了一种令某些主题脱离地图学的趋势，而这些主题对我们的事业而言却至关重要。这方面的国际实践极其多样：在一些国家，对现代地图学的定义排除了地图绘制的数据收集过程，如土地和水文勘测、航空摄影（aerial photography），以及最近的遥感（remote sensing）等。[14]并且，有迹象表明，地图学本身也在寻求更为狭窄的视角。有建议提出，此学科可限于那些与地图设计有关的操作，或者更激进的说法是，仅涉及哲学和理论基础。[15]无论这些定义在当代实践的语境中有何优点，本《地图学史》都对之坚决不予考虑，即便这样的决定极大地增加了话题的类型、文献的体量和方法论的多样性，并由此增加了综合的问题，尤其是与19、20世纪有关的两卷。

本《地图学史》中赋予“地图”和“地图学”两词的含义，也令我们对“地图学史”有了明确的理解。这一术语也常常造成混淆。例如，对有的人而言，“地图学史”和“历史地图学”之间的区分仍不清晰。[16]另一个问题也可预料到。已经清楚的是，在本《地图学史》后面各卷中，必须对地图学史两方面的定义加以区分，一方面是作为制作和使用地图的方法史，另一方面则是地图学科在其理论基础、原则和地图及制图流程规则方面的历史。抛开这些复杂性，本《地图学史》所采用的定义并不是要迎合已发生的每一个重大（更不用说次要）的地图学事件，而是为了建立广泛的标准，以支撑整部著作的普遍目标。这些标准可以被准确阐明。它们包括，首先，接纳“地图”的宽泛定义；其次，讨论有助于形成个别地图形式与内容的多种技术工艺；再次，认可地图学的主要功能，归根结底来看，与使用地图的民族储存、表述和交流具有空间维度的概念与事实所具备的、有着历史独特性的心智能力有关；最后，认为既然地图学如若不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则什么也不是，那么地图学通史至少应该奠定其自身发展的世界观基础。[17]这四项标准共同概括了《地图学史》的基本范围。

本《地图学史》的编排源于这些原则。在规划各卷的过程中，很快就变得清晰的是，恰当的时期、世界区域和可辨主题的选择本身，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对所描述的地图学事件的选择，还影响了对其加以解释时提出的理论性质。本《地图学史》的总体框架同时体现年代顺序和地理性。年代顺序体现在无论是单独的各卷还是其主要章节，一般都是按大的时间段来组织的。地理性则在于，新旧世界的各大洲、其中主要的文化区，以及关乎国家利益的具体地区，也都被用来结构叙事。[18]六卷中有五卷，其主要的年代划分反映了西方历史学家的构思。[19]因此，专注于至约1470年时欧洲和地中海地图学的此第一卷，被分成了史前、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几个部分。后面几卷首先讨论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地图学，然后依次是18、19、20世纪的制图。在这些卷中，起初的视角是欧洲的，但随着地图学中国际关系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观。这些时间段并不能避免困扰历史写作任何分期尝试的局限性：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人为的划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且不可避免的。它们的确提供了一种手段，使地图学史可同历史变化的其他方面更为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20]它们允许我们在其自身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审视个别事件，并将最终有助于对不同时代和社会的地图学做比较判断。事实上，这样的比较判断无法正确做出，地图也无法从历史角度得到充分认知，除非我们承认它们是同期的艺术史、科学史，以及政治和社会活动等更广泛领域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不断地从各卷中涌现。相应地，虽然可以对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等西方术语的准确含义和确切范围展开辩论——它们与地图学史各方面的相关性确实会常常受到质疑——但这些术语得以保留，以帮助弥合本《地图学史》的具体题材和对其做解释所必需的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史背景之间的差距。[21]

各卷采用的顺序也旨在缓和通常仅以欧洲人的眼光书写地图学史的趋势。作为编者，我们都非常清楚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该主题的文献。[22]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这种不平衡，卷二全部奉献给了亚洲历史社会的地图学。东西方之间的基本联系早已在地图学史文献中得到过阐述，[23]但亚洲制图的三个本土领域——伊斯兰、南亚和东南亚及东亚——所获得的对待却很不平衡，在标准的地图学历史中几乎被忽略了。因此，我们欣然接受这样的机会，去创建一部对应于亚洲主要文明，且结构上独立于西方世界制图年表、优先级和价值的地图学史。这样做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从世界范围来看，亚洲地图学恰如欧洲的一样，是地图学发展的基本支柱。当然，一卷的篇幅不可能完全弥补文献中的历史失衡，但我们相信，这至少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各卷的详细细分也试图对不同文化中地图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地图的多种用途，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技术与社会工艺的复杂性予以公正对待。在这样的章节中，更加本地化的制图年表，以及反映独特的地图学文化的区域性细分或专题文章，结构了各自的叙事。事实上，本《地图学史》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要突出这些使用地图的文化。整部著作旨在强调这些地区所开展的地图绘制的创造性贡献，而不仅仅是对恰好展示了特定区域的具体地标性地图的内容进行评论，不考虑其背景或源头如何。[24]以往的地图学史并没有明确地做如此区分。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关注地图在其主要的历史背景下的制作与使用，而不是聚焦于脱离制图过程的表现方式的变化。[25]

最后，我们想就整个《地图学史》的编排工作略作解释。从一开始，对本《地图学史》的规划便是一部多作者的著作。采用这条路径时，我们已意识到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规模的合作项目比单人或双人作者的著作更为烦琐。因此，汤因比（Toynbee），在抨击“综合性历史著作”（synthetic histories）时（在他看来，这代表了“历史思想的工业化”），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由个人头脑创造的……历史文献著作”的偏爱。[26]然而，可以说，在当前这一学科的发展阶段，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创作出令人满意的地图学通史。倘若马克斯·埃克特（Max Eckert）能在1921年提出这一观点，我们今天的共识就会拥有更坚实的基础。[27]像本《地图学史》这样的项目只有通过分工才能实现。还没有出现单个的学者具备必要广度的语言学和方法论技能以及学科背景（且没有普遍显露的民族主义偏见），能够独立撰写此书。对地图学通史而言，多作者的风险不应比现有关于科学、技术、天文学和音乐的专业著作，或者带给我们目前计划启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集体史著作更大。[28]

鉴于一个专家学者团队为共同目标工作具有现实可能性，《地图学史》通史的概念立即变得可行。不仅出于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如前面主张的，也考虑到现有一般性著作的不足，这样的概念都是充分合理的。[29]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是，迫切需要整合技术性和分析性越来越强，但却高度分散的各类地图文献。即便类型归属相同，在同一个地图学文化内，这些文献也常常被区别对待。例如，球仪和其他地理仪器被当作独立的制品予以研究，并在专业化的期刊上论述；天体制图常常被视作天文学而非地图学史的一支；水文制图（hydrographic mapping）史正被纳入航海科学（nautical science）史；而专题制图（thematic mapping）史会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专业期刊上撰述。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并不否认还有一个压倒性的理由，将这些类型重新整合到一个总体上关于地图的历史意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发展性叙述中。

也许可以说，对于这种一般性的综合，永远没有合适的时机。本《地图学史》肯定会暴露我们现有知识中的一部分差距与失衡。然而，它可以——也应该——充当整个学科未来发展的跳板。一个特别的目标是，随着其假设和研究重点的发展与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更广泛的思想潮流相一致，它将能够为增强对地图学史的兴趣做出贡献。

自1975年启动《地图学史》的初步规划以来，我们已欠下了将无法充分致谢或偿还的学术债务。给予我们慷慨的资金支持的研究基金会和其他机构，连同好些个人，我们已单独列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心，对形成多卷本历史著作的概念至关重要，并使得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小型机构，从整体上管理此项目。通过这一机构，我们已能够开展基本研究，举办研讨会和讨论，进行书目核对，并能彻底搜寻插图，倘若没有这些资源，这一切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要感谢我们所属的机构——埃克塞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工作所需的基础设施，还从1975年起批准了大量的研究假期，以便我们能够进行研究、写作和编辑。

芝加哥的纽贝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构思此项目时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是这里赫蒙·邓拉普·史密斯地图学史研究中心（Hermon Dunlap Smit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的主任，一直是这个项目的精神家园。其总裁兼馆员劳伦斯·W.汤纳（Lawrence W.Towner）从一开始就对此项目给予了热心支持。纽贝里图书馆赫蒙·邓拉普·史密斯地图学史研究中心现任主任戴维·比塞雷（David Buisseret）不断欢迎我们参加研讨会和讲座，并为《地图学史》的一些编辑会议提供了食宿。同样的，纽贝里的地图策展人罗伯特·卡罗（Robert Karrow）始终是整个项目书目知识的源泉。在书目研究问题上，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美国地理学会收藏（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Collection）的资源也证明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对其主任罗曼·德拉兹尼奥斯基（Roman Drazniowsky）以及图书馆馆长威廉·罗塞尔（William Roselle）帮助我们顺利解决诸多询问深表感谢。

在这种性质的合作工作中，我们最大的学术恩惠要归功于我们的顾问和作者同行。我们的编辑顾问委员会（Editorial Advisory Board）成员都发挥了远远超过名义上的作用，他们在各卷的初步规划、招募作者的艰巨任务，以及最近随着范围不断扩展，对各卷编排一系列结构变化的讨论中，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无比悲伤地记录下，我们早些年最宝贵的三位编辑顾问——玛丽亚·路易莎·里吉尼·博内利（Maria Luisa Righini Bonelli）、马塞尔·德东布（Marcel Destombes）和阿韦利诺·特谢拉·达莫塔（Avelino Teixeira da Mota）——没能活到看见此第一卷出版。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发现作者可以成为忠实的朋友，同时仍然是我们最严厉的批评者。在本卷中，他们同其他读者一道，对自己撰写以外的章节进行了自由的阅读和评论，我们毫不怀疑——虽然最终的责任在别处——文本已从迈克尔·康岑（Michael Conzen）、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Catherine Delano Smith）、D.R.迪克斯（D.R.Dicks）、O.A.W.迪尔克（O.A.W.Dilke）、P.D.A.哈维（P.D.A.Harvey）、G.马尔科姆·刘易斯（G.Malcolm Lewis）、戴维·奎恩（David Quinn）、A.L.F.里韦特（A.L.F.Rivet）和阿瑟·H.鲁滨逊（Arthur H.Robinson）等人的建议中受益匪浅。由于我们努力进行了一系列编辑修改，好让具体章节的内容与本《地图学史》整体更为宏大的目标相一致，我们要对所有作者坚忍的耐心表示感谢。我们对作者个人的致谢，如同对其他贡献者的一样，都记录在每章的第一个脚注内。

在资金支持下，随着本《地图学史》的内容和复杂性的增加，我们也有幸与工作人员合作，他们的效率和认真防止了这艘船在通信和脚注的岩石上触礁沉没，并且至少在早期，避免了遭受文字处理软件的奥秘所带来的挫折。主办公室在麦迪逊，自项目正式启动以来，莫琳·奥赖利（Maureen Reilly）一直是这里的一座力量之塔。在书目核对与研究查询方面，我们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位科学史学家伊莱恩·斯特劳德（Elaine Stroud）持续到1984年6月的服务。之后，此项工作的大部分由朱迪斯·莱默尔（Judith Leimer）接手，并由加里·查珀尔（Gary Chappell）、马修·埃德尼（Matthew Edney）、凯文·考夫曼（Kevin Kaufman）、梁清良（Chingliang Liang，译者注：音译）和芭芭拉·韦斯曼（Barbara Weisman）予以协助。线图的设计和制作方面，我们想感谢威斯康星大学制图学实验室（Cartographic Laboratory）的奥诺·布鲁韦（Onno Brouwer）和詹姆斯·希利亚德（James Hilliard）。威斯康星大学纪念图书馆（Memorial Library）的馆际互借部门也提供了必要且高效的支持。

1984年1月，我们得以请托安妮·戈德勒斯卡（Anne Godlewska）担任项目副主任，虽然她的主要编辑责任是在未来的卷册上，我们却从她的热情，以及她为卷一出版所做的最后努力带来的新思路中获益匪浅。

埃克塞特（Exeter）、朱迪·戈顿（Judy Gorton）和丹尼丝·罗伯茨（Denise Roberts）处理了大量信件和打字手稿。地理系的研究生中，迈克尔·特纳（Michael Turner）和萨拉·威尔莫特（Sarah Wilmot）提供了许多颇有才智的研究辅助。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弗朗西斯·赫伯特（Francis Herbert）回答了不计其数的书目上的疑问。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地图馆（Map Library）和稿本部（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的工作人员，按照其惯例，以作者和编辑身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即便是单独一本书，也是作者、编辑和出版方之间的合作。鉴于目前这部《地图学史》的复杂性和篇幅长度，这样的关系已成为成功所特别必要的条件。因此，我们实在是感到幸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有着足够的信心来接受一部地图学通史的想法，并且，特别是在早期，许下了非常开放式的承诺。我们特别感谢现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主任艾伦·菲钦（Allen Fitchen）所给予的最初的支持和热情，并指引我们将提案变成合约。他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继任者芭芭拉·汉拉恩（Barbara Hanrahan）也同样积极且鼎力相助。在此书的设计和文字加工方面，如同在其他所有事务上一样，与出版社的合作都令人愉悦。

特别是当编辑们有家庭时，他们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随着本《地图学史》越来越多地侵占我们的私人生活——当它在餐桌上被讨论，作者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连我们年幼的孩子有时也会感受到编辑工作的痛苦。我们都应该感谢我们的家人，为他们在我们从事一项看似无休止的工作时给予的宽容、支持和爱。特别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写下这篇序言，也不会考虑后面的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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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完整的讨论见pp.24-26。

[2] 对此项目目标的描述，见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Project：A Note on Its Organization and Assumptions，” Technical Papers，43d Annual Meeting，American Congress on Surveying and Mapping，March 1983，580-89。

[3] “Une carte géographique n'est autre chose qu'une figure plane qui représente la surface de la Terre，ou une de ses parties.”J.L.Lagrange，“Sur la construction des cartes géographiques，”Nouveaux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Lettres（1779），161-210，引文见第161页。

[4] Leo Bagrow，History of Cartography，rev.and enl.R.A.Skelton，trans.D.L.Paise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C.A.Watts，1964），22；不过，巴格罗确实在同一页讨论了“chart（Karte）”一词的词源，该词也可指“地图”。针对其教科书，Gerald R.Crone，Maps and Their Maker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2d ed.（London：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1962），xi，也从与“地球表面”有关的角度定义了地图的用途。

[5] Cartographic Journal1（1964）：17.国际地图学协会（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在1962年采取的较早行动之一是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技术术语的标准化问题。该委员会于1964年正式成立，设有各国分委会，其中英国分委会在其Glossary of Technical Terms in Cartography，British National Committee for Geography（London：Royal Society，1966）中采纳了此定义。该定义以缩减的形式，略去了最后一段，被纳入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Technical Terms in Cartography，ed.E.Meynen（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73），至少在这一程度上，它代表了关于地图学范畴的一种国际共识。该词典的修订版正在编写中。

[6] 关于制图过程作为一种正式的传播系统这一概念发展的讨论，见pp.33-36及该处引用的参考文献。

[7] P.D.A.Harvey，The 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Symbols，Pictures and Survey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0），10.拉丁语词carta 源自希腊语的（chartes，papyrus）。哈维指出，我们在非欧洲语言中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大多数印度的语言中，指代地图的一词源自阿拉伯语的naqshah，但其附加的其他含义包括图画、一般描绘，甚至官方报告。中文里，图（tu）一词同样含混不清：除了指地图，它还可以指任何形式的绘画或图示。

[8] 关于此问题在史前背景下的讨论，见pp.60-62。在欧洲和地中海早期的识字社会中，该问题依然存在，对于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此问题尤难解决——希腊语中，最常用于指代地图的两个词是periodos 和 pinax ——并且在拉丁语中，forma 也可指形状。在某种程度上，该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意大利语中，由于carta 有不同含义，Osvaldo Baldacci生造了geocarta 一词；他在过去几年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便用的是这一新词。尤其，这是Baldacci于1978年在罗马创办的Geografia 杂志的关键词，创办此杂志的研究所为先前由罗伯托·阿尔马贾（Roberto Almagià）领导的同一间。geocarta 一词的创造是为了明确carta 的内容（geo代表地理一词），从而避免与一种纸面文件carta 相混淆。不过，正如我们在此序言中所断言的，地图学史学家们并不只是研究地理图。

[9] 全卷通篇不断有这样的例子。

[10] Mircea Eliade，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trans.Willard R.Trask（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vol.1，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7 and n.4，指出文化史上普遍存在此问题。有了地图，就可以与其他类别的物品进行类比，这些物品早在历史记录中出现指代它们的特定词汇之前就已存在——且考古记录表明其存在。当然，这适用于所有的史前物品；但从古典时期起，例如，自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起就有路线图被保存下来，而itinerarium 一词却最早出现于维吉提乌斯（Vegetius）的著作，写于公元383年以后，且据我们所知，没有与之对应的拉丁语词或短语。感谢O.A.W.Dilke提供此例。

[11] 在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London，1755）中，塞缪尔·约翰逊将地图定义为“根据经纬度勾画陆地与海洋的一种地理图画”。

[12] 拓扑学作为一个数学分支的地图学意义，由Naftali Kadmon，“Cartograms and Topology，”Cartographica19，nos.3-4（1982）：117通过历史实例做了讨论。又见Carl B.Boyer，A History of Mathematics（New York：John Wiley，1968）；Klaus Mainzer，Geschichte der Geometrie（Mannheim：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1980）；或Nicolas Bourbaki，Eléments d'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new ed.（Paris：Hermann，1974）。

[13] 地图学一词源于晚期希腊语中所用的chartes 一词，意为一张纸或莎草纸，即后世地图绘于其上的材料。更多文献记录见p.12。

[14] 事实上，其中一些活动——勘测、摄影测量（photogrammetry），特别是遥感——已变得越来越独立，有自己的文献和各自的国际组织。另一方面，联合国采用的地图学定义非常宽泛：“地图学被认为是编制各种类型的地图和海图的科学，包括从原始勘测到最终印制副本的所有操作”；Modern Cartography：Base Maps for World Needs，document no.1949.1.19（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1949），7。Glossary，11（note 5 above）中指出，英国的实践将土地和水文的勘测及摄影测量排除在地图学领域外；类似的，在奥地利和德国，给地图学的解释更为狭义：例如，见Erik Arnberger，“Die Kartographie als Wissenschaft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Geographie und Geodäsie，”in Grundsatzfragen der Kartographie（Vienna：Österreichische Geographische Gesellschaft，1970），1-28；Günter Hake，Der wissenschaftliche Standort der Kartographie，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der Fachrichtung Vermessungswesen der Universitat Hannover，no.100（Hanover，1981），85-89；和F.J.Ormeling，“Einige Aspekte und Tendenzen der modernen Kartographie，”Kartographische Nachrichten28（1978）：90-95.The Multilingual Dictionary（note 5）对同勘测、摄影测量编图（photogrammetric compilation）和一般印刷的方法、工艺更具体相关的术语均不予考虑。遥感与摄影测量如今已有其自己的对应词典：George A.Rabchevsky，ed.，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Remote Sensing and Photogrammetry（Falls Church，Va.：American Society of Photogrammetry，1983）。

[15] Arthur H.Robinson and Barbara Bartz Petchenik，The Nature of Maps：Essays toward Understanding Maps and Mapp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19.Phillip C.Muehrcke，Thematic Cartography，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no.19（Washington，D.C.：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2），1.

[16] 有些作者仍然宽泛地把它们用作同义词。现在普遍认为，“历史地图学”是为了当前根据历史数据编绘地图的实践而保留的：相关讨论见R.A.Skelton，Maps：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ir Study and Collect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62-63；David Woodward，“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A Suggested Framework，”American Cartographer1，no.2（1974）：101-15，esp.107-8；Michael J.Blakemore and J.B.Harley，Concept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A Review and Perspective，Monograph 26，Cartographica 17，no.4（1980）：5-8。

[17] 尽管有几例著名先例将通史局限于大体上的欧洲视角，我们还是这样做了。例如，见Charles Singer et al.，eds.，A History of Technology，7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4-78），vol.1，From Early Times to Fall of Ancient Empires，vi 为这一行动方案提出的论点。又见J.H.Clapham and Eileen Power，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7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1-78），vol.1，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v，and vol.4，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ed.E.E.Rich and C.H.Wilson，xiii-xiv，其中，“毫不妥协的欧洲”方式被合理化，因为“坚信由此产生的世界经济在激励、组织和其关注点上都曾是欧式的”。虽然地图学史有时据这些假设而书写，但我们让亚洲发展以其自身方式记述，以试图保持一种平衡。

[18] 不过，我们的意图是要避免制造（尤其在后面各卷中）一种被别处所形容的仅仅是“装订在同一封面内的不同国家历史的合集”：George Clark，“General Introduction：History and the Modern Historian，”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79），vol.1，The Renaissance，1493-1520，ed.G.R.Potter，xxxv。

[19] 卷二论述的是亚洲社会传统时期的地图学。

[20] 对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见Gordon Leff，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University：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69），130-51。又见Fritz Schalk，“Über Epoche und Historie，”part of “Studien zur Periodisierung und zum Epochebegriff，”by Hans Diller and Fritz Schalk，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Mainz，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Klasse（1972）：150-76。分期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也很突出；例如，见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ed.Tom Bottomore（Oxford：Blackwell Reference，1983），365-68。

[21] 更极端的观点是Otto Neugebauer，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2d ed.（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 Press，1957），3，如在“数学和天文学史中，分作古代和中世纪的传统政治史划分毫无意义”，这样的观点在地图学上未被接受。为本《地图学史》之目的，我们也没有采纳Ulrich Freitag 按各传播时代对地图学史所做的有趣划分：Ulrich Freitag，“Die Zeitalter und Epochen der Kartengeschichte，”Kartographische Nachrichten22（1972）：184-91；又见Ulrich Freitag，“Zur Periodisierung de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Thailands，”in Kartenhistorisches Colloquium Bayreuth '82：Vorträge und Berichte（Berlin：Reimer，1983），213-27。对地图学史分期的近期讨论，另见Pápay Gyula，“A kartográfiatörténet korszakolásának módszertani kédései，”Geodézia és Kartografia35，no.5（1983）：344-48。

[22] 见pp.28-29。

[23] 最具说服力的是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vol.3，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24] 这种做法被描述为“很容易变成一本图录，对一幅接一幅地图的一组描述”；Harvey，Topographical Maps，7（note 7）。

[25] 例如，以北美为例，将不会对柏林、伦敦、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制图者如何描绘其不同区域做详细回顾；譬如，将不会有章节详述将加利福尼亚表现为一座岛屿的历史。这样的主题已得到了广泛描述，其中一些可能会在适当的卷册中构成对这些欧洲国家的制图或地图行业研究的一部分。

[26] Arnold 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12 vo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61]），1：4-5.另见E.A.Gutkind，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ity Development，8 vols.（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4-72），vol.1，Urban Development in Central Europe，10-11中陈述的观点。

[27] Max Eckert，Die Kartenwissenschaft：Forschungen und Grundlagen zu einer Kartographie als Wissenschaft，2 vols.（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21-25），1：26.“Als ein grosser Mangel ist in der geographischen Wissenschaft das Fehlen einer Geschichte der Karte und damit eine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empfunden worden.Sie dürfte bis auf weiteres noch kaum geschreiben werden.Die Zeit scheint noch nicht reif dazu zu sein.Es fehlen noch zu viele Vorarbeiten.”（地图史的缺失及相应的地图学史的缺失，被认为是地理学的一大缺陷。这部历史可能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被书写出来。时机似乎尚不成熟。太多初步研究都还欠缺。Guntram Herb译，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8] 对我们的设计产生特别影响的著作中，以下是最接近我们意图的：René Taton，Histoir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3 vols.in 4 part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7-64；English edition，History of Science，trans.A.J.Pomerans，4 vol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366）；Singer et al.，History of Technology（note 17）；and 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10 vo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82）。无论是方法论还是实质上，我们都对剑桥史系列深表谢意：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orig.1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4-39）；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orig.8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1-36）；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orig.13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2-10）。进展中的类似著作中，可注意的是多卷本的General History of Astr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9] 见pp.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