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会需要、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的现实表现，决定了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状况，而稳定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一旦形成，又会对当时的社会治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治理作为一种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个治理思想与治理制度不断互动并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社会治理思想的高度决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程度。

近年来学界聚焦于当代治理实践，围绕社会基本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既有研究忽视了对隐藏于其后的社会治理思想的深入探究，亦未能从文化传承维度对当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深层根源进行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源，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深厚的文化之基。建党一百多年以来的奋斗实践也一再证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时空纵深，而且为我们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面临诸多全新挑战与未知风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对先秦社会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实现创新发展，全面纾解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本书围绕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对先秦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先秦诸子经典著作的阅读分析，结合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基本问题，我们发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诸子在理论上提出了一整套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学说，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社会治理思想。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紧扣社会治理风险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关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哲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和基本问题，围绕目标、方法、原则与标准这一逻辑主线，对先秦诸子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

研究发现，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以“与民同乐”为目标、以“正名复礼”为方法、以“仁心仁政”为原则、以“有耻且格”为标准；墨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兴利除害”为目标、以“以利导民”为方法、以“兼爱相利”为原则、以“互利互惠”为标准；道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以“为腹为安”为目标、以“结绳而用”为方法、以“无为而治”为原则、以“安居乐俗”为标准；法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以“霸王天下”为目标、以“以法治众”为方法、以“抱法处势”为原则、以“令行禁止”为标准。进一步说，虽然古人并无自觉的社会治理的问题意识，但其思考却都深刻地触及了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本书中所谈的几个思想流派，均给出了一个社会治理的蓝图，如儒家强调“仁礼并重，以仁奠基”，墨家强调“兼爱相利，顺从天志”，道家强调“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法家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些社会治理蓝图，不仅可以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也可以为全面纾解当代社会风险提供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朴智慧。

综合来看，本书针对先秦社会治理思想本身，通过对先秦诸子著作进行全面的研读与分析，沿着目标、方法、原则与标准这一逻辑主线，系统构建了先秦诸子社会治理思想体系，拓宽了先秦诸子哲学研究的视域与路径。与此同时，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本研究试图在对传统研究范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挖掘思想资源，以建构一种别开生面的、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从学术专著层面探究这一领域的全新角度，对于从思想层面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治理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本书第一章至第七章由高延飞撰写，提纲、整体结构由胡月审定把关。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