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牵扯多个利益攸关方，涉及多个功能性领域，其复杂性决定了相关研究的多样性，作为英国脱欧的重要议题之一，自公投之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初期研究主要围绕英国脱欧给北爱尔兰地区和平、英国外交关系以及爱尔兰统一等问题制造的不确定性展开讨论。随着英国脱欧谈判进程的不断推进，研究问题更加具体，对于地区多层治理和地方政党政治的讨论逐渐丰富。自1973年英国和爱尔兰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至今，关于欧洲一体化和北爱尔兰问题的学术讨论成果丰硕、卷帙浩繁。本部分聚焦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问题的实际影响，探索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学术关切，以研究主题为轴，梳理中外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中外学者理论观点。

一 英国脱欧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

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边界问题造成的最突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打破了欧盟倡议下五十年间各方在爱尔兰岛共同建立起来的和平生态，导致北爱尔兰地区和平的规则受到挑战，合作受到限制甚至面临停滞和倒退的风险。欧盟在北爱尔兰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聚焦“欧洲维度”分析北爱尔兰地区和平问题的文献相对比较丰富。

（一）欧盟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的重要角色

阿德里安·盖尔克（Adrian Guelke）在其2017年发表的文章中突出了欧盟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言及北爱尔兰与大不列颠不同的欧洲利益现实——前者是欧盟政策的受益者而后者是欧盟财政的贡献者，英国脱欧将会影响到欧盟对北爱尔兰地区和平的援助项目。同时，他认为可能出现的“硬边界”是和平进程的倒退，南北边境人员流动受阻，地区经济也将遭受打击。在其看来，英国和爱尔兰之所以能够投入时间和财力解决和平问题，两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1]

凯蒂·海沃德（Katy Hayward）和玛丽·墨菲（Mary Murphy）认为，欧洲一体化为南北爱尔兰跨境合作的去政治化和正常化创造环境，脱离这一环境后不仅具体合作受阻，其象征性和政治性都将更为敏感。欧盟成员国的共同身份意味着英爱两国在其未来发展中抱有共同的愿景，在公共政策的目标和行动上能够达成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爱尔兰参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建设的合法性。信息的匮乏导致北爱尔兰民众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态度与当地联合主义和民族主义族群争端有所重合，而在英国脱欧之前，这一分歧并未深入触及主权、统一、宪政等问题。边界的开放、自由的流通、资金的支持为爱尔兰岛的和平进程提供了经济和物质基础，这些都来自欧盟的重要影响。[2]乔纳森·史蒂文森（Jonathan Stevenson）则认为欧盟试图通过构建欧洲身份化解冲突，同时《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淡化了主权，若没有超国家因素存在，北爱尔兰族群分歧无从解决。[3]

凯茜·格尔莫雷—希南（Cathy Gormley-Heenan）和亚瑟·奥吉（Arthur Aughey）称北爱尔兰的政治稳定并不完全取决于各方提出的政治安排，各方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以及欧盟提供的稳定环境才是关键。两位学者将这些政治安排比作就地取材堆砌起来的“干石头墙”（dry stone walls），没有泥浆填充固定，具有偏差性和不规律性，可能导致功能失调，《贝尔法斯特协议》亦被视为其中之一。《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是“将边界问题暂时移出爱尔兰政治”，是给爱尔兰政治降温的过渡办法（modus vivendi）。[4]

《贝尔法斯特协议》能否有效存续是北爱尔兰地区能否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约翰·多伊尔（John Doyle）和艾琳·康诺利（Eileen Connolly）认为，即使该协议的文本无法完整保留，该协议核心精神仍然不可或缺，比如应避免产生“硬边界”等任何分离的象征，英国和爱尔兰对北爱尔兰问题的密切关注为寻求实用方案制造了可能。同时，两位学者强调了欧盟同《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特殊联系。虽然欧盟并未作为协议方直接参与协议的制定，但该协议的南北部长级委员会在一些方面以欧盟理事会为模型以防止联合主义者独霸一方。爱尔兰公民作为欧盟国家公民的在英权益问题以及阻碍南北流通的硬边界问题均是两位学者对后脱欧时代《贝尔法斯特协议》执行情况关心的话题。[5]

贾达·拉加纳（Giada Lagana）在其著作的《欧盟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对欧盟的北爱尔兰和平建设战略思想进行分析，提出“战略元治理”（strategic metagovernance）的概念，认为欧盟以“元治理”模式，通过加强软实力建设和多层次经济建设，实现从应对冲突向建设和平、从中心化向去中心化的转变，目标在社会各层面建立起全面和平。欧盟在北爱尔兰实施的“元治理”模式所构建的政策网络不断淡化强调爱尔兰边界的分离原则，这些政策网络促进各方不同形式的互动，并未对当地政治等级（political hierarchy）和国家边界（state boundary）造成威胁，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依然是主要行动主体。此外，拉加纳围绕“元治理”进行了历史实证分析，阐述了该模式的发展路径：欧盟通过欧洲议会等机构，为跨境政府间交流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欧共体1984年发布《哈格若夫报告》将北爱尔兰冲突问题国际化；欧盟委员会通过社会经济援助项目平衡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繁荣和稳定之间建立联系。这一研究突破了将欧盟单纯视为外部参与者的传统视角，明确了欧盟跨境联动、自下而上协同治理的和平建设战略。[6]

（二）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的消极影响

学术界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部分学者将责任归咎于保守党内部的疑欧派，认为疑欧派主导的英国脱欧进程激起了北爱尔兰当地族群之间的对抗，无益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发展。费格尔·科克伦（Feargal Cochrane）回顾英国脱欧始末，认为北爱尔兰边界问题在脱欧前期活动中失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布莱尔和梅杰等“留欧”政客的言论反而助长了民主统一党（DUP）的强硬态度。他将英国脱欧视为制造北爱尔兰内生争端（endogenous conflict）的外部因素（exogeneous factor），致使联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沉渣泛起。北爱尔兰地区的和平成果，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贝尔法斯特协议》等国际机制建立起来的政治互信以及欧盟和平项目和单一市场带来的经济利好，而英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一系列努力成果。[7]

国内学者梁跃天持相似观点，对欧盟与北爱尔兰地区和平进程的历史关系进行阐释，以1973年英国和爱尔兰共同加入欧共体为时间起点，回顾了欧盟的区域政策沿革，并通过欧盟INTERREG和PEACE项目等具体跨境合作案例，对以经济投资促进地区发展、化解族群冲突的欧盟和平建设机制的成果和意义进行评述，认为“自下而上”原则指导下的地方合作对于化解北爱尔兰政治矛盾具有重要价值，而英国保守党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脱欧决策将对北爱尔兰地区和平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可能引发新功能主义者提出的“溢回效应”（spill back）。[8]

多伊尔和康诺利认为英国脱欧揭开了地区冲突的“封印”，使得“这头禁锢已久的危险猛兽可能再次苏醒”。在英国和爱尔兰加入欧盟之初，欧盟将爱尔兰边界冲突视为英国内部问题，并未予以干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欧盟成员国之间人员、货物、资金等流通更加紧密，共同外交和防务趋势渐显，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的边界亦越发明显。英国脱欧背景下，欧盟将北爱尔兰和平问题作为其外部边界的安全问题，对爱尔兰提供支持。北爱尔兰地区和平有三个重要前提——开放的边界、渐进的改革以及未决的融合。英国脱欧加深了北爱尔兰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裂痕，联合主义者试图切断或阻碍南北新功能合作，民族主义者则可能放弃渐进手段，而积极寻求统一，这无益于抑制冲突。[9]国内学者王磊和曲兵同样认为，“硬边界”是爱尔兰岛南北分治的象征，“经济边界”有演变成为“军事边界”的可能。[10]

肖恩·布伦南（Sean Brennan）的研究聚焦于联合主义者的分支之一阿尔斯特忠诚主义者与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地区造成的安全影响，认为阿尔斯特忠诚主义准军事力量虽然经过“遣散”（demobilisation）、“裁军”（disarmament）和“重组”（reintegration）实现了表面的“停火”，但准军事力量并未完全消失，忠诚主义“武士政权”（warrior regimes）试图为自身的政治暴力正名，并获得民主统一党甚至英国政府等政治力量的支持。他们支持英国脱欧，主张切断南北爱尔兰联系，要求夺回主权。而这里的主权是指阿尔斯特的主权（布伦南称之为“非法主权”），忠诚主义的“武士阶级”可能采取行动捍卫其领土、保留其身份、维护其主权。[11]

二 英国脱欧与北爱尔兰地方政治

英国脱欧本是一场保守党出于政治较量而发起的赌注，成为英国各政治党派之间进行博弈的重要议题。政党博弈左右着英国脱欧的走向和进度，而英国脱欧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党的极化和分裂。北爱尔兰联合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割席”的地方政党尤为如此。由于英国脱欧与南北边界和统一问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已成为北爱尔兰地方政党之间对抗博弈的新工具。随着北爱尔兰问题逐渐成为英国脱欧议题的核心，北爱尔兰地方政治动态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英国脱欧与北爱尔兰政党

尼尔·奥多查泰格（Niall Ó Dochartaigh）对英国脱欧期间北爱尔兰的政治动态展开分析，认为脱欧促进了非联合主义政党的联盟。除阿尔斯特统一党（UUP）在脱欧公投后从“留欧”阵营回归反对割裂北爱尔兰和大不列颠的联合主义同盟，其他包括新芬党、联盟党、社会民主工党以及绿党在内的民族主义政党和中立政党在脱欧问题上达成一致，要求同爱尔兰共和国保持紧密联系，并公开支持或默许北爱尔兰与其他英国地区的“不同待遇”。这是联合主义政党在经历了北爱尔兰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失利后面临的现实挑战。虽然根据抗特计算法（D'Hondt method）[12]规则，联合主义政党尚能够在北爱尔兰议会中保证一定议席数，然而北爱尔兰议会依然采取简单多数投票制，这意味着联合主义政党若在宪政敏感问题上固执己见，可能在议会中屡遭沉重打击。同时，联合主义政党虽能够利用“关注请愿书”（petition of concern）否决非联合主义联盟提出的政策，但在奥多查泰格看来非必要的滥用行为会使其失去越来越多的支持。[13]

在2019年5月举行的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选举中，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巩固了各自的选举地位，而温和派联合主义政党阿尔斯特统一党和温和派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SDLP）选票流失，跨族群中立政党支持率上升。丽莎·克莱尔·惠顿（Lisa Claire Whitten）认为此次选举反映了北爱尔兰民意的变化，其对此次选举结果的分析显示，地方政党相互妥协恢复共治的前景不佳，权力下放政府的停摆和北爱尔兰问题在脱欧谈判中的核心地位是此次选举民意变化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14]

曲兵梳理了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UP）干预英国脱欧谈判的动机、行为和原因。他认为天主教徒人口的增长、北爱尔兰议会选举失利、北爱尔兰无政府状态的僵局使民主统一党产生危机感，由此2017年英国大选为该党带来了机遇，使其能够发挥与自身规模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在脱欧谈判期间，该党对脱欧方案的条款进行直接干预、威胁撤销对保守党政府的支持、投票反对包含“担保协议”的脱欧协议。民主统一党的行为与其实用主义的欧洲政策有关，而北爱尔兰地区遭受区别对待使其对北爱尔兰的宪政地位和自身命运产生疑虑。[15]墨菲在其对民主统一党欧洲政策的历史研究中同样认为，虽然在欧洲一体化演进过程中联合主义者的对欧态度从“对抗”到“遵守”一度出现了态度的软化，但英国脱欧显示出该党对于所谓“英国主权”和“英国身份”的坚持相较于1973年英国入欧时并未发生改变，其倡导的自由市场原则模糊了其对欧态度。[16]

（二）英国脱欧与北爱尔兰族群

北爱尔兰地方政治的背后是当地联合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族群（第三股中立势力有抬头之势）之间的较量，北爱尔兰族群关系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地方政治的波动，因此部分关注英国脱欧的学者将研究对象对准北爱尔兰族群，探索族群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王新影的研究回顾了北爱尔兰族群问题的由来，发现该问题既有两大族群内部的历史渊源，同时也受到外部形势影响，即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地区边界管理、治理规则、贸易往来等带来的变化将对族群问题产生冲击。该研究认为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族群造成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溢出影响，前者体现在本已淡化的族群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再次加强，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族群间冲突，《北爱尔兰议定书》中的“同意机制”可能导致两大族群的政党力量之间激烈的权利竞争，北爱尔兰地区同英国其他地区的差异将强化族群的身份和国家认同并导致政治极化；后者体现在北爱尔兰族群的对立和冲突易推动英国国内分离主义运动，对海外分离主义势力具有示范作用，同时直接影响英国和爱尔兰外交关系的走向。[17]梅根·阿姆斯特朗（Megan A.Armstrong）等学者对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街边视觉艺术作品（包括涂鸦、壁画、海报等）传递的信息进行符号象征性分析，发现英国脱欧的极化影响在当地族群的分歧中得到体现。《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订促进了多样性政见的表达，其影响力渗透到北爱尔兰的政治和社会当中。这些相关的艺术作品中也反映了对于英国脱欧带来的未知情况的恐惧、投机、消极的态度。[18]

然而，部分学者亦提出不同的观点，史蒂芬妮·多恩施耐德（Stephanie Dornschneider）和杰尼弗·托德（Jennifer Todd）的研究中受访的北爱尔兰民众对于英国脱欧态度较为积极，不存在强烈消极的情绪，即使那些反对脱欧的、因脱欧导致利益受损的抑或是计划南下迁往爱尔兰的民众也有较为积极的观点。[19]巴利·奥康奈尔（Barry O'Connell）和麦克·梅代罗斯（Mike Medeiros）通过半结构化采访和民意调查对爱尔兰全岛部分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脱欧前后在身份认同和领土情怀的心理变化进行调查。两位学者的研究以社会身份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假设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族群间会产生偏见和歧视，社会认同是基于个体对自身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和非所属的“外群体”（Out-group）之间的倾斜比较产生的，族群间的偏见本应随着脱欧导致的政治动荡而加剧。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精英阶层（各地方政党受访代表）虽认为族群间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摩擦，但普通受访民众并未持有此类明显的观点，同时北爱尔兰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对爱尔兰的拥护（attachment）并未出现明显改变。奥康奈尔和梅代罗斯认为，北爱尔兰族群间自动乱时期产生的紧张关系虽然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得到缓和，但是其种族民族主义分歧已根植于北爱尔兰民众思想中，脱欧可能并不会影响当地民众对于领土问题的认知。[20]

北爱尔兰两大族群在许多政治议题上均展现出明确的政治态度和政策偏好，然而在部分议题上其内部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分歧，比如民族主义者在爱尔兰统一问题上的分歧。类似地，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联合主义者内部出现了主张“硬脱欧”和“留欧”的不同意见。为探知这一现象的缘由，约翰·考克利（John Coakley）以联合主义新教徒为研究对象，借助民意调查数据分析该族群的对英和对欧态度倾向，认为其“阿尔斯特”和“英国”身份定位并不清晰，其意识形态具有复杂性、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特征，从而形成“阿尔斯特忠诚主义者”（Ulster loyalist）和“阿尔斯特亲英派”（Ulster British）两种认知。[21]考克利将联合主义者内部关于英国脱欧产生分歧的可能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支持者和反对者是由于“观念”（perception）不同而非“价值”（value）不同产生分歧；二是受到族群内部宗教派别不同的影响。[22]

关于北爱尔兰地区族群身份认同，阿赫迈特·乔伊马克（Ahmet Çoymak）和艾玛·奥德威尔（Emma O'Dwyer）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两大族群身份认同的历史渊源，评估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年轻一代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认为，身份认同包含宗教认同和政治民族认同两个层面，虽然北爱尔兰两大族群的宗教认同和政治民族认同具有较高重合性，但在脱欧等政治问题上，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忠诚主义和共和主义作为极端联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相近概念表明政治或民族意识形态才是区分两大族群的关键因素。同时，乔伊马克和奥德威尔对社会身份认同理论（SIT）进行了批判，认为该理论并没有关注到各政治团体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多重身份的存在。英国脱欧使北爱尔兰两大族群丧失了建立共同身份的机会，要维持族群间脆弱的平衡，决策者必须尊重彼此差异，避免作出偏向某一方的决定。[23]

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M.Wilson）以南阿马（South Armagh）——爱尔兰边界地区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为期22周的民族志研究，探究欧洲化进程和脱欧对当地民众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民族主义支持者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民众普遍认为欧盟在当地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塑了族群身份认知，减少了族群冲突。此外，边境民众认为“欧洲身份”与其民族身份是共生关系，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且英国脱欧以后其“欧洲身份”的“工具性”不如以往强烈，英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欧洲身份”的重要性。[24]

三 英国脱欧与爱尔兰统一

由于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爱尔兰岛上的南北边界成为英国脱欧以后与欧盟之间唯一的陆上边界。脱欧谈判中南北、东西边界问题越发突出，北爱尔兰分离主义出现骚动，族群关系逐渐紧张，爱尔兰统一或出现新的转机，由此成为部分学者、政客、公众关注的重点。

（一）英国脱欧与爱尔兰边界

爱尔兰统一问题的实质是边界问题，而影响北爱尔兰民众在边界问题上做出选择的重要因素是身份认知。格尔莫雷—希南和奥吉总结了英国脱欧引发的三个边界问题：一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即英欧之间新的边界是“硬边界”还是“软边界”；二是位置划定的问题，即新边界是在爱尔兰岛上还是爱尔兰海上；三是民众的“心理边界”（border in mind）的定位问题。“心理边界”反映出的英国脱欧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身份认同、政党政治和宪政地位，而这三方面的影响又作用于北爱尔兰地区的政治稳定。[25]国内学者赵志朋同样认为边界问题与英国脱欧后产生的经济动荡、政治波动和暴力骚乱共同促进了北爱尔兰地区原本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耦合，这使英国脱欧与北爱尔兰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相互纠缠。[26]

蕾妮·凡·阿不思伍德（Renée Van Abswoude）与罗特杰·德弗里斯（Lotje de Vries）基于德里郡的具体实际，分析了英国脱欧对爱尔兰边界和当地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认为身份认同是边界引发的思想活动，而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他者化”的过程。民众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真实的和想象的社会边界。英国脱欧增加了“硬边界”产生的可能性，这使德里郡的爱尔兰人加强了自身的民族认同，并产生了重回英国治下作为“二等公民”的“复发恐惧”（fear of Repetition）。同时，两位学者发现英国人中出现两个群体，一个是支持脱欧的少数群体，他们中出现了担心爱尔兰统一后无所适从的“消亡恐惧”（fear of Extinction），另一个是与“英格兰人”相区分的当地群体，该群体大都承认“欧洲身份”。爱尔兰边界的未知性加重了社会和政治的极化。[27]

盖尔克对爱尔兰独立至英国脱欧以来“民族自决”（national determination）的内涵变化进行了梳理。在北爱尔兰建立之初，族群（ethnic group）是民族自决的主体，即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二战”以后，“民族自决”逐渐转变为“人民自决”，而此处的“人民”被简单界定为“故土的居住者”（inhabitants of a preexisting territory），使得这一边界内涵成为动乱时期促生爱尔兰统一思想的动力之一。冷战结束后，民众对领土割裂的厌恶感减弱，领土的划分就像治理模式一样需要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在《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同意原则”中得到体现。英国脱欧对于民族自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社会对新国家的建立和承认持保留态度以及将国家主权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主张。盖尔克认为英国的例子自身具有一定的矛盾，欧盟成员国身份反而有利于英国的政治统一，这与欧盟长期反对其境内分离活动有关。[28]

除身份认同，边界问题相关的另一个侧面是国家主权问题，具体到英国实际既包括领土主权，也包括议会主权。墨菲认为“对于主权概念的沉迷”塑造了英国宪政，而英国政府和北爱尔兰人对于主权的理解有所差异，英国脱欧暴露出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对于《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北爱尔兰“后主权”（post-sovereign）特点理解的有限性，破坏了英国权力下放制度和英爱双边关系。北爱尔兰政府停摆以后，权力下放未得到有效保障。英国脱欧重提主权等传统概念，与不对称的权力下放格格不入，同北爱尔兰共享主权的制度理念更是显得方枘圆凿。[29]

康诺利和多伊尔认为，英国脱欧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爱尔兰边界问题上强烈反对“硬边界”的态度和对爱尔兰共和国的公开支持，标志着国际社会关于北爱尔兰主权问题态度的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前默认英国对北爱尔兰享有主权，到《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搁置主权争议，赋予北爱尔兰民众关键决定权，再到脱欧以后偏向爱尔兰的表态。同时，相关民调显示爱尔兰民众和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呼声上涨，这使两位学者对爱尔兰统一前景持乐观态度。[30]

（二）英国脱欧与爱尔兰统一前景

英国脱欧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民众对爱尔兰统一的呼声上涨，吸引一些学者围绕爱尔兰统一问题进行民调研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部分学者认为民众对于爱尔兰统一的态度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仍然保持较低水平，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支持统一的民众已经近半，大部分民众支持“在近五年里”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31]

此外，一些学者开始设想可能的爱尔兰统一模式。约翰·加里（John Garry）等学者提出两种爱尔兰统一模式：一是北爱尔兰完全并入爱尔兰共和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体；二是北爱尔兰继续作为一个权力下放地区，如同在英国境内一般，组建权力共享政府。该研究通过组织“一日公民议会”，基于讨论前后的民意调查开展定量分析，对参与者的相关表态开展定性分析，以探知北爱尔兰地区民众对两种爱尔兰统一模式的态度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充分讨论以前权力下放模式获得更多支持，经过讨论交流两种模式支持率相当，新教徒群体的变化尤其明显。该研究虽不能准确预测爱尔兰统一的可能性，且未将政治和媒体宣传等影响因素考虑在内，但为政界和学界了解民众心理提供了参考。[32]

为了了解民众对于爱尔兰统一实施路径（比如统一公投）的看法，艾伦·伦威克（Alan Renwick）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开放征询（open consultation）的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发现，民族主义者相较于联合主义者更关心统一问题，约占受访者的64%，团队认为这与后者反对统一的态度有关，故不愿接受征询，同时还有相当数量没有表明族群身份的受访者对公投问题的讨论关心有限。大部分受访者更关心统一问题本身及其后果，思考统一实现路径（比如在什么情况下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会允许公投）的受访者仅占极少数，他们关注的信息包括公投的权利、公投的门槛以及是否召集相关的公民议会对统一问题进行讨论。此外，研究表明受访者对于统一问题态度较为消极，但并未出现顽固极化的观点。[33]

关于政党在爱尔兰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奥多查泰格通过分析北爱尔兰政治环境的变化，认为在政党层面，民意的不确定性使联合主义政党在统一公投问题上态度更加谨慎，这与此前民众对于“留英”的广泛支持让民族共和主义政党在统一公投方面相对保守的情况有所不同。[34]

关于统一问题背后的政治策略，尼古拉·麦克尤恩（Nicola McEwen）和玛丽·墨菲运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的“退出（Exit）、呼吁（Voice）、忠诚（Loyalty）”理论框架对北爱尔兰地区以及苏格兰地区脱欧后的独立行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再进入”（Re-entry）的概念进行探索。根据赫希曼的主张，当“退出”具有较大可能，“呼吁”作为影响策略使用的概率就会降低；反之，如果“呼吁”的途径较为丰富，对于“退出”的刺激也会减小。在两者中做出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忠诚”，“忠诚阻碍退出，促进呼吁”。往往“退出”是公民个体行为，而“呼吁”是国家或地区的群体行为。[35]两位学者认为赫希曼的商业理论在国家领土问题的讨论中同样适用，并可以用之探究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为在英国脱欧谈判中施加影响而威胁独立策略的有效性。研究认为，北爱尔兰具有明确的“退出”法律途径——《贝尔法斯特协议》，然而其内部存在的族群分歧，即忠诚对象的不同，对“退出”和“呼吁”两种策略均形成了约束，同时北爱尔兰权力下放政府的停摆也使北爱尔兰无法像苏格兰一样在独立问题上以官方立场统一发声。[36]

英国脱欧后出现了部分英国公民争相申请爱尔兰护照的现象，公投结束后的第一个周一北爱尔兰邮政接收的护照申请达4000份，是平日数量的约20倍。帕特里夏·伯克·伍德（Patricia Burke Wood）和玛丽·吉尔马丁（Mary Gilmartin）对相关的媒体报道进行调查并梳理了爱尔兰公民身份的发展历程，根据护照申请者对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的不同理解将其划分为两个群体类别——实用世界主义者（pragmatic cosmopolitanist）和民族辩护者（ethnic apologist）。前者的民族身份认知具有流动性，他们会根据生活方式的便利策略性地选择国籍，比如申请爱尔兰护照是为了在英国脱欧以后方便前往意大利探亲；后者则认为英国脱欧激起了自身的民族自豪感，属于滞后的民族认同。两位学者认为公民身份可以理解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英国脱欧制造的不确定性使复杂的爱尔兰身份保留了一定的策略性。[37]

变更国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出公民身份认同的变化，《贝尔法斯特协议》赋予了北爱尔兰地区民众调整和改变身份的灵活性和合法性。迈克尔·卡纳万（Miceal Canavan）和奥古詹·图尔科格鲁（Oguzhan Turkoglu）对脱欧后北爱尔兰地区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进行研究。该研究理论基础源自认同控制理论（identity control theory）假设——身份“是动态且变化的”，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变化并不明显且缓慢”[38]。卡纳万和图尔科格鲁认为在特定情况下，身份的含义和地位也可能发生不连续的变化，在族群冲突中形成的身份认同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观点和行为。冲突经历的影响在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阶段（特定年龄阶段）尤为突出。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政治观点的习得与其成长环境有一定关系，而这个过程被称为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39]基于该理论逻辑，两位学者就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新教和天主教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其身份认同与冲突经历存在联系。在新教徒群体中，经历过北爱尔兰族群冲突的群体，其英国身份和爱尔兰身份之间存在“持久距离”（durable distance），故不易发生身份改变。相比较而言，没有经历过冲突的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可塑性较强，存在英国身份向爱尔兰身份转变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英国脱欧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两个群体中未见差别，由此推断新教群体中的身份认同变化主要影响因素依然是族群冲突的记忆，而非脱欧公投制造的分歧。[40]

四 北爱尔兰与英国—欧盟—爱尔兰外交关系

201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20周年之际，英欧之间在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上尚未敲定具体解决方案，部分学者对南北爱尔兰跨境合作、《贝尔法斯特协议》存续、英爱未来关系面临的挑战进行评估。[41]北爱尔兰问题作为英国脱欧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方面是后脱欧时期英欧关系发展的晴雨表，更是影响英爱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直接影响到英国同包括爱尔兰在内的欧盟之间的关系走向；另一方面也间接暴露出英国和欧盟在利益界定和政策倾向上的分歧和困境。由此，出现了一批以脱欧进程中北爱尔兰问题为切入点研究英欧关系的文献。

英国脱欧迫使英国和爱尔兰重新审视自身的国家身份、调整外交政策，而北爱尔兰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王展鹏和张茜将脱欧作为重要时间节点，认为其导致北爱尔兰族群分歧加剧，制造的不确定性给地区冲突留下隐患，使爱尔兰统一问题再次引发关注，这些都是爱尔兰借助“后民族国家”方案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面临的复杂挑战。能否摆脱南北爱尔兰的历史束缚、淡化身份政治的对立是实现国家身份“进步性转型”的关键。[42]

墨菲对爱尔兰的脱欧应对策略进行研究，认为英国脱欧对爱尔兰协调对欧和对英关系造成挑战，而爱尔兰采取“寻求（欧盟）掩护”（seeking shelter）和“周旋”（hedging）的战略取得一定的成功，使其发挥了与自身体量不等的影响力，并维持了英国脱欧的秩序，将脱欧对爱尔兰边境贸易和北爱尔兰地区和平的影响最小化。[43]此外，墨菲还主张爱尔兰和欧盟的联合出于应对英国脱欧带来的经济、政治、宪政甚至存续的风险的需要。脱欧可能会导致国家层面上“欧洲化”进程受到挑战，减弱英国和爱尔兰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欧洲化”力度，但这一“撤离”（disengagement）而非“去欧洲化”（de-Europeanisation）进程并不会对英爱两国关系中已有的欧洲化元素造成影响。英国脱欧衍生的一些外部因素，比如北爱尔兰地区动荡，也可能会在爱尔兰国内引发对欧盟的不满，从而进一步影响爱尔兰对欧盟政策的支持，寻求弱欧洲化模式（thinner forms of Europeanisation）。[44]

英国国内对北爱尔兰脱欧后经济和宪政地位的不满，使英国和欧盟之间难以实现稳定的平衡关系。[45]曲兵和王朔总结了脱欧谈判中英国和欧盟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主要分歧——英国强调主权，欧盟关注安全；英国寄望未来，欧盟立足当下；英国在意“关税”，欧盟关心“监管”；英国偏好“临时”，欧盟要求“长期”。此外，两位学者指出“脱欧”变“拖欧”的根源所在——英国决策效率的低下、英欧政治互信的缺乏、治理政策路径的差异、自身利益争夺的激化。[46]

英欧围绕北爱尔兰问题的谈判几度陷入僵局，尼尔·杜利（Neil Dooley）对英国和爱尔兰的谈判策略开展比较研究，研究主要依据参与谈判的两国政客访谈内容，最终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认为爱尔兰采取的策略是审慎的，相反英国的策略“缺乏共识”“不切实际”“后知后觉”。[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