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学术研究要顺利开展，首先必须弄清研究对象的具体范围。比较简便的做法是将其放在由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构成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与定位。

本书题为“20世纪域外文论本土化机制研究”，所标示的时间轴是“20世纪”。这一看似简单的时间概念，却包含着较为复杂的思想内涵，我们还需从“时间—历史”维度略作辨析。一方面，众所周知，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连续体，“世纪”仅仅是一种计量单位，任何语境与地域（空间）中的“20世纪”都不可能是绝对化的独立单元，就中国的20世纪来说也是如此，它与此前、此后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诸多关联。另一方面，正如福柯将革命性的“中断”概念引入历史连续性之后所揭示的那样，历史也并非线性发展，是一段一段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体系，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成为构成话语的规则；17世纪的古典时代，“表象”成为构成话语的规则；现代的认识体系则以“人”为中心，“这些相继出现的认识体系，它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福柯用中断把它们隔开。每个认识体系都产生了相应的话语及实践”。[1]本书之所以用“20世纪”这一时间划界，正是为了凸显研究对象大体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历史及文化背景。毕竟，在这一百来年间，中国全方位地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巨大变化——恰如大河改道，在奔涌前行的进程中不断地纳新汰旧，沉淀新的河床并开拓出新的流域——形成了新的认识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话语及实践，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特征。

同样，本书用来定位研究对象的空间轴是“域外”，但“域外”只能在与“域内”的彼此对峙中确立。而此处的“域内”当然是以研究主体——本书内容的设计者与参与者——之国族身份为评判依据的“中国”。这里的“中国”既指某一地理空间，也指某种族群、语言以及文学、文论和文化空间等。这些因素显然都不处于静止状态，它们各有自己的演进历程。与此相对的“域外”就是中国之外，我们习惯称之为国外或外国。就20世纪以来“域外文论”传入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外文化的不同特性而言，此处的“域外”又可以细分为欧美、苏俄、日本三大板块，当然还有规模及影响都有所不及的南亚之印度，西亚之阿拉伯、波斯等。

国别的划分古已有之，但就中国历史而言，由文化输出国被迫转变成文化输入国则是一次数千年未有之骤变与巨变，“域外”与“域内”发生了剧烈的冲撞与大规模的交融，其结果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2]。这次转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学术各个方面重建了域内与域外的层级结构。中国迅速且全方位地从强势到弱势、从高位向低位跌落。巨大的落差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撼，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下的反应，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格化表现，而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度，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成熟度的精确指示器。”[3]于是，中西之争、古今之辩，成为最近一百多年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无比纠结、难以克服的梦魇，“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学校科举之争、文言白话之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与艰难”[4]。域外文论的输入及其本土化所促成的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就是这种整体性现代转换或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它让文论界产生诸多困惑与争辩的同时，也创生出一系列值得探究的崭新话题，拓宽了中国文论的话语和实践空间。

大体勾画出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时空坐标图系[5]之后，我们还要对“文论”这一核心术语进行基本的描述与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域外文论”中的“文论”一词是“文学理论”的简称，与常规意义上的“诗学”大体相通，两者具有交叉重合与相互补充的关系。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西方有“poietike”（poetics，诗学）也有“theory of literature”（文学理论），中国有“文论”也有“诗话”、“诗论”及“诗学”[6]，虽然因为文学的生态系统不同导致中外文论与诗学各具特色[7]，但都包含着对文学的理解、阐释与评价，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彼此的差异，也要避免过于执着这种差异，用不着害怕，更无须抵触中外文论的交流与对话。[8]实际上，20世纪以来中外文论或诗学的交流并未因彼此的差异与隔阂而停止，也未因人为的拒斥而中断，反之，正是由于有这样、那样的诸多不同，外国文论才给予中国文论以深刻的启示和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中国现代文论的主要成就都是经由中外比较生发而来。是差异给我们带来了选择的可能，选择则意味着更大程度、更多种类的自由，人类的知识与思想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中才能前行与发展。归结起来，就一句话：“差异”带来“冲突”、“融合”与“创新”！

至于“文论”（“文学理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我们以为不必另起炉灶重新梳理与界定，完全可以参考并借用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49）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在第一版的序言里，两位作者指出，该书“力图把‘诗学’（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的评价）和‘研究’（‘探索’）、‘文学史’（文学的‘动态’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静态’相对照）这四个范围统一成一体”。[9]这里所谓的“四个范围”在正文中被描述为“相互包容”的三个方面，即“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以下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三者的辩证关系：

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可是一般人却不太能够认识以上几个术语所指的研究方式是不能单独进行的，不太能够认识它们完全是互相包容的。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10]

显然，只有落实到这三个方面，对域外“文论”本土化进行研究才算是找到了“立足点”，从而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这种逻辑性的框架结构也与外国文论之中译及中国化的历史事实相吻合。近现代以来，域外（主要是欧美）文论，首先是通过零星译介与批评实践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中国士大夫，负笈欧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成为这一过程的主体。稍晚一些才有一定规模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著作的译介与撰述，而且在此一阶段的早期，译介与撰述并未严格区分，编译、编著现象较为普遍。到新文化运动结束之后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文论才呈现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既彼此渗透又相对独立之“多元共进”的复杂局面。[11]

依据上述认识，我们可以说，本书的研究对象，即20世纪进入中国的“域外文论”，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12]、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13]为演进脉络的欧美文论，它们成为中国现代及当代文论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尽管20世纪国内也译介了一些西方（欧洲）古代文论，其中有些术语及范畴通过本土化已经成功进入中国现当代文论，比如宣泄、崇高、灵感、审美、寓言、三一律、音步、牧歌、叙述、描写、隐喻等，但就整体而言，西方古代文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相对游离而松散，更具学院化、学术化特征。第二，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论，斯大林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理论以及文学原理、文学概论类著作为主的苏俄文论。其中，马恩列斯文论及其中国化（本土化）之后，与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及毛泽东文艺思想一道，一度成为中国现代尤其是当代文论的主流话语形态。而俄国形式主义及巴赫金文论则与西方文论一道，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本土化方式及话语实践与马恩列斯文论大相径庭。第三，日本现代文论。古代日本以及古代朝鲜文论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其反哺中国的效用并不明显，“物哀”“幽玄”“死狂”大概是日本受道家、禅宗影响所产生的少量具有鲜明本土特色且对现代中国产生影响的文学及文化观念。现代日本文论则有所不同，由于向西方开放学习比中国早，受西方文论的影响也比中国提前一步，不仅扮演了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中介角色[14]，而且对早期中国学者撰写相关文论著作产生了直接而明显的启发[15]。当然，在日本文论（包括日本化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现实选择、文化过滤之外，译介者与接受者，同样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发挥与创造。第四，印度、阿拉伯、波斯文论。由于印度、阿拉伯、波斯文论并未成为20世纪影响中国的主要力量，其文论大多只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被引入，虽然一定程度地融入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之中，但与欧美、苏俄及日本这三者相比，其进入中国的规模及影响的程度都要逊色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