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一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知不道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卖了二千块边币，称了两斤羊毛，向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地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

她在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象男，女不象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象只猴儿，却拉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象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那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那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半斤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象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才从农村里来的人，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那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的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了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地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三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象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象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地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雨天，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水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嗳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嗳！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枉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捅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响当当’的好成分！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象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汗！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寄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那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火了：“反正比浪费强！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地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气，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撂，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嚎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红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四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甚至我曾想到：我们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地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象反倒轻松了许多！分手以后，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呀呀”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那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灵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一进门，指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的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那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象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张大姐！”她说着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妈子房”的掌柜，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新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

小娟这孩子，虽说是灵俐，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功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找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板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的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象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啪！啪！”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杀猪般地嚷着：“娘嗳！娘嗳！”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我觉得很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瞬眼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子，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跑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象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

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的不假！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嘛平白无故地扔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啪’的一下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了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给！买糖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那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券，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

那胖子先生认了错，表示切实悔过。于是罚了他二千元人民券，赔偿给那小孩作医药费。同时也批评了那小孩，以后不要扔石头子儿。

我跟随着我的妻从派出所回来，她很兴奋地问我：“刚才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说：“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叫她打断了：“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咱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我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怎么那么着急？”

我想：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啊！我开始分析：她对旧社会的习惯那样憎恨，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想，这和她自己切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她出身在贫农的家庭，十一岁上就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头上、眉梢上……至今还留着被婆婆和早先的丈夫用烧火棍打的、擀面杖打的、用剪子铰的伤痕！共产党来了，她就毅然地参加了革命！为着自己的命运战斗了！革命对于她，真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无后退的路！

她曾经在游击区跳沟爬墙，和日本人、汉奸搏斗！她的手杀过人……

她曾经在老山沟里的军火工厂里，制造子弹、装配步枪……为了突击生产，把右手的食指在“压力机”上撞下了一小节指头，成了一个疙瘩……

日本人来“扫荡”了！她率领着一班女工，连夜抬着机器，蹚过齐大腿根的水去“坚壁”。因此落下了“寒腿”的病，每逢阴雨，至今还隐隐作痛……

有一次深夜，工厂失火，她奋勇当先，率领二十五个女工去抢救器材，差一点没烧死在火里……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她开始学习认字，写字……终于学成了“粗通文字”。

在一九四四年，她当选了“劳动英雄”。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我记得当她在大会上作完了典型报告的末了，她举着胳膊宣誓似的大声说：“……在旧社会里我是个老几？我只值五斗三升高梁米！这会儿大伙儿说我是英雄！叫我来开会，让我上台说话……唉！没有共产党哪会有我呵！我愿意为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彻底的解放，流尽我最后一滴血！”那时候我在大会上担任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她。

五

那一切的苦难，使她变得倔强。今天她来到城市，和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但是在我看来，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也因此使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本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甚至迁就，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

我以为，我对她的分析和结论，已经是很完满很公平，而且觉得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仿佛将要牺牲一些什么！

那知道她还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

首先是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最明显的例子是：她现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也有不少脑袋象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不是很讨厌那些擦粉抹口红，头发象‘草鸡窝’的人吗？”她却很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们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哈哈！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

同时，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更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是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回来，又赶忙脱了，很小心地藏到床底下的一个小木匣里……我逗她说：“小心让城市把你改造了呵！”她说：“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我暗暗地想：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的呵！但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她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的毛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反的！我总还是习惯地从形式上去看问题！

有一次周末，我去看她，她独自抱着孩子坐在炕角里沉思。我说：“小娟呢？她吃饭去了？”她不安地说：“不！她走了！”接着她就告诉我：她们机关里有一个本地做饭的大师傅，有一只怀表，在昨天早晨开饭的时候不见了！恰好这时候，只有小娟到伙房里去倒过水，旁人没去过！同时，早先机关里在拾掇大客厅的时候，她拣了几个扣子。所以就有人怀疑那只表也是她拿的！另外，早先有些同志也嚷嚷过，有的说丢了个化学梳子，有的说丢了一块毛巾……那大师傅也没和别的同志商量，就去找我的妻，肯定说那只表是小娟拿的！要我的妻向小娟追究。于是，她就问小娟拿了那只表没有？问的小娟直啼哭，一口咬定说：没拿！并且说：“大姐！要是我拿了，就算对不起您一片好心！”小娟这孩子个性太强，受不了这，马上非走不解！挡也挡不住！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大师傅自己又把表找着了！

这一下，我的妻的激动和不安，真是无法形容！翻来复去，一夜没睡好觉！她对我说，机关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怀疑旁人，偏偏就怀疑是小娟拿的表？你说老干部们都受过锻炼，决计不会拿的，这倒也是理由。可是机关里留用的旧人员很多。他们也没受过革命锻炼，那么为什么不怀疑是他们拿的呢？她说：“这是什么观点？这还不是小看穷人么？”我说：“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鸡毛蒜皮的一点事。”她说：“什么？这是思想问题哩！”

第二天清早，她让我陪她到小娟家里去走一趟。我说：“那又何必呢！人已经走了！要是让她知道表又找着了，她爸爸说我们诬赖人！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不好！”

她说：“不！我们错了，为什么不认错呢？要不，小娟一辈子一想起这件事，就要伤心！影响更不好！”

可是，我还是认为不去的好！她说：“你给看孩子，我去！”我又怕孩子啼哭了没法治！只好抱着孩子跟她走了！

到了小娟家里，只见她爸爸在拾掇车子，一见我们，就显得很尴尬的样子说：“那表的事我知道了！昨天晚上我就揍了她一顿！我对她说：咱们人穷志不穷！要是你真的拿了，我的老脸往那里撂？你不说真话，非打死你不解！刚才，我又揍了她一阵子！她可还是一口咬定：没拿！我正想找您去说说，我这孩子顶老实，手也严实，敢情也不准是她拿的！”

我听了，胸口直打“扑通”，而她反倒很镇静很自然，微笑着说：“不！大伯！我是来赔不是的！表已经找着了！不是小娟拿的！请你原谅！”

正在这时候，小娟从屋里出来了！红肿着双眼，扑到我妻的怀里，两肩一耸一耸地哭了！我的妻摸着她的小辫，轻声地说：“小娟！你怪我不？”小娟哽咽着说：“不！大姐！您是，您是个好人！您待我的好处，我，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我发现：我的妻的眼里，“扑索索”地掉下了两颗黄豆大的泪点，滴到小娟的头上！

我们结婚三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人面前见她掉泪。那么个倔强的人呵！怎么今天也哭啦！

从这以后，我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象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我正想不等到周末，就找她去深谈一次。恰好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劳资关系的材料，她倒来找我了！我觉得有些不寻常，因为在平时她是轻易不来找我的！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不许来找你么？”坐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最后，她说：“到你们屋顶平台上去坐坐好吗？”我说：“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有点发跳，我怕要发生什么不能推测的事情了……

到了屋顶上，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犯了错误了！”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她笑了，说：“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接着她就说：昨天她们区里，西单商场有一家皮鞋铺里的一个掌柜，嫌学徒晚上到区里开会回去晚了，把那学徒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学徒找区工会办事处，她一听就生了气，跑到那铺子里把那掌柜训了个眼发蓝！走路的人都围过来看，觉得很奇怪。今天区里开检讨会，同志们批评她：工作方式太简单。亲自和掌柜吵架，对那学徒也没好处，有点“包办代替”，群众影响也不好！并且还批评她的工作一贯有点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同时太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

她说完了，叹了口气，把头靠到我的胸前，半仰着脸问：“这该怎么着好？”我说：“你没接受批评吧？”她摇了摇头：“那里！自己错了，还能不接受？那怎么算是个同志呢？我都接受了！”我说：“那就算了！还有什么难过的呢！”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说：“唉！只怪自己文化、理论水平太低！政策掌握得不稳！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以后你好好帮我提高吧！”

我说：“这是一方面。可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比方拿我来说：初中毕业，革命历史也不算很短了。按理说，对于现实生活里边所发生的问题，应该比你有更锐利的感觉，应该更是是非分明。可是在这些方面我远不如你——你不要笑！这是真话。我参加革命已经四五年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模糊了革命者的立场，这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而你呢？虽说文化水准、理论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也是真话，可是你倔强、坚定、朴素、憎爱分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可是你确实也有点急躁情绪——恨不得一个早起的工夫就把社会改造好。因此，常常喜欢用简单的工作方法方式，问题想得不够深不够远。你和我的这些缺点，都会阻碍我们的进步，不能更好地来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都会很快进步的……”我象演讲似地说了不少话，要是在往日，准是早被她卡断了！可是，她今天听得好象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当我说完了，她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象今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呵！”

我为她那诚恳的深挚的态度感动了！我的心又“突突”地发跳了！我向四面一望，但见四野的红墙绿瓦和那青翠坚实的松柏，发出一片光芒。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上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那些幸福的时光。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呵！”

一九四九年秋天初稿于北京

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

[提示]

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后改名吴小武，浙江吴兴人，主要作品有《我们夫妇之间》《山村纪事》《秋葵》《连绵的秋雨》《锻炼》等。其中《我们夫妇之间》曾作为“最初的‘异端’”受到批判。

《我们夫妇之间》原载《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后收入《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小说从丈夫李克的角度，讲述了他与工农干部出身的妻子张同志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琐事。在乡下时李克夫妇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典型”，进城之后，两人对城市的态度截然不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活矛盾和情感危机，最终，两人相互理解重归于好。作者的叙述立场是复杂的、双重的，并不是当年批评者说的是一种“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这实际上是由李克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份所决定的。他的革命者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要批判自己、否定自己，向“工农兵”学习，但他的文化身份又决定了他必然在内心深处保持批判性的审视眼光。可见作者的本意是想站在革命者的立场叙述，但又不自觉地受到了固有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支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许多隐形的社会矛盾逐步显露出来，继而引发复杂的家庭矛盾，特别是像主人公这样的家庭，战争年代隐藏的城乡冲突在和平建设时期猝然爆发，知识分子安于享乐的危险倾向和农民政治人物狭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同时动摇着两人的婚姻基础。作家在真实记录社会问题，表现历史风貌的基础上，以科学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新问题，展开了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双重批判，并试图给出解决之道，即知识分子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加强自身改造，重塑革命意识；农村政治干部也要包容城市文明，摆脱顽固狭隘的旧观念，树立新的社会风貌。

小说中的“张同志”是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的新女性形象，她既有农民善良朴素、坚韧勇敢的优点，又有农民固有的阶级仇恨的心理和保守顽固的旧观念，导致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处理问题过于急躁。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来展示“张同志”的变化，揭示了这一类女性在新时代的思想变化。

（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