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期刊研究“接着说”的修辞空间

谭学纯

一

在学术视野部分地从话语产品转向话语传播载体的背景下，期刊研究激发了不同的学术敏感。但是，如何从期刊话语兴奋与沉寂的消长和话语转型投射的文化秩序透视期刊的角色功能及组织参与？期刊如何形塑了话语生产，如何引导了话语消费？被形塑的话语生产和被引导的话语消费如何参与建构期刊形象？背后的思想资源如何渗融于期刊内外？则是同类研究较少涉足、待阐释话题比较丰富的领域，也是广义修辞学分析区别于同类研究的可能性空间。

运用广义修辞学理论资源研究期刊话语的探索中，[1]董瑞兰执着行走，“定向生产”。从收获博士学位的次年开始，她连续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广义修辞学视野中的当代文学期刊话语分析——《文艺学习》（1954—1957）研究”（14YJC75100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1949—1999）话语研究”（15CZW04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2000—2020）话语研究”（21YJC751006）。南京大学2018年版《〈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教育部项目结项成果，本书是她在同一理论站位研究《人民文学》的上半场。

文献搜索显示，中国知网以“《人民文学》”为关键词的研究成果超400项（除去资讯和重复信息），[2]丰富的文献资源，既是可资参考的学术智慧，也是避免重复性研究的无声警示。本书立足“表达—接受”的修辞互动过程，考察“话语权和话语策略”“解释权和解释策略”，这是《广义修辞学》“互动论”的基础——“表达论”和“接受论”的内容，也是董瑞兰从广义修辞学视角考察《人民文学》话语“生产—消费”的主体篇章，研究框架的学术逻辑是：刊物编者参与作者的话语生产，推助作者的话语产品进入文学传播，这一过程既可能凝结编者和作者的友情，也可能引发编者和作者的矛盾。编者对作者话语产品的修辞加工，可能滋生正负倾向的话外含义和话后行为。由于编者的修辞加工隐于作者话语背后，读者的阅读对象，是混杂了作者话语和经过编者修辞加工的作者话语。读者消费话语产品，与作者对话并参与话语再生产，既可能走近作者，也可能误读或在自己的认知框架中想象作者；读者批评，既指向作者，也指向编者。在有些情况下，编者甚至比作者承受更大的压力。[3]编者致歉作者/读者的话语妥协，可能隐藏着某种暧昧信息或修辞韬晦。据此分析《人民文学》“读者·作者·编者”栏目设置及作者/编者/读者的情感结构和话语出场，连同与此构成语图互文性的插图，以及显隐其中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意蕴，[4]共同支撑本书的叙述结构。

二

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以期刊为传播媒介的国家叙事。以构建“人民文学”为国家使命的中国新时代第一文学期刊，创刊号推出“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栏，不仅仅展示了这一话语板块在当期的高显示度，更在于释放一个信号：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特别意义的文化符号，进入共和国话语生态。在本书研究的时间长度内，从1949年至1999年，《人民文学》除去停刊时间，先后发表茅盾、冯雪峰、郑振铎、巴金、胡风、曹靖华、萧军、川岛、草明、周建人、许钦文等人的鲁迅记忆，也发表过王蒙、李书磊、阎晶明等人的鲁迅想象，刊载过100多处鲁迅资料，包括评论、创作谈、阅读笔记、电影文学剧本、歌词，以及画像、照片、手迹和书讯等，共同建构了《人民文学》纪念鲁迅的话语场。本书对这个话语场的观察与阐释，是纪念鲁迅的公共话题如何在《人民文学》的组织策划中转化为个人话语？纪念鲁迅的个人话语如何契合主流话语，体现不同的修辞策略。频繁出镜《人民文学》的鲁迅，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话语平台修辞建构的“文学鲁迅”和“思想鲁迅”，以及有论者所述被建构的“政治鲁迅”。[5]《人民文学》组织并汇集的鲁迅记忆和鲁迅想象，从不同视点参与了对“鲁迅”的修辞建构。

毛泽东应《人民文学》首任主编茅盾之请，为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应是“国刊”的创作自觉。“国家文学”可以理解为《人民文学》的修辞表达，[6]但作为“国家文学”的《人民文学》，应当发表什么样的“好作品”？价值认证和价值标准，在新秩序构建的初始阶段，有新的时代要求。比较停刊前和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也许可以观察到：新生的刊物对于新的文学生态的适应不一定很快就能把握分寸，不一定能在形势变化中找准刊物的位置。不排除编者和作者的思想方式没有跟上文化转型的节奏；也不排除艺术的丰富性遭遇概念化的政治误读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路翎《洼地上的“战役”》、陆文夫《小巷深处》、宗璞《红豆》等，先后触发了文学话语向政治话语的位移。曾在《人民文学》分6期连载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过度解读，作者周立波被划入政治光谱中“文艺黑线”的干将，接受5年“监护审查”。但《人民文学》始终是作者心中的文学朝圣之所。李国文回忆自己在《人民文学》发表并因之获罪的小说《改选》“不足万字，却为它付出二十二年的代价。差不多每一个字，我要以一天的苦难来赎罪”[7]。即便如此，从《人民文学》起跑的情感悸动，仍是作者内心的艺术收藏。经历了停刊的话语空白和复刊之初的过渡，重新出发的《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很多是新时期文学有标志性意义的话语产品，这种标志性不仅是不同文学思潮的先声或强音，也体现不同文学思潮的话语面貌，以及文学话语研究的早期反应和后续进场。

与《人民文学》创作话语相生相随的评论话语，是本书分析的另一板块，包括政论、时评、理论与批评。主流话语的政治音量时或遮盖了文学的声音，文学评论一些关键词如“香花/毒草”，成为一个时代对文学做政治分类的修辞标签。“毒草”的语义识别，依据评论主体的政治想象，话语产品与“毒草”语义成分的符合度依据主观认定，由此衍生出“识毒草→找病根→开药方”的话语生产线。话语生产流程中的“人民文学”政治保卫战，有时也成为评论主体运用话语权而偏离文学的政治表态。这里既有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警惕政治红线的修辞策略，也有政治以非文学的话语方式对文学的修辞干预。

本书分析《人民文学》作者、编者、读者话语系统，既考察作者创作和评论话语，也考察《人民文学》副文本，后者分别选取编者和读者话语，以及刊物插图。

从《人民文学》“编后”“编后记”“编者按”“编者的话”“编委信箱”，到真实身份可能很复杂的“读者”，[8]以及“读者”成为被时代赋权的评论家所体现的文化责任和政治敏感，如何在“同志/人民/群众”的“读者”身份和读者话语中获得合法性论证与权威性叙述？编者话语在何种条件下助推了文学经典的诞生？读者话语在何种背景下刺激了文学/非文学后果？文学书写是个人化的精神创造，但是从刘心武的写作是个人化的知识生产，到林白的写作是一个人的战争，这种表达的合理成分更多地是在文学生产端相对于集体写作而言的；在文学消费端，作者自嗨的空间有限。而在读者被赋予文艺政治监督员责任的文学生态中，则可能是灾难性的。不仅作者很难坚守一个人的知识生产，刊物作为文学生产—消费的中介，也需要对读者反应做出回应，于是就有了编者在作者遭遇读者政治批判语境中的话语管理。敏感于文学事件的编者如何在刊物、作者和读者之间协调出可能的话语空间？文学伦理和政治方位如何谨慎平衡？可以言传、难以言传、不可言传的修辞处理，都可以启迪期刊话语研究的理论方向和逻辑进路。

本书研究对象是作为话语集合的《人民文学》，“话语”在语言学界和文艺学界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巴赫金理论权重占比很大的“话语”，主要在“超语言学”的意义上立论，将“超语言学”定义为“超出语言学范围的内容”。我更倾向于“超语言学”的学术目标不是旨在解决纯语言学问题，[9]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本书的话语分析有专章论述1949—1966年间《人民文学》女性工农兵图像，图像中的服装作为修辞符号如何完成人物形象“雌雄有别—同体双性”“现实真实—艺术真实”“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转换？“工地/田地/阵地”的图像空间如何完成“在场”空间的再度时间化？据此描述工农兵形象从“个人”到“集体”、从“普通人”到“神”的修辞建构路径。作为《人民文学》副文本的插图，体现的是与正文本构成某种互文性的语图秩序。语图秩序可以词与物互相证明，也可以互相证伪。后者的经典例证，是美术史上著名的马格利特烟斗画和思想史上福柯的精彩阐释《这不是一只烟斗》。《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耿幼状《语言与视觉建构——以罗兰·巴尔特的“词与物”为例》、2015年第4期汪民安《“再现”的解体模式：福柯论绘画》、2018年第4期马元龙《再现的崩溃：重审福柯的绘画主张》、2018年第7期董树宝《漂浮的烟斗：早期福柯论拟像》、2018年第7期安捷《福柯如何看电影》，各有所重地论述了烟斗画及福柯阐发的语图关系，我也略有修辞分析。[10]《人民文学》女性工农兵图像语图互相证明的修辞意图有没有部分地消解于语图互相证伪的修辞效果呢？也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人民文学》话语生产和消费，是文学场域内外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调度与加工，场域内向场域外的话语渗透所产生的辐射力，如何反过来激活或干扰场域内的话语？本书提供了视角新颖、观察细致、解释路径独到的探索个案。既有宏观勘察，也不乏微观细读，更有细读中的发现，打开了期刊研究“接着说”的学术空间，也在“大文学”的意义上提供了聚焦期刊话语的解释理据与实践。作为配套研究成果的作者、编者、读者心中的《人民文学》文献汇编，分三辑编排，是原生态的“作者—编者—读者”情感结构中“我与《人民文学》”的话语汇集，其间可分析成分极丰富。一些原先处于隐匿状态的《人民文学》副文本话语，也可能触发对《人民文学》正文本某些老话题的新观察与新解释。

三

换一个思考角度，从《人民文学》话语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能否成为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选项之一？观察与解释文学事件以《人民文学》为话语集散中心在更大范围发酵，既可能是《人民文学》的不同打开方式，也可能是当代文学史的不同打开方式。《人民文学》创刊以来的头条作品，以及封面头条和目录头条的分合，能否成为浏览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独特窗口？李陀设想如果编一部《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一定比“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11]而80年代，正是《人民文学》的黄金档期。不管《人民文学》创刊及停刊前的话语感召力应归入什么样的文学遗产；不管《人民文学》复刊与文学复活后的走向如何体现风格变化和编者修辞意图，由此反映的文学伦理、文学传播、文化市场的公共信任资本互相交织的复杂关系，都值得多方位挖掘与阐释。在这方面，本书处理得比较谨慎。也许这是作者预留的空间，那么进入此项研究的下半场——在研教育部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2000—2020）话语研究”，能否投射出以文学史、思想史为坐标的昨日风景和今日面向？

以文学史、思想史为坐标，审视《人民文学》话语，难度系数很高，技术处理需要智慧。能否描述一个轮廓：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民文学》，引导、参与、推动文学生产—消费所建构的文化秩序，如何在文学生态和话语权力的几次大变化中，体现中国最高层次文学期刊的责任与担当，如何叠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轨迹和思想震荡的节奏？《人民文学》话语如何回应这种思想震荡，又如何作为这种思想震荡的一部分内容，自觉不自觉地带动了思想震荡的节奏？

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结构，主流形式是在时间流程中穿插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兼采编年体与纪传体，这也涉及《人民文学》话语研究的材料组织。

如果以《人民文学》创刊为时间界标，看话语讲述的文学时代，阐释从新民歌运动，到“语言转向”，再到“修辞转向”[12]的《人民文学》话语形象，同时回眸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延续到当代的思想脉络，回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发生与演进，观察当代文学的话语主体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分析“旧我/新我”在“我们/他们”之间那个真实的“我”的话语变化及其自我诉求和社会要求，审视话语重塑如何参与话语主体的精神重塑？其修辞哲学意涵大于修辞技巧的可分析空间。一段时间内，《人民文学》兼采原创文本和转载文本，转载不限于文学作品，《人民日报》社论、姚文元《评“三家村”》等都曾被《人民文学》转载，转载选文谁选和选谁？从《人民文学》的转载政治，似可推断当时的文学生态。世纪之交是《人民文学》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本项研究上半场和下半场的时间界标，对于《人民文学》话语形象和刊物形象双向重塑的研究来说，是否也召唤连贯而有变化的风景观看方式？

如果以关涉《人民文学》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为观察点，能不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架构中考察同一话语主体的话语方式及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分析巴金50年代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能不能听见青年巴金和晚年巴金的“复调”？分析50年代何其芳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能不能同时解析他的《诗三首》，尤其是其中引起强烈批评的《回答》？50年代因《小巷深处》遭遇政治批判的陆文夫80年代在《人民文学》发表《围墙》，话语主体的精神世界如何在他的话语方式中显影？与《人民文学》有70年文字之缘的李瑛，仅从异国抒怀来看，50年代《华沙夜歌》、60年代《寄战斗的古巴》、70年代《滔滔涅瓦河》、80年代《美国之旅》、90年代《尼罗河之波》，诗歌话语组构了怎样的“时间及其他”？映射了怎样的“窗外的世界”？[13]《人民文学》复刊后，徐迟连续发表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流的涡旋中》如何传递了文学重返文学性的话语信号？当时文坛注意力还没有来得及转向文学话语问题，对很多经历过文学话语审美缺失的读者来说，传阅《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是鲜活的记忆。《人民文学》既是背景，也组织和参与了文学话语的审美修复。我比较倾向：从文学生产—消费合而观之，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在同一话语频道的朦胧诗和诗人徐迟的报告文学，后者也许更能重新聚集文学人气。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地下书写转入公开言说的朦胧诗，[14]保持着朦胧的话语风格，朦胧的诗美特质，需要发现美的精英眼光和提炼新崛起的美学原则的理论敏感。[15]相比之下，历史惯性下艰难起步的徐迟报告文学，在审美断裂带对文学话语审美修复的召唤意义似乎更容易被感受到。

在文学史流变过程中考察《人民文学》话语，有一类风景可能是分析难点：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招致批判的秦兆阳担任《人民文学》执行主编期间，[16]推动发表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如何成为《人民文学》创刊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事件？[17]1956年以“温和”的“火药味”批判秦兆阳的张光年，[18]1977年推动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如何使《人民文学》成为伤痕/反思文学的思想先导？《班主任》的思想冲击波大于秦兆阳遭受漫长批判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可是刘心武受到的非学术批评远远少于秦兆阳。《班主任》议论话语抢镜叙述话语的倾向，部分地成为小说话语不太成功的修辞，毕竟议论不一定直接兑现反思。但是对照刘心武将小说由“假语村言”的虚构叙述重建为追踪社会热点的纪实叙述（例如1985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公共汽车咏叹调》《5.19长镜头》），理论需要给出解释：议论介入小说叙述，没有纪实对小说虚构叙述的文体冲击大。议论是小说家的话语权，受质疑的只是小说中的过度议论；但纪实不是小说自带的话语权，而是小说与新闻的话语边界。然而文坛接受了后者，不仅接受了虚构艺术中植入的纪实元素，更接受了纪实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变异品种，并引发了纪实小说在《人民文学》的后续跟进，也引发了更多的刊物相继推出纪实小说或口述实录小说。其间的小说语言观念在什么认知背景下发生了变化？联系“85艺术新潮”中的文学、电影、美术、音乐以及不同艺术门类期刊的集体反应，联系刘心武后来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延续的刊物创新意识，有没有值得分析的艺术逻辑？同样置身“85艺术新潮”和文学语言观念变异的思想背景，王蒙推动发表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也是《人民文学》介入其中的重要文学事件，此后徐星《无主题变奏》、残雪《山上的小屋》、马原《喜马拉雅古歌》、莫言《爆炸》《红高粱》、洪峰《生命之流》等一批先锋色彩亮丽的文本，在《人民文学》相继“爆炸”，使《人民文学》成为先锋文学的话语实验场？[19]《人民文学》也因为提供了先锋文学的话语实验场并介入先锋文学话语生产过程而重塑了刊物形象。[20]与此同时，不同风格、不同文体类型的话语产品同在《人民文学》亮相，联系王蒙本人始于80年代初的文体实验和解放评论文体的呼喊；联系当时的“星星画展”产生的审美刺激；联系王蒙就任《人民文学》主编后亲自起草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告读者”，以及《人民文学》在王蒙主编任期的“编后记”“编者的话”，其间有没有值得重视的思想线索？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王蒙，都曾是国家文化机构高官，分析《人民文学》话语，能不能从文化机构及其运作机制考察身处高位的话语主体的话语能量？严文井、张天翼接力前后任主编，二人儿童文学创作经历和影响力，是否成为推动《人民文学》儿童文学生产隐形的话语权力？王蒙、刘心武都经历过《人民文学》读者、作者、主编身份转换，能否成为审视《人民文学》“读者·作者·编者”栏目设置、分析作者/编者/读者情感结构的特别视角？以及同一话语主体的身份转换和角色话语？

广义修辞学链接书房内外、从语言学框架溢出到相关知识场域的学术空间，能不能更充分地打开？能不能在更开放的叙述结构中展示：《人民文学》话语如何记录了历时意义上中国文学的当代转型和新时期、新世纪的再出发；如何讲述了共时意义上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故事——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期待如此面相的基于广义修辞观的期刊话语研究，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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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导论有专节评介广义修辞学理论资源及其用于期刊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笔者曾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主持“期刊文献的广义修辞研究”专栏，专栏文章及主持人话语，部分地呈现了广义修辞学理论用于期刊研究的学术空间。关联性研究另见钟晓文《西方认知中的“中国形象”：〈教务杂志〉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谭学纯序言见《东方丛刊》2022年第1期。

[2] 搜索时间：2023年6月27日。

[3] 典型学案如秦兆阳修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者不满，不知情的读者批评指向作者，知情的读者批评包括来自国家最高权力的干预。参见李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4] “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是广义修辞学“三个层面”的理论框架，《广义修辞学》尊重狭义修辞观及研究成果，但区别于狭义修辞学的理论架构和概念系统或许是较多地用作跨界知识生产理论参照的原因之一。参见冯全功《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43—57页；高群《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夸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页。

[5] 董炳月：《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文艺研究》2018年第9期。

[6] 参见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7] 李国文：《失去的蒙太奇》，《人民文学》1984年第9期“我与《人民文学》”专栏。

[8]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9] 郑竹群：《巴赫金话语理论：以广义修辞学为阐释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谭学纯序言见《学术评论》2022年第2期。

[10] 谭学纯：《〈文艺研究〉和我的跨界学术读写》，金宁主编《〈文艺研究〉和我的学术写作》（《文艺研究》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241页。

[11] 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读书》2006年第10期。

[12] 国内文学话语研究“语言转向”和“修辞转向”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共同体的介入方式有联系也有区别。参见肖翠云《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发生与演进》，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314页；谭学纯《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13] 信息来源依据梁豪：《在生命最高处——李瑛与〈人民文学〉七十年》，《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文本显示作者工作单位为《人民文学》杂志社，文末附有1950—2019年间李瑛发表于《人民文学》的诗作目录。本文将李瑛诗作篇名借用为叙述话语的《时间及其他》《窗外的世界》，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2004年第9期、2018年第3期。

[14] 转入公开言说的朦胧诗其实也部分地保留了某种“地下”状态，发表于短暂存在的油印刊物《今天》。

[15]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16]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严文井和秦兆阳分别为《人民文学》主编、副主编，秦兆阳主持刊物运作。

[17] 参见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225页；李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8] 洪子诚：《秦兆阳在1956》，《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19] 张伯存：《王蒙主编〈人民文学〉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按：国内提高先锋文学显示度的刊物另有《上海文学》《北京文学》《收获》及地处边缘的《西藏文学》《山花》等，先锋群落中的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北村等，有的以先锋形象出场的时间稍晚，主要话语平台不在《人民文学》。先锋文学的“先锋”形象，最突出的是话语形象，代表性作品的话语形象与《人民文学》刊物形象重塑互为镜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点很重要：一是刊物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容易成为“头部”关注对象；二是王蒙调任文化部部长前期兼任或挂名《人民文学》主编，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经《人民文学》传播的先锋话语产品的显示度。

[20] 《你别无选择》发稿前，王蒙的签发意见认为这是一篇横空出世的作品，发表将改变《人民文学》形象。参见朱伟《亲历先锋小说潮涨潮退》，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