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共话题→个体话语：“纪念鲁迅”的修辞建构

“纪念鲁迅”是鲁迅研究的公共话题。当前，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有：吴小龙认为，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以平静超越的态度直率写出了真实的鲁迅[6]；张大海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提出，20世纪鲁迅的形象变迁可看作是中国人思想变迁的折射[7]；程振兴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广平的鲁迅纪念是一种假私济公的回忆[8]；丁文强调，历史语境是影响周作人的鲁迅思想书写的关键因素[9]；梅琳论证了1938年《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在纪念鲁迅活动中呈现不同的价值取向[10]；张静怡等人谈及王统照佚文《感化力》与《生活星期刊》的鲁迅纪念，讨论了抗战时期王统照纪念鲁迅文字的整理问题[11]。毋庸置疑，“鲁迅纪念研究”是鲁迅学术史上的一个宏大的学术命题[12]。

《人民文学》创刊号设立“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题”，50年间陆续设置“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专题”“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专题”“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发表了陈涌、冯雪峰、郑振铎、周扬和李长之等人纪念鲁迅的文章，茅盾、巴金、胡风、萧军和王蒙等作家回忆鲁迅的散文，还有陈白尘主笔、唐弢创作的两部鲁迅传记。这些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别是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

《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修辞事件。《人民文学》提供了讨论公共话题“纪念鲁迅”的特定场域，每个作家个体展示了各自的话语表述和纪念方式。公共话题转换为话语，“有两种方向性选择：公共话语/个体话语”。[13]公共话题通过公共话语进入大众传播，召唤集体意识；公共话题以个体方式表达，行使话语自由权。将公共话题“纪念鲁迅”转换为个体话语“我心中的鲁迅”，《人民文学》的创作者（以下统称为“话语主体”）的思想和情感转换为物态的关键词、句子和文本。公共性适度消解，个体性或隐或显，公共话语与个体话语之间存在张力，不同个体之间存在主体间性。这些选择反映了话语主体的修辞技巧和策略。

本节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类文本（详见本节附录），即数量较多的评论、散文和社会影响较大的传记，分析这些文本的修辞建构，依次探究：

鲁迅形象在真实的鲁迅身份与想象的语言符号之间如何呈现？每一篇纪念鲁迅的文本在开放的公共空间或私密的个体空间如何以叙述的方式表述？话语主体对鲁迅的认知如何体现为文学话语的公共认知与个体认知？

以下论述聚焦语词→语句→语篇，立足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为《人民文学》纪念鲁迅话语提供广义修辞学视角。

一 “鲁迅是谁”：话语主体的修辞范式与认知语境

发表文学评论是《人民文学》“纪念鲁迅”的基本形式，共计23篇。其中陈涌发表鲁迅评论最多，冯雪峰的鲁迅评论较有代表性，另外还有郑振铎、周扬和李长之等人的文章。

公共话题转化为个体话语，不同的话语主体选择不同的表述方式，他们在语词、语句、语篇、逻辑和语境等要素的选择上，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同时顺应了时代“共同的方式”。具体表现如下：

（一）陈涌的鲁迅评论的修辞范式

陈涌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鲁迅评论计5篇，分别是：

《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1950年第11期）

《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1951年第10期）

《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彷徨〉研究之一》（1954年第11期）

《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1956年第10期）

《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1981年第10期）

20世纪50—80年代可称为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14]，这些评论奠定了陈涌在鲁迅研究史上的地位。第三篇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阐释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论文”[15]。第四篇以“理论的概括性、研究的整合性与论述的深广、细微、透辟称绝”，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树起了一个很难企及的高峰”[16]。

在陈涌笔下，鲁迅是谁？鲁迅是“把革命精神与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家与革命家”，是“坚决不懈的思想战士”“共产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朴素的唯物论者”“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现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真正奠基者”。

这五篇评论开启了陈涌的鲁迅研究的范式。它们不仅体积庞大，每篇都是数万字宏论，而且注重史料真实，注释除了马列经典文论外，主要来自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序跋和书信原文。

更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它们在语言（语词、语句、语篇）和论证（立场、结构、目的）等层面呈现出特定意识形态框架下的修辞面貌。

表述用词：惯用“第一个”“最”“彻底”（中国现代文学上第一个深刻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近代中国第一个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完全”（作家的思想感情要和革命实际斗争完全融合）、“全部”（真正从“下面”、从被压迫人民的角度提出反封建问题，决定鲁迅小说《呐喊》《彷徨》的全部面貌）、“根本”（鲁迅接触到并初步解决了中国文艺斗争的许多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将鲁迅及作品推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地。

常用句式：A（鲁迅/鲁迅思想/鲁迅作品）“反映了”“表现了”“决定了”“解决了”“提出了”B（现实重要问题/重大问题）。如《阿Q正传》“内容具有革新性、独创性和深刻的悲剧性”“阿Q的悲剧多少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悲剧”“表现了阶级和民族压迫对于农民严重的精神戕害”“表现了黑暗的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失望与创痛”。

语篇逻辑：评论中不乏这样的“等式思维”（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鲁迅思想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因果联系”（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所以：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关于农民问题的作品在鲁迅的小说里占着特殊显著的地位）。

论证立场：以“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实论为主线，统摄“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中国发展”的意义系统，试图呈现鲁迅“不断地探求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寻找真理的努力”，证实“鲁迅改造中国”“中国需要鲁迅”的依存关系。

论证结构：善于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一个中心论点，形成“总—分—总”“理论分析→历史分析→艺术分析”大型循环系统。

论述目的：旨在传播文艺反映论（“文艺是直接描写生活的”“重视普及文艺，反对脱离群众的倾向”“文学自觉服从政治、服从中国革命斗争”），更注重在当时语境中鲁迅文艺思想的实用价值和教育意义（“鲁迅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遗产中的重要部分”“鲁迅关于浪漫主义的观点对我们今天也很有启发意义”）。

这种范式是鲁迅研究无法绕开的节点。陈涌后来反思道：“我的论文里不少‘为革命政治服务’‘服从革命政治斗争的要求’一类的字样，和今天的提法并不一致，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现象”“如何评价这种历史现象，也还值得研究。”[17]无论采用怎样的研究视角和认知逻辑，都呈现了他在鲁迅思想发掘上用力之苦、之深、之勤。对此，张梦阳说：“陈涌是用自己的骨头，蘸着血，写作鲁迅研究论文的！”[18]如何评判这一代鲁迅研究价值，“怎样研究”“怀着怎样的态度和热情”比“研究出什么”，更显得弥足珍贵。

（二）冯雪峰的鲁迅评论的认知语境

冯雪峰在《人民文学》上仅发表两篇鲁迅评论：《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1949年第1期）和《论〈阿Q正传〉》（1951年第10期），但分量不轻，奠定了他在鲁迅研究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两篇评论“充满深层思考和理性高度”，做出了“深邃到位而又富有理论分量和历史性质的概括”[19]，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人”，“代表了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20]

冯雪峰承继“鲁迅主义”[21]脉络，在第一篇评论中，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考察鲁迅创作的域外渊源及独立特色，并阐述鲁迅文学精神与个人的气质天赋之间的深层关联，提出“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的见解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彻底和深邃”，“鲁迅的爱国主义的特色，和他文学上的抒情诗的特征分不开，鲁迅的抒情诗的气质之厚和天份之高，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另一篇评论则认为，《阿Q正传》有着“火热的战斗和批判”，蕴涵“政论家的鲁迅”和“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思想，“简直是一篇深广而很现实的政论”；作为典型形象阿Q“并不完全是中国雇农的典型或流浪的雇农的典型”，而是“阿Q主义和阿Q精神的寄植者”，“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等。

由于历史局限，这两篇评论充斥着“毫无疑问”“完全正确”“无论如何”等斩钉截铁的修辞话语，存在着论点较为绝对、论据较为主观和论证的政治化色彩等缺憾。

语言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语言的表达与理解，需要参照特定的语境。对冯雪峰评论文本意义的探究，除了言内语境外，还要认清它所处的言外语境。也许，文本之外的认知语境更值得关注。至少可从以下四个要点观察：

评论作者的身份符号 冯雪峰作为鲁迅的亲近者兼研究者，拥有阐释鲁迅的优越条件。更难得的是，他自己是诗人、杂文家兼理论家，其评论文本在理论建构和理性阐释方面颇有深度，尤其实现了鲁迅“民族魂”精神内核与意识形态表达的有机融合。

上下文语篇关联 《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2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24天。该篇是《人民文学》创刊号“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题”的第一篇[22]。《论〈阿Q正传〉》是该刊“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专题”的第一篇[23]。《人民文学》对冯雪峰论文此种优待，百年一遇。

文本生产与传播过程 冯雪峰《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当时《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约稿[24]。《论〈阿Q正传〉》发表之后，引起文艺界的强烈反响，如耿庸《〈阿Q正传〉研究》对之进行了批评。[25]冯雪峰“觉得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论点在解释上是有错误的”[26]，又写了《阿Q正传》。两篇堪称姊妹篇，具有文本互文性。

文本表达与接受的互动 冯雪峰以个人的知识结构，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集体道德观和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战斗者之魂的鲁迅，对以阿Q为代表的民族劣根性作了深刻解剖，从而创造了国民性改造的经典文本。

读者有着与作者较为一致的理解系统和思维方式，不假思索接受了鲁迅的信息系统，甚至反过来影响并参与文本的表达策略。共享价值观是社会整合的“黏合剂”[27]。这种同质性构成了集体意识的基础，规范了新中国的文化秩序，也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可靠依据。

《人民文学》还发表了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李长之《文学史家的鲁迅》、邵荃麟《关于“五四”文学的历史评价问题》、周建人《锲而不舍 战斗不息——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孙犁《关于中篇小说——读〈阿Q正传〉》、李希凡《渗透着诗情的氛围、色调和意境——漫谈〈呐喊〉〈彷徨〉的创作艺术》和臧克家《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等纪念鲁迅的评论。

这些文本赋予鲁迅以“文学史家”“革命志士”“知识分子”等身份符号；阐释鲁迅思想接受“苏俄文学”“现实主义”“现实斗争”影响的基因渊源；立足宏观俯瞰视角，将鲁迅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置于“前排”，而对其作品审美价值的解读作为话语“背景”；论及鲁迅个体，频繁出现“坚决”“勇敢”“忠诚”等正面语词，难以呈现性格复杂多面的“真人”面目也难以体现话语主体的个性异质。

这种同声同气的话语修辞，主要源于共同的修辞语境、先验框架、论证逻辑和理论参照系。然而，文学批评应当坚持独立纯粹的批评精神，正如鲁迅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28]

《人民文学》发表“纪念鲁迅”的评论文本，基本采用与主流话语兼容的修辞策略，这主要因为《人民文学》作为与新中国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29]，其权威地位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孕育生成。

纪念鲁迅，实际上是献给鲁迅的“礼物”，《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语》中这样说明——“鲁迅先生确实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他不仅为我们创造宝贵的文学财富，同时也为我们民族留下伟大的精神遗产”[30]。透过鲁迅评论文本世界的内外风景，我们感受着评论话语主体对鲁迅个体的满腔崇敬，感受着文学传播媒体对鲁迅精神的高扬。

二 “我心中的鲁迅”：话语主体的身份符号与叙述空间

《人民文学》发表以“纪念鲁迅”为公共话题的散文17篇。把公共话题转换为文本话语，有两种可能性选择：公共话语/个体话语。这些文本建构了怎样的鲁迅形象？将鲁迅置于怎样的回忆空间？主体在鲁迅的追忆中又呈现怎样的心理情绪？这些问题涉及文本的修辞路径。

（一）身份符号：鲁迅形象的公共性与个体性

身份符号影响主体的身份建构。赵毅衡也提出，“只要有意义表达，就必须有文本身份”“文化的表意与解释活动需要文本身份”。[31]一般来说，鲁迅以A/B两组身份符号进入文本，如：

A组：英勇的战士、巨人、普照一切的太阳、永不陨落的巨星、大树、一面旗

B组：瘦小的老人、严师、诤友、同志、勤俭的劳动人民、亲切的长者

在文本结构中，鲁迅身份符号“是什么”是语言描绘的事实，而“怎么样”“为什么”则是文本叙述的修辞策略。以这两组身份符号为观察点，分析《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散文的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可以抽取四条基本规则：

规则1：抒情性和形象性参与构建鲁迅的公共性身份符号

《人民文学》创刊号即发表巴金《忆鲁迅先生》和胡风《鲁迅还在活着》。这两篇散文都把鲁迅比作具体可感的光辉形象：在青年巴金心中，鲁迅是“巨人”“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像一颗永不陨落的巨星”“一棵大树，就像眼前的树木一样……”[32]。胡风回忆说，“他是我们底严师、诤友、血肉的同志”“神圣的存在”[33]。作为鲁迅学生辈，巴金和胡风用修辞化语言书写了鲁迅伟大的公共形象。

规则2：公共性身份符号相对固化是鲁迅形象建构中的修辞弱项

为纪念鲁迅诞辰95周年，《人民文学》1976年复刊时发表了茅盾的《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追忆了1935年到鲁迅家邀请他去苏联游历疗养的事情，在“我说……鲁迅就笑道……我就问……鲁迅又说……我说……鲁迅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头道……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他沉吟了一会儿……”一系列话轮转换后，“我就告别了”。虽然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但“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34]。鲁迅“英勇的战士”公共形象，在茅盾的文章中一以贯之。

规则3：修辞语境是影响公共话语或个体话语的充要条件

作为公共形象的鲁迅多出现在“十七年”散文文本中，到了新时期，话语主体对鲁迅形象的描述更为多样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形象在“十七年”散文中没有踪影。1961年《人民文学》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5周年，发表了多篇回忆鲁迅的散文。其中川岛从许广平曾评价鲁迅日常生活习惯“彻头彻尾从内至外都是农民化的”起笔，回忆和鲁迅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从拜访鲁迅北京西三条住处时他对客人的迎来送往的细节，到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时邀“我”去吃晚饭后棉袍被香烟烧破的旧事，川岛娓娓道来。在他心中，“鲁迅先生不辞劳瘁的工作以及一生的战斗业绩，和平日的自奉俭约、慷慨济人的一些生活作风，是劳动人民所独有的”[35]。如此看来，克勤克俭的劳动人民形象在川岛的笔端活灵活现起来。新时期，这些散文较多关注鲁迅个体形象描画，公共形象淡化了。

规则4：话语主体和鲁迅的亲密程度与鲁迅身份符号的修辞建构并非呈正相关

在某些需要呈现公共形象的场域，话语主体往往向“大方向”渐进，“我”对鲁迅的真挚情感亦显而易见。生活中与鲁迅交往密切的主体，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叙述便利，但有的主体仍然选择公共形象的鲁迅。周建人在《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武昌起义之后鲁迅在绍兴组织武装讲演的“大事”[36]，作为鲁迅三弟的周建人叙写的着眼点在于“走出家”后参加学生革命游行的情景鲁迅作为革命战士的形象。从读者的期待视野来看，读者更想看看鲁迅“在家”的日常活动和精神面貌。

没有见过鲁迅或很少见过鲁迅的青年仍能在文本中表达“我心中的鲁迅形象”。金帆回忆自己年轻时收到鲁迅寄来淡黄色的信封时，“心情激动”“万分感激”[37]。谢德铣《鲁迅母家农村散记》[38]和李书磊《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鲁迅》[39]也在公共话题中描述鲁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情形。

话语主体以在场方式建构着文本深层结构。作为民族精神的“巨人”鲁迅、“思想革命家”[40]鲁迅，作为“质朴的农民”“亲切的长者”的鲁迅，在语言的表述中得到形象外化。21世纪之后，鲁迅形象更倾向于“去革命性”[41]，话语主体试图把鲁迅改写成爱国主义者、启蒙主义者等新形象。语言是一种精神存在，如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提出的“符号的精神性”[42]，鲁迅形象的背后体现话语主体的精神世界。

（二）文本修辞：叙述的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

《人民文学》发表“纪念鲁迅”散文叙述有两种空间类型：公共空间指包括“我”和鲁迅在内有他人在场的公共场所，如北京大学课堂上；个体空间指“我”和鲁迅之间较为私密的场所，如鲁迅家、与鲁迅的书信往来。

从修辞权力的维度观察散文中的空间选择，它就不再是叙述进程中的修饰物，而是浸润着话语主体的修辞指向，具有透视特定文本深层结构的语篇功能。文学话语中的空间从地理概念转化为空间象征模式。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文学》刊发的“纪念鲁迅”散文的话语空间类型和话语信息如表1-1所示：

表1-1 《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散文话语的空间类型与话语信息

公共话题转换为公共话语还是个体话语，话语主体将鲁迅置于怎样的叙述空间，受到客观条件制约；是潜意识的也是有意识的，是一种修辞选择。选择公共空间叙述，较大可能呈现公共话语，也有可能呈现具有私人印记的个体话语（“空间私用”）；选择个体空间叙述，较大可能呈现私密性的个体话语，也有可能呈现公共话语的合法性（“空间权力”）。

以这两种类型和四种可能性为观察点，分析《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散文的修辞策略，可提取四种文本叙述方式：

方式1：以公共空间为中心→叙述呈现公共话语

许钦文在《人民文学》发表《鲁迅先生和陶元庆》《鲁迅在“五四”时期》，均选择在公共空间中记叙鲁迅。前一篇着重叙述了“我们仨”（许钦文、鲁迅和陶元庆）在北京西客站、帝王庙展览会等公共场合的活动。[43]后一篇中回忆了自己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使我感动新颖和惊异”，文末作出如下论断：“鲁迅先生，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之一”“我们应该怀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44]在特定修辞语境中，许钦文主动选择在公共空间中使用公共话语含量比较高的话语，验证了较多的已知信息，以此来凸显鲁迅作为“主将”的精神价值。

方式2：以公共空间为中心→叙述呈现个体话语

1933年草明在上海见过鲁迅，他笔下的鲁迅是爱护青年的导师。他在《我吃过他的“奶”》中记叙“我”和鲁迅的几件事，叙述空间虽多在公共场合，但“我”的叙述语言是个性化的。鲁迅“灰色的袍子”“幽默的不屈的胡子”“顽强坚贞的性格”[45]，描绘得非常生动。这种个性化语言也较为有限，为读者提供的未知信息较为稀薄，话语基调依然把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巨匠”“伟大的作家”来进行“博大的心灵”的叙说和呈现。

方式3：以个体空间为中心→叙述呈现公共话语

曹靖华在《望断南来雁——纪念鲁迅逝世二十七周年》中记述了自己在家中接到鲁迅去世消息和第二天接到鲁迅来信的情形，这种私密空间引发了私密情感，表达了私人话语，几乎无可复制。在具有较大自由度的私人空间里，曹靖华充满激情地宣告了鲁迅公共形象，赞美了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46]。这些信息包含较多已知内容，可复制性较高，公共话语含量较高。

方式4：以个体空间为中心→叙述呈现个体话语

现实中，川岛与鲁迅交往较多。川岛的回忆文章多以鲁迅个体生活空间为轴心，呈现关于鲁迅的个体话语表达。在《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中，川岛详细回忆了鲁迅与许广平从1928年7月12日晚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住在西湖边清泰第二旅馆，7月17日一早离杭返沪的往事。川岛还详细记述了鲁迅在旅馆绘声绘色地描述火车上两个穿黄色服装的士兵盘查行李的场景，鲁迅在西湖楼外楼吃午饭时对菜肴中“虾子烧鞭笋”尤为赞许，鲁迅在西泠印社买罗汉像石刻影印本，鲁迅和景宋夫人及友人在功德林素菜馆用晚餐时对“清炖笋干尖”颇为称道等。川岛把这次经历当作鲁迅和许广平“小型蜜月旅行”[47]的见证。这些回忆几乎只发生在几个人的私密性空间里。文本为读者提供的未知信息量很大，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窥探鲁迅私人生活的好奇。

《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散文的叙述空间是一种关于鲁迅影像的他者想象性建构。鲁迅所处的社会文化空间和回忆鲁迅所选择的文学空间，是不同的空间类型，这也是鲁迅研究中“别致的空间意识”[48]。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提出，空间本身是特定文本的语境，建筑师或话语人按照自己方式对空间进行分割和编码，“所有的编码中，都包含着某种赌注和某种意义的生产”[49]。叙述空间作为“结构性要素”[50]，是一种叙述修辞，也是某种“出位之思”[51]，在空间的描摹和切换中衍生了文本内语境意义，产生了文本外公共传播的意识形态效能。

（三）情感动员：主体的公共认知与个体认知

广义修辞学探讨修辞以何种方式参与话语建构、文本建构和主体建构。前文着重分析了鲁迅身份符号的修辞话语和散文文本的修辞方式，接下来要阐释的是：话语主体以什么样的话语出场折射出自我的“说法/写法”和“活法”。

话语参与主体的精神建构，有正负效应：正面效应体现“出彩的个体话语”，即表达者重视与接受者的良性互动，自觉“以我的方式表达我的存在”，维护自我话语形象；负面效应体现为“话语不作为”，即表达者已被话语克隆体控制，“制造话语疲劳，弱化话语主体的亲和力”[52]。

《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散文文本是主体借由与鲁迅相关的某人、某物或某事对读者进行情感动员的话语材料。它映射着主体的情感结构，包括才情、情商、气度和修养等。公共话题转换为文学话语中，读者对鲁迅的公共认知被屏蔽或被放大，个体认知凸显或萎缩，源于主体对原始材料与表达方式的认知方式。不同认知之间的置换，经过了下面的修辞处理：

个体认知→公共认知：公共话语汇聚、个体话语隐藏、主体间情感被稀释

鲁迅曾说过，自己不肯做“纸糊的假冠”“还我自由”[53]。“我”在纪念鲁迅时，回忆作为“公物”鲁迅还是作为“人物”鲁迅，某种程度上完成着话语主体的精神世界建构。在茅盾、巴金、许钦文和曹靖华等人的回忆中，鲁迅被誉为“巨人”“太阳”“主将”。从凝聚集体意识角度看，这种公共认知极力营造了发扬鲁迅战斗精神的社会氛围；从文学修辞角度看，这种氛围充斥着可复制的公共话语，散文中的“我—鲁迅”之间的情感浓度被稀释；从读者阅读角度看，公共话语很难激起读者的认知欲望，容易造成审美疲劳。

在《人民文学》之外，“十七年”时期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作为“革命战士”的“大鲁迅”形象。这些回忆鲁迅的文本引发学界的注意，其中程振兴谈到：许广平的鲁迅纪念实际上是最有条件书写鲁迅私密史，然而，话语主体自觉“公共话语稀释其演说的个体性与私密性”[54]。这种“景云深处已无家”的情愫不只是许广平的无奈言说，读者在文本表述中也体会到她在特殊条件下承受的委屈与反抗，“如果置身于另一种环境中，她也许就不会这样写了”[55]。

公共认知→个体认知：个体话语彰显、公共话语暂停、主体间情感浓度升高

萧军《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回忆“我”和萧红曾感受到鲁迅给予他们的“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56]。萧军与鲁迅的交往属于读者的公共认知。当萧军把这种情谊转换为文字时，他沉浸在“我—鲁迅”私人私语氛围中，以个体认知书写了内心挚爱与悲怆交织成网的丰富情感。

王蒙面对“纪念鲁迅”这个公共话题时，有意绕开对鲁迅的公共认知，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抒发对鲁迅及作品的个体认知，引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他一方面化用鲁迅小说散文中的意象、语词或句子，另一方面关注鲁迅创作的美学层面，如《好的故事》中那种“美丽”“幽雅”“有趣”“分明”[57]的味道。由此可见，王蒙对鲁迅的回忆“贡献出了个体独到见解”[58]，主观情感更加浓郁。

需要补充的是，2000年之后，阎晶明《鲁迅：“起然烟卷觉新凉”》《“把酒论当世 先生小酒人”——鲁迅与酒》《一次“闪访”引发的舆论风暴——鲁迅与萧伯纳》《“病还不肯离开我”——鲁迅的疾病史》[59]，视角独特，笔致细腻，还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食人间烟火”的真实鲁迅。它们叙说鲁迅的寂寞和烦恼，较多地呈现了“我”对作为普通的“人”的鲁迅的独特认知，屏蔽了鲁迅“神”性话语，“努力贴近原鲁迅”[60]，从而建构了“我—鲁迅”相互映照的精神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的‘鲁迅接受’再次进行翻转”[61]。

“我”以怎样的话语纪念鲁迅，需要主体自觉调整公共认知与个体认知的含量，而这背后隐藏着多重复杂原因，主要影响因素有：

时空条件 《人民文学》“纪念鲁迅”历经中国当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语境为主体提供了不同的话语空间。在“十七年”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背景下，“我”的表达是谨慎的，对鲁迅的评价隐含着被允许、被赋予的条件限定。新时期以来，“我”的表达渐渐摆脱话语场的制约，对鲁迅的叙述呈现低复制率的面貌。

身份角色 特定的文本显示特定的话语角色。作为鲁迅的家人、朋友、学生，“我”如何看待“我—鲁迅”的真实身份/文本身份，如何释放散文抒发的情感意义，这些影响着话语主体的表达内容。建构鲁迅的公共形象还是还原鲁迅的本真生活，每个话语主体有权选择公共话语和个体话语的不同频道。

目标受众 广义修辞学强调话语行为是“表达↔接受”双向互动。围绕“纪念鲁迅”公共话题，个体认知倾向于选择“我—鲁迅”心灵碰触，以鲁迅本人或他的作品为中介，与鲁迅进行知识与经验的交流，发挥了话语交际的最佳状态；公共认知则倾向于选择大众读者为接受对象，目的是宣传鲁迅的公共经验，唤起民众对鲁迅精神的发扬。

传播效能 纪念鲁迅的文字一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些文本即发挥着巨大的传播效能。强势媒体传播“权威”或“代表”性质的话语，迅速集结关于鲁迅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公众对鲁迅形象的共识。而个体认知选择在强势氛围中选择“我”性方式，实现了话语主体的思想空间和认知向度的修辞化突围，成为唯一的“这一个”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鲁迅回忆录中的“永不凋谢的花圈”[62]，大多来自于话语不可重复的文本。巴赫金指出：“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他人无法进入的位置。”[63]这些回忆散文包孕着某种真实，也蕴含着修辞化建构。

《人民文学》对鲁迅形象有意识地建构确立了国家层面上鲁迅民族魂的精神塑造。这里讨论“纪念鲁迅”散文的个体性修辞呈现的行为，并没有否定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历史地位。反之，鲁迅思想的精神指向是研究中国百年文学的动力，“鲁迅思想的超前和深刻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精神资源”[64]，值得我们倍加珍惜，让鲁迅思想“活在当下”，衍生智慧，福泽后世。

三 “为鲁迅立传”：话语主体的创作结构和精神呈现

现实中鲁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文学叙述中的鲁迅是一个个表现符号。如果现实中鲁迅为“鲁迅0”，那么文学叙述中的鲁迅则为“鲁迅1……N”，后者是对真实鲁迅的艺术创造。哪怕是鲁迅的自传，诉说个人经历，也不可避免进行修辞呈现。更别说为鲁迅立传，完全排斥虚构只是一种审美表象，至多承认它更接近真值。鲁迅从“人间”换成“符号”，传记拥有文体的便利。

《人民文学》发表两部鲁迅传记：一部是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刊于1961年第1/2合期，由陈白尘（《人民文学》副主编）执笔，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陈鲤庭集体创作，共四章四十四节；另一部是唐弢个人遗作《在激荡的风云中——〈鲁迅传〉一、二章》，刊于1992年第11期，只有两章内容。

这两部传记均为鲁迅传记中的“断臂维纳斯”，均按照中国传统编年体记人记事，均从外部视角切入叙述作为“中国革命战士”的鲁迅符号，逻辑路径均遵循从鲁迅“这一个”反映“这个时代”的变迁。下面从关键语词、语句叙述和读者接受等修辞层面对这两部传记做进一步评述。

（一）鲁迅传记文本的关键词

关键词，是透视文本语义的便捷工具。它推动叙述，开拓了阐释空间。在话语层面，哪些关键词支持了这两部传记的叙述路线？

“革命”可作为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的关键词。据精确统计，该词在文中出现50次。“X革命”或“革命X”成为文本流动的明线。剧本第一章第一节首句直接亮出鲁迅的革命身份：

鲁迅先生的雕像。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新文化的巨人，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先生，姓周，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

“革命”与“民主”“文学”“辛亥”“胜利”“中国”等语词构成语义网络，共同构筑鲁迅的革命传奇大半生（剧本上集只写到1927年10月）。

这个建构过程有着鲜明的修辞指向：

革命1——革命是鲁迅形象的标志性符号，是鲁迅传记的底色；

革命2——鲁迅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他不仅把革命投射在文学创作中，而且出现在各个革命活动现场；

革命3——革命成败与鲁迅文学成败互相映射：革命成功激发鲁迅战斗热情；革命失败加剧鲁迅苦闷；鲁迅的文学创作参与并加速中国革命过程。

“激荡”是唐弢《在激荡的风云中——〈鲁迅传〉一、二章》的关键词，它不仅担当文本标题关键词，而且作为叙述杠杆，全方位调度话语的情感浓度。

唐弢以“激荡”为轴心，以时代变迁与家庭变故为半径，启动对鲁迅童年生活的话语重述。文本叙述内部包含以下修辞信息：

激荡1——“激荡”是鲁迅孩提生活的底色，甚至在鲁迅未出生时就预设了伟大人物的诞生，鲁迅出生后是时代激荡造就了他。

激荡2——“激荡”是能指符号，它的所指从自然景观（钱塘江的怒潮激荡）、国情（中国接受近代文明的冲击）和家情（逐渐没落的家庭、正在败落的家庭）三重语义空间中流溢出来。

激荡3——“激荡”是主体和客体交互的中间物：主体在动荡的客体世界顽强生存（承受、反拨），客体因主体存在而成为历史见证（历经沧桑）。

（二）鲁迅传记文本的语句修辞

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的革命色彩不言而喻。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它多大程度上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而在于它的话语蕴涵是如何呈现出来的。也许修辞方式比修辞话语本身，更具隐喻意味。

这个剧本在语句层面的修辞方式有：以文学笔法界定鲁迅的革命身份；大段的语言能指，被宏深理论所填充，甚至“鲁迅的台词=《鲁迅全集》中的话”“鲁迅小说中的人=鲁迅生活中的人”“鲁迅的语言=演讲式长篇大论”，扫除了文学与革命生活的屏障；非语言形式以人物动作、神态、心理等方式营造了电影剧本的意识形态氛围，为文本革命语义注入了叙述能量；内容上省却了鲁迅与周作人家庭关系纠葛，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描述止于“相视一笑”，鲁迅形象被提纯。

剧本的革命含量突出表现在对鲁迅和李大钊五次直接交往的叙述上。抽掉两人初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可截取两人的非语言叙述，呈现如下线性排列：

鲁迅靠窗而坐，专注地阅读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兴奋地走上前——鲁迅脸上现出无比的喜悦，迎上前说——鲁迅和李大钊谈得正欢畅——鲁迅弹去烟卷上的灰，说——李大钊点头说——鲁迅愤然继续着说——李大钊欣然说——鲁迅苦恼地说——李大钊点头说——李大钊读着《狂人日记》的原稿，兴奋地站起来，对郭小朋说

两人的会面均被置于公共空间，即使在鲁迅家里也都有旁人在场。但从剧本字里行间可感受到两人的默契：一个“兴奋地走上前”，一个“喜悦地迎上前”；一个“说”，另一个“点头”；一个“愤然”，一个“苦恼”；一个“欣然”，一个“兴奋地站起来”。李大钊主动拜访，鲁迅积极回应。李大钊称鲁迅为“唯一坚持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鲁迅则望着李大钊的身影，发出“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的呐喊。

电影剧本《鲁迅传》（上集）之所以是革命文本，还有其他因素：如创作的缘起（建党40周年献礼片）、强大阵容（顾问团+创作组+拍摄组）、创作基调（中央亲自抓、以官方评价为纲）、语言风格（以事实为蓝本+可以虚构+避开私人生活）、文艺界领导直接介入（夏衍周扬等提出修改意见、举办座谈会）等。[65]葛涛对此进行过较为全面且具有开拓性的考察，并认为这部巨片“没有能创作出一个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鲁迅银幕形象的优秀剧本”[66]。

时隔三十年，唐弢《在激荡的风云中——〈鲁迅传〉一、二章》启动了学术性鲁迅传记的写作。从语句修辞层面看，引证是其一大亮点。全文共约1.5万字，却有60处注释。作为副文本的注释“本身就具有与正文相类似的传情达意的功能，而且还常常能补正文之不足，它和正文本一起共同构筑着特定的文学世界”。[67]唐弢《在激荡的风云中——〈鲁迅传〉一、二章》的注释就不仅仅是鲁迅传记附属性存在，它对文本意义生产有着重要的修辞意味。

这篇传记的注释来源和类别主要有四类：

《鲁迅全集》：所选篇目多选自《且介亭杂文》《朝花夕拾》《华盖集》《集外集》等，反映鲁迅的童年生活；

回忆鲁迅的文章：所选篇目出自许广平、周启明、周遐寿、萧红等熟知鲁迅的回忆文字；

中国古代典籍：唐弢从《史记》《孽海花》《清稗类钞》《清名家词》中汲取营养，展示鲁迅所受的地域文化和家庭氛围的熏染；

博物馆藏件：唐弢引用了四则史实，展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所藏真迹。

唐弢在叙述鲁迅童年生活经历时，史实爬梳细致，全方位展示鲁迅的早年成长经历。“请”鲁迅自己站出来“讲述”，让鲁迅身边的人站出来“见证”，用各处馆藏原件（照相件）翻出来“确认”。基于真实性的学术传记是唐弢创作的初衷，“真实性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68]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治学风格和俄苏文艺理论影响的唐弢，他的认知模式、论述逻辑和行文思路上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鲁迅传》力求一定的学术性，要对已有研究成果有新的突破”[69]。孙郁认为他“充分注重史实，从史料以及鲁迅作品、日记、书信提供的线索出发，究原竟委，殊多考订之笔”，其“考据、钩沉、议论、状物的水乳交融”，并做出这样中肯的评价：

唐弢在《鲁迅传》中，竭力想使自己的思路摆脱俄苏的模式，看他对罗素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我感到是下了大力气的，有的地方确有灼识。但由于在根本的层次上，他的思路尚未跳出旧的模式，使传记未能达到新的高度，这是十分可惜的。在局部上、细节上，在对鲁迅史料的整理上，《鲁迅传》几乎无可挑剔，可在结构上，在宏观的视界里，他少了一种穿透力，少了一种大手笔的气魄。[70]

（三）鲁迅传记文本的语篇修辞

鲁迅传记是鲁迅研究的“主场”。“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有许多需重新挖掘的富矿，对历史人物的再写是有意义的。”[71]每一部传记如厚重的感情库存，里面凝结着传记作者的生命感悟。“话语世界不是抽象概念和抽象语义构筑的世界，而是文本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定义了的此时此地的话语世界。”[72]主体创造了修辞文本，修辞话语和文本影响着主体的“说法”和“活法”。

在传记写作的主客体系统中，文本是客体，起中介作用，传主、传记作者和读者构成主体“金三角”，如图1-1所示：

图1-1 传记三个主体关系图

三个主体按产生顺序对应三种关系，其互动方式可描述为：

1.传记作者与传主：灵魂搏斗

钱理群认为，传记写作过程是一种“灵魂的搏斗”，是“传记写作者与传主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73]它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写作。排除外在条件（与传主是否有过亲密关系、客观因素的制约），主观搏斗程度越强，越能产出高质量的传记文本。如何进行灵魂搏斗，可参照如下公式：

灵魂搏斗=动机纯正+觉察敏锐+事实而非虚构的主料+叙述不偏不倚

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意在创造革命符号鲁迅，动机纯度较低。集体创作方式本身削弱了创作的主观搏斗强度，况且还受到特定历史语境对集体意识框定。剧本对历史细枝末节的选择，采用有意回避、着意突出或公然改造等策略。叙述话语上过于依赖革命与道德，导致叙述偏离。

陈白尘作为执笔人，“没有机会见到鲁迅”，两人现实交往缺失。更为关键的是，他心虚地认为“我怎么能画出他的眼神来”[74]，两人精神搏斗弱化。他的女儿陈虹回忆说，当时“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75]。意识形态强势入侵主观世界，制约两个主体之间无法展开对话，更谈不上搏斗，这是剧本贬值的主要原因。

唐弢创作《鲁迅传》，虽是接受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但他表示要努力以赴，并强调：写鲁迅传记，“通过鲁迅这个人，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面貌”[76]，“写人”动机较纯正。

唐弢和鲁迅及亲友有过直接交往，这为两人的精神对话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传记的主料选择上，唐弢注重原始资料，对鲁迅日常琐事进行适度展示。以事实而非虚构作为叙述结构，呈现出相对客观的叙述风格。唐弢以近80岁高龄，不顾惜个人生命健康，打算离京写作，专程前往东京和仙台追踪鲁迅足迹，坚持与鲁迅灵魂搏斗到最后一刻，此番精神令人感佩。

2.传记读者与传主：认知欲望

传记的写作与作者有关，传记的传播与读者有关。读者，以隐身的方式在场，往往成为传记文学研究被遗忘的主体。读者与传主之间的精神交流可描述为：传主的天才和美德，处于赤露状态，是被展览的博物馆，引发读者认知欲望；读者通过阅读传记文本，欲望得以满足，接受考古发现式的心灵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期待，成为衡量传记文本水准的指标之一。

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在《人民文学》一发表，“人们以无比感奋的心情读了这个剧本，热烈地称赞它所取得的可喜的成就，并且期望着根据它拍摄的影片达到更大的成功”[77]。遗憾的是，这种读者效应是狂欢化的，读者体验是公共性的，读者情感是集体式的。传主被赋予符号化象征，真正的读者以在场的方式隐身，文本传播中的认知差消除。

30年后，读者从唐弢《鲁迅传》中读出了鲁迅的某种气质和精神世界。透过文本叙述，读者看到鲁迅从世俗伟大功业中走来，感受在文化背景下思想者的深厚内涵，思考鲁迅之所以是“巨人”的深刻性与独特性。可惜的是，这部传记对读者认知欲望的满足是有限的，传主的私人寓所和生活细节被遮蔽，传主灵魂深处的密码尚未完全解开。

新近出版的鲁迅传记，如陈漱渝《搏击暗夜 鲁迅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张梦阳《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之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华文出版社2016年版）、吴中杰《荒野中的呼喊者 鲁迅图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2021）等，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鲁迅在“暗夜”中“搏击”、在“荒野”中“呼喊”的“苦魂”、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逼近天才鲁迅的赤露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认知期待。

3.传记作者与读者：娱乐+教育

文本意义的诞生是作者（表达者）和读者（接受者）共谋的结果。作者提供“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读者很想窥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读者来说，传记的吸引力直接来源于人的好奇心和了解真相的兴趣，“它们覆盖的道德光谱幅度很宽而且很复杂”，是“勇于追求真理先生”（Mr.Valiant-for-Truth）还是“下流的偷看着”（Peeping Tom）[78]，这个很难区分。

读者若能在传记文本中窥探传主私生活的细节，关注传主的家庭日常琐事，品味传主的德行人品，解开不为人知的秘密，是一件多么难以言表的惬意呵。这体现为传记的娱乐功能。作者在传记中撇开读者的成见、偏见和定见，呈现关于传主的新见、创见和独见，提供真实的原始材料，给读者以启迪和引导。这体现为传记的教育功能。

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在满足读者好奇心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其革命教育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读者孙郁从唐弢《鲁迅传》“精约严谨的结构和某些略带思辨性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传记的“学究味”甚至带有“匠气”，感受到了唐弢的精神世界——“很不轻松的工作”“静心而认真的写作”“惬意”“灼识”“焦躁”“心灵的骚动”“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并为作者“耐得寒窗之苦”的精神所感动：“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创见与局限、真知与偏见、自信与惶惑，在这里形象地外化出来。”[79]唐弢创造了《鲁迅传》学术价值，《鲁迅传》的语义空间映照着唐弢晚年书写鲁迅的底气与缺憾。

总之，在公共话题“纪念鲁迅”转换为文学话语（“鲁迅是谁”“我心中的鲁迅”“鲁迅传记”）过程中，公共修辞通过公共认知和公共空间表达获得读者的公共认同，个体修辞通过个体认知和个体空间表达获得读者的个性体验。“公共性”与“个体性”作为读者阅读体验的一个维度，体现了话语主体对素材、情感和表述的修辞选择。我们尊重文学的多元表达，但也有自己的评论立场。

世界以图像方式存在，主体以经验和生命体验在场。“以我的方式”叙述“鲁迅”，既受到客观语境的规约，又受制于自身身份和言说空间的限制；既有各种文体自身规范的影响，也与语用环境和传播媒介有关，而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是话语主体在回忆“我—鲁迅”情感关联时表现出来的智商、情商和语商。

《人民文学》“纪念鲁迅”话语主体用不同修辞方式描摹出不同的“鲁迅镜像”：“神圣的存在”/“人之存在”、“鲁迅之形”/“鲁迅之像”、“鲁迅言说”/“言说鲁迅”、“我性解释”/“他者阐释”。文学叙述中的“鲁迅们”是被建构起的修辞世界，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历史现场和真实的鲁迅本人。

从广义修辞学角度切入鲁迅纪念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人民文学》纪念鲁迅，不是一张历史的存单，而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存单上的文本，颇具修辞意味的还有：鲁迅创作谈、阅读鲁迅的笔记、纪念鲁迅而创作的诗歌和歌词、杂文；副文本，包括鲁迅画像、照片、手迹、雕塑、插画和书讯等，共同见证鲁迅研究的蛛丝马迹。笔者对《人民文学》上发表“纪念鲁迅”部分创作的细读与解读，同样表达了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及对鲁迅精神的发扬。

附录 《人民文学》刊登鲁迅资料目录（1949—199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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