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古代固原地区是西北边疆军事要塞、丝路重镇以及边塞文化名城。以丝绸之路的兴衰为研究视角，探究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影响，考察古代固原地区行政区划沿革、军事地位嬗变、经济开发、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与传承，重点论述丝绸之路对于古代固原地区社会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历代王朝经略西北边疆政策得与失的经验教训，发现和论证古代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过程，总结中华民族“趋同性”的历史书写，是本书希图解决的重大历史与理论问题。

一 “固原地区”释义

无论从考古发现、地理方位演化视角观察，还是从行政区划沿革、历史变迁视角分析，历史时期，“固原地区”是以固原古城（今固原市原州区东南）为中心，辐射周边，不断演变的历史名词。

从考古发现的视角观之，绚烂多姿的考古文化遗址构成了固原地区厚重的历史。如以水洞沟遗存和鸽子山遗存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以马家窑文化遗存、菜园类型遗存、齐家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化，商周时期固原中河孙家庄墓地、姚河塬遗址、刘家文化遗存，秦汉时期的彭阳县古城镇朝那县故城、彭阳幸福墓地、固原九龙山墓地，北朝隋唐时期彭阳新集北魏早期墓葬、固原北魏漆棺画墓、田弘墓以及粟特人家族墓地，元明时期的开城安西王府遗址、韦州镇周新庄村出土的庆靖王朱栴和庆庄王朱邃墓地，等等。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成为固原历史的象征，透过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可以清晰地窥见固原地区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轨迹。远古时代固原地区就是人类栖息和繁衍之地，开启了固原地区早期文明。商周时期固原地区开始内附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有效治理的西北边地。秦代之大一统，固原地区演变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北边疆的军事重镇，承载着稳定西北、拱卫中原的历史重任。张骞凿空西域以后，固原地区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是丝绸之路由长安入河西走廊、通西域的必经之地。自此伊始，固原地区以丝路重镇的凸显地位屹立于西北边疆，通连内地与西北边地乃至中亚、西亚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由边塞重地演变为丝路名城，由东西文明之交汇而发展成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固原地区以其重要的地位享誉西北。

从地理方位演化视角考察，古代固原地区以固原古城为中心，坐落于西北著名的关隘萧关之上。萧关，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关隘之一。所谓四大关隘，据唐代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一书中注曰：“东函谷，南崤武，西散关，北萧关。”萧关为关中之北大门，出关临宁夏、河西、内蒙古，入关经环江、马莲河、泾河直达关中。萧关傍山遏水，地势险要，与六盘山、秦长城浑然一体，构成西北牢固的军事防御基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固原古城正是坐落于萧关古道，为萧关的核心区域，历代王朝在固原古城及其周边地区沿河设塞，筑城建关，移民屯垦，戍边开发，不断推动固原古城的历史变迁。张骞凿空西域以后，萧关及固原古城位于丝绸之路的东段北道，是连接关中和河西走廊的最便捷的丝绸之路通道，其地理位置更为重要。丝绸之路成就了萧关古道，亦成就了固原古城。两汉以后，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始点，越陇山，渡黄河，穿河西走廊，入西域诸国，而屹立于萧关之上的固原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驼铃所至，迎来送往，各色人等，交汇其间，东西文明，互为映照，创造固原古城之辉煌历史。据考证，固原古城在秦时已经存世，汉代复设之，后世多有变迁。以固原古城为中心，历代王朝不断强化西北边疆之统治，疏通丝绸之路，因地制宜治理固原地区，因而在地理位置上多有嬗变。如汉武帝开拓疆域，固原地区之范围广袤，基本包括今固原市一带及陕西、甘肃一部分区域。魏晋时期，由于割据政权林立，固原地区以高平为中心，面积较为狭小。隋唐之大一统，固原地区的范围有所扩展。两宋时期，固原地区进一步内缩，在战略影响层面已经退出河西走廊。元明时期，固原地区在地理方位上再次突破河西走廊，广袤的西域重回中原王朝的治理版图。清代肇基立极，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以固原古城为核心的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失去了军事重镇和丝绸重镇的地位，在地理方位上也基本奠定了近代以来“西海固”的范围并固定下来，逐渐沦落为“被遗忘的地区”。

从行政区划设置的视角考察，“固原地区”是以今固原市为核心而不断变迁的历史名词。完整的“固原地区”概念不仅仅指固原古城之地，而且包括历史时期以固原古城为中心的整个陇右以西之地，范围显然要广袤许多。先秦时期以萧关古道为核心，即六盘山北麓，穿黄河而入河西之地，傍清水河而依，是关中通往陇右、西域地区的西面屏障。秦时，固原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义渠戎、乌氏戎，秦灭义渠戎、乌氏戎统一西北，设置北地郡，固原地区属于北地郡的行政区划范围。秦在固原地区设置乌氏县、朝那县，徙民屯垦，戍边固疆，治同内郡。两汉时期，为加强西北边防，置安定郡，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市），管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陇右大部分区域，今固原市是安定郡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核心，在强化西北边疆、拱卫关中、疏通丝路通道、经略西域诸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晋乱世，固原地区的行政范围时有变化，在各个割据政权的统治下，辖区时大时小，但基本上包括陇右以西之地。隋唐大一统，固原地区包括原州在内，辖区面积较前代有进一步的扩展，以原州为中心的丝路贸易与民族交往十分兴盛。安史之乱以后原州处于吐蕃统治之下，固原地区的实际辖区内缩，远逊两汉。宋代，原州是两宋西北边地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宋王朝以原州为核心建立镇戎军，与西夏展开长达百年之久的边境争夺战，固原地区的实际辖区面积因战争进一步内缩。元代，安西王府治下的固原地区包括陇右大部、河西一隅，辖区面积之大空前绝后。至明代，明王朝以原州为中心建立固原镇，设置“三边总督”，构建以固原镇为中心的西北边境总防务区，以防范蒙古逾越六盘山而入侵关中，防御范围包括绝大部分西北地区，但在行政区划上其面积仅包括固原军镇及其周边地区。清代，固原地区划归甘肃省，固原为直隶州，辖区包括海原县和平远县，辖区进一步缩减。民国时期，废州改县，固原属甘肃省泾源道和平凉专区，辖区面积降到历史最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8年设置固原专区；1970年设置固原地区行政公署，辖固原、海原、西吉、彭阳、隆德、泾源6县；2002年撤销固原地区而设置固原地级市，辖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泾源县。由此观之，固原地区之概念伴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演化。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固原地区是以今固原市为中心而辐射陇右西部、关中西北、河西一隅的广泛区域。

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考察，自西汉张骞开凿丝绸之路，固原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地带，连接关中与河西走廊，进而通联广袤之西域，辐射中亚、西亚。毋庸讳言，古代固原地区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跌宕起伏而步入剧烈的变迁之路——丝绸之路推动了古代固原地区的社会演变，促使固原地区不断提升其在西北边疆之地位，成为西北军事重镇、丝路重镇和文化重镇。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演变，历代王朝在固原地区设置不同的行政区划、军事机构，因地制宜推行有效的统治政策，以强化对固原地区的控制，使其成为拱卫关中，裙带河西，经略西域的边塞重镇。在经济方面，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推动了固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构建了农业、畜牧业、商业、交通业以及朝贡贸易等多元经济结构。在民族、宗教与文化方面，以丝绸之路为通道，固原地区演变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交融的重要舞台，是丝绸之路上民族熔炉与东西方交往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包括内涵丰富的宗教文化、风格豪放的边塞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大大推动了古代固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概而言之，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息息相关，亦是我国历代王朝经营西北边疆的历史写照。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之轨迹十分清晰，即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各个领域逐渐趋同化的历史进程。

二研究意义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丝绸之路成为贯通中西交往的重要纽带，即使在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仍不绝于耳。以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为载体，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承载着更为深厚的历史意蕴、文化内涵以及时代价值。固原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东道北段，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地位重要，历史悠久。丝绸之路为古代固原地区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成就了古代固原地区之历史，因而以丝绸之路为研究视角，全面审视和考察古代固原地区历史与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边疆史地视角的研究意义：拓展和丰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内容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自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如今走过了整整180年的风雨历程。概括而言，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献整理研究、专题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以及理论范式构建研究四个领域。首先，学界对于西北边疆史地的文献整理研究起步最早，亦最为成熟，涌现出大批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北学”，尤其是以西北地方志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最为卓著。[1]其次，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对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开始侧重于专题性的研究，如西北边疆政治经略史、行政区划演变史、文化变迁史、民族关系史、军事史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尤其是在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以“专门史”为研究体例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奠基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此外，一批致力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刊物相继诞生，大大推动了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进程。[2]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开始改变传统的研究路径，全面、系统、综合地研究西北边疆财政、边疆民生、边疆生态、边疆地区“一体化”进程、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边疆民俗与文化、边疆教育等问题，是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主要内容。[3]最后，就理论范式建构层面而言，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在过去往往受困于西方哲学、社会史观、史学理论、地缘政治等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内亚边疆史观”“征服王朝论”“文明板块论”等范式深深影响了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大踏步向现代国家转型，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这也是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崛起的象征。因而在历史研究领域，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范式的构建就显得十分重要，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以西方视角为主的学术研究范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书写以及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范式应该成为当下和将来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重要学术目标。

十分明确的是，无论从地理位置考察，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古代固原地区属于典型的西北边疆之地。

就中国古代历史的视角观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固原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呈现出复杂的演化趋势，但大体上属于西北边陲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地区开始内附中原王朝，正式成为商王朝有效管辖的领土。自秦伊始，固原地区基本处于关中以西，河朔以南，河西走廊以东，凭借六盘山之险，是为关中的第一道地理屏障。汉代凿空西域以后，固原地区成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由长安出发，经固原地区，穿越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入广袤的西域，再经由西域到达中亚、西亚诸国。尽管固原地区是古代民族融合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亦在一定时期甚至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是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心，但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条丝绸之路基本上贯通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直接左右了西北地区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推动了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直至清代大一统以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全面衰落，固原地区悄然褪去了“边疆身份”，最终由边疆演化为腹地。

从地缘政治层面审视，古代固原地区同样属于“西北边疆之地”。以原州为中心的固原地区傍六盘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西北之天然屏障。“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蓬侯骑，都户在燕然。”王维这篇《使至塞上》妥帖地描述了古代固原地区处于西北边疆的重要地位。历代王朝巩固西北边疆、经略西域都以固原地区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因而以原州为中心的固原地区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军事重镇而闻名于世。或言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固原地区的政治与军事经略，固原地区始终以边疆重镇的地位而矗立在西北边疆。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不仅大大提升了固原地区的军事地位，而且强化了古代固原地区的地缘政治，即以固原地区为中心构筑牢固的西北边疆军事防线，退而拱卫中原，进而经略西域，成为历代王朝在西北地区天然的战略要地。

秦、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在固原地区设置完整的行政区划，移民戍边，加强对固原地区的军事控制，构建牢固的西北边防，成为拱卫关中远略西域的重要军事据点。相较于西汉而言，东汉时期固原地区之军事地位骤然提升。光武帝刘秀为了完成统一西北大业，先后两次亲征固原地区的“高平第一城”，并以高平为中心构筑经略西北的重要军事防线。东汉在完成统一的基础上，在固原地区建置完整的行政区划，进一步疏通丝绸之路。纵观整个东汉时期，西北边疆情势较为复杂，先后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羌族变乱，导致东汉对于西北地区的统治飘摇不定，东汉政府控制的西北边疆不断内缩，如西北地区设置的安定郡之军事防御不断迁移，最终迁至陕西扶风，东汉政府在一定时期实际上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有效控制。尽管如此，但以高平为中心的固原地区作为东汉控遏西北的最后一道军事防线依然固若金汤，充分说明了固原地区在地缘政治上不可替代的军事地位，也标志着固原地区在秦汉时期是典型的“西北边疆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在长达36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北地区基本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唯有西晋和北魏的短暂统一。无论动乱时期还是统一时期，作为西北边疆之地的固原地区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西晋在固原地区设置安定郡，北魏在固原地区设置高平郡，构成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希图以固原地区为中心，控制丝绸之路通道，穿越河西走廊，进而为经略西域奠定坚实的基础。大一统的唐代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强度远超往昔，其在最为强盛之时的统治势力深入广袤的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进行有效的统治。但从地缘政治上观之，唐王城对西域的统治更多地呈现出“羁縻”之色彩，实质上而言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统治。而在西北地区，唐王城在固原地区设置原州都督府，显然这是侧重于军事性质的行政区划，目的是以固原地区为中心构筑西北边疆军事防御重地，以此强化对西北边疆的统治，进而远略西域，通络中亚、西亚，构建大一统的王朝版图。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从统治版图而言，固原地区在唐代已经演化为“腹地”，但从地缘政治上观之，唐代时期固原地区依然是典型的“西北边疆之地”。事实上，元代对于固原地区的统治性质类似于唐代，固原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腹地”，而在地缘政治上则属于纯粹意义上的“边地”。两宋时期，固原地区是两宋王朝在西北最后的军事防线，宋与夏、宋与金、宋与吐蕃之争十分激烈，固原地区基本上处于“三战之地”，在西北的军事地位异常重要。为了强化宋王朝对西北地区之统治，宋王朝以原州为中心设置“镇戎军”，对内构筑王朝在西北的边塞要地，对外则通过控制固原地区，疏通丝绸之路，维护河西走廊的稳定，进而远略西域，减轻宋王朝在西北地区面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明代时期，固原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再次得到强化。明王朝十分重视以固原地区为中心构筑西北军事防线，形成著名的“三边总制”，三边制府驻固原，昭示着固原地区在西北边疆的军事核心地位。明廷在固原地区移民开发，尤其是大力发展马政，以强化固原边镇军事力量。清代大一统以后，在西北地区的直接统治范围迅速扩大，清政府在蒙古设置都统、将军、盟、旗等行政区划形式实现了对蒙古地区的有效统治，而在新疆地区通过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以实现直接统治。因此，就清代固原地区的北方、西北而言，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地缘政治层面观之，固原地区由以往的“西北边疆之地”正式演变为“腹地”，其以往显著的军事色彩逐渐褪去。与此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固原地区亦失去了历史以来丝路重镇的地位，开始走向沉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伴随着中原王朝对边疆的开拓、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以及边地不断“内化”的进程，固原地区的“边疆地位”亦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秦汉时期，固原地区处于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势力交叉的地带，固原地区的“边疆地位”十分突出。魏晋时期固原地区在很长时间处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民族大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固原地区在民族层面和地域层面双重“内附”的进程。隋唐时期统治势力深入西域，但吐蕃统治固原地区长达80余年，在一定历史时期使得西北疆域内缩。两宋偏安一隅，固原地区则是以西北最后一道军事防线而存在，是最为典型的西北边疆军事重镇。元代虽然大大拓展了西北边疆的统治范围，但这种统治等同于唐代的羁縻统治，因而固原地区在地缘政治上依然是西北边疆军事重镇。清代之大一统，对蒙古和新疆实现了直接的统治，固原地区最终由历史时期的“边地”演变为“腹地”。因而，从上述视角观之，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演变正契合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古代固原地区属于典型的边疆地区，因而其历史研究应该属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范畴。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固原地区历史的研究虽然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亦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方向和范式建构层面均没有明确关注古代固原地区由边地向内地转化的历史变迁事实，对于在丝绸之路影响下的古代固原地区之变迁轨迹更是缺乏必要的研究。鉴于此，本书力图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梳理古代固原地区历史研究的脉络，以丰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这是本书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丝绸之路视角的研究意义：考察和阐释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

丝绸之路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推动下，学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掀起新的热潮，尤其是对于丝绸之路与地方历史变迁的研究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后，意义非凡。首先，作为商贸通道和文化传播通道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桥梁，频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迅速推动了丝绸之路沿途各区域社会发展。其次，丝绸之路也是古代西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再者，历代王朝对丝绸之路的治理不仅扩展了西北疆域，而且不断完善了治边政策和民族政策，积累了宝贵的治理边疆的经验和教训，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正如徐黎丽所言：“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即中国向西开放发展的战略得以实现；中国西北边疆得以拓展和中国版图得以扩大；中国传统治理边疆策略逐渐形成。”[4]换言之，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西北版图基本上随丝绸之路的贯通、多民族的交融以及农耕文明的扩张而逐渐奠定。

固原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东段北道，是中原通往西域的最便捷最繁盛的丝路通道之一。自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来，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固原地区的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未中断，即便是固原地区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如魏晋之羌族政权、唐之吐蕃政权、宋之西夏政权、明之蒙古和金政权，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也随着丝绸之路的脉搏而波动，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层面日新月异、万象更新，构成古代固原地区独特的历史景观。

丝绸之路左右了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倘若窥视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全貌，丝绸之路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目前学界对于古代固原地区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很少关注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或者说很少从丝绸之路的视角全面考察和阐述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这显然与古代固原地区丝路重镇的历史身份很不相称，需要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和研究。鉴于此，以丝绸之路为研究视角，深入考察和阐释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轨迹，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主要呈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全面探究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演变状况。西汉时期以固原古城（今固原市原州区）为中心形成了萧关古道、瓦亭城、回中道为格局的丝路通道，连接关中和河西走廊，进而跨越西域，通连中亚、西亚。东汉时期，固原地区的丝绸之路主要路线是“关陇段北道”，即经长安溯泾水而上至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市原州区），再进入河西走廊，远略西域，这是东汉时期最主要的丝路通道。魏晋时期，西北战乱频仍，固原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但丝绸之路并没有中断，反而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拓展。这一时期大致形成了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和固原五个重要的丝路重镇，其中固原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中心，近年来考古发掘的北魏、北周墓葬正是丝绸之路商贸与文化交流的见证。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多条通西域的丝绸之路，而固原地区依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丝路通道，迅速推动固原地区的社会发展。宋元时期，固原地区先后处于北宋、西夏、金和元的统治之下，但丝绸之路依然畅通无阻。固原地区既是军事重镇，亦是丝路重镇，地位十分重要。各个政权在固原地区展开长期的争夺，意图控制固原地区，稳固在西北的统治，进而经略西域，推动其统治政权的影响力。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固原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尤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领域逐渐与内地趋同，影响甚大。明代时期，在固原地区境内，丝绸之路北达河套地区，西通甘州、凉州、肃州，与嘉峪关遥相呼应，而南下与“官衢通道”交通要道相连，构成了明代在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丝路中心。至清代时，丝绸之路全面走向衰落，由于失去了军事重镇的地位和丝绸之路文明的推动，固原地区由以往的西北边疆之地演变为腹地，其历史与社会逐渐走向了沉寂，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之历史息息相关，全面考察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演变轨迹，以商贸交往、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为研究的主要线索，才能从深层次认识和解读古代固原地区变迁史。

其二，深入考察丝绸之路推动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主要内容、线索及其特征。毋庸置疑，对于古代固原地区而言，丝绸之路的兴衰对于其历史与社会的演变有着直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呈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领域全面、深刻的历史变迁进程。在政治领域，历代王朝在固原地区整齐划一行政区划，把固原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同时兼顾固原地区丝路重镇的特色和多民族交汇的情势，因地制宜，施行一系列符合西北边疆地区的政策，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在经济领域，由于古代固原地区军事重镇和丝路重镇的双重地位，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固原地区的经济开发，在扩展农耕文明的同时，注重商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协同开发，尤其是丝绸之路带来的商贸开发促成古代固原地区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军事领域，源于地理位置的险要和地缘政治的突出地位，古代固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控制固原地区就意味着打通丝绸之路，稳固西北边疆，遏制河西走廊，开拓西域。在文化领域，丝绸之路更是缔造了风格迥异的多元文化特色，一方面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中亚、西亚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传入固原地区，与中原文化融合；另一方面中原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中亚、西亚传播，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向心力。文化的双向传播给丝绸之路沿途各地带来新鲜的血液，固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各种文化交流融汇，从根本上推动了固原地区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在民族和社会习俗领域，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和兴盛，推动了古代固原地区民族大融合。如匈奴、羌、鲜卑、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因丝绸之路的战与和，逐渐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此外，中亚、西亚商贾沿着丝绸之路定居固原地区，逐渐华化，壮大了中华民族的族体。丝绸之路加速了固原地区的民族大融合，促使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形成。

综上所述，对于古代固原地区而言，其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左右了古代固原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多领域的历史变迁。以丝绸之路的研究视角，考察和阐释古代固原地区变迁史的内在逻辑，即在历代王朝的治理下，中华民族一体化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民族史视角的研究意义：发现和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北边疆构建的历史轨迹

纵观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轨迹，民族大融合是其最为突出的历史变迁特征。因而从民族史视角研究古代固原地区历史，能够发现和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北边疆构建的历史进程。

早在夏商周时期，固原地区就是典型的西北边地，多民族繁衍生息，民族情势十分复杂。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固原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剧烈和频繁。或言之，丝绸之路成为连接各民族融为一体的纽带和桥梁，“丝绸之路就像一条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伸出的粗壮的大动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输送着文明的血液，传递着对外开放的因子。”[5]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衰，通过战争、和亲、商贸、互市以及文化交流等多种交流方式，固原地区的民族逐渐融为一体，构筑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两汉时期，在两汉王朝的经略下，固原地区匈奴、戎、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相互交往、融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魏晋时期，战乱频仍，少数民族以固原地区为中心建立割据政权，固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主要以战争的方式推动。这一时期剧烈的民族融合带来的民族文化交流绚烂多姿，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传入固原地区，宗教文化十分兴盛，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边塞文化气象。隋唐时期，大一统的王朝气息勾勒出深厚而细腻的民族融合图景，在隋唐王朝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的规范、引导和影响下，尤其是羁縻政策的推行，为各民族交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大推动了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引人注目的是，沿着丝绸之路入华经商的粟特人在固原地区定居并逐渐华化，为西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书写了历史典范。与此同时，吐蕃进入固原地区并与当地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了内地和边疆之联系。两宋时期，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固原地区成为宋夏争夺的重要地区，但战争无法阻止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在固原地区党项、蒙古、契丹等少数民族相互交往、互相融合，逐渐融为一体。元代建立以后，大量蒙古族迁入固原地区，进一步充实了固原地区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明代时期，固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蒙古族、回族等族交错杂居的稳固的民族格局开始形成。清代大一统以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固原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以往的西北边疆演变为腹地，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整体古史观的视角观之，丝绸之路影响下的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轨迹正是契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滔滔历史长河中逐渐构建、成熟、稳固的内在历史逻辑和历史真相。因而，考察历史时期的固原地区在丝绸之路影响下的社会变迁轨迹，关注民族史的研究视角，探究在丝绸之路的兴衰罔替过程中古代固原地区民族大融合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历史事实，为今天西北地区民族团结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这同样是本书重要的研究意义。

三学术史综述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以固原古城（今固原市）为中心的固原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历代王朝经营西北的重要军事重镇，更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鉴于固原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厚重的边塞文化特质，学术界对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早。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地方史志编修热潮的兴起，固原地区地方史的研究工作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固原地区地方史的研究由最初的地方史志整理研究为主开始涉及文化遗迹遗产、行政沿革建置、军事地理、经济变迁、地名考证、人物研究、农民战争、民族与宗教等多领域，产生了一些较有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成果，构成固原地区地方史研究的可观景象。

（一）古代固原地区地方史志、史料、汉文著述的相关整理和研究

历史时期的固原地区以边塞古城、军事重镇、丝路门户著称，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历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对古代固原地区的统治，在文化上也观照固原地区地方志的修纂，以弘扬“修史传文”“修史资政”“修史明志”的传统，这为古代固原地区地方志的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载，固原地区地方志的修撰始于宋代修撰的《安定图经》，此后，金、元在统治古代固原地区期间亦修纂有《德顺州》和《开城府志》，唯惜这三部地方志均因战乱、灾害等已佚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传世的有关古代固原地区的地方志大约14种，主要包括以下诸种。弘治十四年（1501），王珣修、胡汝砺纂《弘治宁夏新志》八卷。嘉靖十一年（1532），杨经修纂的《嘉靖固原州志》二卷。嘉靖十九年（1540），杨守礼修、管律纂的《嘉靖宁夏新志》八卷。万历五年（1577），石茂华修纂的《万历宁夏志》四卷。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栴修撰的《正统宁夏志》两卷。万历四十四年（1616），刘敏宽纂、董国光校的《明万历固原州志》二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杨寿修纂的《万历朔方新志》五卷。康熙二年（1663），常星景修纂的《康熙隆德县志》二卷。乾隆十七年（1752），朱亨衍修纂的《乾隆厅志备遗》。乾隆四十五年（1780），张金城修纂的《乾隆宁夏府志》二十二卷。光绪五年（1879），陈日新修纂的《光绪平原县志》十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金庚修纂的《光绪海城县志》十卷。宣统元年（1909），王学伊修纂的《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十卷。宣统元年（1909），王学伊修、杨修德纂的《宣统新修硝河城志》。

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固原地区与甘肃、陕西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历代王朝在行政区划上往往有交叉之处，因而部分有关固原地区的地方志散见于甘肃地方志和陕西地方志之中，学界在这一领域亦做了大量整理与研究工作，成果卓著，在此不再赘述。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对古代固原地区传承下来的地方旧志开展卓有成效的整理和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在宁夏地方志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吴忠礼，吴先生被誉为“宁夏地方志的拓荒者”，主持整理出版宁夏地方志多种，包括《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宁夏历代方志萃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宁夏志笺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宁夏通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多种重量级的地方志，成为研究宁夏（包括固原地区）地方历史的第一批重要史料。牛达生、牛春生整理和校勘了明代杨经修纂的《嘉靖固原州志》（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该志内容多为策议边防、守疆御土之事，具有边务甚详的特点，为研究明代固原地区边防、行政区划、民族政策乃至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同年，牛达生、牛春生整理和校勘了明代刘敏宽纂、董国光校的《明万历固原州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志与《嘉靖固原州志》在内容方面有着一定的承袭关系，与前作相比较，在内容上稍有扩展，补充了诸如行政区划、人口等部分史实，更为翔实，尤其编纂体例完备，质量较高，同样是研究固原历史变迁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固原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编写了《固原地区史志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主要记载了有关固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史实，部分内容涉及对古代固原地区旧志的整理和研究，是进一步研究古代固原地区历史的重要史料。张欣毅整理和校注了清代黄璟所纂《隆德县续志》（阳光出版社2010年版），该志较为详细记载了清代隆德县（今固原市隆德县）户口、地亩、灾异、职官、人物、艺文等资料，为研究清代固原地区积累了重要的史料。陈明猷校勘整理了清代王学伊修纂的《新修固原直隶州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志是清代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固原府州旧志，涉及古代固原地区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贠有强、李习文主编《宁夏旧方志集成》（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共收录宁夏传世地方志30种，分明代、清代、民国三编，分门别类，考证翔实，大大便利了学者们研究之需，填补了宁夏地方志保护及其开发领域的空白，对宁夏地方史志、经济发展史、政治与军事演变史、民族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18年，在胡玉冰的主持下，科研团队整理、校对、研究和出版了《宁夏珍稀方志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内容涉及《明万历固原州志》《嘉靖固原州志》《宣统固原直隶州志》《民国固原州志》等几部影响力较大的地方志，在编写体例上亦有一定的创新，为研究古代固原地区历史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史料。另外，近年来以固原地区地方旧志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课题立项也开始起步，如徐创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海固与凉州地区历代方志比较研究”，以古代固原地区方志资料为视角，研究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除了对固原地区方志资料的整理研究以外，依据地方志资料及其他传世资料而进行的相关研究也步入迅速发展期。马平恩主编《固原日史》（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部综合性的史料书籍，全书共计110万字，记载了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2014年固原地区的历史，对丝绸之路的记载也甚为翔实，是研究固原地区历史较为可靠的史料书籍。田福军的《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全书包括引言、上编、下编、结语四部分，书后附录了《宁夏明清人士诗文集简表》《宁夏明代人士其他著述简表》《宁夏清代人士其他著述简表》。正如作者所言，总结和研究明清时期宁夏汉文著述，有很强的考据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为进一步研究宁夏地域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不无裨益。这一领域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多，大多以固原地区地方旧志的史料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为研究主题，代表性成果如下所述。高树榆《宁夏方志考》（《宁夏图书馆通讯》1980年第4期），朱洁《介绍宁夏明代地方志五种》（《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7、9期），陈明猷《新印万历〈宁夏志〉及其他》（《宁夏图书馆通讯》1983年第10期），牛春生、牛达生《明代固原州志及其史料价值》（《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7期），王立平《宁夏方志出版述要》（《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薛正昌《地方志书与宁夏历史文化》（《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明代宁夏与固原两大军镇的地方志书及其特点》（《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张琰玲、张玉海《浅谈明代固原州志所载宋夏史料》（《西夏研究》2010年第12期），陈育宁《〈宁夏地方志研究〉创新价值评述》（《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3期），郭勤华《乡贤文化与和谐社会——基于宁夏方志资料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王晓华《明清时期宁夏乡贤祠考论——以宁夏明清地方志资料为主》（《宁夏史志》2017年第2期），张志海、杨永成《浅谈明代嘉靖万历两部〈固原州志〉的文化价值》（《史志学刊》2021年第2期），钟银梅、李芳《旧方志文献所见宁夏黄河水文化》（《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2期），等等。此外，有些硕士学位论文也以固原地区地方志资料为研究主题，如周建华《宁夏旧志考述》（宁夏大学，2006年）、刘佩《固原地区旧志考述》（宁夏大学，2010年）、韩超《甘肃旧志中的宁夏史料述考》（宁夏大学，2014年）、何玫玫《固原市地方文献提要》（宁夏大学，2014年）、孙瑜《陕西旧通志中宁夏史料考述》（宁夏大学，2014年）、沈洁《宁夏方志中的序跋研究》（宁夏大学，2015年）。这些学位论文同样构成了关于古代固原地区地方志资料研究的一部分，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二）古代固原地区考古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固原地区的考古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考古遗址的发现和一大批价值颇高的文物的出土，不仅为考古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古代固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依据丰富的考古发现，有关固原地区的考古研究是目前研究最为成熟、成果最为丰富、影响力最大的学术领域。钟侃《宁夏古代历史纪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全面梳理了从原始社会到近代宁夏的重要历史纪年，积累了重要的史料，颇有价值。宁夏固原博物馆主编《固原北魏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翔实的考古资料总结了固原北魏漆棺画的风格、特点，为研究北魏时期固原地区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许成、李祥石主编《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宁夏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的集体研究成果，汇集了宁夏考古研究的初步成果，奠定了宁夏考古研究的基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1996年版），汇集了近20年宁夏考古研究的主要成果，这部书基本展现了古代宁夏的历史面貌，包括青铜峡鸽子山文化遗址研究，固原地区海原县菜园村新石器时代“菜园文化”遗址研究，银南地区灵武横城、盐池宛记沟、吴忠韩桥等汉墓群和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的研究，中卫四眼井地区的西夏瓷器和白友沟的贺兰山洞窟彩绘岩画研究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详细研究了隋唐时期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中亚人因丝路贸易定居固原地区并逐渐华化的过程，重点考证了墓葬发现的大批随葬品，如墓葬形制、壁画、罗马金币仿制品、萨珊银币、蓝宝石印章等珍稀文物，进一步证实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之盛况以及古代固原丝路重镇的凸显地位。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编著的《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对固原地区数十座春秋战国、秦汉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并对十余座北朝、隋唐墓葬进行了科学发掘，大量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器、金饰，色彩绚丽的漆棺画，造型朴拙的陶俑和充满异域情调的金银器、玻璃器及金银币等珍贵文物纷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为研究古代固原地区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从发现与研究简史、分布与文化特征、类型与分期、社会经济形态、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系统总结了20世纪甘宁青地区史前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成果。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分五章，详细记录了水洞沟考古发现，尤其对文化层和上文化层中出土的多种石器和细石器展开分析，并收录了该遗址出土的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的检测报告，水洞沟作为宁夏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充分说明宁夏地区悠久的史前历史，亦佐证了固原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定居繁衍之所。固原县文管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宁夏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宁夏海原西安乡（在古代属于固原地区）菜园村遗址、墓地的发掘报告，上百座墓葬、十几座房址和数十个灰坑、窖穴，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和漆器等。它们对研究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探讨这一地区的居址、埋葬习俗和灯具的特征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耿志强《宁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报告与研究》（阳光出版社2014年版），依据考古资料，分别论述了古代固原地区沿革建置、固原北周宇文猛墓考古调查与发掘、宇文猛墓的相关问题与探讨、北周时期固原历史纪要及北方墓葬资料等内容，附录《隋唐墓的出土文物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考述》，史料价值较高。杨明主编《固原考古札记》（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分寻踪探秘、固原纪行、古土情韵三编，重点描述了对古文化遗址、历朝历代古墓葬的发掘过程。黄丽荣《固原出土丝路文物线图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用形象的线条艺术还原古代固原地区出土的丝路文物，再现文物的观赏价值，把古代固原厚重的历史用栩栩如生的手绘艺术展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罗丰《丝绸之路考古》（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的学术著作书评为主要内容，对于研究固原地区丝绸之路来说是一部重要的、可资参考的著作。至于考古及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成果。钟侃《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第2期）、《宁夏固原县出土文物》（《文物》1978年第12期）、《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8期），分别介绍了固原地区发现的齐家文化遗迹，为研究固原地区早期人类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史料。罗丰《固原北魏漆棺画中的波斯风格——兼谈北朝时期高平至平城一段丝绸之路》（《宁夏文物》1993年第7期）、《宁夏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述》（《故宫文物》1995年第4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依据在固原地区发现的北魏时期墓葬，通过发现的考古实物再现了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状况。许成、李进增《菜园遗存的多维剖析》（《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系统分析了固原地区发掘的菜园文化遗存。马建军、石磊《固原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对发掘于固原地区的35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迹及墓葬，从时间界域、空间范围和独具特色的实物群体这三个考古学文化要素展开分析和研究。杨宁国《宁夏彭阳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第6期），重点考察了彭阳县茹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迹，对研究固原地区早期人类文明有着重要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价值。高星、裴树文《宁夏旧石器考古调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4期）和胡永祥、高科《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状况调查》（《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两篇文章分别对宁夏和固原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展开调查研究，论证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东西方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概括而言，上述文章依据固原地区的考古遗迹及出土文物，探究了固原地区考古成果及其价值，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古代固原地区之历史与社会积淀了丰富的一手史料。

（三）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地理、行政区划、地名考证的相关研究

这方面研究集大成者当首推薛正昌，薛先生在固原地方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古代固原地区行政区划研究有两部著作值得称道。《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本著作，可谓固原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典范之作。《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这本五十余万字的著作，共分六编三十一章，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全面考察了历史时期宁夏历史文化地理概况，几乎包括了古代宁夏（包括固原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史实，其中对于固原城市变迁（行政区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这本著作在史料和论证过程中有不严谨的地方，但仍然瑕不掩瑜，不失为古代固原史地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全书共分九章，深入考察了历史时期固原的行政区划变迁、民族迁徙与融合、固原丝绸之路文化概况、固原独具特色的文化书写与文化景观等内容，是有关固原地区行政区划与文化变迁的开拓之作。吴忠礼、鲁人勇、吴晓红《宁夏历史地理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宁夏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该著作按照历史地理发展与演变脉络，把宁夏的地理沿革、疆域变迁、政区演化，以及长城、雄关、重要地名，还有山脉、河流、湖泊等方面的内容做了系统介绍。从宁夏远古地理环境和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写起，沿着王朝更迭设章分节逐一进行介绍，注重考古史料结合地方特色，翔实地论述了宁夏历史地理变迁过程，其中对于固原历史地理变迁的研究较为深入，依据考古史料和地方志史料，深入考证了自秦汉以来固原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对进一步研究固原地区行政区划变迁提供了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总体观之，上述三本分量十足的著作，对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地理，尤其是行政区划建置与沿革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的体例、内容还是史料运用方面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著作以外，有关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地理、建置沿革的代表文章如下所列。余尧《甘肃历代建置沿革》（《西北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论述了汉代在固原地区设置安定郡、北地郡的必要性及其历史变迁，重点指出固原地区作为边塞重镇，肩负着稳定西北边疆、拱卫王室的重要作用。罗丰《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述》（《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对固原地区历代行政区划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述，提出固原名称及其行政区划沿革与“民族”“战争”紧密相关。王北辰《固原地区历史地理述要》（《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2期），主要概括论述了固原地区地貌特征、历代行政区划、地名演变、民族文化等内容。王恽《元明清时期固原地区概况述略》（《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依据地方志及相关史料较详细地论述了元明清时期固原地区行政建置、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变迁。韩孔乐《固原城创建始末》（《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以固原古城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固原古城建城的历史过程，认为固原古城就是高平城，始建于公元汉代，有明确纪年则是南北朝时期，明代和两宋时期进一步加固。张鸿玺《镇戎军的创建及其它》（《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论证了北宋时期固原地区镇戎军的创建及其历史意义。薛正昌《萧关道与固原历代政权建置及其发展趋势》（《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元代六盘山与开城安西王府》（《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历史上的秦汉萧关与唐宋萧关》（《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分别考察了古代固原地区以萧关道为中心的历代行政建置、元代固原地区的行政区划和秦汉至隋唐时期萧关古道的历史变迁。

地名及地理方位考证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富。鲁人勇《固原地区部分古地新证》（《固原师专学报》1982年第3期）、《北宋三军城故址考》（《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固原地区北宋五城寨遗址考》（《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考证了固原地区部分古城遗址，尤其对固原古城地名及地理位置演变、北宋时期固原地区的城寨遗址有较深入的研究。马东海《宋夏定川寨之战部分古地名考释》（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初步考证了宋代固原地区的德顺军、怀德军、清远军、定川寨、宁安寨、得胜寨、安化县与制胜关等军城、古堡寨和古关隘，勾勒出宋代在固原地区的军事防御路线图以及固原地区在西北边疆不可取代的军事地位。王全甲的《功德安葬记碑与德顺军故址》（《固原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陇干县正堂印与故址》（《固原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分别论述了德顺军城故址即在今隆德县城，是与镇戎军协同防御西夏而设置的军事重镇。关于镇戎军设置时间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顾吉辰《宋代镇戎军考》（《固原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张鸿玺《镇戎军与固原内城》（《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3、4合期）。顾文主要考证了镇戎军的长贰、官制以及镇堡城寨的置废，张文论述了宋代镇戎军甚至的时间及其作用，并认为镇戎军是军政合一的特殊行政建置。关于汉代三水县故址的考证文章主要有王北辰《三水、乌氏、他楼城考》（《宁夏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鲁人勇《两汉三水县故址考》（《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2期），两篇文章均考证汉代固原地区的三水县在今同心县下马关乡北红城水古城。秦汉萧关的考证文章有景文源《唐人诗句中的萧关、遗址在哪里？》（《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牛达生、许成《汉代萧关考》（《固原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王北辰《汉朝那、萧关考》（《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3期），薛正昌《秦汉萧关和唐宋萧关》（《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这几篇文章利用考古资料和地方志史料对萧关的地理位置深入考证，一致认为汉代萧关当在固原县瓦亭至三关口一带，唐代萧关在今海原县李旺堡北，宋代萧关在海原县高崖乡草场村古城。关于朝那县城址的考证文章主要有罗丰《汉代朝那县故址考论》（《宁夏史志研究》1987年第1期）、佘贵孝《皇甫谧籍贯朝那考辨》（《庆阳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两篇文章以文献资料和朝那鼎的出土作为研究依据，认为朝那县位于今固原市彭阳县古城镇治所。关于南牟会的故址考证，刘华《西夏南牟会遗址暨天都山今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一文通过史料分析、对比专家论著、实地考察和口碑等方式综合考证，认为李元昊时的南牟会旧址不在今西安州，而在其南边的西安乡黄湾村，天都山不单纯是西华山，还应包括南华山、月亮山一带。

（四）古代固原地区经济、军事、人物的研究

关于古代固原地区社会经济的研究较为分散，没有形成研究体系。罗丰《论固原畜牧业的发展历史及其启示》（《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论述了固原古代“地广人稀、水草茂盛”，给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自汉代在固原设置畜牧业管理机构起，直到明代，世代相沿、经久不衰。固原成为向历代统治政权提供军用马匹的重要基地之一，并得出以牧为主是固原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启示。罗维《固原地区商业贸易史略》（《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叙述了商周至民国年间固原商业贸易发展的概况，特别指出古代固原地区商贸发展的特点，即交通便利、畜牧业贸易发达、盐业贸易兴盛。丁望南《明代固原的马政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论述了明代固原地区是西北最大的马政基地，左右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和明朝的西北边防走势。方建春《固原水旱灾害的历史考察》（《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论述了秦汉至近代发生在固原地区的水旱灾害及其影响，为历史时期固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李世荣《明代固原经济开发及其社会影响研究》（《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论述了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开发固原地区的经济，包括农业、畜牧业、屯田、手工业及商业，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推动了固原地区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吴晓红《秦汉时期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大开发》（《宁夏史志研究》2021年第1期），重点论述了秦汉宁夏的水利变迁史。张维慎的博士论文《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详细论述了从旧石器时代起至清代覆亡的漫长历史时期宁夏农牧业变迁状况，涉及固原地区农牧业发展的相关史料，其中对自然环境与经济之关系的论述较为深入，为进一步研究古代固原地区经济状况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学界对固原地区军事的研究，尤以对明代固原地区军事地位的研究较为成熟，成果也最为丰富。固原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固原县军事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历史时期固原地区战争、战备、军事环境、军事组织、军事工程以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等内容，该志总结了古代固原地区军事战争的相关史料，价值颇高。赵阳阳《明代固原镇军事防务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固原镇的历史沿革，第二部分较为详细地论证了明代固原镇的边患及其防务措施，第三部分则重点介绍了固原镇的边墙体系及其构造，书末附录明代固原战争、军政长官的统计表。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对明代固原镇的军事防务展开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固原镇在明代西北边地军事防务中的突出地位。赵现海的博士论文《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全面论述了明代九边重镇的历史演变，并指出九边是明朝自洪武至嘉靖年间，为防御蒙古、防卫京师，并随着边防内地化进程的发展而最终完成的，以总兵镇守制度为标志，由巡抚制度、总督制度进一步完善的九处军事重镇。常玮的博士论文《明长城西北四镇军事聚落研究》（天津大学，2014年）从西北四镇（宁夏镇、甘肃镇、延绥镇、固原镇）特有的三边总制制度入手，通过分析三边总制对西北四镇军事格局的影响，对其军事防御模式进行探析，提出了本防区在总制制度下的基本防御模式。范熙晅的博士论文《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研究》（天津大学，2015年）在充分的史料积累和现场考察基础上，基于军事地理学、地缘学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和整体史观思想等研究理论的支撑，通过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从自然、社会、人三个方面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规划布局和选址的机制进行研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毛雨辰的硕士论文《明代西北边镇边备及其得失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从明代史料入手，利用地方志，结合明人著述图籍，今人研究成果等对明代西北防御体系形成的原因、设置情况以及对西北地区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有关古代固原地区军事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佘贵孝《明代固原的军事设置》（《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固原城的军事地位及其作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薛正昌《明代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明代宁夏军事建制与防御》（《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历代兵制与固原》（《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安志平《固原历代军事史述略》（《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李静《明代固原镇研究综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上述论文主要论述了固原古城及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尤其对明代固原军事地位的探究较为深入，值得参考和借鉴。在课题方面，马维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明代西北军事防区调整与演变研究”，以明代西北军事防区为研究视角，涉及明代固原地区军事演变的研究内容，亦充分说明明代固原地区不可替代的军事地位。

固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英雄模范人物世代辈出，尤其军事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因此，研究历史人物的文章数量较多，成效也较显著。固原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固原人物集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从古代官将、社会贤达、起义领袖、文教名士、革命英烈、各界先进六个方面收录古今人物175位，集中反映了固原历史上的各族人民，对发展社会经济，对繁荣祖国文化，对地方建设都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对于东汉固原大姓豪族梁氏的研究，王恽《梁冀专权》（《宁夏史志研究》1985年第2期），简述了梁冀的发迹背景及专权时的专横跋扈。霍升平、胡迅雷《试论东汉梁氏家族的历史地位》（《宁夏史志研究》1988年第3期），论述了梁氏在东汉的兴衰与皇室的关系及其专权。薛正昌《东汉豪族梁氏述论》（《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对梁氏的家世，入汉的背景、兴衰以及梁氏的专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对梁氏各代的功过给予客观的评论。胡迅雷《试论乌氏张氏家族与前凉政权的历史地位》（《宁夏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对张氏家族的主要人物作了介绍，又着重对张轨摄政凉州之后前凉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作了详述。霍升平《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宁夏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总结了皇甫谧对晋代以前针灸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胡大雷《皇甫谧简述》（《宁夏史志研究》1987年第5期），对皇甫谧家世、品德、医技、著述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述。

（五）古代固原地区文化、宗教与民族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牛达生《考察测绘须弥山石窟始末》（《固原师专学报》1982年第 l、2合期）、《须弥山石窟》（《民族文化》1985年第4期），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的地理环境、开凿年代、主要石窟、佛像造型以及艺术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同时认为须弥山的唐、宋、西夏、金和明代的碑刻、题记，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韩有成《须弥山石窟艺术概说》（《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从名称沿革、石窟出现的历史和地理原因、石窟群的开凿、分布、造像艺术特点等方面说明了须弥山石窟是研究我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的珍贵资料，是我国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李怀仁《火石寨石窟建筑》（《宁夏史志研究》1987年第4期），重点分析了洞窟的雕刻、浮雕像以及洞窟的规模、方位、铭文等，认为该石窟与须弥山石窟相依，须弥山石窟以北朝为主，火石寨石窟以隋唐为代表。胡永祥、杨芳、夏华《固原古城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详细考证了历史时期的固原古城，如城隍庙、财神楼、文澜阁、钟楼大铁钟等，认为固原古城是固原历史发展、文化延续的象征和缩影，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固原地区宗教的研究方兴未艾。马汉雄《固原佛教简史》（宁夏新闻出版管理局1998年，内部刊物），对魏晋以来固原地区佛教的历史变迁作了纲要式的概述，包括佛教石窟、佛像、佛塔、历代僧人等方面都有初步的探究，为研究固原地区佛教的发展轨迹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冯国富《佛教艺术在固原的传播》（《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10期）、薛正昌《明清时期固原的寺庙及其寺庙文化》（《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两篇文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固原道教从秦汉伊始，历经南北朝、元代、明代与清代的历史变迁，同时较为深入地论述了道教的发展对古代固原地区的社会影响。佘贵孝的《固原回族研究》（宁夏新闻出版管理局1997年版，内部刊物），以专题性的研究方式，分别探究了固原回族的族源与发展、回族的特点及生活习俗、回族历史上的反抗斗争及经济、文化教育、回族人物、人口及姓氏溯源、清真寺演变等各个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认识回族过去和现在的窗口，为回族史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

对于古代固原地区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研究，马建军《先秦时期固原的民族格局》（《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隋唐时期徙居固原的民族》（《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地3期）、《半环陇山的戎族青铜文化》（《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戎族的社会发展状况》（《西北史地》1995年第2期）四篇文章，考证了先秦时期固原的民族与民族融合状况，从不同角度说明固原地区是一个多民族交错相处的地区，众多民族的活动形成了区域民族的多元格局，这对于研究历史时期固原的民族状况有着一定的引导价值。平正《汉魏以前固原境内的民族及其迁徙》（《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认为历史时期固原地区是丝绸之路要冲，中西文化交融荟萃，多民族交融，在固原地区建立和产生了各种政权组织、经济类型，生产方式、文化艺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辐射和影响周边各地，充实和完善了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薛正昌《唐宋元时期固原境内的民族》（《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一文认为唐宋元时期是固原地区民族大融合时期，造就了固原地区多元民族文化格局，推动了固原地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苏广垚的硕士学位论文《固原地区先秦民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以先秦时期在固原地区的各民族为研究对象，以商周社会政治变迁为背景，深刻剖析生活在固原地区境内民族的历史源流、民族政权的发展及灭亡过程、民族的迁徙和融合及其原因、所处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及民族成员的体质特征。

另外，冯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与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文化认同”，依据考古史料、地方志史料对古代西北地区（包括固原地区）入华粟特人展开研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李世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回族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研究”，对古代固原地区回族的形成、演变及民族关系作了初步考察，认为回族的形成与唐宋丝绸之路的繁盛息息相关，而西北地区民族融合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见证。

（六）关于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关注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研究。最早对宁夏及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展开研究的是陈育宁，先后发表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宁夏地区的影响》（《西北史地》1995年第3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宁夏地区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及须弥山石窟》（《丝绸之路》1995年第11期）三篇文章，探究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对西北地区的影响，认为须弥山石窟的开凿正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固原地区自须弥山石窟开凿以后就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薛正昌对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研究用功颇深，其著作《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全面考察了古代宁夏及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走向及其历史、社会及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薛正昌关于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论文较为丰富，代表性论文有《丝绸之路与固原历史文化》（《丝绸之路》1997年第9期）、《中阿博览会：丝绸之路文化的延伸——兼论丝绸之路的走向与研究范围》（《丝绸之路》2014年第11期）、《丝绸之路与固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宁夏段四处文化遗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丝绸之路在宁夏的走向与周秦时期的文化开拓》（《丝绸之路》2013年第1期）、《隋唐宁夏粟特人与丝绸之路》（《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分别论述了丝绸之路在宁夏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传承，尤其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在固原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最为著名的四处文化遗存，即固原古城、须弥山石窟、固原北朝和隋唐墓地、开城遗址，这对于研究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无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罗丰《丝绸之路与北朝隋唐原州古墓》，发表于1998年的《固原师专学报》，文章在丝绸之路的视角下，结合固原地区隋唐古墓的发掘，较为全面考证了丝绸之路与固原古墓的历史渊源。黄丽荣《丝绸之路文化在固原——固原博物馆馆藏丝绸之路文物金银器与金银币》（《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认为汉唐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大量中亚人来到中国，他们在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域外文化，这些文化交流不仅见于诸多文献记载，还反映在考古学上，固原博物馆藏金银器与金银币就是丝绸之路在固原繁盛的象征，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近20年来，伴随着西北大开发的号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脱贫攻坚战略的推动，学界对于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研究步入了黄金时期，很多青年学者积极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王正儒《唐代宁夏地区的粟特胡人与丝绸之路——考古石刻材料与文献的互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冯敏《固原境内的丝路贸易》（《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李瑞哲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陆路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四川大学，2017年）等，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考察、探究。

（七）有关古代固原地区综合性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有关固原地区历史的综合性研究较为成熟，涌现出一批地方史研究专家和重要研究成果。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作为宁夏第一部通史，全面论述了宁夏历史的全貌，其中涉及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尤为丰富，分史前、古代、近代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个时期，叙述和考证了固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元的历史，意义重大。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五卷，系统地论述了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的历史，以翔实的史料、宏大的篇幅、严谨的治史态度深入论述了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其中对固原地区历史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借鉴价值。霍维洮《宁夏民族与社会发展研究》（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采用通史的研究体例，以宁夏民族与社会发展为研究视角，考证了自古以来宁夏地区（包括固原地区）民族和社会演进轨迹，尤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为地方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徐兴亚《西海固通史》（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是西北地区首部区域史通史，尝试探析了“宁夏南部史”的书写方式，资料丰富，可谓研究西海固区域史之典范。佘贵孝《固原地方史要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首部以通史方式论述固原地区地方史的重要成果，全书详细地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民国末年的固原，反映了固原地区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诸方面的演进和发展，为固原地区地方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另外，对研究固原地区历史变迁具有借鉴价值的重要著作还有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宁夏社会科学院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研究基地以及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杜建录为主的研究团队对宁夏古史的研究贡献甚大，很多成果对于研究固原地区历史具有导向、引领和借鉴的价值。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研究，除了地方志的整理、历史地理的研究、考古研究以及综合性研究用功颇深之外，其他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如下鲜明的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虽然较为广泛，涉及考古、文化、宗教、民族等各个方面，但除了少量研究较为深入以外，大多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是偏重于对于史料的解读，缺乏学术范式的反思和构建，对史实的描述大于理论的探究。二是各领域的研究都较为分散，甚至有些研究领域，如对于固原宗教与民族的研究显得分散而又单薄，且研究的数量相对而言较为稀少，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印记，古代固原地区的民族与宗教文化的研究应当更加深入和成熟。三是从历史学的方法入手，以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作为研究视角的综合性研究相对而言较为匮乏。尤其是以丝绸之路为视角，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以及更多地关注固原地区历史变迁背后的历代王朝西北边疆政策、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处理、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集聚区的融合与传承等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目前学界尤为缺乏。

四本书主要研究内容

历史时期固原地区是历代王朝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军事据点，丝绸之路的主要中转站，多民族交汇融合的边塞重镇，因此丝绸之路与固原地区历史变迁有着双重驱动的内在联系。本书主要以丝绸之路为视角，探究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涉及历史时期固原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经济的开发、民族与宗教的融合、文化的交流与传承，重点论述丝绸之路对于固原地区社会的促进作用，以及历代王朝经营西北边疆政策得与失，尤其注重探究古代固原地区由边疆演变为腹地的历史轨迹以及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历史事实。

（一）研究对象与框架

本书主要以丝绸之路为视角和研究的切入点，重点研究在丝绸之路的兴衰往替过程中，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研究内容涉及古代固原地区在丝绸之路影响下的社会变迁，包括政治变迁、经济变迁、民族变迁、文化变迁等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宏观视角的历史解读和微观层面的历史事实阐释，尤其关注在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历代王朝经营西北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之考察、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的历史过程以及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历史变迁轨迹的考察、总结和反思，为当下西北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构建。具体而言，本书的总体研究框架如下所述。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研究意义和价值、学术史回顾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章：先秦时期固原地区之历史变迁。本章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考古视域中固原地区远古文明；二是先秦时期固原地区先民及其活动轨迹；三是先秦时期固原地区之社会趋向。第二章：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秦汉时期固原地区之历史变迁。本章主要论述了秦王朝对固原之经略的历史史实，尤其深入解读了固原地区的行政建置状况及其社会影响。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开凿以后，固原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步入了剧烈的变迁之路。在丝绸之路的影响和推动下，东汉时期固原地区的政治格局逐渐成熟，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构成了万象更新的古代固原地区气象。第三章：丝绸之路的发展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地区之历史变迁。本章首先论述了魏晋时期、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固原地区军事与政治变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丝绸之路的拓展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地区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开发、民族融合以及文化变迁等具体内容。第四章：丝绸之路的兴盛与隋唐时期固原地区之历史变迁。本章首先分别论述了隋唐王朝对固原地区经略的具体内容，然后以丝绸之路为视角，深入探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固原地区深刻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对于隋唐时期固原地区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第五章：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宋元时期固原地区之历史变迁。北宋时期和元代时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固原地区之经略亦显现出不同的历史气象，包括政治、行政、军事、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继续延续着昔日之繁华，丝绸之路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固原地区社会与历史变迁。第六章：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明清时期固原地区之历史变迁。本章主要论述两大问题，一是明清时期对固原地区之经略；二是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明清时期固原之社会变迁。尤其是清代时期，丝绸之路全面步入衰落，但需要强调的是清代丝绸之路并没有隔绝，而是同以往时代相比较而言总体趋向衰落。一方面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古代固原地区不仅失去了丝路重镇的地位，亦在西北边疆的拓展过程中失去了军事重镇的地位，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开始陷入全面落后的状态，造成了近代以来固原地区积贫积弱的现状。另一方面，古代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等层面与内地的一体化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余论：从边地到腹地——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的几点启示。作为全书的最后部分，总结了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古代固原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轨迹。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古代固原地区变迁之轨迹十分清晰，一方面伴随着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古代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另一方面，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与宗教的不断趋同化，固原地区构建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重大。

（二）重点难点

其一，本书研究首先面临的是史料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相关史料十分匮乏，因而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有限的、分散的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是本书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也是本书研究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其二，由于本书以丝绸之路为研究视角，主要立足于古代固原地区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史，涉及内容较多，包括行政区划、经济、文化、民族与宗教等各个方面，如何把这些研究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借鉴现有成果进行拓展性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是本书面临的重点，也是难点。其三，通过对于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影响下的历史变迁研究，如何总结、梳理和阐释丝绸之路对于固原地区的影响与规范，并把这种影响与规范上升到学术理论建构的层面，对当下的固原地区社会发展与民族团结提供必要的学术建议，则是本书研究又一重点和难点问题。其四，通过考察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及其变迁史，探究历代王朝治边经验和教训，发现和论证古代固原地区由边地演变为腹地的历史轨迹，则是本书研究最为重要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三）研究思路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是紧紧围绕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这一核心问题来论证古代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历程，以及在丝绸之路的规范和影响下，深刻认识和有效把握古代固原地区行政区划问题、经济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现象、传统文化的在西北边疆的传承问题，尤其关注历代王朝经略西北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影响，发现和总结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规律和与之相应的理论之建构，无疑对当下作为民族地区的固原地区之发展和良好民族关系的维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采用历史文献考证与事实分析的方法，重点利用历史学科的研究手段，紧密结合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进程在纵向和横向做深入的分析和描述，以多元的视角，审视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在对历史事实深入考察的基础上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并采用学科交互的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在历史分析视角的映照下，对于丝绸之路与固原地区历史变迁主要内容的分析与论证。充分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边疆地区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表现，在具体把握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历史变迁的前提下，让视角回归到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来思考固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对于固原地区社会的影响，尤其关注历代王朝经略西北边疆得与失的经验教训，提出合理化建议，以解决当下固原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发现和论证其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古代固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又因为其在历史上重要的战略地位，以丝绸之路为视角，力图从宏观的把握上，兼顾细节的考证上，论述古代社会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过程，无论从经济层面、文化层面还是从民族层面、宗教层面都拥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重点探究丝绸之路对于古代固原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民族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为促进当下固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民族团结提供力所能及的历史经验与理论构建。此外，通过对丝绸之路影响下的古代固原地区变迁史的研究，发现其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和主要脉络，论证古代固原地区由边地向腹地转换的历史必然性，即在西北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历史特点和趋向。

第三，尝试必要的理论构建。本书以丝绸之路为视角，研究固原历史变迁，深入探求固原这一历史重镇在丝绸之路的引导和影响下，在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深刻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也是管窥我国历代王朝经营西北边疆政策之得失、民族融合之演进、传统文化在多民族汇聚的边疆之地交融与传承的重要研究论题，同时契合了我国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机遇，为发展西北地区，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社会与民族和谐发展，提供必要的历史考察、学术反思与理论支撑。通过考察历史时期固原地区丝绸之路的兴衰，以此为视角，全面研究历史时期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古代固原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变迁，窥究此种变迁的主线，即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衰，古代固原地区由边地逐渐演化为腹地的历史演进过程，这正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研究思路。

（四）研究方法

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基本研究手段，借助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重视对国内外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的借鉴、运用。突出历史学研究手段，将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宗教学的归纳研究以及民族学的实证研究落实到具体研究实践过程中。此外，注重对已有考古成果的借鉴和运用，力图以翔实的资料科学论述主题，发现历史真相，在地方史研究领域构建理论范式。

（五）创新之处

本书认为固原丝绸之路的变迁对于古代固原地区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宗教多元、文化映照以及民族融合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规范。因此，从研究内容上而言，充分认识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历史变迁的特征，为当下固原地区的发展提供学术理论上的支撑。

一是学术思想的创新。

本书结合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问题理论进行选题立论，综合运用历史基础研究和民族问题实证研究的方法，立足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大力推进西北地区建设，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从一个重要的视角——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来审视历史时期固原地区社会的变迁，进而探究在丝绸之路的引导和影响下，作为西北边疆的古代固原地区的治理问题，这对于正确认识和引导现阶段固原地区社会的发展、良好民族关系的维系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本书在研究中重点解决三个学术思想问题：一是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二是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古代固原地区政治与军事变迁、经济发展、宗教与民族问题、文化书写等多方面的基本状况，基于对这些基本状况的分析，来探究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地区之得与失，为当下固原地区的发展构造理论支撑；三是以丝绸之路为研究视角，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固原地区历史变迁，重点解决固原地区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内在驱动力——多民族交汇的边疆地区治理问题。

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

首先，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丝绸之路的兴衰往替对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及其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力。换言之，古代固原历史变迁，铭刻上了深深的丝绸之路痕迹，这一点正是学界现有研究不足之处。其次，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古代固原地区演变为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独特的社会，其鲜明的特征就是区位优势、经济发展的多重性、民族关系复杂、文化底蕴深厚以及宗教的多元化，这正是古代固原地区社会的独特性，通过对古代固原社会这种独特性的认识和解读，为当下固原地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学术思考。最后，正确认识古代固原地区丝绸之路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探究历代王朝经略西北边疆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正确引导当下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和睦、文化传承等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价值。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

本书以历史学的基础研究为主，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和民族问题相关理论选题立论，综合运用历史基础研究法、文献史料考证法以及宗教理论法和民族问题归纳演绎的方法，全面而深入地解读丝绸之路与古代固原地区历史变迁问题。

[1]以地方志资料整理与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西北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如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主编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全201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这套丛书共分为《西北稀见方志文献》《西北稀见丛书文献》《西北史地文献》《西北民俗文献》《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西北文学文献》《西北考古文献》《敦煌学文献》等8个学术专辑。各专辑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为单元，单元内以历史年代先后为选录文献的组合顺序。全书共收录西北问题多学科、各时代稀有文献560余种，其中收录第一次公开问世的发掘型文献100余种（约1000万字），收录明清珍善刻本300余种，收录民国重要文献数十种，基本上涵盖了西北地区传承下来的主要文献，是研究西北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2]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欧亚学刊》《中亚学刊》《敦煌学研究》《敦煌辑刊》《西北民族研究》《西北史地》《西域研究》《新疆文物》等刊物刊载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西北边疆史地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学术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

[3]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以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为主体转向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如交通、人口、移民、城市、妇女、生态环境乃至气候变迁等领域的研究，构成了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鲜明特点。二是新资料的发现、整理和运用。这主要体现在国外档案文献的翻译、边疆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的整理以及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不断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三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突破和深化，尤其是深入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学术观念、学术范式的更新，迅速促进了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

[4]徐黎丽：《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西北边疆经略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5]涂裕春：《古丝绸之路与各民族的融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