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考古视域中固原地区远古文明

考古学是打开人类文明奥秘的一把钥匙。就世界范围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史前社会，尤其是新旧石器文明遗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透过这些人类文明遗迹，清晰地观察到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对于中国而言，新旧石器文明更是灿若星辰，昭示了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而固原地区的新旧石器文明则为探究固原地区史前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考古学上的新旧石器时代及其概况

考古学上的人类社会新旧石器时代属于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时期。从时间区划上而言，旧石器时代距今为一万年左右[1]，其起始点更是可以索源到漫长的三百万年之前，人类生存的方式主要以打制石器为主。考古学对于原始社会时代划分的来源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813年的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其在《概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文中提出史前历史可分为石器、铁器、铜器的观点。但西蒙森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伴随着丹麦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成立，汤姆森受命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整理，“他首先从年代学方法入手，根据石、铜、铁这个技术发展的框架确定了三个联系发展的阶段，将丹麦的整个史前史梳理出一个大概的年代学序列”[2]，从而确定了著名的考古学史前史三分期的理论基础。汤姆森对于考古学史前史的三期分类理论毋庸置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学界誉为“史前学的基础”“现代考古学的柱石”“第一束清晰的光束……透过了北欧和整个世界史前学的黑暗”[3]，影响深远。此后，在公元1865年，法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在他的《史前时代》一文中正式提出人类史前历史的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阶段[4]，此种划分也为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接受，成为学界之定论。按照人类体质之进化序列，旧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对应能人（或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三个相继进化的历史阶段。迄今为止，旧石器文化遗存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虽然由于发现的时代和区域不同，以及发展之不平衡性，世界各地相继出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有着相当大的细节差异，但总体而言遵循了考古学上的上述分期和分类。对于欧洲而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早期的著名代表者分别是手斧文化系统的阿布维利文化（Abbevillian）、阿舍利文化（Acheulian）以及石片石器文化系统的克拉克当文化（Clactonian）；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主要代表者当属莫斯特文化（Mousteria）；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代表则是奥瑞安文化（Aurignacian）、梭鲁特文化（Solutrian）以及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在非洲，旧石器文化遗存在世界考古学上占据十分重要之地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发掘出最早的人类化石及其相对应的石器，由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丰富性和发展的多样化，使得非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较为复杂，但总体而言，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两大文化系统，即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系统；中期的文化遗存代表是北非的莫斯特文化、阿替林文化，中非的山果文化、卢本巴文化，南非的彼得斯堡文化、奥兰治文化、斯蒂尔贝文化以及班巴塔文化；晚期的文化遗存主要代表则是北非的代拜文化、中非的奇托利文化。在西亚和东南亚亦发现了几处较有代表意义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在地理位置上而言，西亚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界之地，因而其境内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和非洲有相似之处；在东南亚一带则有缅甸的安雅辛文化、泰国的芬诺伊文化、马来西亚的淡边文化、印度尼西亚的巴芝丹文化、菲律宾的塔邦文化等。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多达260多处[5]，这些古老的古人类文化遗存遍布全国各地，互为关联，蔚为壮观。其中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主要有：云南元谋县的元谋人、贵州黔西县沙井乡井山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广西百色地区的百色文化、江苏南京的南京人、安徽和县的和县人、山西省芮城县西侯渡村的西侯度文化、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的蓝田人、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人、辽宁省营口县的金牛山文化等。我国境内的新石器中期的文化遗存亦是相当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贵州省桐梓县的桐梓人及其文化、贵州水城县的水城人文化、广东曲江县马坝乡的马坝人、湖北长阳县的长阳人、安徽巢县的巢县人、湖北荆州市的鸡公山文化、陕西省大茄县段家公社解放村的大茄县人、山西省高阳县许家窑村的许家窑人及其文化、辽宁省喀左县的鸽子洞文化等。在考古学上，大约距今5万年，人类社会进入晚更新世晚期，亦即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中期跨入晚期。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同样遍布全国各地，较为著名的有：广西柳江县的柳江人、四川省资阳境内的资阳人、湖南石门乡的燕儿洞文化、苏州市西南的三山文化、洛河流域的育红河文化、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南海文化、山西沁水县的下川文化、河南省许昌市的灵井文化、北方草原地区及宁夏及境内发现的小石器文化、宁夏银川的水洞沟文化等。

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从时间断限上言之，指距今约1万年前到5000年前的人类历史时段。[6]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有三。一是原始居民普遍利用磨制石器改造自然，提升生活水平。二是在使用磨制石器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制造粗糙的陶器，以适应日渐丰富的生活。三是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区分于旧石器时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特征。上述新石器时代的三大特征充分说明，人类社会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趋向成熟。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新石器的世界更是斑斓多彩，风韵多姿，古人类创造的文化及其遗存令人叹为观止。就世界范围而言，在欧洲，以陶器的制作和原始农业的开发为标志，欧洲很早就进入新石器时代，其新石器文化遗存较为著名的是欧洲南部的印纹陶文化与线纹陶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欧洲的情况一样，非洲亦是很早进入新石器时代，其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主要有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以及卡普萨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遗存证明了非洲就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美洲大陆，新石器文化主要代表者是玛雅文化。新石器文化遗存在西亚表现得更为丰富，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原因，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以农业萌芽为标志的新月形地带文化，同时西亚的彩陶文化亦十分发达，萌芽于西亚的原始农业和彩陶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向北非和欧洲传播，使这些地区在史前社会互为影响，互相促进。在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的主要代表者分别是哲通文化、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的新石器文化。相比较上述地区，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更加丰富，新石器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四个阶段特征的文化遗存均有发现，遍及全国各地，蔚为壮观。具体而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文化遗存有：陕西省大荔县的沙苑文化遗址、山西省怀仁县的鹅毛口石器遗址、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南方地区的三大洞穴遗址（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的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广西桂林市南郊的甑皮岩遗址）、岭南地区的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主要文化遗存有：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文化、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遗址、陕西华县老官台文化、山东省滕州市北辛文化、内蒙古赤峰市的兴隆洼文化、沈阳市北郊的新乐下层文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的小珠山下层遗址、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遗存（皂市文化、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文化遗存有：甘宁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山东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与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滨与良渚文化、辽河流域诸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小珠山中层遗存）；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有：山东章丘的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存（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三里桥二期遗存、客省庄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的龙山时代文化。[7]

考古视域中的固原地区远古文明耀眼夺目。迄今为止，在固原地区发掘出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而新石器文化发现的遗存更是遍及固原地区，可谓蔚为壮观。对新旧石器遗迹的考证，为追溯、解读和分析固原地区远古文明创造了条件。

二 旧石器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

宁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除了久负盛名的“水洞沟”文化遗存以外，近年来，以水洞沟文化遗存为中心陆续发现了张家窑、施家窑等等3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是探讨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审美能力与社会行为的重要材料”。[8]

从现有考古遗存观之，目前在固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固原市彭阳县城茹河两岸的岭儿村和刘河村。岭儿村分别发掘出动物化石6件、石制品64件、单刃削刮器2件、骨制品1件、牙齿残块1枚、雕刻器1件、砸击石片5件等遗物；刘河村分别发掘出马属（Equus sp.）下牙化石1枚、管状骨2件、石制品9件等遗物。[9]岭儿村和刘河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这些考古发现扩大了固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范围，首次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说明在史前社会，固原地区就存在人类活动。其次，这些考古发现不但把固原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万年[10]，而且“进一步证实宁夏南部泾水流域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11]。再次，岭儿村和刘河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古人类活动及其演变，甚至为探究“古人类在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的演化过程和适应生存特点，探索东西方史前人类迁徙与交流的过程与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12]。最后，虽然固原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仅发现岭儿村和刘河村两处，出土的实物材料凤毛麟角，且大多十分零碎，相互之间的关联还需进一步的考证，但这些考古发掘无疑为该地区旧石器文化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

固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虽然数量稀少，但为研究固原史前历史提供了初步的考古发掘文献和研究文献，对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固原地区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不无裨益。

三 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相较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寂寥，固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却要丰富得多。

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自此以后，考古工作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据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固原地区共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670多处，“其中原州区新发现和复查新石器时代遗存145处；彭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184处，西吉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125处，隆德县新发现和复查新石器时代遗存191处，海原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19处，泾源县新发现和复查6处”[13]。这些遗址分别发现于固原地区的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海原县等地，几乎遍及整个固原地区，而出土的实物亦十分丰富，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用品等，别具一格，颇有特色。尤其是墓葬及窑址，更是显示出自身鲜明的特色，具有十分浓郁的区域特征，为研究中国远古文明的多元性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14]固原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分布虽然十分广泛，但很多文化遗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和定位。目前而言，固原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主要有：西吉县兴隆镇齐家文化遗存、白城乡三滴水文化遗迹、白崖乡坟曲梁文化遗迹、十字乡黄沟文化遗迹，海原县树台乡杨家大庄文化遗迹、菜园村菜园文化遗迹、曹洼乡曹洼文化遗迹，隆德县联财乡毛沟文化遗迹、联财乡高坪文化遗迹、神林乡周家咀头文化遗迹、沙塘乡页河子文化遗迹、沙塘乡马家河文化遗迹、凤岭乡胜利文化遗迹、凤岭乡上七家文化遗迹，固原县店河村店河文化遗迹、七营乡（现海原县七营镇）柴梁村文化遗迹、杨郎乡铁家沟文化遗迹、彭堡乡套子沟文化遗迹、中河乡中河桥文化遗迹、彭堡乡沈家泉文化遗迹、河川乡明川文化遗迹、河川乡黑马湾文化遗迹，彭阳县古城乡大石沟文化遗迹、新集乡刘庄文化遗迹、沟口乡海子文化遗迹、城阳乡城沟文化遗迹。[15]

对这些考古遗物进行类型分析、文化属性辨识，是探究和估量考古价值首先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考古发掘之代表实物。考古发掘之实物主要有三类，一是打制和磨制石器。绝大多数考古发掘的墓葬以石斧、石刀、石镰为主体，部分墓葬还发现种类更多的打制和磨制石器。如在七营乡柴梁村发现的一座墓葬，出土了类型较多的石锛、石凿、石纺轮等石器[16]；在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文化遗迹和马家河文化遗迹发掘的半地穴式房址中，有石矛、石镞、石锛、石斧、石凿等实物[17]；海原县菜园村菜园文化遗迹出土有石核、石镞、尖状器、刮削器和石叶[18]。此外，杨郎乡铁家沟文化遗迹、彭阳县新集乡刘庄文化遗迹、河川河谷古文化遗迹亦发现数量不等的石器。石器的普遍存在以及类型的多样化，显示出远古先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二是骨器。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发现的骨器数量不多，说明骨器虽然是远古先民可以依赖的生活用具，但用途不是很广泛，且逐渐被陶器所取代。发现有骨器的遗存主要有：固原县七营乡柴梁村墓葬出土的骨串珠和骨片[19]；海原县菜园村菜园文化遗迹中骨刀、骨匕、骨锥、骨梳、骨串珠等[20]；隆德县沙塘乡马家河文化遗迹也发现骨锥和骨针[21]。三是陶器。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类型齐全、用途多样、造型奇特、工艺先进的陶器。陶器在每一处遗迹中都有出土，代表性的有：西吉县兴隆镇齐家文化遗存出土的泥质红陶器，有长颈双耳蓝纹罐、夹砂红陶单耳罐、夹砂红陶鬲、夹砂灰陶足、鬲足等[22]；七营乡柴梁村的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器，“有陶杯、陶碗、陶钵、陶盆、陶尊、陶罐、陶壶、陶纺轮、陶垫，泥质橙黄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制作方法为手工圈筑法，纹饰主要为绳纹、附加堆纹、乳钉纹、刻划纹、凹弦纹、席纹、戳印纹，镂孔和彩绘”[23]；海原县菜园村菜园文化遗迹亦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制品，出土的陶器从器形上而言主要有用于日常生活的陶罐、陶瓮、陶壶、偏颈壶、陶匜，从陶器的造型和质地上观之，主要有夹粗砂陶、夹细砂陶和泥质陶，纹饰以蓝纹、波浪纹、戳印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为主，此外，还发现少量彩陶，饰朱红或黑红相间垂鳞纹、网格纹、锯齿纹、圆圈纹、条带纹等。[24]

第二，发掘遗迹之类型分析、文化属性之归类。固原地区新石器文化遗迹属于考古学上的哪种类型？换言之，其文化属性如何归类，这是涉及综合考量这些遗迹价值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在固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之数量较为稀少，分布不够集中，学界一致认定这些新发现的新石器遗迹在性质上属于“齐家文化”的范畴，是该文化属性的一个分支。如对发现于固原店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著名的考古学家钟侃认为，虽然该遗迹出土的部分陶器，“具有本地区明显的特点”，但其总体类型仍属于“齐家文化”的范畴。[25]80年代以后，在固原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量增多，分布范围广泛，根据对这些文化遗迹发现的实物进行考证和甄别，遗迹时间界域的分析和比对，以及空间分布范围的梳理和分类，学界对固原地区新石器文化遗迹的属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26]，并形成以下新的认识：首先，菜园文化遗迹与马家窑文化遗迹在考古学上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属性；在文化属性上与齐家文化亦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各具特色。其次，菜园文化从考古学文化属性上而言，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而这个文化体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地域化、本土化色彩浓郁，即呈现出“农牧并重”“崇尚简朴”“兴盛蓝纹素陶”的土著文化气质，而且这些遗迹往往都是傍山依水，围河而居，以清水河、泾河水系上游为中心辐射而成，所以菜园文化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原始土著文化”。[27]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固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一步发掘、甄别与归类，较为一致地认为，散布于固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迹在考古文化属性上基本可分为四种，即菜园文化类型、马家窑文化类型、齐家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类型[28]，但在本源上应该属于“菜园文化”的范畴，是齐家文化的源头之一。其共同的特点是地域性特色浓郁，从发现的考古实物来看，“菜园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主要的居住地是半地穴的房屋、窑洞，主要生产工具是各种坚韧耐用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而惯常的日用品是手工精致、造型各异的各类陶器，这充分说明远古时期的固原地区，不仅有人类的生存，而且生产达到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源流中独树一帜。这些发现及对其的分析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研究这一地区人类之活动、历史之变迁提供了可考的史料和研究的路径。

四 远古时代固原地区的文明印记

发现于固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认识和解读这些文化遗存，通过厚重的考古发掘进而发现远古时期固原社会的文明状况，则显得十分必要。第一，这些文化遗迹的分布规律一般都是傍山依水，尤其是河流所经之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这是源于在远古社会，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仅仅可以依靠有限的生存工具如木棒、石器等，为了生存只能居住在山洞等天然的保障之所，避免猛兽的袭击。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还没有能力凿井取水，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往往围绕河流沼泽之地“据水而居”。[29]此外，远古居民选择临河而居，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河谷两岸，水草丰美，土壤肥沃，食用的植物种类较为便于发展原始农业以及有利于获取生产资料，尤其是河谷之中，飞鸟栖息，禽兽繁多，便于捕获食物，有利于人类之繁衍。如固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基本上发掘于靠近河流的地区，即清水河及其支流、泾河支流、饮马河、茹河支流、青石河支流，及这些地区所邻近的沟塬、山坡丘陵之地，这些地区往往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发源地。第二，社会经济状况。远古时期固原地区的经济状况究竟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新旧石器时代，固原地区最初的经济特色主要还是以原始农业为主，但此后游牧经济逐渐取代农耕经济，“宁夏南部游牧部落内部之间，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内部之间，游牧部落与农业为主的部落之间，不断发生争夺、掠取、攻占、联合、兼并……农耕文明衰落，游牧文明占据舞台，成为主角”[30]，此种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从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记载的双向视角观之，先秦时期的固原地区经济形态主要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在部分地区，尤其是水源丰富、地缘较为平整的地区亦有显著的农耕文明的痕迹，但更多呈现出农耕文明与高原游牧文明的交汇与融合。固原地区分布着岭儿和水洞沟两大典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址亦十分丰富，包括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固原陈家湾文化遗址、独成体系的菜园文化遗址、齐家文化类型的西吉兴隆镇和隆德县上七家文化遗址等；细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在固原地区的分布更为广泛，考古发掘出许多具有代表意义的实物，表明固原地区远古文明的繁荣昌盛。对这些考古发掘实物的研究表明，固原地区的经济形态较为复杂。依据考古发现，固原地区出土的实物，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融合了游牧文化色彩，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相辉映，构成了固原地区别具一格的社会经济形态。第三，民族与社会形态。先秦时期的固原地区，为多民族交错杂居之地，主要生活和繁衍着古羌人、氐、猃狁、戎等部落和方国。尤其是戎，其数量应该是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相关史料对于戎之记载，十分明确：“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泾水之北有义渠之戎。”[31]“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藐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32]自西周始，周王朝与固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展开了多次激烈的战争，《诗经》对这些战争多有精彩的描述。此外，在固原地区出土的属于西周时期的青铜礼仪用器与车马器属于西周早期成王或者康王时期[33]，说明西周文化很早就进入固原地区，与固原地区的游牧文明相互融合，共同构筑而成丰富多彩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