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寺庙空间

唐代佛教兴盛，佛寺发展，大寺院拥有大量田产，随着世俗活动的增加，寺院实现园林化，注重花木种植，庭院经营，将宗教的肃穆与人间的愉悦相结合，郊野寺院往往内部花繁叶茂，外围古木参天。寺院成为文人游历、吟咏的佳处。[183]“本性便山寺”（《游蓝田山卜居》）[184]，白居易一生流转各地，游寺成为其寄托佛教情感、寻找心灵安宁的重要方式，在其所游寺庙中有些对其心灵安顿的意义尤为明显。

一 江州东林寺

白居易在江州所游寺庙有东林寺（有时称“东寺”）、西林寺（有时称“西寺”）、遗爱寺、大云寺、宝称寺、大林寺，其中以东、西二林寺为主，东、西二林寺，有时合称“二林寺”“双林寺”。（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一云：“由广泽下山，至太平兴国寺七里，寺前之水曰清溪，溪上有清溪亭。寺晋武帝太元九年置，旧名东林，唐会昌三年废，大中三年复。皇朝兴国二年赐今名。”“乾明寺在凝寂塔之西百余步，旧名西林，兴国中赐今额。晋惠永禅师之道场也。”[185]《方舆胜览》卷二二“江州”：“东林寺，晋武帝建远师道场。”“西林寺，晋太和中建。水石之美，亚于东林。”[186]“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岁暮》），[187]白居易准备修建草堂时，着意选址在靠近东林寺的位置，并最终在东林寺和西林寺间的香炉峰下置草堂，一方面因为此处有云水泉石之胜境，更重要的是这里曾是东晋高僧慧远修道讲学、弘扬佛法的地方，东林寺成为诗人内心佛教情感的空间寄托。其在草堂“葺构既成，游息方始”时，所作《祭庐山文》写了于此结庐的缘由，道明对慧远辈的追慕：“居易夙闻匡庐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兹山。又闻永、远、宗、雷同居于是，道俗并处，古之遗风。”[188]

东晋高僧慧远“德行淳至，厉然不群。卜居庐阜，三十余年，不复出山。殷仲堪国之重臣，桓玄威震人主，谢灵运负才傲物，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非其精神卓绝，至德感人，曷能若此”，“提婆之毗昙，觉贤之禅法，罗什之三论，三者东晋佛学之大业。为之宣扬且特广传于南方者，俱由远公之毅力。慧远受道安之命，广布教化，可谓不辱师命矣”。[189]慧远为佛教的中国化以及社会化做出重要贡献，他也成为庐山佛教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190]，“在匡庐三十余载，自年六十，不复出山。而四方靡然从风，来归者甚众。”[191]“春游慧远寺，秋上庾公楼”（《咏意》），[192]白居易对东林寺的情感，饱含着对慧远的追慕之意。《旧唐书·白居易传》记其与寺僧交游：“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193]白居易元和十二年（817）所作《游大林寺序》记自己与十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中有“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士坚、利辩、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194]其《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六主簿因呈智禅师》诗：“新年三五东林夕，星汉迢迢钟梵迟。花县当君行乐夜，松房是我坐禅时。忽看月满还相忆，始叹春来自不知。不觉定中微念起，明朝更问雁门师。”[195]元宵佳节，诗人摒弃繁华与热闹，在东林寺坐禅，于星汉迢迢、梵钟悠悠中，感受心灵的虚静。诗人除在东林寺学禅等活动及与东林寺僧交游外，还捐出《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的润笔，修东林寺经藏西廊，作有《东林寺经藏西廊记》；还在游历中寻访慧远辈先贤遗迹，他有《游石门涧》：“石门无旧径，披榛访遗迹。时逢山水秋，清辉如古昔。常闻慧远辈，题诗此岩壁。云覆莓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自从东晋后，无复人游历。独有秋涧声，潺湲空旦夕。”[196]诗表达“披榛访遗迹”的虔诚及“云覆莓苔封，苍然无处觅”的空落、寂寥之感。诗人在东林寺获得心灵的安宁与归属，这一点可以从其诗作中读出。其《宿东林寺》：“经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索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197]短短二十字传达出东林寺雪夜的静寂与安宁，以及失意诗人对东林寺宗教力量的主观感受，这里是幽深、安稳的所在。

晚年白居易几次自编文集，其中三次藏于庐山东林寺，分别为：大和九年（835），自编《白氏文集》六十卷，藏于庐山东林寺，作《东林寺白氏文集记》[198]；会昌二年（842），自编《后集》二十卷，纳于庐山东林寺，至此《白氏文集》七十卷成；会昌五年（845），又编《续后集》五卷，《白氏文集》七十五卷编成，共抄五本，其中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有《白氏长庆集后序》。[199]他在《东林寺白氏文集记》中表明藏诗文集于东林寺的缘由：“昔余为江州司马时，常与庐山长老于东林寺经藏中披阅远大师与诸文士唱和集卷。时诸长老请余文集，亦置经藏。唯然心许他日致之，迨兹余二十年矣。今余前后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编次既毕，纳于藏中。且欲与二林结他生之缘，复曩岁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请本寺长老及主藏僧依远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门，幸甚！”[200]“常与庐山长老于东林寺经藏中披阅远大师与诸文士唱和集卷”，“欲与二林结他生之缘”，请“依远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门”，白居易对慧远遗风的殷殷追慕之心，由此可见。

“乐天歌咏有遗编，留在东林伴白莲”（齐几《贺行军太傅得白氏东林集》），[201]东林寺院中多植白莲，白居易对于白莲的钟情即缘起于东林寺。（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一云：“神运殿之后，有白莲池，昔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经》。因凿池为台，植白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202]晚唐诗人也写到东林寺的白莲池及白莲，如黄滔《游东林寺》：“翻译如曾见，白莲开旧池。”[203]齐己《题东林白莲》：“大士生兜率，空池满白莲。”[204]李中《庐山》：“白莲池宛在，翠辇事难寻。”[205]白居易在东林寺初遇白莲，即有《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诗，这是诗人第一首以白莲为吟咏对象的诗作。诗前有序：“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虽宫囿省寺中，未必能尽有。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弃其竹，白眼于莲花者。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206]序中称桂、竹、白莲为“植物之贞劲秀异者”，并为三者遭受的命运而感到痛惜。其《东林寺白莲》诗为：

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飙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我惭尘垢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华，虚得清净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207]

诗人对白莲可谓一见钟情，白天看不足，“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觉其清净芳洁非世间凡物可比，唯佛国才有。初见白莲，诗人即萌生“寄向长安城”的念头。除东林池夜赏白莲外，其庐山草堂亦植有白莲。《草堂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208]《与微之书》：“红榴白莲，罗生池砌。”[209]《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210]《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211]在离开江州赴忠州任后，诗人写道：“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塘。”（《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212]以“白莲”为草堂之池的代表物色。在宝历二年（826）罢苏州刺史时，诗人将白莲从江南带到中原，他也成为在洛阳种植白莲的第一人。[213]夏日的履道池白莲盛开，“雨滴篷声青雀舫，浪摇花影白莲池”（《池上小宴问程秀才》），[214]“白藕新花照水开，红窗小舫信风回”（《白莲池泛舟》），[215]白莲成为园林中重要物色，这不仅体现了诗人对白莲的喜爱，更饱含着他对江州东林寺的情感。

高僧慧远所居东林精舍，池中白莲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物象，而是佛教教义的象征。“莲花作为自生的实体的象征，起源于佛教之先的印度宗教。莲花由梵天的象征转而成为佛陀的象征，它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代表着一种纯洁无瑕的存在，而在阿弥陀佛崇拜中，莲花还意味着西方极乐世界中的纯洁无瑕的再生。”[216]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佛教用以象征法性清净，《华严经》卷七七云：“善知识者不染世法，譬如莲华不着于水。”[217]白居易明显钟爱白莲，认为白莲才真正是清净佛性的化身。早在长安任翰林学士时，白居易就有《赠别宣上人》：“上人处世界，清净何所似？似彼白莲花，在水不着水。性真悟泡幻，行洁离尘滓。修道来几时，身心俱到此？嗟余牵世网，不得长依止。离念与碧云，秋来朝夕起。”[218]诗写广宣上人的清净本性时，特别以白莲花来作比。在东林寺遇见现实中的白莲，即有《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诗云：“乃知红莲华，虚得清净名。”[219]以后在苏州刺史任时，又有《忆洛中所居》云：“厌绿栽黄竹，嫌红种白莲。”[220]其实，在佛教中，有单以红莲为清净象征者，如宗宝本《坛经·疑问品》颂曰：“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大多以莲花为清净本性的象征，而不以颜色论之。如《中阿含经》卷二三《青白莲花喻经第六》：“犹如青莲华，红、赤、白莲花，水生水长，出水上，不着水，如是，如来世间生，世间长，出世间行，不着世间法。……此青白莲华喻经如法有义，是梵行本，致通，致觉，亦致涅槃。”《宗镜录》卷二八：“五华藏者，即五色莲：一白莲，二赤莲，三青莲，四黄莲，五黑莲。是五莲华皆悉由无生法忍所起。”[221]《法华经》则以芬陀利华即白莲华为经题，特加推重。《妙法莲华经后序》：“诸华之中，莲华最胜。华尚未敷，名屈摩罗。敷而将落，名迦摩罗。处中盛时，名芬陀利。未敷喻二道，将落譬泥洹，荣曜独足以喻斯典。”[222]白居易一生钟爱白莲，与被贬失意中东林寺所给予他的宗教力量密切相关，东林寺成为其与白莲结缘的重要因由。[223]

除东林寺外，西林寺亦是白居易佛教情感寄托的所在。看其元和十一年（816）在江州所作《春游二林寺》诗：

下马西林寺，翛然进轻策。朝为公府吏，暮是灵山客。二月匡庐北，冰雪始消释。阳丛抽茗牙，阴窦泄泉脉。熙熙风土暖，蔼蔼云岚积。散作万壑春，凝为一气碧。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缅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适。是年淮寇起，处处兴兵革。智者劳思谋，戎臣苦征役。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224]

此诗又题作《春游西林寺》，诗从“下马西林寺”起笔，接以“翛然进轻策”（轻松拄杖前行），“朝为公府吏，暮是灵山客”，解脱尘务的诗人内心之轻松自在跃然纸上。“二月匡庐北”八句写诗人眼中的春景：冰雪开始消融，春茶抽芽，泉脉暗涌；风和土暖，云雾弥漫；云雾散去，万壑皆春，天地间变成一片青绿。这些景语皆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清爽与喜悦。“缅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适”追溯先贤，诗中自注：“昔永远宗雷等十八贤，同隐于二林寺。”“是年淮寇起，处处兴兵革”写现实，元和九年（814）至元和十一年（816）间，淮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谋反，处处兵革战乱。为平定叛乱，“智士劳思谋，戎臣苦征役”，而“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与“智士”“戎臣”相比，被贬诗人以不才而得以逍遥林泉，诗人在心理调适中获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元和十一年（816）诗人两次写到夜宿西林寺，其一题为《宿西林寺》：“木落天晴山翠开，爱山骑马入山来。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225]另有《宿西林寺早赴东林满上人之会因寄崔二十二员外》诗：“谪辞魏阙鹓鸾隔，老入庐山麋鹿随。薄暮萧条投寺宿，凌晨清净与僧期。双林我起闻钟后，只日君趋入阁时。鹏高低分皆定，莫劳心力远相思。”[226]“薄暮萧条投寺宿，凌晨清净与僧期”，“萧条”一词见出诗人内心的冷寂，而西林寺显然成了漂泊诗人能找到归属感、安宁感的所在。“双林我起闻钟后，只日君趋入阁时”，寺庙清晨的钟声悠长而寂静，诗人之心灵随钟声而远离世俗，这与崔韶早朝画面形成颇有意味的对比；“鹏高低分皆定”，流露出诗人对自己谪居处境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很显然源自从佛禅中所获得的心灵安宁与力量。

东、西二林寺在白居易的回忆中，经常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在忠州，有诗云：“便住双林寺，仍开一草堂。”（《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227]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时，作《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满晦三上人》诗云“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228]朗、满、晦为东、西二林寺僧。[229]开成五年（840），年近古稀的诗人作《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诗中自注：“此诗凭钱知进侍御往题草堂中也。”诗人嘱咐钱侍御：“君行过到炉峰下，为报东林长老知。”[230]“常似忆情亲”的表述以及阔别三十年依然惦念，足见诗人对于二林寺旧游的深挚感情。

二 杭州天竺寺、苏州武丘寺

在即将离开杭州任的半月时间里，白居易“朝寻霞外寺，暮宿波上岛”（《除官去未间》）。[231]由苏州回洛阳途中，诗人“逢山辄倚棹，遇寺多题诗”（《自问行何迟》）。[232]在任职杭州、苏州期间，游寺更是其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杭州期间所游寺庙有天竺寺、灵隐寺、孤山寺、恩德寺、清源寺、紫霞兰若、云门寺、法华山天衣寺等，[233]其中以书写天竺寺为多。在苏州刺史任，诗人游历的寺庙有武丘寺（虎丘寺）、灵岩寺、支硎山报恩寺、思益寺、楞伽寺等，[234]以写武丘寺为较多。“泉石谙天竺，烟霞识虎丘”（《想东游五十韵》），[235]诗中自注：“天竺、虎丘寺，皆领郡时旧游最熟处。”天竺寺、虎丘寺（武丘寺）成为白居易对杭州、苏州记忆的重要意象。

杭州天竺寺 天竺寺位于天竺山，《咸淳临安志》卷八十记下竺灵山教寺：“在钱唐县西一十七里。隋开皇十五年僧真观法师与道安禅师建，号南天竺。唐永泰中赐今额。”[236]善用数字的白居易即将离开杭州时，在诗中明确写出自己游天竺山的次数：“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留题天竺灵隐两寺》）[237]可谓频繁。

白居易与天竺寺僧多有交游，尤其与韬光禅师过从甚密。长庆四年（824），诗人作《招韬光禅师》：“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238]《咸淳临安志》卷七九记：“法安院在灵隐寺西。……唐长庆中，有诗僧结庵于院之西，自号韬光，常与乐天唱和。……白侍郎长庆四年正旦，请韬光斋，云：……韬光不赴，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谁能引水种金莲。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飞锡去，恐妨莺啭翠楼前。”[239]任苏州刺史时，白居易有诗《寄韬光禅师》：“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高僧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240]两寺指天竺寺、灵隐寺，“前六句说，两寺共一门，两寺本一寺。东涧西涧的水汇流交织，南山北山的云融为一体。前台的花开后台可见，上界的钟声下界可闻。这是一个无比美丽和谐的圆融境界”，[241]最后两句“以月光皎洁，桂子飘香，来渲染禅师行道时的优雅唯美，衬托出禅师天人感应的修为和魅力”[242]。长庆四年（824）五月，白居易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月末要离开杭州时，作《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僧徒多怅望，宾从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别桥怜白石，辞洞恋青苔。渐出松间路，犹飞马上杯。谁教冷泉水，送我下山来。”[243]当“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之时，诗人与这里的一切依依惜别。“僧徒多怅望，宾从亦徘徊”，“渐出松间路，犹飞马上杯”，由此可以窥见诗人与僧徒间的密切交往及深挚情谊。“别桥怜白石，辞洞恋青苔”，“谁教冷泉水，送我下山来”，白石、青苔都让人留恋，泉水也依依不舍送“我”下山，写石、苔，实是写自己，诗人对这里的一草一石都充满深情。

白居易喜爱天竺石。其长庆四年（824）所作《三年为刺史二首》：“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244]“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245]“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在诗人的心目中，天竺石与题诗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可见其对天竺石的爱重。“万里归何得，三年伴是谁？华亭鹤不去，天竺石相随”（《求分司东都寄牛相公十韵》）[246]，居杭三年以鹤、石为伴，离开杭州归洛时，诗人将天竺石与鹤一同带回。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作《洛下卜居》诗：

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饮啄供稻粱，包裹用茵席。诚知是劳费，其奈心爱惜。远从余杭郭，同到洛阳陌。下担拂云根，开笼展霜翮。贞姿不可杂，高性宜其适。遂就无尘坊，仍求有水宅。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阴，门前少人迹。未请中庶禄，且脱双骖易。岂独为身谋，安吾鹤与石。[247]

诗先概括叙写了天竺石、华亭鹤被带回的过程，途中稻粱供饮食，茵席作包裹，“诚知是劳费，其奈心爱惜”，直接道出诗人由衷的喜爱之情。“贞姿不可杂，高性宜其适”，“石”“鹤”高洁不俗，有贞姿、高性，不可与他物杂处，必须有适宜其性的空间。诗人特意选择无尘之坊、有水之宅，营建成“树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阴，门前少人迹”的履道幽境。“岂独为身谋，安吾鹤与石”，意为履道幽境的营建不仅仅是为了安顿自我，也是为了安顿鹤与石，诗人将鹤、石放在与自我同样重要的地位，一起成为被安顿的对象。鹤、石本质上是诗人精神、心灵的对应与寄托所在，如果闲静、高洁的鹤是诗人道心的象征物，来自天竺寺所在天竺山的天竺石，何尝不可以理解成是诗人佛禅之心的寄托所在，所以“岂独为身谋，安吾鹤与石”，为鹤、石安身，也就是为自己安心。

“天竺寺”在诗人心目中是与“子陵滩”有着同样隐逸内涵和象征意味的空间。长庆三年（823），白居易有《天竺寺七叶堂避暑》诗：“郁郁复郁郁，伏热何时毕。行入七叶堂，烦暑随步失。檐雨稍霏微，窗风正萧瑟。清宵一觉睡，可以销百疾。”[248]在郁郁伏热之天，诗人歇宿于天竺寺七叶堂，这里“檐雨稍霏微，窗风正萧瑟”，全然一处不同于世俗的清凉之地。“清宵一觉睡，可以销百疾”，天竺寺是使诗人销疾、静虑的所在，由此可以窥见天竺寺的空间意义。汉代严光曾同刘秀一起游学，光武即位，授其官职，坚决不受，归耕富春山，垂钓七里濑，成为后世隐士的典范。子陵滩，即严光垂钓处。晚年退居洛下的白居易在诗中多次用到严光典故，然而诗人又表达不必像严光那样垂钓于水流湍急的七里滩，在自家的小池就能尽享闲适之趣的思想。如其《家园三绝》（其一）诗：“沧浪峡水子陵滩，路远江深欲去难。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249]诗人会将眼前的水滩想象成严光垂钓的七里滩，其《新小滩》诗：“石浅沙平流水寒，水边斜插一渔竿。江南客见生乡思，道似严陵七里滩。”[250]听着伊水、嵩石相激而成的声音，诗人产生“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的幻觉，[251]这些皆透露出白居易以严子陵自比的信息。大和八年（834），他作《奉酬侍中夏中雨后游城南庄见示八韵》：

岛树间林峦，云收雨气残。四山岚色重，五月水声寒。老鹤两三只，新篁千万竿。化成天竺寺，移得子陵滩。心觉闲弥贵，身缘健更欢。帝将风后待，人作谢公看。甪里年虽老，高阳兴未阑。佳辰不见召，争免趁杯盘？[252]

诗为奉和裴度夏中雨后游城南庄所作诗而写，主要誉美裴度的园林隐逸姿态和情致。诗中园林景物描写如“老鹤两三只，新篁千万竿”当为裴度午桥庄的环境物色，以此衬托园林主人悠闲的精神气韵。“帝将风后待，人作谢公看”，表明裴度只是暂时居于园林，终将被大用。“化成天竺寺，移得子陵滩”，意为可以将绿野堂幻化成杭州天竺寺，想象成将子陵滩移至了园林。诗虽然是在写裴度及其绿野堂，实质上表达了诗人自我园林隐居的思想。将“天竺寺”与隐士严光垂钓的“子陵滩”相提并置，可见在诗人心目中，“天竺寺”是与“子陵滩”有着同样隐逸内涵的空间境界。

苏州武丘寺（虎丘寺） 虎丘寺，唐时称武丘寺。（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苏州”记：“虎丘山，在（吴）县西北八里。《吴越春秋》云阖闾葬于此，秦皇凿其珍异，莫知所在，孙权穿之，亦无所得。其凿处，今成深涧。”[253]（清）张驹贤《考证》：“‘虎’宜作‘武’，顾祖禹曰：‘唐时讳虎，亦曰武丘。’”[254]（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二“郭外寺”记：“云岩寺，即虎丘山寺。晋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别业也。咸和二年，舍以为寺。即剑池而分东西，今合为一。寺之胜，闻天下。四方游客过吴者，未有不访焉。”[255]任职苏州刺史的白居易，武丘寺对其有着特殊意味。

“仙亭日登眺，虎丘时游豫”（《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256]“惯游山水住南州，行尽天台及虎丘”（《寄题上强山精舍寺》），[257]虎丘寺（武丘寺）成为诗人经常光顾之地。宝历二年（826），白居易作《夜游西武丘寺八韵》：“不厌西丘寺，闲来即一过。舟船转云岛，楼阁出烟萝。路入青松影，门临白月波。鱼跳惊秉烛，猿觑怪鸣珂。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罗绮，钟梵避笙歌。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258]“不厌西丘寺，闲来即一过”，“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此诗则写月夜乘船游西武丘寺，真可谓“秉烛夜游”了。同年，白居易又作《题东武丘寺六韵》：

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龙蟠松矫矫，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灵池一剑沉。海当亭两面，山在寺中心。酒熟凭花劝，诗成倩鸟吟。寄言轩冕客，此地好抽簪。[259]

诗人没有像《夜游西武丘寺八韵》般叙写游历行程，而从“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起笔，“看”“入”字眼表明是诗人“我”的视角，然后将笔墨聚焦于东武丘寺之“深”，选取如龙蟠状矫矫之松、玉立般森森竹林，以及罗刹怪石、灵池沉剑，罗刹石“大石崔嵬，横截江涛，商船海舶经此，多为风浪倾覆”（《咸淳临安志》卷二三），[260]“剑池，吴王阖庐葬其下，以扁诸、鱼肠等剑三千殉焉，故以剑名池”（《吴郡志》卷十六），[261]这些意象传达出东武丘寺悠远、苍古的神韵和力量。“海当亭两面，山在寺中心”，将“寺”与“海”“山”等形象并列，写出东武丘寺开阔的空间环境，给人以气象非凡的印象。“酒熟凭花劝，诗成倩鸟吟”，由“凭”“倩”字眼可见诗人“我”的影子，酒熟诗成、花鸟相伴，置身东武丘寺中，诗人内心和谐愉悦、超然忘俗。“寄言轩冕客，此地好抽簪”，沉浸于东武丘寺远俗氛围中的诗人，不由得说出自己真切的感受，告诉那些羁身轩冕者，这里是可以安心退身之处。此诗构思精巧、笔力劲道，堪称佳作，这也透露出诗人内心对于东武丘寺宗教力量的感知与体悟。长庆三年（823）在杭州任时，白居易作《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因严亭》，“箕颍人穷独，蓬壶路阻难。何如兼吏隐，复得事跻攀”，许由式的山水之隐，隐者处于“穷独”之境；蓬莱仙境亦路途艰难，遥不可及，诗人选择吏隐，“岩树罗阶下，江云贮栋间。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262]武丘山成为吏隐诗人幻化中希望到达的情境。

白居易为任期间，开武丘寺路，种桃李莲荷数千株，有《武丘寺路》：“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263]诗描写武丘寺路所带来的“水陆往来频”的便利与芰荷桃李的美丽，至今苏州百姓还在传唱此诗。“怅望武丘路，沉吟浒水亭”，[264]在《别苏州》诗中，诗人特意表达了对武丘路的流连之情，同时也是对武丘寺的不舍。

三 洛阳香山寺

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游寺成为其中隐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洛期间所游之寺有香山寺、玉泉寺、天宫寺、福先寺、龙潭寺、少林寺、法王寺、归岳寺、龙兴寺、菩提寺、天竺寺、乾元寺、丰乐寺、招提寺、佛光寺，[265]其中以香山寺为最常光顾之地，诗人常常独游或携友同游香山寺，甚至夜宿于香山。“从今便是家山月，试问清光知不知”（《初入香山院对月》），[266]“家酝满瓶书架满，半移生计入香山”（《香山寺二绝》其一），[267]“石盆泉畔石楼头，十二年来昼夜游”（《五年秋病后独宿香山寺三绝句》其三），[268]“香山闲宿一千夜，梓泽连游十六春”（《狂吟七言十四韵》），[269]这些诗句表明晚年诗人与香山寺的密切关系，香山寺是其常游常宿、能够在此找到心灵宁静的空间所在。

香山寺成为诗人佛禅情感的寄托。白居易常到香山寺，与其游赏山水美景的趣味相一致。香山为伊阙之东山，与龙门对峙，石壁峭立，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门，这里是风景佳处，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云：“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270]白居易常到香山寺，更主要是出于宗教情感。香山寺的坏损，“楼亭骞崩，佛僧暴露”，在居易内心引起极度不安，他认为“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修香山寺记》）。[271]大和六年（832）任河南尹时，白居易将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费用全部布施、用于修葺香山寺。修葺后的香山寺，“阙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与往来者耳目一时而新”，令“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释憾刷耻之为者”（《修香山寺记》）。[272]开成五年（840），白居易于香山寺开经藏堂，作《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273]，同时有《题香山新经堂招僧》诗：“烟满秋堂月满庭，香花漠漠磬泠泠。谁能来此寻真谛，白老新开一藏经。”[274]会昌二年（842），白居易“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又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香山居士写真诗》序），其《香山居士写真诗》：“昔作少学士，图形入集贤。今为老居士，写貌寄香山。鹤毳变玄发，鸡肤换朱颜。前形与后貌，相去三十年。勿叹韶华子，俄成婆叟仙。请看东海水，亦变作桑田。”[275]“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绝》其二），[276]白居易对于香山寺的经营与投入，正是其晚年佛教情感的表现。

香山寺是禅宗系统的寺院，是晚年白居易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安稳身心的居所。其大和六年（832）所作《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诗：

阙塞龙门口，祇园鹫岭头。曾随减劫坏，今遇胜缘修。再莹新金刹，重装旧石楼。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四望穷沙界，孤标出赡州。地图铺洛邑，天柱倚崧丘。两面苍苍岸，中心瑟瑟流。波翻八滩雪，堰护一潭油。台殿朝弥丽，房廊夜更幽。千花高下塔，一叶往来舟。岫合云初吐，林开雾半收。静闻樵子语，远听棹郎讴。官散殊无事，身闲甚自由。吟来携笔砚，宿去抱衾裯。霁月当轩白，凉风满簟秋。烟香封药灶，泉冷洗茶瓯。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觉路随方乐，迷途到老愁。须除爱名障，莫作恋家囚。便合穷年住，何言竟日游。可怜终老地，此是我莵裘。[277]

在诗人笔下，香山寺外在环境清幽，一叶孤舟往来，江上唯闻渔樵之声。“吟来携笔砚，宿去抱衾裯”，诗人无事随性、闲适安宁，身心自由舒展，这也正是南宗禅尤其是洪州宗所追求的“自然与适意”[278]；霁月、凉风，烟香、泉冷，构成一派禅幽之境，于是诗人生出终老于此的想法。然而，“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老子》（四十四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79]《庄子·刻意》云：“其生若浮，其死若休。”[280]悟透生死，这是老庄的思想。“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既要学南禅宗，又要入共同追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香火社，这是佛教的途径。须去除对名、家的留恋，就可以穷年住在香山寺，把这里作为退隐之地，终老于此了。其开成元年（836）所作《香山下卜居》诗同样表达了以此作为终老之地的想法：“老须为老计，老计在抽簪。山下初投足，人间久息心。乱藤遮石壁，绝涧护云林。若要深藏处，无如此处深。”[281]诗中表现幽美绝世的环境与忘情世俗之心灵的契合，这正是禅家所追求的境界。“若要深藏处，无如此处深”，表面是说选择如此幽深的环境作为自己的居处，暗含在其中的是禅境所给予诗人心灵的安宁。香山寺是诗人佛禅情感呈现的道场。其大和九年（835）所作《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手札八行诗一篇，无由相见但依然。君匡圣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禅。支许徒思游白月，夔龙未放下青天。应须且为苍生住，犹去悬车十四年。”[282]“君匡圣主方行道”，“夔龙未放下青天”，牛僧孺羁身官场不得自由，正反衬“我事空王正坐禅”的诗人身心的自在，在对对方“应须且为苍生住，犹去悬车十四年”的勉励中见出退闲诗人内心的平静与坦然。香山寺是其坐禅修行、获得心灵安宁的所在。

白居易经常以诗来抒写自我在香山寺所获得的随性与自在，尤其多写在暑热里的清凉感受，传达出南宗禅追求自然适意的特点。其《香山避暑二绝》（其一）：“六月滩声如猛雨，香山楼北畅师房。夜深起凭阑干立，满耳潺湲满面凉。”[283]杜甫“西阁百寻余，中宵步绮疏”（《中宵》）[284]，抒写“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的孤独忧患之感。而“夜深起凭阑干立”的白居易，滩声之潺湲、满面之清凉，诗人所感受到的是暑热里的惬意。《香山避暑二绝》（其二）：“纱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舆睡中归。”[285]无论是纱巾、草履的衣着，还是脚踏翠微、卧乘篮舆、睡中而归的行为动态，一切皆舒适自在。《御选唐宋诗醇》评曰：“前首如对北风图，自然毛发淅洒。次首北窗高枕，无此恬适，真足破除热恼。”[286]白居易还有《香山寺石楼潭夜浴》诗描写酷暑时节在香山寺石楼潭夜浴的情形：“炎光昼方炽，暑气宵弥毒。摇扇风甚微，褰裳汗霢霂。起向月中行，来就潭上浴。平石为浴床，洼石为浴斛。绡巾薄露顶，草屦轻乘足。清凉咏而归，归上石楼宿。”[287]炎热酷暑的夜晚，扇风甚微，汗如小雨，诗人起身走向月下石楼潭；平石作浴床，洼石作浴桶，浴后头裹绡巾，脚着草屦，浑身清凉，吟咏而归，归上石楼歇宿。诗着力抒写月下洗浴的惬意舒爽。诗中所传达出的种种细微感受，都见出遂性适意、心无挂碍的特点。

香山寺亦是诗人全身远害的佳处。与南宗禅给予诗人随性适意、心无挂碍相应，香山寺常被诗人用来作为意味身心自由、全身远害的空间。大和七年（833），白居易曾与任著作郎分司的舒元舆以及太子宾客分司张仲方同游龙门，作有《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风袅袅秋虫鸣。嵩峰余霞锦绮卷，伊水细浪鳞甲生。洛阳闲客知无数，少出游山多在城。商岭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门十八里，庄店逦迤桥道平。不寒不热好时节，鞍马稳快衣衫轻。并辔踟蹰下西岸，扣舷容与绕中汀。开怀旷达无所系，触目胜绝不可名。荷衰欲黄荇犹绿，鱼乐自跃鸥不惊。翠藻蔓长孔雀尾，彩船橹急寒雁声。家酝一壶白玉液，野花数把黄金英。昼游四看西日暮，夜话三及东方明。暂停杯觞辍吟咏，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288]诗人用“鞍马稳快”“衣衫轻”“并辔踟蹰”“扣舷容与”来表现出游时的闲舒自在，只有心中没有任何世俗牵累的人才能如此从容。“鱼乐自跃鸥不惊”，鱼、鸥身上寄寓着诗人的自我形象和生命境界。“昼游四看西日暮，夜话三及东方明”二句表明诗人在龙门一游几日，兴尽方归。昼游、夜话、觞咏，是龙门之游的全部内容。诗中不仅描写了出游的乐趣，“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四句又表达自己于闲乐中成就那份独善的心志。“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诗以“龙门醉卧香山行”作为自我闲适心境与姿态的写照。

白居易常将香山寺的清幽、安宁与长安的热闹、祸患相对比。大和八年（834），诗人有《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晚登西宝刹，晴望东精舍。反照转楼台，辉辉似图画。冰浮水明灭，雪压松偃亚。石阁僧上来，云汀雁飞下。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曾忆旧游无，香山明月夜？”[289]诗人从在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的时空角度，写出夕照时分香山寺非凡的气象。在诗人笔下，香山寺肃穆、美丽，积雪压松枝，反照在楼台间移转，一片光辉宛若图画，或明或暗的浮冰与从云间自在飞下的雁又将香山寺衬托得充满灵动之气。当沉醉于眼前景象之时，诗人思绪忽然跨到长安，将长安与洛阳作对比，以一“闹”字况长安，以一“闲”字写洛阳，舒元舆在洛逍遥两年，与白居易多有交游，[290]诗末着力唤起又到朝中任职之舒元舆对同游香山寺的回忆，同游龙门香山的那份闲适自由之乐成为一种影像符号，与长安官场中的羁绊、祸患形成鲜明对比。大和九年（835），白居易有《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诗：“我年日已老，我身日已闲。闲出都门望，但见水与山。阙塞碧岩岩，伊流清潺潺。中有古精舍，轩户无扃关。岸草歇可籍，径萝行可攀。朝随浮云出，夕与飞鸟还。吾道本迂拙，世途多险艰。尝闻嵇吕辈，尤悔生疏顽。巢悟入箕颍，皓知返商颜。岂唯乐肥遁，聊复祛忧患。吾亦从此去，终老伊嵩间。”[291]香山寺置身阙塞、伊水的清碧山水背景中，吸引着乐山乐水的白居易。他在描述“朝随浮云出，夕与飞鸟还”这样隐士般的自由生活的同时，不由得庆幸自己能够脱离艰险仕途，远离如三国魏时嵇康、吕安被杀的忧患。由诗中的景物如“岸草”“径萝”可知，这首诗应作于“甘露之变”发生前。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甘露之变”发生，“嵇吕辈”在长安惨遭杀戮，《旧唐书·裴度传》记：“十一月，诛李训、王涯、贾、舒元舆等四宰相，其亲属门人从坐者数十百人。”[292]其时白居易正游香山寺，有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293]

诗题自注：“其日独游香山寺。”《世说新语·仇隙》载：“（孙秀）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耶？’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294]《世说新语·雅量》记：“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295]《史记·李斯列传》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296]白居易诗句“当君白首同归日”“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分别用潘岳、石崇、嵇康、李斯等有杀身之祸者的典故，表达自己早退以免祸的思想，诗人甘做庄子笔下“宁生而曳尾涂中”（《秋水》）的曳尾龟，[297]以保全真性与生命。诗人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也似乎在表征香山寺是真正的“深藏处”。开成三年（838）所作《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见示之作》：“去岁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岁暮春上巳，独立香山下头。风光闲寂寂，旌旆远悠悠。丞相府归晋国，太行山碍并州。鹏背负天龟曳尾，云泥不可得同游。”[298]白居易再次以曳尾龟自比，与“鹏背负天”的裴度相对立，那超然“独立香山下头”的自我形象，大有深意，令人回味。

香山寺是禅宗系统的寺院，其在晚年白居易心灵中的地位，以及对其心灵安顿的意义，与其晚年很深的禅宗思想密切相关。

除以上主要寺庙空间外，白居易在各地域都有书写游寺获得心灵安宁的诗歌。如丁忧居下邽时，游悟真寺，并表达“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的愿望。[299]其他如长安时期游玉泉寺、涂山寺，被贬江州时，诗人曾游宝称寺，皆表达在寺庙中自我心灵的宁静、幽静。寺庙作为佛教意义的空间，成为诗人安栖心灵的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