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平感的基本概念、结构和测量方式

社会公平要求确立一套分配资源和权利的客观标准和程序（俞可平，2017），但是与研究者所讨论的分配原则不同，民众自身存在一套朴素的原则，这反映在公平感上就是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主观评价。

国内的公平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在2000年之后开始受到重视，最初的研究多在讨论组织管理中的公平感（张永山，1992），逐渐转向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不同的学者在讨论公平感时存在差异，有的理解为是对公平的感知（sense of fairness）（刘欣、胡安宁，2016；郑雄飞、黄一倬，2020），有的理解为是对公正的感知（sense of justice,perceived social justice,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justice perceptions）（胡小勇等，2016；薛洁，2007），有的理解为是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 of equality）（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2012；栗治强、王毅杰，2014）。本书的社会公平感指的是民众对社会总体公平状况的感知，不是对具体某个方面（如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也不是对公正或平等的感知。

根据前述公平原则的不同，公平感的结构也有不同分类方式。最典型的是将公平感分为结果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还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引入起点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孟天广，2012；张野、张珊珊、冯春莹，2020；李路路等，2012；梁军、李书轩、从振楠，2020）。刘亚等结合西方学界的组织公平感理论，并加入中国文化要素，构建了公平感四因素模型，分别为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领导公平感和信息公平感（刘亚等，2003）。张媛通过对青少年的量表分析，得到了社会公平感结构的五个维度，分别是制度公平感、弱势公平感、权利公平感、互动公平感和分配公平感（张媛，2009）。李炜在上述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公平感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经济公平感、保障公平感和政治公平感（李炜，2019）。

这些公平感的结构分类，属于公平感的宏观视角，即社会公平感（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或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张书维，2017；胡小勇等，2016）。它是对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李炜，2019；高文珺，2020）。社会学对公平感的研究多采取宏观视角，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民众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评价（李炜，2019；许琪、贺光烨、胡洁，2020）。一般来说，总体社会公平感或结果公平感采用“总的来说，您觉得社会是否公平”这样的题目进行测量，在全国大型样本调查，如CGSS、CSS中都有这个题目。然而，一道题目能否有效反映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是有争议的。虽然在方法层面，尚未见对公平感单题测量有效性的研究，但是对主观地位认同测量方法的研究认为，单一题目能比多个题目提供更稳健的结果（Diemer et al.,2013;Hoff,Laursen,2019）。而机会公平感的测量方式则往往与社会流动感知类似，通过询问民众认为自己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来测量机会公平感（李路路、石磊、朱斌，2018）。

公平感的研究还包括微观视角，微观的公平感则是个人对具体领域里的公平感知，它可以根据具体领域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对收入所得是否公平合理的评价（李莹、吕光明，2019；李骏、吴晓刚，2012；王元腾，2019），以及个人获得教育（孙百才、刘云鹏，2014）、就业（田志鹏，2020）、医疗（何晓斌、柳建坤、张云亮，2020）、媒介使用（朱斌、苗大雷、李路路，2018）等资源的机会是否公平，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对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评价（张光、Wilking、于淼，2010）。心理学研究更多采取微观视角，集中在组织公平感（周浩、龙立荣，2015；隋杨等，2012），在一定的实验情境下研究公平感（张书维，2017）。也有研究采用发展心理学的视角，发现6岁的儿童就开始呈现出对公平的偏好，在分配过程中强调公平（张野、张珊珊、冯春莹，2020）。但是，这些结果主要基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郭秀艳等，2017），一方面其可推论性和生态效度有待检验；另一方面微观的公平感与宏观的社会公平感间存在差异，儿童可能在游戏过程中强调分配公平，但并不一定能对社会整体的公平感有所认知。随着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地位问题的关注，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的社会公平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郭永玉等，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