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目前，吴芳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尚显不足，“吴芳吉的行情仍然冷清不改”,“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中青年人大都不知道民初有这样一位长才短命的诗人，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甚少给他一席应有的位置，害得某些研究者不无焦虑地大声疾呼‘不能忘记吴芳吉’。坦白地说，现在真正重视吴芳吉的人和组织，数量稀少，而且大多数都是来自四川同乡”。[6]这一冷淡而单薄的研究局面，固然与吴芳吉享寿不永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吴芳吉的理学信仰和诗歌创作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异于主流的价值形态，因此难免被有意无意忽略乃至湮没无闻的命运。现就掌握的文献资料，对吴芳吉的研究现状做一简要述评。

（一）吴芳吉遗著的整理与出版

吴芳吉虽英年早逝，但著作颇丰，其生平文献以及各类作品的整理、编校与出版在其逝世后一直没有停止过。

1929年，作为“聚奎学校丛刊”之一种，吴芳吉所著的《白屋吴生诗稿》由成都美利印刷公司印行2000册，这是吴芳吉诗文在其生前唯一的一次结集出版。

1934年，在吴芳吉逝世两年后，由吴宓编订、周光午参校的《吴白屋先生遗书》由长沙段文益堂刊刻，共二十卷，计六册。这是吴芳吉作品的第一次大规模结集。书中收有吴芳吉友人、门生所撰写的纪念文章，如莫键立的《吴白屋先生传》、刘咸炘的《吴碧柳别传》、刘朴的《白屋先生墓表》、莫石夫的《题吴白屋先生遗书》、刘鹏年的《玉漏迟》、卢冀野的《奉题白屋先生遗书》、周光午辑录的挽诗、挽词、挽联、赠诗等。卷一至卷八为自订诗集，按照编年依次编排，卷九至卷十二为诗歌续集，卷十三为歌剧《二妃》，卷十四至卷十七为书札、卷十八为家书，卷十九、卷二十为杂稿，收录各类文章。《吴白屋先生遗书》几乎囊括吴芳吉所有的著述，对于吴芳吉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底本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吴芳吉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吴芳吉遗著的整理和出版取得了较大进展，先后出版了《吴芳吉集》（巴蜀书社，1994年）、《吴芳吉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吴芳吉全集笺注》（重庆出版社，2015年），为吴芳吉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

1994年由巴蜀书社印行的《吴芳吉集》（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选编）以《吴白屋先生遗书》为主要底本，辑轶编校，汇集吴芳吉诗歌600首，文章41篇，书信358札，日记残简近19万字，为吴芳吉研究提供了一部全面而可靠的文本，堪称新时期吴芳吉文献整理中里程碑式的善本。

近年来，文史学者傅宏星陆续发现吴芳吉的部分遗稿，包括记录其三峡行程的《蜀道日记》、在西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国立西北大学专修科文学史讲稿》[7]，以此为基础重新编校的《吴芳吉全集》将吴芳吉文献的整理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15年出版的《吴芳吉全集笺注》（王忠德、刘国铭主编）是目前吴芳吉文献整理中收集文章最多最全的文本作品，分为诗歌卷、论文卷、书信卷、日记卷，新收录了周光午辑录的纪梦稿、莫泽明收集的逸诗、吴芳吉的读书札记等珍贵史料。

我国台湾地区也编纂、出版过吴芳吉的作品。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重刻了吴宓、周光午编辑的《吴白屋先生遗书》，出版了《吴白屋先生遗书补遗》; 2008年，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又整理出版了《吴白屋文稿》。

（二）吴芳吉研究综述

吴芳吉逝世后，其故旧、门生、诗歌爱好者从生平、持身、立志、创作等方面撰文纪念、介绍、评述，这些文章堪称最早的吴芳吉研究之作。由吴芳吉挚友吴宓、刘朴分别撰写的《吴芳吉传》[8]记述了传主的生平和行止，为时人和后人了解“白屋诗人”一生的事迹提供了可靠的信史与资料。卢前的《吴芳吉评传》[9]综述吴芳吉生平和诗学理念，并拣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诗作，体现了保守主义诗坛对吴芳吉的认可与评价。任中敏所写的《白屋嘉言序》[10]从持身、立志方面褒扬吴芳吉为刻苦笃行的儒门志士，称其“人文一致”“果行育德”，将吴芳吉视为发扬民族文学和民族精神的先驱与典范。

民国时期，以专文形式探讨吴芳吉诗艺的文章为数不多，其中较重要的有游鸿如的《白屋诗与新诗的创造》[11]，该文总结了吴芳吉诗歌改良的技法和艺术，指出吴芳吉的新诗尝试是对旧诗的混合组织和重新改造，以此熔铸多种旧诗诗体，是诗界革命以来改良旧体的高峰。苏燦瑶的《吴芳吉白屋诗稿述评》[12]是一篇从整体上探讨吴芳吉诗艺的力作，评析了吴芳吉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所体现的诗学主张、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从内容、音韵、辞藻、结构的角度指出吴芳吉诗歌的特质是“热情的奔流”“天籁的音节”“排荡的字句”“准则的创造”。周光午是吴芳吉最为倚重的门生，他所撰写的《吴芳吉〈婉容词〉笺证》[13]结合吴芳吉的日记考证了“白屋诗”发轫之作——《婉容词》的产生过程、人物原型、文体特色、社会价值，披露了吴芳吉创作该诗前后种种不为人知的细节，对于了解“白屋诗”的创作背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宫廷璋的《吴芳吉新体诗评》[14]肯定了吴芳吉诗歌自词曲脱化而不拘其格律的新体诗的写法，指出他的诗歌发扬了乐府诗的传统而又表现了时代精神与作者个性。新文学阵营对吴芳吉的诗歌基本持否定态度，唯一的例外是朱自清的评论。朱自清在《论中国诗的出路》[15]一文中论及近体诗的生命力时，提到从黄遵宪到吴芳吉、顾随、徐声越的古典诗歌变革的谱系，认为他们的努力不无其功，属于“旧瓶里装进新酒”，这是目前所见新文学阵营对吴芳吉最高的评价。

抗战时期，旧体诗因其形式的简洁有力，在凝聚人心、激发斗志方面颇能发挥同仇敌忾的作用，一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由于“白屋诗”所表现的爱国情怀和形式上的通俗性，吴芳吉其人、其诗再度受到重视，如专门刊发旧体诗的《民族诗坛》就发表过他的多篇诗作和缅怀文章。这一时期，诗界和文化界侧重表彰吴芳吉的道德气节，比较重视挖掘吴芳吉诗歌的“爱国精神”对于提振抗战士气的作用，而较少关注到作者的思想和诗歌的艺术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断近五十年的吴芳吉研究再度开启。1980年，姚雪垠致信茅盾，在谈论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方法时提及吴芳吉对于新文学的贡献：“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常常考虑应该有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只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供广大读者阅读，也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或补充教材。另一种编写方法，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姑名之曰‘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不是对一般读者写的。我所说的‘大文学史’中，第一，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毛主席和许多党内老一代革命家写了不少旧体诗、词，早已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新文学作家也有许多人擅长写旧体诗、词，不管从内容看，从艺术技巧看，都达到较高造诣。因为这些作家有新思想、新感情，往往是真正有感而发，偶一为之，故能反映作家深沉的现实感触和时代精神。……还有一种类型，例如柳亚子、苏曼殊等，人数不少，不写白话作品，却以旧体诗、词蜚声文苑，受到重视，也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中有适当地位。其中思想感情陈腐，无真正特色者可作别论。在论述这一部分作品时，不仅须要打破文言白话的框框，还要打破另外一些框框。例如学衡派有一位较有才华的诗人吴芳吉，号白屋诗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在当时很引人重视。他死后，吴宓将他的诗编辑出版。既然在社会上发生过较大影响，要研究一下原因何在。”[16]姚雪垠的提议得到茅盾的赞同，经后者建议，这封信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为题发表于的香港《文汇报》（1980年3月10日），随后《新华月报·文摘版》进行转载，在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为吴芳吉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较好的舆论环境。

1982年，江津师专中文科选注的《白屋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姚雪垠为此书封面题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出版的吴芳吉诗集，该书共选吴芳吉诗作113篇，包括了“白屋诗”的代表作《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等。

随着文化氛围的日渐宽松，吴芳吉也以“爱国诗人”的形象浮出历史水面，其思想和诗歌成就引起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施幼贻的《吴芳吉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是第一部研究吴芳吉的传记著作，此著将吴芳吉定位为五四时代以来“不可多得的爱国诗人”，详述了其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爱国主义思想脉络”。吴芳吉后裔吴泰瑛所著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巴蜀书社，2006年）以纪传体的形式再现了吴芳吉传奇的一生，所披露的关于吴芳吉家族的史料和诸多手稿、照片对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刘国铭撰写的《吴碧柳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历史视野里书写了“吴芳吉爱国爱民的伟大人生”，勾勒出“作为诗人、教育家和学者集于一体”的吴芳吉的新形象。王峰的《吴芳吉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综合吴芳吉的文章、书信、日记、诗歌，展现了其一生的思想轨迹、诗歌创作、教育活动及日常生活，考辨了其与郭沫若、吴宓、柳诒徵、刘咸炘等民国学人的交游状况和思想互动，再现了民国初年一位杰出诗人、中国文化坚守者的人生轨迹与内心世界。[17]杨钊所著的《文化视野下的重庆聚奎书院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以个案研究的形式，从阅读、写作、教育三个维度研究吴芳吉的教育学术活动，重点研究了吴芳吉个人藏书的文献价值，尤其对吴芳吉的读书札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辑录与整理，由此可窥见吴芳吉的经典阅读与文学创作的紧密关系。以上五部作品的作者都来自或生活在四川、重庆两地，他们的写作重心在于表彰乡贤、追忆先人，兼有学术研究与文化纪念的双重意义。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师从新儒家的研究者黎汉基著有《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吴宓与吴芳吉》（巴蜀书社，2006年）一书，该书以“合传”的形式，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落笔，以吴宓和吴芳吉的交游为主线，通过考证二人的交谊与道德实践，考察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困境和心路历程。台湾地区的吴芳吉研究零落不成体系，朱静如所著的《白屋诗稿评述》（文津出版社，1981年）是研究吴芳吉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的专书，认为“白屋诗”是在歌行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肯定吴芳吉所写的“社会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透过史诗反映出全民的呐喊，为民国初年的历史留下了一份佐证和记录。

从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来看，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者将吴芳吉定位为关心民间疾苦、致力于民族中兴的爱国诗人，以张昕若《爱国诗人吴芳吉》[18]为例，该文热情赞颂了吴芳吉诗歌中所表现的对军阀、官僚的抨击，又指出他身上尚背负着沉重的因袭负担，如以“仁的文学”代替“无产阶级文学”，认为这是吴芳吉的历史局限性。邓少琴以吴芳吉至交的身份回忆了白屋诗人早年所受的诗学教育，在《五四运动中以“六言叠韵”争鸣之爱国诗人吴碧柳》[19]一文中追踪溯源，分析了吴芳吉诗歌创作与《诗经》传统的渊源，并对吴芳吉“白屋诗”的“六言叠韵”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

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进一步阐明和确定了吴芳吉的诗歌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者普遍肯定吴芳吉是新旧诗转型期的重要诗人，其诗歌探索是“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程千帆在《丁芒诗词曲选·序》[20]一文中从新旧诗的互通、互补的角度评估了吴芳吉的诗歌价值，肯定了吴芳吉在继承、渗透、融合新旧诗方面所做的贡献，并将他视为自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以来的重要诗人。丁芒《论吴芳吉诗观及其实践的当代价值》[21]从社会视角、艺术视角评价了吴芳吉的诗观，指出吴芳吉独创的“白屋诗”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而又有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新之处。黄述远《从黄遵宪到吴芳吉》[22]回顾了“诗界革命”的历程，肯定了吴芳吉是诗歌新旧递呈的重要一环，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贺远明《吴芳吉研究刍议》[23]回顾了吴芳吉研究的历程，考证了吴芳吉与“学衡派”的关系，认为吴芳吉在现实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诗歌理论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新诗发生路径的视域中，研究者特别关注吴芳吉的诗歌理论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与特殊意义。谢应光的《吴芳吉的诗学观与新诗发生路径再思考》[24]、彭超的《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25]、李坤栋的《中西融合、古今贯通——从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理论与创作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途径》[26]李坤栋和刘国铭的《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文学》[27]集中讨论了吴芳吉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特殊意义，指出其新诗实践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可贵尝试，丰富了新诗类型的多样性。吴芳吉的诗论因其以传统诗学为基点而能兼容时代特色而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张放的《飘零的身世，奇崛的才情——吴芳吉先生的价值》[28]指出，吴芳吉的才情来自飘零的身世，以生命热血书写诗歌，自觉地承继屈原、杜甫、陆游、黄遵宪等传统诗人的悲剧意识，见证了悲剧的时代并为之写下了悲怆而沉重的史诗。李伟民的《论吴芳吉的文学观》[29]、杨钊的《吴芳吉文学发展观》[30]《吴芳吉的文学批评思想》[31]、张一璠的《吴芳吉文学观略论》[32]分别关注吴芳吉文学观的传统因素、价值取向和理论建构，指出了吴芳吉对新文学运动的独特贡献。

研究者对吴芳吉的诗歌尤其是“白屋诗体”也展开了颇有深度的专题研究。谷声漴《欧风美雨渐，白屋独殊姿》[33]将“白屋诗”置于“新诗运动”的大背景下，指出“白屋诗”的思想基础是儒道互补、中西参照，其诗体的特色是“接木论”“同化论”，忧国忧民是“白屋诗”的总体基调。针对吴芳吉“白屋诗”独特的审美风格，学者提炼出“白屋诗风”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描写和诠释。张建斌、黄政海的《试论“白屋诗风”的现代诗学意义》[34]从诗体、格律、语言结构等方面分析了“白屋诗”的审美风格，认为“白屋诗风”的多样性对当今的诗歌创作仍有启迪意义。张诚毅的《吴芳吉的诗歌改革足迹》[35]肯定了吴芳吉的“白屋诗”是打破旧体诗藩篱的新诗，其特色是最大限度地运用杂言体这一诗歌体裁，从而扩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空间。陈良运的《谈“文以情变”——从〈白屋吴生诗稿〉说起》[36]从文体之变的角度探析了吴芳吉对新诗诗体的贡献，肯定了他扩充旧体形式的努力，即在诗歌中融入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的艺术手法，使其诗歌呈现出摇曳多姿、层次繁复的面貌。单正平的《困败人生新旧诗——白屋诗人吴芳吉简论》[37]重估了吴芳吉旧体诗的价值，将吴芳吉定位为同情民众苦难的民本主义者、不随流俗的民族主义者、被时代摧毁的道德君子、不容于新学体制的教育家、困败人生造就的诗人。金国永的《白屋诗人的诗及其创作道路》[38]论述了“白屋诗”遭受冷遇的历史原因，集中分析了“白屋诗”的两首代表作《婉容词》《两父女》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以此为基础概述了吴芳吉的创作道路。李坤栋的《论吴芳吉的诗歌》[39]《论吴芳吉的现代格律诗》[40]分析和概括了吴芳吉别具一格的“白屋体”：既有传统诗歌丰富深刻的意境，又具备新诗诗体自由、不拘字数、行数、自由用韵等特征，并对吴芳吉现代格律诗的音顿、字数、句数、段数及押韵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具体的诗歌文本方面，研究者多关注“白屋诗”三首代表作《婉容词》 《两父女》 《笼山曲》。石天河的《〈婉容词〉新论》[41]是分析吴芳吉单篇作品的一篇专论，通过对《婉容词》的重新解读，着重分析了中西文化冲突的悲剧意义，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阐明和评价，认为婉容的悲剧是中西道德观念发生冲突的不幸产物。朱树群的《〈两父女〉欣赏》[42]、李正孝的《从〈两父女〉看吴芳吉作品的人民性》[43]分别从语言特色、思想内容对《两父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吴芳吉的《笼山曲》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长诗，也是“白屋诗”的典范作品，张祥麟的《崇高的理想，有韵的〈史记〉——〈笼山曲〉浅论》[44]认为该诗所用笔法酷似《史记》之风，以超脱和潇洒的笔墨勾画出众生相、浮世绘。吴泰瑛的《长诗〈笼山曲〉的形式美》[45]主要从语言、结构方面分析了这首长诗跳跃多变、骈散结合的艺术特色。

吴芳吉在外国诗歌翻译方面的成就也有专文研究。张旭的《“天籁之音”：吴芳吉译诗的创格寻踪》[46]以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审视吴芳吉的译诗，追寻吴芳吉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分析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此外，少数学人还涉足不为人所关注的吴芳吉研究的偏僻角落，李坤栋的《论吴芳吉的散文》[47]、杨钊的《论吴芳吉的戏剧创作》[48]分别探讨了吴芳吉的散文特色和戏剧创作，向世人展现出吴芳吉全面的文学才能与创作成就。

由于吴芳吉多重的文化身份，在关于四川学人交游、新旧诗嬗变、“学衡派”、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对吴芳吉也有所着墨。吴芳吉在20世纪初期与四川的多位文学、文化人物如郭沫若、刘咸炘、蒙文通、张澜等均有过人生交集，研究者在对上述人物进行专题研究之际不时涉及吴芳吉。龚明德的《郭沫若〈题吴碧柳手稿〉墨迹》[49]根据新见的郭沫若手迹对郭、吴二人的交往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刘复生的《刘咸炘与学侣交往补述》[50]专节追踪了吴芳吉与一代天才学者、儒者刘咸炘的交游史迹，张祥干的《张澜致吴芳吉信件考：兼考吴芳吉1928年前后的动向》以张澜致吴芳吉的五通信件考证了吴芳吉1928年前后的行程动向以及为何继续留在成都大学任教的缘由。[51]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吴芳吉诗学理念所体现出的复古倾向，将其视为现代旧体诗的代表人物，如胡迎建的《论现代旧体诗坛上有建树的六位名家》[52]称吴芳吉等六位诗人赋予旧体诗崭新的时代活力并使其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潘建伟《五四前后关于诗的用典之争及其诗学意义》[53]在新旧诗创作的维度下肯定了吴芳吉关于诗歌用典的论说较为理性平正，秦弓的《“五四”时期文坛上的新与旧》[54]则注意到吴芳吉的诗歌较之新诗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古典诗词的“史诗”传统与讽喻传统。由于吴芳吉与吴宓的亲密关系，已有显学之势的“学衡派”研究在论述“学衡派”文学思想和文学人物时一般都将吴芳吉作为代表人物，这些研究对吴芳吉虽着墨不多，有的只是一般性笼统论述，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仅将吴芳吉作为四川乡贤和四川文学代表进行研究的狭窄范围，扩大了吴芳吉研究的文化视野，提升了吴芳吉作为民国初年著名诗人的历史地位。张贺敏的《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55]将吴芳吉作为“学衡派”的重要成员，称其“诗歌创作在学衡派中成就最高，在当时影响很大”。杨钊的《吴芳吉与吴宓文学交游论》[56]以《学衡》《湘君》两本杂志作为媒介，再现了吴宓与吴芳吉联手矫正新文学之失、以诗文互相切磋的交游实况。李怡的《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57]从历史的层面检讨了“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认为吴芳吉的文学成就引人瞩目，但仍未从根本上走出传统文学的大格局，传统诗歌的辉煌大大降低了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的创作贡献。郑大华的《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58]认为吴芳吉诗论所秉持的道德观念以及对胡适文学“进化论”的质疑和批判，彰显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文艺思想的重要影响。陈均的《早期新诗中的“自然”论与新旧诗之争》[59]将吴芳吉提倡诗歌的“自然”作为新诗早期现场众声喧哗中另类的声音，并对吴芳吉关于诗歌“写”与“做”之关系的理解进行了探讨。赵黎明的《“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60]以“学衡派”对中国“诗辨”传统的体认作为切入视角，在中外之辨和新旧之辨的讨论中提及吴芳吉等“学衡派”诗人汲取诗学资源时不忘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普遍认同，并具有强烈建构目的的汉语文化认同。“学衡派”不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对文言的轻蔑和废弃，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朱立民的《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61]重新审视胡适与“学衡派”在语言主张方面的歧异，注意到吴芳吉关于语言问题的理性思考与建设性意见。吴芳吉一生飘荡，漫游各地，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张弛的《民族气骨与传统诗教——论吴芳吉湖南时期的文学活动》考证了吴芳吉在湖南的文学活动，从中亦可得见吴芳吉对湖南政局的观察以及湖湘文化的体认，认为吴芳吉通过追溯屈子遗风，提倡近代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湘人气骨，尝试从湖湘文化传统和精神中寻找补救中国现实积弊的传统资源。[62]

对吴芳吉思想特别是儒学思想的研究目前较为薄弱。刘国铭的《论吴芳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63]力辨吴芳吉所秉持的“无政府主义”主要影响其个人创作，而非其个人思想之重心，其主要目的是以儒家道德匡正“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罗昌一通过整理吴芳吉的读书笔记写有《白屋诗人的上下求索——谈吴芳吉的读书笔记》[64]一文，可一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和诗学理论的片断思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上述论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大大推进了吴芳吉研究的进展，但对吴芳吉儒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诗歌创作的关系尚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吴芳吉生命后期的诗学转向尤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认为，研究吴芳吉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不能限于具体的“就诗论诗”和简单化、模式化的类型解读，而应将其贯通为一体，多维度地研究吴芳吉诗学思想的特质与内容。以历史的眼光看，吴芳吉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而且还是以身体力行而闻名于世的儒学人物，其儒学思想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特色，对其立身行事、诗学观念和诗体改革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在于：从儒学思想的角度对吴芳吉进行研究，深化对吴芳吉儒学思想（尤其是理学思想）和道德实践的认识，在儒学近代传承的谱系之中把握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全貌和价值，以此审视“白屋诗”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基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吴芳吉研究置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内，深入探讨其思想来源和复杂表现，系统地分析和总结吴芳吉诗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