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悲剧中之乐观人”

吴芳吉自称“悲剧中之乐观人”，以不入主流的边缘人物自居，“不入政党，不奉宗教，耻言军阀，讳为名士。是以城市山林，两无去路；宿儒时髦，难契同心”。在大时代的狂潮之中，“漂流震荡，艰危孤苦”，难免悲剧的宿命，“自断此生之必无幸也”。他回顾一生作为，“与冻馁战、与金钱战，与世俗战，与积习战，与兵燹戎马战，与风尘劳顿战，与名缰利锁战，与生死关头战，与一切虚伪、蛮横、冷酷、圆滑战，无战不败，无败不极”。然而，乱世所遭，不足改其心志，亦未没入堕落之途，端赖“古籍几篇、良朋数辈，熏染扶持”，才未染世人功利、浪漫、豪奢、奔竞、虚荣、残杀、偷窃卑污、凶淫放纵之病，“自信此世之终有为也”。秉此人生态度，他“明知无幸，故敢自牺牲。既足有为，故无须尤怨”，自此之后，仍执持礼义甲胄、忠信干橹，“永与斯世战争”。[1]与“新月派”的浪漫诗人不同，吴芳吉是一个近似杜甫的落魄而坚毅的诗人，他的诗始终散发着穷愁和忧患的气息，正如他颠簸飘零而困厄艰难的一生。与此同时，吴芳吉又以超拔的力量和乐观的心境面对一切艰难险绝，甚至安之若怡，不以境遇之乖怨天尤人，不以己身之蹙颓废沉沦，诗文因之愈加华灿，德行因之日益淳美。

吴芳吉字碧柳，号白屋吴生，1896年7月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生于重庆杨柳街碧柳院。其父吴传姜（1857—1927）字定安，为一小商贩，读书自修，能写短文。其母刘素贤（1875—1949）为继室，较具文化修养，担任过小学教员。吴芳吉六岁时，其父经商失败，旋又涉讼入狱，家计长久陷于困境。八岁时，因生活艰困，吴芳吉随母亲从重庆迁回故乡江津德感坝，依伯父生活。由于寄人篱下，吴芳吉母子因贫见疑，收稻时，伯父即遣人看护，以防其母子偷稻。这段艰辛酸楚的生活，吴芳吉有诗回忆道：“我父在外，忤官下狱。我母劳瘁，抚我夜哭。恨我无知，冤不能赎。衣裳典尽，菜根果腹。长夜如年，不具火烛。两眼光光，殆为六畜。每逢佳节，常苦羞肉。”[2]

1910年，吴芳吉从偏僻的川东小镇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命运似乎开始眷顾这位勤奋而慧颖的乡村少年。但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后，吴芳吉因积极参与清华学潮，后又不肯写悔过书，竟遭校方除名，他的亢直、仗义、激越、决不妥协在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离开清华园的吴芳吉顿时陷入了狼狈、尴尬的境地。他寄居在族人家中，族人见其已成无用之人，待之冷若冰霜，任意呵斥驱使。吴芳吉看人眼色，干粗活、睡台阶，以报纸为被衾，受尽冻寒，最后还是被下了逐客令。此一时期，吴芳吉的心境跌入冰谷，其压抑愤懑的情绪不足为外人道。在清华挚友刘绍昆的追悼会上，吴芳吉在灵前伏地大哭，泪如泉涌，且哭且诵其所撰的长篇祭文。吴芳吉此时初尝人生的苦味，为亡友流下的眼泪，也是对自己飘零身世的戚戚之感。他一时没有出路，离开北京，寄居在为川籍流落青年免费提供食宿的天津四川会馆。极度的贫困和忧愤的心境让吴芳吉卧床连月，幸有同乡予以照料，得以不死。

1913年5月，吴芳吉自北京归蜀，行至宜昌，川资告罄，加之生病，只得困居旅馆。他向一同乡告借，反遭辱骂，深感耻辱，愤而投河，幸获救免。不得已，行乞，所得钱恰能购买川江拖轮船票。时值“二次革命”，南方各省讨袁军兴，兵乱匪兴，川江航道阻塞，拖轮虽至，然而不敢前行。吴芳吉囊箧萧然，踟蹰孤身，凄清逆旅，触景伤怀，作《忧患词》[3]十首（现存九首），其中两首诗抒发其愤郁无助之情，其一云：“同窗个个好友朋，相爱相亲好弟兄。一朝遇得小利害，反眼相窥不认侬。人生何处不忧患，寻乐还在忧患中。”其二云：“平时把臂知心友，一旦复手语不恭。如今朋友千金买，贫贱相轻无友朋。人生何处不忧患，寻乐还在忧患中。”

吴芳吉于战乱、兵匪之中，历时五月，自宜昌绕行三千余里返回故乡。归家后，受尽乡邻奚落，以之为笑柄，遇有子弟犯错，皆以他作为反面例子：“杂种，汝欲如吴芳吉无用耶？”[4]同乡之人朱茀皇见宠于袁世凯，一时声势煊赫，乡人作歌：“读书当学朱茀皇，莫学白屋吴家郎。”在剧烈的人生角色转换中，吴芳吉深味了一种难言的落寞与深深的挫败之感。

其后七年（1914—1920），吴芳吉辗转谋食，漂流各地，先后做过中学教员、杂志社校对编辑。其间，一度困于上海斗室，日中而食，食粥度日。自1917年1月至1919年6月，已结婚生子的吴芳吉赋闲在家，杜门简出，逾19个月之久。因家居不事生产，母亲对之嗔怒，吴芳吉感叹：“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真不可忽哉！”[5]家计日窘，室人交责，债主盈门，川黔军阀交战不息，乡中又遭水患，吴芳吉的境遇可谓狼狈至极，无地可逃。

在湖南长沙明德学校度过了相对安稳的五年教书生活后[6]，经挚友吴宓推荐，吴芳吉前往创办不久的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任教。半年后，直系军阀刘镇华进犯西安，陕西军务善后督办李虎臣、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集结不足万人兵力守城抗御，自是历二百三十日，无时不在战火之中。西北大学遭围城之困，师生杀马煮草，掘鼠捕雀而食。吴芳吉冒险出城，为乱兵劫掠，衣冠、裤带、眼镜、手表被剥夺一空，露宿荒野，身染痢疾，无处求医问药，几近于死，长叹：“嗟乎，自予少罹家难，转乎江湖，逮此围城灾兵之残，奚啻地狱。戒慎恐惧，良哉难之。”因反复吟咏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深悟天堂、净土、地狱，证即在躬”。[7]

经历西安围城和丧父之痛，吴芳吉决意不再外出，在人生的最后五年，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重庆大学，又返乡梓办学，主持江津中学校政，积劳成疾，于1932年5月9日病逝任上，年仅三十六岁。身后别无余财，母老妻病子幼，可谓落寞苍凉！

吴芳吉一生艰困流离，备尝人情世事之冷暖，而其生命的底蕴又有一种超脱和洒然。这种超脱和洒然，固然有性格乐观的因素，但更根本的是吴芳吉对生命存在的反省与超越。他对生命多有玄思性的思考，虽有时近于玄虚和缥缈，却给了他对抗人生困境的勇气与底气，也使他日后的文学书写呈现出追求心性解脱的一面。

吴芳吉认为，人之存在不过是物种进化和文明演进的偶然，拥有生命本身即是幸事，因此人应该振作精神，不负此生：“有父母妻子以作吾家，有天地河山以供吾游，玉帛米粟以为吾用，舟车宫室以安吾身，圣贤豪俊以为吾师友，学术艺林以启吾之心志，与风雨晦明之奇，衣冠文物之秀，战伐戈矛之壮也哉！吾安得而不喜也，又何惧为？且吾之有食，非吾所耕也。吾之有衣，非吾所织也。吾之有居处用具，非吾所造也。吾自呱呱坠地，盖裸体而来，未有一丝一粒，为吾所出也。今乃遇我也至厚，天地之大德，孰有过于是欤？彼牛马鸡豚之生也，其养也至贱，其处也至卑。为人用，供人食，夫同为生物而与人相等者也，甘苦之异若是。吾幸而得有今日，尤幸不入于牛马鸡豚之列，其孰致之？非祖若父之深恩，天地之大德哉！不知报之，何以为人？而今而后，惟抖擞精力，以图报之，而后可也。勿使少年虚度，虽欲报之而不得，则吾罪之重尚可赎欤？”[8]

吴芳吉的底层经历与困顿生涯使其在志趣上迥异于一般的文士，就其诗文而言，形式上不事雕琢而多质朴之风，内容上少写风月而多关心民瘼。他对生命的超脱态度，又能从一更高的层面俯察一己的悲欢，没有因为自身的苦痛而对社会充满恚恨，相反，他极力模仿杜甫的诗风，广泛描写了民国初年的战乱和苦难，将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世景和现实中来。在吴芳吉看来，真正的诗人不能沉浸在自己的幻梦之中，应该跳出周遭的局限，扩充生命，走向更大的自我，探求生命之源，滋长生命之树：“先圣先贤之苦言仁义，汲汲弥缝者，无往而不在扩充人类生命。所谓栽者培之，倾者复之，是也。本此以言政教，使人类生命，始于至大至刚，终于至真至善。是乃政教之所归宗，其庶几不致失之。”[9]这是吴芳吉为人的自道，也是他的诗文始终洋溢着达观精神、昂扬斗志、青春之气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