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南北分立的多元思考

1839年后，阻断苏丹南北交往的苏德沼泽逐渐被疏通，封闭的南方开始直接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此后经过土—埃统治（1821—1881）、马赫迪国家（1881—1899）、英—埃共管（1899—1955）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南方问题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成为苏丹国家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独立前夕的1955年开始，苏丹南北内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大致分1955—1972年和1983—2005年两个阶段，估计有2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或因之发生的饥荒和疾病，约500万人流离失所，还有约50多万人逃往国外，是当代历时漫长、原因复杂、解决棘手的内战之一。[44]

19世纪是近代苏丹国家的形成时期，但这一转变并非源自苏丹本土的文明自觉，而是源于外部势力的强力塑造。从发展的视角来看，苏丹北方穆斯林精英们的强迫同化政策，包括土—埃政府在苏丹的统治，在相互割裂的古代世界里确实是不同文明间的一种交往方式。在强迫同化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民族特征的一方别无选择，或者自此消亡/融合，或者在时间的长河里舔舐伤口自我调适。这是早期民族融合与文明进步的成长代价。但在联系日益紧密的现代世界，尤其是在即时通信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任何有违人道精神的暴力行为都会被谴责和制止，不同民族和文明间的强迫同化政策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苏丹南北之所以在2011年分立，就是因为北方对南方的强迫同化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2011年7月9日，苏丹在历经55年的统一实践后最终选择南北分立，久已存在的南北方文化边界变成了两国间的现实政治边界。

苏丹的种族和语言高度复杂，近600个族群有400多种语言，涵盖非洲四大语系中的三个，即闪含语系、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Niger-Kurdufanian Fami1y）和尼罗—撒哈拉语系（Niilo-Saharam Family）。半数民众的本族语是阿拉伯语，其他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有丁卡语、努维尔语、贝贾语等。苏丹北方以穆斯林为主，操阿拉伯语，占国土面积和人口的2/3，自认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南方2/3的民众信奉泛神论的原始部落宗教，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民众分别有18%和17%，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更具非洲属性，有一定程度的亲西方倾向。从苏丹社会人种、语言、宗教和地域的分布情况来看，由于众多的非穆斯林通用英语，而阿拉伯语和穆斯林有着必然联系，语言差异既是苏丹种族与民族分类的基础之一，也是种族或民族认同的象征之一。[45]

从表面上看，南北间的内战和分立也一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是宗教冲突和对立的表现和结果。但实际上，苏丹南方的主导意识形态一直是原始部落文化和泛神论拜物教，其本质特点是血缘性和地缘小群体性，属于早期形态的自发宗教。[46]而这种早期形态的自发宗教，与较高形态的人为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客观上都有隔阂，但也都没有固定的预设态度，相互的接受与融合程度取决于彼此间消弭隔阂和影响民众的方式。从1956年至2011年，伊斯兰教一直被强力推广，基督教则被限制活动，现阶段二者在南苏丹的存在和影响都微不足道。

基督教在苏丹北方的历史早于伊斯兰教，但在16世纪初被后者成功根除并替代。1838年后，因为与苏丹的欧洲商业集团结成了各取所需的联盟，也因为大量的欧洲基督徒被委任为苏丹各地总督，不少耶稣会传教士得以重新进入苏丹传播基督教。在1898年后的英—埃共管时期，基督教开始有组织地传入苏丹南方，成为受欢迎的外来宗教。原因之一是基督教提供的普遍观念和宽泛认同契合南苏丹民众对人神关系的原始认知，从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过渡比较顺畅。原因之二是基督教在南苏丹的传播始终以和平方式进行，不同派系的传教士被限制在不同的区域，而且与信众个人的福祉和发展紧密相连，主要通过提供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传播基督福音。可以说，基督教的普世主义观念对多灾多难的南苏丹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成为将南方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和认同基础，并因此强化与伊斯兰北方的差异或对立；如果不是独立后以铲除殖民遗产名义限制基督教在南方的传播，不是借助《传教士社团法令》驱逐了全部的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在南方的影响肯定会更大。

与基督教的和平传播、自然同化不同，伊斯兰教在进入苏丹南方时采取了暴力推进、强迫同化的方式。事实上，无论是殖民时代的土—埃政府还是独立后的历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北方的穆斯林精英们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推动南方的伊斯兰化方面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粗暴地定位苏丹是阿拉伯国家，把伊斯兰教看作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是北方慷慨提供给南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因而粗暴地借助国家机器强制在南方推广阿拉伯—伊斯兰化政策，要确立全国的文化统一，旷日持久的南北内战因而带上了北方伊斯兰教与南方基督教冲突的色彩。与此同时，南方民众将粗暴推行的伊斯兰化政策看作包含种族、民族和文化内容的阿拉伯沙文主义，认为其本意就是排斥信奉泛神论原始宗教和基督教的南方人，因而从一开始就抵制北方的伊斯兰化政策，并在抵制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基本的国家认同。而在南方的政治精英们眼里，作为重要历史遗产的基督教和英语不仅被用作抗击北方伊斯兰化政策、对抗伊斯兰压迫的有效手段，而且被有意识地看作南方现代认同的核心要素以便凝聚信奉泛神论的众多原始部落民众。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抗议重新划分南方的《团结书》就特意使用英语表达不满，去教堂做礼拜被作为虔诚行为和政治态度而加以鼓励。[47]

1821年以来，由于土—埃政权的掠夺式国家治理引发了南方人的群体性恐惧和仇恨，1898年后，英国人的间接殖民统治又带动基督教更有效地进入了苏丹南方，南北方由来已久的文化边界因为宗教和种族差异而日益明显，因为血腥的奴隶贸易而被固化，进而先验地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1956年赞同统一的南方在持续了55年的实践后选择分立，本质上还是因为不满自身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涉及宗教、种族、认同、国家权力调整、经济资源配置等多项内容。也就是说，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入南方的不同方式深刻影响了现代苏丹国家发展的历史走向和进程，但导致南北分立的根本原因还是独立后苏丹中央政府失败的南方政策。

纵观1956—2011年苏丹政府的南方政策，无论是文官政治精英还是军事强人集团，虽然都承认南北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要消除英国殖民政策的影响，却始终坚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在南方强推阿拉伯—伊斯兰化，要用北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取代南方的非洲主义，建立统一的全国文化认同。[48]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两次全面伊斯兰化就是这一执政思路的典型和高潮。其中虽然也曾认识到南方政策的弊端并加以调整，例如在1970年代出现了短时间的关系缓和，但整体上缺乏新意和变革勇气，2011年的南北分立就是苏丹政府南方政策错误与失败的最终证明。

首先，南北方之间基于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历史宿怨在独立后基本没有得到缓解。苏丹北方民众本是哈姆人与黑人混血种，从16世纪初丰吉素丹国（1504—1821）开始阿拉伯化，信奉伊斯兰教。南方为黑人聚居地，属于尼罗特人和尼罗哈姆人，信奉原始的泛神拜物教，与北方差异很大。奴隶是早期努比亚与外部交往的主要商品之一，历史悠久，但规模不大。自1821年征服苏丹北方后，有组织的大规模猎奴活动随即开始，并在19世纪中叶达到高潮，其中猎捕和贩卖黑奴最积极的是埃及人和北苏丹的阿拉伯人。在1840—1870年，贩奴、掠奴活动遍及整个南苏丹地区，对北方阿拉伯人的仇恨在南方黑人中代代相传，他们把埃及和马赫迪国家的入侵同他们整个社会的毁灭联系在一起，其口传历史称这一时期为“遭受蹂躏时期”[49]。在英—埃共管时期（1899—1955），殖民当局在政治上实行间接统治，对南方采取隔离与封闭政策，培植南方政治势力；在文化上推行基督教化和去阿拉伯化政策，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从整体上看，英—埃殖民政府对苏丹的治理探索，虽然有保护南苏丹的动机和初衷，但客观上阻碍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在唤醒南方民众自主意识的同时也强化了其分离意识，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苏丹南北民众的隔阂。在独立后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穆斯林精英们因为格局限制和历史惯性的推动，推崇阿拉伯文化，认同阿拉伯世界，既不愿兑现独立前向南方民众许下的诺言，对曾经的暴劣行为也毫无愧疚，基本无视双方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差距，反而高傲地认为南方人“野蛮、落后、愚昧”，是需要用阿拉伯—伊斯兰化进行拯救的“异教徒”，南北方之间的情感鸿沟实际上从未缩小。[50]

其次，2011年的南北分立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南方贫穷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在独立前只有1所高中和1个棉油加工项目，需要国家投资来提升发展程度和强化民众认同。然而，因为习惯性的歧视和长期战争的影响，南方三州从来都不是苏丹国家的发展重点。在政府发展水利和公共事业等基础建设的预算中，北方占比超过90%，而针对南方的投资占比不到10%。[51]即便是在1972—1983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专为南方设置的特别发展预算也往往只能落实20%—40%，数个在独立之前就已经确定的发展项目，例如瓦乌的啤酒厂和制糖厂建设等，直到1986年都没有落实，中央政府的关注重点只有琼莱运河修建和本提乌石油开采。[52]1999年石油开采成功后，从南方开采的大量原油被通过长途管线运到北方加工和出口，很多南方人认为这是北方在有意掠夺南方的财富，和历史上的黑奴贸易和资源掠夺并无二致。2005 年《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后，苏丹政府同意将约半数石油收入划拨南方，但却时有拖欠，招致南方的不满。南方的众多部落间虽然也有分歧，但在与北方争夺石油资源上却有着共同利益，南北方之间只有战争状态和非战争状态，发展从来都没有成为双方关系的主题，南北方差距也从来没有缩小过。巨大的发展落差使南方人产生了深刻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强烈希望通过独立建国来掌控命运和实现发展。

最后，分立后的北南双方都面临着新的国家治理难题。允许南苏丹以公投的方式独立建国是苏丹穆斯林精英们在21世纪初期做出的最大变革和让步，它超越了此前几乎不能碰触的思想禁区和政治正确，巴希尔执政团队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对苏丹政府而言，既然无力构建包容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北南双方共同发展，允许南苏丹独立也许就是个现实的理性选择。北方虽然丧失了重要的石油资源，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消弭了两大部族间持久的血腥冲突，节省了庞大的军事开支，能够专注应对西部和东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与此同时，对于年轻的南苏丹共和国来说，艰巨的国家建设和治理进程才刚刚开始，起点远低于北方邻国。南苏丹2017年的总人口是1253万人，部族众多，有60多个较大的部族，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认同、语言、文化及宗教习惯。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如果说南方的众多部落还因为强大的北方敌人而勉强团结过，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在2011年建国后才真正地被放大和面临考验，难以弥合的派系分歧和斗争导致过渡联合政府的组建一再推迟，国家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丁卡人和努维尔人是南苏丹政坛上十分有势力的部族力量，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贯穿整个内战时期，而且在新国家建立后围绕着权力分配和资源整合一再发生武装冲突，是影响南苏丹民族建构和国家治理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一党独大，有着“新苏丹愿景”（New Sudan vision，NSV）的约翰·加朗（John Garang de Mabior）在《全面和平协议》签署22天后因意外事故不幸罹难，新生的南苏丹共和国缺乏有能力、资历和格局的最高领导，无法弥补制度化建设不完善以及军队整合失败的缺憾，南苏丹国家结构脆弱，政治和解进程停滞，经济建设没有起色。因为每一派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部族基础，一旦政治精英们无法通过体制框架实现权力野心和欲望，南苏丹社会就必然出现“政治权争→军事冲突→族群间暴力”的系列恶性事件。鉴于南苏丹内战同时交织着政治权争、军事冲突与族群暴力，截至2019年4月已经导致40多万民众死亡，惊动教皇方济各以跪地亲吻鞋子的方式恳请对立双方领导人停止战争。也就是说，南苏丹的未来前景就取决于政治精英们能否切实推进民族构建和国家治理进程，实现主要族群的充分和解以及包容性的政治进程。[53]

---

[1]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2] 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3] 需要指出的是，Sudanese和Sudanic的中文翻译同为“苏丹的”，但二者有着不同的含义：作为形容词时，前者指“苏丹（共和国）的”或“苏丹（共和国）人的”，后者指“比拉德—苏丹的”或“苏丹语的”；作为名词时，前者指“苏丹（共和国）人”，而后者指苏丹语。

[4] A.J.Arkell，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1821，The Athlone Press，1955，p.1.

[5] 姜恒昆：《达尔富尔危机：原因、进程及影响》，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3页。

[6] 姜恒昆：《达尔富尔危机：原因、进程及影响》，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7]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

[8] [法]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顾良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204页。

[9] 丁志刚：《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学术界》2014年第2期。

[10] 本书关于国家治理、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和国家善治的概念界定，详见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11] 本书论述的苏丹，主要指2011年之前的苏丹共和国，范围上涵盖今天的苏丹和南苏丹，部分论述会涉及2011年南北分立后的北苏丹，即现在的苏丹共和国。

[12] Deng D.Akol Ruay，The Politics of Two Sudan：The South and the North，1821-1969，Sweden：Motala Grafiska AB，Motala，1994，pp.12-13.

[13]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4]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15] Deng D.Akol Ruay，The Politics of Two Sudan：The South and the North，1821-1969，Sweden：Motala Grafiska AB，Motala，1994，p.16.

[16] United Nations，World Statistics Pocketbook 2011，New York，2012，p.186.

[17] Robert O.Collins，Land beyond the Rivers，the Southern Sudan，1898-1918，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334.

[18] John O.Voll（ed.），Sudan：State and Society in Crisi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6.

[19]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

[20] 除喀土穆行政区外，其他的行政区陆续下设了数个州，分别是北方区（北方州和尼罗州，1974）、中部区（白尼罗州、青尼罗州、杰济拉州，1974）、东方区（红海州、卡萨拉州，1973）、科尔多凡区（北科尔多凡州、南科尔多凡州，1974）、达尔富尔区（北达尔富尔州、南达尔富尔州，1974）。另外3个行政区传统上被认为是南方地区，即上尼罗区（联合州、琼莱州，1974）、加扎勒河区（东加扎勒河州、西加扎勒河州、湖泊州，1985）、赤道区（东赤道州、西赤道州，1974）。详见杨期锭、丁寒《列国志·苏丹》，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21]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155页。

[22] 宗实：《苏丹》，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90页。

[23] 加扎勒河地区10个州，赤道地区9个州，上尼罗地区13个州

[24] 周华、黄元鹏：《政治合法性与苏丹巴希尔政权的倒台》，《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

[25] Steven Serels，Starvation and the State：Famine，Slavery，and Power in Sudan，1883-1956，Palgrave Macmillan，p.20

[26]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248页。

[27]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28] 债务率，是指外债余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重。国际上通常用债务率衡量一国外债负担的大小，债务率超过100%就被认为面临过重的外债负担。非洲国家在2000年的平均债务率为183.9%。

[29] Steven Serels，Starvation and the State：Famine，Slavery，and Power in Sudan，1883-1956，2013，p.1.

[30]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260页。

[31] Carob Beekwith & Angela Fisher，African Ceremoniey，New York，2002，p.240.

[32] 戴尔·布朗主编：《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史松宁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33] 邹振环：《〈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

[34] [美]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史》，徐宏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54页。

[35] 刘辉：《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的苏丹内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17页。

[36] Helen Chapin Metz，Sudan：A Country Study，Library of Congress，1991，p.118.

[37] LaVerle Berry，Sudan：A Country Study，Library of Congress，2015，pp.132-137.

[38] 金寿福：《古埃及人如何构建他者形象》，《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3日。

[39] Robert Steven Bianchi，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The Greenwood Press，London，2004，p.163.

[40] 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58页。

[41] P.M.Holt，M.W.Daly，A History of the Sudan：From the Coming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Pearson，2011，p.20.

[42] [肯尼亚]B.A.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第五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30—131页。

[43] Oduho Joseph & William Deng，The Problem of the Southern Sud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53.

[44] 姜恒昆：《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

[45]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4页。

[46] 于锦绣：《简论原始宗教的形式、内容和分类》，《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

[47] 刘鸿武、姜恒昆编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48] Tim Niblock，Class and Power in the Sudan the Dynamics of Sudanese Politics，1898-1985，Macmillan Press，1987，p.216.

[49] Francis Mading Deng，Africas of Two Worlds：The Dinka in Afro-Arab Sudan，New Has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0-142.

[50]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3页。

[51] 宗实：《苏丹》，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90页。

[52] 刘辉：《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的苏丹内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15页。

[53] 闫健：《政治—军队—族群的危险联结：南苏丹内战原因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