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1837—1901年），但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广义的“维多利亚时代”向前延伸至拿破仑战争宣告结束的1815年，向后囊括爱德华时代（1901—1910年）。此百年间，英国从一个岛国崛起，军事上由守势进入攻势，政治版图向世界各洲扩张，统治地盘一度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经济占全球的70%，贸易出口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上几倍。然而，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逐渐失去工业方面的世界垄断地位，与竞争对手德国、美国相比，其经济权势走向衰退。19世纪末英帝国陷入布尔战争，继而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帝国化解为英联邦。

关于英国的没落，英国历史学家科雷利·巴内特撰文说，“英国病”是一个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的现象，这一病症根植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伦敦经济学院的校长拉尔夫·达尔伦多夫也认为，英国的经济表现与它的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隐匿在英帝国崛起和衰落背后产生巨大作用的“社会心态”以及“文化价值观”。

具体而言，本书聚焦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相继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大社会意识形态——福音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通过追溯福音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起源、发展以及取得社会认同的过程，通过解读19世纪英国文学和文艺思潮、考辨社会史并在文史之间构筑互证，本书力图阐明两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生活、社会秩序、道德意识、文化结构、民族性格、情感方式、性别观念的塑形作用，评述两者对于英帝国造成的即时和长期、正面和负面的历史效应。

依据雷蒙·威廉斯的研究，“意识形态”一词的当代用法根植于19世纪哲学界赋予它的两种含义。其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使用的贬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唯心主义基础使他们忽略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因而把哲学理论变成了抽象的空谈，甚至是对现实的颠倒。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写道：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1]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把意识形态视为幻象、虚假意识、伪现实的用法是非常普遍的。

19世纪通行的意识形态的第二种含义，在列宁的著作里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和发展。列宁把意识形态阐述为一种由物质社会关系决定并以它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包含有政治、宗教、文化和艺术等多种意识形式的综合思想体系。简言之，意识形态在这里为中性，指的是基于特定物质利益，或源自特定阶级或群体的一整套观念。所以，依据列宁的理论发展，每个社会形态里的各个阶级都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2]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

因此，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不一定是虚假的，反而可以是科学的；不仅存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存在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适合某个阶层或群体的观念体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匿的。本书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研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

19世纪英国精神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应当是宗教权威的衰落。但在衰落以前，英国人的宗教信念所经历的扩展和振兴、它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互相滋养和互相影响是史无前例、前所未见的。从福音运动中兴起的福音主义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前期社会精神权威的代名词。

福音运动带着挽救腐败的英国国教教会、复兴其荣耀的使命诞生。1789—1850年是福音主义传播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福音主义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扩展为社会意识形态，主导英国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今天称之为“维多利亚精神”（Victorianism）的种种政治立场、社会价值、文学观念、艺术态度，许多都源自福音主义。可以说，福音主义在英格兰民族性格上打下烙印，同时给19世纪的英国文学和知识领域留下影响深远的难题。

福音主义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它营造了一种覆盖各阶层的宗教—道德共识和社会道德氛围；它参与塑造了英国国民性理论、国民性特征和中产阶级价值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文学审查机制和文艺趣味。另一方面，福音主义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崛起，无法超越其固有的信仰—道德偏执、反理性和反智属性，也无法摆脱文化认同上的狭隘性，因此，它在推动维多利亚社会革新与进步的同时，也损害文学文化，束缚全民心智，最终将精神灾难引向自身——当科学引发知识革命，撼动福音派中产阶级的信仰根基的时候，它完全无力应对。

19世纪的信仰危机，一部分缘于自然科学新发现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部分要归结于德国语言学者和历史学家在圣经研究工作上的进展，他们所开创的圣经批评对圣经文本之神性的瓦解是致命的。自然科学发展和圣经批评都是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觉醒、历史主义兴起再叠加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产物。

科学发现孕育出科学新思想。《物种起源》作为科学新观念的综合阐发，给福音主义所主导的英国信仰世界带来了深层的震撼。部分科学家构想出有神进化论和自然神论进化说，尝试抹平自然选择与神创论之间的矛盾，平息大众的焦虑，而敏锐的文学知识分子则在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思性悲观主义当中选择信仰替代品。

达尔文主义替代福音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与此同时，知识打开权力之门，科学技术专家从知识分子集团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共同体和文化权威共同体。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社会名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文化渐行渐远。面对英国知识阶层发生的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分化，19世纪的科学小说塑造出一系列“疯狂科学家”，让他们来背负种种罪责，以此来表达英国知识—社会权力格局变化给文学家们带来的思考和焦虑。

科学家成为新的文化代理人登上历史舞台，赫胥黎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此外，尝试将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人文社科学界新潮流。其中，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最早把进化论和伦理学连接起来，阐述建构出“进化伦理学”，从而成为思想史上默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言人。达尔文主义被挪用，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本位、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强权即公理观念辩护的工具。它对西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塑造作用，至今可见。另外，19世纪科学崇拜替代圣经崇拜，对于当下的伦理观念——比如“幸福”的定义以及消费形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书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力求贴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重要报告中反复强调的“四个自信”要求，不盲从于国外相关研究的立论，坚持中国学者的研究主体性，勇于提出独立的原创性论断。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直是英美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近些年，无论是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叙事学研究、断代文学史研究，还是立足于文学文本和社会史考据的文化研究，或者结合理论的维多利亚时代妇女问题研究、殖民问题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大众阅读研究等，中国学界出产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然而，专门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研究还不多见。意识形态是无形的，常常隐藏于各种文学著述、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以迂回、隐晦的方式体现在语言风格和社会习俗中。英美批评家和他们的研究对象生活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传统下，所以，他们有特定的观察盲区，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社会的某些问题习焉不察。而我们站在西方思想传统之外，有客观观察的优势，然而又面临经验和知识上的短板，因此必须通过各类文本的交叉细读和相互比较、借助于跨学科（文学、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考察，才能捕捉住这一无形之物的精髓，勾画出它的轮廓，描述它的起源和发展，评述它的正面和负面、即时和长远的影响。本著作对福音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探究，在国内尚属一种破冰式的探索。

本书虽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限定语，但视野并不局限于19世纪英国。为了厘清触发福音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动力，挖掘两种意识形态的演化之于英国现代史的意义，本书的论述向前延伸至18世纪，向后碰触到当代，充分展示了两种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第一至第六章聚焦于福音主义，第七至第十一章聚焦于达尔文主义。

上编第一章追溯福音运动起源的历史语境，概述福音派的信念体系，分析他们重建英国社会的信仰标准和道德标准的使命。第二章探讨福音主义如何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成功地发展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讨论福音主义的伦理价值定位、哲学资源（对功利主义的改造和吸收）以及它对全民精神净化的执念所带来的伪道学世风。第三章考察福音主义对英国的国民性理论——文明等级论——的决定性影响，对维多利亚时代所确立的国民理想品质产生的规范作用。第四章论述福音主义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三方面渗透及体现：其一，福音主义塑造了维多利亚小说的道德意识光谱；其二，福音主义化身为审查制度塑造了维多利亚小说的三卷本形式、结构和语言；其三，福音主义具象化为各种小说中的一系列福音派角色，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的表征和符号。第五章以勃朗特的名著《简·爱》为中心，论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主义观念如何借助于福音主义话语发声，又如何因这种寄生关系而遭受后者的局限和压制。第六章聚焦于如画美学，解读罗斯金的艺术批评与福音主义的联系，剖析罗斯金美学的“英国性”。

下编第七章概述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知识图景，分析历史意识觉醒和历史主义所带来的新的求知格局：考古学和圣经批评的崛起，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新兴科学的发展，进化论的发现。第八章考察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如何被赫伯特·斯宾塞挪用、整合为他的社会进化理论——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本章基于对斯宾塞理论构建思路的梳理，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为捍卫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而设计的社会学和伦理学理论，因此他在利用达尔文主义赋予自身合法性时难免会进行一些再加工，致使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一些明显的逻辑谬误和悖论。第九章聚焦于达尔文主义给福音主义主导的维多利亚社会造成的精神危机，一方面解读科学界调和科学发现与有神论之间的矛盾的尝试，另一方面考察文学知识分子寻找新信仰作为替代的思想路径。第十章集中考察19世纪的科学小说创作，揭示这一新兴文类所隐含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思想辩论和文化竞争：有机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之争，业余主义与专业主义之争，科学崇拜的危险后果。第十一章梳理科学知识共同体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过程，并且以赫胥黎为例分析公共科学家替代牧师集团成为举足轻重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策略及进程，最后考察了自然科学在文化权威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形成的科学崇拜对当代的伦理观念和日常生活的捏塑作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2]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126页。

[3]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