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的历史宣言和科学论断。庄重的时刻、庄严的宣告，不仅使全体中国人民感到振奋，而且使世界各国人民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以及发展中省思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归宿和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创造了”一词表征了这一新型文明的原生性、原创性，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创性贡献。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创造了”一词既可以作为完成时理解与把握，更加重要的是要将其作为进行时和将来时理解与把握，唯有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完整深入的把握其内涵要义、精髓实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断深刻总结和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与世界历史意义，是大历史观视角下中国发展与人类文明演进的中国宣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力量，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极具历史意义，没有文明意涵的民族复兴是没有灵魂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文明也就是人类进步的意义。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伟大的民族才能创造伟大的文明，而伟大的文明成就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它已内化为民族基因而代际传承。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被打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其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求索与实践中、在一次次失败后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中、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演变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住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己任，在始终不变的初心使命中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将中国社会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用三个“意味着”即“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分别宣告了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这一重要论述，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和世界维度充分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和重大意义。2018年，他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四版”论从“不是什么”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做了精彩阐析。掷地有声的“四版”论，从反面力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曾经被误读的形象，划清了与相关方的界限；“母版”论指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与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辩证关系；“模板”论指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再生再造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再版”论指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与世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内在不同；“翻版”论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本质区别。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是什么？同年，他运用五个“是在……中得来的”鲜明论述从“是什么”的角度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历史观视野，运用从“不是什么”到“是什么”的论证逻辑，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起、演进与发展的逻辑理路，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内生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大传统、内生于几百年的社会主义中传统、内生于几十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小传统，有利于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坐标认知把握其内在特质，把握其“属我”的性质，从而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认识他者。从“文明”的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逻辑、文明维度、文明话语等无疑蕴含了多重文明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不断扬弃、继承、转化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基础上取得的，是在借鉴、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尤其是西方现代性合理因素基础上取得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了总体性意义的转型。就其质的向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融合、相互增益，使其已经超越了中华文明、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展现了清晰的文明叙事。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虽然人类历史是由人自身所创造的，但是人们的创造却受到“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2]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够随心所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不断的交流、互鉴、融合、创新中前进。近代以来的文明碰撞并没有终止其历史的自觉，而是在复杂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完成着自身的蜕变，将传统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进行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全新判断，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对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阶段、前途命运、世界意义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新时代并非是一个臆想的主观判断，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时间段划分，亦不是简单量变的结果，而是进程、目标、价值、理论、制度等的多维统一体，具有质的飞跃。中国特色则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性范畴表明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或品格特质。它不是对中国国情的简单描述，也不等于中国发展的一般特点，更不是民族主义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价值内涵、深刻的时代内涵、独特的民族内涵，它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现代化实践紧密相连。

展开历史发展的坐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叙事清晰可见。首先，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实践是坐标轴上最易被感知和理解的坐标位。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徐徐拉开，开创者邓小平将其定性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指出了从“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3]的意义上，改革等同于一场新的革命，也可以称为革命性的变革。更进一步看，变革的意义不在于变革本身，而在于其对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发展和完善。四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持续推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体制重新构建、政策重新选择，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等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国家经济发展实现了从封闭落后迈入开放进步的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式提高，中华民族迎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距离复兴的目标更近一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屋建瓴，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时空，将其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的维度，运用“伟大革命”“重要法宝”“必由之路”“关键一招”等词汇予以肯认。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的持续探索是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要坐标位。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确定的道路上从结伴而行到踽踽而行，再到独领风骚，创制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本制度，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坐标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百年来的实践创造是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探索与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就没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开创者、领导者、建设者。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文明属性，因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亦始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文明逻辑。从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碰撞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传统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借鉴和汲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具体的文明形态着手，逐渐形塑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形态，它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积淀了中华民族永续前进的精神基因，厚植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动力，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大历史观视角，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之中，清晰的展现了文明传承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历史方位及其未来的发展，无论对中华民族“本我”而言还是对世界的“非我”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成功续写，而且为人类历史贡献了一种文明新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党百年来的历史主题，并进一步指出，经过百年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5]“复兴”一词从字面而言，就是指再次兴盛、再创辉煌。首先，它是相对于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古代文明而言的；其次，它是相对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明发展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而言的；最后，它也是相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延续性而言的。从世界文明史的演变历程看，中华文明始终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抑或是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等，都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最重要文明之一。甚至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直言“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政治的精髓》）英国哲学家罗素亦有类似之语，称“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中华文明是数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留给世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代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华民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到了民族危亡的边缘。无数仁人志士先后以不同理念为指导，运用不同方式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开启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但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相继以失败而告终。这其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大地展演，展现了巨大力量。传统中华文明受到强烈冲击，日渐式微。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再到激烈批判和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转变可以看出，在积极的方面，其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是另一方面，向西方学习演变为向西方追求真理，产生了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碑或历史的分水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不断被改写，内涵不断被丰富，民族复兴的叙事话语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呈现由弱至强的态势，至新时代，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未来，民族复兴、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奋斗目标。可以说，中国梦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遭受霸凌到奋起反抗、命运自控、曲折发展进而开辟新航向驶向新未来的非凡历程，也记录了传统中华文明的近代命运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的文明形态的探索和追求。

中国梦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求物质上的富足，更要求精神上的强大。历经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建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开拓创新，及至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根本变革，民族复兴的世纪梦想于国人而言愈加真切，无论是“三个前所未有”的判断还是“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等都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不仅是必然的、也是现实的。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具体的文明类型为抓手，“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标准不断提高、共识不断增强，孕育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新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智慧。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察觉到彼时的中国面临的是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抑或历史文化都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强敌，不同于历史上的历次交流，也不同于历史上的数次夷狄之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的历史大变局时期。这是中西两个异质文明的遭遇初期，西方各国携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成果、精神文化成果形成了对古老中国的强烈冲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受到全方位挑战，中国完全处于力量对比的劣势地位，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劲敌。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探索、奋斗，尽管历经磨难，但中国成功的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时光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历程，现实肯认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岁月沉淀了一百八十余年的成就。量变的累积终于引发的部分的质性之变，党的十九大以“新时代”的方位研判庄严宣告了长期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根本变革，明确了“赶考”路上新的节点与起点。与此同时，国际政治格局在各民族国家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中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在这一变化中深刻调整。放眼全局及其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精辟概括，从大历史观视野作出了重要战略判断。从近代以来的“千年变局”到当前的“百年变局”，中华民族经历了从文明蒙尘到赓续文明辉煌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发展前进。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我们知道，“变”是常态，是绝对的，而“不变”则是非常态，是相对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处在无时无刻不停转的运动之中。当前，世界格局依然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并未形成各方力量的均势而达到一个妥协共识，“变”的方向和趋势是明确的。引起“变”的核心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而引起的全局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批近年来新成长起来的国家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舞台的中心呈现“东升西降”之势；二是民粹主义、种族主义、逆全球化等成为一股浪潮，增加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加快了国际治理的扁平化趋势；四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形势的这种变化，蕴含其间的核心逻辑是未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如何建构这一世界秩序”的问题。当然，在“变”的现象和趋势下也隐含着“不变”的逻辑：一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改变；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三是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秉承的核心理念不会变，中国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和坚持促进世界发展的善意和诚意不会改变。

处在世界变局中的中国，既有积极应对复杂局面的信心，也有主动应对战略全局的能力，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智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体现和本质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孕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发展的本身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量、关键变量，既具有自变量的性质，也具有因变量的性质。而当今世界的“大变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与战略压力。在世界形势“变”与“不变”的统一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具有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判断。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善于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寻新机，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用科学的历史观、世界观把握国际局势，在“两个大局”的辩证互动中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建立反映各国人民普遍利益诉求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发展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或现代性的发展弊障，开创中国新型现代性。

马克思曾经在分析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关性的论著中，以黑格尔曾经提出的“两极相联”的概念及之间的辩证关系来比喻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相遇，并指出这个概念是否如黑格尔所言是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且是否是适用于一切方面的真理、定理暂可搁置一旁，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以及对所谓“文明国家”或“文明世界”的将要产生的影响显然成为这一原则的“明显例证。”[6]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也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前景，一方面指出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至今仍然保留着其长久以来的传统，而这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步伐已经完全失调，显得“落后”“腐朽”，甚至相较“文明世界”而言，它只能称作“半文明”；另一方面，恩格斯并非基于现状而否定中华文明，相反，根据他对这个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以及他对所谓“文明世界”的洞察，恰恰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希望和未来，且是之于亚洲甚至整个人类而言，由此他使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7]的表述阐明其独特洞见和对中华文明的赞赏。结合他们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境况和进行的革命的多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敏锐的洞察到，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文明”侵略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斗志，使其快速觉醒，重新崛起，由此将推动整个亚洲进入历史新纪元，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将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影响。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经过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建设，在不断的借鉴、探索、实践及创造中，开辟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与历练中，理论与实践都证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全新历史方位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烈的世界历史意义，以中国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文明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从文明之维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结晶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亦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从模仿、矫正到创新，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探索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巨大成功，中国模式日渐清晰。它有效的克服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劣势，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不断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拓展了广大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提供了新的现代化样本和方案，且为解决长期以来束缚人类发展的难题如贫困问题、治理问题等贡献了中国经验，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佐证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8]的实践真知。

包容开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既惠及十四亿中国人民，也惠及了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亿人民，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大业，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和文明大国的风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的诉求显著提高，成果显著丰富，展现一个客观的、欲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积极贡献的中国形象成为时代课题之重要内容，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是以世界话语明中国之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承继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国天下”等情怀的当代体现，其理论和实践有效衔接起了中国梦和世界梦，自觉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全局发展相互统一，是对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的顶层设计，贯穿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恒久主题，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人类情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受到沿线国家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截至2022年1月，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的国家与国际组织进一步增加至179个，其中涉及的国家147个。[9]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中国对世界承诺的具体抓手、实践场域，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使命担当的国际呈现，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具有了真实生动的体现。作为极富远见与宏大战略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架起的不仅仅是经济互惠的桥梁，也是人文交流的桥梁。从更高层面看，跨越区域、国家、文化、宗教等而构筑的“一带一路”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通过在经济、政治、教育、体育、科学、卫生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有利于加强沿线国家经济、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增进共识，推动相关国家的理解、尊重、信任和共同发展。

从世界历史发展之维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体现，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是独特的中国现代性道路的智慧结晶。源于启蒙现代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疑是近几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成为数百年来各国竞相模仿的现代化文明道路，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不可抹煞。然而，其历史的弊端亦藏匿其中，且具有内在的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西方资本主义从源起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实践证明，历史没有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人类历史从来就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互鉴互融、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智慧，彰显了文明自觉与文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