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陕西的矿产加工业

清代陕西矿产加工业的发展，得益于当地品种丰富的矿产资源，煤炭、金矿、铁矿、石料、石油等矿产均有分布。不过，各类矿物的分布范围不同，各地储量也不均衡。如陕北的煤炭储量十分丰富，石油开采也拥有一定规模，而铁矿蕴藏量较少，开采数量有限。陕南的铁矿、金矿分布较广，储量较多。关中地区铁矿资源匮乏，煤炭、石料较多。在生产制造上，矿工开采矿物后，运至工匠处，再加工制成各种产品。如金、银可用于打制首饰，石料可用于雕刻，铁矿可在冶炼成生、熟铁后打制农具等。为便于分析，笔者仍将陕西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地，分别论述这一时期各地矿产加工业的发展情况。

一 陕北地区的矿产加工业

陕北地区因煤炭资源丰富，故开采量较多，此外石油的开采也有较大规模。铜、铁矿石的开采虽见于史载，然大多言语不详、草草略过。可见在陕北地区，铜、铁矿物并未形成大规模的采挖与冶炼。针对陕北地区的矿产分布状况，笔者会着重论述煤炭资源的开发与使用，铜、铁矿物也会有所提及，详细阐述如下。

（一）陕北地区的煤炭开采业

陕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这就为煤炭采掘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宋代，陕北已有用煤的记载。庄绰《鸡肋编》卷上曰：“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72]从诗文中不难看出，宋代延安地区的百姓已大量使用煤炭。到了清朝，煤炭的开采与使用频率进一步提高。据《神木县志》载：神木地区的煤窑有“沙沟子、燕尔塔、恢昌沟、木头沟、沙窑儿、刘家塞”[73]等多处，府谷、绥德一带也大量产煤。至乾隆时期，陕北的煤炭分布地已基本探明。乾隆五年（1740），陕西巡抚张楷上奏：“延安府属之肤施、安定、靖边三县，凤翔府属之凤翔县，榆林府属之榆林、怀远、神木、府谷、葭州等五州县……均有产煤处所……是以听民自取，向不抽税，似应悉仍其旧。”[74]几乎各县均贮藏有煤炭资源。张楷为了促进陕北煤炭采掘业的发展，上奏建议免除百姓应纳采煤之税，乾隆帝允之。陕北的煤炭储量也十分丰富，仅安定县，“石炭出地窑中，有厚至四五尺者，取之不尽”[75]。榆林县城外东南村落十余处均有炭井，岁各出十余万斤，尚仅够本境使用。在榆林折家山地区也产有石炭。陕北的煤炭除供应本地外，还要通过水路运输至各地，“南岸河地颇宽平，舟辑聚此，运石炭焉”[76]。人们以贩卖煤炭获利。

煤炭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民间可采之取暖。煤炭还是庆祝节日时的重要燃料，陕北百姓在正月常常燃煤炭、贺新岁，“自朔至望，每夜燃石炭于中，光辉如画，以为‘暖岁’”[77]。若是不满火光弱小，他们还会在“火场聚石炭如斗大者、累作幢塔状或狮象形，燃之，通明竟夜”[78]。以至出现了燃烧煤炭的攀比现象。

不过，清代陕北地区的煤炭开采也有不利的一面。在古代，工人采挖煤炭的危险性高，清朝时又受限于煤炭开采技术水平不高，加之商人投入的资金成本高，需要承担的风险大，种种不利因素限制了陕北采煤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其他矿产加工行业

清代陕北地区除采煤业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记载外，其他矿产的采掘与加工记录并不多，故将石油、石料、制铜、冶铁等行业在此处加以整合并论述。

首先是陕北石油的开采。陕北地区的石油主要贮藏于延川、延长、肤施三地，最有名的当属延长县，宋代延长地区已有石油开采的记录。据《梦溪笔谈》载：“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士人以雉浥之，乃采入缶中。”[79]宋人用鸡的尾羽蘸取石油，这种采集方式效率较低。到了清代，陕北石油开采技术有所进步，工人以凿井之法采集石油。延长县，“西翟水岸边，穿石井，水面浮之油，拾之灯燃若炬”[80]。这里指明了石油可用于燃灯。此外，陕北的石油“自石中流出，可以燃灯疗疮”[81]，可见石油还可以治疗疾病。

其次是采石业。陕北许多州县拥有采石加工行业，当地石料的种类、数量有很多。据方志载，绥德州安定县有“石板，厚者作碑，薄者代瓦”，“墨玉，出魏家湾，性似木，黑而轻，可雕作”，还有“试金石”等。[82]工匠将采集的石头打磨加工，制成各类产品。如上述安定县的石板作碑，魏家湾的玉石可雕刻成品，延长县的“碾磨、猪槽、药臼为石属”[83]，这些石制品丰富了陕北百姓的日常生活。

再次是陕北的制铜、冶铁等金属矿产加工行业。陕北地区的铁矿分布并不广泛，鄜州宜君县、中部县，延安府安定县等地有一些铁矿储存，分布地点也不集中。铜矿开采方面，在榆林府谷县有一些“自然铜”，神木县也有铜矿的开采记录。工匠利用铜、铁矿物，可生产出一些日用器皿，因工艺水平参差不齐，故产品种类有限。据各州县方志载，神木县有“铜锡器”[84]。怀远县有银矿，产有“首饰银器之物”[85]。延长县的工匠铜、铁矿加工水平较高，所产物品有“钟声、磐音、炉、铃、镢、锄、镰、斧、铧、钩、锤、锥、钳、钉为铁属；铁出山西河津及永宁神炉、蜡台、堂灯、火锅、酒壶、饭镟盆、罍为锡属……铜止有供神香炉，余兴金或嵌用少专器”[86]等，银器工艺品上，则有“头饰项带银圈如线穿葡萄状”[87]。陕北的金属矿产加工业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百姓的日用所需，金、银首饰的打制更是填补了陕北工艺品加工业的短板，是清代陕北金属加工与工艺品制造行业进步的表现。

最后是陕北硝石的开采。硝是一种矿石，皮毛加工、金银矿石的融化以及火药制造都离不开硝，因此硝的开采相当重要。道光时期，绥德州清涧县产硝，“硝，本作消，产诸卤地，银工家用化金银，兵家用作火药”[88]，这里道明了硝的产地与主要用途。硝一般产于盐碱地，使用时要放入蒸锅内加热。百姓有采掘硝、碱为生者，如清涧县“山地出硝，泽地出碱，无业贫民藉以资生”[89]。遗憾的是陕北硝石的储量有限，即便是安塞县等储量相对较多的地区，开采活动也不频繁，因此陕北的硝石采掘业并不发达。

二 关中地区的矿产加工业

关中矿产资源以煤炭、石料为主，该地区地势平坦，平原多，采矿较为便利。在资源分布方面，铁矿资源匮乏，部分州县有铜矿加工的记载，不过储量比较有限。缘于此，笔者在该节并不细分为诸多小节，而是依照煤炭、石料、铁矿等加工行业逐一论述，详见下文。

第一，煤炭开采方面，关中地区的凤翔、乾州、邠州等地产煤，储量并不丰富。据《秦疆治略》载：“（永寿）西北乡樊家坪地方有煤窑炭井，界连邠州拜家河，距城三十里。”[90]邠州，“拜家河地方向产煤炭。该处有炭井数眼，所雇人夫多系外来客民，五方杂处”[91]。采集到的煤炭用途较广，工匠可用于烧瓷、冶铁，普通百姓则可用来取暖、炊爨。

第二，关中地区的石料加工业非常有名。富平县产有一种“石窠石”，该石色泽青褐、肌理细密，“碑刻砌阶用之”[92]，百姓若雕刻碑碣，所需石料可从富平开采。富平石料质量上佳，经石匠加工后，成品被誉为“墨玉”[93]。雕琢石头是富平石匠的绝活，“北山产石，附近居人，善事雕筑，凡镌字暨花草山水人物，精致不爽毫发，往往叹为绝技”[94]。清乾隆以后，关中奢侈之风日显，民间筹办丧礼时，购置的墓碑华丽至极。一些商贾巨富往往不惜工本，大肆挥霍，令石匠雕刻动物于墓穴之上，“近日棺椁五彩，妆漆尺寸无度，冢扩有高数丈者，华表麒麟翁仲刍狗等亦多擅用”[95]。石匠们听从吩咐，经常于墓穴或石碑上雕刻各种图案。对此有人叹曰：“吾关中民俗渐失古朴，一寿一丧，巨富縻金数万，次亦数千。”除丧葬外，“秦俗，富室多起大屋，尚雕镂，穷工极丽”[96]。房屋修建也多用石雕，“而雕甍峻宇，在在有之”[97]。这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奢侈风气，但是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地区石料加工业的发展。

第三，关中地区铁矿加工业的发展比较曲折。历经明末战火，清初时关中冶铁业规模缩小，直至乾隆后方才恢复并逐渐发展。华州柳子镇曾是关中一处庞大的铁器制造中心，明隆庆年间，“郡之柳子镇，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天下士大夫所共索，以为转相赠予者”[98]。然因受战乱影响，柳子镇的冶铁业在清初迟迟未能恢复。至清中叶，方只剩“冶铁者十余家而已”[99]。醴泉县史德镇的铁匠趁机抢占铁器市场，大量打制铁器，产品质量较优，并逐渐声名远扬。该镇工匠锻造工艺纯熟，“金火匠向最著名，明清两代，西北县邑各庙社之铁棋杆、大钟、香炉、醮炉皆其所造，式样精奇，花纹纤细”[100]。此外，邠州一些县镇也产有“剪刀、铁器”等物。在清代，关中冶铁业在地域上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这与当地缺乏铁矿资源有关，从外地购入铁矿需耗费较高成本，且生产效率得不到保障，这就限制了关中地区进一步发展铁矿加工行业。

第四，关中地区也有其他矿石的开采与加工。如同州府蒲城县产“硝”，华阴县的矿产种类较为丰富，产有“金石、球、玉、玉珪、琥珀、铜、铅、矾石”[101]，与之相关的采掘业也较为兴盛，惜未见加工成品。不过，乾隆《同州府志》记载了同州府的各类矿产加工行业及产品。据载，同州有“金、银、铜、铁、锡、玉”等十余种矿物，可加工出“刀、朱刀、针”[102]等产品。嘉庆时，长安县有“铜匠”之记载，表明此地有铜矿加工行业。

三 陕南地区的矿产加工业

陕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铁矿、金矿，这造就了陕南冶铁业与淘金业的繁荣。陕南煤炭资源分布虽广，然储量不足，这导致冶炼矿物的能源短缺，故当地大多以木炭冶炼铁矿，随后再由工匠加工成各类产品。铜、铅、石料等也有一定的开采记录，只是规模比较有限。

（一）陕南地区的冶铁业

陕南山区的铁矿分布比较广泛。汉中府的南郑、略阳、定远、宁羌（今陕西宁强县）、留坝、凤县；兴安府的汉阴、平利、石泉、洵阳（今陕西旬阳县），以及商州的山阳、镇安等地皆有铁矿分布。[103]富商大贾看中此地的铁矿资源，竞相来此开办铁场，冶炼铁矿。清代陕南山区的铁场原料主要出自“黑山”与“红山”。“黑山”为炭窑，即砍伐树木，就地装窑烧炭的地方，可作为铁场燃料的供应地；“红山”为储存铁矿之山，因铁矿色赤，故称红山。在陕南，“红山”数量较多且分布广泛。冶铁需以木炭作为能源，因此铁场常常毗邻山林，若“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104]，老林砍伐一空后，铁场会迁至他处。

关于陕南地区的冶铁工艺与制造流程，严如熤曾有详细记录：

铁炉高一丈七八尺，四面椽木作栅，方形，坚筑土泥，中空。上有洞放烟，下层放炭，中安矿石。矿石几百斤，用炭若干斤，皆有分两，不可增减。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火炉底有桥，矿碴分出，矿之化为铁者，流出成铁板。每炉匠人一名，辨火候，别铁色成分。通计匠、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装窑，红山开石挖矿、运矿，炭路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人、数百人。[105]

这段史料较为清晰地叙述了陕南铁场的生产组织、技术、规模、工序等诸多详细情况。首先，铁场一般由炭窑、采矿场、冶炼场三个部分组成。冶炼场的用工人数最少，每炉仅需十几人，须有经验纯熟的工匠一名，负责“辨火候，别铁色成分”，余下人等轮流拉风箱鼓风，让火力保持适中。其次，铁场的冶铁流程十分规范，从风箱加热到矿渣分离，再到铁水凝固成型，每位工匠各司其职，按规操作。最后，一座铁场所需工人数量较多，从伐木、运木、装窑、烧炭再到开矿、挖矿、运矿等活动，仅一炉铁矿就需数百名工人，运送木炭者占多数，规模较大的铁场甚至要雇佣上千人。

王本元曾对清代陕南铁场生产的铁器种类做过统计：一般制成锅或农具，有刀、锄、镰、秤等数种。一些铁匠在打制铁器时精益求精，制造的产品享有盛名。如“汉中田兆兴的刃器，张银汉的纸刀，张福太的秤具，周世亮的锄头，城固龙头康氏的镰刀，勉县郭太贵的菜刀等”[106]。这些产品的制造历史悠久，富有地方特色，深受当地百姓喜爱。由此可见，铁场所锻铁器一般用于满足百姓的日常所需。

关于这一时期陕南留坝厅是否有铁场从事冶铁活动，这里须探讨一番。据《秦疆治略》载：“（留坝厅）并无木厢、纸、铁各厂”[107]。道光《留坝厅志》引用原文，言其亦无铁场。[108]而据李刚考证，留坝厅不但有铁场，规模还很大。其引言：“矿物制造百余家。除冶炼毛铁外销外，还用其料铸锅、铧等，其法为当地矿物溶液模制，形式大小不一，年产锅、铧万件，行销最广。”[109]笔者从《留坝厅志》中亦见厅内“红崖河八庙里所辖”有“锅厂”[110]一处，且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明确记载了留坝地区产铁。此外，从光绪《留坝厅乡土志》中所见，厅内于嘉道时曾“岁出铁三百余万斤”[111]，若无铁场，产铁数额绝无可能发展到如此之多，可见清代留坝厅不但有铁场冶铁，且规模应是不小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清代陕南各地的铁场产量如何，囿于史籍缺载，笔者无法得知确切数据。故这里借鉴前人成果，一窥陕南在全国冶铁业中的地位。嘉道时期，陕南的定远、凤县、留坝、略阳、西乡等地有大小铁场二十余处，其中略阳“北路有铁厂五处”、凤县“有铁厂十七处”、定远厅“铁厂二处”[112]。以镇安县为例，每生产一千斤铁，需要矿石三千斤、木炭四千五百斤，而嘉道间留坝厅铁场每年便可产铁三百余万斤。据此估算，清中期陕南冶铁量约为一千二百余万斤，占当时全国冶铁量近四分之一[113]，这在全国也是遥遥领先的。

嘉庆以后，陕南铁场的开办有衰落迹象。首先，山林的砍伐十分泛滥，直接导致冶铁无木炭可用。据严如熤所述：陕南汉中府的宁羌、留坝、略阳，兴安府洵阳县以及商州镇安县等地在道光前都是主要的冶铁区，随着林木资源砍伐殆尽，有铁矿石的地区也因缺乏木炭燃料而无法冶炼铁矿，一些铁场被迫关闭。[114]

其次，嘉道时期的白莲教起义转战陕南，使得官府加强了对陕南地区的管理，阻碍了铁场发展。道光十一年（1831），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要求“陕西南山铁厂，今商民自出资本，募工开挖。由地方官查明该商人姓名籍贯，取具日结，加具印结，详明藩司，发给执照，方准开采”，“各厂匠役，责成商人造具循环薄，按名注明年岁籍贯，及上工日期。如有辞工另募，随时添注，于每季底，送该管官稽核。所出铁斤，只准铸造铁锅、铁盆、农具，倘有卖给匪徒、私制军器等弊，立即严拿治罪。”[115]政令一出，直接影响了当地冶铁业的发展。因受到用工成本增加、官府审批繁杂以及产品种类限制等不利因素影响，当地一些小型铁场的开办难以为继，铁场数量有了明显减少。另外，陕南地区又因过度开采铁矿，导致道光时期铁矿质量有所下降，加之木炭资源也日渐缺乏，致使商人投资陕南铁场的成本不断提高，而获利甚少。最终，他们或减少投资，或到他处开办铁场。道光以后，陕西铁场日渐凋敝。光绪时期，铁场曾有所恢复，但终究不如乾嘉时期兴盛。

（二）陕南地区的淘金业

陕南产有一种被称为砂金的矿物。这是一种附着于花岗岩、片麻岩上，历经风化、雨水冲刷，堆积于河床之中形成的金矿。由它的形成过程可知，这种金矿离河流水源较近，因此陕南的砂金矿多分布于汉江、嘉陵江上游及秦岭南坡各条河流的河床地区。陕南地区开发金矿的历史悠久，《魏书·食货志》中已记有当时汉中百姓的淘金行为：“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116]官府允许百姓淘金，并收取采金税，该政策直至清朝依然实行。不过在清代，陕南出现了由商人开办的金场，金场一般开设在金矿储量丰富的地区。而随着康熙以来外省流民不断涌入陕南地区，人口的增加，金场的募工问题也得到解决。在原料、劳动力充足的有利条件下，陕南金场得到了良好发展。

陕南的淘金场大多沿汉江各县开办。洋县、勉县、南郑、城固等临江一带沙滩较多，成为当地人的淘金点。略阳嘉陵江、西乡木马河与褒城乌龙江沙滩两岸的淘金业也很盛行。乾隆时期，汉江流域附近的百姓在农闲时也多从事淘金，部分贫民甚至以此为生。

矿工采用的淘金方法并不复杂。据悉，他们“用水作淘床……每床一人掀木架，一人挑水，三人挑沙，共五人，通力合作，每日多则淘金五六分，少则一仅敷一日之食”。此法十分看重多人相互合作。工人首先架起木架、支好淘盘，然后打捞河里的淤泥，在淘盘中洗涤泥沙，以便从中挑选天然金沙。金沙的价格十分昂贵，即便是“质硬色低”的普通金子，一两也值钱一万五千文左右，足见淘金获利之高。一些加工后留下的金渣也不能浪费，淘金场淘金后，会将金屑炼成金豆。据载：“用水银同金屑入硝银罐烧炼，水银成灰，金成小粒如黄豆大。”[117]

为加强对矿工的管理，陕南金场一般规模不大，其基本构成与分布如下：“厂头出工本，佣夫淘簸，每厂约数十人。略阳嘉陵江、西乡木马河、褒城乌龙江沙滩两岸，均有淘者。”[118]陕南的金场颇具特色，且与铁场有所不同，需加以辨别。正如上文严如熤所言：“铁厂、板厂、纸厂、耳菌厂，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但在金场中，场头不但要管理工人，还需“出工本”。可见这一时期，场头已有能力替代商人的一部分作用，亦表明随着金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场头作为工人的管理者，有成为新兴商人的趋势。

官府对于陕南民间采挖金矿的行为不做过多阻挠，当地百姓以淘金为生者也不在少数。清政府为方便管理，仅定下民众淘金所需缴纳的税额，除此之外不多加限制。道光时，安康地区淘金业盛行，州判张鹏翂有言：“兴安七邑贫民傍水居者，入冬无业，唯恃淘金以仰事俯育，活人无算。守土者止可出示，谕其安静营生，勿赌勿醉。万勿因其人众而禁之，以断其生路。”[119]张鹏翂禁止官员随意扰乱民间淘金，他深知民间采金既能够让百姓补贴家用，也可让淘金者纳税，增加官府的税收。总之，陕南地区砂金分布广泛，淘金人数较多。但陕南淘金的方法相对落后，产量有限，加之大部分金矿属于金场采挖，利润归商人所有，百姓仅可赚取薄利。

（三）其他矿产加工行业

陕南地区除铁矿与金矿储量较多外，还有一些地区产有煤炭、硝石，这些矿藏分布范围有限，产量较低，在清代陕南地区的矿产开发中不占主要地位。

第一，陕南地区的煤炭分布相对较广，储量却不多。据方志载，汉中府凤县、定远厅皆产“煤”，宁羌州不但产煤，且种类不少，有“明煤、碎煤、末煤”[120]之分。兴安府紫阳县、商州也产有“石炭”（石炭即煤），汉阴厅有石煤产出。可见陕南各地煤炭资源分布较为广泛，在使用时，工匠会以煤炭做燃料，用于冶铁、炼铜或其他手工产品的制造。

第二，铜、铅等矿石在陕南部分地区也有开采，官府会利用这些矿石加工制造成各类武器装备。据方志载，商州雒南（今陕西洛南县）等地产有“铜、铅”，这两项均为官方制造火器的重要原料，搭配硝石后，可制成火器。如商州下辖镇安县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121]。由此可见，商州地区的火器制造业应当拥有一定规模。商州虽未见采挖硝石的记载，然硝石可以从外地运输，如汉中府凤县即产有“硝”。

第三，还有一些地区产有石料，可用于砚石的加工制造。例如安塞县产一种名为“均石”的石头，此石“离城三里石崖下，取而磨之，小为砚大为屏几”[122]。兴安府紫阳县产“紫阳石，绿质黑章，石工取作砚池”[123]，这种石砚在当地颇有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