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动因：西晋——一个说而不休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选择《晋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四篇史论，除《王羲之传》外，其余三篇均是关于西晋的。帝王撰史本已罕见，重心还偏偏是西晋，于此可见唐太宗的西晋情结。这同时也说明，西晋是个有影响力的话题。

从公元7世纪到21世纪，历史走过千年，西晋依然是人们探究的话题。以西晋的历史小说或传记为例，近十多年来就涌现了诸如张璟琳《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2010）、张立军《乱世——血色黄昏》（2010）、孙峰《西晋风云》（2011）、孙立群《从司马到司马：西晋的历程》（2011）、王方《西晋原来不风流》（2013）、张大威《司马家族——与魔鬼签约的西晋》（2013）、兰陵柳叶刀《原来你是这样的西晋》（2018）等一批著作。

本书也以西晋为话题，但更多的是以儒家文化传承为背景，以公元265年至公元317年之间去世的西晋士人[1]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士风、学风、文风上的表现与传承。将研究目光定格于此，主要缘于西晋社会呈现出的两个巨大反差。

反差之一：战乱的惨烈与士人的风雅并存。

西晋的历史，一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惨烈杀戮，另一方面又有着人们津津乐道的风流未沫，这是一段令人爱恨交织的历史。

太康元年（280），西晋平吴，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左思《三都赋》中“日不双丽，世不两帝”[2]的文句反映了人们渴望统一与和平的真实心理，也是国家统一后那份喜悦之情的真实流露。平吴后，张载的《平吴颂》、挚虞的《太康颂》、枣据的《表志赋》等作品均如此，一方面是对新王朝的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统一后的欣喜之情。只是新生活的憧憬和梦想才刚刚开始，武帝时期的繁荣才维系了25年（以公元265年断限算起），新的梦魇就接踵而至。先是元康元年（291）开始的、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接着是永嘉之乱与五胡乱华，西晋就这样在动乱中走向灭亡。无数的生灵死于战乱和饥馑，贵为帝王之尊的怀帝、愍帝也不得不捡拾野草充饥，甚至任异族践踏欺侮。据《晋书》记载，战乱中几乎每一次杀戮，数量都可以用千用万计算，惨烈的莫过下表中所示：

西晋起家以杀戮开始，辽水之役、高平陵事件、淮南三叛，直到弑杀高贵乡公，在一次次的杀戮与族诛中建立起王朝。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开了一个玩笑，西晋王朝也在一次次的杀戮中走向灭亡。司马氏建国的杀戮，使得魏晋名士少有全者；同样，西晋的灭亡过程中，西晋名士也少有全者。

西晋历史由乱而治、由治而乱。巨大的时代落差惊心动魄，带给后人强烈的心理冲击。尽管如此，西晋也曾有过一段美好时光，它刻在东晋士人的记忆中，成为挥之不去的“西晋情结”，即：对已逝去的西晋风雅生活的追忆与怀念。这在东晋名相王导身上有鲜明的体现，不妨看《世说新语》中的有关记载：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3]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做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4]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5]

西晋武帝时期，洛水河边是士人欣赏自然、畅谈玄理的好去处，洛水见证了中朝的名士风流。西晋覆亡，洛水风流就成为幸存者永久的追忆与伤痛。王导“但欲尔时不可得耳”，话语中有多少留恋与惋惜！谢尚的翩翩起舞，让王导“熟视”，不是因为谢尚舞姿有多么曼妙，而是在这舞姿中，王导仿佛见到了王戎的身影，又回到了西晋那黄金般的岁月。同样，对蔡谟的轻诋，也缘于西晋情结。王导与中朝名士裴、阮瞻、王戎等洛水边畅谈玄理的生活，象征着一个美好的时代，是王导人生中自豪的一页，他以此轻视蔡谟，足见他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认同。王导絮絮叨叨述说着西晋当年的往事，其心理渊源就是对武帝时代的追忆、对和平的企望。这样的西晋情结是故国情愫的萦绕，代表了战乱幸存者的共同心理。

无独有偶，庾亮、王敦身上有着同样的西晋情结。据《世说新语·赏誉》载：“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6]这是渡江后庾亮回忆在叔父庾敳家的情景。在那儿，他遇见了温几、刘畴、裴楷，他们的清谈成为他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

王敦初遇渡江而来的卫玠，长谈一天，很感慨地对谢鲲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7]这里所说的“正始之音”，其实就是西晋的清谈；王敦感慨的也就是西晋的一段历史。

王导、庾亮、王敦等念念不忘西晋的清谈及名士，其实也就是念念不忘当年洛阳城中风雅美好的生活。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一书中说：“西晋的清谈，主要的已经演变为士人普通的一种生活享受，一种表示风流素养的手段了。”[8]是的，渡江诸人的往事回忆，在时空的转换中，已成为魏晋风流的一部分，流淌在岁月的河流中，供后人追慕与凭吊。

反差之二：士人悲惨的人生际遇与灿烂的文化交织。

刀光血影、政权迭变的历史带来了西晋士人命运的急剧变化，他们在权术与战火中求生存，由洛水河边的风雅之士一变而成为受命运拨弄之人。从元康元年（291）起至永康元年（300）之后，西晋无数优秀士人开启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之旅。

元康元年（291），八王之乱初始，卫瓘、卫恒父子死于楚王玮之手。永康元年（300），张华、裴、石崇、潘岳、欧阳建等成为贾后政治事件的牺牲品，为赵王司马伦所杀；李重被赵王逼迫忧愤而死。太安二年（303），陆机、陆云兄弟战败，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次年，嵇绍被害，死在惠帝身边。永兴、永嘉年间，曹摅、牵秀、张辅等战死，卞粹被杀，庾敳、枣嵩、王言赞等为石勒所害，潘尼、江统避难病死于途中，阮修避难遇害，挚虞饿死洛阳城中，王尼饿死在逃难途中，张载、张协、左思等不知所终……政治的旋涡、战火的燃烧、灾荒的蔓延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士人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人生，让后人无限扼腕，嘘唏感慨。然而正是这些西晋士人的代表却创造了不菲的文化成就，诚如刘勰所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9]，试看：

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医学专著，至今仍是我国中医学的宝贵财富。

卫恒的《四体书势》探讨书法源流及风格，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具有开山意义。陆机《平复帖》、索靖《出师颂》是遗存至今的墨金。

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的地图绘制学。

吕忱、吕静兄弟[10]在小学上颇有建树，吕忱《字林》可补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吕静的《韵集》是我国较早的五声分类韵书。

哲学思想上，西晋士人对传统的儒学与道家学说的阐发与注释，“短时间的成绩，已经很可令人惊异”。[11]

文学创作上，通过《文心雕龙》《诗品》《文选》《全晋文》的一些统计数据，很能看出西晋文学的成就，看出南朝文学评论家对西晋文学成就的普遍认同：

《文心雕龙》论及的西晋作家达45人左右。

《诗品》选录两汉至梁代122位诗人，其中西晋26人。上品11人中，西晋有4人；中品39人中，西晋有12人。

《文选》38类文体中，诗赋无疑是最具文学代表性的。据本书笔者统计，《文选》赋类，选录作品57篇，作家29人，15个子类目。选录西晋的作品16篇，作家6人，12个子类。诗类，选录作品444首，作家66人，22个子类目，选录西晋的作品132首，作家22人，18个子类目。《文选》诗赋类作品选录的西晋作家人数几占东晋和南朝的总和，《文选》选录的西晋作家、作品及子类目都堪称翘楚。

“两晋赋家约150人，赋作500余篇，其中西晋赋作家约90人，赋作近400篇”[12]，西晋文章的彬彬之盛足以傲骄一时。

礼乐文化与政治制度上，西晋也同样颇有建树，并影响着后世。

《世说新语》记载：王坦之曾问末代前凉王张天锡，东晋过江诸人在治理国家上有何成果。张回答是：“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13]也就是说：玄学继承了王弼、何晏以来的传统；因时制宜修定律令，继承了荀勖、乐广的遗风。东晋在礼仪建制上对西晋的因循，《晋书》中还有记载：

晋始则有荀、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

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14]

梁普通六年（525），徐勉制定五礼完毕，在上书中也谈到东晋礼仪建制对西晋的因循：“至乎晋初，爰定新礼，荀制之于前，挚虞删之于末。既而中原丧乱，罕有所遗，江左草创，因循而已。厘革之风，是则未暇。”[15]东晋的法律是对西晋的全盘接受，《南齐书》说“江左相承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16]可以为证。

短暂而动荡的社会如同梦魇，掠走了无数士人的生命，却又留存下丰硕的文化遗产。灾难的时代造就了西晋士人不幸的人生，丰硕的成果却使他们有幸长存青史。西晋是特别的，是为人瞩目的，因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光明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这是最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最默默无闻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名士高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小人屠夫的时代。这是承接着上一个英雄世纪的时代，也是开启了下一个英雄世纪的时代。这就是西晋，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时代”[17]。